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十年杂忆

李根源

甲辰（1904年）七月，我由滇省考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习陆军。次年乙巳四月，见黄克强先生于东京。六月，偕杨秋帆（振鸿）、罗镕轩（佩金）见孙中山先生于横滨，有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仇亮及日人头山满、宫崎寅藏等在座。中山先生勉励我等，谓：“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七月，同盟会成立，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中37人之列。

乙巳年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孙、黄两先生为扩大宣传革命，又号召各省留日学生筹办地方刊物。丙午（1906年）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约我与杨秋帆、罗镕轩、赵直斋（伸）、吕志伊（天民）五人谈话，以筹办《云南杂志》之事相嘱，略谓：“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我等接受此一任务后，即着手筹备。四月间，云南杂志社成立，假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一部分房屋为社址。我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关系，与赵直斋被推为干事，负责全部工作。总编辑原推吴锟、周钟岳担任，嗣因吴急须去北京，周回滇，皆未就。遂改推张镕西（耀曾）为总编辑，席上珍、孙志曾为副编辑。经费由杂志社致函国内同乡与缅甸、越南华侨劝募，共募得万余元。

是年八月二十八日，《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杂志出版以后，由于尽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贪污腐化与帝国主义之侵略野心，受到云南人民热烈欢迎。最初发行份数仅为千册，至戊申年（1908年）刊行至13期时即增至数千册。戊申年七八月间，因受《民报》为日警查禁之影响，曾一度停刊。编辑16期时，又因赵直斋与李英奇在寓所习制炸弹事泄，日警前来搜捕，杂志再度停刊。幸得日人宫崎寅藏斡旋之力，得以复刊。辛亥武昌起义后，《云南杂志》始结束，共发行23期。此外，戊申年元月杂志社举行周年庆祝会时，我与吕志伊被公推编辑纪念特刊，网罗滇中明季遗事，辑成《滇粹》一册，于是年八月出版。

云南“光复”，《云南杂志》宣传革命之功实不可没。我曾有小诗两首，以纪其事。其一云：“实行革命有同盟，莽荡风云萃众英；《民报》挺生谁拱卫，《云南杂志》是尖兵。”其二云：“斗争不懈历有年，此中艰苦只自怜（刘九畴任杂志社总务，劳瘁而死）；那得卿云重九现（辛亥重九彩云现，云南“光复”），留将文采照南滇。”

戊申年四月，克强先生起义于云南河口，杨秋帆结黄毓英、杜钟琦、何伟伯、何汉、李克鼎、段宽、王九龄等归国为助。我与赵直斋、吕志伊倡设云南独立会，开大会于东京锦辉馆，以为声张，到者近万人。暑假期中，我奉孙、黄两先生命，在东京成立大森体育会，为革命党人讲授军事学。同任教者有赵康时、仇式匡。参加学习者有林时塽、焦达峰、陶成章、刘揆一、乔宜斋、赵伸、孙武、夏之时、张大义、刘九畴、李贞白、李奇英、包绍杰、吴永桪、熊玙藩、喻培伦、张金三、段雄、丁石僧等七八十人。

秋帆抵海防时，河口起义已失败，乃转入缅甸，在仰光与胡汉民、居正、张石泉（成清）创办《光华日报》，嗣即归国，图在滇西保山起义；事泄，十二月十一日呕血死于保山附近之蒲缥。

己酉（1909年）四月，我见习士官毕业（丙午五月振武学校毕业后，即入士官学校步兵科）。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事先曾来电调我回滇。吴绶卿（禄贞）时任延吉边防督办，亦请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约我到奉天。我应绶卿之约，取道朝鲜抵奉，寓绶卿家。我到沈之日，徐世昌已调邮传部尚书，锡良继任东督，委我以兵备处提调。我本不欲就，然以秋帆之死，痛切于心，思欲借机刺杀锡良。临行密告同学张华飞（世膺，时任陆军小学堂总办），遂赴督署，先至文案刘仲武处待见。仲武正留我早餐，绶卿忽派人持信来，促我即回。我回寓，始悉华飞已将我之密谋告知绶卿，故绶卿急召我回，并赠我300元，派人送我入京。我既不可留，只得一走，并封还绶卿所赠金。

我到京后，为同学杨集祥向寿勋、良弼告发，谓我曾在东京开云南独立大会，确为革命党。寿勋、良弼传见，问云：“在东京主持开云南独立大会者是汝否？”余不承。良弼云：“不是也好。”遂命余退，无他语。幸赖同学谭典虞、葛觐宸、马孟庄等力事解脱，得不扣留，命我在京候考，不得擅离。在安定门白衣庵被软禁月余，监视渐懈，乃潜出崇文门，过天津，见云贵总督李经羲，李催我回滇。旋经上海入广东。广西提督龙济光派人迎我至南宁。我见济光阴狠谲诈，好利而无远志，滇护督沈秉堃又迭电促归，乃经龙州取道越南回滇。时蔡松坡在桂任新军标统，我与松坡在日本时仅曾一面，至是始订交。松坡后经罗镕轩与我向滇督李经羲推荐，于辛亥年春调滇任三十七协统领。

我于七月十四日抵昆明，次晨见沈秉堃，当晚即委我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沈秉堃对我颇信任，呼我为“李学生”，命我尽速筹备，于中秋节开学，一切听我主办，绝不牵制，并告粮饷局负责人：“以后李学生如要用钱，须尽力支持。”八月十五日，讲武堂如期开学。学生分为甲乙丙三班，共400余人。我请准沈督电桂，调罗镕轩回省，任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兼讲武堂步兵科教官，并邀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韩凤楼、沈汪度等党人来校任教，日以革命大义激励学生，以是种族之辨、人权之说深入人心。次年，随营学堂学生200余名并入讲武堂丙班，镕先亦调充督练处参议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讲武堂总办高尔登去职，以我继任，沈汪度、张开儒分任监督、提调。至是，滇省军事教育全权悉握诸吾辈革命党人之手。而讲武堂乃成为云南重九革命之基础。

己酉年初，云贵总督李经羲来滇履任，护督沈秉堃调广西巡抚。自是以后，靳云鹏、钟麟同、王振畿等北洋军人对我辈党人倾陷不遗余力，幸我等团结一心，诸事谨慎，使彼等无隙可乘。李经羲与云南提学使叶尔恺等对讲武堂学生思想行动侦察甚严。堂中学生因受革命思潮激荡，争相传阅革命书刊，且相率剪去辫发。事为叶尔恺所知，密报李经羲，学堂几遭解散。经我等多方应付，竭力维护，革命力量得未受摧残。然李经羲自此对我即有戒心。庚戌（191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英军进犯片马。李委我办理片马防务，并会同迤西道筹办交涉事宜，窥其用意，殆欲借机调我出省。

我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出发，踰高黎贡山后，化装深入他戛英军驻地侦察，并杂土人小贩中露宿英军营外者二日。旋经腊幸入腾越，会同迤西道与英领事交涉。未一月，英兵退去，乃测勘腾属七土司及各关隘要地，并条陈经营怒江沿岸地区办法十条。未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消息传至腾越，我又接沈汪度电告，谓蔡松坡抵滇，促我速归。我一面电请旋省，一面不待复即兼程赶回，于闰六月初八日抵昆。李经羲责我不待候命即归，甚不满。未数日，李即夺去我讲武堂总办职，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并将堂中暗存之武器弹药尽数搜去，监视益严。

八月初十日，李经羲命我与蔡松坡、殷承瓛、韩凤楼等筹备冬季大操，住宜良法明寺旬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我等得讯，即回省聚商于李鸿祥、唐继尧宅，密谋响应。初拟以我率讲武堂学生居城中为内应，继改由我率领七十三标李鸿祥、刘祖武等部占领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等处，并约定于九月初九日夜间3时起兵。

初九日晚，李经羲召见，以张文光在腾越起义，欲命我往平之。我佯诺，辞出后急驰赴北校场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营。该营于是晚8时因分发子弹准备起义，为反对起义之队官唐元良所阻，该营排长黄毓英等开枪击毙之。余至鸿祥营时已枪声隆隆，遂吹集合号，率领入城，攻打军械局、五华山。蔡松坡等在乌家坝闻得北校场已开始发动，遂率领罗佩金步兵七十四标、韩建铎炮兵十九标两部，谢汝翼、雷飙、唐继尧、韩凤楼、李凤楼、刘云峰、黄毓成、刘祖武、张开儒、叶成林、张子贞等及讲武堂、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全部员生，攻打督署及各机关各城门，至次日正午，全城大定。

滇省“光复”经过，蔡松坡著《云南光复纪要》及孙仲瑛（璞）著《重九战记》等文所纪甚翔实，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有《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一书所收各篇亦足资参考，兹不复赘述。是役也，同人一心，将士用命，而人心思汉，大势已成，我等岂敢言功。且我等当时虽将清朝统治政权推翻，而于封建势力实无所触动。李经羲蓄意与革命为敌，事败逃匿，而我与松坡以旧属之故，竟囿于传统观念，将其礼送出境。叶尔恺对滇省学界迭兴大狱，与地方结怨甚深，重九之夜逃匿民间，为讲武堂学生所执，群欲致之于死，而我则曲予维护，将其送出河口。布政使世增、兵备处总办王振畿、参谋长杨集祥被杀，我尚以不能保护，致令彼等死于非命而引为憾事。凡此种种，今日思之，我等当日革命之不彻底与妥协性可以概见。朱德委员长1942年所撰《辛亥革命回忆》一文，对我等多所称许，弥增惭愧。

张文光于九月初六日在腾越举义后，相继“光复”永昌、永平、龙陵、永康、顺宁、缅宁、云州、云龙等10余府县及沿边各土司地，称滇西都督，东下徇大理，与大理军发生冲突，迤西大震。十月初十日，军政府派我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文武官吏，专任西事。我于十二日扶病出师，为双方排解，得以无事。西事既平，次年七月初十日始解职返省。曹之骐著有《腾越光复纪略》一文，记西事颇为翔实。

我因膺选众议院议员，于壬子（1912年）除夕到京。癸丑（1913年）元月5日，见袁世凯于铁狮子胡同。逾三日，袁送来高等顾问状，并由府庶务处通知月薪800元。我以膺选议员不能任职，辞之。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车站。事出次日，党中推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往见袁世凯。世凯形神恍惚，知其必事先知情者。少顷，沪电至，黄克强、陈英士搜获洪述祖、应夔丞密电多件，证实完全为袁世凯、赵秉钧暗杀阴谋。于右任到京，在六国饭店报告袁杀宋真相，大哭，群相流涕。我旋应孙、黄两先生电约赴沪。我谓袁终必盗国，主张速致声讨。但各方牵制，畏难太多，南京、广东尤甚。

我由沪返京不久，袁世凯免李烈钧等四都督令下；李烈钧、林虎等在湖口起兵讨袁。袁世凯将我褫革官勋，下令通缉。我先一时得讯，仓促遁至天津，与王芝祥、彭允彝、欧阳振声同船绕青岛南下。时克强先生在南京称讨袁军总司令，岑西林（春煊）被举为讨袁军大元帅。陈其美、钮永建在上海攻制造局不下，克强先生在南京起兵亦濒于失败，风声险恶。抵沪次日，孙、黄两先生往西林处会议，约汪精卫、章行严、宁太一及我同往。我旋奉孙、黄两先生命，与马君武随西林赴粤。至广州日，龙济光下肇庆，陈炯明部已露不稳之象。第二日张溥泉（继）自上海来，云孙、黄两先生分乘日本船来粤。陈炯明告以粤势朝夕难保，来不可能。我主张仍请两先生来，到粤再作计较；万一广州不守，退出惠、潮，许崇智已在福建独立，可为犄角，不患无办法。陈仍有难色，不以余言为然。张继偕马君武、刘彦（式南）赴港阻孙、黄。第三日，陈炯明命邓铿、金章来言，龙军已入三水，仍住督署恐有不测，请迁避。我随西林出都督府，至腾冲商人董亮亭家暂住。次日，金章复来，云观音山兵叛变，陈炯明已逃，乞速走。我等仓皇出城，香港无船，乃登澳门船。抵澳门后，西林经香港转船赴南洋。我因病痢，至香港入马岛医院治疗，半月始愈。龙济光派人来港侦我踪迹，并照会港督悬赏格10万元捕我。我变服搭运煤船赴上海。抵沪后迁居梅白克路，以侦者四集，不可少留，乃亡命日本。至东京时，孙、黄两先生及李协和、陈英士、柏烈武、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林隐青、方韵松、李晓垣、章行严、戴天仇、邹海滨、钮惕生、许汝为、冷御秋、章木良、赵厚生、耿鹖生、程颂云、程崧生、陈伟成、张润农、居觉生、龚振洲、白楚香、季雨霖、詹大悲、曹亚伯、田梓琴、谢慧生、杨沧白、王勇公、刘昆涛、黄膺白、杨伯生、袁世全、周哲谋、谭石屏、张镕西等人均已在日本东京。

是年11月20日，我与程颂云、程崧生、陈伟成等同入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经济，日上讲堂，回复学生生活，较之在国内奔驰南北、忧患煎逼之日，另是一番境界矣。

癸丑以后，国内政局日非，干戈扰攘，迄无宁岁。我虽时切殷忧，终亦匡济乏术，无补时艰，俯仰之间，且不觉垂垂老矣。不图解放以后，得以衰暮之年，获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时代之盛世，平生梦想，宁能及此。值兹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缅怀往事，益增感奋。因就辛亥前后10年间事拉杂记之，并赘数语，聊志我内心不尽欢欣鼓舞之情而已，实不足以言史料也。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 mwWlbxmt8H9q2Lr2qVpz9wSZevJofSmVsRLhgfNjEiSOvkrA5vQbsgHzz0h7E6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