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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夏天，我随着我的老同学汤尔和到日本东京去玩了一趟。他是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事情去的，我此行目的则是去找章太炎先生。论亲、论年，章先生都是我的长辈，不过我在上海办报的时候，和章先生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谊在师友之间。那时章先生和他的大女儿章㸚、女婿龚宝铨一同住在东京乡间，房子很小，里外不过10多张席子的大小。章先生和我算是有凳子坐的，龚宝铨就只好席地而坐了。他和我谈起国事，谈得很热烈，定要留我吃午饭。米饭是白得不能再白了，但是配饭的菜只有一碗大蒜煎豆腐，是我们杭州极普通的家常小菜。他的生活竟然如此俭朴，我真没有想到。谈话时，我请他介绍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也答应他，等我回国后和我的老师陈黻宸先生商量，替他想想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是好朋友，他第一次逃亡台湾，就是由陈老师事先得到了清朝要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逃走的。这时陈老师正在做浙江谘议局议长，或者可以想点法子。我回来以后，自然也同陈老师谈过这件事。恰巧这年浙江大水，浙东很闹了些乱子，章先生的故乡余杭县也有水灾，而且也闹了事。我怕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于他不便，就去信说明这种情形，请他等一等再说。
这年，清朝政府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沪杭甬铁路的路权原是由江、浙两省人从外国资本家手里争取回来的，由江、浙人自己筹款办的，而且办得也相当不错。铁路局总理是一位在浙省负有盛名的人士汤寿潜先生。他是翰林出身，老虎班（翰林散馆放知县，照例马上得缺，俗称老虎班）安徽某县知县。他善于在八股文里议论时事，文章也做得出色，另外还写了一部《危言》，大谈国计民生，对于盐务问题，所论尤多。那时他和写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先生被称为浙江双璧（夏先生也是老虎班安徽知县）。他们又都是辞官不做，所以名气更高。
当时江、浙两省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政府耍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把汤老放出去当某处盐运使。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廷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之后，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谘议局议员）想把事态扩大，借此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富裕的人，都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便由守光想法借得几个股权，一同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果然被我们控制住了，大家一致主张挽留汤寿潜，反对浙路收归国有。那些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为3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蓄了长须，守光也有胡髭，其实论年纪，我还不到30岁。
没多久，武昌起义了，我们3个人就借这个因头，和陈老师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上说是为了加强防卫，实际上是预备响应。陈老师自然赞成，就联合了地方绅商共同发起。民团局筹备就绪后，在谘议局开成立会，公推汤老做总理，陈老师为副，并请巡抚下照会。我们3个人分任城里上中下3段的重要职务，并预备要一匹马，作巡夜的代步。尔和生长在江北，江湖上武艺很来得几手，自然要让他做领导了。民团虽然按照我们的意图办起来了，可是必须要有枪械才有作用。我们便一面正式向巡抚去要，一面和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去商量，请他尽量把新式的枪械拨给民团。袁思永本是汤老的门生，而陈老师又是谘议局议长，他自然一口承担。但是，这件事不晓得怎样走漏了风声，巡抚增韬把照会搁了起来，杭州的驻防守军也把新式枪械都提走了。这么一来，我们原来的打算就落了空。
我们又想找别的路子。上海“光复”以后，我们由杭去沪，到民立报馆找于右任。他告诉我们说，浙江的革命机关在振华旅馆。我们要找褚辅成，没有找着。那时上海附近各地的富家都纷纷逃难到上海来，我们往来常住的汉口路上海旅馆，挤得一个铺位也没有，而我们袋子里也“空空如也”，只得仍回杭州。我把外祖母、母亲和我的妻小都送到乡下，一个人单独守着一所住宅。我的一个出裸弟兄（杭州人管邻舍从小在一起的叫作“出裸弟兄”）程途，武备学堂毕业，这时在标统朱瑞部下当排长。九月十三日晚上，他赶来告诉我说，他得到标部里的消息，一两日内杭州也要暴动了。可是没想到当夜就起义了。
第二日大早，我急忙赶到谘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已先到，正在陈老师卧室里谈昨夜里起事的情形。沈钧儒因为起义时在布告上署名的都督“童伯吹”是什么人大家都不知道，主张赶快把汤蛰老（汤寿潜的别号叫蛰仙）从上海找回来。当即由我起了个简单的电稿，除了由陈老师、沈先生和我具名之外，沈钧儒还加上了褚辅成的名字。电稿拟妥后由我送请铁路局代发。
当天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谘议局来办公，可是一颗印信都没有。我便去刻好了一颗“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取回后立刻应用起来。我还带着封条，去把大清银行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门都次第封了。
这日下午，我到车站去接汤老，从驻守车站的起义军官顾乃斌（八十二标标统周承菼部下）处打听到，周承菼已经担任了都督。一会儿，火车打着白旗进入车站。汤老随带了张竹生和另外两个人一同下车，直到谘议局。到一间普通接应室里，只见人头攒动，劈头就听见驻防协领贵林说话的声音。我引着汤老一行，排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看见周承菼巍然端坐中央，两脚排成八字，两膝之间立着一把佩刀，两手握住刀柄，凛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贵林在两旁相向而坐，汤尔和坐在周承菼右侧，担任临时书记，记录纸上已经一条一条地写下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旗营来议降的，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侃侃而谈，似乎还在争某些条件。他一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蛰老来了。蛰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菼却不作声，起身迎让汤老就座。汤老也俨然以都督的身份，毫不谦让，草草看了一遍条款，就说：“便这样，我签字吧。”随即提起笔来签上他的大名。这样一来，大家都无话说，一场议降会议，就此告终。但是算起来，汤老已经是第三任都督了。
我记不清楚那天为什么事离开了谘议局。直到晚饭以后，我再到谘议局，看见汤老一个人踽踽凉凉很无聊的样子。这时，褚辅成在机关部，沈钧儒临时担任警察局长，都没有和汤老见面。一会儿，张竹生来了，请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汤老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竹生（他的大名我忘记了，竹生是他的别字），教育司长沈钧儒，褚辅成是什么“长”，我记不清了。我和楼守光都是秘书。但是，这个名单怎样发表呢？因为这时外边枪声常常掠耳而过，旗营还被围着，驻防也不肯降，据说下午的会议上所商定的条件不能算数。汤老叫我和楼守光出去打听打听。我从回回新桥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上十个五个的兵把旗营包围着。我刚走到官巷口，在一盏路灯底下被一位排长叫住了，他说：“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门上有守军，不时放枪呢。”我听他说话的声音，知道他是我在养正书塾做师范生时教过的学生傅孟（他在书塾的原名，我记不得了，这是他进武备学堂改的名字，他和黄郛是拜把的）。我问他怎样了，他说：“还不肯降。”我也就折回来了。汤老叫我起两个草稿，一个是给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电报，一个是豁免全省钱粮的文告，后来用的是不是我的草稿，我就不晓得了。豁免钱粮这件事，使浙省财政遭到困难，曾因此举了300万元的省债。
杭州“光复”后的第二日早晨，我因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就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搁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已全然不同了。汤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没有实权。褚辅成做了民政长，而他这个民政长和湖北、江苏等省的不同，是和都督平行的。贵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驻防不肯投降，驻扎在粮道山上的革命军，用大炮对着旗营南门，要发炮攻击，他们也居然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们炮上的闩子早被革命军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想法卸去了，那门炮就没用了。因此，他们终于只好把许多枪杆丢到河里，向革命军投降了。
贵林被枪毙的罪名是图谋反抗革命，但据我所知，他并无意为他的主子尽忠。他在满籍官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喜欢结交知名之士，对宋平子几乎是师事的，并由宋平子介绍，又结交于陈黻宸老师。武昌起义后他曾向陈老师请教。陈老师劝他不可拘执君臣之义，应该看在老百姓的分上；并且老实告诉他说，清朝政治太腐败，已经没有希望了。贵林又邀陈老师去见了他的母亲。陈老师向他的母亲恳切劝说了一番，并且说：“将来如果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他的母亲就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君子，你得听他的话。”贵林在旗营里素有“孝子”之称，自然也没话说。旗营被围的第二日，贵林出来议降，就是由陈老师和楼守光商议，由守光设法进入旗营联系，把贵林找出来的。
贵林的前任是金梁的哥哥（已忘其名），他们弟兄两个人和杭州的“排满”运动发生过如下一段接触：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后改称浙江大学堂，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当我在养正书塾读书的时候，陈老师一面启发了我们同学的革命思想，又介绍了宋平子先生到求是书院当总教习。宋先生平常谈话是万分谨慎的，但是，他和陈老师一样，能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们自然会走上这条路上去。那时求是书院还有一位教员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题目，叫《罪辫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江苏溧阳人，辛亥革命后在参谋本部任第四局局长）、李斐然（辛亥革命前任周承菼标部的参谋），都大发议论，斥责清朝。孙江东还嫌他们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给他们改成“贼清”。不想被院里的旗籍学生们晓得了，报告了金梁。金梁通过他的哥哥告到将军那里，将军就请巡抚任道镕查办。这位巡抚是江苏宜兴人，是个正途出身。他对于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怎敢怠慢，但是，他究竟是老于仕途的，晓得一经查办出来，除了几个活该的以外，从他起直到芝麻绿豆大的官，都要担着处分，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他很谨慎，先把这件事秘密起来。一日，他只带了一个当差，青衣小帽，坐了一乘普通轿子（巡抚照例是坐红呢大轿，四抬四插）一直来到了求是书院。他也不待通报，先看了各处书院的布告和斋台壁上粘贴的学生文课作品，然后再请“监院”把学生平日作文捡来带走，说是要考察考察他们的成绩。当时，大家并不以为有什么大事。
过了几日，这位巡抚率领着两司（布政司、按察司）、两道（杭嘉湖道、督粮道）、一府（杭州府）、两县（钱塘、仁和），都是全副执事，来到书院。大家都感到惊奇，因为向例书院没有大典礼，他们是不会一齐来的。巡抚召集了书院的当局以下，用非常严肃的态度，郑重宣布他来院的目的。他说，因为有本院旗籍学生告发本院学生有悖逆文字，所以上次亲身来院查访，并将书院的布告和学生的作文带去，一一仔细过目，其中确实并无一点悖逆文字，可见这是诬告。接着他又说，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挑拨满汉意见，希望“大兴文字之狱”，实在不是国家之福，本当严办诬告，姑念这些旗籍学生年轻无知，命仁、钱两县立即勒归营里，又命杭州府去禀告将军，请他惩办。他发落完毕，才从袋里取出那束作文卷子，叫司道以下看完，还给监院而去。
这场大事，竟化作无事，不能不说这位巡抚心地厚道。不过写《罪辫文》这件事可是实在有的，只是真凭实据没有落在旗籍官员们手里，所以也只好认错息事，可是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后来孙江东被人告了风化案子，贵林就在后面支持原告，终于闹得孙江东在杭州不能立足。
浙江“光复”后，紧接着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告独立，自称都督。程德全的宣告独立，是我的一位世交长辈应德闳先生和江苏督练公所里的几位湖南人张通典、章驾时、罗俈子和我的同学杜士珍策划的。应先生的父亲曾做过江苏布政使，后来应先生也去江苏候补知府。辛亥那年，他新过了道班，在程德全幕里，很被程所赏识。布政使陆钟琦升了山西巡抚以后，程德全就派应先生署理布政使，着实使当时的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难堪。程德全竟因此事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不应以未引见道员径署布政使（清例，道员未曾引见，不能正式任官，引见就是由吏部或军机处带领去见皇帝）。这样，既把应先生的前途丢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加上上海都督陈其美要移师北伐了，所以在章驾时等敦促之下，程德全就在苏州宣布独立了。应先生做了都督府的秘书长，杜士珍也在都督府任职，他们邀我去苏州一走。我到苏州，他们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就担负了这个任务，在上海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筹备起来。
不久，章太炎先生由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爱俪园（即哈同花园），我每日都去和章先生商谈。这时，汉阳被清军冯国璋攻陷，但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民意激昂，热烈拥护革命，不愿意听到革命军失败的消息，报纸如果贸然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就会激怒民众，报馆有被捣毁的危险，《申报》就曾因为这样而被打过的。章先生却得到了黎元洪的电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非常生气，在给我的信上竟把黄兴称作“逃帅”。我办的那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请章先生做社长，杜杰风任经理，我担任了总编辑，章驾时、汪东（字旭初，章先生的学生）都是编辑（章驾时因军事关系，始终未到）。
汤老在浙江因为环境不好，都督做不下去了。楼守光的哥哥楼守愚和蒋尊簋的父亲既是同乡，又是好友，蒋父和汤老也是朋友，楼家两弟兄就替汤老去找蒋尊簋来做替身。汤老和孙中山先生说了，自然没有不妥的。一日，楼守光来向我说，本晚蒋尊簋专车回杭，叫我约应德闳先生同去，要应先生去做秘书长，我任秘书。当夜，蒋尊簋就偕同应先生、楼家弟兄和我，还有蒋的学生夏超，一同回杭。蒋尊簋走马到任，接了都督印。他是做过浙江标统的，和周承菼是同学，自然一无问题。可是，应先生因为程德全不放他走，并没有回浙就秘书长职。我起先在秘书处混了几个月，后来楼守光由都督府印铸局局长出任衢县知事，我又补了他的缺。印铸局的公报总纂杭辛斋先生、编辑部邵飘萍和我闹了一点意见，印铸局改了公报处，我改任经理。我却就此“还我初服”，仍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去了。这时是1912年，我28岁。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
[1] 马叙伦：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后任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