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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是井勿幕，一个了不起的人。井勿幕是井岳秀（民国初年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榆林做陕北镇守使）的弟弟，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旧书，光绪末年曾到日本留过学，在日本结识了不少从事革命运动的人物。宣统元年回国，宣统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当时他不过二十二三岁。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一个是他。他在陕西运动革命，活动的范围很广。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作诗谈旧学，而且因为他的哥哥从小习武艺（井岳秀是武秀才），他也在一起学过，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
陕西的江湖人物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哥老会，当时在新军里颇有势力；还有一种是所谓“刀客”。“刀客”是一种侠盗，崇尚侠义，劫富济贫。清朝末年，有一个大刀客头儿，叫王振乾，外号王狮子，朝邑人，是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刀客的领袖，在辛亥前就死了。他的党羽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十几个县为多。井勿幕是同州蒲城县人，与他们很容易发生关系。那时有名的刀客头儿，一个是阎孝全（朝邑人），一个姓严，忘其名，外号叫白翎子（渭南人），后来均在革命军中出过力。阎孝全阵亡于辛亥攻打醴泉之役。刀客和土匪当然是不同的。杨虎城是刀客出身，后来有人说他原是土匪，实是错的。那时的哥老会人物和刀客们，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张子房式的白面书生，居然也会各种武艺，而且有时比他们还好，所以对他很钦佩，情愿听从他的意见。
辛亥四月间，我从上海回到西安才两个月左右，正在养病；井勿幕在北山（陕西人称同官以北为北山）养马，预备养好了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的。同盟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当时的陕西谘议局议长郭希仁，此时也不在西安。我住在藩台衙门（后来的民政厅）里土地祠中养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同盟会会员李仲三来找我，惊惊慌慌地说有一件大事要找我出主意。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哥老会的人决定就要起义了，怎么办？李仲三是潼关厅（现在潼关县）的秀才，外貌粗陋，面孔很黑，绰号叫作李逵，是遇事不易有主张的一个人。我想，我在此对一切都不熟悉，就问李仲三已经去找井勿幕没有？他说已经去找了，但不一定找得到，而哥老会想这两天就起义，找到也来不及了。我此时感觉责任非常重大，也无别人可以商量，沉思之后，乃告诉他：目前第一要劝哥老会暂勿举事，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领袖又不在，起义之后也无法组织政府；我们的军火也不够，当地有新军，还有旗人的驻防，万一起义不成，我们就要被消灭，以后就再难有革命的机会了。我叫李仲三劝他们忍耐，我们对外省也没有联络，就是在陕西革命成功了，也太孤单，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第二要赶快去找井勿幕回来。
第二天，李仲三又来了，一进门很高兴地说：“伙计，你的办法真灵，他们听了。”这一次起义计划因此并没有发动。不久井勿幕回来，一方面对哥老会重新又说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话，另一方面就加紧准备，派我到日本去买炸药和手枪。
我病还没有全好，可是必须得动身。买军火的钱，由井勿幕筹措。井勿幕父母已经不在了，只有他和他哥哥两个人。他把家中好的字画挑出两箱，托我带出去卖了来买军火，我还记得其中有王石谷、郑板桥的画，刘石庵的字等珍品。当时大家为了革命，是不顾一切的。我又拿了井的介绍信，到汉口去找一个陕西泾阳的财主柏筱渔（柏在汉口有大生意），预备找他捐钱。柏筱渔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的老同学，不过在此以前没有革命的关系罢了。这又可见井勿幕运动革命范围之广。
我坐了八九天的骡车到洛阳，换火车到郑州，再转车到汉口，找到柏筱渔拿到一些钱（我记得数目不大）后，就乘船到了上海。
井勿幕叫我到上海所找的人里面，有刘亚休。刘是四川人，同盟会会员，同井在日本认识的，我和他本来也相识。他为我介绍了到日本后的四川同乡，并谈到过运军火的计划。
又到民立报馆找宋遁初（教仁），因为陕西哥老会如一定要首先发难，则陕西就要设立革命政府，可是陕西那时候没有法政人才，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个法政方面的人到陕西去。当时有两个人可能去，一个是吕天民（志伊），云南人，一个是居觉生（正）。
因为宋的关系，认识了谭石屏（人凤），湖南人，哥老会的大头儿。那时常常开会，地点也没有一定，有时在北四川路谭家开，参加的人有淡宅阳（四川人）、吕天民、宋遁初等。结论是吕天民不能离开上海，东南方面需要他，居觉生可以去。
陈英士（其美）也是这时认得的。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的姑娘是他最喜欢的。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宋遁初。
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就是任叔永（鸿隽），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吴玉章。此外又认识一个怪人洪承点。洪是江苏北部人，喜欢讲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头，爱喝酒。有一次聚会时，他已喝了5瓶啤酒，走来叫我喝。我说我一点也不会喝，他认为我不行，要我一杯茶对他一瓶酒地干杯。我觉得这还可以，欣然奉陪。不料他又喝了5瓶啤酒，还要再喝。我喝了5杯茶，已经胀得不能再喝了，只得认输，当然被他认为不够英雄了。他又喝了3瓶，前后共喝了13瓶始罢。洪后来在二次革命时一度任革命军南京卫戍司令。
我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他们都说买手枪、炸药没有问题，就是运输回国困难，在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哪方面，不注重哪方面，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如能得知，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我在上海不知这些事情，没有注意，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再去上海看一次情形，调查明白之后再回日本运武器。
从日本回上海之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陈住马霍路，答应帮我将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扎装运军火。我有二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绝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而他的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后来我曾打听过他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
我好像记得当时黄克强（兴）不在上海。有一次他从广州来信，大家在民立报馆传观，我见他的字写得很好。
正想回日本，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上海紧张起来，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都认为武汉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可能遭到清军围攻，必须发动各地响应，以分散清廷兵力。大家推我赶快回陕西策动起义。当时汉口不能走，京汉路南段已经因运兵完全不通，所以我决定绕天津、北京、郑州到西安，虽然知道京汉路北段未必通客车，但是总希望这一段比南面一段好，能够通行。
我在光绪三十四年由陕西到上海时已经剪掉了辫子，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当然相当危险，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所以还是没有装。北京我是初次去，所以请人写了信介绍给当时《民意报》的赵铁桥（同盟会员）。我带了两箱子没有卖出去的字画，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
我记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经将近晚间8点，因为没有辫子，在前门车站就被仔细检查了一番。我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从晚间8点钟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我一共被检查了8次。检查者包括内城外城各种军警机关。还有一次是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镜的便衣密探，询问我许多话之后，居然还要我的字画看。幸而这个密探不大高明，否则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字画，恐怕就要露马脚了。
第二天上午，到民意报馆去找赵铁桥，没有见着，回旅馆后，下午就有人来问我今天到民意报馆是去找谁的。我于是明白出入有人盯着了，只得随机应付，说是间接辗转找别人的，总算支吾过去。后来看到赵铁桥，也是约在窑子里见面的。在旅馆中住了两个星期，忽然铁路通了，我就离北京南下，经过郑州到洛阳。
这次从北京到西安，一路所见全是革命时期的变乱现象。当时由北京同回陕西的人有四五十个，有的是由日本归国的，有的是在北京读书的。从北京坐敞车（本来是运马的，这次的确有马与我们为伴）走了两天到郑州，从郑州换车到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铁门。当时陇海路还只修到这里，向西就要换骡车。铁门在平日总有骡车来兜问是否到西省（当地人习惯称西安为西省）去的，这时因为“天下大乱了”，没有人肯出门，雇不到骡车了，我们40多个人就搁浅在铁门。后来我总算雇到了一辆骡车。平常从洛阳到西安车资只要10来两银子，这次却要20多两，比平时贵了一倍多。平常雇车是先付两三成车资为车夫安家费，其余一部作为车夫路上各种用途，大约还有一半到西安再付清。这一次车夫却坚持先付全部，否则不肯走，无奈只得全部付给他。同伴们雇到了从陕西驮货到铁门来的40来匹骡子（叫作驮骡），这些骡子是从陕西运货来，本来要回陕西去的。车子和驮骡一起出发，走了一天，到英壕镇歇夜。在店中，车夫忽然说不走了。问他原因，他说听到西面来的人说那边已经乱了，杀人并且杀牲口。我去打听时，才知这些消息是从陕西来的河南人说的（陕西东部比较富饶而豫西贫瘠，所以豫西的人有移居陕东的，也有每年农忙时到陕东去作工，秋收后再回河南的）。但是这些人只说陕西已经乱了，却讲不出所以然来。
我同车夫商量，在这一个小镇上是雇不到车的，能不能明天一天赶到陕州（陕州离英壕镇130里，离潼关180里），陕州是一个大地方，我可以在那里再雇别的车子西行。车夫起初不肯，后来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
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趁月光出发了。走了二三里路，向西走的骡车突然又掉过头来，转向东方，飞快地跑回英壕去。我原在车中打盹，这时被颠醒了，问车夫什么事，车夫只说：“杀人啦，杀人啦。”我从车后望出去，果然看见西面一大堆人，有哭叫之声。回到英壕之后，我说这是抢劫，天亮后行人多，就不会再有，但车夫一定要说是杀人，再也不肯走了。我只得骑了同伴的驮骡队让出来的一匹驮骡，带了两箱很重的字画西行。
走了几天，经过陕州，到了距离潼关只十几里的地方，得知前面走不通了。问人时，说是袁世凯的第六师和陕西革命党在潼关打仗，这才确实知道陕西已革命了。西去不成，大家计划北行渡黄河，经山西入陕西。但这时因为天下已经乱了，各地都纷纷图自保，河南、山西虽都没有革命，可是山西已不准河南的人过河去，把黄河渡船都控制在北岸，我们找不到船只。
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宏道读书时有一个同学，住在潼关东十几里的小镇上；这小镇属潼关，所以他仍是陕西人，但因为到底是在潼关外了，我们常常笑他陕西人住在河南地方。这时正好去找他，居然找到了；他也答应设法找船只，居然也找到了，我们才能过河。
我们好几只船同时由河南向山西出发，将近北岸时看见岸上聚了一大堆人。船渐渐靠近岸时，岸上有一个人朝天放了一枪，以手作势，不许我们登岸。我们商量了一下，派一只船，上面只坐了两三个人，上前去解释，告诉他们，我们是预备经过蒲州转往陕西去的，总算说好了。上岸时见一个老头子，提着一把手枪，方才放枪的就是他。我们这四五十个人连驮骡和这些监视我们的民团，一起到芮城县去，预备由芮城去蒲州（现在的永济县）。
将到芮城时，看见芮城又在严阵以待了。城门楼上及城墙上挤满了人。靠近时有人大叫：“骑马的下来！”我们就从我们的“马”——驮骡上下来。他们又叫：“不准进城，到东关去！”我们乃到东关（东门外）的一个小店中。一会儿，城里来了一个人，说守城的武官，叫我们举几个代表去接头。我们一共举了4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跟着那人到了城门口，看见城门开了尺把宽的一条缝，只能容一个人走，城门里面，上面一把刺刀，下面一个枪口地排满了。我们问他们说：“这是做什么？到底要不要我们进去？我们4个人又不带武器，何必如此对待？我们这样走进去，若是刺伤了人怎样办？”经辩说后，他们总算把刺刀和枪都退后一步，让我们走进去。
守城的武官站在他的桌子后面，穿着一件紫红袍子，右面的袍角提起来别在腰带里，右手提一把手枪。他凶狠狠地问我们的姓名，问我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等到问明白了，他放下了袍角，把手枪丢在桌上，长出了一口气，说：“弄了半天，什么革命党？原来是些念书人。”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当作革命党看待了。回到东关客店，店里的掌柜的才告诉我们说，方才传说我们这些革命党的“马队”来了，县官吓得溜之大吉。城上安好了“大将军”（一种土炮），里面已装好了火药、钉子、铁片等。一个年轻的民团看见我们走近，已经点着了火香预备去引燃“大将军”，幸而被一位老年人止住了，说这些人载了这许多东西，人在马上东倒西歪，不像是马队，不要打错了人。于是才叫我们下“马”来，幸而我们顺从了，没有开炮，否则，不打死人，也要重伤几个人。县官到此时还未找到。
次日，从芮城走了一天，到了蒲州城东南15里的韩阳镇。在客店里我刚掸完尘土，正要洗脸的时候，一位同行者面无人色地跑进来，急得只能说“达达，达达，达达”（陕西话称“爸爸”为“达达”，说“不得了了”为“好达达呀”）。我们问他什么事不得了，他说店中掌柜的告诉他今晚这里要闹事，叫我们大家小心。我们听了他的话，不知是什么事。我想所谓闹事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附近盐滩中有土匪，土匪听说我们这样四五十个人带了箱笼物件路过，可能前来抢劫；另一个可能是革命。不久店里掌柜的来了，也只说要闹事，却说不清要闹的是什么事，叫我们顶好不要睡觉。他的严重语调使我们有些人听了毛骨悚然。
晚间我支持不住，就和衣而睡，并告诉同伴们有事时务必叫我醒来。睡得正好，被人摇醒了起来走到一间大屋子里，全客店的人除了几个人爬到房顶上去以外，都聚集在这里，大家站着等候有人进来。等了半晌，并无人进来，只听见街上有许多声音，脚步声很多而比较整齐，像过军队一样。我们到院子里，从大门罅隙向外看去时，看到过路的人两个一排，由东往西去，每隔几排有一个骑马的。我们听见他们敲一个染坊的门要白布（当时革命军以白色为标志，打的是白旗，兵士臂上也围白布条），才知道他们是去革命的。他们向西去，一定是去蒲州府。大家计议，我们原定第二天去蒲州，如今蒲州革命，不能再去了。有人主张在韩阳镇等着，有人说蒲州清兵和革命军打，若是清兵败了，退下来经过韩阳镇时恐要抢，不如退回东面去。我说即使败兵要抢，我们也不能转向东面去，芮城的经验告诉我们退回去也不一定就平安；况且我们的目的地在西面，哪有向东走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道理？终于决定在韩阳镇等一天。这一天上午没有败兵来，得以平安过去。我们料想蒲州革命已成功，就计议此后的行程。蒲州既已由革命军占领，必不能再通行。蒲州以南到风陵渡有30里河岸，由此过河是朝邑县的南乡。第二天我们就这样走，渡河到朝邑县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朝邑是我的故乡，这时我父亲就住在县城里。然而我却不想回去，因为恐怕我父亲看见我回来，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不肯再放我出去；而我则是负了同盟会的使命，非到西安去不可。所以我预备悄悄地在店里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可是，店主东家又说夜间要闹事。问他是不是革命军要起事，他说不知道，但确有人说因为知县那天下午杀了一个刀客，刀客的弟兄们今夜要报仇。同伴们因为我是朝邑人，公推我出去打听一下到底是闹什么事。
我走出了店门，当然没有想去向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处去打听。可是出门没有走几步，忽然迎面遇到了父亲。父亲晚间出门，常叫人提一把灯笼走在前面，街上的灯笼很多，我也不能都注意到，父亲却先瞧见我了。他叫我的小名，问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到父亲的声音，知道过门不入是不成的了。
我参加革命的事，过去父亲也许有些晓得，但不知真相。这一次我完全对他说了，并且说明第二天就要往西安去。我对老人家解释，如今各地虽然乱，然而都是革命党，我自己就是革命党，总不会自己人杀自己人。父亲听了默然，没有对我第二天去西安的事表示反对。我又问到今晚闹事的传说，父亲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说，同伴们叫我出来打听，今夜就要回到店里去告诉他们，住在店里，明早一齐走。这次父亲却表示不赞成了，他说：“你明天早晨走可以，但今天却望你住在这里。”我只得到店中告诉同伴们说，闹事传说的真相没有打听出来，便又回到家里。
半夜里，果然闹事了。有人打我家的大门，也打街对面铺子的门。我家的房子在城外，靠城门很近，为了怕变乱，不久前特地在后屋屋顶上开了一个天窗，下面放了一架梯子，这时大家都爬上了屋顶。忽然城楼那面来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陕西较好一点的房子，屋脊是相当高的，我们蹲在屋脊后面躲着，听见城楼上的兵士问下面的人：“城下是人是鬼？”如答“是鬼”，就不开枪；如答“是人”，就开枪射击。“鬼”，大概就是当夜革命军的口令了。我们还看见城内有火光（后来知道是知县衙门被烧了）。过了一阵，下起雨来了，我们大家只得都下来，幸而以后再没有什么事。
翌晨，天亮了许久，还没有人敢开门。大亮之后好些时候，街上才有人走，城门楼上已经挂了一面大白旗。邻居们也逐渐出来张望，大家才知道知县衙门昨夜被烧了，县官也被捉住了。我这时也无暇去打听本县革命的消息，赶快去找了同伴们，即日同去西安。4天之后，到了西安。这时已经是九月二十四五，离开上海已经一个多月了。到西安后，过些日子，才知道那晚在朝邑起义的是我私塾时代的一个名徐召南的老同学，才知道知县李焕墀（湖南人）虽被捉而并未被杀，后且为一“刀客”出身之某小军官做秘书，得全性命。
到了西安，才知道陕西的革命九月初一就发动了，那时我还在北京等火车。又知道因起义时井勿幕不在西安，是由张翔初（凤翙）领导的。当时清朝的新军在陕西有一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旅），协统（旅长）是旗人，张是协统下面的一等参谋官。革命后陕西的首领没有称作都督，而叫作大统领（后来为与各省划一，改称都督）。在大统领张凤翙之下另设4个都督，像后来的厅长一样。
到了西安之后，最感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翙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4个都督好像全是哥老会的人——至少有3个是；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郭希仁在张凤翙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事，终日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戏称他为“郭丞相”。此外又设了4个参议，我到西安后也补我做参议。参议们每天批公事，什么实际的事也不管，例如有人来告状了，就顺着状子上的语气批一下，也不问事实真相如何，整天纸上谈兵。李子仪（元鼎）、茹卓亭（欲立）终日在做批公事的参议。
过了两三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想走。井勿幕膺了陕北招讨使的名义驻节三原，这时也回到西安，他也觉得不满。同同盟会的人谈，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我预备到汉口，井勿幕希望我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是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这时已是民国元年春天，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已出来要求媾和）。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给黄克强和黎元洪，张凤翙也以陕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给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带去。张凤翙给我一张离开西安的护照，以为可以凭此出城。不料到城门口时，大统领的护照和参议的身份都没有用，兵士不许出城，说一定要有“大哥”的护照。这位哥老会的“大哥”叫张云山，是当时四都督之一。我又去找张凤翙，对他发了些牢骚。他叫秘书去请“张大哥”另发了一张护照，我才离开西安。
当时河南还在清廷手中，从郑州到汉口的一条路是不能走的。我预备由西安翻过秦岭到龙驹寨，听说龙驹寨到汉口水路仍通，而且当时龙驹寨电报局局长杨叔吉是我的老同学，预备到龙驹寨去找他。这一次到汉口去，井勿幕叫我请黄克强接济军火，我当时因为自己不内行，另找了一个同伴，陕西陆军中学毕业的，四川人，叫汤万宇，一起出发，作为我的军火顾问。
到龙驹寨，找到电报局局长杨叔吉。杨说去汉口不成问题，因为电报局有一位师爷贾东垣去年冬天曾到老河口买过电线（当革命的时候，农民间因传说电线杆子破坏了风水，以致收成不好，于是把大部分电线杆子全砍断了，电线也拿走了，所以必须补添），过几天还要再去，可以搭他的船同行。由龙驹寨到老河口这一段中，经过河南，或有危险，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的清军长官姓任的与贾师爷认识，可以请他关照；至于老河口到汉口，则在湖北境内，换坐大船，毫无问题了。为了小心起见，我又去找贾师爷，问在河南境内一段究竟有无危险。贾说“任大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和职位，当时确是如此称呼的）绝对可靠，不但从前见过，吃过他的饭，过年的时候他还派人送礼来。因此，我也不再疑惑，乃同贾东垣、汤万宇，带了4个卫兵起程东下。
两天以后，到了荆紫关。上午10点左右就到的，贾师爷上岸去拜访任大人，请他派兵护送我们出河南境。但一去四五个小时不见回来。汤万宇说：“不要是出了什么事吧？”我经他一说，也担忧起来，但推测也许贾在城里抽鸦片（贾是一个秀才，喜欢抽鸦片烟）或是打牌，所以没有回来。到下午四五点钟，任大人派人来，请我和汤万宇进城去吃晚饭，我们此时才比较放心，但因为和任不认识，托故辞谢了。天快黑的时候贾师爷才回来，说在任大人那里打了几圈牌，任已答应派兵护送我们出河南境。果然不久就有20个兵到来，他们另外准备了一条船护送我们。第二天清早，就一齐出发了。
又过了两天，到了淅川厅（现在的淅川县。船还没有靠岸，远远看见岸上黑压压一大群人。我还以为有庙会，但这些人都望着我们的船，向我们的船指指点点。这时我们还未细想，忽然对面划过来一条船，把我们的船撞停了，跳上来3个人——后来我们知道这3个人是代表政军学三方面的，政方是知事衙门的师爷，军方是团练方面的武官，学方则是士绅之流。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几个人，做什么的。贾师爷实告是去老河口买电线的。我说是因为有个弟弟在汉口病重，到汉口去看弟弟的。汤万宇说是回四川去的。武官问他，由陕西回四川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他说，因汉中广元这条路上有土匪，所以绕道汉口。武官于是说：“我们接到了荆紫关任大人的电报，说你们是革命党，叫我们来捉拿你们。”我们当然不承认是革命党。那个办学的士绅就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对我说，叫我告知实情，以便代为设法解脱。我怕他骗我，矢口不认。3个人见没有结果，就走了，派了两个兵在船舱两头口上把着看守我们。
他们走了，我想这回可糟了。但若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可以坚不承认，或可幸免。而我身边所有的证据是两封给黄克强和黎元洪的信和一份陕西都督给湖北都督的公事，必须立即毁去。我想着毁去的办法：若是丢进河去，恐怕他们特意派了人在下游等着，如被他们捡了去的话，是我们送证据给他们；若是吃下去，这样厚的长信和桑皮纸制的大马封，如何吃得下去；若是用火烧的话，有烟，也有纸灰，况且还有两个兵眼睁睁地看着。想了一会儿，最后决定还是烧。幸亏那时天气还冷，舱里生着炭盆，我就佯说太冷，叫添炭，又故意挑了几块没有烧熟的炭加进炭盆里，烧得满舱是烟。我们还故意骂拿炭的人太笨，为什么拿这样的炭。“烟幕”布置好了，为减少两个兵的疑心起见，我乃走到两边舱口，请那两个兵进来烤火。两个人看见这样的“先生”请他们烤火，有些不习惯，同时大概也是因为怕进舱后我们若逃掉一个人，他们会犯嫌疑，所以不肯进来。我一再请他们，他们推辞着更走远了一点。这当然是正中下怀，于是我们3个人便围着炭盆，把信和公事撕成一片一片放进炭盆去。又因没有火苗，纸燃不起来，我们就一面嚷火不行，一面拿一把扇子扇火。纸灰飞起来了，我们就说，谁这样糊涂，拿炭的时候连纸也夹在里面了。两个老实的兵士就被我们这样骗了过去。总算把信烧完了。
证据消灭了还不到10分钟，检查的人就来了。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只有贾师爷所带的2000两和我们的几百两银子。他们又说，厅知事请我们到衙门去住一夜，可是我们离船时他们又叫我们将全部东西都带着，连4个龙驹寨电报局的卫兵也带着。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将很麻烦了。可是因为证据已全毁了，所以也不太怕。
我们3个人进了厅知事的衙门，从大堂到二堂，从二堂到花厅。两旁密密地排了武装的兵士，背对背地站着（所以实际上是有4排了），情形看起来很严重。走到花厅门口，厅官走到屋外来迎接，他把我们打量一番之后，举手让我们进去。贾师爷年纪大，被让到上面平床上，汤坐在东面，我坐在西面，厅官也坐在西面我下首的椅子上。他是个小个子，八字白胡须，浙江湖州人，说起话来滑头得很。照例的官派的寒暄过了，问了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回答和船上所说的一样。他又说到荆紫关姓任的军官的电报，我们说根本无此事，希望他小事化无，放我们走。他不肯，说：“这事兄弟不敢担肩（负责任），要送三位到南阳，由军门大人发落。”他说的军门大人是指南阳府的镇台，姓谢，因为是道士出身，百姓叫他作“谢老道”，素以杀革命党出名。我们想，一送到南阳便凶多吉少，但是和厅官争执也难有效果，就辞了出来。
出了会客厅，我们马上从客人降为囚犯，进了监牢。第二天，我们从监牢里被提出来，点名后在颈上拴上铁链，向南阳出发。路虽是山路，但允许自己花钱坐轿子。所谓轿子，是用一把椅子和两根杠子组成的，比四川滑竿还不如，我们每人都雇了一乘。颈上的铁链始终有一个“解差”牵着，每到一个村镇似乎是招摇过市，引得大家都来围着看。后来我总算同解差讲好，把铁链子交给我，藏到皮袍子里面去，拖下去的一段放在皮袍子底下的西装衣袋中，虽然很重，到底不会处处被人围观了。解送我们的卫队一共有20个人，队长特别同我拉拢，称我为同志。我怕他有花样，不愿答理。后来他说，谢老道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知府知县都是旗人，叫我们特别小心，最好到南阳以前先写好几封信和禀帖，到后分送政学各方面，诉说自己实是冤枉，这样或可得到开脱。我想倒也有理，后来是照办了的。后来想，他也可能真是个同志。
到内乡县，淅川来的人算有一个交代，把我们送到县衙门大堂上点名换铁链（他们给换铁链取了一个很雅的名词，叫作“换线”）。在内乡我们是住在待审所（此监狱好得多），知县还派人送了一桌酒席来。我们生死不可测，心绪很坏，谁也吃不下，就送给待审所的人们吃了。大家对这县官是什么用意，也猜想不出（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一脚踩两只船”，投机一下而已；那时年轻，还以为可能他是在酒席中放了砒霜要毒死我们呢）。县官又派人来说，晚饭后有空的话想见一见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同来的龙驹寨电报局4个卫兵，突然逃走了一个，县官大概怕我们也逃走，那么他如会见我们，岂不有了嫌疑，所以又取消了这个约会。
次日，由内乡到镇平，也是住在待审所中，也是在大堂上点名“换线”，递解的差人也换了。第三天到了南阳府，并没有直接送到镇台衙门，而是送到南阳县衙门。由这时起我们3个人就被分开了，进了南阳县3个不同的监狱。
我住在一间非常肮脏的小屋中，挤满了十来个人，没有床或炕，也无法在地上把铺盖打开。夜里睡醒时，常发现别的犯人拿我的腿和脚作枕头。空气当然是非常污浊。到后第二天早晨，我拿出几两银子托狱卒换一点钱。那时一两银子可以换两吊钱，但狱卒换来的行市是一两合一吊二分钱。他问我要吃点什么，我说不想吃什么。他安慰我说：“事有事在，饭总要吃啦”，并且建议我吃“糊辣汤”（是一种河南街头食品，或者是因为吃起来胡拉有声，故名）和饼。我同意要一碗汤、一张饼，但他叫出去时却说“要20张饼，20碗糊辣汤”。我告诉他我只要一碗汤、一张饼，他回答说：“先生，这些人也要吃啦。”我才明白新囚犯应当请旧囚犯的道理：旧囚犯穷了，等新囚犯来，大家吃他的；新囚犯吃光了，他也就变成旧囚犯。再吃后来的新囚犯。
我在镇平的时候，就把给各方面的信和禀帖都写好了，此时托狱卒找人送一下。我想特别多给点钱，付他200钱作送力，可是他竟要两吊，只好照付。
这里又有一件奇事出现。那天早晨，忽然外面叫问有张先生没有，某师爷（我忘了他姓名，后来知道他是知县的亲信师爷）来看他。接着就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走进来。我站了起来。他却客气得很，一下子就坐在地上，攀谈起来。他说：“听说诸位来了，敝上司派兄弟来看看，敝上司深恐诸位是冤枉的”等等。我于是又说了一遍弟弟在汉口生病的话。他满口答应“等军门大人回来，敝上司一定代各位说说各位冤枉的情形”，并且说“现在兄弟先回去回敝上司一下，一两天敝上司有空时还想见见各位”。又问我有什么事，他可帮忙。我说要换银子，他连称不必，“回头兄弟叫人送钱来。”果然走后不一会就送来四吊钱。后来我才得知他看过我之后还去看过贾、汤二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用意，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总之，他很帮我们的忙。狱卒从此对我当然也客气得多了。
不料，这位师爷一去十几天没有下文。一天夜间我已经睡了，忽然被叫醒。说：“请张先生出去。”我以为夜里提人大概是要行刑了，可是出门后看见贾、汤二人也从外面（他们的监狱在外面）向里走进来，又似乎不像是解往刑场的样子。紧接着我们3个人的铺盖也搬进来了，而且直带我们向里面走。走过大堂后，在一间屋子里见了上次那位师爷。他说，因为知县事忙，所以到今天才能接见我们，很对不起。我问是怎样见法，他含含糊糊，不愿给一个具体回答。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见时是不是应当跪下。他吞吐许久，最后说：“还是跪下好。”我又问他是不是应当称“大人”，他吞吐之后也说：“还是称大人好。”知县是在二堂“接见”我们的，贾东垣第一个进去，第二个是我，走进去时才知道根本就是坐堂审问。县大老爷顶戴马褂高坐上边，堂下两边站着十几个衙役，其中有的手执刑具。当我走近阶下时，十几个衙役同声喝“跪！”这时才恍然方才问那位师爷关于跪不跪的话真是多余。
审问的情形是官样文章，他完全照我禀帖上叙述事实的次序问了一遍，毫无挑剔。最后知县说，他也觉得我们像是冤枉，等军门大人回来，他可以替我们解释，并且叫我们住到外面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去，不住在这又小又脏的监牢了。临退堂前，他还嘱咐我们在那里安心住，意思自然是叫我们不要跑。
我们当晚搬到一个优待的监狱里，一个小院，只有3间房子，据说是“告上状”（各县到府来上告）者或有功名的人住的监狱。从此以后，我们3个人又住在一起了。搬过来之后，那位师爷最初来看过我们几次，还送一些他自己家中烧的红炖牛肉等食品，但是后来又不来了。我们一住两个月，愈过愈焦灼不安。
这两个月的日子真不好受。隔墙就是重犯监狱，铁链的声音时常可以听见。镇台处的下文听不到，我们以为不免一死了。半夜里灯光如豆，听到门外马蹄声或是刀枪的摩擦声就不由感到心惊。日子就随着恐怖的黑夜蠕动地过去。这两个月中，白天还可以拿看书来排遣，就是夜里睡不着时特别焦躁。贾东垣有他的烟灯作伴，还好，我和汤万宇最觉烦闷。
我在上海念书时有一个同学周起孟，是南阳府人，当时并不太热，别后亦来通信。我这次到南阳后与学界人的信中有一封便是给他的。信去后多日没有消息，我以为或者是信未送到，或者是他不愿来。不料有一天有一个身穿粗布小棉袄，系着腰带，完全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来看我。他说他是周起孟的哥哥，特来告诉我说起孟到湖北参加革命去了，所以不能来。此事给我一很深的印象，因为周起孟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心气和平、与世无争的人，而现在居然也参加革命，可见当时革命思想传播之速之广。后来他回南阳后，也来狱中看过我一次。
看守我们的有4个兵，3个年老的很谨慎，一个年小的才十四五岁，常偷偷告诉我们一点消息。南阳与湖北襄阳接境，襄阳的革命军由季雨霖率领，准备攻打南阳，因此谢老道常在南阳、襄阳边境部署军队并构筑防御工事，偶然回南阳府也很忙。有一次那个小兵说谢老道打败仗了，我们一喜一惧，因为固然希望革命军来，可是又怕谢老道放弃南阳时临走把我们这些革命党全杀了。有一次那个小兵又来告诉我们说，季雨霖快要来了，城内住户的灯笼都已拿到官家去准备作守城之用。可是那天夜间革命军并没有来攻城。
南阳“光复”的前两天，情形越来越严重。我们全靠那小兵报告消息。有一天，他说季雨霖离南阳只有50里了，次日上午还说有30里，到下午又说只有十几里了。谢老道在南阳以倔强嗜杀著称。因为他倔强，我们总以为他到退无可退时一定要背城一战；因为他嗜杀，我们恐怕他在弃城逃走前或者要杀我们以泄愤。因此，我们对于季雨霖越来越近的消息是有相当矛盾的反应的。不过因为只有季雨霖来了我们才能出去，而谢老道的临时泄愤却是或然的，所以还是希望季来的心切。何况在公的方面讲，当时也是盼望革命军从早“光复”此地的。
最后一天的演变几乎是戏剧性的。清早起来不久，一个老兵说：“昨天知县下乡去查乡，没有回来。”小兵在一边插嘴说：“哪里是查乡？我看他是跑了。”又过了一会儿，忽然另外一个老兵叫我们到院子里去看，说镇台衙门起火了，谢老道已经跑了
。再过几十分钟，听见街上有人放枪。小兵从街上回来，背了半个小猪，说这是他抢来的。又过了些时候，看大门的老头子跑进来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张爷，汤爷，你们的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们到门外去看，有些老百姓，包括男女老幼，在抢一个当铺，大家抱了很多衣服出来。季雨霖的部队这时只有4个骑兵进城，告诉大家不许抢，果然大家都不敢抢了，把已经抱出来的东西都放在十字路口堆起来，预备退还当铺。过了一会儿，家家门上都插白旗，表示欢迎革命军。我们因为外面太乱，而且流弹也很多。所以决定暂时在狱里再住一两天。由那时起，狱中一切便由我们支配了。
第二天，我们正预备搬到旅店去住，季雨霖的参谋部有人来找我们了。原来我们在淅川南阳途中在内乡逃掉的那个卫兵，回龙驹寨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后，张凤翙也就知道了，早打电报通知湖北方商，叫季雨霖到南阳后立刻释放我们。出来之后，季雨霖的参谋部还请我们帮忙。我们因急于赴汉沪，自然谢绝了。离开南阳前，游了一次卧龙岗，看见岳武穆所书出师表石刻，是此行唯一值得纪念的事。经过襄阳到武汉，看见湖北的革命也是一团糟。由汉口到达上海，已是四五月间了。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在陕西，我感到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由武昌到上海，沿路所见，也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因此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某些人所说的“破坏容易建设难”一句话，不幸完全证实。在这种失望情形下，我便决定到外国去读书，预备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在未出洋前，也就是在上海的后一段时期中，有两件事或者值得谈谈。一件是与孙中山有关的，一件是与选举国会议员有关的。
孙中山当时已经让袁世凯做临时总统，他自己决心办实业，并且以修筑20万里铁路为号召，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会员多半是同盟会会员和后来的国民党党员，我也是会员之一。当时袁世凯为了排挤孙中山，乃叫他的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在北京又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包括一批北洋官僚（即后来所谓交通系），以与南方的铁道协会对抗。后来再进一步，铁路协会竟要求取消铁道协会，不久又调换枪花，要与铁道协会合并（实际上就是要吞并铁道协会）。当时我们听了都很生气，觉得袁世凯不但在政治上容不了孙中山，连实业，甚至连一个空洞的铁道协会，都不许他办。大家生气得很，谈起来都坚决反对合并。
过了几天，铁道协会要开会了。我们纷纷议论，以为这一次开会一定要决定反对合并。果然，开会之后，孙中山请我们发表意见，发言者大概都反对合并，大骂袁世凯。不料孙中山自己在最后发言，却主张合并。他举了许多理由，分析得很清楚，大家听了觉得也很合理，到表决时竟然大多数都赞成合并了！这固然表示大家当时对他的信任和拥护，但同时他的口才的确也真令人佩服。那时的革命党人每个都是自负不凡，他居然能列举各种理由（不管在现在眼光中看起来是否正确），完全依逻辑方式推论，毫不煽动地折服了人心。这确是他的一种过人之处。
后来章行严（士钊）有一次曾同我谈起孙中山的说话本领，他也很佩服孙中山的辩才。他说：“我每次去看孙中山，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从章氏此话也可见孙中山的口才的一斑。
另一个与孙中山有关的事，是他有一次应当时的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之邀，在丹桂茶园讲社会主义，一天讲两个小时。连讲了3天，我也曾去听讲。他的讲题是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公开讲演，也觉得他的完全逻辑式的陈述中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讲到马克思学说中共产主义实行后社会没有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说：“那时候人生的物质需要就像我们的苏东坡先生所讲的两句话，就如山间明月，江上清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几句话留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到现在虽相隔30多年，犹觉如闻其声。
我在上海准备出洋的时期中曾回陕西去过一次，这一次回乡很有意思，是选举国会议员去的。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选举，有些情形或者值得记述。
当时选举国会议员是采复选制。每个县分为几个区，每个区选出几个代表，这些代表称为初选当选人。再将全省分为几个区，由每个区所辖各县的初选当选人投票，选出来的才是国会议员。我在上海，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说我已在初选中当选为代表。我当时很奇怪，感到我在11岁即离开乡间（我是朝邑南乡人），18岁即到外县去念书，知道我的人很少，谁会来投我的票？同时我更感到奇怪的，是乡下人不识字，如何会投票。我当时对于是否回陕西去在复选时投票，也考虑很久，不能决定。回去吧，这一次实在太远，路费也不少，回去了，还要出来准备出洋，未免太不经济。不回去吧，我们在当时读的讲民主政治的书上都说投票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若是公民都不尽这种义务，政治就要被少数人把持操纵。考虑的结果，认为既然参加过革命，对选举也应当尽公民的责任。因此就自掏腰包，路迢迢地回陕西去投票。
到家之后，才明白我何以能当选及乡下人如何会投票的道理。原来自从要“办选举”，朝邑就设了一个选举事务所，并由事务所请了各乡绅士，商量选举的办法。依照法律规定，朝邑县按人口比例应当有21个人初选当选人，又规定大约有若干选民。选举事务所所请下的各位帮忙的绅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他们要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他们要雇些书记为这些“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拿21除全县选民的总数的得数）抄写若干票（譬如说每人200张或300张）。抄写好了，还要把这些票封在一个柜子里，再把这柜子送到县里，定期开柜数票。数票后当然是人人当选，因为不能当选的人的票，书记根本一张也没有写。也可以说，因为要当选才写的，不当选何必写呢。当年“办选举”就等于“办差”。别县的办法或技术如何，我不晓得，我们朝邑的确是这样“办”的。我的故乡属于朝邑南区，选举事务所的绅士们有许多知道我和革命有关系，就把我的名字列在里面，我也就因书记先生一番抄写之劳而当选了。
朝邑县在复选时属于陕西东区，在潼关投票。前一两天，同区十几个县的人都陆续来了。我到了潼关，认识我的人见我从上海回来，都以为我是来竞选的。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出洋，这次是来投票的。他们之中除了和我很熟的人以外，都不相信。认为绝无从上海不远千里赶回来投这一票的道理。
可是无独有偶，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我的同志，这人就是在抗战第一年作古的全国驰名的水利专家李宜之（仪祉）。他是从南京赶回来投票的。李宜之是蒲城人，他的伯父李仲特是数学家，在陕西高等学堂教过数学；父亲李桐轩，是文学家（后来陕西从事改良戏剧的易俗社初期所用的剧本，多出于桐轩先生之手），两人都赞成革命，和井勿幕是小同乡。有一个时期，李宜之的伯母和母亲既都已去世，而他和他的哥哥又尚未结婚，所以朋友说他们是“一家人四口，革命党两双”。他是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回来后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做教务长。他虽未积极奔走革命，但对革命始终极同情，所以这一次也赶回来尽公民义务。他是有名的书呆子，我和他又根本没有从事竞选活动，所以大家终于相信我们并不是为了想做国会议员而来的了，终于相信天下竟然有为尽公民义务，不远数千里而回来投票的傻子。
这一次选举，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选举中最清白的一次，大家根本不懂行贿赂，连请客的事也没有，完全是靠情面拉票子，真有点“古风”。到二次选举，大家晓得票子可以卖钱，就一塌糊涂了。
我们东区选举出来的众议院议员共有5个，其中后来为人所知的现时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马彦翀（骧），抗战初起时张自忠做天津市长，他是秘书长；一个是寇胜浮（遐），在段祺瑞执政府时代曾因国民二军关系做过农商总长，是一个出名的书家。
从陕西回到上海，我就加紧准备出洋。革命朋友们当时对我“游洋”（那时不叫留学）之举颇有表示反对的，认为是不负责，把革命事业让给进步党和北洋军阀官僚就不管了。而我则深感到没有现代知识或技术一切都办不到，于是就不顾朋友的批评，决心出国赴美。我在出国前，本来是预备学土木工程的，这自然与上面所说的铁道协会会员一事有关。不幸到美（民国3年7月）后，因数学不好，对画图又乏兴趣，未入学即改变计划。当时陕西派的留美学生共4个人，除我外，其他3个人是严庄、刘楚材、林济青。林济青是山东人，革命后因在陕西外交司做事，又因当时革命党人颇富大同思想，没有省界观念，所以就派到了他，以后可就不容易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张奚若：时任陕西军政府参议，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部长，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原编者注：本文原系作者所述，丕强记录并整理，最早发表于1947年4月16日至5月5日的上海《文汇报》；同年11月由生活书店印为单行本出版，改题《辛亥革命回忆录》。
本文收入本书时经作者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