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柏文蔚
辛亥年，余36岁。二月，奉天督练处奉谕改组，以军事参议一人总揽其事，亦谓之总参议，蒋方震任之。余被淘汰，盖由来渐矣。是时，管云程为河南总参议，将之任，余往送之，管则以最冷淡之态度待余。余将入座，即声明曰：“余来为送总办之行，非有他求也。”管即变为温和态度曰：“你如何打算？”余答曰：“吾将入山耕田，不愿溷迹仕途矣。”管则殷勤备至，优礼有加。余更知势利场中之龌龊矣。
五月，余赋闲经济更不能支，起饿腹恐慌，而同志者更困苦。余就食于廖燮堂（廖元煌字燮堂）家。廖为学校教师，其夫人在女子师范求学，所入50金，有仆一人，尚可日获三饱，亦无所忱也。时至七月，北地早寒，未免顾虑秋衣。余决计至呼兰寻“天边羊”筹款偿还旅债，谋于廖，凑资50元，遂往焉。‘天边羊’者，赵姓，为人慷慨，余说状，即慨然赠俄卢布500元，合中国钱780余元。中秋节，由哈尔滨回奉天，时已雪深尺许。付还三江旅馆债务及接济同志者外，尚余200金。余与廖氏夫妇笑曰：“天无绝人之路，又何可畏也。”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报载武昌兵变，并说举动文明。余与诸同志窃喜，皆云否极泰来，时机已至矣。二十二日，得范鸿仙、郑赞丞急电，促余南下，一日三电。余即召集旅奉同志会议，皆曰关内起义，关外亦紧要，不可无人主持，当即复电不回。
二十三日，又得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电，言甚激切，云：“百先（赵声字百先，号伯先）已故，长江非异人任”等语。余复召集诸同志会议，决定东北工作，由廖燮堂与梁实卿、卓卿昆仲主持联络，余决计南返。
二十四日，余携30元至营口，以川资不敷，遂典质焉。
九月初一日，抵上海，陈、郑、范（即陈英士、郑赞丞、范鸿仙）晤面，皆大喜。余说明东北情形，陈允汇款接济，另派人联络。
九月初二日，黄克强（黄兴字克强）归自南洋，即会议于英士家，决定克强担任武汉方面事宜，余担任南京方面事宜。是时，清军攻汉口甚急。余初三日赴南京，克强初四日乘红十字会船赴汉口。余至南京之日，第九镇下级官及头目来会者数十人，气甚旺，而主持大计者为凌毅、李华侬诸人。研究军队内容，皆以新军有枪无弹为虑。余复回上海与陈、郑、范谋。英士之管财政者为杨谱笙。陈命先拨款千元购手枪，制炸弹，机关设在牯岭路，由范鸿仙主持。有巴泽汉者，黄花岗之漏网者也，精工制弹术。三日以内制成1200颗，又购手枪300支，全数交余。余率死士百余人，用褥被毛毯包裹以行，乘三等火车，人皆避之，然亦无干涉者。至南京，皆搬运内桥机关存焉。是时，南京军队分四种：新军则为第九镇，徐绍桢所统。江防军十六营，张勋所统。旗营无建制，约千余人，直隶于江宁将军铁良。督标绿营改为巡防军，亦无建制，约2000人，则为督署卫队，直隶于总督张人骏。旗营为满人，张勋驭下有恩，且皆功名利禄之徒，不易为力。而巡防军多淮军旧侣，以乡情故，皆表同情。新军骨干为三十三标、三十五标，均系征兵，自经赵百先、林凉生（林之夏字凉生）输入反清主义以后，印象甚深。至三十四、三十六两标，为老湘军改编。骑标、炮标、辎工两营，亦皆征兵，下级官亦多学生出身，受有熏染，一致反清者也。
军事计划决定：先以巡防营2000人发难，先攻铁良，夺取械弹，三十三标在三牌楼响应，抢清凉山之火药库。命令于九月初八日夜12时发出，定于初十日午后10点开始动作。乃事机不密，为侦者所知，张人骏令徐绍桢将全镇开拔秣陵关，限于初十日午前12点以前竣事，否则以违抗论，即以江防军剿灭之。徐与张勋向不相能，又因全镇有枪无弹（本来每枪有弹50粒至100粒，因武昌起义，铁良以最敏捷之手段收回），亦即遵令退出。是时，该镇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在外未回，十八协协统杜淮川驻镇江，三十三标标统王光明逃走，以伍崇仁代。炮标标统陈懋修逃走，无人接统，军心浮动，不可遏抑。徐驻秣陵关不敢入城，亦不敢举义。张勋传令闭城拿人。同余来之人皆住城外。内桥机关仅李华侬夫妇二人，上江公学校长凌毅一人，与余仅4人而已。而上江公学内桥等处，忽添警察各10余名，形势恶劣，所幸余4人皆镇定。
十三日清晨，炮标排长侯城，辎重营正目李朝栋由秣陵关来，邀余前往。是晚6时，趁月光荡小舟往焉。凌与李氏夫妇留守城中。余舟至上方桥见两岸已有多人来接，内一人问柏管带来了没有，侯、李出应曰：“柏管带已来。”忽掌声雷动，盖全镇正副目均代表士兵在此欢迎也。余因未知镇部情况，未敢声张，投宿三十三标伍崇仁处。是夜全镇士兵刺刀皆开口，已自由刺伤旗籍军官排长3人。
十四日，徐统制闻余至，遣使召余至镇部。余与伍崇仁计议妥当，下令各正目作万一之准备。若徐公能反正，吾辈当拥为都督，听令进攻南京。遂于午后6时往谒徐公，见面时亲热如昔，握手不放者5分钟之久。老人态度似哭似笑，不可言状。是时镇部门前已现拥挤之状，徐公命余出向众宣告，众始退。
徐公首先告余：“王统带去职，已由伍寿卿（崇仁字）代理；陈统带去职，此缺拟请你负责如何？”余当即历陈当前形势，并表示一致拥戴之意：“只要公能领导反正，虽一弁目亦愿为也。”徐公曰：“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目。”余当即回答：“请公勿忧，一定有好办法也。”是时孙协统亦归，新由日本回国的史久光兄弟及正参谋官沈桐午均在座，当即商议举义事。余主张南京先发，次镇江，次苏州，次上海。而徐、孙、沈、史诸人，皆主张先上海，以次攻南京。服从多数，计划乃定。徐公当即命余往上海运枪炮子弹发给部众，做进攻准备。
十五日，余动身往上海，经南京入城已下午7时，得沪电，知上海“光复”，连夜折回，报告徐公，并附意见数条。
（一）张勋、铁良粗识军事，恐乘我无备来攻，公宜由上方桥退马群拔镇江，俟补充完备反攻。
（二）城内巡防军，宜不断联络，物质上应予以便利，定可归心。
（三）无论如何必俟子弹补充完备，方可举动，不得冒险。
十六日午前10时，又得沪电，苏州巡抚程德全反正，苏州“光复”。同时张勋遣使曾云生、何绍先二人，皆余之武备练军同学，衔张命与余言和，提出条件。
（一）反正。
（二）拥张制军为都督。
（三）保全铁将军全家生命财产。
（四）张自己不要升官，保存其江防军存在。若能答应签字，即刻悬挂白旗，以免糜烂地方。
余当时提出，张能策动反正工作，余个人甚表欢迎，但此间全权由徐统制主持，应与协商决定，曾、何去后，二小时复还，传达张与徐积不相能，无说话余地。余复提出到镇江召集会议解决这一问题。曾、何称善而去。
余恐张反侧，不利于余，乃乘机由秣陵关赴镇江，转往上海领枪弹10万粒、炮弹300发、炸弹200颗、手枪500支，派人用包裹携带，运至镇江存放。
第九镇三十六标驻镇江（由江阴移来），标统已逃走。该标第三营管带林述庆操纵全标。余至镇江，林已秣马厉兵，待机而发。当时在镇江者有林之夏、陶骏保（第九镇第一任正参谋）、郑为成（第九镇最初之炮标标统）等。当由林述庆领导会议，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宣布独立，“光复”了镇江。当时旗营虽稍有反动，旋即平服。林述庆为镇军都督。
当余运械弹至镇江后，知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少江）及书记唐曼公已先在，但因与林述庆意见不合，不敢出面，恐遭毒手。余寻之于江边旅馆中，孙问计于余，余乃说明余之主张：遵照秣陵关会议计划，将械弹运至秣陵关，到马群请徐统制就都督职，露布全国，进攻南京，并应保持第九镇原有系统，任何人不得破坏。孙闻余言，乃告余曰：“君辞统制去后，十五日、十六日两日报告，内有张勋与君接洽问题，颇引起徐公左右的忌视，且以为全镇目兵只知有柏管带，不知有徐统制，更为不满。今闻君言，知君气量宏伟，吾心已安。但林颂亭（述庆）不能合作奈何？”余曰：“暂时可不研究，我们同到马群，见了徐统制再行计议。”乃决定用车运械弹由陆路起程。
二十一日午前6时，由镇江西关外金鸡岭出发，行未10里，而南京九镇败兵已纷纷退下，知已全镇覆没，如鸟兽散。据报，徐统制轻信人言，不等弹药运到，即下令进攻。当时除步兵三十四标每枪有子弹三粒外，其他步兵如三十三标及工、辎等营，马、炮等标，虽无子弹，亦随同前进，卒因弹药不济，而遭失败。余与孙铭等人即停止前进，折回镇江。余当时被各方面公推负责担任招集九镇散兵，当即下令数通，使所有溃兵聚合镇江，以待整编。又遣使赴沪报告，另函英士，请其设法协助补充。
此时徐统制受左右包围，避居上海。适黄克强亦由汉口来沪，而镇江之林述庆、陶骏保适均在沪。克强、英士误听徐公左右一面之词，乃误杀陶骏保。余闻信赶至上海，向克强、英士说明原委，且陶骏保在镇江谋独立，与徐统制在南京的失败，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以后希望大家特别慎重。时宋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在座，对余言甚表同情，立令追回正法林述庆的命令。噫！险矣。
次日清晨，余与林述庆潜行至高昌庙，乘江贞兵轮回镇江，部署一切。而上海决议公推徐统制为联军总司令。消息传来，林述庆大起反对，林凉生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余复继续劝解，说明利害，并陈明英士所拨步枪3000支、款25万元全数在此，当前重要工作是充实整编自己的部队，不然大敌当前徒作意气权力之争，智者不为也。林为之动容，余乃袖出欢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电稿，乃与余共同签发。
联军总司令部，设在镇江西关，徐与幕僚，皆集中于此。余与林述庆亦联翩往见徐公，讨论进攻南京事宜。但徐终以第九镇全部归余领导不能适然，而幕友不明大义者复挑拨是非，仇视余部。适张勋代表曾云生、顾子彬（原系何绍先，后改派顾子彬）到镇江接洽和平解决问题，反被联军宪兵捕去，执法王某不加分说，将曾、顾二人惨杀。又余部之侦查兵在江边巡查，宪兵见是余部符号，亦捕交军法处棍责，血肉横飞，抬送余部，官兵见之大哗。余不得已特到总司令部请示徐公，报告以上二事，而徐公不知也，当时震怒力主严办，而军法王某已闻风远扬矣。张勋愤吾人无信，惨杀其代表，妥协之议，遂告绝望。
自此以后，余与联军总司令部隔阂日深，林述庆以夙怨与徐部更不相能，每次军事会议，意见冲突。余决计不在联军范围以内作战，自请将镇军全部归林述庆率领，加入联军协攻南京。余愿率先锋两营及学生队300余人，由镇江渡江经六合县攻浦口，断张勋后路。此意见提出经联军军事会议，得多数通过，乃成定案。
林述庆向南京出发时，余送至高资。时林携有布告数捆，系“苏军都督林”字样。余切实劝其以大局为重，勿作权力之争，林乃将布告抛掷车下。余仍不放心，乃邀第一协协统刘成、第二协协统伍崇仁，在车上讨论，说明吾人革命，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国立功，途径甚广，万不可为了眼前虚荣，误我们远大前程。万望二君善辅颂亭（林述庆字颂亭），率队攻克南京后，渡江准备北伐。江苏都督究属何人，我们大可置之不问。从此分手，期在浦口会合。刘、伍二君颇为感动。余即与林述庆告别，转回镇江。当夜率所部渡江，向六合县进发。
十月二十二日，余率部行抵距浦口25里之葛塘集。有瓜州镇赵洪禧，缉私统领徐宝山等败兵千余人纷纷向东逃窜。余派参谋副官10余人分途向前查讯，并劝阻勿退。据溃兵口称，已三日不得一食，敌又迎头打击，故避此谋食。余在六合已备熟牛肉、咸菜6000份、馒头10000斤、白米1000石，大行李已跟随到达。即令各溃兵再向葛塘集集中，退则杀无赦，并指定在葛塘集附近及迤西五里以内宿营，今晚明早给养，由镇军第一司令部领取。此令一出，当晚发出给养2500余份。余夜间巡视，有士饱马腾之慨。赵洪禧不知去向。据探报徐宝山在山谷茅屋内吸大烟，亦欲夜间向六合逃走。余乃收集败兵，会合吾之生力军，下令拂晓进攻浦口。
二十三日午前8时，我先锋第一营管带张永正在枪林弹雨之下，率全营冲过宝塔山与猪头山，占领浦镇。我先锋第二营管带朱鸿宾亦率部继续到达。余率镇部人员及学生队于午前10时入浦镇，即占领张勋大营为司令部。当我军进占浦镇后，徐、赵之兵借搜敌为名，故入民家骚扰，一日数起。余乃派学生队捕杀数人，并持令查街，如有私入民屋者格杀勿论。由是人心安定，徐、赵亦稍敛迹，不数日而徐、赵于夜间离浦镇，潜往扬州。
先是张勋因恐浦口归路被截断，已乘夜送张人骏、铁良过江北去。张本人不敢久居南京，于十月二十三日率众退入浦口。适我军进攻，张乃夺车北遁，而联军尚未知。余在浦口候至二十四日得悉各军始分途入城。徐绍桢经各军公推为苏军都督，而同时林述庆苏军都督布告已高揭通衢，与徐互不相下。于是群情愤慨，已呈现破裂之象。
联军合攻南京时，兵力最厚者为镇军第一镇。其次为朱瑞所统浙军约一混成标。其次朱熙所统苏军一标，约1200人。刘之洁所统扬军一标，约1200人。其他老巡防队沿途来归者，如许殿爵、赵鸿奎等亦有1000余人。这些军队对徐绍桢皆有相当信仰，对林述庆多不知其为何许人，林称都督反响甚大。最可疑者镇军第一镇大半反林，多有带队投徐绍桢，而林述庆尚不知也。此时如朱先志、李玉昆、余长清三部均易旗帜脱离镇军。而镇军炮标竟在北极阁设炮位，准备轰击林述庆。空气恶劣万分。余当派中军李士善持大令调镇军渡江北伐，至浦口时，则全镇人马仅余半数。
二十六日晚，由上海派来代表宋遁初、范鸿仙、郑赞丞来浦口，要余过江至城内，向各方面排解。余与宋等至南京，由宋主持会议，一致认为林述庆、徐绍桢任江苏都督皆不相宜。江苏都督仍由程德全担任最妥当。当时决定由余与宋、范、郑3人到旧藩署向程转达大家一致公推其任江苏都督的意旨。程老一再谦逊，并对林述庆亦表示不满，顾虑林对交卸都督恐有问题。余当即表示负完全责任，解决一切困难，程始首肯。此时林述庆因环境不佳，正在穷蹙之际，当余与宋、范、郑访问他的时候，相见之下喜愧交并。当由宋遁初说明来意，并说明经各方面决定推举程德全任江苏都督，并请林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林当即表示：江苏都督只要不是徐绍桢，我都同意。当即商定林让出都督府，迁往三江师范学堂，并交出都督印信，以便程德全早日就职。林立即将都督印交余，余与宋、范、郑即将印送交程德全，时已夜半12时矣。次日晨，余即协助林迁至三江师范学堂。午后程德全迁入都督府就职，秩序恢复。适张勋反攻蚌埠，江北告警，余遂渡江返浦口。
联军自入南京后，因权力地位问题，各部队纷扰者旬余。余与宋遁初、范鸿仙、郑赞丞奔走多日，事稍平息。是时孙中山先生尚在美国未归，黄克强先生由汉口回至上海休息。在南京各部队，大部分都是附和革命，真正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部队，仍属少数。当时在南京开会研究，在中山先生未回国前，拟推举黄克强先生任大元帅，统率各军准备北伐。不意此项提议，反遭一般官僚政客与附和革命各部队所反对，余乃就商于林述庆，拟以北伐军名义通电，欢迎黄克强先生在浦口临淮关组织元帅府，专心北伐，决不与一般官僚政客冒充革命者群居南京，作燕雀之争。林顾虑饷需问题，余认为英士在上海一定有办法，可以无虑。当即联名发出通电，次日由各报披露，所谓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过去持异议者现在皆表示欢迎。于是元帅府仍设在南京。
十一月中旬，林述庆计划在扬州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余认为不如在临淮关，因临淮扼津浦线要道，乃南京门户，且本党同志居多；扬州之徐宝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至今豚尾犹存，一旦有警，肘腋可忧。林不听，乃携步枪8000支，金陵厂制山炮大小50余门，子弹帆船满载20余艘开往扬州。未及二周，以强迫剪发，而总司令部卫兵200余人，被徐宝山缴械，空气恶劣。余乃严电徐宝山责问，另呈请元帅府查办。幸林述庆只身逃出，来至浦口，羞愤无地。当时余为第一军军长，徐宝山是第二军军长，均归北伐总司令节制。余即建议，第二军既已不听命令，当以第一军为基础，在临淮关组织司令部，准备北伐。林因受此打击，万分灰心，表示不愿再干，遂渡江回福建原籍而去，从此不通消息。林虽器小，亦慷爽丈夫也。余甚惜之。
当黄克强在南京组织元帅府时，清第一军军长段祺瑞在武汉领衔劝清帝退位。清室举朝惊惶，见大势已去，下诏退位，交袁世凯主政议和。清第二军军长冯国璋，本带兵进攻南京者，至是亦屯兵不前，以待后命。余率全部革命军队在蚌埠宿县一带严阵以待，听候命令。
十二月上旬，孙中山先生已回国，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黄克强被任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其他各部总长均已就职，与袁世凯进行和议谈判。但北廷条件甚苛，南京政府一部分人患得患失，一味迁就，更令袁氏轻视，至忍无可忍，和议乃告破裂。
十二月十六日，余奉参谋本部命令，大旨谓和议破裂，克日进军北伐，兵力未达到徐州以前，所有各军，统归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指挥。余得此命令以后，颇感棘手，因各军长官，各不相下，类似异军突起，各自称雄，受人指挥，非所甘心。余亦度德量力，不敢以总指挥自居，对各军用通报不用命令，并征集各军推派负责高级参谋，组织各军参谋团，既便于发号施令，亦可以联络感情。但浙军朱瑞仍自由行动，不听调遣。粤军姚雨平，接到通知后，复信有十二不解之表示。最奇者本军宪兵司令陈干，自奉令前进，即自称皖鲁军总司令，收集江北、皖北各悍匪如吕三秃子、胡老耀等啸聚7000余人，由凤阳至宿县即有众万余人，誓师词有“吾军驱逐张勋，进攻徐州，只要大家拼命，子女玉帛皆为我有”等语。此令一出，以致该部焚杀抢掠无所不为。如此情形，短时期内，军令无法统一，决计自力更生，从整顿本军内部开始，一方面争取强有力之友军合作。此时沿津浦路的部队除本军外，尚有粤军，兵精械足。余亲自往见姚雨平于蚌埠，就十二不解一一加以说明。粤军参谋长林震深明大义，当时表示：凡属同盟会老同志，此刻皆应和衷共济，不可稍存意见。姚亦颔之。由是交欢，粤军联络无间。粤军缺马，余即拨骑兵两队。我军炮兵缺子母弹，粤军即送来子母弹300发。彼此互相协助，联络参谋往来不断，进退一致。其他部队，吾亦尽到最大努力，互相联系，消除歧视。
十二月二十日，由蚌埠进攻固镇。当时以本军与粤军为主力军，本军攻右翼，粤军攻左翼。张勋军顽强，三退三返，以致本军与粤军伤亡甚众。粤军在左翼有进无退，跃进超过本军二里许。余亲率学生队200余人，督其后，威迫张勋渡河，始与粤军平行向前。攻过固镇，势如破竹。此时陈干所部在后跟踪虏掠，而其他各军亦争先恐后向前推进。是时袁世凯以战事不利，又来电言和。余以为我军不到黄河以北，难保稳固地位，虽奉令停战，故仍昼夜兼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余率冷禦秋（冷遹字禦秋）、葛应龙等部进占徐州。正在布置，尚未就绪，忽得参谋本部电令申斥，略谓“奉令停战，仍前进不止，予人以破坏和平借口，特令申斥，勿得再进”等语。余奉令后不得再进，当即检阅各军，大事犒赏，北伐至此告一段落。
辛亥年除夕正午12时至下午6时，6个小时内连接参、陆两部急电四通，召余回南京。余原定计划：再越三日，布置大定，回南京报告军事情形，且中山先生回国，余正在前方督师，尚未得见面，亦拟当面请示机宜。今既蒙电召，当即召集会议，将应办各事，责成各主管部门慎重处理，并下令预备车辆动身。当时津浦火车全被张勋运走。余向英士商借沪、杭车40辆，由交通处长丘润初运至津浦路以供军用，而各军皆占为兵舍，不能下车。余所调来者仅敞车4辆。官兵200余人、马20余匹，即乘此4辆敞车于除夕之夜开往南京。至拂晓车抵浦口，渡江至本军后方医院小憩。约7时往总统府晋谒孙公，晤面之下，慰勉有加，亲调牛奶咖啡茶，并给以饼干，殷勤备至。余当将军事情况略为报告，并陈明北洋军实力尚在，不予以严重打击，急于讲和，恐难有良好结果。孙公曰：“各方面皆愿和平解决，只要袁有诚意，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和平解决可免得大家牺牲。你在此早餐，休息休息，一切军事准备问题，可与克强面商，其他问题，以后我们再研究。”于是早餐后，余即辞出。
当余见孙中山先生的时候，正是壬子年的元旦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余离开总统府，即径往陆军部见黄克强先生，问明急电相召之意。黄当即告知：“刻下各军将领均集中南京，北方代表唐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已到3日，袁世凯急待其报告，若解决无期，恐袁即借口称兵，不可不特别注意。今日下午1时召集各军会议，故特约你来参加。最重要的有3个问题：
（一）总统。
（二）建都。
（三）陆军总长。
第一、第二两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意见。今天我们所要研究讨论的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军事问题。此间各军代表已集议多次，主张颇不一致。我们可就此事交换一下意见，提出你的主张，作为参考，以便在会议席上提出研究。”余当即提出：“关于陆军总长问题，我们决不能让步，倘因此破裂，再战亦所不惜。”黄当即表示：“你与英士的主张完全相同，至下午开会时再看大家的意见如何。”余即辞，至本军后方医院休息。
是日午餐后，下午1时至陆军部参加会议。大家对陆军总长一席一致力争，不能放弃，并一致推戴黄克强先生继续担任陆军总长职务。先是大元帅时期，本已有第一、第二两军，现在决定积极再成立第三、第四、第五三军，共组成五个军。所持理由是：一旦和议破裂，即可随时出征。会议情况非常之好。
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到了南京，住在总统府内。召集各方面军事代表人物会议，余亦应约前往。唐当即宣布袁的意见，和战须在3日内决定，以免夜长梦多，致生枝节。当时发言的人很少。余当即提出：陆军总长一席，南方各军的意见，一致推重黄克强先生继续担任。这对和战关系也很重要，请唐代表代为转达北方。余并表示日内即返前方准备待命。唐绍仪此时已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虽为袁氏代表而倾向南方，故闻余言甚表同情。散会后余即私访唐氏，相谈甚欢。唐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亦认为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为可虑，私与孙中山先生计划用武力既不足恃，可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向黄河以北发展；密议以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任直隶省都督，余为山东都督，黄克强改为南京留守，掌握5个军的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余当时亦加考量，南方的武力究属有限，各军意见分歧，党内人心涣散，唐先生的这种主张，亦可算是苦心孤诣的计划了。
事实上，当余奉电召来南京的时候，媾和已有定议，总统问题、建都问题均已早经决定，所未完全决定的仅军事上尚有些枝节问题。据袁世凯来电，若不能接受他的条件，和平破坏，彼不负责，并以立即召回唐代表相要胁。此时南京方面唯有一切照办。结果陆军总长内定为段祺瑞。黄兴改任南京留守，负责处理南方的军事。
4月1日，南京临时总统孙中山辞职。4月5日，参议院议决迁都北京。此时官僚政客皆联袂北上，弹冠相庆，唯陈其美不就工商总长，并通电表示态度。
余回徐州将军队重新布置后，即返浦口暂住。此时余之兵力北抵徐州，南至浦口，徐州以南津浦铁路沿线，皆在我势力范围以内。袁世凯特派章聿骏（号季诗）来浦口，持交通银行支票100万元相赠，并云：“大总统闻贵军长甚清苦，特命聿骏前来慰问，此100万元作为老亲养膳之费。望将贵军造一官兵花名册直接送交总统，以便转交统率办事处存案，参、陆两部都可以不理。以后贵军饷需，准就近由津浦南段如数截留。闻津浦南段每月可收入90余万元，贵军月饷只需70余万元，是绰乎有余，多余之款可按月交部。其他一切希望贵军长到京与总统当面一谈。”余即婉言谢绝，大意谓余家虽清寒，双亲皆俭朴，养膳之费无须如此之多。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贵重秩序，本军隶属问题希望与黄留守研究决定，余无不遵命。章连住3日，不得结果而去。闻第二军徐宝山接受25万元，并以其子送往北京为质。
和议告成后，南方军事由黄留守负责。而安徽尚有庐州军政分府、芜湖军政分府、大通军政分府，不听安徽都督孙毓筠的指挥，形成割据之势。黄留守与中山先生皆命余前往赞助，以谋统一。余奉令后，即驰电婉劝三处分府早日取消，以维大局。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皆系革命党人，得电后，先后将军政分府取消。唯大通黎钟岳，系共和党人，又有葛光廷、刘国栋从中挑拨，置之不理，且日与孙督为难，欲取皖督而代之。余另委托共和党吕希恒前往婉劝，亦无效，而吕亦一去不返，不知所往。
余不得已，乃派人直接与其重要军官接洽，晓以大义，由该部军官胡聘臣领导全部输诚。余亲率兵舰二艘，步兵一团驻获港，限二小时内兵舰起碇，步兵随之而进。迨至大通下游10里附近，大通各部队伍已排队欢迎，并知黎钟岳等已向武汉逃去。余率海陆军入大通，妇孺无惊。点验各部不及3000人，编为一混成旅，即任胡聘臣为旅长，电请留守府批准备案。是役也由南京留守府拨款8万元，发给军饷及犒赏，微有不足，又由大通商会借垫8000元了此公案。大通人民及商会表示满意。
大通问题解决后，呈报到宁，留守府通知孙督，即日派遣行政人员，接收大通一切事务。余正欲料理回南京，而孙督特派汪律本、孙棨二人持孙亲笔函，来邀余急往安庆，尚有许多困难问题待决，并云孙正在病中，不然即亲到大通面商。因大通、安庆近在咫尺，且余为北伐军总司令，名义上皖军亦归吾指挥，当时南北虽已停战，对安徽军事亦有与孙督研究的必要，当即与汪、孙二君同赴安庆。与孙督晤面之下，孙即取出袁世凯电报，略云：“孙督准病假一月，安徽都督着柏文蔚代理”等语。余当即表示：津浦线军事重要，余不能脱身，整顿安徽各军余亦责无旁贷，惟安徽都督职务余不能代理。并面责孙督，南方军事由黄留守主持，不应先向袁世凯请示。孙即表示：“安徽各地军队复杂，尤其省城为根本之地，武人骄横，要饷要粮，动以手枪相向，以余多病懦弱之身，你若不来，余确实无法应付。”当时陈独秀、管昆南、汪律本、孙棨等人均在座，且余与孙督同乡同县，从小即在一起，以后从事革命是患难弟兄，公谊私情，对彼之困难均不能置之不管。经独秀、昆南等研究，首先整顿安庆内部。余当以皖军总司令名义，改编青年军，归并27个独立营为一旅，枪毙骚扰徽州的傅家桢。申斥胡万泰，再敢目无法纪，决以军法从事，所谓杀一儆百。以后安庆的秩序，也就安定下来。恐孙以代理皖督相纠缠，余即潜至东门乘轮返浦口。
次日，过江往南京谒黄留守，始知留守府已呈请取消，正办结束。余见此情况忿不可遏，当面责问黄克强：“留守府的组织，是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否征得各军同意。将来南方各军如何掌握，这点革命基础，完全被你摧毁了，以后还谈什么革命。”黄默然。余见大势已去，惘然回浦口。
留守府既已撤销，南方军事重心已失，唐绍仪（时为内阁总理）虽曾坚持任第三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已不为袁世凯所接受。第三军的第八师虽仍驻南京，反拨归苏督程德全所辖制。第五军系粤军，全军回粤。第四军为浙军，全军回浙。余统第一军驻浦口，苏人张謇、马良，以苏人治苏相号召要吾离开，并托人接洽，拨开拔费16万元，要求余将军部迁往蚌埠。余正在考虑中，适安徽葛应龙所部军队某营叛变，全城惶恐不可终日，地方各团体领袖20余人，群集浦口请愿，要求余即刻返皖。
是时陈独秀亦由安庆来浦口密商，以袁世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革命党内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处境确甚困难，要我即回安徽，还可以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于是返皖计划乃定。先将军部迁移至蚌埠，于中华民国元年6月下旬，与独秀等赴安庆，就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
安徽本是一个穷省，大乱以后财政更感困难。本党同志意见未能统一，纷扰于内；敌党政客，构陷于外。盘根错节，毕现于前，时时有捉襟见肘之苦。本党一部分同志主张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袁氏，如陈独秀、管昆南、凌焦庵、卢仲农、谢叔骞、张己振等。一部分人主张接纳袁氏，以巩固地位，代表人物如孙少侯（孙毓筠字少侯），其他如孙棨、胡万泰等。孙督时在安庆养病，不久即往北京。此时余之秘书长为陈独秀，机要秘书王树笙，参谋长为徐子俊，高级参谋徐介卿，所有机要皆由四人与余密商解决。当时的方针：决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独秀负责，与上海陈英士随时接洽掌握，决不能违背我们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动。整顿扩充军备由徐子俊、徐介卿负责。余本人在管昆南、卢仲农、谢叔骞、张己振的协助下，将所有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本党的革命同志，以坚定本党同志的意志，并保持本省行政的纯洁性。全省的行政，必须量入为出，军政当以全省收入为标准，预计占全省收入1/3。而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等占全省收入2/3。半年以内初具规模，如统一币制，厘定钱粮，继续建筑芜屯、芜广、安正公路。蚌埠开埠，省政浚坞，督修圩堤等计划均在分期施行。全省60县增加中小学校270余处。如此一来，大招官僚政客之嫉视，而党内不明大义的分子，或以未能满足其个人欲望，或因要求不遂，均表示不满，纷纷投向袁世凯献策，尚有向中山先生造谣进谗者。余唯本一己之良心进行工作，决不为所动，故当时全省情形非常安定。袁世凯屡次派人来皖币重言甘，希望余与之合作。余始终虚与委蛇，决不为其所利诱。
癸丑，民国2年（1913年），余已38岁。3月，谭组庵（谭延闿字组庵）派欧阳振声来皖，研究湘皖联盟问题。居未三日，传闻宋遁初被刺。余与欧阳绕室彷徨，终夜不眠。次日清晨，凶耗传来，知遁初已被刺身死，欧阳闻讯掩面大哭，余亦不免为之泪下。当促欧阳振声速返湘，与谭组庵研究作万一之准备。余连日召集有关人员密议对策。适李协和（李烈钧字协和）派文群并一部分军事人员，亦由江西来皖，密商协同作战计划，除决定皖、赣军事布置与协同动作的计划外，并立即密设军用电线500余里，由安庆经六安直达霍邱县之叶家集。盖倪嗣冲之重兵在周家口、阜阳一带，必须严防。计划决定后，文群等即回江西。
3月下旬末，中山先生由日本回国，与黄克强先后回至上海。4月下旬余亦潜行至沪，李协和亦于是时赶到，会商反袁，但意见不能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宣布暗杀宋教仁的主犯就是袁世凯。兴师讨伐，余与英士、协和皆赞成。而黄克强不同意，主张以法律手续解决。孙、黄二公争持甚烈。结果黄主张孙电广东，黄电湖南征求谭（延闿）、胡（汉民）意见决定。因湘、粤是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而贸然兴兵。孙公认为亦有理由，乃分电谭、胡，旋得复电皆主张以法律解决，不主张用武力，谭组庵并有几项不可用兵的建议。故即决定先以法律解决，乃到英士家密商。余当时提出经济问题，补充械弹问题，并有全部计划，对陆海军的布置、兵工厂的扩建也有详细的规划。不但未得到陈英士的同意，而中山先生对此亦未加重视。
此时的国民党，已不如反清时期的同盟会，全党没有一个统一的决策来进行活动倒袁。且湘、粤、闽、皖、赣5省联盟中之福建都督孙道仁患得患失，忽然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宣布退盟。此时余与李协和决定以皖、赣两省为基础，进行发动讨袁的准备，中山先生主张由广东先动，其他各省相机响应较为稳妥。因此余等即分别返省。
4月底，苏督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原来主使暗杀的就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此时主张以法律解决的，也就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袁世凯。同时袁世凯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协定，借款2500万镑。消息传出后举国沸腾。外国恐中国有政变，款储汇丰银行，尚未解交。中山先生与银行团交涉，不承认此项借款，请银行团保留勿交。银行团回答：可延缓一个月，如有一省独立，即将借约取消，否则即按约交款。预定广东首先发动，一再延缓，嗣后竟成泡影。余与李协和等虽通电反对，已无法挽回。袁世凯得此巨款，大肆收买粤、湘、赣、皖高级军官，如粤之王和顺，赣之陈廷训，皖之胡万泰等，皆入袁之彀中。且南方所持以为后方之湖南，军械库被袁奸乘隙焚烧，大火连续5日夜不息，所存械弹付之一炬。余就便与协和研究：大势情况已不可为，但无论如何，总以中山先生马首是瞻。联盟的5省仅余4省，且彼此意见分歧，而孙、黄的意见亦不一致。事实上已形成一种被动的局面了。
6月30日接袁世凯电报，撤余之安徽都督职务，调余任陕甘筹边使，安徽都督由孙多森接任。前数日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亦被撤职。湖南的谭延闿尚未被撤，故该省形势较为和缓。而南方的联盟四督决不能免于被撤，早在吾人预料之中。此时李协和除向孙、黄二公请示外，并电粤、湘、皖三处，商议对策。
余当时复电，以为在宋案发生后，本党即应举兵讨袁，那时联盟的5省，实力尚属雄厚。袁世凯的大借款尚未成功。各省内部军队尚能团结一致。但本党始终举棋不定，坐失时机，以致5省中的孙道仁宣布退盟，投靠了袁世凯。各省军队内部已发现有不稳现象，湖南军械库被焚，使本党削减了很大一部分力量。
现在袁世凯先发制人，决心与本党为敌，大势已去，只好洁身引退，留此身以待将来。胡汉民接到余之电报，立即复电表示同意。而李协和忽然亲到安庆，仍欲起兵讨袁，嘱余暂勿交卸。余乃派安丰舰送协和往南京，并约定将该舰留在南京，俟协和公毕仍送彼回湖口入赣。当时并派参谋长徐子俊，会同耿伯钊在船上护送。俟至一星期后徐、耿乘舰返皖复命，知李已不回赣。余乃遵令交卸，安徽都督即由孙多森接任。余回南京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借以休息。
余家住南京侯府内，由安庆随余同来者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王树笙等人。陈家本住安庆，此时亦将其夫人高君曼迁来南京，与余家同住。余每日黎明与陈、徐等人乘舟至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朋辈鲜有知者。
忽余弟俊武自上海返宁，据云李协和已秘密回江西，黄克强有来南京计划，余始终置之不闻不问。此时独秀因事返皖，子俊、介卿亦常与外间接触，知中山先生派朱卓文、冷公剑等来南京，联系第八师军队，有桂籍、湘籍团营长8人发动反袁。师长陈之骥早已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因系日本士官毕业，且为冯国璋女婿，故其师长位置能保留未动。其军队内部既已动摇，陈亦即赞成讨袁。
7月上旬，中山先生派汪精卫送黄克强到南京，被公推为总司令。参谋长一席由宁方推举第八师旅长黄葆苍兼任，黄克强所带来之张孝隼、李书城、何成浚等为宁方所反对，均未得适当安置。此时独秀由皖返宁，知袁家声、岳相如、张汇韬、范光启、龚振鹏、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在正阳召开军事会议未成。龚振鹏带兵赴芜湖溃散，几遭不测，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能安全到芜。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时回皖。
连日风声紧急，黄克强、陈之骥派人来请余研究安徽问题。余当与独秀、子俊等研究，目前南方军队已成强弩之末，时机一误再误，余对皖省军事更无信心，故始终未与来人见面。3日后，克强亲来相约，乃同到总司令部。余当即陈明当前军事形势，袁军处处占主动地位，徒作孤注之一掷，牺牲无益也。黄即说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开本党会议的情形，决定兴师讨袁，并命兄担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立即将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特任状交余。视此情形，余已不便推辞，但接受命令后，即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余认为袁世凯老奸巨滑，对任何人都无诚意。反袁是我的根本主张，但本党同志们始终抱着与袁合作的幻想，一误再误，坐失时机，现在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下决心，已经迟了一步。不过我们能有树倒不乱的精神，不怕牺牲，目前的颓势不是说绝对不能挽回，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统一意见，以中山先生为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付以重任。其他军饷的筹措，械弹的补充，给养的供应，应由上海统筹办理，源源接济。这些问题，黄克强一口答应，并云：“转报中山先生。”余即辞出回寓，与独秀、子俊、介卿、树笙等会商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问题。
7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以后黄克强宣布就讨袁军总司令职，下令讨袁。袁世凯闻讯颇为震惊，当即派3路大军南下：第一路为段芝贵，由京汉线南下；第二路为冯国璋，以张勋为先锋队，由津浦路直攻南京；第三路为倪嗣冲，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正阳关及太湖方面进攻安庆。讨袁军方面的布置，武汉及九江上游由李烈钧负责，津浦线由黄克强负责，颖州、正阳、太湖方面由余负责。是时，湖南程潜诸同志亦集中岳州，进窥武汉，使敌军不敢长驱东下，鹿死谁手，未可料也。
此时南京城内袁探到处活动，余授意洪承典、章梓二人设法清除，以保安全。洪、章立即行动，首先捕杀陈懋修、濮健诸人，大为程德全所不满，认为是仇杀。余察言观色已感觉程有异志。在我临行之前密向黄克强建议：以程德全本系江苏巡抚，与袁世凯有相当渊源，此次为大势所迫，宣布独立，决不可靠，必要时加以软禁，万不能使其离开南京。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好在他的部下多为本党同志，但陈的个人行动，也要特别注意。汪精卫太不负责，此次来宁，应坚留勿使再去，须在此负责指导一切。
7月下旬，余由南京出发至蚌埠，立即集合皖军向颍州方面移动。同时召集担任津浦线各部队将领会议，布置联络事宜。忽接黄克强急电，要余回南京，有要事面商。余到南京径往总司令部，晤黄克强，知安庆兵变，驱逐祁耿寰，举刘国栋为都督，局势大变，若不解决，皖省即为袁所有。而在正阳关开军事会议的一班同志，皆聚集芜湖，一筹莫展。
按祁耿寰系同盟会会员，奉天人，日本警察学校毕业，由东北随余进关。余任皖督时，彼为省会警察厅长，余交卸时，即改任宪兵司令，为人甚有肝胆，才略亦优，留其在皖，自有作用。故南京宣布讨袁，安徽立即响应，逐走孙多森，公推祁耿寰为护理都督，以待余至。哪知胡万泰、顾琢塘秘令其部下柴宝山围困都督府，祁双手持二枪，左右射击，舍命冲出，仅以身免。刘国楝系士官学生，早衔袁命图皖，故自任为安徽都督。余得知内中情形后，以安徽与南京唇齿相依，如安徽不急谋解决，未免有唇亡齿寒之虞。即请黄克强以总司令名义电芜湖之范光启、管鹏，速往安庆设法处理。俟至3日尚未得复，适胡万泰亲到南京探听消息，由孙孟戟引胡见黄克强，意欲黄委其为安徽都督。但黄早知胡已被袁收买，绝不能为虎谋皮，而胡又不便自荐，遂顺口人情推荐余回任安徽都督。余得到黄的指示，至下关晤胡、孙，一言决定，遂只身与胡等返皖。一步走错，棋输满盘，谋之不臧，岂又何尤。
8月上旬，余由南京返皖。刘国楝闻风逃走，表面上似较平静，而袁探满城，情况仍甚复杂。胡万泰因两面要好，获罪倪嗣冲，地位不稳，暂时安定下来，不敢有所动作。此时皖籍党人管鹏、范光启、张汇韬、郑芳荪、凌毅等相继返至安庆。余委龚维鑫为都督府参谋长代行都督职权，委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司长职权，其他诸人均分别委派工作，布置就绪，即拟仍返前方督师北伐。乃忽接黄克强密电谓：“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无何，连接葛应龙、端木璜生函电，大旨相同。并知自余离南京后，黄克强左右已现分离之象：汪精卫不但未留在南京，且已早回上海。而程德全潜走苏州。竟有奸人潜至总司令部，促黄退出南京，袖出讨黄旗帜一面，并云街市已挂满，稍迟恐祸将及，悔之晚矣。变生仓促，神鬼潜惊。黄克强经不起这种恫吓，不问青红皂白，无故退往上海，使军溃散，铸成大错，良可哀也。
黄克强退走消息传出后，胡万泰来见余，面有喜色，问余曰：“黄克强既走，军事无主，都督计将安出？”余开门见山反问曰：“黄已离职，本党军事必归失败，余将皖督交你担任，倪嗣冲是否能甘心？”胡即淡然辞去。余知胡必有变，通知各部人员戒备万一。次日早，卫队营长叶开鑫来报告胡万泰、顾琢塘叛变，柴宝山已在布置围攻督署，并告奋勇平难。余令在督署前后左右布置应变，须极镇静勿躁。无何，胡来电话，谓：“兵心忿激，请都督交出祁耿寰、范光启、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并云：“这些人在都督前挑拨离间，使官兵不能安心。”余当答以这些人都是我的患难同志，彼存我存，彼亡我亡，绝不能接受你的要求。事实上此时范、管、郑、凌已早离开，在余身边者仅祁耿寰一人。延至午前7时，四面枪声大作，见余之卫队已有异状，而营长叶开鑫亦避不见面。余之身边仅余150余人，乃据门而守，中校副官陈斌当场中弹阵亡。迨至午后4时，警士葛忠惠持枪至督署门首报告：胡万泰司令部受西门外狗头山炮台攻击，胡率所部向集贤关退走，南门无人，可以出城，并可乘船东退等语。盖在午前4时，胡兵未攻督署前，余令要塞炮台营长洪自胜，携十二生的口径要塞炮二尊，设在西门外狗头山，此时洪向胡司令部发炮，获此从容退走机会，否则将不知如何结果也。余乘此机会下令向小南门出城，至南门外，卫队仅余70余人，祁耿寰寸步不离。乃雇民船3只，第一步渡江至八都湖，尚欲集合水警船舰，向东渐退，徐图恢复。适水警第一区长夏兴复集合巡舰八艘，有兵80余名，愿同阵东下，当会合一处。晚餐后，命令至栏江矶宿营，时已午后8时矣。次日拂晓至枞阳，因兵少不敢登岸。又以军需已空，适有农民运米一船，柴一船，命即征用，告以至大通付价，当向大通退却。所得铜圆400串尚足付柴米之价。是时，张永正之兵住大通，已有异心，不受调度，而一切征收机关人员均避不见面，狼狈之状已可概见。先是余在省城，六安王传禄来电：“起解茶税3万元来省，请派队至桐城接款。”得电之次日，即遇胡变，未能派人。至此余即命柏方精带兵40名赴桐城，嘱款由孔城经枞阳到大通。幸官兵皆忠实，果能如命办到。乃款船达到大通时，亦即敌舰进入大通之时。余严令官兵格外沉着，均将军衣卸去，枪支装于舱底，待至次日早晨，各民船起碇时，吾军一同混出，敌舰监视不及也。不意至夜半黑色浓厚，敌用探照灯照视各船，我军官兵经验太少，不能镇定，投水而死者多人。幸次早仍得安全出口，顺流至芜湖。是时，胡万泰、顾琢塘降敌，率队追余之残部，团长常守昆在荻港战死。先是有人报告：龚振鹏由正阳关回芜湖以来，态度大变，惨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以致英领因每日枪声不断，出而干涉。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师长袁家声因其残暴，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已饱受虚惊矣。似此情形不能贸然登岸。余以甚有理由，乃即泊碇，并作戒备，一面函约龚振鹏，略谓“安庆之变，变于南京之溃散，下游已无望，现拟由徽属之祁门、婺源赴江西，与李烈钧结合，由湘、赣恢复武汉。足下如有意，请来行营面商行止”。龚振鹏之为人，富有革命性，唯头脑简单，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在正阳关开军事会议时，据云对余不满，恐系听了别人的挑拨。但此次接到余信后，立即到江边来见余。余见龚神气和悦，毫无恶意，当即登岸，同车到龚之司令部，聚谈甚欢。次日，忽有江苏同志数人由南京来，谓黄克强虽去，大家同志皆不甘心，乃将陈之骥赶走，公推何海鸣为总司令，张尧卿为都督，南京仍复独立。不过主持非人，对内对外缺憾甚多，柏公倘能即刻前往，恢复原状，当不难也。余以下游无望，始有退转江西计划，但南京既可恢复，此乃革命根据地，何忍弃而之他，遂嘱龚暂留芜湖，将军队加以整顿，然后来南京协助。龚亦非常乐从。余即调湖鹏鱼雷艇乘往南京。正欲启缆时，适张静江、戴天仇（戴傅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两同志赶到，云奉孙公命来慰劳军队，至南京不能入城，故即到此。张由皮包内取出3000元汇丰纸币给余。余赴南京嘱张、戴径向上海复命。
余到南京后秩序大乱，对内何、张争权，对外与地方绅商无人联络。余劝何、张捐除私见，敌忾同仇，覆巢之下宁有完卵！何逼张将都督印交余，余拒不接受。至是地方已派人出面接洽，谓余若不接都督印，地方不负筹款责任。余谓接都督印后，款从何来？答曰：“南京仓库存稻子1.7万余石，可作米。造巾厂尚存红铜200石，约可出铜圆3000余串。白银40万两，可出银圆70余万元。大兵两三个月不难支持也。”余闻是言，又默察地方人士情形尚属诚意。余故事清高，稍存虚矫，必至偾事。因对何、张言论稍为转变，力劝彼此合作，相见以诚，但能有利公众，无论如何牺牲，在所不顾。次晨，张被何所逼，将都督印送来交余，其状甚惨。余即感觉内变时时可虑，然事已至此，不得不勉为其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张交印后怏怏不乐，对余尚无恶意，对何海鸣大有势不两立之势，终日与将领勾结，谋推倒何之总司令，以余代之，彼仍恢复都督之位。
时第八师有桂籍团长3人来见余，研究该师师长问题。云“陈师长去后，该师无主，由总司令兼代师长。但因文人不懂军事，官兵受痛苦太甚，受打击亦太大，忍无可忍，不能不来谋解决办法。若柏都督不想办法，一星期后该师只有全部溃散”。言下痛哭流涕不止。余亦为之感动，除安慰外，征询彼等有何好办法维持第八师团体不散，只要有用我之处，我决不推诿。3人异口同声以第八师师长非柏公兼任不可。余与3人详加考虑，须双方与何海鸣说通，正式交接免生误会。迨与何说明原委后，何为人好大喜功，余任师长为彼之部下，彼甚乐从，故毫无留难，一言解决矣。余接师长职后，稍为犒劳，军心大振。是时，天堡城原在张勋之手，我步兵第二十九团一鼓作气，将天堡城夺回。但一日间三得三失，而敌我两军伤亡士兵，已在3000人以上。我步兵第二十九团原数1700余人，至此点验只余890余人。此种壮烈牺牲，余之心胆碎矣。余以江苏都督兼师长，实有不能兼顾之势，另以参谋长方焕章代行，整理补充，仅一星期，各兵种已达8000余人，已可一战。余计划补充至万人，由雨花台方面迂出上方桥，围攻铁厂敌军主力。城内米粮可食3个月，又可由芜湖源源接济，亦无阻碍。造币厂已开工，每日可出银圆16万元、银角1万、铜圆500串。余窃喜以事尚可为，乃内变忽生。张尧卿运动军官驱逐何海鸣，第八师旅、团、营长邀同参谋长方焕章20余人，来商拥余任总司令。大家意颇激昂，以何海鸣既不懂军事，而又贪污，所筹之款不公开，多为其亲近所瓜分，何等不除，终为后患。余默察情况，在军队一方面既已激起公愤，实无挽回余地。而何海鸣之为人缺点实多，但只要能保持其总司令名义，于愿已足，部下服从与否毫不计及。假若真把他推翻，既虑其捣乱，复虑其降敌，乃提出折中办法：即军政、军令大权今后由余负完全责任，在此严重时期不必有所更张，何总司令仍可空拥虚名，告朔饩羊，未为不可。其他一切问题俟将张勋消灭后再作计议。余提出意见后，大部分人均表示服从，但内中一部分激烈分子不表同情，且扬言在出兵雨花台时，先杀何海鸣，然后出发。张尧卿复在暗中策动扰攘多日，风声传播，全城震动。在我军内部，有一部分杂牌军队为临时所集合者，多系湘人。何掌握此部分军队牵制第八师，是晚下令不准开城。于是集中雨花台预备攻铁厂之军队不能出城，打乱了整个军事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萧墙之祸，即在眉睫。当派参谋长方焕章奔走调解，双方都不接受。余见大势已去，决心带所从部队仍回芜湖，向江西退走，再图机会。
8月23日夜，乘马车一辆出汉西门，幸守门之官系寿州朱典石，与余有旧，略告以故，乃开城。而余由芜湖运来之米抛弃满地，无人收管，伤心惨目，有如斯者。余至汉西门外之江东门，拟取道大胜关、采石矶以达芜湖，转江西，而前方已溃败不堪。据报大胜关已为敌军冯国璋占领，盖因我军未侦查明了，仓促遇敌，未及应战，即溃散不可收拾，并云敌军距此不远。是时，与余同行者仅祁耿寰一人而已。此时祁耿寰寸步不离，劝余脱去军衣，安慰备至。余由芜湖来南京时，所乘湖鹏鱼雷艇一艘、运米小轮一艘，因南京局面不稳，仍欲回芜，故稍有辎重，仍存该轮，未运进城，留副官柏心钧、张鸿德二人率兵8人守之，泊于上新河内。余等乃沿上新河西岸北行，寻觅该轮，祁之眼快，早发现该鱼雷艇停在东岸。余命呼柏、张二人，应声而出，即将小轮驶来。余等即乘小轮至大胜关日清公司趸船，由日人觅一静室暂息。据张鸿德报告，最近安徽常有人来，传言各地军队非常混乱。团长廖传仪经过合肥回芜湖被夏永伦所杀。常守昆阵亡后，所有军队全部溃散。龚振鹏、张永正意见分歧，常常发生冲突，安徽决不可再回。余此时大有进退两难之势，忽下水轮船凤阳丸驶至靠岸，余从静室窗口内见日人穴水泰胜经过，即命柏心钧招之相见。穴水泰胜见余大惊，当即告余奉驻汉口守备司令官命令，送信给仓喜太郎者。由日人口中知湖南已取消独立，李烈钧全军失败，李纯已入南昌。余见大势全部瓦解，决定乘凤阳丸赴上海。至上海后，知袁世凯悬赏10万元购余，风声恶劣，不敢回家，住虹口胜田馆，乘隙与父母妻子一晤后，至8月28日，搭八幡丸出走长崎。二次革命至此告一段落。
9月上旬，余初到长崎，人地生疏，有日本人佐久间与野中二人，常来奔走。余以其行动可疑，设法远之。是时余母思子情切，亦来长崎，赁南山手西式房屋居焉。闻之东京来人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再举。唯各省党人意见分歧，有分裂征兆。嗣又得李印泉（李根源字印泉）、程颂云（程潜字颂云）、熊锦帆诸同志函，邀余速来东京面商一切，同时特推派冷禦秋前来迎迓。余遂至东京，住程颂云家。所商者为欧事研究会组织问题。余乘便提出：本党自辛亥以后，内部分子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必要。但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一定要把同盟会老同志团结一致。当时谭人凤等多人均赞成余之主张。会后据有同志密告，有少数人欲公推黄克强为首领。余特往访黄克强先生，痛陈利害。黄纳余言，故计划往美国游历，以避免党内纠纷。余于次日往谒孙中山先生，晤谈之下，孙先生即问余今后活动办法。余当即提出整顿本党的意见，要绝对慎重，注意清除官僚政客，团结革命老同志，避免分裂。且吾人亡命在外，一切政治行动，均须审慎，并应在短时期内，秘密回国活动；并要注意敌人勾结日本政府意外干涉。孙先生颇以为然。约余来东京辅助，并要余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军务部长职务。余当时表示，以家眷部属均在长崎，须回去料理妥帖，方能来长侍左右。即与孙先生约定快去快来。余退出后，详细考虑对党的改组，并无成见，如能借此机会将不良分子加以清除，未为不可，也确有必要。但操之过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分裂，一定有不良后果。因此未回长崎，在东京又多住数日，与各方面接洽，知各省有些老同志，对加入中华革命党，意存徘徊，且有少数同志欲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余乃特约李协和一同往晤黄克强先生。黄先生对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拇印不能同意。余复加以劝解，因知黄先生在短时期内一定赴美，未便多谈，即行辞出。乃私谓协和曰：“将来融和孙、黄，你我要负很大责任也。”
9月下旬，余回至长崎，无日不以国民党分裂为忧。故无论党的改组与否，而军务部长职务，除黄克强外，他人担任，皆不相宜。余思之至再，遂致函孙中山先生，并详陈利害，辞去军务部长职务，并要求在长崎略住，再来东京。
民国3年（1914年），甲寅，余39岁。民国4年，乙卯，余40岁。元月，东京诸同志以袁政府与日本政府订立“二十一条”，丧权卖国，愤激之至，约余至东京讨论对策。余至东京，首先与同人研究后，即往晤孙中山先生。因余虽同意加入中华革命党，尚未办正式手续。孙先生即命余补办加入中华革命党手续，由陈英士代为填表写番号，余此时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余当即请示，拟请通电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孙先生指示，彼个人另有对策，要余联络东京同志，先通电反对。余当与克强、协和、竞存（陈炯明字竞存）、惕生（钮永建字惕生）诸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请国内外同胞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乃此电发出后，大招日人之忌，处处与余等为难，且捕风捉影，大造谣言，在《每日新闻》与《朝日新闻》各报冷嘲热骂，令人难堪。余乃转回长崎，早作离开日本之计。
此时，日本朝野上下，对于余等非常冷淡。且黄克强先生已早赴美，协和去法，竞存、锦帆、隐青诸人皆在南洋。住在长崎者，仅余与白逾桓二人。乃研究此地已不可久留，决定往南洋，于5月下旬离开日本。当时行动甚为秘密，私雇日人引港，于深夜用小轮送余等上入二等舱，当地警士越日不知。抵香港后，日领报告政府。政府询问长崎县，始知余等已去，大遭申斥，亦罕有之事也。
6月初，船抵新加坡，有华侨林义顺，先期受竞存之托，以汽车在海岸码头相候。故抵星后，即寓于竞存处。而谭石屏（谭人凤字石屏）、周道腴亦先期至此，但因水土不服，致常生病，已正在料理归装矣。适协和亦由法国来至星洲，闻余至，乃于次早即同锦帆、隐青、咏瞻诸同志来候，相见甚欢。唯对筹款问题，则门户太深，不能融洽，以致华侨应付为难，故筹款阻力甚多。余与白楚香（白逾桓字楚香）受协和、竞存之托，先将协和、竞存两筹款处混合起来，改称水利促成社，开会公推余与白楚香赴各埠筹款。奔走半年，结果得荷兰纸币9.3万余盾，英纸币1万余磅，共合中国钱12万多元。余亦因气候不惯，患呕血病甚剧，回星洲医治。但支付之权，同人仍推余负责，而两部分人争多论少，未免增加余许多麻烦。余因病重，长期住医院休养，终日炎夏，岁月已无法记忆了。
10月上旬，竞存来晤，云即日晚回香港。盖因杨度、孙毓筠等，所谓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冒称学术团体，公开进行帝制运动。全国沸腾，认为机不可失，故须积极赶回。关于筹安会的成立，余早有所闻，已与协和密商多次。并知云南的唐继尧与协和有旧，且已苦心经营数月，云南颇有动机。当请竞存暂候，与协和一商。竞存以此行绝对秘密，在一星期内无论何人，不能告知。此后托余转告协和，乃兴辞而去。
关于李协和对云南活动，是利用云南讲武堂陆军学生，往来奔走于滇、港之间。主其事者为方声涛。10月间协和邀集刺绣女学生多人，绣炕垫、椅披等物，要余写字，如“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余问何用，协和告余为赠唐继尧之礼物。盖唐并非同盟会同志，为人极滑头，善投机，无论帝制民主，只要有官做，他都不管，现在不便与之通信，故以此等语试之。余深佩协和办事聪明细密。礼物送去后，于10月下旬即有回信，结果甚佳。而供奔走之学生，3人已病死二人，余一人虽未至死，但已羸瘦不能行动矣。盖因路途之间受瘴气甚深致病也。协和在星洲得信，知唐继尧对赠品甚满意，已默许本党主张，即通知韵松（方声涛字韵松）就近由香港入滇，协和亦即离星洲而入云南。余当即告知竞存回香港经过，嘱其至港取得联络，将来方可打通一气。
先是，韵松至云南，住黄毓成家，唐继尧邀约至督署相谈甚欢。不意唐父以唐被封侯爵，阻止唐勿反帝制。唐在游疑之间，空气转变恶劣。韵松地处危险，不敢露面。适协和至，亦不敢径见唐继尧。幸云南高级军官多系士官学生，反对帝制空气仍甚浓厚。半月后，唐侦知全国鼎沸，反帝空气甚嚣尘上，无法遏止，又得北京来电，知蔡松坡潜逃出京，将至云南，为了逐鹿中原，捷足先得，遂决心宣布独立，探询韵松踪迹。左右告知李协和早抵此，唐立即派员迎李，方至督署，参加军事会议，当即议决改称护国军，以滇军全部编为两军。唐自统第一军，李协和统第二军，计划出四川，顺长江东下，次日，即发通电护国讨袁，全国震动。是役也，唐虽主要，而所以酝酿操纵者协和之功大矣。已在动员出师之时，适蔡松坡至，协和即将第二军拱手让与松坡，盖嘉其志而佩其才，酹其功而励其行也。如此处置，唐、蔡甚为满意。唐又搜集部队约5000人，称第三军，交李协和统之，出百色逼广西，直下广东。在百色一战，敌军溃退，而陆荣廷因以宣布独立，响应云南矣。余在星洲得唐继尧电，聘余为筹款总代表。余以责无旁贷，当将唐电转达南洋各埠。各埠复信甚踊跃，仍以水利促成会名义对外。此时余之精神颇为愉快，病虽未痊愈，而已可支撑出院矣。适有龚振鹏忽来星洲，冒称唐继尧筹款代表，到处招摇。视此情况，余当与徐子俊、金葆光、张秋白三人研究：龚在此捣乱，事不易办。余决计回上海，总代表职务俟至上海后，设法卸去。未了事务，乃托徐、金、张3人在此继续负责。是时，余经手已募有12万余元，须刻一征信录，尚有未收齐之款1万余元，嘱即催汇。徐、金任文字书札，张任会计。布置就绪，余即晚离星洲回上海。
民国5年（1916年），丙辰，余41岁。3月上旬，由新加坡回至上海。是时，袁探布满英、法两租界，并有暗杀组织，登岸时必须警戒。此时由老同志陈勤宣（策）领导多人到码头迎余，护送抵寓无恙。寓在法租界协平里。是时，各省同志均集合上海，党派既多，意见不能一致，颇费周旋。时孙中山先生以中华革命党为号召，派人在上海活动，居觉生（居正字觉生）在山东维县周村一带起兵约万人，尚未为各方面所注意。余默察情况，本党对于是役，将无成绩可言。因此时倒袁主力，全操在进步党人影响下西南地方军人之手。如云南护国军一派，除李协和少数人外，其余如蔡谔、戴勘、梁启超等，原系君宪派。民国成立以后，君宪派又与北洋军阀官僚合组民主党，后改为进步党，唐继尧即该党西南领袖之一。余与协和初意，拟利用同一目标，抓到一部分实力，有所凭藉，俟元恶大憝除去后，再谋发展。不意袁世凯在四面楚歌情况下，其平日所信托部属均纷纷起而反对帝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视此情形，余已无法贸然从事，唯有蠖屈不伸，以观其变。
4月上旬，黄克强由美洲回至日本。日政府表示尊重，并极为亲近，允以黄个人名义借贷日币300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以备缓急。并与日人商妥，以余充任军司令，特命张孝准衔命来沪，与余商办成军步骤。克强并指定曾继梧、陈复初为师长，赵恒惕为旅长，其余旅、团、营长由湘、淮军人中选择任用。余即派林凤游赴天津招待曾继梧、赵恒惕及中下级军人60余人来沪，赁义和里五楼五底房屋居住，又定练兵地点于浙、皖交界之泗安一带。是时，浙江都督为吕公望，势必与之接洽。因宁波线新北京轮船罢工停驶，沪杭铁路不通，只有乘戴生昌小轮尚可前往。然由沪至枫泾均属敌人势力范围，搜查甚严，非常危险，同人不敢冒险。余带自来得手枪20支，亲身前往，略为化装，经枫泾时尚属平静。余至杭州见吕公望，接洽甚为顺利。驻军地点东至湖州，西至泗安，给养由吕派专人办理。是时，沪甬船只已通航，余即绕道宁波回上海。
6月上旬，袁世凯因众叛亲离，在焦疲困顿下病死于北京。消息传来，唐少川在自己宅内召集开会，讨论善后。进步党首领汤化龙主张各方武力停止活动，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可知彼等已早有计划。不日，蔡锷竟蔑视约法拥段，此乃蔡之惭德也。当会议之日，汤化龙提议时，余已心非之，未及发言，有本党议员多人据理力争，以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当即议决，电北京请黎元洪代总统。嗣后黎、段不相能，虽云段之跋扈，而蔡之拥段实厉之阶也。自袁毙后，黄克强来电，停止成军，余即将人员遣散。并亲赴杭州与吕公望办理结束手续，徜徉于灵隐，天竺间者旬余。忽得沪电，陈英士被刺，身死甚惨，乃匆匆返申，为英士料理丧事。无何，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亦先后来沪。余见孙先生于其寓所，谈及英士惨死，唯有相对落泪而已。
伍秩庸（伍廷芳字秩庸）与唐少川，以广肇公所名义，在尚贤堂宴请孙、黄二公。孙先生是日演讲民主国家之地方自治，用白布绘一图式，颇为精彩，全场动容。无论党内党外议员政客，莫不敬仰。乃全体联合公宴孙先生，并请指教。是日，孙公演讲各国政治组织大纲及国会神圣、议员品格等问题，尤为启聋发聩，使同人敬仰更深一层。余两次参与盛会，为生平第一愉快事也。自此以后，本党内部，除投机分子、官僚政客早已分化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分歧意见已渐趋一致，重整旗鼓，有待将来。是时，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重开，吾人恢复自由，讨袁军事至此结束。
（王坦夫 整理）
（选自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