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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克强（黄兴）先生逝世，忽忽已45年。忆自1904年春，随先君就读长沙明德学堂，后来东渡日本，奔走海外。10余年中，聚少离多，回思往事，百感交集。现就我所知道的关于先君生活的片断材料，随笔述之。但因事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指正。
先君曾对我谈过他青年时代的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应县考。
先君18岁那年，和姑父胡雨田以及同村的刘石介一道往应县考。3个人进了考棚，凑巧都被分配在同一个字号。当时应试要做八股文，规定黎明前进场，即日交卷，不许继烛。这天，先君最先打完草稿，但是看了又看，很不满意，想另写一篇。而胡、刘两人正在搜索枯肠，还没有定稿。先君这篇文稿便被刘石介要去誊正，作为他的试卷。先君随后写好了第二篇，仍然觉得没有写好，结果又被胡雨田要去顶替了。最后先君聚精会神，写好第三篇，自己才感到比较满意。不料发榜时，胡、刘两人都是榜上有名，唯独先君名落孙山。先君落第回家，担心先祖父不高兴，他不好意思地将先后3篇文稿都拿给先祖父看。祖父看过之后，也认为第三篇胜过前两篇。这时，先君才脱了心头的疙瘩。
1896年春天，先君又往应考。动身的前夕，亲友置酒预贺，先君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赴试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他写过一首《别母应试感怀》的诗，结句有云：“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在应试期间，先祖父病重，继祖母特意瞒着先君，不使他知道，以便让他安心应考。这次，先君入县学为诸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1903年夏秋之间，先君由日本回到了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
这年农历九月十六（11月4日）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章士钊、周震鳞、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吴禄贞、陈天华、柳继忠、秦毓鎏、翁巩等20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但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100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像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清廷”的意思。
华兴会成立后，先君又另外创立了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1904年秋，先君谋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化装改名逃走。关于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其说不一。那次出事，我是在场目击者之一，印象最深，虽然隔了50多年，记忆犹新。
那年，我随先君在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读书，陈果夫时名祖焘，与我同班。当时明德学堂师范班设在湘春街左文襄祠，中、小学设在西园周氏花园。我家则赁居紫东园，离左文襄祠仅二三百步。农历九月十六（10月24日），为先君30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菌面招待3位进城的姑妈。大约是早上7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
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先君原名轸，字廑午，后改字克强）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去。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役们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3个轿夫带走，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记得在1912年，其中一个罗姓轿夫的家属曾来过我家，先继祖母还送过他一笔钱。
我原来是在学堂里住宿的，那天因是先君生日，头一天晚上就回家了。我看到先君出门就碰到差役来捉他，心里惊慌万分，便飞跑到学堂里，告诉平日最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老师叫我待在他房里不要出去，他自己急忙走了出去，找人设法让先君脱险。
先君由明德学堂躲到西园龙宅内室后，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黄吉亭处。10月26日深夜，先君化装成海关人员，由黄吉亭、曹亚伯护送，乘一小船至靖港，搭轮船赴汉口转往上海。从圣公会临走前，黄吉亭嘱先君到达上海后来一电报，俾使此间友好知道他已经平安到达目的地，并为了保密起见，约定电报只署一“兴”字。先君到上海后，如约打了一个“兴”字电报给黄吉亭。
先君于1904年起义失败出走后，有株连全家的危险。因此，1905年秋天，我便同湘潭黄积成（后在士官学校习测量）一道去日本。到东京时，正是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先君已往南洋去了。次年秋天，先君自南洋回到东京，住在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记得初到林馆的时候，先君就要我到相距不远的麴町区靖国神社去参观（那里陈列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夺得的战利品）。先君说：“你去看一看，就晓得我们国家成了个什么样子！”
每逢星期日，如无特殊事故，先君必定抽空前往麴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有好几次是带着我一道去的。当时参与比赛的，除了各阶层的日本人之外，中国人去的也不少，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湘阴陈嘉会，就是经常和先君同去的一个。
“武术会”的竞赛，每次先分小组初赛，再由各小组优胜者进行决赛。先君的射击技术很好，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名次总是很高，得的奖章不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各式各样的奖章堆得满满的，有银质、铜质的，也有一种像景泰蓝一样的质料的。我有时趁先君外出未归，打开抽屉，拣出几枚佩在胸前，自鸣得意。有一次，还瞒着先君，佩着奖章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
1903年，先君由日本回国就剪掉了辫子。其时剪辫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虽然剪了辫子，可是回国之后，又在头上装了一条假辫子，如柳聘农就是这样。
1906年秋天，周震鳞先生从国内来到东京，住在先君寓所。第二天，先君有事外出，临走时嘱我陪周先生往浴室洗澡。我因想到日本人素来看不起留辫子的中国人，尤其是小孩们见了就嘲骂，呼作“锵锵波子”，于是便怂恿周先生剪掉辫子再去洗澡，并且说做就做，拿了一把快剪，兴奋地给他把辫子剪掉了。先君回寓之后，看到周先生剪了辫子，非常惊诧，问明原委，才知道是我的恶作剧。先君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厉声呵斥道：“你晓得吗，辫子要留都留不起，怎么可以随便剪掉？以后再不许胡闹！”
不久之后，谭人凤先生到东京也拖着一条辫子。我因吸取前次的教训，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谭老先生是为了奔走革命便于掩护而留着辫子的，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剪掉。
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在长沙就义。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人。噩耗传到东京，先君悲痛万分，经久不能自已。
先君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刘道一是最先加入的一个。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开筹备大会，他和先君一道宣誓加盟。刘道一每到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便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到日本后，日语、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同盟会的对外交涉，他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他生性好动，火气很大，容易和人家发生争论，有的人称他为“暴徒”。
1906年，刘道一和蔡绍南、彭邦栋、成邦杰等被派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这年12月，浏阳、醴陵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在衡山被岑春煊派人逮捕，严刑拷打，以所佩印章“锄非”二字罗织成罪。
刘道一被捕的消息，最先是刘揆一告诉先君的。当时他们曾从各方面设法营救，终归无效。先君听到刘道一被害的消息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对别人谈过：“炳生（刘道一别号）平日锋芒太露，不稳重，人才难得，真是死得可惜！”
先君曾写过一首七律，哀悼刘道一的惨遭牺牲：
英雄无命哭刘郎，
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
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
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
万方多难立苍茫。
1910年，我随先君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同住在一起的有林时爽、林觉民、何天炯、方汉成、李文甫以及方声洞之弟等10余人。当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有一次连伙食费也筹不出来了，眼看就要断炊。先君拿出他的一件大礼服，要我去当了30日元。我们10多个人就靠着这笔钱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才勉强渡过难关。
赎当的期限到了，我把大礼服赎了回来。在翻晒这件衣服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衣袋里发现一张100日元的大钞。这张钞票是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先君已经记不起了；我在送当时以及当铺中人收检时，都没有搜出来。忽然添了一笔意外之财，大家都很高兴。
先君对于衣着素来不大讲究，但求其整洁而已。即如这件大礼服，原是1904年到东京后为了会见外宾之用而做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的身体虽然发胖了，仍然穿着这件已经不合身的礼服去接待外宾。
1911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35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50支、勃郎宁20支和子弹1万余发分装4口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龚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400余人，枪支200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4人同往应考。我们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我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400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5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农历三月二十五日（4月23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10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4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我们做内应。二十九日午后2时许，我们4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统筹部发给我们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5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对我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我们喝一杯酒。我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5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弃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这年秋天，先君追念死友，填了一阙《蝶恋花》词。全文如下：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中外震惊。先君由香港打电报到东京，要我急速去港。当我赶到香港时，先君已经动身去上海，胡汉民坚留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在香港，等待广州发难。后因陈其美从上海连来两次急电，说需要人力支援。于是胡汉民叫我和赵光（赵声之弟）、洪承点等七八人速往上海。到上海后，才知道先君刚赴武汉督师。11月4日，上海方面攻下了制造局，洪承点等即着手组织军队，以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上海参与起义的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先锋队，并推洪承点和我担任正、副司令。
这时，武汉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中。先君托张竹君（女，上海南市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去汉阳前线，这时回上海采购药品）带信给我，要我赶快到武汉去。我因沪军刚刚组成，又须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不能抽身前往。随后不久，先君从汉阳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拆开一看，仅仅8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这是先君因为我不能到他身边去，在军书旁午之际，特地写来勉励我的。
就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不久，汉阳战事危急。为了策应汉阳战局，牵制清军兵力，我们率领沪军，会同浙、苏、吴各处民军，陆续开到镇江，会合当地民军，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协力围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光复”。
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撤销，先君解职，退居上海。这年秋天，袁世凯邀请中山先生和先君入京会谈。先君本来是不准备去的，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以后，来电极力敦劝，先君才于9月11日入京，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行返沪。
据随先君入京的秘书陈凤光告我：先君至京时，袁世凯表面上殷勤接待，礼遇甚优，并请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组阁人选，而暗地则密派心腹随时侦察先君的行动。当时京中人士到处开会欢迎，先君莅会演说，宣传三民主义。有一次，湖北旅京同乡在湖北会馆开欢迎会，先君演说之后，会馆负责人请他题字。先君不假思索，立即写了“南北一家”4个大字。斯时斯地，题这4个字，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先君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为陆军上将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这年双十节，又授先君勋一位。
授勋令公布后不久，袁世凯派专使到上海同孚路先君寓所，送来陆军上将特任状、授勋令和勋章，另外还有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枣骝玉点马，先君当时勉强收下了。来人去后，我因为好奇，戏将勋章佩在胸前，左右顾盼。正在这个时候，先君上楼来了，我感到非常尴尬。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去，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我还要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以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每天清晨，先君要我骑着马到寓所对面的打铁浜骑马道去调教，他自己则站在阳台上观看。
1916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又授先君以勋一位，先君也坚决拒绝了。
先君向来不喜欢人家做寿送礼，作无谓的应酬。他自己的生日，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的。1912年10月25日，为先君39岁初度，也未宴请任何宾客。他于由沪返湘途中，在“楚同”兵舰上曾作了一首生日感怀诗：
卅九年知四十非，
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
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
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
时有清风振我衣。
这首诗的原稿，连同先君使用过的一支猎枪和其他几件遗墨、遗物，我已于1953年捐献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黄一欧：系黄兴之子，时为日本东斌学校学生，后任沪军副司令，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