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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湘
我第一次得见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我是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县）人，少年失学，15岁即离开家乡，到美洲墨西哥谋生，在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餐馆佣工，后又转到美国巴索的一个农场做工。1909年，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由当地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说，把清朝入关压迫残害汉人的史实以及种种昏庸腐败的情况对到会群众作了详尽的叙述，并指出我们中国眼见就要被列强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须立刻起来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这次演说足足讲了3个多钟头，言下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听讲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得流下泪来，恨不得立即回国去和清政府拼个死活。
当天晚上，华侨团体公宴中山先生，我也参加了。入席时，各华侨领袖和致公堂首领纷纷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见中山先生就座后，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地叩了一个头说：“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说：“革命？革命是会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我答道：“杀头？杀就杀，我不怕。我们同胞兄弟3个，杀了我，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我又还未娶妻，没有子女，怕什么？”中山先生说：“好，好！你有这样决心参加革命，很好。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没有钱给你工资啊！”接着又说，“我可以写信介绍你到日本找陈少白、廖仲恺和朱执信等人，跟他们做革命工作。”我得先生允许我参加革命，高兴异常，就准备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见先生。他告诉我，将要往加拿大联络华侨，鼓吹革命。这时我的父亲马厚庶在加拿大温哥华经营商业，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首领，也是当地华侨领袖，可以助中山先生一臂之力。因此，我把父亲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诉先生，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到加拿大时找我父亲。
我在美国巴索拿到先生的介绍信，正欲到日本去见廖仲恺、朱执信和陈少白等参加革命吋，不料美国政府在巴索大捕没有出生证的华侨，有300多人被捕驱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过日本时，因被驱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我既不能登岸，只得到上海后转回家乡。我在家乡住了两年以后，又到加拿大的爱孟顿，在一个农场里佣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猎。我乘机苦练射击，不到两年工夫，发枪就没有不中的了。
1915年冬间，一天早上，卖报纸的人喊得特别起劲，买报纸的人也特别踊跃。原来报上发表消息说，袁世凯要做皇帝，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回国参加讨伐袁世凯。我便决意回国，实现我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愿。随后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和胡汉贤组织华侨敢死先锋队，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国报馆设立机关，并由胡汉贤和蔡鹤朋在爱孟顿成立一个军事社，进行训练。我便和黄惠龙一起报名参加，总计参加的有500人。我恐被父亲知道，受到拦阻，报名时化名为黄升。
讨袁敢死先锋队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日本横滨训练；过了5个月，又从日本横滨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各队员都没有枪支，只配备4个炸弹，在对襟衫上标着“华侨敢死先锋队”几个大字。当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许崇智，华侨义勇团团长是夏重民。我们在潍县训练，正要出发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死了。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上海集中。我们几百个队员到了上海后，都住在徐园招待所。中山先生亲来慰问，并对全体队员演说，一连讲了4个小时，散会后又在张园欢宴全体队员。后来他又派廖仲恺到徐园慰问各队员，并发给每人大洋300元。当时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钱，因此就没有要。
廖仲恺来慰问时，问起我的姓名。我说：“我原名马湘，在加拿大爱孟顿参加敢死队时，是用化名黄升报名的。”廖仲恺答道：“中山先生叫我来找你。他还说：‘演讲时看见一个人身材不高，好像是在美国巴索会过的马湘，如果是他，带他来见我。’现在请你随我去见中山先生吧！”我听说之后，十分高兴，便随着廖仲恺到环龙路63号中山先生的寓所去。
中山先生一见面就指着我说：“你是马湘吧？我在美国巴索见过你。你昨天很用心听我演说，我估计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亲马厚庶是旧好，你是我的世侄，你来了很好，就住在这里吧。以后见我可不用通传。”我很愉快地答应了，便退出来。
我奉命之后，马上从招待所搬来中山先生的住宅里。从这天起，我就跟随着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一直到先生在北京逝世为止。先生在上海居住时，原来担任卫士职务的只有马伯麟一人，自我到来后，便有两个人了。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63号，马伯麟、朱执信、廖仲恺和我都一起住在这里。对门44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连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4位旅美华侨来见先生，出门时拉着我谈话，问我姓名，接着便说：“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了，是他自己的吗？”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65元。”他们齐说：“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们说完之后就走了。
原来这4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许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们自从见过先生后，知道先生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会议，提议拿出一笔钱购置一所像样的住宅送给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赞成，就买了莫利爱路46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设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们再来拜访先生，并说明来意。中山先生说：“送房子给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经过他们十分恳切的劝说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后常常和夫人在花园打网球。早餐后就开始办公。他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等聚谈，又喜欢与章太炎等研究学术。晚上多是阅书、读报或是写作，每每至夜深12时才就寝。
那4位归国华侨创办的上海化妆品工厂开幕时，他们请先生莅临指导。先生到厂参观后，对各创办人能够回国兴办实业极为嘉许。他还对职员工人作了演讲，大意是说：“中国实业极为落后，即如此种化妆品工厂，本来不需很多资本，机器亦不复杂，但经营此种工业者仍不多见。”他勉励各股东和工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国兴办实业。全体员工听了都非常兴奋，鼓掌之声常常把先生的演说打断了。后来全厂员工都加入了国民党。
那时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广东馆子叫趣乐居，生意十分发达。经理孙陆洪与先生同族，他曾介绍过50余人来见先生。后来这50多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我和孙陆洪相熟以后，便劝他把趣乐居的盈利拨出一部分来组织一个工界协进会，并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医务所，使工人子弟有书读，患病能治疗。我随将这个意见告知先生，他认为很对。后来孙陆洪请先生到趣乐居吃饭，并把我劝他组织工界协进会的事告诉了先生，并对先生说，他本人也很愿意这样作。先生对他极为嘉许，并请他从速进行。不久，这个工界协进会便成立了。
上海广肇公所，产业极多，由温宗尧、刘维炽和陈兴汉3人为公所总理。他们入息甚丰，不特个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将公款随意开支，宴会频繁。先生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特把他们请来谈话，指出他们个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不应滥用公款；要他们将公所的公款办几所中小学和医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广东人的子弟都有读书的机会，其他外省学生亦可一并招收；有了公医院，贫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疗。先生并进一步对他们说：“趣乐居一家商店就能组织工人协进会，创办一些社会服务事业，你们应该很好仿效。”不久他们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学和医院办了起来。
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两元。有一次唐绍仪来访，畅谈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饭，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绍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肴馔。中山先生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问我说：“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咸鱼。”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一边说：“我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10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绍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们吃晚饭。伍廷芳说：“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鲜鱼，不惯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先生也不加以强留。
林焕庭某次来见先生，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100多元，缓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四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先生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地放在橱内。
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他常常绘制地图，哪里应该筑铁路，哪里应该筑公路，哪条河流应该怎样改良和怎样利用，哪里有什么矿藏，哪里应该修建什么商港和军港等，他都陆续详细地绘出图来。原有绘图仪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损坏，因此又购了一批仪器回来。
上海有一位裁缝师名叫王克利，先生到他店里定制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并留下了地址，吩咐他制好了送来。不到3天，王克利便把衣服送来。他看见先生，毕恭毕敬，露出十分荣幸的样子。夫人把价款给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给先生，表示一点敬意。先生自然不肯随便要这几件衣服。王克利又诚恳地说：“些少敬意，请赏脸收了吧！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制成的。”先生觉得他如此诚恳，便点一点头，表示接受。王克利又说：“可否亲笔写‘王克利’3个字给我印名片？”先生便写了“王克利”3个适合印名片用的字给他。王克利万分欢喜，拜谢而去。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经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转报先生。先生惊讶地说：“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给他吧！”我便拿了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说：“中山先生多谢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给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访。中山先生对他说：“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给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领。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如果是你送的，更不应该。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
上海先施公司经理马应彪、大新公司经理蔡昌同为香山县（中山县）人，郭彪对他们说：“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惟一的伟人，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们为何不去见见他呢？”马、蔡两人都十分希望能见到中山先生，只是没有机会。后郭彪用电话找我，说马应彪、蔡昌希望能来拜见先生，请先生给他一个日期。我接电话后便转报先生。先生说：“我每日都开会，有暇时再通知他们吧。”
某天，一位美国中将请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马车，着我跟随，按时前往。将近到达时，忽然坏了一个车轮，天又下起大雨来，车中只有一柄雨伞，便由我撑着雨伞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虽然路途不远，但衣履都湿透了。我跑到门前把电铃一按，没有人开门。停了一会，再按一下，有人来开门了，但只开了一道缝，向门外张了一张，便又把门关了。我从短墙上望见一个外国人站在台阶上向外面张望，遂用英语对他说：“孙博士来了。”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开门让先生进去，并和先生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门后，门房问我孙博士是什么人，我说：“孙博士你也不知道吗？他就是孙文。”这人惊奇地说道：“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到这里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刚才门铃响，因没有听到汽车响声，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所以没有开门。”我骗他道：“原来是坐汽车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车坏了。”餐后，美国中将送先生出门，并准备用汽车送先生回寓。先生说：“谢谢你，不用汽车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这位主人十分恭敬地送先生出门，握手告别。这时雨也止了，先生便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谋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镜，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3人时前时后地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谋之的别墅“李庄”，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仔！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厅长率同警士10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并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3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和新年，总有一百几十个人先先后后地来拜候先生。这些人多数都口口声声说，他们从前追随过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财产弄光了，现在不特没有得到好处，而且生活十分困难，请求先生资助。先生识透这些人生活实际上并不困难，不过是假冒对革命有功，企图骗取资助而已。有一次有5个人来，装起愁眉苦脸对先生诉苦说，几天没有饭吃了，请求帮助些生活费。先生说：“你们肌肤丰满，面色红润，而且衣履齐整，哪里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我每天虽然吃三餐，气色还不及你们丰润哩。”他们知道先生不可欺，便告退了。以后我因为每逢年节，都有这班无赖来啰唆，便约同黄惠龙对先生说：“我们打算以后不让这些人进来，把他们驱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为革命出过力，而且生活确实困难的。不可这样做，我不会感到麻烦的。”
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破坏约法，先生号召国会议员及北洋海军往广州组织护法政府。国会议员及北洋舰队均纷纷表示响应，相率集中上海，待机而动。唯当时财政支绌，且一时尚不能解决。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曹亚伯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现孙山中先生财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曹亚伯将哈同的话转告先生（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党员）。翌日，哈同请先生，先生偕同夫人前往，我随行护卫。同席者还有曹亚伯。席间哈同表示极愿帮助先生南下护法经费，先生极为嘉许，但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表示捐助此款，出于他的诚意，不必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诚恳，便应允了。翌日曹亚伯来访，并带来五大麻袋钞票。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谢，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
先生命吴景濂、林森二人管理财务，率领参众两院议员和北洋舰队南下，1917年7月17日抵达广州。7月21日，程璧光发表海军护法宣言。8月25日，国会在广州开会，制定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士敏土厂。
桂系军阀莫荣新当时任广东督军，手握广东军政大权，开烟开赌，滥收捐税，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广东人对他非常怨愤，广东总商会、慈善团体、各界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曾召开秘密会议，选出代表15人向先生请愿，要求撤换莫荣新。各代表入见先生时，均肃立不敢就座。先生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并吩咐勤务端茶敬烟。各代表向先生陈词，讲求大元帅惩办莫荣新，挽救广东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先生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表示一定想办法挽救广东同胞。
1918年1月3日，先生派北洋舰永丰、楚豫和永翔3艘从黄埔驶入省河大元帅府门前。先生率同参军和卫士登永丰舰，向二沙头进发。此处岸上原驻有桂军炮兵一营，乃向之作试探射击，岸上并无反应。先生即命参军祁耿寰带领少数士兵登陆。祁耿寰登陆后，只发觉有徒手桂军10余人，或坐或卧，各堡垒中之山炮均缴去撞针，亦无炮弹。先生续命各舰再进至大沙头。大沙头原有桂军一团驻守，此时亦无举动，而且隐蔽甚周，不能发现目标。先生遂命各舰向督军署、越秀山及各桂军驻地发炮轰击，连续50余发，均未见还击。先生于是说：“黄惠龙！马湘！你们到大沙头搜索！”我答：“我们二人只能够带手枪。”参军祁耿寰也连忙向先生说：“万不能，万不能。桂军在大沙头必有准备，而且现在潮水已退，虽舢板亦不能靠岸，沿岸泥泞没膝，又不能涉水前进，牺牲二人，实在无益。”先生用望远镜细察，果然发现有机枪阵地隐蔽于丛莽之中。祁耿寰续向先生献计，谓时将入暮，而且下雨，请回大元帅府从长计议。先生遂率同各舰长及参军、卫士返回大元帅府。是晚开会，至10时散。
翌日，莫荣新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执长烟杆，来见先生。我引莫至副官室，并说明自己有拱卫大元帅的任务，所以对于来见的人都十分注意。我一边说，一边拿起莫之烟杆烟袋留心细看，又问他还有什么东西带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站起来双手把自己身体由上向下扫了一下，并说：“没有其他东西，请你搜査好吗？”我笑着说：“莫督军，哪里需搜查啊！”我觉得他所穿衣服甚少，白夏布长衫又是半透明的，实在不能暗藏什么武器，遂请他入见。先生与莫荣新相对而坐，祁耿寰坐先生右侧，蔡公时等四五人站在先生背后，我在门口站岗。先生对莫荣新说：“我为什么要用大炮轰你？因你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得民不聊生。国家的主人就是人民，你将主人如此虐待，实在违法乱纪已极。你知道吗？现在广东同胞有代表来见我，要求将你从严处罚。”莫荣新很恭敬地回答：“是我的错，我办得不好。我来时没有坐汽车，沿途步行视察市面，觉得甚为萧条，烟赌林立。我回去必定要大加整顿，不负粤人之托。”先生望着祁耿寰说：“祁参军，你可和莫督军谈谈。”祁耿寰遂将大元帅府经费支绌、各职员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四角等等困难情形向莫说明，请他将广东财政收入拨出一部分作为大元帅府经费。莫荣新立即应允，并说：“大元帅有命，我一定服从。”祁耿寰又问：“既然应允支持大元帅府经费，可否立即派员跟随莫督军回署提取？”莫荣新又立即应允，连说：“好极，好极。”祁耿寰即请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到督署提取。
福军司令李福林派了胡新率领步兵一连，为大元帅府卫兵。莫荣新用港币500元及以团长任用为饵，引诱胡新，使其行刺先生。胡新竟为所诱，遂于某日深夜12时，身穿便服，携带驳壳手枪两支，来至先生寝室楼下，见有卫士守卫，遂退去，如是者几次。有一次胡新又来，竟欲登楼。我发觉后，立即上前制止，并说：“大元帅吩咐就寝后无论何人都不准上楼。”胡新诡饰是来护卫大元帅的。我说：“大元帅府的警戒是你的任务，应在府门外四周执行。大元帅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有卫士负责，你不能随便深夜穿便衣携带枪械来到这里。”胡新不敢再辩，只得退去。翌晨，先生问：“马湘，你深夜与何人争论？为着什么事？”我便把胡新深夜进来和与他争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说：“胡新这人是李福林派来的，李福林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我极为怀疑这个人。”先生遂命我打电话请李福林来。李福林接电话，问大元帅找他有什么事。我答：“大元帅没事，就不找你了。”不久，李福林乘小电轮到大元帅府门前，刚上岸，望一望卫兵室说：“刁那妈！胡新那个契弟去了哪里？”这时先生正在开会，我遂领李福林到副官室稍坐，请他候一候，并对他说：“我不识字，你也不识字，什么礼法我们都不知，但是见大元帅时就应该恭恭敬敬的啊。”李福林很高兴地回答：“刁那妈，好在你讲明白，你唔讲，我就乜嘢都唔识。”中山先生会议完毕，我报知李司令已到。先生命请他进来，并咐吩我站在身旁。李福林进来坐下，挺起腰，双手放在膝上，状貌十分恭敬，随说：“大元帅有什么吩咐？”中山先生说：“你今天精神十分好。”李答：“都和平时一样，不过今天刚剪了发。”接着先生便问他：“你的部队有没有训练？”李答：“极少，极少。”先生又说：“你派来守卫的士兵，我很少看见他们出操。我的卫士天天都由队长卢展柳率领操练。胡新连长近来的举动行为，你知道吗？你要问一问马湘才好！”李福林请我告诉他。我就把胡新如何深夜便衣携械欲登大元帅寝室的情形，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李福林听罢，勃然大怒说：“我几乎被胡新害死。”我问李福林有没有发给胡新两支驳壳手枪，李福林只说发过大号左轮一支。先生说：“登同（李福林字），你好好地查明胡新这个人。”李福林出来，我劝李对胡新不可动火，可一面请胡新饮酒，灌醉他；一面派得力人员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容易把这事査明白。李福林连说：“使得，使得。”后来我接到李福林电话说，他依照我的办法去做，一面请胡新晚膳，一面派人搜査他的住宅，果然査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证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
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勾结北洋军阀，收买南下护法的国会议员和北洋舰队，于1918年5月18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先生洞悉其阴谋，认为护法目的暂时难以实现，遂于军政府改组之前一日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先生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护法军政府被桂系军阀把持。他们表面上挂着护法招牌，实则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并大开烟赌，弄得乌烟瘴气。先生命驻闽南粤军回粤驱逐桂系，李福林、魏邦平等在境内策应。驻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派袁德墀为代表来沪谒见先生，请派得力人员到福建策划军事。先生命袁稍待数天，并用电话叫张静江转电奉化蒋介石来见。翌日，张静江来，他说蒋介石因母丧，坚要在家守满3年孝，才肯担任职务。先生当即写了一封信，命张静江亲身带往奉化交给蒋介石。张臂缠黑纱，赶住奉化，表示愿替蒋守孝，要他立即赴沪。蒋只得随张静江来沪。当先生与袁德墀、蒋介石商谈时，适有越南归国华侨谭光汉来访（谭在沪经营汽车业，常常来见先生）。先生介绍他与蒋、袁相见。谈到粤军回粤军费问题时，谭表示愿尽力帮助，并赠蒋介石旅费1万元。蒋乘船至汕头，协助陈炯明、许崇智策划作战。不久，粤军回师进至增城，李福林、魏邦平乘机响应。莫荣新战败，率桂军残部退回广西。
同年11月，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军舰回粤，马伯麟、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经过福州时，先生曾访问福建督军李厚基，约一小时余回舰。当永翔军舰开出闽江，先生站在甲板上浏览闽江景色时，忽然对舰长说：“现潮落数尺，若仍照进口航路开出，必致搁浅。”言时又以手杖指示方向，把从某处至某处应该靠近某山某岸航行，向舰长指点得清清楚楚。舰长不甚置信，虽然连声说“是，是”，但没有实际照着做。不久，军舰果然不能前进，舰长才不得不表示敬服。他说：“我生长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乘船经过闽江也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对闽江水势，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先生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过细心研究。”舰长设法驶离浅沙后，遂依着先生的指示，开出闽江口。
永翔军舰将达汕头，先生说：“这里海鲜甚佳，大家可以一起上岸用晚膳，尝尝滋味。”舰长听了异常高兴，坚持要做东。于是各人就随着先生登岸，找了一间馆子，共享了10块钱，由那舰长掏腰包。饭后回到军舰，继续向广州航行。
1921年4月，国会议员在广州省府财政厅大楼举行非常会议，讨论护法政府组织及选举大总统等重要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议员出席。有一位议员在会上反对选举先生为大总统，被议员周震鳞用墨盒掷击。及投票结果，先生被选为大总统。
1921年5月5日，先生就大总统职，总统府设在德宣路。这一天，全市悬旗结彩，热烈庆祝，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也都到总统府庆贺，真是旗帜如林，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各工会、会馆和武术馆纷纷表演舞狮艺术，各武术馆还表演双人对拆、单人拳棒等国术。先生看得高兴，叫我和黄惠龙也上台耍耍拳棒给大家看。我们都换上精武体育会的练武服装，登上演武台。黄惠龙手握竹节钢鞭，向观众拱手行礼，一连表演了百多节鞭法。接着我也耍了一套八卦剑。各武术馆拳师和观众都纷纷鼓掌助兴。我们表演完毕之后，先生说：“你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这些技术。”
一天，旅美归国华侨陈仪禧
来见先生。他一见面就说：“大总统，你就是孙文，在美国谋生的唐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你做大总统，名义还不够好，大元帅名义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座位，做个真命天子啊！”先生听了，就耐心地把致力革命的目的和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什么东西，向他解释一番。陈仪禧又说：“我的家乡原叫新宁县，现在改叫台山，山怎能够抬得动呢？还是叫新宁吧！”中山先生又把新宁改名台山的原因和取义告诉了他，并说要代他制定一个发展宁阳铁路计划书，使这条铁路可达大洪古海湾，同时要发展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渔业。陈仪禧看见先生这样关怀他，十分高兴，要请吃晚饭，先生因事情太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先生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决定先行肃清桂系残余势力，然后出师北伐，乃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率师援桂。粤军所向皆捷，很快就平定了广西全省，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取道越南出走。先生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并决定由桂林入湖南，出师北伐。先生道经梧州稍作勾留。某一天早晨，先生乘山兜（滑竿）登梧州附近望夫山，视察梧州形势。未及半途，山兜杠子折断。先生率领30名卫士披荆履险，徒步而登，我佩水壶跟随，历一小时半始达山顶。略为休息，先生便用望远镜四处观看，随看随说：某山应该有煤矿，某山应该是铁矿，某处一带没有树木的是石灰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某处河流如加改良，灌溉附近的荒地，就可成为最好的农田等。至下午2时，视察完毕，各人四处寻觅比较容易下山的道路。先生用望远镜向山下查看，发现有一处自山顶至山麓都没有岩石，茅草非常茂密，高可蔽人，但山势十分险峻，不能步行而下。他遂令4名卫士分作两批，先由二人臂扣臂地坐在茅草上，像幼儿园学生溜滑梯一般，向山脚直溜下去。约半小时，他们四人都溜到山脚下，站起来用手势表示没有损伤。先生遂命黄惠龙在他左边，我在他右边，3个人臂扣臂坐在茅草上向下直溜，毫不费力便溜到山脚，不特没有受伤，而且衣服也没有破损。其余各卫士也跟着陆续溜了下来。山脚下是一大块荒地，方圆足有10多里。先生把手一指说：“这块土地很大，附近又有河流，可惜没有开垦。”说完之后，率同卫士步行回来，到达行辕，已将入暮。晚上，先生决定明日召集梧州各界人士开大会，讨论开发那块荒地的问题。我劝他说：“先生从早到晚都是爬山和跑路，太疲劳了，可否休息3天，然后再开会呢？”中山先生只答应休息一天，随即通知梧州市市长戴恩赛于第三天召集梧州各界举行开发近郊荒地大会。先生还利用休息这天写了一个开荒计划。到了第三天，各界齐集开会，先生到会讲话，把开垦这块荒地的重要意义和计划都说得很详细，在场的人无不赞成。散会后，先生又命卫士引导戴市长和各界人士到荒地勘察，并把他拟好的计划交给他们。
1921年10月，先生到南宁视察，广西省长马君武召集工农商学各界开大会欢迎。先生在会上演说，历时3小时余。演说还没有完，先生忽然说：“请大家到外面操场上集合，然后再讲。”当时到会的许多人都是破衣烂鞋，甚至还有赤着脚的。先生就说：“看看吧！各位穿的衣服都这样破烂，多数还没有鞋着，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陆荣廷、谭浩明一班军阀剥削你们，弄得你们生活这样困难。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现在广西的军阀已经打倒，马君武做广西省长，必定要负起这个责任，使人人都丰衣足食。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起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各人听了，都非常兴奋，不断高呼“大总统万岁”。先生又说：“南宁附近有很多荒地，各位主人可以马上去开发，入息必定很快就能增加。”
先生在南宁视察完毕，回梧州后，命我到广州去接夫人。先生在梧州每天开会，十分忙碌，约一个多月才出发到桂林。夫人因事回广州，在越秀楼只住了4天，便由我和张发奎护送赴桂林。先生自桂林到阳朔迎接，沿途饱览阳朔山水，始返桂林。
先生驻节桂林，湖南督军赵恒惕派代表来见，表示他绝对服从先生。苏俄亦派马林由廖仲恺、陈友仁和李禄超3人自广州陪同前来。先生和夫人、廖仲恺、陈友仁同马林密谈了5天，其他的人没有参加。
先生在桂林指挥北伐，十分忙碌。当时军事部署已逐步完成，第一步计划是先克长沙。正在准备向湖南进发时，不料陈炯明蓄谋叛变，违抗命令，停止接济军需。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遂于1922年4月12日由桂林回到梧州，首先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并把桂林一带的军队开回广州，又从广州开向韶关。北伐各军在韶关集合后，先生便由广州到韶关，在那里设大本营，准备取道江西北伐。1922年6月11日，先生又由韶关回广州。当火车到达新街站吋，自广州前来迎接的人，都登车来见先生。其中一位华侨邓三伯向先生说：“陈炯明在惠召集他的爪牙频频开会，显有谋乱企图，请由其他车站下车，不可直到黄沙，免受陈炯明的暗算。”其他的人也以为然。但先生却不以为意，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至诚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火车到黄沙站，先生登上陈策派来的兵舰开到天字码头，再坐汽车回到总统府。第二天，先生带着黄惠龙、杨仙逸和我从越秀楼往震武楼、文澜阁各处巡视，看见文澜阁后面的越秀茶室驻满军队，墙上还凿了许多对着越秀楼的枪眼。有许多士兵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好像是新开到的。先生向这些士兵问道：“你们的官长是谁？”士兵回答：“是洪兆麟司令。”先生又问：“洪司令驻在这里吗？”士兵回答：“是李旅长率领我们驻在这里。”先生又问：“你们是从哪里开来的，李旅长有什么任务给你们？”士兵回说：“我们是从江西开来的，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先生和他们谈话后，便回到越秀楼。翌日，先生命侦缉队队长李天德调查总统府附近驻军的人数、番号和军官姓名。14日那天，从早到夜都有人接二连三地来报告陈炯明造反的消息。先生向黄惠龙和我说：“今晚有什么举动，要立即报告。”不久，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说，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第二天早晨，陈策又向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谈了一小时余才退出。到了下午，陈少白来见，先生说：“刚才得陈竞存电报说，只要我交出一个人，任由他把这个人杀掉，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个人是谁，我也想不出来，竞存为什么要杀这个人？”说完便把陈炯明的来电给陈少白看。陈看过电报之后想了一想，便说：“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都可以服从。’陈炯明提出要杀的人，大概是指胡汉民吧。”先生说：“展堂是一个好人，绝不能使他受冤屈。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竞存部下，叫他们不要妄动。”陈少白退出之后，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下午6时许，陈策用电话向先生报告。先生答道：“这是外间的谣言，可以不必置信。”先生把电话筒放下后命副官陈煊于第二天早晨往宝璧舰把存在该舰的面额二角的钞票数十万元提回总统府，准备运往韶关大本营作北伐军军费。至夜11时，陈策、魏邦平连续从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并说情况已十分危急。先生说：“无论如何，我不离开，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何至要谋反？”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都是报告陈炯明已布置军队，快要开始向总统府攻击的消息。这些电话都是由我接听了以后转报先生的。他每次听了我的转报后，都没有什么表示。不久，又有某处来电话，先生接听以后对我说：“马湘，你率领卫士小心守卫越秀楼。”说完之后，态度和平常一般，非常沉着。我找到卫士大队长姚观顺，把先生的命令转告他，并和他商议守卫计划，随即下令各班长率领全部士兵严密戒备。至12时，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十分匆忙地来向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把陈军在今晚深夜1时开始攻击、口号是“食饱饭，杀民贼”的消息告诉给他，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形很险恶，因此请大总统速往别处，暂时避开。先生说：“竞存纵然恶劣，料不致如此。即使竞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竞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说：“粤军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先生说：“我已将警卫调往韶关，即是表明我对他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的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竞存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都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辱国家？”林树巍各人苦劝了多次，先生总是不从，他们只得退去。
15日晚深夜1时，越秀楼上已听到远处有集合号音；不久，连部队的嘈杂声都能听到了。先生从卧室出来，命卫士准备防范。林树巍、林直勉和陆志云3人又急速跑来，力劝先生离开越秀楼。先生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见事态危急，又知先生绝不肯躲避，遂由几个人用力挽着先生离开越秀楼。我和黄惠龙请求跟随保卫。先生说：“你们不必跟随，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们要坚守越秀楼。明天我若不回来，马湘带夫人到家中暂避。”说毕，他就被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拥着离开了越秀楼。后来我护卫夫人到黄埔，才知道先生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先生离开越秀楼后，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许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欲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林直勉指着先生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直勉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不信，就请一起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先生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十足像个医生，就让他们通过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陈部叛军，先生态度非常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又安然通过了。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海珠海军总司令部，再乘小电船到了黄埔。
卫士大队长姚观顺、第一队长黄惠龙和我（第二队长）奉先生之命，坚守越秀楼。当时武器有100发手提机关枪30支（这批手提机枪是杨仙逸从檀香山新购回来的），其余就是驳壳手枪、五响步枪。我请夫人把厨房里的白米、鳅鱼和咸鱼给大家饱餐一顿（这些鳅鱼是梅光培送来的，因先生患胃病，需要吃鳅鱼，所以他挑选了上等的九龙吊片鳅鱼送来）。各人饱食之后，就佩好武器，准备迎敌。我请姚观顺大队长下令所有卫士不准离开，并命一个排长把守门口。大约在16日凌晨2时，叛军开始向我们进攻，并从镇武楼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姚大队长指挥作战，我则负责护卫夫人。我请姚观顺大队长下令各卫士只准打敌人的军官，不准打敌人的士兵。敌人用电筒照着向我们射击，我们则对准电光还击。敌人一连冲锋30多次，都被我们击退，死伤惨重。将近天亮时，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挥作战，我就请准了夫人，由我继续指挥。姚观顺负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发觉了，就问他取白被布何用。姚答：“现在敌人过千，而且不断增援，我们子弹已将用尽，又无外援，眼见就要打败，不投降便没有办法，白被布是准备竖白旗的。”我立即将姚的话细告夫人，并请夫人授权给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这样，姚观顺就不敢乱动了。战至天明，李云复叛军死伤300余人，尸骸满山；我们只有4个人受伤。我看到子弹快要用光，立即从天桥跑到总统府找到叶挺，把作战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他，并向他要子弹。叶挺大声道：“打得好，打得好！子弹随便拿去。”我左手一箱，右手一箱，提着从天桥赶回来。将到越秀楼大门，敌人用机关枪向我扫射，一弹从头擦过，把头发烧了一大块；一弹从腋下穿过，一弹从大腿掠过，衫裤登时冒起烟来，但我一点没有受伤。我急令士兵取100发手提机关枪来，对准镇武楼上的敌人机枪阵地扫射，一连伤毙敌人数十，敌人的枪声就沉寂下来了。下午2时，我再到总统府，请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派兵增援越秀楼。陈说：他的兵员守卫总统府还不够，实在无兵可以增援越秀楼，最好还是请夫人到总统府来，以便护卫。这时叛军总指挥从白云山用电话找陈可钰，责陈打死他们官兵几百人。陈答：“不是警卫团打的，是马湘和总统卫士打的。”叶举高叫：“如有拿获马湘，领赏1000元，把马湘立刻斩头。”我见陈可钰不能分兵相救，只好跑回越秀楼，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夫人，并请从速逃避。夫人亦认为不能再留，遂由黄惠龙先行，夫人居中，我殿后，从天桥向总统府跑步前进。我们刚刚过天桥，天桥即被叛军炮弹击中，登时焚毁。到了总统府，陈可钰向夫人报告说：兵力太薄弱，实在不能分兵增援，现在夫人来到，正好商量。我乘机请黄惠龙护卫夫人，自己跑到电灯机房找着电工头，和他一起跑到林直勉卧室，弄开保险柜，把先生与苏俄的来往文件烧毁，并取出大总统印带回来交给夫人。这时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副官马毓藩来调停。陈可钰与他商议，提出3个条件：
（一）保护夫人安全退出，沿途陈军不得侵犯；
（二）保障总统府全体官兵生命及家属安全；
（三）驻在总统府的警卫团全体官兵开往燕塘集中，然后将枪械搭架点交，并发饷一个月解散。
不料正在商议中，叛军已从后门攻入。我们见事态危急，遂与黄惠龙合力保护夫人，由前门冲出。跟随夫人的女工怀着那颗大总统印接着冲出，但她慢了一步，被叛军截回了。
我和黄惠龙二人以身躯掩护夫人由总统府前门冲出后，埋伏在附近的叛军看见有人出来，即蜂拥上前。我身上怀有面额二角银币50元，立即拿出来分向左右两边掷去。叛军纷纷俯拾，我们乘机抢过马路，进入斜对面的小巷里。这条巷是死巷子，没有通路，巷内有十来家住户，其中有一家门户虚掩，我们便推门入内。恰好门里前面一座房子没有人在，黄惠龙和我急把军服手枪投入井里。这时夫人十分疲劳，我把她送入一间卧室休息，然后和黄惠龙坐在厅里。忽然一位老妇人从后面走出来，看看我们，又看看房间里面，接着便怒气冲冲地大骂：“你们是什么人？擅自进入人家屋里，连我新媳妇的房也进去了。你们马上滚出去！我儿子当排长，他回来你们就不得好死了。”夫人在房间听见了，立即跑出来。我看见这种情形，只得捏造一些事实，指着夫人向老妇人求情说：“她是我的姑母，在汕头当教师，因放假来探望我们。刚才打算到市上买些蔬菜鱼肉，谁知马路上遇到很多军队，害怕起来，又不熟识路途，因此躲到府上，请你原谅！”老妇人听了还是坚持要我们离开。正当这时，忽闻扣门声甚急，我和黄惠龙便准备搏斗。老妇人开了门，一个穿便服的少年走进来。老妇人指着我们，说我们闯进他家里，要那少年立刻驱逐我们出去。我料定这少年是老妇人的儿子，便把刚才对老妇人说的话再向他说了一遍。幸而这少年没有责怪我们，也没有要我们走，便直到房内去了。我们认为非跑不可，就由黄惠龙先行，我跟着到门外探视。谁知黄惠龙刚跑到巷口，即被叛军抓去了。我只得退回屋里，找些泥土把衣裤略为弄污，然后去请那少年出来和他攀谈。原来他姓朱，当消防警察，新婚不久，新妇刚归宁。我见他很和善，就恳求他带路。我说：“我们住在卖故衣的四牌楼，因刚从乡下搬来，路途不熟，烦劳你带带路好吗？”少年答应了，我便和夫人跟着他出了巷口，转入内街，很快就到了四牌楼。我便对这位少年说：“来到这里，我们认得路了，不敢再劳，请你回去吧！将来我们一定要买些礼物到府上答谢。”这少年向我们道别，便回去了。夫人袋里还有些钱，我就拿来买了些鱼菜辣椒酱之类放在竹筐子里，装作厨夫的样子，向高第街前进。刚转到维新路时，又见许多叛军把守着。我跑上前说：“弟兄！加菜吗？”跟着把筐子给他们看。他们拿了一瓶辣椒酱说：“谢谢！”我和夫人急急横过维新路，转入高第街，一直来到同福里马伯麟寓所门前。马此时任长洲要塞司令，只有一个名叫九妹的妹妹在家。当我敲门时，她竟不认识我。我低声告诉她：“我是二叔。我常常到你家来，你怎么忘记了？”她很惊讶，急忙把门开了。我们立即闪进去，关上门。跟着又有一个人叩门，原来这人是马伯麟的亲信勤务，是奉马之命回家烧毁文件的。我焦急地问他有没有看见中山先生到他们那里。他连声说：“看见，看见。”夫人听了很高兴，立即写了一封信交他带给先生。这时我忽然想起夫人已两天没有吃东西，便请马九妹叫仆人弄些饭菜来。夫人大概因疲劳过度，不愿吃。我安慰了她一番，并说：“如果夫人不吃，我也不吃了。”夫人才勉强吃了半碗。吃过饭后，我请马九妹把床铺让给夫人休息。晚上10时，马伯麟的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各处已经戒严，车船都没有开行，因此把信交还夫人。第二天一早，我请马九妹吩咐仆人到仰忠街找马超俊来。不久，马超俊和他的妻子沈蕙莲都来了。他们看见夫人已脱险，并知道先生亦已到了黄埔，十分欣慰。相谈之下，各人都认为这里不能再留，遂决定冒险到沙面自来水厂工头李国斌处暂避。各人都换了普通人穿的衣服，步行前往，马九妹和马伯麟的弟妇也跟着去。当走到沙面西桥时，大家都已进入桥上的铁闸，我因走在最后，被4个叛军发觉，跟着追来。我急跑入闸里，对守闸的沙面工部局华差说：“这几个匪徒要抢我的东西，不要让他进来。”华差果然上前制止他们进闸。我赶上夫人等一同到自来水厂找着李国斌，向他说明来意，一面由马超俊打电话给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请他派电船来接。但这天电船没有来，我们就在厂里过了一夜。
翌日上午8时，电船来了，我们遂乘电船到岭南大学。是日适为星期日，钟校长信基督教，赴礼拜堂尚未回。这时忽见一建筑工人偕中山先生外籍顾问那文同来。我一看，这个工人原来就是黄惠龙。我看见他的蓝色衣服上粘满了白灰黄土，便问他是怎么脱险的。黄惠龙说：他被叛军拘至一小巷掠去他的手表，就放了他；后来他到东山那文家，见邻近有一建筑工人，就把这个工人所穿的衣服买来，化装为建筑工人，与那文同来。不久，伍廷芳、伍梯云、魏邦平也自黄埔乘小电船到来。我急问伍廷芳见过先生没有，伍说：“中山先生在黄埔，很平安。”各人一起来见夫人。钟荣光校长礼拜完毕后也回来了，请夫人午饭。这时夫人和大家都急欲往见先生，遂急不可待，乘魏邦平的电船驶向黄埔，黄惠龙、那文和我随行。到黄埔后，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见到先生。我急上前报告：“越秀楼没有守住，楼里的东西都烧了，我只保卫了夫人脱险，没有完成固守越秀楼的任务，请按军法办罪。”先生说：“蠢仔！你打得好，是个英雄好汉。你能够保卫夫人脱险，将来升你为团长。”此时虎门要塞司令何振来见，报告虎门要塞已失守。先生没有理会他，与夫人入要塞司令室密谈后，夫人即偕那文复返岭南大学。翌日，便由那文送夫人至香港转往上海。
那文送夫人到港后，旋即返黄埔转往广州。以后那文每隔一天，即由广州来黄埔一次。
先生驻永丰舰，由我和黄惠龙跟随侍卫。有一天，来见的人较少，我趁着这个机会对先生说：“现在只有我和黄惠龙两个卫士，力量十分薄弱，须要增加些人。各军舰的给养，恐怕也有问题。”先生说：“现在没有办法。长洲要塞的军费也是马伯麟自己筹划。李安邦司令只有士兵五六十人
，还需要协助长洲要塞的防御，不能调充卫士。”先生说到这里，恰好马伯麟带了一个身穿黑胶绸便服的人来见。这人叫徐树荣，住在隔河的村子里。他纠合了弟兄180人前来替先生效力，并拿出各弟兄签名的名单给先生看，同时举起右手宣誓：“徐树荣带同弟兄180人立誓服从中山先生，护卫中山先生，如有违背，坠海而死。”先生甚为嘉许，立即委他为别动队队长。翌日，徐树荣带同180人来见先生。他们皆穿短衣便服，十分威武，有些携驳壳手枪，有些背五响步枪，也有长短枪俱备的。先生命他们在长洲要塞司令门前集合，对他们训话，一连讲了两小时余。他们听了先生的训话，个个欢欣鼓舞，高呼“大总统万岁”。先生吩咐徐树荣率部在长洲要塞一带布防，与海军互为犄角，然后返回永丰舰。这时我又对先生说：“现在增加了徐树荣180人，李安邦五六十人，再加上李天德的卫队，防守力量已足，可否写信给我到香港找伍学熀筹集军费、粮食、煤炭，以充实军备？”先生说：“很好，很好。”便写了一封信，命我往港面交伍学熀。我奉命后，就搭省港轮船到香港找到伍学熀，把先生的信交给他。伍学熀看了后，立刻请伍于簪、杨西岩和林护等来商议。我等他们到齐了，把陈炯明造反和中山先生在军舰指挥讨陈的事扼要地说了一遍。伍学熀说：“陈炯明造反的事情，我们已知道了。大总统有命令，我们一定遵办。现在有一艘比利时货轮可以租来运载军需品至黄埔。3日之内必定有钱、有粮食和煤炭运到。我们不写回信了，请你回去代我们告知大总统，请大总统快些扫平陈贼。”伍学熀又另送500元作大总统膳费，托我转呈。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跑到永安公司见经理孙智兴，把陈炯明叛变的事简单地告诉他，并说：“中山先生仓促退出越秀楼后，一切应用衣服和物品都没有，你这里各种货物俱备，我想顺便带些回去，以应中山先生急需。”孙智兴说：“这些小事我们应该效力，你要什么就取什么吧。”我便把需要的东西如线衫、内衣、皮鞋、袜、毛巾、牙刷、香皂、咖啡、可可、炼乳、麦片和其他罐头食品等都拣了一些，用大皮箱装起来。各事办妥后，距省港轮船开行尚有数小时，便又跑到海外联义社，看见有几十位社员在那里休息。我急上前告以陈炯明造反，中山先生现在黄埔准备平乱，希望他们到黄埔效力。各人听了都愤激起来，登时有24人和我一同起程。20日抵达黄埔，我即向先生报告办理经过。先生说：“你很周到，我没有吩咐你办衣服和应用什物，你居然都想到了，又带了几十个联义社海员参加讨贼，实在难得。”说毕又吩咐我请各海员来见。他们进来都很恭敬地向先生行礼。先生问明了各人的专长和所愿担任的职务，便一一分派工作。翌日，忽闻有轮船鸣号进口，我心里猜想可能是比利时的货船，细细一看，果然看见这船挂着比利时国旗，从远处驶来。我马上去告诉先生，先生步出甲板，用望远镜一看说：“马湘，你带李安邦的士兵6人，到船上去看看。”我带同士兵登上舢板，等船驶近，就登上船去，在甲板上会见了船主，向他说明来意。船主知道我是中山先生派来的人，便把伍学熀的信件托我转交先生。我把士兵留下看守轮船，自己回永丰舰复命。先生看了信后，立即吩咐打旗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叫他们把应领的伙食、煤炭、军饷等都开列清册，并具备领据到比利时货轮提取，同时命令全体官兵除值班勤务外，一律到永丰舰听候训话。不久，各舰的官佐士兵纷纷驾着舢板前来，各舰的人数，多者有五六十人，少者有二三十人。他们听了先生讲话后，都衷心表示服从和愿意加入国民党，并高呼：“服从大总统”“大总统万岁”。
有一天，陈树人自香港来，表示愿在先生身边任秘书。先生不同意，要他马上往上海，从速对各地华侨宣布陈炯明的叛逆罪状。后李禄超也自香港来，传达谢持在香港所得北伐军回军讨逆的消息。
黄骚来舰向先生报告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逝世的消息。先生听了流下泪来，在座的同志和海军将士也都很伤心。先生对各人说：“陈逆叛乱，祸国殃民，伍总长忧劳过度，遂致不起，我们后死者自应同心勠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之英灵，完成革命大业。”
有一西报访员来见，先生对他发表谈话，内容大概是说：“总统为国会选出，责任重大，无论任何困难，绝对不能放弃职守。陈炯明称兵叛国，我身为总统，自应负起平乱讨贼之责，才对得起全国同胞。”谈了些时，西报访员才退出。
7月7日，洪兆麟派代表陈家鼎来，要见先生。我一见他，非常气愤，向他大喝道：“洪兆麟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你拿了洪兆麟的头来，才有话说。”先生在房里听见我高声大骂，便问：“马湘，你和什么人吵嘴？”我说：“洪兆麟这个东西派代表来要见先生，我不觉愤怒起来，把他大骂了一顿。”先生说：“不要这样，让他进来吧！”我遂喝叫陈家鼎登舰，把他周身严密检査了一遍，耽搁了一些时间。先生问：“为什么还不见陈家鼎进来？”我于是急急带了陈家鼎入见。陈家鼎把洪兆麟的信恭恭敬敬地呈上，并说：“洪司令原意是想偕同陈炯明一起前来向大总统请罪的，陈炯明已经做错了，请大总统不必计较，现在洪司令希望大总统回省城，再任陈炯明为总司令。”先生没有答他，只命人写了一封信命他转交洪兆麟。
海军司令温树德接受了陈炯明的巨款，甘心附逆，把海圻、海琛、肇和3艘大舰驶离了原来的位置。这么一来，永丰座舰便顿时失去了掩护。先生接到情报后，立刻命令这3艘大舰发炮轰击鱼珠炮台，以试探他们是否附逆。结果，3舰竟违抗命令，把灯火全部熄灭，在夜深11时驶离黄埔。这时先生所统率的军舰火力，已不能与鱼珠炮台的火力对抗，而黄埔背后的那条河道亦已久无轮船航行，大家都认为无法通过，已处于被封锁的恶劣形势。先生忽然下令各舰驶入那条小河，再出三河口至新造附近停留，以避开鱼珠炮台的火力，免被叛军封锁。这时各兵舰都认为那条小河从无较大的轮船通过，但又不敢抗令，只好在三大舰离开黄埔时驶入小河，果然没有一些困难，顺利通过了。这条小河可以航行永丰舰等这样大小的兵舰，当时除了中山先生外，是没有人知道的。
中山先生率领各舰到达新造附近后，鱼珠炮台的叛军向长洲炮台密集射击，掩护叛军渡河，长洲要塞司令部和鱼雷局均被击中。马伯麟、李安邦、李天德、徐树荣率部与渡河叛军作殊死战，已将敌势遏止。不料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忽率部叛变，响应叛军，致令马伯麟各军不能再战，只得各率所部退出长洲。于是广州附近的陆上据点，遂全入叛军手中。
在长洲失守这一天晚上，先生下令各舰从新造出发，进攻车歪炮台，事先曾召集各舰官佐商议攻击计划。当时各舰官佐皆认为车歪炮台附近，叛军炮兵密布，地形险要，因而畏缩不前。有人还主张全部开入西江，再图进展。先生认为开往西江必须经过鱼珠、牛山各炮台，那里又有海圻等三舰监视，火力悬殊，势难冲过；现在只有冲过车歪炮台，进入省河，以待西江、北江各军回师，并嘱大家努力作战，使叛军不敢轻视。各人听了后，均奋勇接受命令。先生遂命永丰座舰先行，率领豫章、楚豫、广玉、宝璧各舰从新造溯流而进。翌日天微亮时，先生见车歪炮台已入射程之内，便下令各舰作试探射击。此时叛军在两岸及在河中心的车歪炮台均布置重兵，各舰官兵皆觉胆怯，面现难色。先生急召集各舰官佐训话，勉励大家鼓起斗志。至上午9时，先生亲率永丰舰先行，各舰紧密相随，向鱼珠炮台一齐发炮轰击。两岸及车歪炮台叛军的大炮也集中射击永丰舰，登时炮声隆隆，烟焰冲天。由于先生亲自指挥作战，各舰官兵均斗志昂扬，勇气百倍。我与黄惠龙各持手提机关枪不离先生左右，每发一炮，即高声喊杀助威。战了10余分钟，各舰都冲过了叛军大炮的射程范围。永丰舰被击中6弹，官兵略有损伤，唯主炮的弹药已用尽，旁炮亦仅存7弹。其余各舰中弹较少。至于叛军则受创极重，我亲见他们的炮兵阵地有四五处被击毁，仅发了几炮便寂然无声了。我们陆上部队因人数太少，只占领了东塱一带几处乡村。
舰队进入白鹅潭后，原在这里的北洋舰永翔、同安两舰均表示服从，一致讨贼。同时广东江防舰广亨、广贞两艘亦从珠江下游来附，但因舰身太小，火力太弱，不能冲过车歪炮台，驶至东塱附近即不能再进，遂会合陆上部队向江门方面退去。
英国领事来舰对先生说：“白鹅潭虽然接近沙面，但外国人不能保护你们，而且战事发生，万一损及沙面，更会引起外交问题，还是请你离开白鹅潭吧！”先生严词驳斥他说：“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领土，沙面也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主，你们是客，只有我们保护你们，没有你们保护我们之理。”英领事无言可答而去。
一连四五天接到各方面传来消息，都说北伐军回师讨贼，节节胜利。有的说已克服翁源；有的说已迫近韶关，韶关指日可下。各人听得这消息，都十分欣慰。先生还发了电报慰劳许崇智、朱培德各将领。
一天，先生正在午膳，忽然一声巨响，全舰震动得十分厉害。后来査悉是叛军企图用鱼雷爆炸永丰舰，因鱼雷在距离永丰舰数丈处爆炸，故舰身没有受伤。事隔5天后，在芳村的河面拿获了一个名叫徐直的叛军，审讯时他承认曾用鱼雷爆炸永丰舰，并供出叛军派陈永善到江门装备了几十艘小火轮，准备用来分途向各兵舰袭击，同时在芳村、花地、河南各地布置炮队，以掩护各小火轮进袭。审讯毕，立将徐直枪毙。
到了8月，接到各方面的消息，都说北伐军败退，南雄已失守。有的消息则说北伐军正在反攻，叛军将领翁式亮已被击毙，并有不少叛军反正，宣布独立，先生对各同志说：“现在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我们都不能轻信，仍要照原订计划，严密防御敌人的偷袭，等到接获前方确实报告后，再做其他部署，以免打乱步骤。”
程潜自沙面到永丰舰，劝先生离粤，另谋进取。先生认为在未得前方败退的确实报告之前，绝不忍抛弃患难相随的海军官兵而自己先行离开广州。
有一位从越南归国的老华侨（已忘记他的姓名）亲自跑到韶关探听北伐军回师讨贼的消息以后，在8月9日到永丰舰见先生，报告北伐军已从韶关、翁源一带败退，南雄已于6日失守，现在退守龙南。先生素来知道这位华侨十分诚实，因此认为他此次自动冒险跑到前方探得的消息，一定是确实的，遂马上召集各舰长会议。各舰长一致认为：南雄已失守，北伐军已被截为数段，失去联络，欲收集败军，保存实力，既有困难，更无力量再回师讨贼，即使大总统仍然驻节省河，也于事无补，究不若暂时离开广州，徐图戡平叛乱。先生略为沉思一下，认为各舰长所提意见可取，即命人通知各国驻沙面的领事，说因北伐军回师讨贼未能成功，决定离开广州。各领事接到通知后，英国领事、日本领事都请用他们的兵舰送先生到香港。英国领事还托人向先生说：“10日适有俄国皇后号邮船由香港往上海，孙总统如果决定赴沪，请于今日下午乘英国炮舰到香港，由英领事先以电报通知港方代为预订房间，以备孙总统乘坐。”先生遂于这一天下午3时，率蒋介石、陈策、陈群、陈煊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开广州；临行前派林直勉、李章达和我留下办理一切未完的手续。
先生离开永丰舰后，有几十位海军官佐向我索饷，说我是管理军饷的，要我负责发饷。我对他们说：“我不过是一个副官，哪里能够管理军饷？管理军饷的人在沙面，你们可以派代表和我一起往沙面领取。”他们同意了，遂派一位代表和我同到沙面。我本来想借此为脱身之计，谁料到沙面找到居正，他竟然拿出了面额二角的广东毫券；发给他们一个月的饷。原来这笔款就是中山先生派副官陈煊从宝璧舰上取来的，原定6月16日解往韶关大本营充北伐军费，后因陈炯明叛变，未能提去，遂由居正接管。我因留在沙面没有什么作用，遂秘密搭省港轮船至香港，再赴上海，到莫利爱路46号先生住宅，依旧担任侍卫的职务。
1922年8月14日，先生回到上海。过了好几天，林伯渠和李大钊来见。又隔几天，林伯渠、李大钊介绍苏俄特使越飞来访先生。先生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钊亦参加，一连整整谈了6天。在这期间，先生吩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过了几天之后，林伯渠来，我问他前几天会谈的是什么问题，关防为什么要这样严密。他告诉我说，这次谈的是关于革命党应以苏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打倒军阀的问题，要我保守秘密。
我跟随先生回到上海后，仍旧住在莫利爱路，薪水十分少，每天只领取零用二角，因此生活要特别节俭，衣服也是自己动手洗濯。有一天，夫人在楼上看见我在下面洗衣服，叫我上楼对我说：“朱卓文之女密报说，你受了陈炯明港币2万元，准备暗害先生；并说你已把此款在港买了洋房。起初我已不大相信，后来我见你常常自己洗衣服，不像是一个受了人家一大笔钱的人，就越发使我不相信。现在我把这事告知你；你不要怀疑，好好地干！”我说：“我不知这事，莫说2万元，再多到算不出，我也不会受人家唆使的，请夫人放心。”夫人说：“不用你说，我一向知你诚实可靠。”
伍学熀、伍于簪、杨西岩和孙科自香港来见先生，报告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十分坏，广东同胞无不恨之入骨。他们认为趁此时机下令讨伐，必可成功。他们又表示愿尽力筹划经费。先生遂分别派员向驻福建的许崇智、李稻林各部，驻两广边境的杨希闵、刘震寰各部，驻湘粤桂边境的谭延闿、朱培德、沈鸿英各部和西江一带的粤军传达命令，叫他们各率所部分头向陈炯明攻击。他们奉到命令，都切实执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把陈炯明驱出广州和西江、北江一带地区。陈炯明率残部分别退回东江惠州、潮梅、汕头一带和南路琼崖各地，负隅顽抗。
先生以广州已收复，遂和夫人自上海乘邮船取道香港返粤，黄惠龙和我跟随侍卫。邮船到了香港，港中各行商、知名人士和香港大学都纷纷开大会欢迎。先生忙个不得了，每次大会都演说数小时。在香港大学欢迎会演讲的时候，各欢迎者热烈鼓掌，频频高呼“孙博士万岁”！我还大略记得先生说：“……我从前在香港读书，康德黎老师很喜欢我，我也十分敬重他，师生感情极为亲切。后来我转到檀香山读书，适他也到该地游历，道上相逢，邀我同车四处游览。这时我头上还拖着辫子。而今已隔数十年，回忆起来，当时情景还一一如在目前。……当我在香港读书之时，中国人不懂得西医，更可以说中国没有西医。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医以暗中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帝制，恢复中华。在我开业行医时，诊金多少不论，贫者更赠医赠药。此时广东省城和澳门都没有西药房，因此要常常到香港采买西药。……各位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学成之后，首先要以济世为目的，为国家为民族效力。……”在散会时，“孙博士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各欢迎者还一齐拥上来，把先生团团围住，高高抬起，从大礼堂直抬至休息室，又纷纷请先生题写纪念册，以留纪念。
先生于1923年2月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职，设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士敏土厂。有一天，李烈钧、杨希闵、刘震寰、朱培德和许多高级将领都在座，先生对几位参军、副官、卫士队长说：“你们试试枪法给大家看看！”言毕即率各人到网球场，在短墙上排列5只瓦钵做靶子，命各参军、副官等用手枪短距离射击，每人以5发为限。马伯麟首先发射。他手持驳壳手枪，一连3发，击碎了3个瓦钵，但后两发没有击中。参军祁耿寰用驳壳手枪一连击中了5个瓦钵。外籍副官马均也中了3枪。我用大号左轮手枪，从左边第一个瓦钵依次向右射击，把5个瓦钵都打得粉碎。黄惠龙中了两发。姚观顺中了3发。最后是卢展柳，5发也都中了。射击完后，先生向大家说：“各人的射击技术都很好，虽然有些不能完全命中，但如果靶子大一些，就可以枪无虚发了。革命军要有一个打100个的精神和技术，我希望全体革命军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样，革命就会很快成功。”夫人说：“从前在越秀楼抵御陈军和保卫我脱险，卫士们都是有这样技术的。”先生又问杨希闵、刘震寰等各高级将领，有没有认真训练部下实弹射击。他们都说子弹补给困难，要求大元帅今后多拨给一些。先生当时曾命黄昌谷把此次实弹射击的情形笔记下来。
先生在大元帅府把越秀楼杀贼奖章颁发给卫士，所有各总司令、军长、司令如朱培德、谭延闿、杨希闵、刘震寰、李烈钧、魏邦平等许多高级将领以及大元帅府各级官佐全部都参加。越秀楼杀贼的卫士自大队长姚观顺以下65人首先列队到场，全场所有武职人员一律穿着整齐军装，仪式十分隆重。先生即席训话说：“我自致力革命以来，经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大小战役，但从来没有颁发过奖章，这次算是第一次。这次卫士队能以65人抵抗贼军1000余人，血战一昼夜，歼灭贼军数百人，而且还能安全撤退，没有一个阵亡，实为战争史上所未有。你们都是革命军的好模范。现在陈炯明负隅顽抗，必须加以讨伐，凡我革命军人都应该仿效各卫士越秀楼杀贼的精神，迅速扫平叛逆。”训话毕，夫人亲自把奖章挂在各卫士的襟上，全体卫士均十分兴奋，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
有一天，伍学熀、伍于簪、杨西岩、杨仙逸偕华侨10余人来见先生，魏邦平夫妇亦在座。先生与各人略谈了几句，便招呼大家到门前码头，登上大南洋电船，吩咐开往鼎湖山。原来他们都是事先约好的。船开行后，先生和各人一面浏览沿途景物，一面畅谈。五六小时即到达高要县属罗隐涌，登岸步行约10分钟至庆云下院。僧人备山轿，先生不用，步行而往。各人因先生步行，也只得徒步相随。至半山亭休息约半小时，继续登山至庆云寺。寺僧合十出迎，竭诚款待，晚斋后，开精舍留客。先生与各人畅谈建国方略和北伐大计，至11时始就寝。翌日早斋后约10时，先生偕各人至鼎湖寺游览后，循着原路回到庆云寺。第三天早斋完毕后，即向寺僧告辞，僧众送出山门外。先生偕同各人步行下山，转向飞水潭。这里有大瀑布从山上直泻而下，分上下两级，上级浅而狭，下级深而广。先生独自一人跑到上级大瀑布之下洗澡。我见他身子浸在水里浣洗内衣，便上前说：“先生，把衣服给我洗吧！”先生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以为我洗得不够干净吗？”他把衣服洗完，才叫我到夫人那边把内衣裤拿来穿好，加上外衣，然后下来与各人一同下山，至下午9时30分，始返抵广州二沙头颐养园。
先生亲自督师讨伐陈炯明时，有一次率同各卫士偕顾问鲍罗廷到最前线——惠州城外之飞鹅岭，指挥炮兵使用刚从虎门运到的要塞炮向惠州城贼军轰击。一连发了20炮，逆军既没有还击，也不敢对飞鹅岭作争夺战。后来杨仙逸在东江河面用4艘大民船临时装配炸弹炸药，准备轰炸惠州城。先生偕顾问鲍罗廷下船视察，看见炸弹炸药制造成功，十分快慰。视察完毕，即偕各官佐卫士上陆。讵料离船不到20丈远，忽然轰隆一声，只见烟焰冲天，波涛汹涌，4艘大民船已被爆炸得无影无踪。先生流下眼泪说：“杨仙逸遇难了！”及回到大元帅府，夫人得知此事，也流起泪来。黄埔造船厂厂长苏从仙也在那次遇难。其爆炸原因，据说是抛弃烟头不慎，引起炸药爆炸所致。
先生督师东征陈炯明，前后3次。但因杨希闵、刘震寰等不肯认真作战，不仅迟迟不能歼灭陈贼，甚至还有许多次遇到危险。有一次逆军杨坤如率部大举来袭，我军纷纷溃退。适樊钟秀率豫军约一旅赶至增援。先生问樊有何需要，樊说：“一概都不要”，说罢一气吃了四五个馒头。时叶恭绰在座，对樊说：“我愿献10000元以备樊将军犒军。”樊连说：“不用，不用，不敢领受。”言毕即匆匆上阵率部直冲陈军。陈军原以为胜利在握，忽被樊军纵横冲杀，遂自相践踏，四处奔溃。此一战役，双方都受重大损失，造成以后相持状态。先生以此役樊钟秀功最大，特任樊为豫军总司令。
有一天，先生稍有余暇，命我跟随雇小艇渡河，乘汽车至东山戴恩赛家找卢夫人。我在门外等候，约一小时，先生的女公子（卢夫人所生，戴恩赛之妻）送先生出来。先生登上汽车，命开至黄花岗，在烈士墓前凭吊。有一个年约30岁的麻风病人来到先生跟前跪下求乞。我见他太接近先生的身子，急忙喝他跑开一些。先生说：“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麻风病，无法谋生，十分凄惨。”说毕又问这人的家庭状况，父母亲是不是也患麻风。这人说：他的父母都在东莞耕田，还有弟妹，昨年他独自来广州谋生，结识了一个少妇，不料同居了几个月，他的麻风就发作了，被她驱逐出来。说到这里，这个人便频呼肚子痛，拉开破烂的裤子屙泻起来。先生伸手打算替他诊脉。我急说：“他脓血遍体，万不能接触。”先生把手收回后，问我有没有钱带来。我回说只有二角子。先生命我将钱给他，又问他住在哪里。这人说住在伍廷芳的墓门。翌日，先生命李禄超办函把这麻风病人送往石龙麻风病院。
先生偕同夫人和朱培德、马超俊、李禄超、黄大伟等许多人到白云山巡视，我和黄惠龙跟随侍卫。汽车至沙河圩，被农民发觉了，备山兜纷纷来接。先生一向是不坐轿的，婉谢了他们，率领着各人缓步前进。约一小时至白云寺，寺僧出迎，请留午斋。先生婉谢，转至寺旁九龙泉休息，嘱卫士们取出牛奶、饼干、苹果，与各人共作野餐。先生与李禄超等谈，白云山土质甚佳，倾斜角度亦不甚大，较为平坦之处适宜旱作，可以种植杂粮，斜度较大的地方可以造林。餐毕与各人直登最高峰，虎门、长洲各要塞，广三、粤汉、广九各铁路，石井兵工厂，广州附近的河流、田野和乡村，均历历在目。先生用望远镜四处观看，向马超俊询问石井兵工厂的状况甚详（此时马任兵工厂厂长）。忽有几十个农民跟踪而至，衣服破旧，一望而知他们生计困难。先生对他们说：“我刚才所见山下附近的乡村，不是茅棚便是泥墙小屋，可以料定你们的生计是不充裕的。这原因都是地权制度不好，耕田的人每年要付出很大的田租，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解决。白云山各处的土质都甚佳，可以大加开垦，多种旱作物，高粱、包粟、落花生、大豆都可以种。同时也可以造林，多种松、杉、苦楝之类。请各位回去宣传鼓吹，切实进行，不过数年，生活必定可以得到丰裕。”各农民听了之后都说：“大元帅的指导，我们一定要照着去做。”接着高呼：“大元帅万岁！”
有一个时期，陈炯明部在惠州石龙一带进扰，来势猖獗，大有威胁广州之势。沈鸿英看风驶帆，把驻在北江和韶关一带的部队秘密向广州移动，准备响应陈炯明。先生事先接到情报，命滇军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郊和大北门、越秀山、小北门一带战线。当沈鸿英实行叛变、率领集中在广州北郊石井圩一带的部队向广州疾进时，先生立刻率领黄惠龙、我和几十名卫士渡过珠江，乘汽车直上越秀山五层楼。沿途看见小北门、越秀山一带的滇军并没有作战准备，连守卫和岗哨都没有布置。先生进入五层楼，望见范石生躺在床上吸食鸦片，3个勤务兵一起动手烧烟装斗，还是供应不上。先生登时震怒非常，指着范石生说：“范军长，我已命你警戒这一带地区，现在敌人已迫近了，你不但全无准备，并且绝无察觉，如此将置军法于何地？”范石生正在吞云吐雾，忽闻有人向他大骂，抬头一望，才知道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登时手足失措，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作立正姿势，行一鞠躬礼，但身子仍然不住地颤动。先生高声说：“马湘，你立即率领各卫士拿这里的机枪去布置阵地，听我指挥。”我大喊：“奉大元帅命令，取机关枪杀敌。”随即取了范军的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至五层楼西边至大北门一带城墙上，选择了地形和射界，布置好了阵地，等候先生命令。先生步出五层楼，在城墙上用望远镜探视，黄惠龙和几个卫士持手机枪随着，范石生也跟随在后面。此时范石生的部队已知道了大元帅和范军长亲自督战，都佩好武器，纷纷赶到，坐下的坐下，卧倒的卧倒，准备作战。沈鸿英军先头部队有二三百人，快步前进，进到距离大北门七八百米处，便纷纷蹲下，放了一轮步枪。先生见敌人蹲下，也把身子卧倒。这时敌人的子弹纷纷从上空掠过，呼呼作响。先生十分谨慎地用望远镜注视敌人的动作。敌人放了一轮枪之后，又纷纷起来向大北门疾进。及至敌军进到距离四五百米远时，先生忽然站起来，大叫：“快放！”登时5挺轻重机关枪、二十几挺手提机枪一齐噼噼啪啪响了起来，滇军的步枪、机枪也接着开了火。各卫士个个都是一等射手，枪无虚发，一轮猛烈的火力立刻把敌人压倒了。几百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跑的跑不到几十步也倒了。敌人的后续部队也纷纷溃退，行伍大乱。先生看清楚了这些情况，遂高叫：“范石生，你立即率部追击，不许敌人有喘息机会，一定要把敌人消灭。”范石生振起精神说：“我尽力去干，不敢再负委任。”言毕，对他的部属说了一些话，便带同卫弁和千多名官佐士兵，从大北门向三元里疾进。先生态度安详，在城墙上时时用望远镜细心观看。不及两小时，敌人已败退20余里。不久范石生以军用电话来报：石井圩已克复，俘获敌兵敌械不计其数，现正向残敌穷追。先生遂率领卫士们返回大元帅府。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在第一公园行结婚礼，事前来见先生，请先生做证婚人，得到先生应允。到了那一天，赵把中央公园的结婚礼堂布置得异常富丽堂皇，所用一切器物无不极尽豪奢。先生进入客厅坐下，接着杨希闵、刘震寰等高级将领都进来了，纷纷向先生敬礼。先生有些不耐烦，催促赵成梁举行婚礼。婚礼完毕后，先生即起身告辞说：“我因公事极忙，不能参与盛筵了。”赵成梁恳求稍待，一面吩咐开席。先生说：“不能，不能，公事急需处理。”赵成梁不敢再说，只得送先生登车。翌日，赵成梁派员送100元席金来，先生放在办公桌上，没有理会。过了一个月后，我对先生说：“赵成梁送来的席金还在台上呢。”先生说：“你拿去，我不要。”我又说：“先生用来加菜好吗？”先生很不耐烦，甚至带着一些怒气说：“你拿去，你拿去！”
1924年，先生每星期都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有一次刚到北岸步出码头时，见一妇人坐在堤边哭得很苦，大家都没有理会她。先生走上前去，看到这个妇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四五岁的小孩，衣服也破烂得很。先生问她为什么哭得这样凄苦。妇人说：“孩子病了一二十天，没有钱医治，看看将近要死了，叫我怎不伤心？”说完又痛哭起来。先生伸手替她的病孩诊了诊脉，对妇人说：“你不要哭！小孩的病虽然重了一些，但脉搏、呼吸都还好，不会死的。”说完命我用电话告知广东大学医科附属第一医院，请他们派红十字车把这妇人和病孩载往留医。他吩咐完毕，才到广东大学去讲演。
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从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乘坐电船渡江，然后再乘汽车前往。同行的人有秘书黄昌谷和副官卫士等10多人，需用汽车3部。有一次先生回到大元帅府，吩咐副首把庶务请来，问他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往返的汽车费多少。庶务回说：“每往返一次，3部汽车共计要15元。”先生说：“往返路程不到5里，便付出车费15元，花费太多了，以后不必用汽车。”从此以后，先生每次到广东大学讲演三民主义，都是率领着副官、卫士等步行前往。
广州人有很多都认识先生，原因是先生每星期到广东大学讲三民主义时都是步行，而且时间和所经过的道路都有一定。因此，知道这种情形而又希望瞻仰先生仪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先生所经过的街道，常常两旁都站着许多人。
有一次，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满身肮脏，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一个卫士见这个小孩阻碍着先生前进，便跑上前把小孩推开。先生面上马上露出不愉快的颜色，回到大元帅府后，叫这位卫士进来对他说：“刚才回来时，你把路上的小孩推开，这是极不应该的。我自然会让开这小孩，小孩怎能阻碍我走路？他年幼无知，倘若把他推倒，更要使我难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你可把我的话报告队长，叫他命令全体卫士注意。”
有一次，先生在广东大学讲民族主义，因为礼堂不大，听众又多，加上天气又热，因而有许多听讲的人十分疲倦，有的还睡着了。先生为了提起听众的精神，便串出一个故事说：“我少年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看见了很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十分起劲，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摇头叹息，还有些不管旁人谈话，聚精会神地赌博。我觉得奇怪：大笑的是笑什么？既然有人大笑，为什么同时又有人叹息呢？便上前问个明白。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你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有一个说：‘我告诉你吧！我们有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5块钱，买了一条马票。我们都是没有房子住的，住在骑楼底下。他便把马票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杠里，用烂布塞住杠头，人不知鬼不觉，既不怕被人偷窃，更不会遗失。他把马票的号码牢牢记着，安心等候开奖。后来马票开奖了，中头奖的正是他，便喜欢到万分，以为领奖之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杠子讨生活了，便把这根杠子狠狠地向大海里一丢，跑到售马票的商店探问领奖的手续。店员告诉了他，并叫他拿马票到指定的银行提取奖金和开户存款。这时苦力才猛然想起马票放在竹杠里，便拼命跑到海边去，希望把竹杠寻回。可是哪里还有什么影子呢？我们笑的是笑他钱还未到手就把竹杠丢了，还带有幸灾乐祸的思想。叹息的是可惜他一个现成的富翁做不成，是带有同情的思想。现在我们这位行家因刺激过甚，神经十分错乱，到现在还没有上工呢。’”先生说完了这个故事便接着说，“民族主义就是这根杠子”。听讲的人听到中山先生所讲的故事后，果然都大笑起来，再没有人打瞌睡了。
1924年6月中旬，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先生莅临主持，主席台上有廖仲恺、李济深、周恩来、邓演达，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几百个学生穿着苏联式的军装，个个精神焕发。先生在开学典礼讲话中说：“在几十年的革命事业中，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也取得了失败的教训。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现在无论哪一支军队都是假借革命之名，实行割据之实；只知争夺地盘，截留税款，开烟开赌，以扩充实力，并没有真正为革命效力的思想。现在为了完成我们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誓把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我们应该感谢苏联给我们的帮助，希望大家发愤图强，好好学习。”
1924年春，陈炯明势穷力蹙，退据广东的东江，不敢再作进窥广州之想。先生乃派出得力部队东征。同年秋，先生督率湘、滇、粤、桂、赣、豫、川、陕各路大军，出师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南华寺。豫军总司令樊钟秀请增拨弹械，愿率所部作前驱。先生允其所请，樊遂率部奋勇直前，入江西，过湖北，经河南进至陕西。
顾问马苏（东莞人，以贩卖中国旧画至外国为业）至大本营，听到副官马均（加拿大籍，犹太人）说：“大本营参军处由我指挥，副官处由我指挥，秘书处也是由我指挥。”马苏很惊异，找我谈这事。我说：“哪里有这一回事？马均不过是一个少尉副官，每个月支薪水30元。他这样吹牛，定有其他企图，在外招摇撞骗更是意中事了。请你有便把这事向大元帅说明。”不久马苏对先生谈起这事。先生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示，第二天军需处把马均叫了去，给了他300元，并对他说：“大元帅叫你另寻职业，不必再来工作了。”从此以后，马均就一直没有再见到先生。
北洋军阀张作霖派代表徐光汉，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先后到南华寺大本营来见先生，邀请先生到北京共商国是。先生遂决定北上。
1924年11月，先生离开广州，17日到达上海。这时有某军阀派凶徒多人，准备在码头上行刺，被民智书局职工所探悉，向我密报。我遂与黄惠龙等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又持枪分向前后左右警戒，同时浙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因此并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
先生到上海后，招待新闻记者和老革命党人开会演说，发表演讲，整天忙个不停。先生在上海停留约两星期，然后乘船经过日本，前往天津。夫人、戴季陶、黄昌谷随行，我与黄惠龙跟随侍卫。轮船抵日本神户时，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100多人前来欢迎，一致表示愿辍学归国听先生驱策。先生勉励了他们一番，并嘱他们用功研究军事学科，将来回国为国家出力。他们还打算公宴中山先生，先生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辞谢了他们。
第三天，日本各界人士和学生共1000余人，在神户大学礼堂开欢迎大会（日本皇族没有参加）。先生演讲达4小时余，听众频频鼓掌，情形十分热烈。
翌日，日本知名人士头山满、山田、萱野长知等以及先生在日本时认识的七八位友人先后来见，稍作叙谈即告辞退出，只头山满一人留下，由下午9时起一直谈至天明。头山满还用电话请了一位日本大财阀（忘其名字）到来，介绍与先生相见。这位财阀对先生执礼甚恭，头山满表示这位财阀能帮助中国建设，建议先生回国被选为大总统时聘他为顾问，中国建设事业就不患无资本，又表示他诚心希望中国富强，中日互相帮助。隔了一天，先生带领副官、秘书等搭长崎丸回国。
12月4日，长崎丸到达大沽口时，赵超、刘维炽、李仙根、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等10多人来接。到天津时，学生界搭大牌楼欢迎，先生当即对学生们演讲。先生和一班随从人员都住在张园。到天津后第三天，张作霖派员来说，在天津行辕举行欢迎大会，请先生莅临。先生带同我和黄惠龙前往，和张作霖会谈了4小时。翌日，张作霖到张园来见先生，一连来了20辆汽车，卫士足有100多人，戒备十分森严。张作霖向先生表示，他决心追随先生，并说他愿做先生的卫士队长。我和黄惠龙、邓彦华、赵超各人都站在客厅阶前，张作霖的卫队也有10多个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戴着上校肩章的军官问我说：“孙中山先生的随从卫士有多少人？”我回说：“6人。”他听错是“六营”，觉得很惊奇，伸出指头问我说：“一、二、三、四、五、六？是六营？驻在哪里？”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实在可笑，便再说明是6个人，不是6个营。他又很诧异，觉得人数太少了。他看见我佩着一支银色的新式手枪，便请我给他看。我说：“大元帅有命：‘武器不能给人家看’，对不起了。”他又问这种新式手枪能抵敌多少人。我说：“一发可以击毙10人。”他没有露出怀疑的样子，好像很相信我的话。
先生从广州到上海，由上海经过神户，由神户到天津，每到一处，不是招待记者，便是出席欢迎大会，或与各地知名人士会谈，尤其是与头山满、张作霖的谈话，所费时间更多。先生稍有余暇也不休息，还要读报纸，由于忙碌过度，在张作霖来访之后，便生起病来。那时请了一位德国医生替先生诊病，每天服药、注射，一连八九天都不见效。到了年底，先生为了急于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各人会商召开国民会议问题，不顾身体健康，扶病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先生到北京之后，病势加重。当时大家商议，拟送先生到俄国医院就医。先生以俄国医院设在东交民巷，不愿进去，因此仍在北京饭店，每天都请德国医生来看病。
过了10多天，先生病势有增无减，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孙夫人同往，又请中医施今墨诊治，也没有见效。过了半个月，进行割治。在施手术时，只限4人进入手术室，这四人是鲍罗廷、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我在门外听到先生说：“不怕痛，开刀吧！”开刀后发现肝脏满布白点，鲍罗廷主张把白点割去，医生不同意，仍把伤口缝合。经过开刀之后，夫人看到先生的病势实在危险了，不住地流泪，问医生先生需要经过几小时才醒。医生说要25小时。我在手术室外面用小凳坐着，等候先生回醒过来。医院的看护不允许，只得站在门外守候了一天一夜。先生醒了以后，刚好马超俊到来，我请他暂时守卫，自己回去吃饭、洗澡，稍事休息。天刚亮，我又急急到来，和马超俊等轮流站着守卫。李石曾煎了几次人参汤给先生喝。
过了10天，先生问医生：“我究竟患了什么病？几时才可以痊愈？我也懂得医学的。”医生答：“请孙博士写遗嘱吧！”各人听了医生的话，觉得先生的病已危在旦夕，于是用电话通知孔祥熙、孙科等速来医院，又请俄国医生再来诊断。各人到了之后，决定用红十字车送先生至行辕，由孙夫人、俄国医生、协和医院护士和我4人护送。下车时，因先生伤口未愈，不能过于震动，遂由我用双手把先生托起，慢慢地从车上送至床上。护士整理床上洁具，交我洗涤。我见先生排出的粪便其色甚黑。张静江看见了问我，先生每日吃的是什么？我告知他先生每日只吃牛肉汁，都是由我到协和医院取回来的。有一次，先生要吃葡萄，但这时葡萄甚少，我乘着汽车几乎找遍了北京城，才买了一些回来，先生只吃了二三枚，就不愿再吃了。何香凝每天都来慰问孙夫人。
过了3天，夫人对我说：“先生命你进去。”我遂到先生床前站立。先生说：“我双足麻痹得很，抱我起来坐坐！”我说：“先生伤口未愈，不可起来啊！”说着就傍着床沿跪下，把先生的左足放在肩上，慢慢地按摩。按摩了一些时，先生睡着了，我又替先生按摩右足。天将亮了，先生醒来，对夫人说：“我一定要死了，马湘一生跟随我，必须养他过世，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学毕业。”
再过了3天，到了3月11日的晚上，我又进到先生卧室，这时先生、夫人和护士都睡着了。到夜深3时，先生醒来，呻吟不绝，并且不断地喊着：“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我看见先生这样痛苦，于是叫醒了夫人，又把人参汤给先生喝。
到翌日早上6时，汪精卫来看视先生的病，握着先生的手说：“先生！我是精卫。”接着何香凝、宋子文和俄国医生都进来了。宋子文请俄国医生用安眠药给先生吃，让先生好快些死。我听说大怒道：“你要用安眠药药死先生，我先打死你！”宋子文就不敢再说了。这时客厅里徐绍桢、李石曾、马超俊、张静江等很多人在座，段祺瑞也派许世英代表前来问病。许世英来至先生卧室门外，行最敬礼后恭敬地说：“大总统！段执政即要来见。”先生就在这时死了！孙夫人见先生已死，痛不欲生，何香凝等一直不离左右，扶持劝慰。先生在病中已几十天没有理发，我遂将理发匠林耀光请来，替先生遗体理发。林畏缩不前，我向他解释说：“你跟随先生担任理发，时间已不少了，接触也惯了，又不是陌生的人，为什么生时不怕，死了就怕起来呢？待我用棉被靠着他的背部，用手扶着他的头部，你来动手吧！”他起初还是很勉强地操作，但后来也就不怕了。夫人将剪下的头发用玻璃盒保存起来留作纪念。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