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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在广东的起落，大体上可划分为3个阶段：
（一）自1917年9月10日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至1918年5月21日被桂系军阀压迫离粤为第一阶段；
（二）自1921年5月5日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至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1922年8月9日离粤为第二阶段；
（三）自1923年2月21日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至1924年11月13日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离粤北上为第三阶段。
在叙述中山先生这3次起落之前，我想先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谈起，因为这与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
民国2年（1913年），讨袁失败，我和彭素民等逃亡日本，谒见中山先生于东京头山满的住宅（当时中山先生很穷，可以说一文莫名，李烈钧曾送5万元作活动费）。先生询问湖口起义失败情形并加慰勉后，不禁愤慨地说：“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讨袁前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8个都督，仅赣、宁、皖、沪、闽、粤、湘、蜀的国民党军队，约有12万人；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先生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先生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5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就在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而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我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这也是值得一记的小掌故。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贰心，甘受极刑”的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中山先生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
（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激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宣统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分子更为复杂。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二）中山先生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所见相左。例如：中山先生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则主张退让（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力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中山先生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像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情形也不见佳。
第一，据我所知，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上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魏道明的父亲）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
对于这个叛徒，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第二，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部长陈其美着重拉拢土匪流氓，好搞破坏暗杀，在上海还组织了一个帮会式的“十三兄弟”，记得有蒋介石、杨虎、韩恢（江北匪首）等，主持其事。对这路的“英雄好汉”，总是有求必应，要钱有钱，要名义给名义，不问真假。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了。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我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不错，暗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运动肇和兵舰起义，的确轰动了一时；但有不少同志总觉得，专靠这样的做法是难以成大事的；而老老实实做党务工作的党人倒无事可做，未免失却组织的意义。
第三，陈其美喜欢揽权，搞小宗派，对于党内的分裂，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孙、黄之争，他不但不尽力调解，反而推波助澜。黄兴去美国后，他写信给黄兴，不是诚恳地劝黄兴回来，却严辞诘责，同志们多认为过分，使孙、黄之间距离更远了。周震鳞告我：“克强（黄兴的别号）自美国回上海后，我曾陪他拜会先生，又陪先生回看克强，两次都谈得很好，不久，克强就病故了。”假如黄兴不死，孙、黄重新合作是有可能的。
总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并不如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代，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民国6年（1917年），由于北京军阀政府撕毁约法，解散国会，中山先生率南下海军由沪去粤，并电邀国会议员赴粤开会，维护约法。8月到粤国会议员以不足法定人数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选举中山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9月10日中山先生就大元帅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一次组织政府。
中山先生在7月17日的欢迎会上发表他的政见演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之变化，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
又于大元帅就职宣言中，明确宣布军政府的职责为：戡定内乱，恢复《临时约法》，因此国民党称为“护法之役”。
中山先生的护法，最初得西南各省的响应、南下海军的支持，以及非常国会赋予法律上的权力，已造成了政治上的声势，形成可以有为的局面，但因内部存在不少严重的弱点，就终难免于失败了。
就军政府说，3个首脑人物中，两个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西南6省最强的实力派，都始终不肯就职，同床异梦。不过唐继尧和陆荣廷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唐继尧为应付环境而护法，在这位封建西南王的心目中，并无所谓约法。他对中山先生既不反对，也不帮忙，袖手旁观，以待时局的发展，再来下棋，正所谓貌合神离，待机观变。而陆荣廷为巩固两广地盘，早就在勾结北方。
由于当时的段祺瑞内阁，采纳了梁启超的“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献策，企图吞并湖南及两广，与陆荣廷发生了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陆要反段，但只是反段个人，而不是反北京政府。由于护法与他反段的目标一致，就想利用护法这块招牌，也仅止于此；而与真正护法的军政府却势不两立，因为它有碍于他独霸两广，不利于南北的合流。
所以，当9月军政府初成立时，陆荣廷就公开表示拥护北京政府、反对军政府的态度。他发出通电说：“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易淆观听……实不敢轻为附和。”
再说军政府的6个部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其余5个总长都延不就职，由次长代理部务。参谋总长李烈钧（取消打手印改用图章后，已加入中华革命党）也因唐继尧的关系，没有到任。这样一个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军政府，实际是一个空架子，只靠中山先生独力支撑，自难有所作为。
这里要附带谈一个故事。中山先生曾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为专使，前往云南敦劝唐继尧来广州就元帅职，如果不能来，发个电报表示态度也可以。这位有名的怪人章太炎，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挑选两个年轻力大的人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兼示隆重之意，一时传为美谈。
就国会说，后来议员增加至200余人，也可算是个政治力量。可是在议员中，论政治关系，忠于中山先生的人不多，属于政学系的也不多，中间派则占大多数。论分子，则人品混杂，一些人只知道升官发财。因此，在陆荣廷的威逼利诱之下，在政学系杨永泰等拉拢煽动之中，国会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案，即所谓改首领制为合议制，并选出7个政务总裁，这就是硬迫中山先生下野。
政学系的议员中，多原为国民党员，对于他们投降军阀，中山先生非常痛恨。然而曾几何时，自命为中山先生的“正统”的蒋介石，却引用杨永泰等为亲信知己，言听计从，杨成为蒋王朝的四大支柱之一（一为军事的黄埔，一为党务的CC，一为经济的孔宋，一为政治的政学系）。这也只好说“物以类聚”“沆瀣一气”而已。
就军队说，南下的军舰10艘，总计1万余吨，这是中山先生一支可靠的武力（后来也变了）。而在广东的陆军，主要是陆荣廷的桂军，其次为唐继尧的滇军，中山先生是不能指挥调用的。虽然如此，护法讨逆的旗帜，对于北京政府，毕竟是一种政治上的压力，可以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
中山先生计划援闽，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拨所辖亲军20营（约四五千人）相助，遂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攻占闽西、南各县。这支部队后来扩充到2万人。在那个时候，中山先生才算有一部分军队，也才有个立足之地。
就中华革命党说，由于军政府的经费极为困难（部长每月仅“例支”20元），以及其他关系，到广州的各省中华革命党人闲住旅馆，无所事事。同志埋怨说：“我们是来革命的，结果在这里看革命。”中山先生也只好安慰大家：“将来出师北伐，我要用你们的。”可以说，在广东的党和党员的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山先生忍辱负重苦心支撑残局，对外一筹莫展，而内部则又相煎日急，真是咄咄逼人，毫无忌惮。
1917年12月，桂系陆荣廷等正式取消护法，通电主张南北议和。
1918年1月，粤督莫荣新（桂系）擅捕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诬为土匪枪决。唐继尧、陆荣廷组织所谓“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推出议和代表，与主张北伐的军政府相对抗。
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被桂系暗杀。
5月，莫荣新捕囚陆军总长张开儒，非常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至此，中山先生不得不辞大元帅职，5月21日离粤赴沪。先生在辞职电中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瘖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然文之力，固已尽于是矣。”
1920年7月，中山先生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桂军战败，收复广东。
11月29日，中山先生由沪抵广州，恢复军政府。嗣以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已丧失中央政府的资格，而法统不可一日中断，内政外交均需成立中央政府。于是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决议，取消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5月5日就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二次组织政府。6月，中山先生命粤、滇、黔、赣军进攻陆荣廷的广西老巢，击溃全部桂军，占领广西，两广遂成为革命政府的根据地。
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发表对内、对外宣言，提出了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和发展实业四大政治主张。10月，国会通过北伐案，“以竟护法全功”。
广东已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拥有两广作根据地，军队除粤军陈炯明一部分外，其余粤、滇、黔、赣军都能服从指挥；并已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取得协议，南北夹击直系，北伐是具备了相当条件的。
据我所知，自1919年以来，段祺瑞、张作霖曾先后派代表要求与中山先生合作讨伐直系，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三角联盟。当时同志们认为，段为护法讨逆的对象，张是“红胡子”，直系卖国，皖系、奉系又何尝不卖国，所以对于联段、联张，不少人是怀疑的。中山先生解释：“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我当引为同志。”又加以说明：“与段祺瑞接洽系政略之运用。”大家也就无意见了。
1921年12月，中山先生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第二年春出师湖南北伐。陈炯明即公开阻挠破坏，诱使湘督赵恒惕反对假道湖南，中山先生乃免陈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以示惩戒，但仍保留陈的陆军部长，出促其悔悟；并改道江西，移大本营于韶关。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中山先生即下令进军江西。当北伐军克赣州、进逼吉安时，陈炯明就发动武装叛变，于6月16日开始围攻总统府，炮轰观音山，企图杀害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脱险登永丰舰，一面亲督海军抗击叛军，一面令北伐军回粤平乱，坚持至8月9日，终以北伐军回师失利，始离舰赴港转沪。中山先生曾发表告同志书说：“30年来，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险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
陈炯明为什么要背叛中山先生？主要因为他是个道地的割据称雄的封建军阀，根本不懂也不要什么革命。他当上广东省长后，只知道保全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因此一开始就借口“保境息民”阻挠北伐。其次，中山先生联段联张以倒曹（锟）、吴（佩孚），陈炯明却与直系早有勾搭，在曹、吴许他两广巡阅使的条件下，便甘心附逆，充当内奸。这说明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在政治上已完全立于敌对的地位。中山先生曾向陈炯明表示，把广东交给他，也不要他的队伍参加北伐，只责成他接济北伐军的饷械。中山先生还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北伐胜利，不会再回广东；北伐失败，也无面目回广东。”然而这样沉痛的话，竟打不动见利忘义的陈炯明，他终于变成革命的叛徒。
第二，陈炯明固然是坏东西，假使几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能跟邓铿一样，顾全大局，看清利害，从中协和运用，事态或许可以和缓些。邓铿是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一向主张“陈应服从孙，孙应重任陈”。陈虽反对建立政府、出师北伐、不愿供应北伐军饷，经邓疏解，也就不说什么。1922年3月，邓铿被人刺死，在陈炯明方面就没有了出力斡旋的人。而中山先生的左右，如胡汉民性情狭隘，和好揽权的陈炯明早就合不来，彼此成见很深。汪精卫表面上奔走调停，暗地里却两面讨好。对胡、汪两个人，当年曾有这样的评语：“胡尖如针，汪薄如纸”，这就难望其发生和衷共济的调节作用。
第三，当时，有人认为陈炯明一定要叛变，力主先班师回粤，解决陈的军队，安定后方，再行北伐。但多数人认为，陈还不致如此，不要激成事变。主张最力的黄大伟（北伐军粤军第一路司令）且说：“如果陈竞存（陈炯明的别号）打先生一枪，我就还他100枪。”最后中山先生决定：免去陈炯明的省长和总司令职，保留他的陆军部长的位置，以示告诫与安抚之意。这一着是失算的，因为只免去陈炯明的官职，对于他的部队又不动，就留下了以后的祸根。
第四，广州是广东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富庶之区，而孙科得任广州市长（中山先生本来是不同意的，认为他刚从外国回来，没有政治经验），把广东看作个人私产的省长陈炯明当然很不满意。又孙科宠信吴铁城，制造“太子派”，与“元老派”胡汉民对抗，也影响了党内的团结。
总之，大大小小的因素凑起来，到了紧急的利害关头，陈炯明就不顾一切犯上作乱了。
现在要补述我亲历的几件事。
出征广西陆荣廷时，中山先生派我任粤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议，大本营移韶关后，我又兼第一路军韶关留守处主任。打下赣州的第二天，陈群（大本营秘书）告诉我，江西省长已内定谢远涵了。我即和同乡徐苏中（总统府秘书）、欧阳莘（江西省议会副议长）、萧炳章（参议员）、欧阳豪（江西游击司令）见中山先生陈述意见：“谢远涵是江西进步党首领，湖口起义失败，谢远涵等即开列名单呈请袁世凯明令通缉，他是我们的政敌和仇人。现在派他去做省长，恐怕江西同志不会心服的。”中山先生回答说：“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谢远涵已由谢良牧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党，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了。”中山先生又说：“发表你们哪一位当省长好不好？可是江西人都不知道你们。谢远涵是老翰林，是前清御史，江西人知道他，北方军阀也知道他。我要他做省长，会影响许多人的，会带来不少人的。”我们觉得有道理，也就无话可说，后来谢远涵果然有他的用处。
陈炯明发动叛变后，又派一支军队攻占韶关，大本营的高级官员逃到天主堂避难，我躲在一家裁缝铺里。第二天，我请老板出去看看情形，他回来说，旅长黎生出布告安民了。刚好我和黎生过去同过事，还有相当的交情，我请他帮忙给一张回广州的护照，就去天主堂拉了蒋作宾、吕超等搭军车（客车已停）到沙面，转船到香港。
古应芬约我同去黄埔永丰舰见中山先生，报告前线军事进展的情况。中山先生说，现在即须调回北伐军讨贼，电报不通，已派人送信，不知能否送到，问我有什么办法传达他的命令。我说我有黎生的军用护照，只有我自己跑一趟。中山先生很严肃地说：“那很好！告诉子荫（黄大伟的别号），他曾说，如果陈炯明打我一枪，他要还陈炯明100枪，于今陈炯明打了我不止几百枪、几千枪，要他赶快回来平乱！”跟着写了一道手令交给我。
中山先生又想起一件事说，“要谢省长（远涵）做点陈光远（江西督军）的工作，相约彼此停战，我们不去打他，他也不要来打我们”，以便调回北伐军。又交我致谢的一封亲笔信，当即面嘱黄骚驾一小汽艇送我至沙面。我就又回到韶关，请黎生帮忙派几个兵送我通过叛军的防地。我先到赣州，把信交给谢远涵，说明他的任务。他答应“尽力而为之”。我又赶到遂川，会见黄大伟，传达中山先生的命令。黄即班师回粤。
各路北伐军回攻韶关失败了。这并非力量不够，北伐军合起来还有3万多人，实因已转战桂、赣数月，弹尽粮绝不能再打了。
8月3日，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胡汉民也参加了），中路李烈钧率领的滇、赣军主张经湖南退回广西，左翼黄大伟和右翼许崇智所部粤军及福军（李福林）主张向福建撤退，结果各行其是，分道扬镳。
胡汉民随军至会昌后，即赴福建延平，与皖系旅长王永泉商定合作驱逐闽督李厚基（李本属皖系，段祺瑞下台后转附直系）的条件：福建军政交王主持，王助粤军收复广东；并约定10月3日同时向福州进兵。
10月12日，黄大伟、李福林两部首先进占福州。黄、李一面维持地方秩序，一面派我和福军参谋长等接管财政、海关、盐务、烟酒等税收机关，以济军饷。接着发生省长人选的争执：海军及地方士绅推萨镇冰，粤军则推林森，最后决定林森为省长。
10月，中山先生电令改编入闽粤军为东路讨贼军（福建在广东之东，贼指陈炯明），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司令部参谋长。问题又来了。黄大伟是湖北黄陂人，与黎元洪同乡，辛亥革命时，拉拢孙、黎关系出过力；他是比国留学生，在欧洲加入同盟会，自认资格不比许崇智差，功劳不比许崇智小，屈居许下，心里已经不服，而居正、郭泰祺又暗中挑拨，支持黄反对广东人排外。黄火了，一怒去沪不返。
几个月后，我赴上海往见中山先生。先生问汝为（许崇智的别号）怎么样，我据实报告：“福州刚拿下，财政非常困难，官兵都很苦，而汝为花天酒地，日夜作乐，太不成话！”先生说：“我也有所闻。不过你知道，现在要打陈炯明不得不用汝为，他是广州高第街人呵！广东人没有话说，若是用外省人，陈炯明会煽动说外江人来抢广东了。”我又提出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先生最近通电主张和平统一，是不是不北伐了？”先生回答：“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中国人民爱和平，我就主张和平统一，吴佩孚不会接受，我就师出有名，号召全国人民声讨他了。”
1922年12月，滇、桂、粤军开始进军广东，讨伐叛逆陈炯明。1923年1月，克服广州，陈炯明败退东江。2月21日中山先生回抵广州，他为贯彻近年来和平统一的主张，不继任大总统，改复大元帅职，是为先生在广东第三次组织政府。
这一时期，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1917年3月，中华革命党本部自东京迁上海后，即通告海内外支、分部，准备恢复国民党的名称，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具体表现在：
（一）确定了今后革命“以俄为师”的方向，制定了有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二）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举起了鲜明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旗帜，制定了中国国民党的政纲；
（三）冯玉祥等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政府垮台，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邀请北上，商决国是，特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两项政治主张。
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离广州去北京。
在具体措施上：第一，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整顿了组织；创办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的基本武力。第二，出师北伐，把打倒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如《北伐宣言》所说，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第三，展开了反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如争取关余和镇压广州商团的叛乱。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用不着多说了。
现在，我想补述几件事。
（一）1920年9月，中山先生派徐谦、钮永建（都是基督教徒）到汉口访问冯玉祥（当时被称为基督将军），冯亦派秘书任右民去广州回谒中山先生，这是他们建立关系的开始。冯在他所著的《我的生活》中也提到，1924年倒曹、吴的北京政变，“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1923年中山先生派孔祥熙到北京，赠冯亲书的《建国大纲》，并征询他的意见。同年孙、张（作霖）、卢（永祥）成立反直系同盟，中山先生即通知冯玉祥，嘱共同讨伐曹、吴，冯派马伯援回报，待机行动。1924年10月，冯与胡景翼、孙岳（胡、孙二人都是国民党员，一向拥护中山先生）发动北京政变；又因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革命，就改称他们的军队为“国民军”。
（二）1924年11月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天津会议决定，在新政府产生前，推段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府一面宣布召集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一面以尊重不平等条约去交换外国对执政府的承认，正与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背道而驰。中山先生对此甚为忿怒，责询段祺瑞派来天津的欢迎代表叶恭绰、许世英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
（三）1924年9月，中山先生在韶关督师北伐时，广东的工人和农民，自己筹款购买枪械，组织广东“工团军”和“农团军”，由谭平山率领至韶关，请求参加北伐杀敌，中山先生深为嘉奖。这或者可以说，是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军正式联合战斗的开始。
（四）与此相反，中山先生付以创办黄埔军校重任的蒋介石，却违抗先生调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北伐的命令，且夸大广州商团事件劝请先生中止北伐。中山先生10月9日复蒋介石的信，就完全可以证明。现照抄如下：“蒋校长鉴：两函俱悉，以我推测，或不至如此危急。然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得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与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当机立断，万勿迟疑。”可是蒋介石因为不肯牺牲他起家的政治资本，还是留恋黄埔一孤岛，而未参加北伐。
（五）汪精卫、邹鲁请托吴稚晖向中山先生进言，宽恕陈炯明的罪过，允许他带兵北伐，立功自新。先生愤怒地说：“陈炯明谋叛，要杀我；什么人都可宽恕，独有陈炯明不恕。”吴稚晖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先生只好说：“快些起来，我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则百事可了。”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中山先生不念旧恶的宽大精神。
1961年7月15日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年4月第1版）
[1] 陈劭先：时任江西省议会议员，后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民革中央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