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余36岁。二月,奉天督练处奉谕改组,以军事参议一人总揽其事,亦谓之总参议,蒋方震任之。余被淘汰,盖由来渐矣。是时,管云程为河南总参议,将之任,余往送之,管则以最冷淡之态度待余。余将入座,即声明曰:“余来为送总办之行,非有他求也。”管即变为温和态度曰:“你如何打算?”余答曰:“吾将入山耕田,不愿溷迹仕途矣。”管则殷勤备至,优礼有加。余更知势利场中之龌龊矣。
五月,余赋闲经济更不能支,起饿腹恐慌,而同志者更困苦。余就食于廖燮堂(廖元煌字燮堂)家。廖为学校教师,其夫人在女子师范求学,所入50金,有仆一人,尚可日获三饱,亦无所忱也。时至七月,北地早寒,未免顾虑秋衣。余决计至呼兰寻“天边羊”筹款偿还旅债,谋于廖,凑资50元,遂往焉。‘天边羊’者,赵姓,为人慷慨,余说状,即慨然赠俄卢布500元,合中国钱780余元。中秋节,由哈尔滨回奉天,时已雪深尺许。付还三江旅馆债务及接济同志者外,尚余200金。余与廖氏夫妇笑曰:“天无绝人之路,又何可畏也。”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报载武昌兵变,并说举动文明。余与诸同志窃喜,皆云否极泰来,时机已至矣。二十二日,得范鸿仙、郑赞丞急电,促余南下,一日三电。余即召集旅奉同志会议,皆曰关内起义,关外亦紧要,不可无人主持,当即复电不回。
二十三日,又得陈英士(陈其美字英士)电,言甚激切,云:“百先(赵声字百先,号伯先)已故,长江非异人任”等语。余复召集诸同志会议,决定东北工作,由廖燮堂与梁实卿、卓卿昆仲主持联络,余决计南返。
二十四日,余携30元至营口,以川资不敷,遂典质焉。
九月初一日,抵上海,陈、郑、范(即陈英士、郑赞丞、范鸿仙)晤面,皆大喜。余说明东北情形,陈允汇款接济,另派人联络。
九月初二日,黄克强(黄兴字克强)归自南洋,即会议于英士家,决定克强担任武汉方面事宜,余担任南京方面事宜。是时,清军攻汉口甚急。余初三日赴南京,克强初四日乘红十字会船赴汉口。余至南京之日,第九镇下级官及头目来会者数十人,气甚旺,而主持大计者为凌毅、李华侬诸人。研究军队内容,皆以新军有枪无弹为虑。余复回上海与陈、郑、范谋。英士之管财政者为杨谱笙。陈命先拨款千元购手枪,制炸弹,机关设在牯岭路,由范鸿仙主持。有巴泽汉者,黄花岗之漏网者也,精工制弹术。三日以内制成1200颗,又购手枪300支,全数交余。余率死士百余人,用褥被毛毯包裹以行,乘三等火车,人皆避之,然亦无干涉者。至南京,皆搬运内桥机关存焉。是时,南京军队分四种:新军则为第九镇,徐绍桢所统。江防军十六营,张勋所统。旗营无建制,约千余人,直隶于江宁将军铁良。督标绿营改为巡防军,亦无建制,约2000人,则为督署卫队,直隶于总督张人骏。旗营为满人,张勋驭下有恩,且皆功名利禄之徒,不易为力。而巡防军多淮军旧侣,以乡情故,皆表同情。新军骨干为三十三标、三十五标,均系征兵,自经赵百先、林凉生(林之夏字凉生)输入反清主义以后,印象甚深。至三十四、三十六两标,为老湘军改编。骑标、炮标、辎工两营,亦皆征兵,下级官亦多学生出身,受有熏染,一致反清者也。
军事计划决定:先以巡防营2000人发难,先攻铁良,夺取械弹,三十三标在三牌楼响应,抢清凉山之火药库。命令于九月初八日夜12时发出,定于初十日午后10点开始动作。乃事机不密,为侦者所知,张人骏令徐绍桢将全镇开拔秣陵关,限于初十日午前12点以前竣事,否则以违抗论,即以江防军剿灭之。徐与张勋向不相能,又因全镇有枪无弹(本来每枪有弹50粒至100粒,因武昌起义,铁良以最敏捷之手段收回),亦即遵令退出。是时,该镇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在外未回,十八协协统杜淮川驻镇江,三十三标标统王光明逃走,以伍崇仁代。炮标标统陈懋修逃走,无人接统,军心浮动,不可遏抑。徐驻秣陵关不敢入城,亦不敢举义。张勋传令闭城拿人。同余来之人皆住城外。内桥机关仅李华侬夫妇二人,上江公学校长凌毅一人,与余仅4人而已。而上江公学内桥等处,忽添警察各10余名,形势恶劣,所幸余4人皆镇定。
十三日清晨,炮标排长侯城,辎重营正目李朝栋由秣陵关来,邀余前往。是晚6时,趁月光荡小舟往焉。凌与李氏夫妇留守城中。余舟至上方桥见两岸已有多人来接,内一人问柏管带来了没有,侯、李出应曰:“柏管带已来。”忽掌声雷动,盖全镇正副目均代表士兵在此欢迎也。余因未知镇部情况,未敢声张,投宿三十三标伍崇仁处。是夜全镇士兵刺刀皆开口,已自由刺伤旗籍军官排长3人。
十四日,徐统制闻余至,遣使召余至镇部。余与伍崇仁计议妥当,下令各正目作万一之准备。若徐公能反正,吾辈当拥为都督,听令进攻南京。遂于午后6时往谒徐公,见面时亲热如昔,握手不放者5分钟之久。老人态度似哭似笑,不可言状。是时镇部门前已现拥挤之状,徐公命余出向众宣告,众始退。
徐公首先告余:“王统带去职,已由伍寿卿(崇仁字)代理;陈统带去职,此缺拟请你负责如何?”余当即历陈当前形势,并表示一致拥戴之意:“只要公能领导反正,虽一弁目亦愿为也。”徐公曰:“余老矣,汝辈青年,万不可叫我做难题目。”余当即回答:“请公勿忧,一定有好办法也。”是时孙协统亦归,新由日本回国的史久光兄弟及正参谋官沈桐午均在座,当即商议举义事。余主张南京先发,次镇江,次苏州,次上海。而徐、孙、沈、史诸人,皆主张先上海,以次攻南京。服从多数,计划乃定。徐公当即命余往上海运枪炮子弹发给部众,做进攻准备。
十五日,余动身往上海,经南京入城已下午7时,得沪电,知上海“光复”,连夜折回,报告徐公,并附意见数条。
(一)张勋、铁良粗识军事,恐乘我无备来攻,公宜由上方桥退马群拔镇江,俟补充完备反攻。
(二)城内巡防军,宜不断联络,物质上应予以便利,定可归心。
(三)无论如何必俟子弹补充完备,方可举动,不得冒险。
十六日午前10时,又得沪电,苏州巡抚程德全反正,苏州“光复”。同时张勋遣使曾云生、何绍先二人,皆余之武备练军同学,衔张命与余言和,提出条件。
(一)反正。
(二)拥张制军为都督。
(三)保全铁将军全家生命财产。
(四)张自己不要升官,保存其江防军存在。若能答应签字,即刻悬挂白旗,以免糜烂地方。
余当时提出,张能策动反正工作,余个人甚表欢迎,但此间全权由徐统制主持,应与协商决定,曾、何去后,二小时复还,传达张与徐积不相能,无说话余地。余复提出到镇江召集会议解决这一问题。曾、何称善而去。
余恐张反侧,不利于余,乃乘机由秣陵关赴镇江,转往上海领枪弹10万粒、炮弹300发、炸弹200颗、手枪500支,派人用包裹携带,运至镇江存放。
第九镇三十六标驻镇江(由江阴移来),标统已逃走。该标第三营管带林述庆操纵全标。余至镇江,林已秣马厉兵,待机而发。当时在镇江者有林之夏、陶骏保(第九镇第一任正参谋)、郑为成(第九镇最初之炮标标统)等。当由林述庆领导会议,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宣布独立,“光复”了镇江。当时旗营虽稍有反动,旋即平服。林述庆为镇军都督。
当余运械弹至镇江后,知第十七协协统孙铭(少江)及书记唐曼公已先在,但因与林述庆意见不合,不敢出面,恐遭毒手。余寻之于江边旅馆中,孙问计于余,余乃说明余之主张:遵照秣陵关会议计划,将械弹运至秣陵关,到马群请徐统制就都督职,露布全国,进攻南京,并应保持第九镇原有系统,任何人不得破坏。孙闻余言,乃告余曰:“君辞统制去后,十五日、十六日两日报告,内有张勋与君接洽问题,颇引起徐公左右的忌视,且以为全镇目兵只知有柏管带,不知有徐统制,更为不满。今闻君言,知君气量宏伟,吾心已安。但林颂亭(述庆)不能合作奈何?”余曰:“暂时可不研究,我们同到马群,见了徐统制再行计议。”乃决定用车运械弹由陆路起程。
二十一日午前6时,由镇江西关外金鸡岭出发,行未10里,而南京九镇败兵已纷纷退下,知已全镇覆没,如鸟兽散。据报,徐统制轻信人言,不等弹药运到,即下令进攻。当时除步兵三十四标每枪有子弹三粒外,其他步兵如三十三标及工、辎等营,马、炮等标,虽无子弹,亦随同前进,卒因弹药不济,而遭失败。余与孙铭等人即停止前进,折回镇江。余当时被各方面公推负责担任招集九镇散兵,当即下令数通,使所有溃兵聚合镇江,以待整编。又遣使赴沪报告,另函英士,请其设法协助补充。
此时徐统制受左右包围,避居上海。适黄克强亦由汉口来沪,而镇江之林述庆、陶骏保适均在沪。克强、英士误听徐公左右一面之词,乃误杀陶骏保。余闻信赶至上海,向克强、英士说明原委,且陶骏保在镇江谋独立,与徐统制在南京的失败,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以后希望大家特别慎重。时宋遁初(宋教仁字遁初)在座,对余言甚表同情,立令追回正法林述庆的命令。噫!险矣。
次日清晨,余与林述庆潜行至高昌庙,乘江贞兵轮回镇江,部署一切。而上海决议公推徐统制为联军总司令。消息传来,林述庆大起反对,林凉生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余复继续劝解,说明利害,并陈明英士所拨步枪3000支、款25万元全数在此,当前重要工作是充实整编自己的部队,不然大敌当前徒作意气权力之争,智者不为也。林为之动容,余乃袖出欢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电稿,乃与余共同签发。
联军总司令部,设在镇江西关,徐与幕僚,皆集中于此。余与林述庆亦联翩往见徐公,讨论进攻南京事宜。但徐终以第九镇全部归余领导不能适然,而幕友不明大义者复挑拨是非,仇视余部。适张勋代表曾云生、顾子彬(原系何绍先,后改派顾子彬)到镇江接洽和平解决问题,反被联军宪兵捕去,执法王某不加分说,将曾、顾二人惨杀。又余部之侦查兵在江边巡查,宪兵见是余部符号,亦捕交军法处棍责,血肉横飞,抬送余部,官兵见之大哗。余不得已特到总司令部请示徐公,报告以上二事,而徐公不知也,当时震怒力主严办,而军法王某已闻风远扬矣。张勋愤吾人无信,惨杀其代表,妥协之议,遂告绝望。
自此以后,余与联军总司令部隔阂日深,林述庆以夙怨与徐部更不相能,每次军事会议,意见冲突。余决计不在联军范围以内作战,自请将镇军全部归林述庆率领,加入联军协攻南京。余愿率先锋两营及学生队300余人,由镇江渡江经六合县攻浦口,断张勋后路。此意见提出经联军军事会议,得多数通过,乃成定案。
林述庆向南京出发时,余送至高资。时林携有布告数捆,系“苏军都督林”字样。余切实劝其以大局为重,勿作权力之争,林乃将布告抛掷车下。余仍不放心,乃邀第一协协统刘成、第二协协统伍崇仁,在车上讨论,说明吾人革命,是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国立功,途径甚广,万不可为了眼前虚荣,误我们远大前程。万望二君善辅颂亭(林述庆字颂亭),率队攻克南京后,渡江准备北伐。江苏都督究属何人,我们大可置之不问。从此分手,期在浦口会合。刘、伍二君颇为感动。余即与林述庆告别,转回镇江。当夜率所部渡江,向六合县进发。
十月二十二日,余率部行抵距浦口25里之葛塘集。有瓜州镇赵洪禧,缉私统领徐宝山等败兵千余人纷纷向东逃窜。余派参谋副官10余人分途向前查讯,并劝阻勿退。据溃兵口称,已三日不得一食,敌又迎头打击,故避此谋食。余在六合已备熟牛肉、咸菜6000份、馒头10000斤、白米1000石,大行李已跟随到达。即令各溃兵再向葛塘集集中,退则杀无赦,并指定在葛塘集附近及迤西五里以内宿营,今晚明早给养,由镇军第一司令部领取。此令一出,当晚发出给养2500余份。余夜间巡视,有士饱马腾之慨。赵洪禧不知去向。据探报徐宝山在山谷茅屋内吸大烟,亦欲夜间向六合逃走。余乃收集败兵,会合吾之生力军,下令拂晓进攻浦口。
二十三日午前8时,我先锋第一营管带张永正在枪林弹雨之下,率全营冲过宝塔山与猪头山,占领浦镇。我先锋第二营管带朱鸿宾亦率部继续到达。余率镇部人员及学生队于午前10时入浦镇,即占领张勋大营为司令部。当我军进占浦镇后,徐、赵之兵借搜敌为名,故入民家骚扰,一日数起。余乃派学生队捕杀数人,并持令查街,如有私入民屋者格杀勿论。由是人心安定,徐、赵亦稍敛迹,不数日而徐、赵于夜间离浦镇,潜往扬州。
先是张勋因恐浦口归路被截断,已乘夜送张人骏、铁良过江北去。张本人不敢久居南京,于十月二十三日率众退入浦口。适我军进攻,张乃夺车北遁,而联军尚未知。余在浦口候至二十四日得悉各军始分途入城。徐绍桢经各军公推为苏军都督,而同时林述庆苏军都督布告已高揭通衢,与徐互不相下。于是群情愤慨,已呈现破裂之象。
联军合攻南京时,兵力最厚者为镇军第一镇。其次为朱瑞所统浙军约一混成标。其次朱熙所统苏军一标,约1200人。刘之洁所统扬军一标,约1200人。其他老巡防队沿途来归者,如许殿爵、赵鸿奎等亦有1000余人。这些军队对徐绍桢皆有相当信仰,对林述庆多不知其为何许人,林称都督反响甚大。最可疑者镇军第一镇大半反林,多有带队投徐绍桢,而林述庆尚不知也。此时如朱先志、李玉昆、余长清三部均易旗帜脱离镇军。而镇军炮标竟在北极阁设炮位,准备轰击林述庆。空气恶劣万分。余当派中军李士善持大令调镇军渡江北伐,至浦口时,则全镇人马仅余半数。
二十六日晚,由上海派来代表宋遁初、范鸿仙、郑赞丞来浦口,要余过江至城内,向各方面排解。余与宋等至南京,由宋主持会议,一致认为林述庆、徐绍桢任江苏都督皆不相宜。江苏都督仍由程德全担任最妥当。当时决定由余与宋、范、郑3人到旧藩署向程转达大家一致公推其任江苏都督的意旨。程老一再谦逊,并对林述庆亦表示不满,顾虑林对交卸都督恐有问题。余当即表示负完全责任,解决一切困难,程始首肯。此时林述庆因环境不佳,正在穷蹙之际,当余与宋、范、郑访问他的时候,相见之下喜愧交并。当由宋遁初说明来意,并说明经各方面决定推举程德全任江苏都督,并请林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林当即表示:江苏都督只要不是徐绍桢,我都同意。当即商定林让出都督府,迁往三江师范学堂,并交出都督印信,以便程德全早日就职。林立即将都督印交余,余与宋、范、郑即将印送交程德全,时已夜半12时矣。次日晨,余即协助林迁至三江师范学堂。午后程德全迁入都督府就职,秩序恢复。适张勋反攻蚌埠,江北告警,余遂渡江返浦口。
联军自入南京后,因权力地位问题,各部队纷扰者旬余。余与宋遁初、范鸿仙、郑赞丞奔走多日,事稍平息。是时孙中山先生尚在美国未归,黄克强先生由汉口回至上海休息。在南京各部队,大部分都是附和革命,真正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部队,仍属少数。当时在南京开会研究,在中山先生未回国前,拟推举黄克强先生任大元帅,统率各军准备北伐。不意此项提议,反遭一般官僚政客与附和革命各部队所反对,余乃就商于林述庆,拟以北伐军名义通电,欢迎黄克强先生在浦口临淮关组织元帅府,专心北伐,决不与一般官僚政客冒充革命者群居南京,作燕雀之争。林顾虑饷需问题,余认为英士在上海一定有办法,可以无虑。当即联名发出通电,次日由各报披露,所谓登高一呼,万山响应,过去持异议者现在皆表示欢迎。于是元帅府仍设在南京。
十一月中旬,林述庆计划在扬州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余认为不如在临淮关,因临淮扼津浦线要道,乃南京门户,且本党同志居多;扬州之徐宝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至今豚尾犹存,一旦有警,肘腋可忧。林不听,乃携步枪8000支,金陵厂制山炮大小50余门,子弹帆船满载20余艘开往扬州。未及二周,以强迫剪发,而总司令部卫兵200余人,被徐宝山缴械,空气恶劣。余乃严电徐宝山责问,另呈请元帅府查办。幸林述庆只身逃出,来至浦口,羞愤无地。当时余为第一军军长,徐宝山是第二军军长,均归北伐总司令节制。余即建议,第二军既已不听命令,当以第一军为基础,在临淮关组织司令部,准备北伐。林因受此打击,万分灰心,表示不愿再干,遂渡江回福建原籍而去,从此不通消息。林虽器小,亦慷爽丈夫也。余甚惜之。
当黄克强在南京组织元帅府时,清第一军军长段祺瑞在武汉领衔劝清帝退位。清室举朝惊惶,见大势已去,下诏退位,交袁世凯主政议和。清第二军军长冯国璋,本带兵进攻南京者,至是亦屯兵不前,以待后命。余率全部革命军队在蚌埠宿县一带严阵以待,听候命令。
十二月上旬,孙中山先生已回国,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黄克强被任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其他各部总长均已就职,与袁世凯进行和议谈判。但北廷条件甚苛,南京政府一部分人患得患失,一味迁就,更令袁氏轻视,至忍无可忍,和议乃告破裂。
十二月十六日,余奉参谋本部命令,大旨谓和议破裂,克日进军北伐,兵力未达到徐州以前,所有各军,统归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指挥。余得此命令以后,颇感棘手,因各军长官,各不相下,类似异军突起,各自称雄,受人指挥,非所甘心。余亦度德量力,不敢以总指挥自居,对各军用通报不用命令,并征集各军推派负责高级参谋,组织各军参谋团,既便于发号施令,亦可以联络感情。但浙军朱瑞仍自由行动,不听调遣。粤军姚雨平,接到通知后,复信有十二不解之表示。最奇者本军宪兵司令陈干,自奉令前进,即自称皖鲁军总司令,收集江北、皖北各悍匪如吕三秃子、胡老耀等啸聚7000余人,由凤阳至宿县即有众万余人,誓师词有“吾军驱逐张勋,进攻徐州,只要大家拼命,子女玉帛皆为我有”等语。此令一出,以致该部焚杀抢掠无所不为。如此情形,短时期内,军令无法统一,决计自力更生,从整顿本军内部开始,一方面争取强有力之友军合作。此时沿津浦路的部队除本军外,尚有粤军,兵精械足。余亲自往见姚雨平于蚌埠,就十二不解一一加以说明。粤军参谋长林震深明大义,当时表示:凡属同盟会老同志,此刻皆应和衷共济,不可稍存意见。姚亦颔之。由是交欢,粤军联络无间。粤军缺马,余即拨骑兵两队。我军炮兵缺子母弹,粤军即送来子母弹300发。彼此互相协助,联络参谋往来不断,进退一致。其他部队,吾亦尽到最大努力,互相联系,消除歧视。
十二月二十日,由蚌埠进攻固镇。当时以本军与粤军为主力军,本军攻右翼,粤军攻左翼。张勋军顽强,三退三返,以致本军与粤军伤亡甚众。粤军在左翼有进无退,跃进超过本军二里许。余亲率学生队200余人,督其后,威迫张勋渡河,始与粤军平行向前。攻过固镇,势如破竹。此时陈干所部在后跟踪虏掠,而其他各军亦争先恐后向前推进。是时袁世凯以战事不利,又来电言和。余以为我军不到黄河以北,难保稳固地位,虽奉令停战,故仍昼夜兼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余率冷禦秋(冷遹字禦秋)、葛应龙等部进占徐州。正在布置,尚未就绪,忽得参谋本部电令申斥,略谓“奉令停战,仍前进不止,予人以破坏和平借口,特令申斥,勿得再进”等语。余奉令后不得再进,当即检阅各军,大事犒赏,北伐至此告一段落。
辛亥年除夕正午12时至下午6时,6个小时内连接参、陆两部急电四通,召余回南京。余原定计划:再越三日,布置大定,回南京报告军事情形,且中山先生回国,余正在前方督师,尚未得见面,亦拟当面请示机宜。今既蒙电召,当即召集会议,将应办各事,责成各主管部门慎重处理,并下令预备车辆动身。当时津浦火车全被张勋运走。余向英士商借沪、杭车40辆,由交通处长丘润初运至津浦路以供军用,而各军皆占为兵舍,不能下车。余所调来者仅敞车4辆。官兵200余人、马20余匹,即乘此4辆敞车于除夕之夜开往南京。至拂晓车抵浦口,渡江至本军后方医院小憩。约7时往总统府晋谒孙公,晤面之下,慰勉有加,亲调牛奶咖啡茶,并给以饼干,殷勤备至。余当将军事情况略为报告,并陈明北洋军实力尚在,不予以严重打击,急于讲和,恐难有良好结果。孙公曰:“各方面皆愿和平解决,只要袁有诚意,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和平解决可免得大家牺牲。你在此早餐,休息休息,一切军事准备问题,可与克强面商,其他问题,以后我们再研究。”于是早餐后,余即辞出。
当余见孙中山先生的时候,正是壬子年的元旦日,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余离开总统府,即径往陆军部见黄克强先生,问明急电相召之意。黄当即告知:“刻下各军将领均集中南京,北方代表唐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已到3日,袁世凯急待其报告,若解决无期,恐袁即借口称兵,不可不特别注意。今日下午1时召集各军会议,故特约你来参加。最重要的有3个问题:
(一)总统。
(二)建都。
(三)陆军总长。
第一、第二两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会议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意见。今天我们所要研究讨论的是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军事问题。此间各军代表已集议多次,主张颇不一致。我们可就此事交换一下意见,提出你的主张,作为参考,以便在会议席上提出研究。”余当即提出:“关于陆军总长问题,我们决不能让步,倘因此破裂,再战亦所不惜。”黄当即表示:“你与英士的主张完全相同,至下午开会时再看大家的意见如何。”余即辞,至本军后方医院休息。
是日午餐后,下午1时至陆军部参加会议。大家对陆军总长一席一致力争,不能放弃,并一致推戴黄克强先生继续担任陆军总长职务。先是大元帅时期,本已有第一、第二两军,现在决定积极再成立第三、第四、第五三军,共组成五个军。所持理由是:一旦和议破裂,即可随时出征。会议情况非常之好。
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到了南京,住在总统府内。召集各方面军事代表人物会议,余亦应约前往。唐当即宣布袁的意见,和战须在3日内决定,以免夜长梦多,致生枝节。当时发言的人很少。余当即提出:陆军总长一席,南方各军的意见,一致推重黄克强先生继续担任。这对和战关系也很重要,请唐代表代为转达北方。余并表示日内即返前方准备待命。唐绍仪此时已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虽为袁氏代表而倾向南方,故闻余言甚表同情。散会后余即私访唐氏,相谈甚欢。唐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亦认为南方实力不能达到北方为可虑,私与孙中山先生计划用武力既不足恃,可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向黄河以北发展;密议以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任直隶省都督,余为山东都督,黄克强改为南京留守,掌握5个军的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余当时亦加考量,南方的武力究属有限,各军意见分歧,党内人心涣散,唐先生的这种主张,亦可算是苦心孤诣的计划了。
事实上,当余奉电召来南京的时候,媾和已有定议,总统问题、建都问题均已早经决定,所未完全决定的仅军事上尚有些枝节问题。据袁世凯来电,若不能接受他的条件,和平破坏,彼不负责,并以立即召回唐代表相要胁。此时南京方面唯有一切照办。结果陆军总长内定为段祺瑞。黄兴改任南京留守,负责处理南方的军事。
4月1日,南京临时总统孙中山辞职。4月5日,参议院议决迁都北京。此时官僚政客皆联袂北上,弹冠相庆,唯陈其美不就工商总长,并通电表示态度。
余回徐州将军队重新布置后,即返浦口暂住。此时余之兵力北抵徐州,南至浦口,徐州以南津浦铁路沿线,皆在我势力范围以内。袁世凯特派章聿骏(号季诗)来浦口,持交通银行支票100万元相赠,并云:“大总统闻贵军长甚清苦,特命聿骏前来慰问,此100万元作为老亲养膳之费。望将贵军造一官兵花名册直接送交总统,以便转交统率办事处存案,参、陆两部都可以不理。以后贵军饷需,准就近由津浦南段如数截留。闻津浦南段每月可收入90余万元,贵军月饷只需70余万元,是绰乎有余,多余之款可按月交部。其他一切希望贵军长到京与总统当面一谈。”余即婉言谢绝,大意谓余家虽清寒,双亲皆俭朴,养膳之费无须如此之多。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贵重秩序,本军隶属问题希望与黄留守研究决定,余无不遵命。章连住3日,不得结果而去。闻第二军徐宝山接受25万元,并以其子送往北京为质。
和议告成后,南方军事由黄留守负责。而安徽尚有庐州军政分府、芜湖军政分府、大通军政分府,不听安徽都督孙毓筠的指挥,形成割据之势。黄留守与中山先生皆命余前往赞助,以谋统一。余奉令后,即驰电婉劝三处分府早日取消,以维大局。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皆系革命党人,得电后,先后将军政分府取消。唯大通黎钟岳,系共和党人,又有葛光廷、刘国栋从中挑拨,置之不理,且日与孙督为难,欲取皖督而代之。余另委托共和党吕希恒前往婉劝,亦无效,而吕亦一去不返,不知所往。
余不得已,乃派人直接与其重要军官接洽,晓以大义,由该部军官胡聘臣领导全部输诚。余亲率兵舰二艘,步兵一团驻获港,限二小时内兵舰起碇,步兵随之而进。迨至大通下游10里附近,大通各部队伍已排队欢迎,并知黎钟岳等已向武汉逃去。余率海陆军入大通,妇孺无惊。点验各部不及3000人,编为一混成旅,即任胡聘臣为旅长,电请留守府批准备案。是役也由南京留守府拨款8万元,发给军饷及犒赏,微有不足,又由大通商会借垫8000元了此公案。大通人民及商会表示满意。
大通问题解决后,呈报到宁,留守府通知孙督,即日派遣行政人员,接收大通一切事务。余正欲料理回南京,而孙督特派汪律本、孙棨二人持孙亲笔函,来邀余急往安庆,尚有许多困难问题待决,并云孙正在病中,不然即亲到大通面商。因大通、安庆近在咫尺,且余为北伐军总司令,名义上皖军亦归吾指挥,当时南北虽已停战,对安徽军事亦有与孙督研究的必要,当即与汪、孙二君同赴安庆。与孙督晤面之下,孙即取出袁世凯电报,略云:“孙督准病假一月,安徽都督着柏文蔚代理”等语。余当即表示:津浦线军事重要,余不能脱身,整顿安徽各军余亦责无旁贷,惟安徽都督职务余不能代理。并面责孙督,南方军事由黄留守主持,不应先向袁世凯请示。孙即表示:“安徽各地军队复杂,尤其省城为根本之地,武人骄横,要饷要粮,动以手枪相向,以余多病懦弱之身,你若不来,余确实无法应付。”当时陈独秀、管昆南、汪律本、孙棨等人均在座,且余与孙督同乡同县,从小即在一起,以后从事革命是患难弟兄,公谊私情,对彼之困难均不能置之不管。经独秀、昆南等研究,首先整顿安庆内部。余当以皖军总司令名义,改编青年军,归并27个独立营为一旅,枪毙骚扰徽州的傅家桢。申斥胡万泰,再敢目无法纪,决以军法从事,所谓杀一儆百。以后安庆的秩序,也就安定下来。恐孙以代理皖督相纠缠,余即潜至东门乘轮返浦口。
次日,过江往南京谒黄留守,始知留守府已呈请取消,正办结束。余见此情况忿不可遏,当面责问黄克强:“留守府的组织,是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否征得各军同意。将来南方各军如何掌握,这点革命基础,完全被你摧毁了,以后还谈什么革命。”黄默然。余见大势已去,惘然回浦口。
留守府既已撤销,南方军事重心已失,唐绍仪(时为内阁总理)虽曾坚持任第三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已不为袁世凯所接受。第三军的第八师虽仍驻南京,反拨归苏督程德全所辖制。第五军系粤军,全军回粤。第四军为浙军,全军回浙。余统第一军驻浦口,苏人张謇、马良,以苏人治苏相号召要吾离开,并托人接洽,拨开拔费16万元,要求余将军部迁往蚌埠。余正在考虑中,适安徽葛应龙所部军队某营叛变,全城惶恐不可终日,地方各团体领袖20余人,群集浦口请愿,要求余即刻返皖。
是时陈独秀亦由安庆来浦口密商,以袁世凯用威迫利诱的手段,革命党内部已被分化。南方留守府既取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且少侯在安徽处境确甚困难,要我即回安徽,还可以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于是返皖计划乃定。先将军部迁移至蚌埠,于中华民国元年6月下旬,与独秀等赴安庆,就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
安徽本是一个穷省,大乱以后财政更感困难。本党同志意见未能统一,纷扰于内;敌党政客,构陷于外。盘根错节,毕现于前,时时有捉襟见肘之苦。本党一部分同志主张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袁氏,如陈独秀、管昆南、凌焦庵、卢仲农、谢叔骞、张己振等。一部分人主张接纳袁氏,以巩固地位,代表人物如孙少侯(孙毓筠字少侯),其他如孙棨、胡万泰等。孙督时在安庆养病,不久即往北京。此时余之秘书长为陈独秀,机要秘书王树笙,参谋长为徐子俊,高级参谋徐介卿,所有机要皆由四人与余密商解决。当时的方针:决定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独秀负责,与上海陈英士随时接洽掌握,决不能违背我们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动。整顿扩充军备由徐子俊、徐介卿负责。余本人在管昆南、卢仲农、谢叔骞、张己振的协助下,将所有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本党的革命同志,以坚定本党同志的意志,并保持本省行政的纯洁性。全省的行政,必须量入为出,军政当以全省收入为标准,预计占全省收入1/3。而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等占全省收入2/3。半年以内初具规模,如统一币制,厘定钱粮,继续建筑芜屯、芜广、安正公路。蚌埠开埠,省政浚坞,督修圩堤等计划均在分期施行。全省60县增加中小学校270余处。如此一来,大招官僚政客之嫉视,而党内不明大义的分子,或以未能满足其个人欲望,或因要求不遂,均表示不满,纷纷投向袁世凯献策,尚有向中山先生造谣进谗者。余唯本一己之良心进行工作,决不为所动,故当时全省情形非常安定。袁世凯屡次派人来皖币重言甘,希望余与之合作。余始终虚与委蛇,决不为其所利诱。
癸丑,民国2年(1913年),余已38岁。3月,谭组庵(谭延闿字组庵)派欧阳振声来皖,研究湘皖联盟问题。居未三日,传闻宋遁初被刺。余与欧阳绕室彷徨,终夜不眠。次日清晨,凶耗传来,知遁初已被刺身死,欧阳闻讯掩面大哭,余亦不免为之泪下。当促欧阳振声速返湘,与谭组庵研究作万一之准备。余连日召集有关人员密议对策。适李协和(李烈钧字协和)派文群并一部分军事人员,亦由江西来皖,密商协同作战计划,除决定皖、赣军事布置与协同动作的计划外,并立即密设军用电线500余里,由安庆经六安直达霍邱县之叶家集。盖倪嗣冲之重兵在周家口、阜阳一带,必须严防。计划决定后,文群等即回江西。
3月下旬末,中山先生由日本回国,与黄克强先后回至上海。4月下旬余亦潜行至沪,李协和亦于是时赶到,会商反袁,但意见不能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宣布暗杀宋教仁的主犯就是袁世凯。兴师讨伐,余与英士、协和皆赞成。而黄克强不同意,主张以法律手续解决。孙、黄二公争持甚烈。结果黄主张孙电广东,黄电湖南征求谭(延闿)、胡(汉民)意见决定。因湘、粤是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征得他们同意而贸然兴兵。孙公认为亦有理由,乃分电谭、胡,旋得复电皆主张以法律解决,不主张用武力,谭组庵并有几项不可用兵的建议。故即决定先以法律解决,乃到英士家密商。余当时提出经济问题,补充械弹问题,并有全部计划,对陆海军的布置、兵工厂的扩建也有详细的规划。不但未得到陈英士的同意,而中山先生对此亦未加重视。
此时的国民党,已不如反清时期的同盟会,全党没有一个统一的决策来进行活动倒袁。且湘、粤、闽、皖、赣5省联盟中之福建都督孙道仁患得患失,忽然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宣布退盟。此时余与李协和决定以皖、赣两省为基础,进行发动讨袁的准备,中山先生主张由广东先动,其他各省相机响应较为稳妥。因此余等即分别返省。
4月底,苏督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原来主使暗杀的就是袁世凯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此时主张以法律解决的,也就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袁世凯。同时袁世凯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协定,借款2500万镑。消息传出后举国沸腾。外国恐中国有政变,款储汇丰银行,尚未解交。中山先生与银行团交涉,不承认此项借款,请银行团保留勿交。银行团回答:可延缓一个月,如有一省独立,即将借约取消,否则即按约交款。预定广东首先发动,一再延缓,嗣后竟成泡影。余与李协和等虽通电反对,已无法挽回。袁世凯得此巨款,大肆收买粤、湘、赣、皖高级军官,如粤之王和顺,赣之陈廷训,皖之胡万泰等,皆入袁之彀中。且南方所持以为后方之湖南,军械库被袁奸乘隙焚烧,大火连续5日夜不息,所存械弹付之一炬。余就便与协和研究:大势情况已不可为,但无论如何,总以中山先生马首是瞻。联盟的5省仅余4省,且彼此意见分歧,而孙、黄的意见亦不一致。事实上已形成一种被动的局面了。
6月30日接袁世凯电报,撤余之安徽都督职务,调余任陕甘筹边使,安徽都督由孙多森接任。前数日知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亦被撤职。湖南的谭延闿尚未被撤,故该省形势较为和缓。而南方的联盟四督决不能免于被撤,早在吾人预料之中。此时李协和除向孙、黄二公请示外,并电粤、湘、皖三处,商议对策。
余当时复电,以为在宋案发生后,本党即应举兵讨袁,那时联盟的5省,实力尚属雄厚。袁世凯的大借款尚未成功。各省内部军队尚能团结一致。但本党始终举棋不定,坐失时机,以致5省中的孙道仁宣布退盟,投靠了袁世凯。各省军队内部已发现有不稳现象,湖南军械库被焚,使本党削减了很大一部分力量。
现在袁世凯先发制人,决心与本党为敌,大势已去,只好洁身引退,留此身以待将来。胡汉民接到余之电报,立即复电表示同意。而李协和忽然亲到安庆,仍欲起兵讨袁,嘱余暂勿交卸。余乃派安丰舰送协和往南京,并约定将该舰留在南京,俟协和公毕仍送彼回湖口入赣。当时并派参谋长徐子俊,会同耿伯钊在船上护送。俟至一星期后徐、耿乘舰返皖复命,知李已不回赣。余乃遵令交卸,安徽都督即由孙多森接任。余回南京闭门谢客,不问世事,借以休息。
余家住南京侯府内,由安庆随余同来者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卿、王树笙等人。陈家本住安庆,此时亦将其夫人高君曼迁来南京,与余家同住。余每日黎明与陈、徐等人乘舟至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朋辈鲜有知者。
忽余弟俊武自上海返宁,据云李协和已秘密回江西,黄克强有来南京计划,余始终置之不闻不问。此时独秀因事返皖,子俊、介卿亦常与外间接触,知中山先生派朱卓文、冷公剑等来南京,联系第八师军队,有桂籍、湘籍团营长8人发动反袁。师长陈之骥早已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因系日本士官毕业,且为冯国璋女婿,故其师长位置能保留未动。其军队内部既已动摇,陈亦即赞成讨袁。
7月上旬,中山先生派汪精卫送黄克强到南京,被公推为总司令。参谋长一席由宁方推举第八师旅长黄葆苍兼任,黄克强所带来之张孝隼、李书城、何成浚等为宁方所反对,均未得适当安置。此时独秀由皖返宁,知袁家声、岳相如、张汇韬、范光启、龚振鹏、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在正阳召开军事会议未成。龚振鹏带兵赴芜湖溃散,几遭不测,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能安全到芜。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同志,均希望余即时回皖。
连日风声紧急,黄克强、陈之骥派人来请余研究安徽问题。余当与独秀、子俊等研究,目前南方军队已成强弩之末,时机一误再误,余对皖省军事更无信心,故始终未与来人见面。3日后,克强亲来相约,乃同到总司令部。余当即陈明当前军事形势,袁军处处占主动地位,徒作孤注之一掷,牺牲无益也。黄即说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开本党会议的情形,决定兴师讨袁,并命兄担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立即将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特任状交余。视此情形,余已不便推辞,但接受命令后,即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余认为袁世凯老奸巨滑,对任何人都无诚意。反袁是我的根本主张,但本党同志们始终抱着与袁合作的幻想,一误再误,坐失时机,现在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下决心,已经迟了一步。不过我们能有树倒不乱的精神,不怕牺牲,目前的颓势不是说绝对不能挽回,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统一意见,以中山先生为马首是瞻,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加以注意,如有可疑者,一定不可付以重任。其他军饷的筹措,械弹的补充,给养的供应,应由上海统筹办理,源源接济。这些问题,黄克强一口答应,并云:“转报中山先生。”余即辞出回寓,与独秀、子俊、介卿、树笙等会商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问题。
7月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以后黄克强宣布就讨袁军总司令职,下令讨袁。袁世凯闻讯颇为震惊,当即派3路大军南下:第一路为段芝贵,由京汉线南下;第二路为冯国璋,以张勋为先锋队,由津浦路直攻南京;第三路为倪嗣冲,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正阳关及太湖方面进攻安庆。讨袁军方面的布置,武汉及九江上游由李烈钧负责,津浦线由黄克强负责,颖州、正阳、太湖方面由余负责。是时,湖南程潜诸同志亦集中岳州,进窥武汉,使敌军不敢长驱东下,鹿死谁手,未可料也。
此时南京城内袁探到处活动,余授意洪承典、章梓二人设法清除,以保安全。洪、章立即行动,首先捕杀陈懋修、濮健诸人,大为程德全所不满,认为是仇杀。余察言观色已感觉程有异志。在我临行之前密向黄克强建议:以程德全本系江苏巡抚,与袁世凯有相当渊源,此次为大势所迫,宣布独立,决不可靠,必要时加以软禁,万不能使其离开南京。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好在他的部下多为本党同志,但陈的个人行动,也要特别注意。汪精卫太不负责,此次来宁,应坚留勿使再去,须在此负责指导一切。
7月下旬,余由南京出发至蚌埠,立即集合皖军向颍州方面移动。同时召集担任津浦线各部队将领会议,布置联络事宜。忽接黄克强急电,要余回南京,有要事面商。余到南京径往总司令部,晤黄克强,知安庆兵变,驱逐祁耿寰,举刘国栋为都督,局势大变,若不解决,皖省即为袁所有。而在正阳关开军事会议的一班同志,皆聚集芜湖,一筹莫展。
按祁耿寰系同盟会会员,奉天人,日本警察学校毕业,由东北随余进关。余任皖督时,彼为省会警察厅长,余交卸时,即改任宪兵司令,为人甚有肝胆,才略亦优,留其在皖,自有作用。故南京宣布讨袁,安徽立即响应,逐走孙多森,公推祁耿寰为护理都督,以待余至。哪知胡万泰、顾琢塘秘令其部下柴宝山围困都督府,祁双手持二枪,左右射击,舍命冲出,仅以身免。刘国楝系士官学生,早衔袁命图皖,故自任为安徽都督。余得知内中情形后,以安徽与南京唇齿相依,如安徽不急谋解决,未免有唇亡齿寒之虞。即请黄克强以总司令名义电芜湖之范光启、管鹏,速往安庆设法处理。俟至3日尚未得复,适胡万泰亲到南京探听消息,由孙孟戟引胡见黄克强,意欲黄委其为安徽都督。但黄早知胡已被袁收买,绝不能为虎谋皮,而胡又不便自荐,遂顺口人情推荐余回任安徽都督。余得到黄的指示,至下关晤胡、孙,一言决定,遂只身与胡等返皖。一步走错,棋输满盘,谋之不臧,岂又何尤。
8月上旬,余由南京返皖。刘国楝闻风逃走,表面上似较平静,而袁探满城,情况仍甚复杂。胡万泰因两面要好,获罪倪嗣冲,地位不稳,暂时安定下来,不敢有所动作。此时皖籍党人管鹏、范光启、张汇韬、郑芳荪、凌毅等相继返至安庆。余委龚维鑫为都督府参谋长代行都督职权,委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司长职权,其他诸人均分别委派工作,布置就绪,即拟仍返前方督师北伐。乃忽接黄克强密电谓:“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无何,连接葛应龙、端木璜生函电,大旨相同。并知自余离南京后,黄克强左右已现分离之象:汪精卫不但未留在南京,且已早回上海。而程德全潜走苏州。竟有奸人潜至总司令部,促黄退出南京,袖出讨黄旗帜一面,并云街市已挂满,稍迟恐祸将及,悔之晚矣。变生仓促,神鬼潜惊。黄克强经不起这种恫吓,不问青红皂白,无故退往上海,使军溃散,铸成大错,良可哀也。
黄克强退走消息传出后,胡万泰来见余,面有喜色,问余曰:“黄克强既走,军事无主,都督计将安出?”余开门见山反问曰:“黄已离职,本党军事必归失败,余将皖督交你担任,倪嗣冲是否能甘心?”胡即淡然辞去。余知胡必有变,通知各部人员戒备万一。次日早,卫队营长叶开鑫来报告胡万泰、顾琢塘叛变,柴宝山已在布置围攻督署,并告奋勇平难。余令在督署前后左右布置应变,须极镇静勿躁。无何,胡来电话,谓:“兵心忿激,请都督交出祁耿寰、范光启、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并云:“这些人在都督前挑拨离间,使官兵不能安心。”余当答以这些人都是我的患难同志,彼存我存,彼亡我亡,绝不能接受你的要求。事实上此时范、管、郑、凌已早离开,在余身边者仅祁耿寰一人。延至午前7时,四面枪声大作,见余之卫队已有异状,而营长叶开鑫亦避不见面。余之身边仅余150余人,乃据门而守,中校副官陈斌当场中弹阵亡。迨至午后4时,警士葛忠惠持枪至督署门首报告:胡万泰司令部受西门外狗头山炮台攻击,胡率所部向集贤关退走,南门无人,可以出城,并可乘船东退等语。盖在午前4时,胡兵未攻督署前,余令要塞炮台营长洪自胜,携十二生的口径要塞炮二尊,设在西门外狗头山,此时洪向胡司令部发炮,获此从容退走机会,否则将不知如何结果也。余乘此机会下令向小南门出城,至南门外,卫队仅余70余人,祁耿寰寸步不离。乃雇民船3只,第一步渡江至八都湖,尚欲集合水警船舰,向东渐退,徐图恢复。适水警第一区长夏兴复集合巡舰八艘,有兵80余名,愿同阵东下,当会合一处。晚餐后,命令至栏江矶宿营,时已午后8时矣。次日拂晓至枞阳,因兵少不敢登岸。又以军需已空,适有农民运米一船,柴一船,命即征用,告以至大通付价,当向大通退却。所得铜圆400串尚足付柴米之价。是时,张永正之兵住大通,已有异心,不受调度,而一切征收机关人员均避不见面,狼狈之状已可概见。先是余在省城,六安王传禄来电:“起解茶税3万元来省,请派队至桐城接款。”得电之次日,即遇胡变,未能派人。至此余即命柏方精带兵40名赴桐城,嘱款由孔城经枞阳到大通。幸官兵皆忠实,果能如命办到。乃款船达到大通时,亦即敌舰进入大通之时。余严令官兵格外沉着,均将军衣卸去,枪支装于舱底,待至次日早晨,各民船起碇时,吾军一同混出,敌舰监视不及也。不意至夜半黑色浓厚,敌用探照灯照视各船,我军官兵经验太少,不能镇定,投水而死者多人。幸次早仍得安全出口,顺流至芜湖。是时,胡万泰、顾琢塘降敌,率队追余之残部,团长常守昆在荻港战死。先是有人报告:龚振鹏由正阳关回芜湖以来,态度大变,惨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以致英领因每日枪声不断,出而干涉。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师长袁家声因其残暴,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已饱受虚惊矣。似此情形不能贸然登岸。余以甚有理由,乃即泊碇,并作戒备,一面函约龚振鹏,略谓“安庆之变,变于南京之溃散,下游已无望,现拟由徽属之祁门、婺源赴江西,与李烈钧结合,由湘、赣恢复武汉。足下如有意,请来行营面商行止”。龚振鹏之为人,富有革命性,唯头脑简单,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在正阳关开军事会议时,据云对余不满,恐系听了别人的挑拨。但此次接到余信后,立即到江边来见余。余见龚神气和悦,毫无恶意,当即登岸,同车到龚之司令部,聚谈甚欢。次日,忽有江苏同志数人由南京来,谓黄克强虽去,大家同志皆不甘心,乃将陈之骥赶走,公推何海鸣为总司令,张尧卿为都督,南京仍复独立。不过主持非人,对内对外缺憾甚多,柏公倘能即刻前往,恢复原状,当不难也。余以下游无望,始有退转江西计划,但南京既可恢复,此乃革命根据地,何忍弃而之他,遂嘱龚暂留芜湖,将军队加以整顿,然后来南京协助。龚亦非常乐从。余即调湖鹏鱼雷艇乘往南京。正欲启缆时,适张静江、戴天仇(戴傅贤字季陶,别号天仇)两同志赶到,云奉孙公命来慰劳军队,至南京不能入城,故即到此。张由皮包内取出3000元汇丰纸币给余。余赴南京嘱张、戴径向上海复命。
余到南京后秩序大乱,对内何、张争权,对外与地方绅商无人联络。余劝何、张捐除私见,敌忾同仇,覆巢之下宁有完卵!何逼张将都督印交余,余拒不接受。至是地方已派人出面接洽,谓余若不接都督印,地方不负筹款责任。余谓接都督印后,款从何来?答曰:“南京仓库存稻子1.7万余石,可作米。造巾厂尚存红铜200石,约可出铜圆3000余串。白银40万两,可出银圆70余万元。大兵两三个月不难支持也。”余闻是言,又默察地方人士情形尚属诚意。余故事清高,稍存虚矫,必至偾事。因对何、张言论稍为转变,力劝彼此合作,相见以诚,但能有利公众,无论如何牺牲,在所不顾。次晨,张被何所逼,将都督印送来交余,其状甚惨。余即感觉内变时时可虑,然事已至此,不得不勉为其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张交印后怏怏不乐,对余尚无恶意,对何海鸣大有势不两立之势,终日与将领勾结,谋推倒何之总司令,以余代之,彼仍恢复都督之位。
时第八师有桂籍团长3人来见余,研究该师师长问题。云“陈师长去后,该师无主,由总司令兼代师长。但因文人不懂军事,官兵受痛苦太甚,受打击亦太大,忍无可忍,不能不来谋解决办法。若柏都督不想办法,一星期后该师只有全部溃散”。言下痛哭流涕不止。余亦为之感动,除安慰外,征询彼等有何好办法维持第八师团体不散,只要有用我之处,我决不推诿。3人异口同声以第八师师长非柏公兼任不可。余与3人详加考虑,须双方与何海鸣说通,正式交接免生误会。迨与何说明原委后,何为人好大喜功,余任师长为彼之部下,彼甚乐从,故毫无留难,一言解决矣。余接师长职后,稍为犒劳,军心大振。是时,天堡城原在张勋之手,我步兵第二十九团一鼓作气,将天堡城夺回。但一日间三得三失,而敌我两军伤亡士兵,已在3000人以上。我步兵第二十九团原数1700余人,至此点验只余890余人。此种壮烈牺牲,余之心胆碎矣。余以江苏都督兼师长,实有不能兼顾之势,另以参谋长方焕章代行,整理补充,仅一星期,各兵种已达8000余人,已可一战。余计划补充至万人,由雨花台方面迂出上方桥,围攻铁厂敌军主力。城内米粮可食3个月,又可由芜湖源源接济,亦无阻碍。造币厂已开工,每日可出银圆16万元、银角1万、铜圆500串。余窃喜以事尚可为,乃内变忽生。张尧卿运动军官驱逐何海鸣,第八师旅、团、营长邀同参谋长方焕章20余人,来商拥余任总司令。大家意颇激昂,以何海鸣既不懂军事,而又贪污,所筹之款不公开,多为其亲近所瓜分,何等不除,终为后患。余默察情况,在军队一方面既已激起公愤,实无挽回余地。而何海鸣之为人缺点实多,但只要能保持其总司令名义,于愿已足,部下服从与否毫不计及。假若真把他推翻,既虑其捣乱,复虑其降敌,乃提出折中办法:即军政、军令大权今后由余负完全责任,在此严重时期不必有所更张,何总司令仍可空拥虚名,告朔饩羊,未为不可。其他一切问题俟将张勋消灭后再作计议。余提出意见后,大部分人均表示服从,但内中一部分激烈分子不表同情,且扬言在出兵雨花台时,先杀何海鸣,然后出发。张尧卿复在暗中策动扰攘多日,风声传播,全城震动。在我军内部,有一部分杂牌军队为临时所集合者,多系湘人。何掌握此部分军队牵制第八师,是晚下令不准开城。于是集中雨花台预备攻铁厂之军队不能出城,打乱了整个军事计划。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萧墙之祸,即在眉睫。当派参谋长方焕章奔走调解,双方都不接受。余见大势已去,决心带所从部队仍回芜湖,向江西退走,再图机会。
8月23日夜,乘马车一辆出汉西门,幸守门之官系寿州朱典石,与余有旧,略告以故,乃开城。而余由芜湖运来之米抛弃满地,无人收管,伤心惨目,有如斯者。余至汉西门外之江东门,拟取道大胜关、采石矶以达芜湖,转江西,而前方已溃败不堪。据报大胜关已为敌军冯国璋占领,盖因我军未侦查明了,仓促遇敌,未及应战,即溃散不可收拾,并云敌军距此不远。是时,与余同行者仅祁耿寰一人而已。此时祁耿寰寸步不离,劝余脱去军衣,安慰备至。余由芜湖来南京时,所乘湖鹏鱼雷艇一艘、运米小轮一艘,因南京局面不稳,仍欲回芜,故稍有辎重,仍存该轮,未运进城,留副官柏心钧、张鸿德二人率兵8人守之,泊于上新河内。余等乃沿上新河西岸北行,寻觅该轮,祁之眼快,早发现该鱼雷艇停在东岸。余命呼柏、张二人,应声而出,即将小轮驶来。余等即乘小轮至大胜关日清公司趸船,由日人觅一静室暂息。据张鸿德报告,最近安徽常有人来,传言各地军队非常混乱。团长廖传仪经过合肥回芜湖被夏永伦所杀。常守昆阵亡后,所有军队全部溃散。龚振鹏、张永正意见分歧,常常发生冲突,安徽决不可再回。余此时大有进退两难之势,忽下水轮船凤阳丸驶至靠岸,余从静室窗口内见日人穴水泰胜经过,即命柏心钧招之相见。穴水泰胜见余大惊,当即告余奉驻汉口守备司令官命令,送信给仓喜太郎者。由日人口中知湖南已取消独立,李烈钧全军失败,李纯已入南昌。余见大势全部瓦解,决定乘凤阳丸赴上海。至上海后,知袁世凯悬赏10万元购余,风声恶劣,不敢回家,住虹口胜田馆,乘隙与父母妻子一晤后,至8月28日,搭八幡丸出走长崎。二次革命至此告一段落。
9月上旬,余初到长崎,人地生疏,有日本人佐久间与野中二人,常来奔走。余以其行动可疑,设法远之。是时余母思子情切,亦来长崎,赁南山手西式房屋居焉。闻之东京来人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再举。唯各省党人意见分歧,有分裂征兆。嗣又得李印泉(李根源字印泉)、程颂云(程潜字颂云)、熊锦帆诸同志函,邀余速来东京面商一切,同时特推派冷禦秋前来迎迓。余遂至东京,住程颂云家。所商者为欧事研究会组织问题。余乘便提出:本党自辛亥以后,内部分子已欠纯洁,官僚政客投机加入,势有重新整顿必要。但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一定要把同盟会老同志团结一致。当时谭人凤等多人均赞成余之主张。会后据有同志密告,有少数人欲公推黄克强为首领。余特往访黄克强先生,痛陈利害。黄纳余言,故计划往美国游历,以避免党内纠纷。余于次日往谒孙中山先生,晤谈之下,孙先生即问余今后活动办法。余当即提出整顿本党的意见,要绝对慎重,注意清除官僚政客,团结革命老同志,避免分裂。且吾人亡命在外,一切政治行动,均须审慎,并应在短时期内,秘密回国活动;并要注意敌人勾结日本政府意外干涉。孙先生颇以为然。约余来东京辅助,并要余加入中华革命党,担任军务部长职务。余当时表示,以家眷部属均在长崎,须回去料理妥帖,方能来长侍左右。即与孙先生约定快去快来。余退出后,详细考虑对党的改组,并无成见,如能借此机会将不良分子加以清除,未为不可,也确有必要。但操之过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分裂,一定有不良后果。因此未回长崎,在东京又多住数日,与各方面接洽,知各省有些老同志,对加入中华革命党,意存徘徊,且有少数同志欲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余乃特约李协和一同往晤黄克强先生。黄先生对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拇印不能同意。余复加以劝解,因知黄先生在短时期内一定赴美,未便多谈,即行辞出。乃私谓协和曰:“将来融和孙、黄,你我要负很大责任也。”
9月下旬,余回至长崎,无日不以国民党分裂为忧。故无论党的改组与否,而军务部长职务,除黄克强外,他人担任,皆不相宜。余思之至再,遂致函孙中山先生,并详陈利害,辞去军务部长职务,并要求在长崎略住,再来东京。
民国3年(1914年),甲寅,余39岁。民国4年,乙卯,余40岁。元月,东京诸同志以袁政府与日本政府订立“二十一条”,丧权卖国,愤激之至,约余至东京讨论对策。余至东京,首先与同人研究后,即往晤孙中山先生。因余虽同意加入中华革命党,尚未办正式手续。孙先生即命余补办加入中华革命党手续,由陈英士代为填表写番号,余此时始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余当即请示,拟请通电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孙先生指示,彼个人另有对策,要余联络东京同志,先通电反对。余当与克强、协和、竞存(陈炯明字竞存)、惕生(钮永建字惕生)诸人,联名通电,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并请国内外同胞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乃此电发出后,大招日人之忌,处处与余等为难,且捕风捉影,大造谣言,在《每日新闻》与《朝日新闻》各报冷嘲热骂,令人难堪。余乃转回长崎,早作离开日本之计。
此时,日本朝野上下,对于余等非常冷淡。且黄克强先生已早赴美,协和去法,竞存、锦帆、隐青诸人皆在南洋。住在长崎者,仅余与白逾桓二人。乃研究此地已不可久留,决定往南洋,于5月下旬离开日本。当时行动甚为秘密,私雇日人引港,于深夜用小轮送余等上入二等舱,当地警士越日不知。抵香港后,日领报告政府。政府询问长崎县,始知余等已去,大遭申斥,亦罕有之事也。
6月初,船抵新加坡,有华侨林义顺,先期受竞存之托,以汽车在海岸码头相候。故抵星后,即寓于竞存处。而谭石屏(谭人凤字石屏)、周道腴亦先期至此,但因水土不服,致常生病,已正在料理归装矣。适协和亦由法国来至星洲,闻余至,乃于次早即同锦帆、隐青、咏瞻诸同志来候,相见甚欢。唯对筹款问题,则门户太深,不能融洽,以致华侨应付为难,故筹款阻力甚多。余与白楚香(白逾桓字楚香)受协和、竞存之托,先将协和、竞存两筹款处混合起来,改称水利促成社,开会公推余与白楚香赴各埠筹款。奔走半年,结果得荷兰纸币9.3万余盾,英纸币1万余磅,共合中国钱12万多元。余亦因气候不惯,患呕血病甚剧,回星洲医治。但支付之权,同人仍推余负责,而两部分人争多论少,未免增加余许多麻烦。余因病重,长期住医院休养,终日炎夏,岁月已无法记忆了。
10月上旬,竞存来晤,云即日晚回香港。盖因杨度、孙毓筠等,所谓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冒称学术团体,公开进行帝制运动。全国沸腾,认为机不可失,故须积极赶回。关于筹安会的成立,余早有所闻,已与协和密商多次。并知云南的唐继尧与协和有旧,且已苦心经营数月,云南颇有动机。当请竞存暂候,与协和一商。竞存以此行绝对秘密,在一星期内无论何人,不能告知。此后托余转告协和,乃兴辞而去。
关于李协和对云南活动,是利用云南讲武堂陆军学生,往来奔走于滇、港之间。主其事者为方声涛。10月间协和邀集刺绣女学生多人,绣炕垫、椅披等物,要余写字,如“西南保障”“国家柱石”等字样。余问何用,协和告余为赠唐继尧之礼物。盖唐并非同盟会同志,为人极滑头,善投机,无论帝制民主,只要有官做,他都不管,现在不便与之通信,故以此等语试之。余深佩协和办事聪明细密。礼物送去后,于10月下旬即有回信,结果甚佳。而供奔走之学生,3人已病死二人,余一人虽未至死,但已羸瘦不能行动矣。盖因路途之间受瘴气甚深致病也。协和在星洲得信,知唐继尧对赠品甚满意,已默许本党主张,即通知韵松(方声涛字韵松)就近由香港入滇,协和亦即离星洲而入云南。余当即告知竞存回香港经过,嘱其至港取得联络,将来方可打通一气。
先是,韵松至云南,住黄毓成家,唐继尧邀约至督署相谈甚欢。不意唐父以唐被封侯爵,阻止唐勿反帝制。唐在游疑之间,空气转变恶劣。韵松地处危险,不敢露面。适协和至,亦不敢径见唐继尧。幸云南高级军官多系士官学生,反对帝制空气仍甚浓厚。半月后,唐侦知全国鼎沸,反帝空气甚嚣尘上,无法遏止,又得北京来电,知蔡松坡潜逃出京,将至云南,为了逐鹿中原,捷足先得,遂决心宣布独立,探询韵松踪迹。左右告知李协和早抵此,唐立即派员迎李,方至督署,参加军事会议,当即议决改称护国军,以滇军全部编为两军。唐自统第一军,李协和统第二军,计划出四川,顺长江东下,次日,即发通电护国讨袁,全国震动。是役也,唐虽主要,而所以酝酿操纵者协和之功大矣。已在动员出师之时,适蔡松坡至,协和即将第二军拱手让与松坡,盖嘉其志而佩其才,酹其功而励其行也。如此处置,唐、蔡甚为满意。唐又搜集部队约5000人,称第三军,交李协和统之,出百色逼广西,直下广东。在百色一战,敌军溃退,而陆荣廷因以宣布独立,响应云南矣。余在星洲得唐继尧电,聘余为筹款总代表。余以责无旁贷,当将唐电转达南洋各埠。各埠复信甚踊跃,仍以水利促成会名义对外。此时余之精神颇为愉快,病虽未痊愈,而已可支撑出院矣。适有龚振鹏忽来星洲,冒称唐继尧筹款代表,到处招摇。视此情况,余当与徐子俊、金葆光、张秋白三人研究:龚在此捣乱,事不易办。余决计回上海,总代表职务俟至上海后,设法卸去。未了事务,乃托徐、金、张3人在此继续负责。是时,余经手已募有12万余元,须刻一征信录,尚有未收齐之款1万余元,嘱即催汇。徐、金任文字书札,张任会计。布置就绪,余即晚离星洲回上海。
民国5年(1916年),丙辰,余41岁。3月上旬,由新加坡回至上海。是时,袁探布满英、法两租界,并有暗杀组织,登岸时必须警戒。此时由老同志陈勤宣(策)领导多人到码头迎余,护送抵寓无恙。寓在法租界协平里。是时,各省同志均集合上海,党派既多,意见不能一致,颇费周旋。时孙中山先生以中华革命党为号召,派人在上海活动,居觉生(居正字觉生)在山东维县周村一带起兵约万人,尚未为各方面所注意。余默察情况,本党对于是役,将无成绩可言。因此时倒袁主力,全操在进步党人影响下西南地方军人之手。如云南护国军一派,除李协和少数人外,其余如蔡谔、戴勘、梁启超等,原系君宪派。民国成立以后,君宪派又与北洋军阀官僚合组民主党,后改为进步党,唐继尧即该党西南领袖之一。余与协和初意,拟利用同一目标,抓到一部分实力,有所凭藉,俟元恶大憝除去后,再谋发展。不意袁世凯在四面楚歌情况下,其平日所信托部属均纷纷起而反对帝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视此情形,余已无法贸然从事,唯有蠖屈不伸,以观其变。
4月上旬,黄克强由美洲回至日本。日政府表示尊重,并极为亲近,允以黄个人名义借贷日币300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以备缓急。并与日人商妥,以余充任军司令,特命张孝准衔命来沪,与余商办成军步骤。克强并指定曾继梧、陈复初为师长,赵恒惕为旅长,其余旅、团、营长由湘、淮军人中选择任用。余即派林凤游赴天津招待曾继梧、赵恒惕及中下级军人60余人来沪,赁义和里五楼五底房屋居住,又定练兵地点于浙、皖交界之泗安一带。是时,浙江都督为吕公望,势必与之接洽。因宁波线新北京轮船罢工停驶,沪杭铁路不通,只有乘戴生昌小轮尚可前往。然由沪至枫泾均属敌人势力范围,搜查甚严,非常危险,同人不敢冒险。余带自来得手枪20支,亲身前往,略为化装,经枫泾时尚属平静。余至杭州见吕公望,接洽甚为顺利。驻军地点东至湖州,西至泗安,给养由吕派专人办理。是时,沪甬船只已通航,余即绕道宁波回上海。
6月上旬,袁世凯因众叛亲离,在焦疲困顿下病死于北京。消息传来,唐少川在自己宅内召集开会,讨论善后。进步党首领汤化龙主张各方武力停止活动,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可知彼等已早有计划。不日,蔡锷竟蔑视约法拥段,此乃蔡之惭德也。当会议之日,汤化龙提议时,余已心非之,未及发言,有本党议员多人据理力争,以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当即议决,电北京请黎元洪代总统。嗣后黎、段不相能,虽云段之跋扈,而蔡之拥段实厉之阶也。自袁毙后,黄克强来电,停止成军,余即将人员遣散。并亲赴杭州与吕公望办理结束手续,徜徉于灵隐,天竺间者旬余。忽得沪电,陈英士被刺,身死甚惨,乃匆匆返申,为英士料理丧事。无何,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亦先后来沪。余见孙先生于其寓所,谈及英士惨死,唯有相对落泪而已。
伍秩庸(伍廷芳字秩庸)与唐少川,以广肇公所名义,在尚贤堂宴请孙、黄二公。孙先生是日演讲民主国家之地方自治,用白布绘一图式,颇为精彩,全场动容。无论党内党外议员政客,莫不敬仰。乃全体联合公宴孙先生,并请指教。是日,孙公演讲各国政治组织大纲及国会神圣、议员品格等问题,尤为启聋发聩,使同人敬仰更深一层。余两次参与盛会,为生平第一愉快事也。自此以后,本党内部,除投机分子、官僚政客早已分化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分歧意见已渐趋一致,重整旗鼓,有待将来。是时,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重开,吾人恢复自由,讨袁军事至此结束。
(王坦夫 整理)
(选自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