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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和洪承点、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为洪承点刺死了叛徒陈镜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们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见铁路风潮兴起，估计革命运动会继续发展起来，便决心回国参加。6月，我回到上海。这时，以宋教仁为首的一些同盟会会员正在上海搞了一个同盟会的中部总部（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虽号称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是在那里闹独立性。不过，它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当时，全国各处都曾不断地发生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民抢米暴动，参加者2万余人，把巡抚衙门和外国教堂都给烧了。同年夏，山东莱阳又爆发了几万人的抗捐起义。1911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更为发展。例如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饥民的抢米斗争，规模都是很大的，同时，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日趋活跃，再加以铁路风潮的发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为高涨起来。中部同盟会虽然没有自觉地看到这种革命运动发展的趋势，但它所规定的活动方针在客观上却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在上海未停留多久，也没有见着宋教仁。但宋教仁他们却给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这大概是他们觉得张懋隆资望不够，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其实，我并未与闻过这件事。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们都对清朝政府十分不满，而对革命极表同情；到宜昌又看到那里的川汉铁路职工正在为保路而斗争，这一切使我预感到有什么非常的事件即将发生。在宜昌，我们换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通”轮船，这轮船虽说十分简陋，由一只机器船牵带着一只拖驳船并行前进，但比我们当年出川时所乘的帆船说来，已经安稳而又迅速多了。就是这样一只简陋的“蜀通”轮船，也竟然要请外国人来管理。不仅技术人员是外国人，连船长也是外国人。这位外国船长摆着帝国主义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因为船上人多很挤，天气又热，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划子上去睡觉，而把划子系在那只载人的拖驳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轮船的服务人员并不等旅客全部登轮，只是由机器船上的洋人鸣笛一声，就立刻开船，并且用刀砍掉系绳，将划子上的旅客弃置不顾。这些旅客，刚从梦中惊醒，即见轮船开走，无不仓皇失措。而且轮船疾驶，风浪很大，几乎要把划子淹没。于是这些旅客便大声怒号，高呼求救。看见这种情景，我心中实在难以忍受，便用言语激励轮上旅众，一起到饭厅里开会。全船旅众对这件事情都很愤恨，因此便喧嚷起来，痛骂洋人不顾中国人的性命，太不讲理。那位洋船长在机器船上听到人们叫骂，非常生气，竟把他的手枪取出示威。但是人们毫不畏惧，由于更加愤怒，骂声反而更高。这时，船上的买办见众怒难犯，便将那洋船长劝回房里去，并把那些被弃的旅客接上船来。一会儿，只听得那买办对船长说道：“这帮人都是留学生，谁也惹他们不起。”呵！原来你们只怕留学生，我要你们看看中国老百姓的厉害。我于是继起向旅众演说团结救国的道理，一时人们的情绪又复高涨，纷纷议论不休，吓得那帮洋人和买办低头无语，再也不敢寻衅了。
我经过重庆的时候，见到了谢持、杨庶堪等同盟会会员。这时四川的铁路风潮已经闹得很大了，但重庆的革命党人却没有大举起事的图谋。他们只派了朱之洪为铁路股东代表，到成都去做些合法的斗争。朱到成都后也参与了成都革命党人的一些革命活动。我在重庆住了一日即继续赶路回家。路过永川时，我看见满街都挂着黄布，到处都扎起“皇位台”。台上供着光绪帝的牌位，两旁写着一副对联：一边是“铁路准归商办”，一边是“庶政公诸舆论”。这是从光绪帝的“上谕”中摘出来的两句话，用以作为争路的根据的。市场两头的口子上，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办“皇会”一样。这种情形，乍看起来觉得非常可笑，但仔细一想，确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方法。它既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又剥夺了统治阶级任何反对的借口，而且无论什么官员打从这里经过，都得下来步行，完全丧失了他们平日的威风。这种斗争方法虽是由立宪党人倡议的，但毫无疑问也是得到革命党人同意的。立宪党人取其温和而无犯上之嫌，而革命党人则利用它来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立宪党人用光绪帝的“上谕”来为自己服务，而革命党人又用立宪党人的方法来为革命服务，这段历史的发展是多么有趣啊！
在农历的“盂兰会”（七月十五）以前，我回到了家乡。一天，我往荣县城里去。走到南门外，看见一个人带着队伍，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等进城后走到跟前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龙鸣剑。他自从在成都用“水电报”发出起义的号召以后，马上赶回荣县，参加了王天杰等人发动的起义，组成了一支武装，现在正要率领这支起义队伍，前去攻打成都。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对我说道：“你回来就好了。同志会由蒲、罗等立宪党人领导，做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这样议定之后，他便和王天杰领着1000多人的起义军直赴成都去了。当出城门的时候，龙鸣剑异常激愤，他拔剑起誓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同行的军士们都很感动。
龙鸣剑、王天杰没有到达成都，在仁寿附近即和清军遭遇，发生战斗。随后他们又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东路同志军与清军转战于仁寿和成都附近一带，因装备悬殊，补充缺乏，在秦皇寺作战失利。于是龙鸣剑、王天杰乃分兵改道攻取嘉定。接着他们又进兵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以积劳成病，更兼作战不利，病况愈恶，后来竟在宜宾乡下含恨而死。龙鸣剑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一生，特别是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运用正确的策略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当时机成熟时，他又毫不迟疑地立即发动武装斗争。在辛亥这年最紧张的夏天，他冒着盛暑，往返于成都、荣县的途中达六七次，这种为革命事业而不辞劳瘁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正因为这样辛勤的工作，才损害了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生命。他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并对王天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虽死在异乡，但入葬的时候，群众自动前往送葬的竟达一万二三千人，可见他是多么受着群众的爱戴。像龙鸣剑这样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但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家”却不怎样提到他，这是极不公平的！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裁判者，既然群众是那样地拥护他，“历史家”纵然不肯秉笔直书，他最后也是不会被埋没的。
自龙鸣剑、王天杰率领起义军离开荣县以后，我便承担起后方的全部责任。就是龙鸣剑起程的那天，荣县城里的大地主张子和请客，我也被请去了。席上有人持大地主、大当铺老板郭慎之上县官一禀，说什么“三费局（征收局）被匪（暗指龙鸣剑、王天杰）劫去了800两银子，要张子和签署”。我一看即问张子和道：“龙鸣剑和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大家争铁路、争人格，他们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么能说他们是土匪？”被我这么一问，满座的士绅们都哑口无言。我于是继续说道：“同志军到前线去为我们打仗，我们在后方应该继起支援。我提议全县按租捐款，替他们筹军饷。”对于我的提议，他们心里虽然不赞成，但却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席散，我即召集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就这样为同志军解决了糈饷问题。有了经费以后，我更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并且还开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准备不断扩大队伍，支援前线。
当龙鸣剑病重离开部队以后，王天杰感到孤单，便率领部队回到荣县。清朝政府的荣县知县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杰等来找我商量办法。我提出应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大家都很赞成。这时，广安县的同盟会会员蒲洵因来与我联系工作，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考虑到本县人出来管理县政，容易惹起纠纷，于是便想请他来主持荣县民政。我征得他本人同意后，便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大家一致拥护。9月25日（八月初四），我和王天杰等在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我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蒲洵主持县政。大家都知道我是刚从东京同盟会总部回来的人，自己不图官职，却把蒲洵推了出来；而蒲洵也是同盟会会员，并且又是外县人，与各方面全无矛盾，因此都很满意。于是，在一致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的革命政权，从此，东路民军也有了一块根据地作依托了。
荣县起义，发动于8月初，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荣县宣布独立是9月25日，比武昌起义也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成为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前后，起义军还曾经占领过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辛亥革命胜利以后，蒲洵还在荣县做知事，他的政声很好，受到群众拥护，替当时的革命党人保持了荣誉。
我们虽然在荣县站住了脚，但小小一县的革命政权，是难以单独存在的，因此必须向外发展。我们首先去攻威远，马上就攻下了。再攻自流井，却遭到大队巡防营的抵抗，相持不下。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了。我们由于被敌人严密封锁，并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只是从各种风传中听说湖北革命党造反，有一个姓黎的当了都督。这又引出了我们的疑问：既是革命党人起义，就应该打出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怎么会钻出一个姓黎的人来呢？我们局限在一个地方斗争而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发展，真是苦闷极了。我们必须和外面取得联系！
当时的传闻倒也不是假的。传闻中所说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发动的武昌起义，那个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沸腾的铁路风潮和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4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会员分布在湘、鄂两省，同盟会成立后，他们纷纷加入，因此，后来日知会差不多成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萍浏醴起义时，日知会曾经图谋响应。1906年，日知会遭到破坏，刘静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等被捕入狱。1908年7月，革命党人在武昌拟组织军队同盟会未成。7月，杨王鹏等人发起在新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并刊行《商务报》，积极鼓吹革命。1910年，群治学社拟乘长沙的抢米风潮举行起义，引起了湖广总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为振武学社，表面上宣称讲求武学，暗地里从事革命活动，扩大革命组织。1911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而积极地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同时发行《大江报》，从事革命宣传。文学社的主要分子为蒋翊武、詹大悲、杨王鹏、刘复基、李六如等，社员至1911年7月，已有5000多人。当时湖北的新军共计不过16000人左右，而文学社员却占了这么大的数量，可见作为清朝反动政府支柱的新军，已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革命党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进会在两湖地区也拥有一定的力量，这时湖北的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峰等，正在共进会的名义下，积极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1911年夏，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后，极力策动共进会和文学社合作。经过多次协商，这两个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团体终于联合成功。8月，他们鉴于四川的铁路风潮已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感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准备大举起义。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
9月初，清朝反动政府被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吓坏了，连忙派端方从湖北调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湖广总督瑞澂知道新军中潜伏着大批革命党人，所以新军调走，他非常高兴。但革命党人却恐新军分散，于革命不利，因而急谋迅速举事。9月24日，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在中秋节（阳历10月6日）发动起义。此后，武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遍了中秋节杀鞑子的故事，风声越来越紧。这时，瑞澂才感到军队调走，防务空虚，恰好给革命党人造成了良好的机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困难，不仅从前的高兴化为乌有，而且吓得心神不安，坐卧不宁，竟自把行辕设在兵舰上，每天偷偷地到那里去睡觉。
由于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的起义日期被推迟了10天。谁知八月十八日（10月9日）的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时候，不慎失事，孙武头部受伤，机关遭到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均被搜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天午夜起义。这一命令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他许多机关，都又遭到破坏，起义的领导人员大批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走。这天晚上，瑞澂一方面残酷地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个人，一方面禁闭城门，封锁营门，根据所获名册到处搜索起义分子，弄得满城风雨，空气十分紧张。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与革命党人稍微接近的人，也都惴惴不安，大家都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斗争。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瑞澂根据名册继续大索革命党人，并扬言要把革命党人斩草除根。这样一来，武汉三镇完全陷入恐怖的气氛中。至此，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分子便决心起来反抗，以图死里求生。当晚7时，住在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其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正欲行动，被排长陶启胜发觉。陶命左右绑金，金大呼“同志动手”，全队士兵齐声响应。反动军官或被击毙，或闻风逃走。起义士兵40余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一直向楚望台军械局进攻。当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营左队士兵，也纷纷起来响应起义，于是军械局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武昌城各处革命党人听见枪声，也纷纷起义，并不断奔赴楚望台。经过大家计议，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澂。但因部队纷乱，缺乏指挥，进攻不克。这时，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起义的范围越来越大，熊秉坤感到指挥困难。恰好这时有一个士兵把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找到了。吴是在楚望台士兵响应起义时乘隙逃跑的。由于他平日在士兵中还有一些信仰，所以现在被大家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当即根据情况，提出作战方针，同时又申明纪律，重新发动对督署的进攻。瑞澂在猛烈的进攻下，破墙而出，逃上兵舰。其余清朝官员，也都在起义的枪声中逃得干干净净。至11日上午，武昌遂为起义军完全占领。
起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谁来负责领导呢？当时在起义军方面，从前的领导人员或则被捕，或则逃亡，正是群龙无首。他们在吴兆麟等人的建议下，把从前的新军协统黎元洪找出来做了都督，把从前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找出来做了民政总长。汤化龙是一个著名的立宪党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至于黎元洪，不但从前残杀过许多革命党人，就在起义那天晚上，他还手刃了一个送信的革命士兵，后来见起义势盛，才逃匿在他手下的一个幕友家里。当吴兆麟派人去请他的时候，他吓得浑身发抖。他见了吴兆鳞，不但不肯拥护起义，反而责问吴为什么造反。以后大家把他拥为都督，他还是不敢在安民布告上签字。后来别人强迫把他的辫子剪了，他还为那条奴隶的标志哭了一场。等到起义的第三天汉阳“光复”，第四天汉口“光复”，一直等到10月17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都宣告“中立”以后，黎元洪才宣布就任都督的职务。武昌起义的结果既然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人物出来当权，那么，它以后逐步走上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各省也纷纷响应，宣告独立。清朝政府200余年的反动统治，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但是，各省的情况也和武汉相差不多，革命的果实没有落在人民的手中，而是被一些军阀官僚和立宪党人篡夺去了。
端方自从9月初奉到清朝政府“入川查办”的命令以后，即率领大队鄂军，“浩浩荡荡”地杀往四川。但是，他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成都，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在端方的鄂军中，有很多的革命党人，他们一进入四川，便极力想和四川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鄂军后队中有一个名叫田智亮的革命党人，在万县遇着了四川的革命党人张颐。经过他们的密商，决定派人到资州一带联络前队士兵，发动起义，捕杀端方。端方刚入川的时候，虽然气势汹汹，但愈往前走，愈发感觉自己陷入了人民群众层层的包围之中；加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更吓破了他的肝胆；所以到了资州，他便踌躇起来，再也不敢贸然前进了。他虽然派了一支队伍，去援救在自流井被民军所困的巡防军，但也只走到内江和威远交界的界牌地方就停下了。这时，我们民军方面，对整个大局并不了解，只见久攻自流井不克，巡防军愈聚愈多，而端方又派兵前来，便感到形势十分严重，因此人心不免有些惊慌。同志们都要我赶快想办法。我于是和大家约定：由他们坚守阵地，我到外面去搬救兵。我说：“只要你们能坚决死守，一星期以后必有救兵来到。”我早先就从孙武那里知道新军中潜有许多革命党人，现在端方领兵来到，我相信孙武他们是一定会派人来找我的，所以我才敢这样大胆地说。同志们因我从来不说假话，对我很有信仰，所以听了我的话以后，情绪十分高涨，都愿意死守待援。我看见这种情况，也就比较放心了。十月初一（11月21日），我同吴庶咸二人偷偷地越过敌人防线，走到贡井一个同盟会员家里住了一夜。这位同志潜伏在敌人的警察署里工作，成天地盼望民军打来，他好率部响应。我们把他那里的工作部署好了之后，又连夜轻骑赶赴内江。内江的革命党人很多，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烈士喻云纪的家也在那里，极便于我们藏身和进行工作。我们于十月初三（11月23日）到达内江，住在喻烈士的家里。这时恰好有端方的队伍经过，我们很快就和其中的革命党人接上了头，决定由他们到资州杀掉端方，我们在内江发动起义。
十月初五（11月25日），端方的队伍果然在资州起义了。平日骄横不可一世的端方，这时竟在起义的士兵面前哀求免死，胡说什么他祖先原本汉人，隶入旗籍还不满四世……想以此骗取一条活命。但是，对于这个作恶多端的无耻家伙，起义的士兵们毫无怜惜地把他杀死了。士兵们公推革命党人陈镇藩为入川鄂军的统领，而陈也就马上派人到内江来与我联络。
十月初六（12月26日），内江的县知事听到了端方在资州被杀的消息，便立即逃走了。巡防军接着也逃跑一空。有人到喻云纪家来找革命党人。我们于是决定立刻行动，并且马上到了团练局。这时有些革命同志正在那里同团练局长谢仲辉谈判。谢说什么土匪来了他可派兵去打，同志军来了他可派人交涉，如果鄂军来到，治安问题他就无法负责了。我当即回答说：“治安问题完全可以保证，但你必须首先将团练局交出。”谢不肯答应，聚集在外面的群众便大声怒吼：“非交不可，一定要交！”谢不得已才允许交出。我们于是立即将团练局接收。接着，喻云纪的父亲和当地同志便去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一时前来参加的有好几千人，情绪空前热烈。当由我上台宣布革命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群众听说，欢呼万岁，声震屋瓦。当场通过成立内江军政府，并一致举我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当成千的群众把我们拥到县署去办公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丝毫不爽。
成都的革命党人，知道我曾经组织过共进会，而共进会与新军素有联系，因此，当端方的队伍逼近成都的时候，他们特派康宝忠和董修武两个人赶到我家，邀我到成都去策划起义。他们到我家扑了个空，又跟踪追到内江，正赶上内江起义成功。他们到县署一见我就说：“省城的同志都准备好了，专等你去，好发动起义，我们立刻一起动身吧！”我说：“这里今天才组织起来，不能马上离开，你们请先回去，告诉同志们努力奋斗，我一星期后就到。”就这样，他们便赶回成都去了。
陈镇藩派人和我们取得联系之后，于十月初七（11月27日）率军来到内江，我们特开大会表示欢迎。内江人民看见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军队和人民站在一起，情绪更为兴奋。起义军队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非常感动。在欢迎会后，我要陈镇藩把军队留在四川，共图大举。他说：“现在军心思归，而且武汉方面战争还很激烈，我要赶快率队回鄂，替革命效力，但求你们沿途替我疏通，我就万分感谢了。至于四川的事情，还望四川同志好自为之。”随后，他送了我们快枪40余支，我们也送了他1500两银子，并且告诉了他沿途联系的方法。就这样我们便匆匆地分别了。
我们在内江举行起义的时候，还不知道重庆已经在十月初二（11月22日）宣布独立。原来11月5日，夏之时就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率部起义。夏是四川合江人，曾经留学日本的东斌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他毕业回川后，在清军中担任排长，驻扎成都。当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看到革命的时机已到，便准备发动起义。是月，他奉命率领步兵一队驻守龙泉驿。他趁此时机，暗地向士兵们进行革命宣传，士兵们都很感动，愿意随着他参加革命。这时驻扎在龙泉驿的还有骑兵和辎重兵各一队，夏又派人去进行宣传，结果这两队的士兵也愿意和夏部一致行动。到了11月5日的晚上，夏之时集合三队的官兵200余人，在驻地附近的一座庙里宣布起义，当场将驻龙泉驿指挥的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处死。这天晚上，恰有新军教练官林畏生奉赵尔丰的命令，前去迎接端方，正好住宿龙泉驿。他听到庙内欢声大起，赶忙前去察看。有一个士兵认识他，马上举枪对他射击。夏之时立刻起来保护他，因此他虽然受伤，幸免于死，并且还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成功后，士兵们一致推举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当夜整装东行，直奔重庆。由于当时端方的部队驻扎在资州，所以他们绕道取小川北路线东下。他们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并不断地扩大了革命队伍。十月初一（11月21日）夏军到达重庆近郊。当夏军接近重庆的时候，重庆的革命党人就派人前去与他取得了联系。十月初二（11月22日），夏军在城内革命党人的协助下，胜利地开入了重庆城。由于夏军的到来，清朝反动政府在重庆的官吏见大势已去，除个别逃跑者外，其余的都被迫向革命党人投降。当天，重庆各界群众在朝天观举行大会，成立了蜀军政府，推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一再函电催我前往。这时我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全国纷纷响应，我把整个大局仔细考虑之后，觉得必须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才好进行工作。因此，我把内江的工作安顿就绪之后，便于十月十二日（12月2日）起程，连夜赶往重庆去了。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立即组织军队，准备西上讨伐成都。这时，在全国和全省革命潮流的袭击下，成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变。
自从端方在资州被杀，内江起义成功，进攻自流井的民军，因此也取得了胜利。于是，成都四周的民军，势力大振。这时被民军围困了几个月的赵尔丰，眼看救兵已经绝望，成都早晚要被打开，他便作这样的考虑：与其被革命党推翻，不如将政权交给立宪派，便于保存实力。就这样，11月27日，在立宪党人和赵尔丰的勾结下，成都扮演了一出“独立”的滑稽戏，成立了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由立宪派头子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新军统制朱庆澜担任副都督。至于赵尔丰，仍被委以办理边防的重任，实际上操纵着军政大权。对于这样的“独立”，人民当然不会满意。各地民军都以“索赵”为号召，继续向成都进攻。这时，赵尔丰已确知清朝中央政权尚未垮台，于是又阴谋复辟。12月8日，蒲殿俊到校场点兵，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发生哗变。蒲殿俊从此躲藏起来，连都督也不敢当了。四郊民军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慨，便相率入城，将赵尔丰围困在督署里面。赵尔丰的复辟阴谋终未得逞。经过这一场事变，成都军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和敷衍民军，不得不实行一番改组。于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前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当上了都督，与哥老会有联系的罗纶当上了副都督，同时还拉了几个革命党人来当部长，以资点缀。但是，人民对赵尔丰的仇恨，始终不能平息下来。立宪党人看到不杀赵尔丰，不足以平民愤，将会引起深刻的革命，因此，才不得不借赵尔丰的头来缓和群众情绪。12月22日，尹昌衡和立宪党人依靠着民军的力量，解决了督署的武装，捕杀了赵尔丰。立宪党人在捕杀赵尔丰之后，便马上回过头来对付民军。在他们软硬兼施的进攻下，缺乏正确思想领导的民军首领，有的被腐化收买，有的被残酷杀害。于是，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竟被瓦解，人民艰苦斗争的果实，竟被立宪党人窃夺去了。
从这一系列的事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是清朝反动统治在四川最顽固的代表者，他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清朝反动政府在四川所遭遇的危机，他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对清朝政府的忠心，以至最后和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同归于尽。以蒲殿俊、罗纶等为首的立宪党人，则代表着四川地主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他们也曾假借革命群众的力量，向清朝反动统治者做过一定程度的斗争，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群众真的革起命来，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对赵尔丰等清朝反动统治的代表者总是特别“宽大”，而对起义群众却格外的残忍无情。至于起义的民军，它基本上是由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的，其领导成员多半为会党首领，只有少数是革命党人，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优秀分子（如龙鸣剑等）大多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而剩下来的人后来却上了立宪党人的圈套，无形中成了替他们争夺江山的工具。但是，无论是争路运动和推翻清朝的功劳，都应该归之于这般下层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身上。赵尔丰是屠户，立宪党人大部分都是骗子，起义民军大部分都是好人，这并不是什么高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早已作出的历史定评。但是，周善培却不同意这种论断，为此，他特地写了一本《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把赵尔丰描写成实行禅让的尧舜，把立宪党人视为彬彬有礼之士，而把革命党人和起义群众则看作大逆不道的匪徒。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周善培的无耻妄说，有谁能相信呢？其实，周善培在这次运动中，担负了一个颇不光彩的角色，他曾经以提法使的地位参与了赵尔丰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切残暴行为和阴谋活动。当然，平心而论，他和赵尔丰还是有所不同的，他虽然坐在他的大帅（赵尔丰）的那只船上，但他一看风头不对，就把一只脚踏到立宪党人的那只船上去了。因此，他比他的大帅总算要开明些。不过若与他的采帅（王人文）比较起来，他就未免有些逊色了。因为他的这位采帅，曾经为庇护立宪党人而丢掉了官职，也就是说，当他看到清朝政府这只破船快要沉没的时候，就从船上跳了下来，而不像周善培那样犹豫不决地踏在两只船上。因此，周善培根本就没有资格写什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亲历过四川人民的争路斗争。他如果为人老实，肯把他们那帮人如何反对四川人民争路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倒一定会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内容。但他不肯如此，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争路的亲历写作争路的亲历，因此就不免要大闹笑话了。读者只要翻开他的书一看，满纸都是大帅、采帅之类的称呼，他的反动立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了。
当重庆蜀军政府正在组织军队准备讨伐成都的时候，它的内部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次军事行动，原定由夏之时以副都督的身份亲自领兵出征，而以总司令林畏生兼任北路支队长。林对此发生误会，以为摘掉了他的总司令职权，大为不满。本来林的参加革命就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什么觉悟，及至当了蜀军总司令，他自以为过去在新军中的地位比夏要高，因此，对夏常出不逊之言，态度非常傲慢。现在又误认夏在故意压抑他，一怒之下，即将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一切印信当众撕毁，并且破口大骂，持枪握拳，闯进军政府，声言要找夏之时拼命。而且林手下有一两个团长，更横行不法，纵容着士兵四处扰民。我到重庆的时候，正碰到这种情形，当时重庆到处街谈巷议，人心惶惶不安。而张培爵和夏之时对此却毫无办法。刚刚成立不久的蜀军政府，差不多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中。张培爵见我来到，非常高兴，连忙要我想个办法。我严正地说：“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
张培爵很同意我的意见。这时虽已深夜，但他仍立刻下令召集全体负责军政人员开会，不许携带武器，并令守卫妥为戒备。一会儿，人们到齐，会议开始。夏之时首先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请全体讨论解决。这时林畏生毫不在意地起来大声说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说完就坐下。过了许久，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发言。
我看见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起来革命，为什么对这样一员悍将就不敢斗争了呢？于是抑制着愤怒，从容地起来说道：“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们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们今天刚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我沉痛地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主张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议变为军事裁判。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时林畏生才不时地看我，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讲话，感到惊异。
接着夏之时说：“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议请最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孙中山先生亲密的朋友吴玉章同志作裁判长。”大家表示赞成。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由于我的提议才召开这次会议，现在要我来主持裁判，岂不是故意把杀人的事情推给我作吗？但接着又想：如果推辞，旁人也是一定不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于是，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且向大家说道：“第一，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犯罪人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执行。必须大家赞成这4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大家都说：“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于是，军事裁判就立即严肃地开始了。我详细地说明林畏生的犯罪行为违背了革命宗旨，危害了人民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军法处以死刑。问大家同不同意，大家表示赞成。于是又问林是否服罪，限他两分钟以内讲话。林却沉默着。又延长5分钟，他仍不讲话。经再三催促，他才说：“说我想推翻军政府，我没有这个心思。”
我说：“我不能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思。但判断犯罪以客观行动为标准，你的行动是危害军政府的。”
他再也没有讲话了。于是我就请夏之时执行判决。夏却犹豫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应该特设什么什么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裁判既是特设的，执行也应该特设。因为他说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为是“特赦”。于是他们又反过来为林畏生辩护，说林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人，应该从宽处理，赦免他。
我坚决反对，认为大家刚才约定的条件，不应该马上就自己推翻。辩论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有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愤慨地说：“像你们这样懦弱畏缩，我就拿炸弹来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纷纷反对他。我说：“不必性急，我试问林畏生这样蛮不讲理的人，谁能保他以后再不作乱事呢？”
这时有一位姓舒的团长起来说：“我保他，我们四团人保他。”
他话犹未了，卫队中几个士兵就齐声说：“就是这个家伙最坏！”因为士兵们说话时过于激动，挤得刀枪碰击作响，那位舒团长恐怕有人打他，急忙把头低下去躲藏，猛地一下碰到桌子角上，流出血来。大家以为士兵开了枪，都赶快逃避。石青阳尤为可笑，竟把茶几顶在头上，跑了出去。这时会场上就只剩下我和张培爵、夏之时、林畏生4个人。林也和张、夏两个人一同劝士兵们归于安静。卫兵说：“就是那舒团长劝林司令做坏事。”我说：“现在暂把舒团长扣下，另案办理。今晚还是要把这个案子结束。”
接着又把大家都请了回来。好在军政府戒备很严，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大家坐定后，我看林畏生并未趁这次扰乱逃走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表现，也就有从轻处罚的意思了。因此我就和大家商量：“有人说要特赦他，但是谁能替他保证呢？”谢持、朱之洪说他们愿意担保。最后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这件事情充分地表现了当时蜀军政府的软弱无力，也表现了当时这些革命党人的畏缩、妥协。然而，经过了这一次严重的斗争，蜀军政府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巩固，更重要的是重庆人民都高兴为他们除去了一个祸害。
这时已是1911年的12月了，南京已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也已经从国外回来，首途前往南京。因此，我也准备到南京去。于是，重庆蜀军政府就让我和杨庶堪作为代表到南京去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非常惊慌，连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两镇前往扑灭。但北洋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爪牙，荫昌指挥不动。当时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有力人物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人才”，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国反动势力的灭亡。清朝政府不得已，只好再度起用袁世凯。袁自从1908年被清朝政府解除职务以后，即在彰德“养病”，而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他自己所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队。现在，革命兴起，清朝垂危，正是他玩弄权术的绝好机会。清朝政府发表他作湖广总督，他故意坚辞不就。一直等到清朝政府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赋予了他以全部权力，并且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后，他才出来组织力量，对革命展开进攻。
有一个名叫朱芾煌的川籍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以后，估计到袁世凯一定会得势，便跑到袁世凯那里去进行投机。他去到彰德，看见袁世凯布衣草帽，成天在那里钓鱼，装作不问国事的样子。朱于是劝袁趁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取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那么革命方面一定会推袁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为袁在革命方面进行疏通。袁听了以后，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表示，暗地里却非常喜欢。因此，他把朱芾煌留作策士，待以上宾之礼。不过，袁从清朝政府那里取得大权以后，并不是去投效革命，而是要革命投效他，由他来作中国的独裁者。在袁世凯还未北上组阁之前，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已经把汪精卫、黄复生等革命党人释放出来了。汪出狱以后，便和北方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李石曾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京津同盟会。在京津同盟会里面，虽然也有不少真诚的革命分子（如彭家珍等），但它的主要成员如汪精卫、李石曾等，则专门为袁世凯捧场。他们和中外许多反动分子一样，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当时中国的时局。汪精卫为了巴结袁世凯，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为兄弟。
袁世凯既从反革命方面取得了权力，又与革命方面的不肖分子有了勾结，他就可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操纵自如，而对革命也既可以打又可以拉了。袁世凯奉命组阁以后，看到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便决定对革命实行进攻。他一方面用计刺杀了准备在石家庄起义的革命党人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使反革命的中心直隶和北京得到巩固；另一方面集中兵力，从革命军手中夺去了汉口和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使武昌的军政府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并没有乘虚渡江进击武昌，因为他需要养敌自重。他于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对革命方面展开了和平攻势。于是，12月中旬，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下，民军代表伍廷芳与清朝政府（实际上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达成了临时性的停战协定。自此以后，双方就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战事。
本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各省的新军和会党纷纷发动起义。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就已经有15个省宣布独立。若把边远地区除外，这时清朝反动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已经很少。就是这些地区，也在酝酿着革命。甚至它肘腋之下的直隶省，也曾经爆发过起义。而且，广大农民还掀起了反封建的斗争。例如江苏、广东和湖南等省，即有很多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惩办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压迫。其他各省也都发生过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至于四川的农民斗争，其规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近代史上再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为了保卫武昌起义，起义各省特别是湖北人民曾经作了英勇的斗争。无数工人、农民乃至一些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起义军队，并且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当民军和清军作战的时候，广大人民更是极力支援民军，打击清军。这说明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这样高涨的革命斗争，却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来领导。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而立宪党人这时却很活跃。他们摇身一变，钻入革命阵营，并把革命的领导权窃取而去。昨天还在拥护君主，今天忽然“赞成共和”，许多立宪党人就这样成了“开国元勋”。由于他们的混迹革命，革命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更为增加了。因此，武昌起义后，各省虽然纷纷响应，但好久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当时，武汉和上海之间为了建立中央政权就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后来，上海方面让步了，起义各省代表才由上海转赴汉口开会。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汉口、汉阳。于是这批代表就跑到汉口的外国租界里去开会。他们不敢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打退袁世凯的进攻；如何推进革命，争取全国的胜利；却在那里咬文嚼字地讨论什么临时政府组织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猎取官位的上面。更可怪的是，他们竟在袁世凯的炮火下通过了一个“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初起的时候，就早已作好妥协投降的准备了。
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5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做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因此，它极力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没有实现的条件的。而且，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就处在风雨飘摇中。孙中山先生当选后，根据事前的规定，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和议成功，即当避席。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1912年初，我到达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当我们还在途中的时候，重庆蜀军政府即已和成都大汉军政府达成协议：由双方共同派遣黄复生、李肇甫、熊成章3人为四川省的参议员。因此我们到南京后，即没有再做蜀军政府代表的必要了。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看见我没有做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对我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选一个吧！”我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但随后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张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我马上退了回去；接着，他们又换来了参事的委任状，我还是给退回去了。后来，孙中山先生要我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对我说：“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我于是接受了他的邀请。这时，原来在总统府秘书处负责总务工作的李肇甫已经当参议员去了，我于是接替了他的工作。当时南北和议已成定局。很明显，和议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此，开始很红的秘书处，现在变成了冷门。从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现在却谁也不愿来这里工作了。甚至秘书处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干脆到袁世凯那里去找官做。有个叫程明超的，他本来是个旧官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秘书处弄到了一个高位，这时即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来办事了。还有一个叫秦毓鎏的，他偷着为自己填写了一张委任状，准备回到他的家乡无锡去做县知事，一时传为笑谈。从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
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由于缺乏领导，并没有深入地开展下去。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除了退却和妥协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孙中山先生刚回国的时候，颇不以和议为然。大家推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也很失望。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曾经和英国政府谈定一笔小小的借款；现在总统既然是临时的，这笔借款当然也就无效了。因此，他对当时的和议条件很不满意。但是，当时各方面的“舆论”（当然只是上层阶级的舆论）几乎没有不赞成和议的。而一切帝国主义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视为它们的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支持袁世凯绞杀革命的主谋者。英帝国主义虽然也和孙中山先生拉点关系，但这就更显得奸诈。正因为中外反动派勾结成功，一致压迫要讲和，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对和议的主张，遭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绝大多数有力人物的非难。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孙中山先生后来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议继续进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和议成功后，保证举他为大总统；但必须以清帝退位和他赞助共和为条件。于是袁世凯开始逼宫，企图强迫清帝退位。但却遭到满洲贵族中的顽固分子宗社党人良弼等的坚决反抗。这时，京津同盟会中的川籍会员彭家珍，认为杀了良弼，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决定拼死以除良弼。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英勇牺牲，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了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呢？彭家珍为了刺杀良弼，曾经用尽心机。他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特地装扮成一个威武的军官，穿着整齐的军服，挂着明亮的军刀，于1月26日，装着良弼的一个好友前去谒见。但那天良弼刚好不在。当晚他又去，良弼又不在。当他刚往回走的时候，在不远的途中恰好良弼回来了。在路上一来一去的两辆马车相遇，彭就高声叫“赉臣（良弼的字）……”，良弼未应，彭即调转马车，跟着良弼的马车追去。到了良弼的公馆，良弼一下车就走近门前，彭也急下车，趁良弼升阶正要入门之时，急投一弹，彭在阶下当即被炸死，而良弼也负重伤，于两天以后就死了。宗社党人因此吓破了胆，同时又看到大势已去，便不敢再坚持帝制了。清朝皇室终于接受了退位的条件。袁世凯的逼宫竟因彭家珍的刺杀良弼而获成功。我们从当时和议双方达成的优待清朝皇族的条件，可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软弱！
清帝退位之后，和议很快成功。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另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从2月初开始，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了一部中国宪政史上著名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对于这个临时约法并不怎么理会，因为他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是可以随时撕毁的。他特别注意的是迁都北京的问题。2月13日，袁世凯在给南京的电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2月14日，南京参议院开会的时候，竟然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但14日开会的时候，革命党人李肇甫却到台上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参议员中原来就有不少人对袁的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辞令，他这么一说，赞成迁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数。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15日晨，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12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14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但是，袁世凯并不根据参议院的决议办事，他表面上不坚持迁都，却故意地提出去就问题来要挟。于是孙中山先生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于2月末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在破格欢迎的伪装下，暗地发动兵变，把蔡元培等人吓了一跳，使得这几个迎袁专使也觉得对袁的是否南下“尽可迁就”了。至此，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不少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内心非常痛苦。当时在南京的川籍党人很多，经大家商议，决定召开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对先烈们表示崇敬和悼念，同时借此排遣自己的悲伤。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到了。章太炎则送来一副挽联，写道：“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大家看了，不但很觉扫兴，而且感到愤慨。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追悼会开完以后，我们又为死难烈士请求追赠。根据我们的建议，孙中山先生以总统的名义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其他各省也有继起仿效的。死者已经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秘书处的人，决计不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邓家彦因对和议非常不满，一定要出去办个报纸，反对袁世凯。又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做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当时，我也获得官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没有立刻出洋。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先生的解职和袁世凯的登台而结束，实际上是失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对此并无认识，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还存在着幻想。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并百般地曲意相从，终于使孙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孙中山先生从袁那里出来就对人说：“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国铁路总办的任命，想在中国经营20万里的铁路，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美梦。为了这个目的，他随后还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梦想便被现实粉碎了。
南北和议成功之后，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袁世凯要任命我做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赶快来告诉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计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问他。他说：“总统正要找你，请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并要给我们宣慰使的名义。”我说：“四川是我们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有约，此后绝不任什么官职。”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卫等专使人员在从北京回南京的轮船上曾有“六不会”的组织，以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相标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两条，称为“八不主义”。我虽然没有加入“六不会”，并且知道他们是唱高调骗人的，但我却认为一个人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总是问心有愧的，且将失信于人，为人所弃。就是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坚决地拒绝袁世凯给我任何的官职。袁不得已，后来才同意不给我任何名义，只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四川的统一。我当时并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资望不够，不足以替他完成统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为他服务。我只觉得促成四川统一，避免人民涂炭，为桑梓父老做点事情，是一种不可推辞的义务，因此便答应了。袁给了朱一笔钱，朱问我怎么开销，我说：“我们每人一个月60元就够了，同行的人，还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说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样，既没有争着做官，又没有争着要钱。我本来对朱的投靠袁氏，内心不取，现在见他这样，又觉得他之投袁，原是去争取袁氏赞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谅。其实，我那时对朱的本质还是没有认识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并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机分子。他投到袁的门下，知道袁也不过是利用他与革命党拉拉关系而已，因此对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机会讨了一个夔关监督来当，弄了一笔钱，然后便由官而绅，到北京城里买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许多房子，做起房东来了。
1912年的夏天，我和朱芾煌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双方已经妥协了。成渝的妥协也像南北的和议一样，是重庆投降了成都，革命势力投降了反动势力。其时杨维任军事巡警总监。杨是成都起义被捕的六君子之一，我觉得他似乎尚有可为，便推动朱芾煌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电袁世凯建议，任命他为成都卫戍司令。袁当即下令委任，并升杨为中将。袁之出此一着，原不过想借以笼络革命党人。但这事却立即引起反动分子的不安。他们马上向袁的亲信四川人曾彝进、顾鳌等进行活动，要袁收回成命。袁虽然没有明白地收回成命，但因他不再支持，杨维终于无法就职。而且，袁见我的心事仍在革命，便急电我们回北京。这时，我正抽空回荣县家里。接到袁的急电后，我又匆匆地离开故乡，和朱芾煌一起赶回北京。
在四川的时候，我顺便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动员了一批青年到法国去留学。例如何鲁等人就是这次出国的。留法俭学会是由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分子倡办的，这批无政府主义分子这时已堕落为袁世凯的帮凶，是完全反动的；但留法俭学会却送了一些人到法国去学科学，对社会多少总算有点益处。当然，李石曾之流搞这个俭学会的目的，并不存什么好意，纯粹是为了盗取“教育家”的虚名。这个留法俭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更发展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会，送了更多的人到法国去留学。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和党的先烈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同志，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经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有个叫唐群英的女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经做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的纲领而要打他，以致闹了一场风波。
1912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说，俨然像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见。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诚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什么人都知道他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凯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说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员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谁都知道，赵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无疑问，指使赵的就是袁世凯自己。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不经参议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5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贵所率李纯等部进攻江西，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汤芗铭率领海军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6月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3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7月间，他又发布“讨伐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
孙中山先生于3月自日本回国的时候，恰好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事件发生了。他回到上海，非常气愤，决计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时，我为了反袁，也到了上海。当善后借款成立，风传袁世凯要撤销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督之际，我即向孙中山先生建议，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并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以此先发制人。孙中山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但黄兴不赞成。黄兴说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反袁的军事准备。其实，这时国民党反袁，正如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都明白，还有什么秘密呢？结果袁世凯抢先宣布了免除国民党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接着，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苏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讨袁。程德全是个首鼠两端的家伙，他于宣布独立后即托故离开南京，潜赴上海。我赶到南京去参加起事，见程不在，便责问黄兴。黄兴说他自己要走，谁也无法。我于是又赶去追程。而程到上海后即通电要黄兴取消独立，真是可恨极了！由于事前既不坚决，临事又不协调，这次所谓赣宁之役，很快就归于失败。接着，安徽、广东和四川的反袁斗争也失败了。但是，我对这些失败并不灰心，仍在上海继续奔走，企图挽救革命。当时我想如果能炸毁曾经归向革命后来又被郑汝成收买过去的肇和军舰，或者把它抢过来，上海就可能支持一个时期，革命也许能以上海为基点，重新发动起来。于是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拿出2万元由我去布置这件事，虽然张静江反对，但孙中山先生同意了。我在法租界组织了一批人，准备好了炸弹、炸药和小船。一切就绪后，在一个晚上，我便带着这队人乘汽车出发，结果因过法租界时被阻，不得不返回，最后一次希望又落空了。至此，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于瞬息之间即告烟消云散。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就已经放弃了革命纲领，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因此，它发动的反袁斗争，再不像同盟会时代那样能够激起群众的热情了。
四川的反袁斗争发动得比赣宁为晚，但失败得一样的快。8月初，熊克武、杨庶堪于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响应；王天杰在荣县响应；其他川东、川北、川西也有响应的；但不出9月，全部失败了。这次反袁失败，四川的国民党人牺牲很大。王天杰于四川永川被俘牺牲；张百祥逃至上海后被捕，解到北京被杀。
袁世凯认为四川的反袁斗争是我策动的，因而对我下令通缉。我在国内待不住了，只好再度出国。好在公费留学的资格早已取得，北京教育部又有朋友为我办理一切手续，因此我便于1913年末起程赴法国留学去了。
在此之前，大约是6月间的光景，我的一位朋友任鸿年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杀。他是同盟会员，曾在蜀军中任书记，后因意见不合离去，这时看见袁世凯祸国殃民，与清朝政府无异，觉得过去的革命落空了，因而愤不欲生。接着袁世凯对我下令通缉，那时我的二哥已经双目失明，而又贫病交加，他在成都一听到消息，觉得国家和家庭的前途都无希望了，竟悬梁自缢而死！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我却是一向反对自杀的，我认为自杀最不值得，既然敢于牺牲，何不去和敌人斗争呢？而且，我对于祖国的前途总是抱着无限的希望。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既有着几千年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又有着数万万勤劳而勇敢的同胞，她一定会冲破重重的黑暗而走上光辉灿烂的前程。但是，对于国家的危难、同志的牺牲和兄友的自杀，我毕竟也不能无动于衷。当我踏上出国的征途以后，有时一个人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波涛汹涌，我胸中的热血，也不禁翻腾起来。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从沉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呀！
说也凑巧，我这次出国，偏偏坐的是日本轮船，又在船上碰上过1914年的元旦，而且这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依然没有中国的国旗！我气愤极了，立刻鼓动全船的中国同胞起来向船长斗争。但是，除了让船长道歉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记得10年以前，也是在庆祝元旦的时候，我们在成城学校，为了争挂国旗曾经闹过一场斗争。谁知10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仍然毫无地位呢？我们10年来辛勤地从事革命工作，结果竟然如此！难道我们的道路错了吗？还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呢？我必须研究明白。我迫切地追求着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后来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了光明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革命即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我自己也跟着毛泽东同志走到胜利，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吴玉章：时为四川荣县独立主要领导人，后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第六、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延安大学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