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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是1905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如今回忆有关旧事，大半遗忘，但也有些片段情节，印象未全磨灭。
1907年，我和哥哥吴炎世、妹妹吴亚男同时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当时会里安徽籍的吴旸谷（春阳）是皖籍留学生中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一个。当时参加者一般各按原籍由本省主盟人办理宣誓入盟手续。我们兄妹三人就是由吴旸谷介绍宣誓入盟的。他是合肥人，和我们庐江吴家同姓不同宗。但由于那时社会上看重乡情族谊，尤其是同客异邦之际，我们到了日本便沿袭旧习惯，攀上了本家，彼此认为兄妹。在入盟前两年，他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对我们做了一些启蒙的宣传说服工作。可是，应该肯定，我们倾心革命，还是由于直接受到中山先生面对面的教育。
中山先生创立反清革命组织，在1903年以前，吸收成员工作重心放在会党方面；1903年以后才扩大范围，罗致当时所谓的有志青年，即青年知识分子。这一年，他在日本曾郑重嘱咐同志们，要注意留日学生，对他们做联络工作。其时虽在海外有几处已经先行着手，但中国留学生以日本为最多，因此工作重心也就放在日本（在日本加盟的人数比别处多十几倍）。此时日本当局不允许中山先生进行活动，但他仍经常坚持亲自出面和留学生接触，而且敢于放手工作，不时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有时还到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城市如西京、大阪等。每逢学校例假，他的横滨寓所便成为原来兴中会一部分成员和尚未参加组织的留学生们听他鼓吹反清革命的处所。有时他到东京暂住，情况也是如此。这时他的期望已不单是寄托在会党分子身上。1905年，我们兄妹尚未参加组织，但从这时起经常应邀到横滨去参加这样的集会，听他讲革命道理，并参加讨论。时在庚子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屈辱的《辛丑和约》之后不久，青年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触目惊心，同情和投身革命者的确不少，因此中山先生吸收成员的初步工作，在日本进行得相当顺利。
中山先生在横滨的寓所是和一个日本人合租的一幢小楼房，楼上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我们去时都挤在这里，非正式地举行集会。他来东京，有时在相熟的日本友人处短期租借一间屋子，那就更狭小了，只占地6席左右。在《民报》出版时期，他来东京就和胡雁鸿（胡汉民那时的名字）、居正、汪精卫、田桐、谷思慎等同住在《民报》所租的房子里。这5人是那时中山先生最信任的核心分子。我看到这时中山先生的日子远不如梁启超优裕。单从住来说，中山先生寓所的情况已如上述，而梁启超在东京却单门独户，租住着一所大得多的西式楼房，陈设富丽。至于饮食方面，两人也大不相同。那时同盟会党人和保皇党人虽常在斗争中，但个人与个人之间仍时有往来，我就到梁启超家里去过，亲眼看到这些情况，有过比较。此外，同盟会诸领袖与康有为、梁启超虽同是亡命日本，但清廷官吏对保皇党和革命党还是区别对待。我记得辛亥前几年，保皇党的刊物和梁启超编写的书刊，如《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之类，由日本运到国内，上海海关检查并不严格，在南京城内也可买到，上海市面上流通更畅。但同盟会的刊物却被查禁，逃不过海关严格检查。因此这时梁的出版收入颇丰，自己也就充分享用。中山先生却不如此，也不愿如此。他不讲究个人享受，经手的钱尽量用在他认为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特别是大量用在组织各地武装起义方面。
当青年们要到横滨孙寓集会时，常常预先关照，分批先后到达。因为辛亥革命前，日本警察部门对中山先生监视虽不像癸丑二次革命以后那样严厉，但日警耳目一向敏锐，我们党人总具戒心。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们搭乘短程火车去横滨，也总是三三两两，躲躲闪闪。中山先生为了便于大家多腾出时间谈话，每次都备中国饭供应，一落座，常常是两桌。有时由他自己家里人司炊，有时由一位常去帮忙的前田夫人下厨。她是中山友人宫崎寅藏的妻姐，一个孀妇。这样，每次聚会可以谈上5小时左右，大部分时间是听中山先生讲话，内容侧重在鼓动大家参加组织，以暴力反清。据我所留印象，很少谈到别的方面。换句话说，当时的主要要求，在于结集人力和推翻清室这两点上，至于打倒清室以后怎么办，那就谈得很少，只有些简单得像口号那样的指示。所以我们这些大多数不属核心分子的参加者，很少领会到覆清以后政治经济等具体措施。至于少数核心分子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对于这些方面是否有过研究，我就不知道了。我所看到的事实是，除了中山先生本人以外，其余的核心分子从来没有就革命的理论、知识和有关问题帮助中山先生对一般成员有所阐述和辅导。碰到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他们遇事就抓不到重心，对一般成员更谈不上做思想教育工作。一般成员彼此形迹更疏，除了在中山先生寓所听他讲话或有所议论外，也从来没有共同在一起讨论、切磋。以后几年，这些作风也未改变。所以像这样的成员取得盟籍之后，除了星期、假日有时去横滨外，终年埋头在学校的课本中，很难与革命实际联系。当时情况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在组织起义，无暇顾及其他，同时大家对做好革命准备工作都缺乏经验，直到辛亥以后，才看到这样的后果很严重。
我说当时中山先生对吸收盟员敢于放手，也就是说，他对于志愿反清的人都一律欢迎，很少再有其他条件，几乎达到来者不拒的程度。我为此曾向中山先生提出意见。他不以为然，说：“我们革命处处需要人力，不该这样严格要求。”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当时的注意重点在于广集人力。的确，以当时环境而论，这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庚子年以后，如我前面所说的，志愿投身革命的人固然不少，但事实上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则留日学生多数属于旧中国所谓“有家底”的富绅门庭子弟，早年读过“四书”“五经”，受过封建教育，对于“造反”不同程度地存在种种旧意识，一时下不了决心，单就人数而论，也够不上当时形势之下对革命人力的要求。二则这几年康、梁等保皇党在海外的宣传颇有影响，他们在日本和同盟会争夺留学生。这时旅日经商的华侨不少，但大多不相信革命会成功，因而他们在横滨、神户等地就学的子弟热心参加革命的也不多（据我记忆，当时商人子弟参加同盟会的只有苏曼殊一人）。
我还记得，当时中山先生还有个指示，使我感到新奇。他说：“只要志愿参加同盟会，不论厨子、丫鬟、老妈，我们一律接收。”这一点充分说明他对吸收同盟会会员是肯放手的。但其他的人却做不到这点，对要求入盟的人存在着“贵贱”区别的态度。我之所以感到新奇，也正是存在这种意识的表现。后来事实证明，中山先生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贯彻，谁也不肯把厨子、丫鬟、老妈介绍进来。
当年留日青年的情况既如上述，而参加同盟会的条件又不得不放宽，所以吸收的会员程度不齐，人品复杂，不论在组织上、工作上，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盟会所楬橥的目标也不易贯彻。例如，当年同盟会所提出的16字纲领，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4句话，加盟的人虽不得不整个接受，但实际上是否心口如一就大成问题，特别是后两句话，并不是人人衷心接受的，甚至还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一开始，在讨论会章时，不主张提“平均地权”的就十居八九。这也不难理解，一则同盟会原属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3个派别的联合组织，这3个会的共同主张，只有反清一点；二则就成员们的家世和意识而论，绝大多数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平均地权显然矛盾；三则当时留日学生对日本人的意见都很重视，那时日本朋友中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改变土地制度脱离现实，是办不通的，因此持反对意见的人更加振振有词。但中山先生对这一条坚决主张，不肯通融，结果大家拗不过他，才没把这一条删掉，可是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同“驱除鞑虏”同等地郑重看待。关于“建立民国”这一条，当时大家所了解的就是以后将以法兰西、美利坚那样的共和国来代替大清帝国，谁都没预料到几年后就出现了辛亥革命那样迅速推翻清朝统治的局面，心目中总觉得新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遥远的问题，何况有法、美等国的现成模样，可以依样画葫芦，不必多费精神，因此对民主、共和缺少真正认识，也说不上早具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孙毓筠、胡瑛等一变而为筹安会的主要角色，宋教仁在民国元年国民党成立时，不主张在党章中再提“平均地权”和“男女平权”，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当年参加同盟会的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态度不是一致的。如果再追问一下要求参加同盟会的动机，那就更是多种多样。拿我和亚男来说，当时的动机就局限在个人利害方面，认为在当时社会上，妇女没有地位，个人没有前途，才下了参加革命的决心。至于纯粹抱着个人不正当的目的，企图投机取巧的，那更不乏其人。当时我看到士官学校有些人为了邀功，吸收盟员就比较粗滥。有个士官学生偶尔被人带到锦辉馆去听了中山先生一次演说，几天以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参加同盟会。还有一个安徽同乡留日士官生傅家珍入盟后，辛亥那年率部在安庆城洗劫，被拘获枪决，就是一例。
当时同盟会组织比较涣散，中山先生待人偏于宽大。像汤芗铭那样盗窃过同盟会秘密文件、向清廷驻法公使告密过的叛徒，后来仍得到赏识，把他和蒋作宾一起举荐给袁世凯，成为袁的爪牙，杀害了不少党人。同时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3个团体实际上依然保持各自原有的系统，存在门户之见，三派领袖孙、黄（黄兴）、陶（成章）、章（太炎）合作始终不够彻底，常闹意见，领袖以下，是非更多。我知道孙、黄不和，主要由于两方部下挑拨搬弄而起，至于各派成员之间亦复如此，谈不到共同的纪律性。无怪乎辛亥武昌起义不久，大敌当前，而各派成员之间竟争权夺利，互相砍杀。
同盟会究竟有多少会员，我从没听人说起。这是由于辛亥以前它是一个秘密团体，为了保密，不能泄露。当时我们只知道总的花名册由中山先生亲自保管，各地分支机构只知道自己直属系统的情况，不了解整体。辛亥以后，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会员有万余人，确切数字大家都不知道。而且这一时期，人事变动很大，各地情况混乱，从没听说进行过调查统计。
同样，同盟会的经济情况一般成员也不了解。所知道的只是它的经费来源全靠各方捐助，始终不丰，经常左支右绌，比较大数的来自海外，临时应付则靠当地会员拼凑。我记得中山先生有时被迫匆匆离日，川资便由大家筹集。当时留日学生手头的钱都很有限，凑集起来，金额也不多，如我们兄妹算是家庭接济比较丰厚的，每人缴出节余也不过三五十元。中山先生自己没有积蓄，旅日期间从来没有银行存折。就是到了辛亥以后，有些会友着实富裕起来，而同盟会组织却从未富裕过。有个故事在这里可以谈一谈：癸丑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在上海的同盟会中心人物纷纷准备出国亡命。有一天汪精卫来找我商量，说同盟会的党费只结余银洋5000元，已经换成英镑。这笔钱只能留备十分紧急时应付开支，不能随便动用。他听说我在汇丰银行租有一只保险箱，要我把英镑放进保险箱，由我负责保管。我接受了这个要求。过了几天，租界当局公开支持袁世凯，马路上贴出中英文并用的布告，限革命党人3天内离开上海，逾期不再保护。一时党人纷纷各自打算，分批离沪。我家住在静安寺路沧州别墅2号，一向是同盟会领袖集会地点之一，这时有几个过去和他们有接触的人知道内情，常来我家窥探。如赵凤昌就常来找我，问这问那。我父亲和章行严都嘱咐我，说他是侦探，要我提防，不要把党内情况向他透露。还有我家隔壁住着一个英国人，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捕头。他早注意到中山先生和陈其美、汪精卫等都来过我家，这时也劝我早些离开上海。我正匆忙准备动身时，汪精卫又来和我商量，要我把那批英镑带往日本（他自己怕碰上检查出问题）。但我带着3个小儿女，怕照顾不过来，就把英镑从银行取出交还了他。这笔钱后来虽带到日本，但为数有限，派不了多大用场。那时亡命到日本的有1万多人，其中指望组织上照顾、提出要求、吵吵闹闹的不在少数，引起许多纠纷。而有些手头比较宽裕的，只管自己享用，不肯解囊帮助别人。
后来，袁世凯派来了大批细作随带款项，分头进行收买。他们表面上装作和驻日中国使馆各不相干，实际上和公使陆宗舆密切联系。有两个细作，一个姓刘，一个姓蒋，就曾找过我们夫妇，劝我们回国。我们为了避免在途中遭遇横祸，虚与周旋，饰词推托，不敢直接回绝，但有不少老党人上了他们的圈套，悄悄回国，背叛了中山先生。胡瑛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在辛亥以前表现积极，多次联系军队、会党发动起义，曾因此在湖北被捕坐牢。辛亥年秋，临时政府派他为鲁军都督，逐渐变样。第二年在北京结婚，同时娶了两个老婆，一个是在监狱里结识的狱卒谭某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同乡饶石顽的女儿。饶看上胡瑛少年腾达，硬要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在同一天、同一礼堂，3人行了婚礼。癸丑年二次革命失败，他也逃亡到日本，住在小石川区，和我家相近，不时碰面。起初他手头有钱，任意挥霍，东京、上海两处公馆，分住两房家眷。东京的寓所铺设堂皇，雇用下女三四人，经常与日本贵族来往，还结交了头山满等浪人，酒食征逐，希望得到日方援助，打开回国活动的门径。后来手头渐紧，图谋不成，党内又不能供应他的奢侈生活，终于秘密接受了袁世凯的诱惑，决心投袁。记得在他离日前的夜间，我还到他寓所，劝他不要回国。他直截了当地说，目前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其他顾不了许多。其实这时他所关心的只是权位名利和物质享受，再也无心熬下去了。其他类似胡瑛这样的人，为数不少。
这年中山先生又到日本，情况和辛亥以前大不相同，日方监视加严，由于党内人心动摇，工作很难做。有一段时间，他借住在东京芝居公园附近黄克强的寓所，日方派警监视，每班四五人，日夜轮换，公然蹲在屋里，睡在进门处，毫不放松。凡是出入人等，都要仔细盘问，来往信件也要检查，把寄信人和收信人姓名记下来报告警厅。寓所门前有个邮筒，我们发现投入这个邮筒的信件，在邮差取去之后也受检查，以后中山先生发信，就由我们放在怀里带出，在别处投寄。每次找几个人约会，须分几处邮筒，散发通知，约定个别到来，促膝密谈，不能像过去在横滨那样畅谈问题。此时孙、黄之间意见日深，工作不易进行。而不少老党人到中山先生寓所去（此时黄克强搬出自己寓所另住），很少是衷心合作，而是表面应酬，借此了解些情况，便于自己私下另做文章。中山先生目睹这些情况，颇为愤懑，感到可靠的人太少，于是不得不下定决心，另起炉灶。
1966年7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1] 吴弱男：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