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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8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华祝、李步青、周维桢、张继煦、冯开濬、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汤槱（尔和）、许寿裳、寿昌田等10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兼任，教师都是日本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戢翼翚、刘成禺、程家柽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笃生等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扬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笃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査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4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江西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做自费生留学。当日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军时，我曾参加，受过军事训练。我深感革命须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陆军学校，但陆军学校不收自费生，须由清廷驻日公使保送，而驻日公使保送须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抚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抚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额是预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给革命同志顶替入校的。我就顶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寻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1905年，黄先生在湖南起义失败，潜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来东京，他们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遂结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满革命”。在南北议和时，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是抱着这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75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57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198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100余人，我所能记忆的：第四期有张世膺、周承菼、张承礼、蒋作宾、吴钟镕、金永炎、覃师范、王家驹、高佐国、吴经明、何澄、刘一清、刘毅、翁之谷、成桄、史久光、周斌、刘维焘、曾继梧、刘绳武、邓质仪等；第五期有王孝缜、黄恺元、何成濬、陈乾、李浚、陈之骥、姜登选、李书城、袁华选、全恕、石陶钧、王凯成、吴和宣、殷承、杨源濬、朱先志、齐琳、高霁等；第六期有居扶一、李兆祥、王兆祥、刘祖武、孙棨、吴藻华、陈强、欧阳武、张华辅、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万泰、刘存厚、卢启泰、刘宗纪、胡学伸、官其彬、黄国梁、刘汝赞、罗佩金、阎锡山、孔庚、李鸿祥、叶荃、杨曾蔚、李敏、高声震、仇亮、朱树藩、姚以价、程子楷、张开儒、纪堪颐、李乾璜、耿觐文、张凤翙、黄毓成、顾品珍、朱绶光、温寿泉、唐蟒、唐继尧、童锡梁、孙方瑜、赵恒惕、田遇东、李烈钧、程潜、刘洪基、华世中等；此外还有陆军测量学校的黄郛、曾昭文等。其余的人记忆不起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织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孙棨、高霁、杨源濬、殷承、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何澄、王家驹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资财的同志出资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恺元用银 1万两捐得道台，陈之骥用银6000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军、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组织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组织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内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800多人，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攻打督署，结果又失败了。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曾经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载《辛亥八月十四日黄致冯函》）。
是年，宋教仁、谭人凤（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加强长江各省的革命运动。谭人凤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早有联系。黄先生曾寄给谭人凤一首诗，极力主张在长江上下游特别是在武汉起义。诗云：
怀锥不遇粤途穷，
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
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
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
马前趋拜敢称雄。
1911年农历七月，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召开会议，策划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迎黄先生来鄂主持。黄先生从香港复电说，须俟九月初（农历）约11省同时起义。不意孙武在汉口因炸弹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机关被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被捕就义。各营士兵为破釜沉舟之计，决定提前起义，于农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9时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蒋翊武预草的命令分别发动进攻。当时预定的领导人黄先生未来，临时总指挥蒋翊武又不能亲临指挥，全靠各营士兵各自为战。一夜之间，起义军即把总督瑞澂、统制张彪赶走，占领武昌，竖起十八星旗，创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迹。
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又能支持战争数月之久，是因为当时武昌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20多年，提倡新政，改良教育，设汉阳兵工、钢药两厂及武昌纱、麻四局，并设银圆局、铜圆局。他又成立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所招士兵必须识字，后且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兵士入伍以后，还有机会考入陆军特别学堂、将弁学堂，提升为官佐，或派赴日本学陆军。如蓝天蔚、窦秉钧、石星川、成炳荣、蔡绍忠、杜锡钧等都是从士兵中提拔出来派送出洋的。再则当时还有一批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志士如张难先、李六如、蒋翊武、刘静庵、江炳灵等，为了便于联结兵士，运动革命，都投身行伍，在新军中散布革命种子。他们成为组织革命团体的中坚人物。从1902年、1903年以后，湖北废除科举，兴办了不少学堂，如陆军测绘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工业、农业、商业、矿业、铁路、方言、理化、省师范、道师范等学堂，武昌五路小学堂，以及教会所办的博文、文学两中学和文华大学等。总计武汉三镇的学生有一二万人。从这些学生中派往东西洋留学的先后也不下数百人，自费到日本留学的人数更多。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触目惊心。其中接受孙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人，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除将《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秘密输入湖北之外，并且在东京出版《湖北学生界》，枝江张继煦、汉川李熙、潜江李书城等复在东京撰印《致湖北同学书》，皆用激烈的言辞鼓动革命。湖北的学界、军界受到这些革命书刊的影响，大为振奋。湖北留日学生并捐购幻灯机片运至武汉放映，观者甚众。留日归国学生如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于放映幻灯时，讲演国内外形势，宣传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对于激发爱国思想，亦收效不小。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武昌革命的潜力甚大；经过数年的酝酿，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以后，革命势力在军队中更加强大起来，遇到机会成熟，便即爆发。起义以后，武昌、汉阳两处存储的枪支、弹药，足供几万兵士之用。武昌藩库存银及银圆局、铜圆局、官钱局所存硬币及台票，合计有4000多万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由此可见一斑。而团结一致、有纪律有训练的士兵，亦不下5000人。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人力、物力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发动起来和取得初步胜利的。
武昌起义半个月后，黄先生于10月25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的掩护下，扮作医疗队队员，偕同夫人徐宗汉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从上海乘江轮上驶，于28日到达汉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队从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黄先生听说汉口战事紧急，立即赴汉口担任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各军士见黄先生亲来指挥作战，士气大振。
先是，汉口民军总指挥何锡藩受伤，以张景良继任。旋张景良因通敌正法，又以姜明经继任。姜明经又因战事失利，避匿不出（张、姜两人均系起义前的中级军官，未参加革命团体），战线上无人指挥，士兵各自为战，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作战10余日，军民死伤已有数千人，大智门、刘家花园、外沿铁路、华洋街、水坛、硚口等处均先后失守。黄先生重新部署以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每到夜间辄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击来攻敌兵，敌亦不敢进逼。因此，敌人乃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使我军无藏身之所。到11月2日全市大火，我军难以立足，遂全部向武昌撤退。黄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他在报告中分析汉口战事失利原因有五：一是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二是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三是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疲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四是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査实；五是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但黄先生又指出，我军有一优点为敌人所不及，即我军冲锋时异常勇猛，敌人虽系北洋久经训练的军队，每遇我军喊杀时即后退；我军所恃者全靠这一点猛劲。
这时接到汉口报告说，在汉口作战的第三协协统林翼支已于11月1日晚间离汉潜逃（初逃襄阳，又匿随州，后被枪决）。以后又接汉阳报告，负责防守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擅率所部向湖南撤走（朱退至湖南，由黎元洪电请湘督谭延闿逮捕正法）。会议当即一致决定：先在汉阳防守，俟湖南援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
我是从北京经上海乘江轮于11月2日到汉口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即随同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到保定，计划举兵响应。忽接军咨府大臣载涛的电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军咨府的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即遵令回京。载涛命我同科员黄郛赴南方与革命党人商议罢兵言和办法。我与黄郛即日携眷出京，从天津乘海轮赴沪。到沪后，黄郛留沪帮助陈其美攻取上海，我则乘江轮赴汉。11月2日船抵汉口时，我见全市火光熊熊，烟雾弥天，枪声已息。即换渡轮到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队学生军来迎。到都督府后，会见黎元洪、黄先生及首义各同志，并参加当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黄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我为参谋长。
11月3日晨，黎元洪命各部队派代表到阅马厂广场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借以鼓励士气。授印时，黎元洪、黄先生都有演说，士气大振。是日，即将总司令部人员组织完成。以吴兆麟为副参谋长（吴原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队官，未参加革命团体，10月10日夜间起义士兵攻占楚望台军械库时，推他为临吋总指挥，由他下令攻打督署。他曾向张之洞所聘请的日本铸方大佐学过参谋学，以富有军事学识著称），姚金镛、金兆龙、高尚志、甘熙绩、耿丹、辜仁发、吴兆鲤、余鸿勋等为参谋，田桐为秘书长，王安澜为兵站司令。以后王孝镇从北方来鄂，任为副官长。原在武昌起义的湖北及外省学生共同组织的学生军，由刘绳武为标统，田化龙、赵士龙、佘子祥为管带，共300余人，调归总司令部直接指挥。是晚，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同赴汉阳，在伯牙台设总司令部；嗣因敌方枪弹能射至院中，次晨移往昭忠祠。
4日晨，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登龟山顶观测汉口敌方阵地。敌方大炮向龟山射击，炮弹都落入龟山后方的江中，无人受伤。寻沿河边防线视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钢药厂的铁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因部队都系新兵，须受训练，不令担任此项任务，另由各部队又招募民工，按日付给工资，由官长督修。当汉口大火以后，火烬多日未熄，敌人亦不能踏过火场来攻汉阳。因此，两岸枪声沉寂，我方沿河岸每日虽有数百人修筑工事，敌军亦未来扰，工事得以顺利修成。工事修成后，我方即向敌方进行宣传，夸说防御工事如何坚固，形容得好似铜墙铁壁一样，借以使敌人有所畏惧，以延缓其进攻企图，并掩饰我方援军未到、汉阳守军空虚的弱点。
黄先生初到汉阳时，只有蒋肇鉴协统的步兵第一协守在兵工厂附近。第一协协统原是宋锡全，他把部队带赴湖南后，黎都督派蒋肇鉴继任第一协协统，其时只剩一营兵士，蒋接任协统后才陆续补充。其他调到汉阳的部队，有张廷辅所率的步兵第四协、熊秉坤所率的步兵第五协、胡效骞所率的步兵第四标。11月6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与我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未加入同盟会）率所部开到汉阳。9日，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率所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领取枪支后也开到汉阳。湘军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转败为胜的时机到了。
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有留日陆军同学曾继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缜等，他们曾在汉阳前线或后方分别担任各项临时的或固定的工作。有从南京陆军中、小学来鄂的学生蒋光鼐、李章达、陈铭枢、陈果夫等数十人，由队长张我权、副队长徐源泉带到汉阳，作为总司令部的督队员。有一日本军人大原大尉亲来汉阳向总司令部投效。他每日在汉口探访敌情来汉阳向我军报告，但11月17日以后即未见其再来，后来听说，他于是日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
上海“光复”以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蕴宽来鄂，为组织统一革命机构事向黄先生和黎元洪征询意见。我以前在广西做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兼陆军小学堂监督时，庄蕴宽是广西督练公所督办，我在广西的一切革命活动他都知道，也是暗中维护我的。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官吏，因邀约了一群革命同志到广西作革命活动，被广西巡抚张鸣岐胁迫而离开广西的。他告诉我来鄂的真意，是请黄先生到上海去。他说，上海方面的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现在只有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黄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黄先生对他说：“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我现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说。”
袁世凯曾派鄂人刘承恩来见黎元洪与黄先生，表示愿意停战言和。黎元洪和黄先生曾分别函复袁世凯。黄先生函中略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矣。”黎元洪复函中的措辞亦大致相同。是时，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
吴禄贞于11月6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军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说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缩在壕沟内消磨锐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敌军日益增多，与其待敌军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尚未充实时先发动进攻。总司令部提出这个意见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做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士兵都领到400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黄先生于11月16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轮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阵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驻在汉阳的各部队组成，归黄先生直接指挥，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军。这一路以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炮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三路各部队在16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硚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10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群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蟒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致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汹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泞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斌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做战斗准备。
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窦秉钧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选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予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尽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11月17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11月23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在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50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致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11月25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1000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生时，即问前线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紧急的前线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线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军。他率所部到达阵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军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阵亡，所部兵士纷纷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军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间所守阵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们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线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辎重营调到前线来做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军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旦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议，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请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储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军用物资搬回武昌，以免资敌。
11月26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军情，当即在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赞成做有准备的撤退。唯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慷慨陈词，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亦不放弃。于是杨玺章自告奋勇，组织参谋部同志10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连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请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扬家中，睡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闻杨玺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阵亡，汉阳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间，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轮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11月28日）始偕同汤化龙、万声扬、胡瑞霖、陈登山、黄中垲等乘江轮赴沪。我在这4天的航行途中，除饮食外总是沉沉酣睡，因在汉阳20多天的紧张繁忙的生活使我疲劳已极，这时得到休息，真觉睡眠是人生最舒适的享受了。
我们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汤化龙和万声扬提议：我们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请假，应该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争强好辩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种种歧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黄中垲也赞成胡瑞霖的意见，说这是说真话。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以后武昌方面对汤化龙竭力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议决临时政府设在南京。4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见，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12月17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力，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力，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纪年改用阳历，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月1日。孙先生即在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最初，各省代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举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孙先生向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赴南京组织陆、参两部。黄先生本预定以我为陆军次长。当我正在上海南海邑馆陆军招待所同北京陆军部、军咨府南来的同学商量南京陆军部各司局人选的时候，湖北陆军革命小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陈裕时要我把陆军次长让给北京陆军部的科长蒋作宾。因为蒋为人一团和气，又曾当过科长，在南来的陆军同学中他的官阶最高。他当了次长，则部内的各司局人选由他安排就比较容易，免得我做次长时引起同学的地位争执，不好处理。我接受了陈裕时的建议，即请黄先生任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蒋以后从南京陆军部转到北京陆军部，受到段祺瑞、徐树铮的种种轻侮，他都能忍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入总统府做黎的幕僚，又经常与专横的段、徐二人打交道，他确实很有耐性的）。参谋部次长是钮永建，他在江、浙军界中是相当有威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文电都是他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曾在上海电责武昌首义人士，特电致南京反对他任陆军部秘书长。汤乃离宁赴沪。林长民在南京街头上曾受到老同盟会会员的当面讥刺，说他从前反对革命，现在又混进革命队伍来了。他因此也辞职赴沪。他们两人后来成立民主党，与国民党为敌。
某日，安徽军军长柏文蔚来陆军部领开拔费，说奉孙大总统手令，要他的军队即日开赴江北布防。黄先生因陆、参两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与我商议，由我到总统府任军事秘书，以便与陆、参两部联系。我到总统府后，又请孙总统加派耿觐文为军事秘书。以后总统府发出的有关军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拟的。
那时总统府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中有吴玉章、任鸿隽、王夏、张通典、谭熙鸿及宋霭龄等。
当时黄先生所担心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并且需用甚急。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正在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日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践诺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黄先生出来后，默默无言，心中似乎很着急的样子。以后他即未再向孙先生询问借款事，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在向外国借款的问题上，孙先生比较乐观，而黄先生则认为外国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国的特权，是不肯借款给我们的。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经过黄先生这番说服，同志们对孙先生的责难也就平息了。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黄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继续停战，两方和议代表仍在上海开会。袁世凯所希望于南方的，是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南方所希望于袁世凯的，是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两方代表对此都早有默契。谈判中间曾有过几次波折：一是南方已许举袁为大总统，而又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致引起袁之怀疑，认为南方无诚意，会议曾因而一度停顿，经解释后仍继续开议。一是清廷有些顽固派阻挠清帝退位，袁乃故意使和议停顿一下，同时授意段祺瑞等42个将领联名拍电威胁清廷，迫其就范。清帝终于在民国元年2月12日下诏退位。和议告成后，孙先生即向参议院辞去总统职。
在议和期间，同盟会内部在让位给袁世凯的问题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付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黄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这时，在北京出狱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负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凯及其子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劝南方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黄先生和武汉首义同志，他们均表赞同。这时汪继任南方议和代表，仍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不惜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力思想。他并邀约当时负社会重望的吴稚晖、李石曾等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他自己也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表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此外，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先生因早有误会，也曾对孙先生大肆攻击。攻克南京有功的浙军司令朱瑞系保定军校学生，与段祺瑞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堃、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以张謇为首的上海名流们曾替袁世凯划策，怂恿他推翻清室，并在上海起草清帝退位诏书，送交袁世凯用隆裕太后名义颁布。他们当然对袁有好感，也是不肯反袁的。同时，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温宗尧等既已切实允诺举袁为大总统，并且因此才换得一纸清帝退位诏书，他们当然也要实践诺言，不肯失信。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经验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在国际方面，那时袁世凯已同英政府暗中勾结，英政府随时可给他援助。其他各国也大都希望中国形成分裂的局面，以便于他们任意要挟宰割；他们自然绝不会愿意中国有一个新兴的、由进步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政府，来抵抗他们的侵略。因此，凡是考虑过以上各种情势的人，都主张对袁让步，举袁为总统。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宋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凯的行动了。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建都南京、要总统在南京就职的两个决议。但是这些纸上的决议都被袁世凯种种设辞和阴谋手段（如南方迎袁代表到京后唆使兵变）所撕碎了。袁世凯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我们当时主张让袁世凯做第一任总统，当时的背景约如上述。关于这个历史问题的是非得失，从今天看来，应该怎样判断，应该如何吸取经验教训，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以后，设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宁的军队。黄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良（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濬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黄先生经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是，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南京拥有10余万人的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允俟到北京就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到南京来，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经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之不理。我曾用南京留守府总参议名义，公开指摘他的失信，他还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我当时曾想到，在兵多而无饷的情形下，黄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做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的财源，来训练几师精兵保卫国家。我正拟将此意写信到上海向黄先生建议，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感觉到出路已穷，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负一天危险的责任。袁世凯一面迭次挽留黄先生，请黄先生不要辞职，一面又总不拨给军饷。这明明是袁世凯的毒计，要使黄先生堕入陷阱，身败名裂。我遂商请黄先生从速结束留守府。
在结束留守府以前，在南京驻扎的军队除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管辖外，其余浙江、广东、湖南的军队分别调回原省，剩余的军队一律在南京遣散。但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师的枪支有两套，一套分发士兵，一套存储仓库备战时扩军之用。饷项归中央陆军部直接发给。师长陈之骥是直隶（今河北省）省人，日本陆军士官第五期学生，同盟会内的丈夫团团员，为人忠实耿直，尚义气，重然诺，曾经捐过郎中，又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女婿。他被推为第八师师长，是陈裕时首先提出来的。陈裕时是一个多计谋、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时从广西带来一支军队，编入第八师为一旅，他也被推为第八师的一个旅长。他认为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会受袁世凯的抑压，将来还可大有发展。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推举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推定两个旅长，除陈裕时之外，另一个旅长是从广西桂林带来一支军队的司令赵恒惕。王孝缜、黄恺元、何遂、陶德瑶、刘建藩、张华辅、张厚琬等先后为团长；吴和宣为工兵营营长，袁华选为参谋长。其后，陈裕时辞职，赵恒惕也调到湖南，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兼任旅长。我们当时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得坚实健全，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应裁的军队就设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结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师、旅长对裁遣军队进行不力，就订出一个限期裁遣、饷项包干的办法，即：先发一个月的全饷交师旅长掌握，过期不再发饷；从早遣散了士兵，所剩余的饷项也不上缴。这样，各师就不待催促，都尽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余款作官长回家的旅费。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同志就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此事被各师发觉后，他们纷纷来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师的团长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处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师而只保留一个第八师，这件事早为各师所不满，现在各师又把第八师违令招兵的事实来府控告，若处理不善，恐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我遂忍痛将何遂同志撤职，以暂平各师的攻击，准备事后再令何复职。第八师不同意，要我收回成命。我坚持不肯，王孝缜同志还气冲冲地到留守府来要打我。我还是照原令执行了。裁兵完竣以后，留守府即取消了。
南京留守府取消以后，袁世凯即派同盟会会员张钫来沪邀请黄先生赴京。是时孙中山先生已在京多日，与袁世凯商谈国是，尚称融洽。黄先生到京后亦参加会谈。袁世凯对孙、黄两先生不仅招待极为隆重，而且态度也表现得很谦恭，表示他一定要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政见次第付诸实施。孙、黄两先生对袁世凯也表示信任。孙先生在袁世凯召宴的筵席上说：“赴袁总统作总统10年，练成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2万里，民国即可富强”云云。袁又发表了八大政纲，谓系他与孙、黄、黎共同协商决定的。袁请孙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请黄先生担任粤汉铁路督办。黄先生想早日建成南北交通干线，促进南方的建设事业，亦允担任。但黄先生离京后，派我同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商量职权问题时，朱坚持督办应受交通部管辖，一切用人行政事项均须向部请示批准。黄先生认为与原议不符，知袁世凯实无诚意，遂辞不就职，在上海闲居。湖南革命同志拟请黄先生回湘为都督，但黄先生因不肯取代谭延闿的职位，亦不同意。
黄先生离京时，曾与袁世凯商议，留我在北京做总统府军事处次长，以便联系。军事处总长是荫昌，我与他都无事可办，负实际责任的是参议唐在礼。所有关于军事机密事宜都是由段芝贵与参谋部次长代理总长的陈宧直接同袁世凯密商办理，连陆军总长段祺瑞也不令参与。袁世凯那时对待南方革命军人表面上极为优渥，凡来府谒见的，他都亲自接见，褒奖备至，离京时赠送珍贵礼物，并随时赏给文虎章或嘉禾章，以资笼络。袁对肯受收买的人更给予高官厚禄，使其甘心做他的爪牙，经常在各省内部捣乱，并把各省内情密报北京。
袁世凯侦知宋教仁联系南方各省，在国会议员中能获得多数选票，可能被选为内阁总理，乃与赵秉钧密谋，唆使奸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行刺。宋遇刺后于22日4时身死。宋案发生后，很快便发现这是袁世凯的阴谋。袁世凯本来照例每星期中总有一天约我同段芝贵、陈宧与他共餐，会谈南北两方情况的，但自宋案发生后有两星期没有约我聚餐。我心中怀疑他对我有所疑忌。恰巧一个素有神经病的同乡名叫刘端吾的来找我，向我说：“你不要怕，我今天已写信给袁大总统，说你是个好人，不要怀疑你有什么举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怕他这封信反而提醒了袁世凯对我有所行动。我为了免被袁世凯暗中监视或者暗害，即于是晚借送客上车为名，跳上京沪通车一直回到上海。未出京的军人同志仇亮和林述庆，以后都被袁杀害。我却因这个神经病者的一番话，得以幸免。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做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部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是时，上海法庭曾根据所得证据票传赵秉钧到案，赵拒不到庭。同时北京方面亦借口在京破获了国民党的暗杀机关，通知上海法庭转传黄先生到案。黄先生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便按时向上海法庭报到。袁阴谋终不得逞。
是时，袁世凯到处派人收买革命军人，广东驻沪代表覃鎏钦已被袁世凯收买，态度暧昧，行踪诡秘，上海同志都对他特别警惕。袁世凯并派北京平政院院长庄蕴宽来沪探听我的意见。庄对我一向关怀，且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直接找我而托他的秘书问我愿不愿离开上海。他的秘书对我说：“袁总统托庄院长告诉你，如你愿意回京，不必再入总统府，可出任绥远都统。如你愿出洋，袁总统愿送你旅费8万元。这是袁总统的意思，托庄院长回沪之便向你转达的。”我说：“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绝不会离开此地。如宋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也都不会长留在上海的。”
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讨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传贤）来与黄先生辩论。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意见，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孙中山先生这时想亲自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援助，但黄先生和在沪同志多不赞同此举。黄先生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袁世凯在对南方的军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就下令把广东、江西、安徽三省的都督免职。此时大家都感到保全实力、隐忍待时已不可能了。江西都督李烈钧离职赴沪后，又返湖口，于7月12日宣布独立，树起讨袁旗帜。
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于7月13日午后仓皇来沪，向黄先生密报说：朱卓文从上海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并请孙先生莅临南京主持讨袁军事，但未受运动的营、连长向王、黄两人报告了这个消息，并主张先发制人，除掉这几个营、连长。他们两人认为第八师主张慎重，不轻于发动讨袁，是为了替本党保存实力，留在将来起更大的作用；现在若内部自相残杀，必致两败俱伤，第八师实力势将完全消灭。他们两人感到，与其自己消灭自己，不如一致对付敌人，虽实力不能保存，也算作了光荣的牺牲。因此，他们两人嘱咐告密的人把这个消息极端保密，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报告陈之骥师长，因陈是个性情耿直、胸无城府的人，恐怕他听了这个消息，暴跳起来，反误大事。他们两人在向黄先生报告了如上经过以后，就对黄先生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得树起讨袁的旗帜，请黄先生赴南京做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千万请孙先生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在商讨总司令部组织时，他们建议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人选可俟黄先生到南京后再行公推，只是声明不要钮永建、李书城两人担任。因为他们认为钮在广西督练公所做帮办时，遇事迟疑不决，顾虑太多，往往对重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而李在留守府主持裁兵过激，曾撤过第八师一个团长的职，致使该师兵员至今还不足额，官兵对他有意见。黄先生见势已至此，遂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赴宁。他随即往见孙中山先生，说他自己愿赴南京举兵讨袁，请孙先生在初举义旗时暂勿赴南京，俟创立一个局面后再请孙先生前往主持；并谓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财力的支持，请孙先生在沪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孙先生同意后，黄先生乃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
7月14日晨，黄先生装作赴南京游览的姿态偕同眷属乘沪宁火车到达南京。是晚即在李相府陈之骥住宅开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九师师长冷遹、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会上决定出兵计划，各部分担任务如下：原驻江北的冷遹第九师，加上从第八师编成的一个混成团（团长刘建藩），共同配备在蚌埠铁路沿线，抵御冯国璋南下的军队；章梓、洪承点两师布置在淮扬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黄先生于次晨（7月15日）赴江苏都督府会晤程德全，请程通电各省宣布独立。程德全被迫应允，并推黄先生为讨袁军总司令。
当黄先生在江苏都督府会客厅候晤程德全、程尚未出见时，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兼江苏第一师师长章梓突然宣布前第一师师长陈懋修、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第二团教综官程凤章、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等通敌，均予枪毙；尚有张一爵、张斯麐两人闻风先逃，未被捕获。据陈之骥告我说：被章所杀的那几个人，多是留日陆军学生，曾在徐绍桢统制下做过军官，因与章梓素积嫌怨，遂为所杀，并不是由黄先生或程德全的命令执行的，也不是由南京几个师长会商决定的。
程德全虽被迫宣布独立，但于7月17日托故离宁，设办事处于上海，饬南京取消独立。南京宣布独立后，第八师组织一混成团，由刘建藩指挥向江北进攻。在该团尚未到达前线与第九师会合时，第九师的前线指挥官迫不及待，首先单独发动进攻，与敌军交锋未久，即被击退，溃不成军，纷纷后退。刘建藩率所部进入阵地后，因人数不多，只能采取防御战术，坚守待援。与此同时，陈其美、钮永建攻取上海，亦告失败，敌军将从上海进逼南京，而湖口方面失利的消息又传到南京，南京将有三面受攻的危险。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见南京形势危迫，深恐黄先生悲愤自杀，日夜守在黄先生左右，并极力劝请黄先生离宁赴沪。黄先生离宁时，师长陈之骥赶来送行，知黄先生身无一文，临时找卫队长凑集了银币70元送交黄先生作旅费。黄先生坐日本停在下关的运煤船，与黄恺元同赴上海。据陈之骥说，黄先生临行时曾嘱咐他要维持南京秩序，不要让残留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
南京取消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绕道瓜洲调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毁，以阻止敌军南进。接着，何海鸣运动守卫都督府的第一师残部，又在南京宣布独立，自称讨袁军总司令，旋为第八师的部队逼令取消。第八师兵士受何海鸣部下的煽动，向官长索饷、鼓噪不已。代理团长李浚召集士兵训话，严加谴责。士兵即将他打死，纷纷四散。第八师的军官亦全部离宁，各自逃亡。南京第八师的实际领导权一向为旅长陈裕时所掌握。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认为第八师初则反对出兵讨袁，继则一遇战事失利，就在南京取消独立，这些都是陈裕时在暗中主持的，因而对陈衔恨甚深。他们已组织几个暗杀人员，拟俟陈由沪赴宁进入城门时将他杀死。此消息为他的妹夫何遂所探知，乃急电陈中途返沪，陈始幸免于难。又陈裕时为使第八师获得保障与发展，曾与袁世凯的亲信陈宧暗中有联系。在袁称帝时，陈裕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场，曾约请黄恺元赴长沙劝说汤芗铭，他自己也亲赴成都劝说陈宧，敦促汤、陈通电反袁。后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因病圆寂。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上海、南京讨袁军既相继失败，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讨袁军亦先后崩溃。国民党内部有人认为此次讨袁失败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将领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讨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败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黄先生离宁所乘日本轮船未在沪停留，径直开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写一密信告我说，他在吴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还记得他信中有“这次上了当”一句话（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后见面也未再询问究竟，至今还不明白。
南京、上海讨袁战事失利后，我还未打算离沪。有一天，我在上海电车上看见上海护军使的悬赏布告，写明缉拿黄兴、陈其美，各悬赏5万元，李书城、黄郛各2万元，且不论生死，一律给赏。我觉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离沪赴日。
我们在神户上岸，在所住旅馆的旅客簿上填上假名，并向来访的警察打听黄先生的住址。警察未肯相告。我们忽接到一个自称是“同情”我们的日本人来信，说他有一件极机密的事要当面告知我们，请我们于某日某时乘某路电车到某站下来，他穿某种衣服在站迎接云云。我同何成濬照信中所述时间、地点前去。果然有人在站迎接，把我们请到他家中。这个人向我们说，他愿意为中国政府效劳，刺杀黄兴，只要我们在中国驻日使馆取得一支手枪给他，他即实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看错了人，把我们当成袁世凯的爪牙了。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即回到旅馆，把当地警察找来，告知他这件事。警察听说，并不惊讶，谓可一笑置之。这时，他才把黄先生的住址告知我们，并陪同我们到黄先生那里去。
我们不久即同黄先生移住东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同志也陆续来到日本，大家交换意见，筹谋善后办法。这时，孙先生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意见。他把本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党员不听他的话，并且认为黄先生应负更大的责任。孙先生说，在南北议和时期，他愤袁氏狡诈，曾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黄先生不赞成；以后他主张建都南京，要袁世凯南来就职，黄先生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他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先生也不肯听；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黄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后他本拟亲赴南京出师讨袁，黄先生忽自告奋勇，阻其前往，致招挫败，全局瓦解。孙先生既把一切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党员不听话，尤其是黄先生不听话，所以他主张改弦更张，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且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写誓约，打指印，以表明愿意牺牲一切，服从孙先生的命令。陈其美、戴天仇、杨沧白首先赞成，并邀约在日亡命的同志都一致参加。但一般首义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义时做过高级将领的同志，都认为这种写誓约、打指印的做法有失身份，不肯附和。孙先生仍然坚持一定要这样做。陈其美复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击。黄先生曾约请胡汉民、汪精卫两人设法婉劝孙先生改变这种做法。胡、汪两人说，他们最初曾尽力劝阻过，但后来鉴于孙先生的意见异常坚决，为暂时照顾孙先生的情绪，他们两人都勉强按照孙先生规定的办法履行了入党手续，等候时机再设法进劝。黄先生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黄先生遂于1914年夏由日本乘轮先赴美国，并准备遇有机会再到欧洲游历。
同黄先生赴美的有其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秘书石陶钧和我。翻译唐月池则先期前去办理入境手续。我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时，唐月池与先在美国留学的黄先生长子一欧、女振华以及旧金山的许多侨胞都前来迎接。因时临夏季，在旧金山未住几日，即在旧金山北面的一个海岸避暑地住了一个多月，随即赴纽约小住。不久就在费城郊区租赁一所住宅定居下来。
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凡有华侨聚居的地方，黄先生都被邀去作了访问。各地华侨同胞除开会欢迎外，并拟筹集款项送给黄先生作革命活动的经费。黄先生每到一处，除了说明旅外侨胞历来帮助革命，贡献很大，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外，并详述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事实，鼓励华侨继续奋斗，共同打倒袁世凯。他并嘱华侨同胞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寄东京交孙先生支配，声明他自己这次是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与侨胞谈及孙先生时，都表示很尊敬孙先生，从未讲及他自己与孙先生在党的改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因为他唯恐因此使侨胞热爱祖国的情绪受到影响。
黄先生旅美期间，欧战已发生，日本也接着对德宣战。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并函告黄先生，征求黄先生的意见。
黄先生到美国后曾商请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这个刊物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在东京创办了大森浩然庐和东京法政学校，专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学习军事和政治。殷汝骊主办浩然庐，彭允彝主办法政学校。两校的经费是由黄先生和李烈钧负担的。
黄先生在美听到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立即向国人表示，为了举国一致反对日本无理要求起见，即时停止反袁活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国内外同志多响应黄先生的号召，作了同样的声明。后来袁世凯阴谋推翻共和、僭称帝号时，黄先生听到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加入筹安会，洪承点等签名赞成帝制的消息时，极为愤恨，骂他们是革命党中的败类，认为这是革命党人的耻辱。
黄先生在费城郊区住下以后，正拟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并计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广见闻，不意在某晨起床以后吐血数升，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病，须妥速治疗，并作长期休养。为使黄先生能静心养病，我与石陶钧迁出黄先生住宅，另在附近各寄寓一家庭旅舍，一面学习英文，一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石陶钧不久移居旧金山，寻又先行回国。我学到几句英语后，即坐火车从费城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经美国南部绕道华盛顿回到费城，计往返时间一月有余。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旅行期间，结识了一些美国友人，增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触甚深。当我旅行归来，同黄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黄先生说，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用政治力量来尽量防止这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将来建设中国新社会的理想。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黄先生还时常谈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孔教的影响，对女子抑压太甚，要矫正这个积习，应先让女子能与男子受到同等的教育，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只有这样，所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孀妇不能改嫁等恶习才会自然消除。他还说，中国人口本多，如果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同男子一样把力量贡献给国家，中国的富强就可以赶上欧美。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回国后应该大家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袁世凯在打败国民党的讨袁军队后，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帝制自为。黄先生在这时期，加紧与国内外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别活动，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当全国讨袁声势重新高涨的时候，国内同志及一些日本朋友都电催黄先生早日回国。黄先生遂于1916年5月由美国乘轮回到日本。轮船甫进入神户港内，尚未靠岸，头山满、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即乘小轮迎接黄先生先行上岸，寻赴东京。日政府先已借给岑春煊
200万日元，以半数作军费，半数在日本购买军火；这时又提出借给黄先生500万日元作为召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先生嘱我到上海筹备。我到上海不几天，袁世凯就死了。于是黄先生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如何在国会内进行斗争的策略问题。在此期间，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谈国是，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黄先生回国以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骤然改变，以致胃溃疡旧病复发，又未能及时转地疗养，照常会客谈话，病情因而日趋严重。10月10日，黄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数盂，晕厥经时，延至31日午后竟溘然长逝，享年43岁。
黄先生的死耗传出后，国民党同志固然感到十分悲痛，即素与国民党敌对的政党或个人亦多函电致唁或在报章上着文表示悼念，并对黄先生一生待人诚恳、笃实厚重、效忠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称道不已。
黄先生临终以前，李根源向他辞行时，他曾对李根源说：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树铮专为北洋派打算，恐怕全国统一无希望；对内搞不好，更谈不上对外了。并对李根源嘱咐几件事：一是胡瑛无志节，可恨可怜，闻他很穷，望念旧交，维持其生活；二是谭人凤修宋教仁墓尚未完工，应有人负责；三是李烈钧队伍快到饿饭地步，须请黎元洪妥筹办法；四是国会要注意立法，法立而后政治始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不可收拾。
黄先生死后，孙先生继续奋斗，经过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1924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常常这样想：黄先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他也可能同孙先生一样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将成为帮助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的一个好助手，对中国革命事业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
[1] 李书城：时任清政府军咨府科员兼官报局副局长，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本文原题为《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