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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鳌
196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的50周年纪念日。辛亥革命虽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但就推翻清朝统治和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来说，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今年81岁了，50多年前曾以革命党和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的一分子，在日本东京和国内长沙、上海、吉林等地参与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初期，又在上海、南京、北京、湖南等地参加政府工作和社会活动，直到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再度亡命日本为止。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实，我是亲历过和知道一些的。略述所忆，以当纪念。
我原名曜元，号炳生，1902年入长沙府学。早年好读《船山遗书》，后来看到清朝一些大兴文字狱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纪事以及黄菊人的《黄帝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愤恨清朝的专横暴虐，起了参加革命的念头，就改名“楚遗”。1904年4月，我首次到日本，一面学习师范，一面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式匡）等组织新华会。这时，黄克强、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筹备起义。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鸿烈、樊锥、盛时等都是会员。这时，日本已同帝俄开战，征兵进行短期训练。我和樊锥、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步兵操典。日俄在我东三省境内开战，清廷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外人宰割。我们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所以我们那时进行的革命，主要是从对于清廷压迫汉人的仇恨出发。人人都想造反，人人都要推翻清朝。以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治纲领。但当时也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一般人更是莫测高深。
1904年秋，黄克强、刘揆一、马福益、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运用华兴会和同仇会的组织，筹备新旧军和会党起义，预定农历十月十日（11月16日）清廷西太后70生辰之日发动，省外各地五路响应。我们在东京得悉华兴会的革命组织有所发展，仇亮、赵缭和我3个人就兼程回国，准备参加行动。不料到了上海，长沙起义已在事先泄密失败，马福益被捕就义，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幸免于难，逃匿上海租界。我在革命秘密机构（公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里，初次会见黄克强，感到他气魄雄伟，态度磊落，意志坚定。他说湖南的组织未散，基础还在，仍可回去继续进行。我们3个人依照他的指示，转道湖北回湘。
我们3个人当时都只二十几岁，心粗气浮，在用钱方面也没个打算。到了汉口，住在后花楼长春栈。各自检查行箧，3个人只余一块多钱，仅够开支行李运费，以后的生活费用更是毫无着落。仇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来就写信给上海机关的黄克强求助。我和赵缭也没有拦阻。第二天，仇亮和我过江到武昌寻找亲友。我在一个朋友的父亲处借到5元。时已傍晚，走到汉阳门，城门忽然提前关闭，听说是要捉拿下江来的革命党。我们两个人大吃一惊，提心吊胆地绕至文昌门，幸而城门尚开。出城赶到汉阳门轮渡码头，轮渡也已临时停止；看见岸上满布军队帐棚，如临大敌。只好坐“划子”（小渡船）过江，从王家渡上岸。听得江口的风声更紧，仇亮忽然想起他写给上海的信，可能被官方检查出来，泄露行迹，就害怕起来，走到旅栈门前也不敢进去。我把仇亮引到旅栈后面的茶馆里坐着等候。我观看了一会儿四面的动静没有异样，走进旅栈，赵缭安然坐在房里，这才通知仇亮进来。我们幸而未被官厅的侦探们发觉，第二天就匆匆走了。
回到长沙，原来的革命机关已被破获，一时找不到负责的同志。我便同仇道南（仇亮的父亲）、江海宗等办湘阴师范，利用学校暗地鼓吹革命，并准备进行暗杀。罗良铎从日本带回几枚小型炸弹，江海宗取一枚到岳麓山高处试验不灵，暗杀无从着手。一天，听说陆军大臣铁良到长沙来视察新军，我和一位同志大力士易希谷兴奋起来，决定持梃狙击。我们两个人到小吴门等候，我任巡风，他任梃击。他带着一条坚实的粗棍，预备给铁良当头一棒。但是铁良那天没有从小吴门经过，我们这种“古侠客”式的行刺便落了空。1905年，因为湘阴师范有些老先生革命性不强，我同彭枚生、赵缭另办民立第一中学作革命宣传机关，彭作校长，我作教务长负实际责任。我们开办这个学堂，得力于唯一中学校长禹之谟的帮助很大。禹之谟在湘乡、长沙办有毛巾厂，他是当时长沙的商会会长兼教育会会长，原与黄克强有联系。
1905年秋，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所有三会会员均为同盟会会员。我们一度组织的新华会，原为响应华兴会，至此也并入同盟会。黄克强这时密函禹之谟，在湖南成立同盟会分会并推销《民报》。因此，禹之谟就成了我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首领。《民报》经我们想尽方法偷运偷销，在湖南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5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8日），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跳海自杀。次年四月十三日（5月6日），留日归国的湖南学生姚洪业又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陈天华遗体由日本运沪后，湖南旅沪人士派人将陈、姚两柩送回长沙。禹之谟、彭枚生和我提议公葬于岳麓山，借以垂之永久。官厅不予同意，但也未明白禁止。我们决定在五月二十日（7月11日）举行公葬，事先并发表宣言。届时由唯一学校和民立一中为首，发动学生及其他各界并少数外宾共数万余人，结队护送陈、姚二柩于岳麓山顶；沿途高唱哀歌，队伍绵延10余里，学生身穿白色制服，一片缟素。公葬仪式举行时，禹之谟当众演说，万众振奋，民气大为伸张。官厅这时已无法阻止，因而对我们非常嫉视。恰巧不久发生了长沙学务处要员俞诰庆、漆旦湘宿娼被民立一中学生捉住的丑事。原来俞诰庆、漆旦湘素行不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走入娼家，被附近民立一中学生们看见。星期日天亮一群学生拥入娼家把他们捉住，赤身捆绑起来。学生因彭枚生和我都不在校，请得禹之谟到来，当场照相后才予释放。禹之谟指斥俞、漆为士林败类，不能领导学界。俞诰庆等怀恨在心，向官府大吏密告我们是革命党，秘密推销《民报》，准备起事。官府等到暑假，趁大部学生回家，于六月二十五日（8月14日）借故逮捕了禹之谟，后移解靖州被害。彭枚生、赵缭等闻风逃走。我在暑假回到湘阴，还不知消息。开学前返至省城，朋友们立即把我藏匿起来，并代为照料妻室，筹措旅费，我才得秘密取道武汉、上海，逃亡日本。
1906年10月，我二次到东京，改名仇鳌。除代仇亮担任同盟会湖南主盟人，从事组织活动外，并参加了《民报》的管理工作。《民报》针对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保皇主义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这年11月4日，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中的贵族子弟和保皇派集会对付《民报》，居然提出三项办法：
（一）凡是参加《民报》的官费留学生停发官费；逮捕参加《民报》的私费留学生的国内家属，以示惩戒。
（二）也办一报与《民报》相对抗。
（三）采用以汉制汉的办法，运动梁启超、杨度攻击《民报》。
他们说：“能战胜《民报》固佳，否则亦足乱彼汉人之耳目。”
第三项办法，他们虽然实行了，但却得到相反的结果。
同年12月2日，《民报》在锦辉馆举行创刊周年纪念庆祝大会。这是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最盛时期，到会的达5000多人。大会由黄克强主持，章太炎（时任《民报》总编纂）宣读古调盎然的祝词，中山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阐发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精义。接着，章太炎、日人断水（革命评论社社员）、外柔（社会学学者）、宫崎寅藏等均有演说，黄克强、田桐等也相继发言，无不慷慨激昂。有人当场发起捐助经费，共捐出700余元。散会时各赠“天讨”券一张。从上午8时直开到下午2时方告散会。会上悬有某君（忘其姓名）赠中山先生集唐人句一联云：“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
《新民丛报》经《民报》同人集中火力痛击，有一蹶不振之势，在东京留学界和国内的影响大为削弱。1907年，保皇党人梁启超、蒋智由等在东京组织政闻社，10月17日开成立大会于锦辉馆，梁启超特由横滨来作宣传演讲。陶成章、张继等事先组织革命党多人参加，我也按时前往。我们都带有结实的手杖，准备开打。我到会较晚，会场里已有1000多人。政闻社社员只有100多人，坐在前面，衣上带有三角形红色结子颇为引人注目，有的担任招待员，四面应酬。日本名流犬养毅等10余人也应邀到会。开会时，梁启超已坐在台上右侧；主持人稍讲几句，梁启超就上前讲话，下面掌声不多。他说：“我国必须立宪，需要有国会。现在朝廷下诏立宪，诸君应当欢欣鼓舞……”话还未毕，张继即站起来高声大骂：“马鹿！狗屁！打！”我们400余人就举起手杖，冲向讲台。梁启超急忙转身，向台后面楼梯逃走。张继奔到台上，政闻社主持人慌忙上前阻挡，被我们另一位同志推倒。台下已经大乱，手杖齐挥，喊打声四起。带着红结子的政闻社社员，不免挨了几下，纷纷扯下红结子，夺门逃走。张继在台上宣布讲话，大家鼓掌欢迎，重行坐定。张继讲了些革命的道理，又对来宾犬养毅提出质问，说犬养毅素来赞成革命，怎么忽然帮助立宪。宋教仁接着上台，把同盟会的革命宗旨，详细发挥了一番，全场掌声雷动。犬养毅随后也讲了话，说立宪也好，革命也好，他都赞成，希望早有行动。这样，张继就宣告散会。本来是保皇党人的会场，却被同盟会革命党人利用了。这天，蒋智由没有到会，他回国作请愿立宪的勾当去了。章太炎曾将这幕丑剧，在《民报》17日著文宣布。
1907年初，清驻日公使杨枢请求日政府驱逐中山先生。日方表面以劝说为名，送旅费5000元，请中山先生离去。日商铃木久五郎素日表同情于中国革命党，也赠送10000元。中山先生召集左右会商，决定接受，于这年正月二十日（3月4日）偕同汪精卫、胡汉民往新加坡转至河内，设立革命机关，进行粤桂滇的起义准备活动。临行时留给《民报》维持费2000元，余款供给军用。当时章太炎大不满意，要将中山先生受赠事公诸《民报》，黄克强予以阻止。随后黄也离日，刘揆一代行总理职务。秋间，孙、黄计划在粤南钦、廉一带大举，派日人萱野长知（同盟会员）在日购运枪械。章太炎听说所买枪械陈旧，竟用《民报》名义拍发明电，告知香港《中国日报》（同盟会机关报）冯自由另行定购。中山先生得知，认为章泄露军事机密，通知东京本部，并对章表示不满。章也反唇相讥，并与陶成章乘着潮惠起义失败，鼓动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等主张召集大会，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克强继任。刘揆一深恐发生内哄，更于钦、廉起义不利，力加反对。刘同张继为此揪打起来，结果张自认理屈，风潮暂时中止。刘揆一随即致书胡汉民，请劝中山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中山先生复书说，党内纠纷须查明事实才能解决。黄克强也来函说：“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这样，才结束了那次的党潮。
1908年春，因章太炎脑病发作，张继又离日，《民报》20日至22日由陶成章主编。陶成章编了三期《民报》，仍交给章太炎主持。陶化名出走南洋，进行筹款。他要求中山先生介绍向南洋各处华侨募捐，未得允许。从此陶决计恢复光复会，与同盟会分离，把徐锡麟、秋瑾起义事件编成《浙案纪略》，在英属、荷属各地进行宣传。这时，湖南李燮和（柱中）在南洋槟港设有同盟会分部，声势浩大，颇得华侨信任。陶到槟港煽动李燮和纠合江、浙、湘、楚、闽、粤、蜀7省在南洋的部分华侨，列举中山先生“罪状”，上书东京同盟会本部，要求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本部置之不理。他们就在南洋重振光复会，举在东京的章太炎为会长，发售江、浙、皖、闽、赣5省革命债券。李燮和把同盟会支部改为光复会支部。1908年河口之役，中山先生派汪精卫到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光复会会员的排挤，未有结果。1909年，陶成章又到东京，运动黄克强反对中山先生。黄不但不为所动，并致函李燮和为中山先生申辩。
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就临时大总统后，当即派员迎接章太炎到南京，相见尚欢。但临时政府没有给章相当的位置（见下节），他随即在沪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年3月，同盟会在南京举行死难同志追悼大会，他送一挽联云：“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以后又与张謇等组织统一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和黎元洪，专门与同盟会作对。
1908年10月，我因奔父丧由日回国返乡。治丧完毕后本想潜在省内活动，但长沙捉拿党人的风声很紧，自己曾被通缉，匿居不易，只得于1909年初东下。过南京时，进城同党人联系，有同志告以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幕府要角；他并告我说，曾在刘处见有党人名册，第一名仇楚遗，估计就是我，嘱我谨慎，不要露出形迹，免遭暗算。我本预备南往龙州，联络蔡锷，恰值吉林办理教育的友人来电相召，便改道北行，前往吉林，任自治讲习所教员。党人赵缭、江海宗等也先后到达吉林，筹划在边远地区建立革命基础。这一计划本是中山先生和黄克强所决定，东三省各地都派有党人进行活动。但这年由于熊成基（化名张建勋）谋刺载洵，被人出卖，在哈尔滨被捕（次年就义），清吏防范党人十分严密，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功。
1911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11月初，我到上海时，上海新告“光复”，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李燮和主持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总司令。李为湖南安化人，也是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我到上海后，李以同志和同学的关系，坚邀我担任吴淞军政分府的秘书长。
11月下旬，江浙联军共同进攻南京。十月十二日（12月2日），联军一举而下金陵。南京的“光复”，以浙军和光复军第一协黎天才部
作战最为勇猛。黎率部首克乌龙、幕府两山，被称为黎老虎。但黎部纪律很差，当黎率队先入仪凤门时，竟肆行劫掠，我随李燮和到后才加以制止。这时镇军林述庆入驻清总督署，称江宁都督。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自不能居其下，而程德全自苏州“光复”，早已被推为江苏都督，于是3人大争帅印。后经宋教仁赶来调停，徐绍桢、林述庆才肯把都督让给程德全。
南京“光复”的那天，黄克强由武汉回到上海。他早已连电在海外的中山先生迅即归国。党人在沪所办的报纸又尽力宣传中山先生已向海外华侨筹得巨款，购买5艘军舰及大批械弹回国，准备北伐军事的种种消息。这一宣传使气息奄奄的清廷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大为震动。
中山先生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第二天，黄克强、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民党要人公宴中山先生于哈同花园，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夜间又在中山先生住所集会，讨论组织政府方案。宋教仁主张采内阁制，以黄克强为总理。中山先生主张暂不设总理，将来再定。黄克强支持中山先生，劝宋教仁不要坚持己见。
12月28日，黄克强、宋教仁等先到南京，晚间出席各省代表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等，宋教仁发言仍主张内阁制。讨论结果，照黄原提案通过。29日下午举行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以16票选举了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另一票投了黄克强。各省代表多数不是革命党员，但无一票选举黎元洪，证明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党人事先的宣传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山先生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仪式庄严而朴素。1月3日，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的身份出席代表会提出部长名单，先开预备会加以审议。初提的名单如次
：
陆军总长 黄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后改程德全）
教育总长 章炳麟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后改蔡元培）实业总长 张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预备会审议结果，对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多不同意，并主张伍廷芳改任外交。经黄克强与中山先生商议，黄提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外交伍廷芳，司法王宠惠。中山先生说，内、教可改，但伍、王不必对调。黄又将中山先生的意见，向代表会委婉说明，代表会乃正式开会，就修改的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接着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17票当选。中山先生又委胡汉民任秘书长，黄克强兼参谋总长，蒋作宾为陆军次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魏宸组为外交次长，居正为内务次长，王鸿猷为财政次长，吕志伊为司法次长，景耀月为教育次长，马和（君武）为实业次长，于右任为交通次长，钮永建为参谋次长。
各部总长只有黄克强、王宠惠、蔡元培是党人。张謇、程德全、汤寿潜本属立宪派，在江南负有声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领袖的资格为社会各界所推重。黄克强为了笼络各方，所以把他们拉入临时政府（本来约张謇担任财政，张不肯就，才改为实业）。至于各部次长多为党人，各部实权均操在次长之手。黄克强为组织政府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这里还要插一句，章太炎虽未当成教育总长，2月初，中山先生又聘他任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同时发表两人，另一人为张静江），但他未就。
中山先生把临时总统让于袁世凯后，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宋教仁北上就任农林总长，我也随往。宋约我担任农林部参事，我未允。我自知学识不足，决心研究政法。宋虽同意，却主张我同时办报。他说他对农林也是外行，不想久干；中国要走上政党政治的前途，须借报纸鼓吹。他筹了一笔小款，并把接收清廷农工商部的印刷机器、铅字设备等拨给我用。我在粉房琉璃街租定房屋，一面设立“共和印刷局”从事营业，一面出版《东亚新闻》。所以取这一名称，不过想扩大报道新闻的范围，没有别的用意。大约在5月上旬出版。我任社长，易象任总编辑，赵缭编杂爼，还有不少的记者。每天出版对开报纸两大张，印数不过千份左右。
《东亚新闻》除了报导中外消息外，主要是宣传政党政治。
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新会章，进行选举。由于章太炎等一部分党人已经分离，造成南京与武汉对立的气氛。宋教仁建议扩大招纳会员，加强组织，把黎元洪也拉入会内。中山先生接受他的意见，但政纲方面，还是以中山先生的主张为重点。大会选出中山先生任总理，黄克强、黎元洪分任协理。会章规定干事部设主任干事5人，分掌总务、交际、政事、理财、文事五部；人选由会员票选10人，呈总理选任。大会选出干事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马君武、张继、居正、平刚、李肇甫、田桐、刘揆一等10人，但中山先生并未选任，随着南京政府的结束就搁置起来。黎元洪对此也未作表示。以后的同盟会怎么办呢？中山先生与宋教仁有不同的意见。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黄克强和多数党人赞同宋的意见，汪精卫高倡“六不”，自命清高，胡汉民回任广东都督，中山先生只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让他实际上做了总务部的主任干事。我认为从当时的局势看，宋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也附和他的主张。
宋教仁得孙、黄的允许，就在北京展开活动。他不仅是长于辞令的演说家，而且是下笔万言的理论家。以“桃源渔父”为笔名的长篇论著，经常见诸于《东亚新闻》，读者莫不钦佩。这时，北京的政党林立，除同盟会外，最大的还有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共和党是与同盟会相对抗的，统一共和党则居于中立的地位。同盟会和共和党都想争取统一共和党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结果宋教仁获胜，把统一共和党拉了过来。终于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及另3个小党派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初拟定名民主党，后因已有同名小组织出现，未用）。他代表同盟会，同其他4党的重要人物商妥，并把规约（党章）、通告等文件以及理事、参议名单预先拟出，到上海向孙、黄报告，作了最后的决定。8月13日对海内外发出通告和组党宣言。8月24日，中山先生到京，25日国民党就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东亚新闻》关于宣传组织国民党、主张责任内阁制及孙、黄来京的报道各方面，尽了很大的力量，发生了相当的作用。宋教仁要我办报的目的总算初步达到了。
此外，这个报纸还有一项特色，那就是提倡女权。
自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密谋举义未成牺牲以后，女子参加革命的有如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时，各地起义反正，几乎都有女子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女子继续奋起，力争参政权。宋教仁和我均主张开放女权，著文提倡。同盟会总章第三条政纲第五项即有“主张男女平权”的规定。政府北迁，唐群英等结队向袁世凯政府多番请愿，每次呈文都是由我代笔。《东亚新闻》不仅作了女子参政的论坛，报馆有时还作了她们秘密集会的场所。国民党的政纲里未将男女平权列出，而仅在政策中振兴教育项内提到女子教育、发达女权。我曾为此向宋教仁力争，宋以合并的其他党人多数不同意，没有办法列入。唐群英向宋大兴问罪之师，甚至挥拳动武，宋挨了她一掌，未与计较。就提倡女权来说，《东亚新闻》只是放了一阵空炮而已。
当时巾帼英雄中，不乏卓越的人物。但如沈佩贞那样放荡不羁，卖弄风流，却给了封建士大夫们以攻击的口实。我原对沈的谈吐言论，认为非同凡响。可是她竟追求唐绍仪，百般献媚。一天我问她：“你声言要嫁唐，难道不知道他使君有妇，甘为姨太太吗？”她居然笑着回答说：“我不过想利用他一下罢了。”我为之气沮，以后就不敢领教了。
宋教仁组成国民党以后，成为最出风头的人物。我也荣任了国民党政治部干事，颇为欣喜。宋以为袁世凯堕其彀中，可以实现组织责任内阁、建设中国的雄心大志。哪知不到7个月，他竟被老奸巨猾的袁贼所暗算了。
宋教仁被刺经过，已在现代史书中记载颇详，不待赘述。这里叙述宋案发生前有关湖南选举和政局的一段重要事实，聊供补遗。
1912年8月10日，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众议院选举法公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随即开始布置各省的选举工作。这时，恰恰湖南省司法司司长洪春台死了，大家以为选举是和法律有关的事，宋教仁就要我回湖南去做司法司司长，以便掌握选举，支援国民党的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当时我在北京主编《东亚新闻》，并从事于政法的研究，不愿回湘。宋教仁极力敦促，我才答应，但仍以事成回京为条件。等我回到长沙以后，才知道办理选举属于行政范围，是民政司的事，与司法司无关。那时湖南民政司司长是刘人熙，不是国民党员，湘督谭延闿便设法将刘调开，让出民政司司长给我。我即着手筹备选举事务，自兼选举总监督，并按湖南五道，派出监督五人。结果，湖南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胜利。宋教仁为了竞选，这时也回到湖南，到处演说，博得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
宋教仁在选举胜利后，有一晚上，约了谭延闿和我在国民党支部谈话。他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他即将转道沪宁回京，准备组织第一任政党的责任内阁。他约请谭延闿参加新阁，以湖南都督兼任内务总长。他认为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是把兄弟，谭、袁有世交的关系，容易谈得拢，可以使袁世凯同新内阁合作。谭延闿已参加国民党，那时确实想帮助宋教仁，当即表示同意。至于湖南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据点，必须牢牢抓住。宋教仁预定在谭到北京后，要我护理湖南都督。因为我在湖南同各方面的联系已有基础，对各方面都还能抓得住，宋一定要我掌握这个基本据点。只是民政司司长地位不高，他提议将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同都督地位平行，谭进京后，才好护理都督。我原约定办完选举即行离去，坚决不肯接受，但他们也不问我是否同意，就由谭延闿电达袁世凯请将湖南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并以我为民政长。袁世凯接电后，转电上海黄克强询问究竟。黄克强尚不知宋在湖南计议的详情，又电谭延闿询问。这时宋已前往上海，谭电复黄说候宋到后详谈。其实，宋教仁的这些布置，只是一方面的想法；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利害冲突，以为关键问题就在竞选，国民党选举既然获胜，其他都可迎刃而解。哪知袁世凯早已把宋看作眼中钉，派遣暗探，随时注意宋的行动。尤其是当袁接到湖南暗探报告有关我们在湖南这一计划的消息后，就更大吃一惊，感到非立刻下手不可。宋终于在进京的那晚，在上海车站遭到了袁世凯的毒手。这位年仅32岁、正当英年有为的政治家竟抱着责任内阁的遗恨赍志以终了。他留下的致袁遗电，还说什么“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实在太天真了。
我在宋教仁被刺后，即辞去民政司长转往上海。湖南都督谭延闿后来虽也宣布独立讨袁，但还是出于被迫的。讨袁失败，湖南党人四散亡命。我也以“四凶”
之一被袁通缉，于1913年底出走东京作亡命客了。
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自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结交，旋即共同创立同盟会，7年间心腹相托，患难与共。但是从1913年宋案发生至二次革命失败出亡日本，孙、黄间意见相左，一度各行其是。
宋案发生后，中山先生于3月25日由日本赶回上海。接着案情破露，凶手竟为袁世凯、赵秉钧所遣派，民党无不大愤。中山先生召集重要秘密会议，主张立兴问罪之师，武力解决。黄克强、陈其美等都认为民党所控制的军队正在整理训练中，不堪作战，应候法律的制裁。中山先生拟再行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等又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止。4月，袁世凯向5国借款2500万英镑不经国会通过，违法签订，全国哗然，群起反对。中山先生又召集各省民党要人会商，决定声罪致讨。他令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而胡答谓时机尚未成熟；令上海发难，而陈其美复一筹莫展；商由黄克强促使南京独立，而南京部队间（第一师与第八师）、军官间意见也不一致。黄克强等仍主加强国民党议员的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以达推翻袁世凯的目的。中山先生在气愤之下，叫朱卓文秘赴南京，运动部队下级军官除掉其将领，以便亲去指挥独立。部队中人到沪向黄报告。黄克强恐南京局势于中山先生不利，自请赴南京主持军事，由陈其美进攻上海。适李烈钧湖口起义失败，上海又连攻7日夜不下，完全失败。黄克强认为无能为力，于7月底一走了事，过沪不停，径往日本。8月后，安徽、广东相继失败，福建、湖南亦取消独立。中山先生乃偕陈其美等大批党人先后出亡日本，我也在内。二次革命不到两月，就这样结束了。
中山先生到东京后，责备黄克强不该放弃南京，私自出走；黄说由于孙自己运动军队造成了混乱的局势。陈其美同黄克强之间也因军事责任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中山先生决心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把官僚政客排斥出去。他在激动的心情下，采取江湖会党的方式，要求入党者具立严格的誓约，并须在誓约按印指模。黄克强既不赞成重新组党，更反对立誓约、按指模。他说党中整饬纪律是应该的，可是这种做法，是要大家盲目服从。他在负气的心情下，于1914年3月携眷同李书城、石陶钧等前往美国。不少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对于立誓约、按指模也感到难堪，后来渐渐认识到过去的失败确是有负于中山先生；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领袖是断难成功的；大家有了这样的认识，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也就一天天多起来。这年6月，党人先开大会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宣告正式成立，协理一职始终虚悬，留待黄克强归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东京设法政讲习所培养政治人才，在大森设“浩然庐”培养军事人才；并办《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主编，宣传反袁。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钮永建、彭永彝、白逾桓、张孝准等有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因为他们不肯入中华革命党，以致有孙、黄分立的传说。实际上黄克强并未过问，这个会以后也无形取消了。
我在东京期间，鉴于很多流亡军人不懂政治，生活散漫，曾与彭允彝、殷汝骊等商同日本寺尾博士组织政法学校，招纳他们入校读书，所用讲义多由戴季陶、殷汝骊等翻译。我们在亡命党人中造成了研究学术的气氛，同时对于接近孙、黄的同志，也作了些协调转圜的工夫。以后这个学校就同法政讲习所合并了。
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中山先生和我们一批党人陆续回国。黄克强于6月3日由美抵日，向日方借款购械，准备回国训练5师精锐军队，作为倒袁的武力，事先已由张孝准代表黄进行商妥。旋闻袁病死，因而作罢。黄克强随即返国，住在上海。他听从周震麟和我的劝告，先到中山先生寓所会晤，中山先生也回访了他。两个人时相过从，和好如初。不幸黄于10月间旧病复发，延至31日病故，年仅43岁。中山先生亲临致祭，痛悼不已。
我是在1906年12月2日《民报》周年纪念会上，始见到中山先生，听到他的演说；以后他往南洋，直到辛亥年归国，才又见面。1912年上半年，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听了他多次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讲演。1913年9月到1916年5月这两年半在日本的长时期内，更不断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他的寓所内，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十三经、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经济书籍、各种地图，应有尽有。他经常读书，手不释卷；融会贯通，能得要领。中山先生心地光明，待人诚恳，接近党员，和蔼可亲。只要是为了革命，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人人感动，努力奋发。中山先生革命品格感人至深，是我终身所不能忘怀的。
1961年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