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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
1903年5月，黄先生回国，先与张继（溥泉）、周震鳞（道腴）诸先生商讨进行革命方略，筹款购械，准备行动，复创华兴会于长沙，黄先生被举为会长，决采先据一省而由各省纷起应援的策略；一面嘱同志之与省内外各界有关系者，分途运动，以谋策应；一面另组同仇会，专与洪江会等下层组织接洽，并仿日本军制编组革命军旅，与马福益等共谋起事，为湖南革命势力培植基础。后因国父游欧、美抵日，经日友宫崎寅藏居间协调，黄先生与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同志毅然放弃华兴会之组织，而与兴中会合并，共组“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相号召，集合全国力量，共同为创立中华民国而奋斗。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先生更积极负起革命责任，由日潜返国内视察南北各地情形，多方策划布置，谋在两广先举义旗，各省从而响应。1907年，国父与克强先生亲率健儿攻占镇南关，卒因众寡悬殊，未能久据。其后国父因声名太大，不仅国内不能立足，即在日本、南洋各地与中国接近地区，亦不能自由居住，无法亲为领导。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黄、胡（汉民）二先生主持，自己专任国外筹款，以济革命之需。故自钦、廉等役，以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都由黄先生负责领导，出生入死，躬任其锋，而革命计划则随时函告国父，悉依决定进行。在广州起义之前，黄先生已派居正（觉生）、谭人凤两先生分往两湖运动新军，与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秘密策动，以谋响应。及广州失败，两湖同志更积极进取，决在武昌起义。10月10日事变发生之后，黎元洪临时被推为都督；及28日，黄先生与宋教仁等方由沪抵武汉，被举为革命军总司令，士气为之一振。其时湖北黄州、宜昌及长沙、九江、太原、云南等先后“光复”，革命势力日渐扩张，清军围攻武汉，黄先生以寡敌众，坚持达一月之久。迨汉阳失守，而南京业已“光复”，各省相继响应，国父就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中华民国便告成立。
黄先生为人豪侠尚义，智勇兼备，具湘人苦干实干的精神。胡汉民先生与之共事甚久，谓其“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弗逮”
。当辛亥广州失败及汉阳撤守之前，黄先生自觉未达成任务，愧对死难先烈！两度欲投水自尽，以谢国人，均为同志所劝阻，其明耻负责，慷慨轻生，有如此者。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集会于上海，议定临时政府组织，拟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指挥援鄂及北伐各军。黄先生一再推让黎氏，而以北伐自任；及知国父不日将由美抵沪，即请代表废除元帅名义，举国父为大总统，绝无争权夺利的思想。黄先生自谓“一般士大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
。言行一致，不让圣贤！
宋案发生后，黄先生与国父虽因讨袁步骤缓急，政见略有不同，其视袁氏为国贼，深罪致讨，剑及履及，则无闲言。其后讨袁失败，亡命赴日，国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不能服从党魁的命令所致，故主张成立中华革命党，宣誓服从总理，并按指模以矢忠诚。黄先生虽不赞同，而于国父并无异志。刘揆一先生曾述其事有云：
“孙总理欲恢复民国以前革命党之面目，乃组织中华革命党，即固有国民党员，亦加以严格之入党手续。公（按指黄先生——科）意袁派势力日加扩张，吾党似不必过事取缔，而收容各派，以为奖励与发展之计，故未立即赞同；孙总理于是以中华革命党协理一职虚以待公，而凯觎此职者乃日相离间。适欧战发生……忽有‘欧事研究会’之组织，故谗间孙、黄二公者，更以显分党派相诋毁，公向孙总理表明心迹（覃振、白逾桓后亦主张解散研究会），遂于民国3年（1914年）2月，往游美洲，随行者李书城、石陶钧、唐月池、徐申甫4人。孙总理先为电告美洲同志，舟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记者曹亚伯、黄伯耀等偕美国移民局官员上船招待，中外人士鹄立埠头欢迎者万余人”
。
居旧金山数月，屡对华侨宣传讨袁复国大义，并与当时驻美总支部长林森（子超）先生约访问加州北部各地侨胞，每有演讲，多由科代用粤语传译；司游半月，至第一次欧战爆发乃止。莫纪彭先生在黄夫人处，曾见国父与黄先生往来书信数通，为“两人亲笔，往复陈论中华革命党党章服从领袖一义也。先总理有中华革命党自办两年，假如无成绩可言，交付克强先生接办等语……想见先总理之伟大，圣哲相逢，不私其党……至于两书中叮咛相慰之语，亦人生多情哉”
。其后蔡松坡先生在云南起义讨袁，国内同志多电促黄先生归国，协助指挥，黄于复彭丕昕函中，自述其留美意义，有“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诸语。于此可见黄先生当时去美国，既先商得国父同意，而留美亦有其革命任务。他在美国各地发表的演说和谈话，内容还是宣传三民主义，与国父的主张并不相违。
当蔡松坡先生起义时，张继、李根源诸先生欲向外国富商借款200万元，以助军饷；富商敬仰黄先生，必其签名而后借。张继向黄先生电商，而黄先生则转陈国父，嘱张孝准代为签名；并电促李烈钧、周震鳞、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其于国父仍是奉商承教的。民国5年（1916年）6月，黄先生应蔡松坡之请回国，与国父在上海相见，误会完全冰释。周震鳞先生曾述其经过如次：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请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误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讨袁军事结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军阀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议会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军阀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1916年10月31日赍志以逝。中山先生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
由此可见孙、黄关系始终是建立在革命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见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议固不能有所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间，更难施其狡伎。我们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
黄先生逝世后，国父于革命党各支分部同志讣函中，除先述其病状及逝世情形外，末谓：“以克强盛年，禀赋素厚，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遽此凋谢，为国为友，悼伤百端！”
亦可见其沉痛！
综上所述，足见论者谓：国父与黄先生凶终隙末之语为不可信。古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若黄先生之与国父，庶几合于君子之交。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