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是黄克强先生于1902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和湘籍留学生杨笃生、刘揆一等发起的。1904年，华兴会在湖南计划策动武装起义，因起义计划在预定起义日期的前一个月被清朝政府破获而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甲辰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但是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浏醴之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关于黄克强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华兴会在湖南的活动情况和甲辰之役的始末，现就个人所知所见，略述如下。
克强先生的父亲筱村先生和我的叔父理琴先生都在长沙教馆，常相过从，因此，我和克强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订交了。后来我们又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同学五年，同住一个斋舍。克强先生原名轸，字廑午，甲辰失败后改名黄兴，字克强。他是一个爱国的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
清朝政府于甲午中日战争丧权辱国以后，逐渐激起了国内维新运动的高潮。1895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办了两湖书院，陈宝琛在湖南开办了求实书院。梁启超在求实书院讲学，传播维新思想，成立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改制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沈荩、舒菩生、杨笃生和秦力山等都是其中的主要人物。189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延揽这班南学会人士进入他父亲幕府，朝夕相与研讨变法改制的道理。我和克强先生因杨笃生、秦力山是我叔父的门人关系，也就经常和谭嗣同等来往，从此关心政治，研讨时事。但由于我们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认为清朝政府以异族统治中华，媚外卖国，绝不能够救亡图存，因此不同意他们的保皇主张，拒绝参加他们的团体。
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遭害，南学会人士痛恨清朝慈禧太后和一般顽固官吏的专横腐化，急思变革，但仍固执保皇主张。克强先生屡次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道理向他们进行劝说，都没有效果。
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保皇党唐才常等痛感国是日非，并想为戊戌六君子报仇，计划在武汉发动“勤王起义”，结果唐才常被捕牺牲，起义又告失败。这次失败，湘籍南学会人士在武汉、长沙两地牺牲了30余人，几乎被一网打尽，幸免于难的仅杨笃生、秦力山等少数人而已。当他们准备起义的时候，我和克强先生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事后其中有部分中下级军官被清军加以“捕治不力”的罪名革职。这是克强先生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了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
杨笃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多次来到我们的斋舍商议以后的革命行动。而克强先生看到戊戌年、庚子年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
杨笃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强先生和我在书院斋舍秘密为他们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杨、秦等痛定思痛，认识了我们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他们当即同参加饯别的人们一致决定以根本推翻清政府、“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至于所采取的步骤，决定首先利用满汉不平等的积年界限，宣传鼓动民族革命，然后进一步推动民权革命。又决定从文化教育事业入手，兴学办报，制造舆论，尽情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特别着重揭露它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从而唤起全国人民的爱国革命思想。而且通过兴学办报，得以培养革命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前驱。杨、秦到了日本以后，不久就创办了《新湖南》《游学译编》等刊物，积极宣传鼓动革命。
1901年，克强先生毕业两湖书院，被选送留学日本，入弘文师范。我本也被选送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但因这时湖南一班比较进步的士绅向管学大臣张百熙争取我回湖南办学，张百熙注重桑梓教育，欣然允许。克强先生就坚决要我抓住这个机会，回湘办学，打破湖南的顽固风气，培养革命青年，为革命创造条件。我当即放弃了赴日留学，毅然决然回到长沙，担负起积极办学的事业。而克强先生一抵横滨，看到了日本维新后的新气象，回顾祖国，则是外侮频仍，危如累卵，因此，革命情绪更加激昂，他每次给我来信，都是督促我为革命做好准备。1903年春，克强先生学成归国，回到长沙，担任明德学堂博物、图画教员，积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1902年至1903年，湘籍留日学生纷纷回到湖南分布全省，并办了许多学堂。其中华兴会会员都就地设立秘密革命机关，印刷宣传品，制造炸弹，购置枪械。一方面借学校讲坛，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联络会党，利用他们的武装力量，待时发动起义。通过以上活动，也就建立了湖南华兴会的骨干。
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宋遁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渌江中学；谭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在长沙的则有章行严（士钊）、柳聘农、张溥泉、曹亚伯以及一班革命教师和学生。关于具体分工，章行严因与江南陆师学堂赵伯先（声）等有同学关系，便往来长江一带，担任联络工作；柳聘农担任各地秘密革命机关的交通联系；刘霖生侧重联络会党；我则侧重联络文武学堂的教师和学生；克强先生统筹全局。
1904年初，蔡松坡（锷）先生毕业日本士官学校，也回到了湖南担任武备学堂教习。这时他已放弃了康、梁的改良主张，积极赞助“排满”革命。我在岳麓山高等学堂任教务长，他经常来访，革命情绪异常激昂，跃跃欲试。我每劝他韬晦蓄势，目前应该加意培养革命青年，等到掌握了实力再动。但由于他锋芒太露，不久就被反动学校当局辞退，随即被调到广西训练新兵，开办干部学堂。我当时介绍了部分高等学堂中革命意志坚强的学生投考干部学堂，随蔡去广西。从此，克强先生往来于湘、桂之间，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克强先生认为湖南的军、学两界已经联成一气，急欲发动。我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学生还很幼稚，新军既未成立，旧军也没有完全运动妥帖，如果轻举失败，徒然损害了军、学两界的革命基础。但是，这时刘霖生、宋遁初、谭石屏等已经分别联络好会党首领马福益、游得胜，迫不及待。我只得加紧筹措经费，储备武器，准备起义。
克强先生为了全面指挥革命战斗，早于1903年冬以兴办实业作掩护，在长沙南门外开设了一家“华兴公司”，表面订立章程，招集股本，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予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
刘霖生和马福益联络了旧军中的会党2万余人，并联络了安源煤矿的工人；其他同志也在各方面做好了准备。于是克强先生决定在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着省城文武官员齐赴皇殿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
在起义前一个月，克强先生独自来到我的住宅密议，商定万一起义失败的退步办法，嘱我在起义中隐藏勿露，以便万一时能够设法保全革命实力，掩护同志安全撤退。这是因为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当时的湖南学务总办张鹤龄对我都有好感，可能会得到一些方便。这次起义失败后，华兴会的骨干分子除了曹亚伯有教会作掩护得以安然无事外，我果然在张鹤龄的极力维护下仍得留在湖南，执行了克强先生事先交代的任务。
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马福益、游得胜等在浏、醴一带的旧军中出入频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反动当局侦悉底细。因此，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获，储藏的武器也被查抄，忠于清王朝的旧军严加戒备，到期无法调集起义军队。同时，马福益部下有一人在醴陵车站被捕，供出一切机密，并说出这次起义的首领是长沙黄廑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缉捕克强先生和刘霖生、宋遁初等。游得胜在驰赴长沙的中途被捕死难，马福益当时在湘潭脱险走广西，但在翌年仍被捕牺牲了。
克强先生于农历九月二十五日才得到搜捕革命党的消息，当即由紫东园住宅来到龙萸溪（绂瑞）家。我和张溥泉正在龙家午餐，克强先生态度从容地同我们一起吃了饭，才告知这一消息。我马上回家派兄弟周震勋（华兴会会员，高等学堂体操教员）出外打听，才获悉马福益部下被捕的情形，急返龙家报告。克强先生这时才对龙萸溪说：“有一个重要的箱子，放在西长安街长沙中学后进的一间房内，所有同志的全部名册和革命秘密计划都在里面，如果被抄去了，全体同志将被一网打尽。”当时情况紧急万分，萸溪表示愿意冒险去取。萸溪事前并未参与机密，也不是华兴会会员，这样见义勇为，令人感佩。第二天清早，萸溪伪装访友，坐着轿子前往长沙中学，打开克强先生所指的房间，找到了那个重要箱子，另外还发现房中有几支步枪，也一并放在轿内带回家中，交给了克强先生。箱中除了名册、计划之外，还有手枪和旗帜等重要物件，另有克强先生秘密通信和发布命令用的小水晶图章一颗，克强先生特为拣出赠给萸溪，留作纪念。其他重要文物概行烧毁，步枪、手枪则投入了龙宅池塘中。就在这天，克强先生的住宅被搜査了，但没有査得任何证据。龙宅门外虽有府、县衙门的捕差巡回侦探，但因当时的绅权特大，龙萸溪的父亲龙湛霖是退职的刑部侍郎，他们没有确实证据，不敢入内搜捕。因此克强先生得在龙宅安居了3天。这3天里，曹亚伯和圣公会的黄吉亭牧师为克强先生做好了出走准备。到第四天，克强先生坐一乘轿子，放下轿帘，作为龙宅女眷出外的样子，张溥泉扮作跟随，在轿后步行保护，安全地到达了圣公会。克强先生在圣公会隐藏了一个多月，风声渐平，才由黄吉亭牧师亲自护送，偕同张溥泉搭乘日轮“沅江丸”，经汉口转轮到上海。
克强先生早在湖北武昌刘敬安同志开办日知书社的时候，就和我一道由曹亚伯介绍，认识了黄吉亭牧师，并由他介绍我们入教，以作掩护。黄吉亭虽然信仰宗教，充当牧师，但是一个忠于革命的同志。为了掩护秘密革命活动，日知书社最初就设在胭脂山他的教堂中。他到湖南来传教的另一个任务，是率领10多个通洋务的学生来湖南开办邮政局。这次营救克强先生脱险，邮局人员也多尽力相助。在华兴公司没有设立以前，克强先生曾经假圣公会开过几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并寄存重要文件。这是因为自从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朝政府是不敢干涉教会行动，更不敢擅入教堂搜査捕人的。黄吉亭牧师利用教会帮助革命，掩护同志，不遗余力。同盟会成立时，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两湖的革命同志，都认为他对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
克强先生和张溥泉到了上海以后，卒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涉被捕，但经同志多方营救，复得脱险走日本。这时中山先生经过兴中会在惠州起义的失败以后，游历欧美东归，也在日本。于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3个革命团体合并组成革命同盟会，1905年8月于东京开成立大会，提出了革命政治纲领，决定团结全国革命同志，共同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又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1905年，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克强先生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指挥了钦廉防城、镇南关（今睦南关）和黄花岗各次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声势震撼了清朝政府，也显示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此后辛亥武昌首义获得了17省的响应，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选举了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孙、黄两先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接着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却曾一度发生过意见上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讨袁军事与整改党务两个问题上，尤其关于整改党务的问题，克强先生所持意见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因此，当时外界对于孙、黄关系多滋猜疑，反动派更是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黄克强先生始终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诚团结无间；在党务方面，克强先生也终能化除成见，服从中山先生的统一领导。现在就我个人记忆所及，将讨袁前后的一段经过事实，谈出一鳞半爪，以供了解孙、黄两先生关系的参考。
1912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统辖南方各省的革命军。南方的革命军在辛亥起义以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未几，南北和议达成，溥仪退位，中山先生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让出政权的条件，向临时参议会辞职并荐袁世凯自代，想从此奠定共和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原无拥护共和诚意，对于南方革命势力多所畏惧。他初则借口北方重镇，不能轻离南来，于同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继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南北既已统一，国民希望和平，倡议裁兵。克强先生当以既经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设，也同意裁兵倡议，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各省多数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强先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是要想训练精兵，也必须先裁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饷绌，另一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负担，也就奉命执行了。裁兵之后，克强先生随即撤销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事业。而袁世凯在各省进行裁兵的同时，急图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于是进一步采取了阴谋措施，首先假军民分治之名，在各省设立民政长以削督军之权，继又增设护军使，直接受其指挥调遣。
1913年3月，袁世凯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孙、黄两先生电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海开会商讨对策，我由湖南奉召参加。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认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凯阴谋消灭国民党革命势力，以便帝制自为，全党同志对此极为悲愤，必须乘机立即调集各省兵力，一致声罪致讨；并认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为时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帖，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碍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
不久，袁世凯举借2500万英镑的五国大借款，未提经国会参议院通过，就非法成立了。参议院议员多属国民党，对此极为愤慨，力促孙、黄两先生迅即讨袁。于是孙、黄两先生又召集重要同志到上海举行第二次讨袁会议，我又从北京前往参加。这时袁世凯的帝制阴谋已经完全暴露，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在此形势之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革命，已再不容迟疑犹豫了。于是会议当即决定派出同志，分赴各省督促兴师讨袁。
关于湖北和江西两省，孙、黄决定派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前往。宁、熊二人本已买好船票，拟赴粤分别就粤汉铁路督办和秘书长职务，奉命后临时将行李搬回，改搭江轮分赴赣、鄂进行讨袁活动。我则奉派回湘策划，得能调集革命军三旅，待命发动。三省布置初定，1913年7月，李烈钧就在湖口揭起了讨袁义旗，湘军随即北上进入鄂境，柏文蔚以淮上军响应作战，克强先生亲赴南京督师。但是，这次长江用兵，上游方面由于湖北的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暗中作梗，虽有胡汉民、陈炯明、许崇智等在闽粤，熊克武、杨庶堪等在重庆先后响应，都因交通阻滞，应援不及。北方的陕西和山西又为北洋军所扼，势孤不能发动。袁世凯调集北洋重兵冯国璋、段芝贵、李纯等沿长江一带进行包围。经过两个月的鏖战，革命军不支挫败，各省取消独立。黎元洪奉袁旨杀害了宁调元、熊越山两同志。可是，他并没有达到保持地盘的目的；袁世凯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迫使他只身入京，并派冯国璋率部分布闽浙。一时南方革命实力，大部趋于瓦解。
讨袁军事失败，孙、黄两先生和各省革命同志只得东渡日本，以图再举。中山先生总结失败经验，认为宋案发生后本应立即兴师讨袁，不应等到大借款成立以后方始举事，以致袁世凯得以从容布置，使革命军遭到失败。因此，中山先生对于克强先生颇有责难。关于党务方面，中山先生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极不统一，必须恢复民国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严格整肃，因而决意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原来的国民党党员志愿参加的也必须各具誓约，服从党魁一人之统率，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克强先生则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因此，他不同意中山先生另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表示他个人决不参加。当时两人的态度都很坚决。中山先生虽然一时不能说服克强先生，但仍积极筹建中华革命党，而将协理职务仍然虚以待黄。当中山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各省重要同志20余人一方面拒绝参加，另一方面又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中半数为湘籍。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觊觎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们振振有词了。当时还有少数叛徒已被袁世凯收买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尤其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克强先生因奔走革命多年，已染肺病，亟须易地疗养，乃向中山先生表明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于1914年春离日游美。中山先生对他仍然极表关怀，当电告美洲支部同志曹亚伯等为克强先生照料旅居方便。克强先生在美洲各地发表演说和谈话，内容也仍然是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足见孙、黄两先生虽然在意见上产生了一时的分歧，而在革命的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克强先生离日赴美后，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不可分裂。覃振首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湖南支部部长，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我原先因为不同意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填写入党誓词和打指印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我是始终反对党内派别分立的，此刻在覃振同志的力促下，也就按入党手续参加了。同时，李烈钧等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大为嘉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蠲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关于孙、黄两先生间的意见分歧，我曾从中尽力斡旋，为双方解释，颇得嘉纳。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在讨袁军事将告结束的时候，我以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也曾向中山先生建议：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并为了区别于日本的国民党（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予默许。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促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共同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1916年10月31日赍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由此也可见孙、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革命的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见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议，固不能有所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间更难施其狡伎。我们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周震鳞：时任湖南都督府筹饷局总办。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