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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前后，我在浮山第二高级小学校任教，校长是共产党员张天民。教职员工十多人，学生三个班共150名。前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行署主任牛佩宗的爱人齐荣，亦在我校任教，其子刘琳（因战争局势的需要，其姓氏由牛改为刘）跟随母亲齐荣就学。
那时日伪军盘踞在浮山城及城东、南、北各个方向的制高点，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经常袭击和扫荡我解放区，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无丑不为，真可谓华夏之大敌。群起抗敌，乃理所当然。我们抗日学校由共产党领导，在浮山城东北50里远的前后窜天沟驻扎着，坚壁清野，做好反扫荡工作，并不断转移。当时办学条件极差，教室借用群众的窑洞，师生自垒讲台桌凳，教材由教师自找自编或借用以前的教科书。夏天，我们利用野外树荫席地上课，寒冬上山打柴用以取暖，坚持教学。一般情况下，都能保证按期完成教学任务。如遇非常情况，师生昼夜轮流站岗放哨，监视敌人行动。情况紧急时，我们师生给游击队运粮秣、送弹药，支援他们打日本鬼子；情况好转后，我们再将所误课程及时补上。
1943年是一个大灾荒年，蝗虫肆虐，再加上日伪对我们的封锁和围困，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当时党和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生产自救。我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女生纺线织布，做军鞋，编袜子；男生开荒种地，拾羊粪，打柴草，所有教职工都学会了纺线，编袜子、手套等活路，师生自己扛粮推磨、烧火做饭，将南泥湾精神发扬光大。在那种困难时期，我们教职工的薪水非常微博，每月仅几十斤小米，但我们以搞好教学为重任，不计较什么名利待遇。当时有人风趣地将我们的主食和蔬菜概括为“二黄一红”——玉米面、小米和辣椒，而教职员及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成为“一清二白”、廉洁奉公的“廉士”了。比如教师齐荣及其子刘琳在困难时期节俭成习惯，一年多时间里，母子二人结存伙食工薪粮食200多斤。当她调离工作返回太岳行署（在阳城）时，全部上缴国库。
在抗日战争中，最使人痛心的是学校被日伪军偷袭。在1944年秋末冬初之际，汉奸李成玉为了在驻浮山城的日本鬼子面前“献媚立功”，夜间做向导，带领日伪军四五百人偷袭浮山抗日县政府和我们学校。那时我们学校在浮北的前后河口村驻扎，夜间师生分散在村外野地窑洞居住。因为警惕性不高，这次被日伪军抓走学生30名。当日伪军仓皇回到浮山城时，我浮山县抗日游击队对日伪军的侧面进行伏击，被捕的学生多被我军营救和设法逃生。但是还是有七个学生，包括我的侄儿张载经，被日伪掠走，最终，五人死在太原，党治华、张安豫虎口余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奸李成玉得到应得的处罚，真是大快人心。
日伪偷袭后的学校，一时陷于冷清状态，有的家长不让孩子继续学习。前太岳行署教育处秘书冯毅同志，协同浮山教育科的同志及学校教育职员，分头下乡到户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学生到校复课。没有多长时间，学校秩序就恢复正常了。
我和爸爸共同生活仅仅六年，而且是人生的头六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爸爸的印象却越来越清晰，而不是被似水流年所冲淡。啊，临别的一幕，像镌刻在脑膜的刀痕，即使一朝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敢说，这个记忆仍一直活到大脑死亡。
1941年吧，树叶刚泛绿光。广西省资源县一幢普普通通的楼房里，刚刚出世的弟弟酣睡在凉席上，爸爸在妈妈的协助下收拾行装。天亮后，爸爸就要随军去很远很远一个叫什么国的地方去了。对于时间只有白天、黑夜观念的我，突然想起爸爸不再送我上学（那时，我是一年级小学生，天天都是爸爸接送；勤务兵留在家里照料产后的妈妈），便蹭到箱笼前，仰望着爸爸：
“阿爷，你几时转来（回家）？”
“打净日本鬼就转来，阿毛乖，听阿姆的话，嗬。”
“唔，要100年吧？”
爸爸瞪了我一眼，妈妈差点没有打我耳光，用手紧紧捂住了我的嘴……
啊！爸爸，我的谶语竟不幸言中，多少年过去了，您还没有转来！童言有忌，童言忌讳吗？要不然，您最迟在1945年9月3日就回来了；要不然，您对祖国大动脉——铁道事业会有所建树；要不然，我怎会住进江西省赣县的中华儿童新村；要不然，妈妈怎会忍痛托孤，把弟弟过继给长兄。
爸爸，您是村里唯一的国际主义战士，您是目不识丁的农妇（奶奶）唯一的儿子，您是退休教师（妈妈）唯一的丈夫。爸爸，您是我们唯一的父亲。
我们都不能没有您，竟没有了您。
注：
先父丘颜，广东省梅县人，唐山南洋大学铁路机械工程系1925年毕业生，浙赣铁路工程师，投笔从戎，未几，于1941年底随国民党陆军第五军远征缅甸，1942年捐躯抗日沙场，原陆军第五军工厂管理处上校。
1938年，日本侵华军队侵占武汉以后，企图一举攻破长沙。由于中国军队调集大批人马坚守湘北，封锁湘江，两年之内日寇未能得逞。
但是到了1941年，日军又大举进犯洞庭湖周边各县抢劫粮食，由第一九七师坚守的湘阳青山防地被日军四面包围，加上敌机空袭助战，结果援军断绝、寡不敌众，一九七师炮兵全营官兵400余人均战死沙场，膏血成河，惨不忍睹。
村人收其遗骨，合葬一壕，嗣后一九七师八部和湘阳沅江各界人士为了表示崇敬和悼念，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墓，在这墓前竖以碑文挽联，其联云：马革裹尸骸，抗战史中功不朽；安眠安吉壤，洞庭湖绕水长流。
其时，我供职于益阳旧政府教育科，因出差道经青山，曾瞻其墓，触景伤情，赋诗两首，以表留念，不敢言讨敌，仅抒悲恸：
石碑高耸傲寒风，
恨泪分明在眼中；
怒王转达甘卖国，
堪容倭寇敢称雄。
伤心残骨埋土地，
回首兵戈染泪痕；
党领人民齐奋战，
中华从此展东风。
倚碑挥泪忆典止，
青冢长叹对夕阳。
四百无辜遭杀戮，
多年血债感凄凉。
波涛滚滚翻仇恨，
魂梦悠悠绕故乡。
记忆九泉应快慰，
红旗祖国心飘扬。
1944年6月，我在长沙市政府教育科任职，因湘北告急、长沙吃紧，市政府准备疏散至湘西。我因母病日笃，请假回湘西省亲，稍事羁留。有一天恰遇农历端午节，常年大河支河龙舟竞渡，悼念屈原，而那天寂寂无声，等我走到潭市镇小河堤上（即今湘阴岭北区茶湖潭乡），望见湘江支河上，军人尸体浮于河上，随水逐流，络绎不绝，其数不可胜计。
据说我军二〇〇师驻防岳麓山，日军疯狂进犯长沙，我军与之决一死战，因敌机助战，兵源断绝，导致全师覆灭。敌我两军死亡惨重，尤以我军伤亡居多，有如排山倒海之势，壮烈牺牲在岳麓山下，因当时正值汛期，洪水上涨，其遗体被洪水冲出大河，由长沙湘江下游流入湘江支河，绵延百十里，河水急流，浮在河里的死尸数以万计，穿着黄色军服，戴着黄色军帽，脚裹着黄色绑腿，大多数是我们的军人，间有少数日本军人，还有马匹尸体漂浮，收不胜收，殓不胜殓，任其漂流，皆葬于浩浩荡荡江河鱼腹之中。哎！惨绝人寰，见者无不伤心流泪，为国捐躯、为民族殒命的阵亡将士生荣死哀，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要为死者复仇雪耻。至1945年8月10日，造成战争灾祸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穷途末路，受到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力量正义的打击，无条件地向中国投降。
收复了失土，光复了华夏，其时我被调到湘阳县政府秘书室工作，县府迁驻河西锡安乡。那晚正在南大膳草坪观剧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多数人将信将疑，我即席赋诗志喜：
惊破霓裳曲未终，
满城狂舞醉如倾；
八年抗战惊喜梦，
万里云开见日明。
疑信参半传捷报，
欢喜交织计归程；
从此光复族苏日，
将泛轻舟下洞庭。
我遂于次日乘舟随县府迁回湘阳县城八甲，借左文襄公洞府为战时县政府办公室，承办受降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展开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掀起了抗日救亡怒潮。
和当时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我离开家乡、离开济南正在执教的学校，投笔从戎，参加到直接抗战的行列中去。在国民党陆军机械化学校接受了战车、汽车工程技术训练。毕业后，随着战局的演变，几经辗转，于1941年到贵阳，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运务处任副工程师。5月，受运务处委派任云南保山汽车修理所所长兼汽车队中队长。当时越南已被日军占领，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即成为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资委会运务处在保山除修理所外还设有转运站及电台、仓库等。我们的任务是将钨砂、锡、锑等出口矿产品运到缅甸，再将各种抗战急需的物资运回国内。保山是这条“战争命脉”上的一个重要货物转运站和汽车修理站。
滇缅公路穿越崇山峻岭，弯急坡陡，又系抢修的工程，公路标准低，路面很差，加之车辆拥挤，所以事故频繁。而惠通桥和功果桥之间的保山一段，是滇缅路上最危险的地段，条件险恶，几乎每天都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修理所员工30余人，经常日夜工作。尤其救急车队，更是紧张，不分昼夜，随时都要准备出动，而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鼓舞下，每个人都顽强工作，无人叫苦无人叫累，努力保证运输照常进行。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3月，日军攻陷仰光；4月，日军攻占腊戌；5月，云南腾冲失陷，物资进出口路线被切断。中国方面集中力量开始抢运积压在畹町的大批物资，同时，中国驻缅外交使团和各机构陆续撤退，公路上汽车首尾相衔，非常拥挤。
6月6日，适逢保山城关集市，四乡农民来做买卖，十分热闹。约上午10时，突然有敌机10余架飞临保山上空，向挤满汽车和赶集人群的公路俯冲下来，疯狂投弹。地面上的人们毫无准备，来不及疏散隐蔽，当即有许多满载汽油的汽车爆炸起火，公路上和城中顿成一片火海。当时我正在修理所院内，听到飞机声，出门外观看。闻爆炸声后，立即卧倒地上。炸弹纷纷爆炸，有一颗炸弹落在我附近，弹片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打在身后的墙上。抗战期间，我曾在大西南各地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唯这次景况最为惨烈，真是生死只在毫发之间。
轰炸持续了约20分钟，爆炸声停后，我立即到街上查看本所员工有无伤亡。在城内转了一圈，看到的景象真是惨绝人寰。
大街上，尸横遍野，集市一带更是尸体枕藉。街道两旁的树上，挂着人的肢体、内脏，惨象令人不忍目睹。城内有一座石砌贞节牌坊被炸倒，十余人被压在乱石堆下。有人尚在呻吟；有一妇女怀抱婴儿，孩子嘴含奶头，母子均已死去；在一部被烧毁的汽车旁边，有一人全身衣服都被烧光，只剩下一双皮鞋尚在脚上，一身赤红，尚在爬动，哀求救命，见者无不泪下。我赶快跑到保山县医院求援，谁知等待抢救的重伤者已排到医院门外数十米，医护人员为数不多，已无能为力了。
这次轰炸，估计死伤在千人以上，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对一个不设防的县城及和平集市如此狂轰滥炸，充分证明日本侵略军是嗜杀成性的豺狼。轰炸过后，修理所撤至下关。休整数日后，我们组织了一批精干人员返回保山，抢修公路沿途失事的车辆。车辆距保山十余里，即闻到尸臭扑鼻。及至县城，只见昔日繁华的保山已成一座死城，空无一人，随处可见未来得及埋葬的尸体。幸而我们备下许多大蒜食用，才无人染上瘟疫。
1940年7月，放暑假了，我和我们村的几位同学背着书包、铺盖卷，出了县城往回走。刚过十里铺，天空一阵轰隆声，日寇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迎面冲来，我们立即就地卧倒。强盗是不放过任何可以袭击的目标的，“嗒嗒嗒……嗒嗒嗒……”几排子弹打得马路上的尘土飞扬，树叶纷落。就在离我们十来丈远的水渠旁，一位犁地的老大爷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里。家属们的号啕声，刺人肺腑！
我们进了东沟，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擦着眼泪慷慨陈词：“念个屁书！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能活下去吗……”停了一会儿，他放低了声音悄悄对我说：“阿侗，你哥牺牲了，你知道吗？”
“什么！我哥在很远很远的神木、府谷干事，怎么会牺牲呢？你怎么会知道？别胡说！”可这位同学又亲切地拉住我的手，一本正经地说：“就算没这回事吧，回去后可不准乱说，你家的人知道了可不得了。”他这么一说，倒真使我害怕了，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抹干眼泪进得家门的。可是到家后，一切照常，嫂嫂欢欢喜喜地给我做饭；侄儿照例和我抬水、玩耍。因此我想，那位同学一定是和我开玩笑。从此我也就毫不在意，不闻不问了。我相信哥哥没有死，小侄女不是正在学着叫爸爸吗？
其实，我哥师纲阵亡的消息，在乡里已经家喻户晓，只是我们家被蒙在鼓里。能蒙得住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过了一两年，有些好心的叔伯们背地里劝我父亲给师纲设个灵堂，堆个墓冢，让亡魂有个安身之地。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并自我宽慰地说：“而今日寇残暴，国难当头，吃粮当兵的天南海北，身不由己。谁知道师纲的部队开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也该留下尸首啊。再等几年吧，传说总会有假的哩。”话虽这样说，但终究几年没见师纲的书信了，凶多吉少。因此，父亲经常在夜里独步村野沟畔，望着明月撒闷气，擦眼泪。白天，为了不惊扰家里人，他照常操劳，不露声色。可他哪里知道，往往就在他出门散心的时候，我嫂子在炕头上守着甜睡的儿子，搂着不懂事的女儿，对灯抽泣。她不敢放声哭，老父老母知道了怎么得了。难道我母亲就不知道吗？她哭干了眼泪，在老伴和儿媳面前还得赔些笑脸。
我们家就这样，你哭你的，我哭我的，你瞒我，我哄你，在看不见的悲痛中熬日子，在渺茫的希望里寻音讯。虽然谁也不再提及师纲这个名字，好像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个人，但谁又能忘记得了呢？说不定在老天睁眼的时候，他会突然回来的。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父老母盼儿心切，积悲成疾。
苍天果然睁了眼，光景渐渐好起来，可他们却先后闭上眼睛告别人世，到西天找寻大儿子去了。
30年过去了。我嫂子虽然已鬓发皆白，且体弱多病，但仍是勤奋耕织，经营光景。为了得到上天的恩赐，还回她的丈夫，她忌口行善，不动荤腥。
40年过去了。我那可怜的嫂子怀着一腔悲愤和屈冤，到九泉之下和丈夫团圆去了。
45年过去了。我在民革先后认识了师纲哥的老上司、老同事，他们较详细地给我述说了师纲牺牲时的情况，并帮我在陕西省政协文史室找到一本打印的《第二十二军史》（是从省档案馆抄来的），其中有李师纲等人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的一段记载。现将原文照抄如下。
民国29年5月25日，伊东我军攻柴磴。柴磴，敌重要基地也，盘踞已两年，防垒坚固，障以重重铁丝网，其主力为敌军一部及蒙伪军第九师全师。我前锋指挥官为五一六团第三营营长李师纲。指挥自西、北、南三面猛扑。敌初负隅顽抗，相持至翌晨，我愈逼而敌已势危，乃由包头增派大批敌伪军，配飞机、装甲车等联合攻我。
李营长为虑敌援续至，事且败，乃亲率预备队一连左右，持炸弹由正面身先冲敌，纵横搏斗。卒因伤亡众，且弹竭，李亦伤左臂，血染衣履，知必死，乃大吼抡弹，直冲敌密集队，遂被机枪扫射死。
李，陕西韩城县人，曾受军事教育，并卒业洛阳军校，耿介，士卒归心，死年三十二岁。同役殉国者连副田旭若等官兵六十九人。赞曰：李师纲恂恂谦退，语不自伐，而杀敌乃鹫如鹰。殆彼与六连副者，均恨倭久，忠义之气，一发不可遏耳，可敬矣！
今天，终于弄清了师纲哥的下落，他的确是不在人世了！据他的同事说，那次战役阵亡者的遗体，一具也没有拉下来。是的，他们的遗骨已化为伟大祖国解放了的沃土，在培育着春天的根须！
为人民做点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我侄儿来信说，韩城市人民政府对李师纲牺牲的情况已作了调查，得到了有关人士的证明材料和上述一段文字，现已呈报上级政府，拟追认他为“抗日烈士”。
至此，师纲哥的一生总算有了个光辉的结局，获得了人民给他的荣誉，也算是“衣锦荣归”了。我的父母，我的嫂子，因有这样一个敢于献身中华民族的铁血男儿、忠义壮烈的勇士，是会含笑九泉的吧！
戊寅年九月三十日（1938年11月21日），清晨，日寇派飞机惨无人道地轰炸沔阳县城，烧毁民房100余幢，炸死炸伤群众500多人。当时，我的祖父夏先宽正在街头摆摊子做小生意，也被炸伤而致残；我家还有八口人躲在卧房内的床底下，忽然两颗三尺多长的重磅炸弹打断屋顶的瓦条，落到了床头边，但它们竖在地上没有爆炸，才使我们幸免于难。飞机刚走，我们就逃出住房，向乡下跑去，转眼之间，那座房屋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1年春，日寇侵占沔阳县东荆河以北的地区。铁蹄到处，烧杀奸掳，抢劫敲诈，无恶不作，广大人民苦不堪言。此时，我又增加了一位小妹妹，全家十口人，生活无着。祖父、祖母和两位没出嫁的姑姑便寄住在官路村亲戚家里，按照不同季节，用手工做纸蚊香、卷土烟、缝制皮布帽等糊口；父亲夏愚诚和母亲王润贞带着我的三个弟妹，寄住在通海口朋友家里，父亲做中医兼教私塾，母亲做鞋子兼用棉纱织帽子，或代别人做点衣服，借以谋生；我有时寄住在府场镇的叔祖父家里，有时回到父母或祖父母身边，一面上学或自学，一面帮助家里做一些手工劳动，凑合着贴补家用。一家人虽然日夜辛劳不辍，也难以解决饥寒二字，有时甚至无米下锅。我们全家人同抱一个希望：我国的军队尽早赶走日本鬼子，让祖国真正独立，让我们成为不受外强欺侮、有饭吃有衣穿的中国人。
1943年春，沔阳县全境（包括今天的洪湖县）沦陷于日寇手中，大汉奸汪精卫的“皇卫军”大大增加，遍及沔阳县各集镇。可喜的是，新四军第五师在大别山区已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中共天泽湖区地委、沔东中心县委以及泽沔、天潜沔、监沔、嘉蒲等工委和游击队也先后建立，不时给日寇和伪军以沉重打击。我们一家人知道后，都盼望新四军和共产党早日收复全沔阳，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此时，我的父亲夏愚诚已是沔中、沔西等地的著名中医师了，他不仅医术高明，品德端正，而且医德高尚，尽量采用草药单方，为患病的穷人减少经济负担，有时甚至免费给穷人送医送药，所以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
不久，活动在排湖沿岸的天潜沔抗日游击队，慕名暗中派人以农民的身份来接我父亲到通海口附近的农村如小河口、唐家桥、新垸子一带为伤病员治疗。时间一长，我父亲就明白了这是在给什么人治伤和治病，感到非常高兴。每次从那些地方诊疗归来，他都喜形于色，有时还低声哼几句京戏，表达心情的愉快。
对于像我父亲这样有威望的名医，日伪分子也是非常注意并且企图予以利用的。1944年秋，盘踞在通海口的“皇卫军×师师长”大汉奸苏振东，就派人将我父亲找到“司令部”去，以每月给我家一担“户口盐”相利诱，要我父亲给日伪政权当“参议”。当时食盐在市场上价格极贵，一担“户口盐”可以净赚银圆150块到200块。有了它，全家十口人确实可以“丰衣足食”了。然而父亲毫不动心，而且感到是对自己极大的侮辱，内心异常愤懑。但是为了全家老小免受迫害，他强压怒火，委婉地回绝道：“我家祖孙几代人，从来没有吃过‘公事饭’，只会当老百姓；我是个只会治病的文弱医生，没有能力干‘公事’，请原谅。”说罢，立即回家，想方设法拒不任“职”。
苏振东并不放手，过了几天，又派人强行下“聘书”到我家，并向我父亲威胁说：“你身穿白长褂（指当医生），站在染缸边，想一尘不染是不行的！你仔细想想吧，不要不识抬举！”父亲万般无奈，只好先装病，后装疯。他蓄起了长胡须，故意弄得蓬头垢面，秋天就穿着破旧的大棉袄，手扶竹棍，口里喃喃地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歪歪斜斜地走路；倘若遇见日本鬼子、伪军官兵或乡长、保长等人时，便越发装疯卖傻，活像一个神经错乱者。从此，一些人便把他喊作“夏迷气”（当地把神经病喊作“迷气”）。但是，阴险狡猾的苏振东并不完全相信，仍无休止地采取各种办法纠缠我的父亲，毫不放松。
父亲被逼得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便不顾全家老小今后的生活是不是有着落，采用分散转移的办法，暗中将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转移到乡下亲朋家中，自己也瞅准了一个机会，“疯疯癫癫”地跑到了乡下，找到了母亲和我们。在亲朋的帮助下，我们全家老小搬到了排湖边上的湖口弦居住，因为这里经常有新四军和游击队活动，日本鬼子和伪军是不敢轻易来这里捉人的。这样，不仅完全摆脱了日伪的纠缠，全家也可以过安逸的日子了，而且为给游击队伤病员治疗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前前后后，被我父亲治疗好的抗日干部和战士，达50多人次，从而使我的父亲与新四军和游击队结成了诚挚的朋友。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全家又搬回了通海口。
我的丈夫虞在璋出生于1896年，毕业于南通师范学校，1921年开始在本县淹浦乡洞桥镇小学任校长。日本人发动了侵华战争，我的丈夫出于民族自尊心，在此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后又担任了淹浦乡乡长，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日本人踏上了慈溪县的领土以后，他就不当乡长了，离开了学校搞经商活动。
1941年农历七月初七晚上11时左右，连柏生部队的淞沪游击队队长林友章和蔡群帆敲门来到我家，带来了游击队员100多人。当时我家在淹浦乡洞桥虞家，当夜就由我丈夫将这些游击队员隐蔽、掩护起来，并将他们安排到高巷和王家两个相邻的村子里，共住了四天。在这四天中，我丈夫帮助林友章画了一张地图，并告诉他可以安全居住的地方，还秘密地请了一个刻印章的人来到我家，替游击队刻了一颗公章和其他印章。
由于这支部队是抗日的，首长和士兵和蔼可亲，部队纪律严明。林、蔡两位同志的帮助、教育、启示，更激发了我丈夫对爱国必须抗日的热情和决心，他决心要为这支部队尽心尽力。他忙于为部队捐款、筹粮，配合设卡税收等工作，冒着风险到各保保长处去做思想工作，要求保长做好游击队活动的安全工作，将各方面的情况及本地的风土人情及时地告诉三五支队（游击队）。
四年多来，各级领导同志在我家常来常往，如同亲人，当时我的子女叫吴恩灼（何克希司令员的爱人）为大姐，叫李时韵（当时的民运同志）为二姐，我们热情招待，住宿、饮食都在我家，主动替部队解决困难。部队首长患病时，我丈夫主动请他们来我家住，并秘密地请医生来医治、调养，并要我和子女做好护理工作。当时相继来过我家的有何克希、连柏生、谭启龙、泮祥伯、周小华、杨定、周迪道、张大鹏、谢仁安、罗如年、王耀中、李时韵、吴恩灼、方克、石修、叶伍、陈均、叶怡中、黄源等人和其他工作人员。
连柏生等主要干部经常来我家住宿、用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向上海人租了两间楼房（是密室，专为掩护三五支队同志的）。几年来在这两间楼房内住的同志经常不断，他们开会、吃饭、住宿都是在这里，有时和日本人打仗获得的战利品也在这里临时堆放，几年来从未走漏过一点风声，更没出过一次事故。有时日伪军突然闯进我家，说抓三五支队的人，这批日伪军就由我去对付。这种惊风惊浪的日子足足过了四年。
当时因养病住的时间最长的是黄源先生，足足住了八个月。相继来我家养伤、养病的还有张大鹏、王淑芳及其他不少同志。因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
连司令及泮祥伯同志的家属，都由我丈夫替他们安排在淹浦较安全的一个小村落居住着，吴恩灼同志和她的女儿住在我家约一年光景，后因敌人要来“扫荡”，又将她转移到山南叶志康家里去。当时风声很紧，为了让同志们能留下来工作，我的丈夫又当淹浦洞桥小学校长，并将陈孟庸、周小华、吴恩灼等人安排到这个学校里当教员。我的丈夫在抗日期间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为此深得浙东区委、纵队首长的信任。
在这期间，三五支队的某些物资及一包一包的公文，首长们干脆叫我保管，有时伪军来恫吓我，叫我将东西拿出来，我说没东西，我心里想定主意，即使打死我，我也不会拿出来。三五支队来拿取时，都说我保管得很好。
抗战胜利后来了国民党政府，我家遭殃了。虞在璋被以“通共匪”之名，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是1946年上半年被方杏林押去（幕后人是周品山）关在伪区公所里，叫我丈夫拿出100万元，否则以“通共匪”之罪枪毙（当时100万元可买黄金一斤）。我们变卖了一些金银首饰，又借了一些钱凑足100万元，总算了事。同年11月，胡子民（伪区长）以召开国民党员会议为名，把我丈夫骗去，又关押起来，强迫他脱去衣服，要用刑（坐老虎凳），叫他招出三五支队留下来的人员名单。我丈夫说不知道，此时走出一个伪职人员来，说：“不知道硬做也讲不出的，现在你要拿出300万元钱来，充作军饷，限期三天，否则以‘通共匪’之罪枪决。”消息传到家里，我急得要命，因家里已无钱可凑了，立即变卖家具，再向人家借钱，凑足了300万元，总算了事。
1942年，豫南日寇蠢蠢欲动，南阳告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亲赴南阳督师。谁知，他的行迹日程被汉奸告密。日寇便派出飞机，轰炸南阳城郊，卫长官在归途中，经过叶城、方城时连遭轰炸，幸而未中。车队经临汝县时，绕城而过，直达临城西部。
时临汝县长唐克南，原为卫长官旧部，由长官部总务处长调任县长，为政严谨，民众颇为满意。唐急求卫长官入城小聚，接待一番，略报栽培之恩，遂在西关迎接卫公，并坚决请求进城。卫立煌不忍重拂其意，乃下车相随入城。
刚进西门，日机飞临上空，城内除县衙修有防空地下室外，别无避处，只好在日机扫射下，一路奔驰进入县衙。到了防空洞口，唐克南为了礼貌，站在防空洞口，不急于先下，让长官先进，斯时日机炸弹业已掷下，咆哮之声震耳，卫长官随从卫士气急败坏，立推唐入洞，并拥长官下洞。尚未进入洞内，炸弹已落地爆炸，近在十余米外的办公大厅中弹，爆炸起火，弹片飞来，击中卫长官腿部，所幸系燃烧弹，杀伤力不大，仅将长官黄呢军服撕裂一块，未伤身体。进入防空洞后，随从卫士因沿途连遭轰炸，怀恨甚深，面对此情此景，怀疑唐县长为敌特汉奸，意图谋杀长官，气愤之余，乃拔出手枪，欲毙唐某。唐急忙跪地，求饶辩解。卫长官深知唐乃早年共患难之旧部，必无杀害长官之意，遂反向卫士说情，勿再追责。日机走后，县府办公厅大火甚厉，卫长官已毫无停留之趣，在斥责唐县长一顿后，扬长而去。
当时，我担任临汝电台台长，因战事紧张，电务较忙。是日清晨，我认为形势不妙，电台有出城疏散之必要，乃请求将电台迁至城郊西北隅，架机甫毕，立即投入通信联络，突闻敌机临空，仓皇中逃出报房，向田野中疏散。日机发现了无线电台天线，进行机枪扫射及俯冲投弹，弹着点近在咫尺。我趁爆炸间隙，飞驰至公路路北深一米许的大车路沟中，但已被日机发现。但是日机的主要目标为卫长官车队，是时车队已进入公路旁的防护林中，并且封锁了公路，禁止通行及乱跑。
日机找不到目标，在盘旋侦察之际发现了我，一串机枪子弹倾泻下来，我立即横卧于路沟一侧，借死角以自护。路沟系南北向，日机由东向西扫射，我伏于路沟东侧；日机由西向东扫射，我则伏于路沟西侧，嗒嗒的连串子弹打到地面，激起尘土飞扬，我却很安全。这样和日机捉了几个回合的迷藏，日机见无法击中目标，便动了鬼脑筋，它转向路沟北方，意欲顺路沟方向向我扫射。我发现日寇意图之后，乃趁它回转之际，拼命地向公路方向奔跑，到了路边卧伏于路旁水沟内，但水沟甚浅，掩护不住身体，不远处出现了公路涵洞，是混凝土圆管，我乃急钻入管内，爬到公路中间下面。在涵洞中看不见敌机，但能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及机枪扫射声，却再无被射杀的危险了。我放心地哼起了《黄河谣》。
过了一阵子，日军飞机失去了目标，盘旋侦察了一会儿，飞走了。我从涵洞的另一端口钻了出来，看到在不远的公路林中掩护的地方，日机投下的燃烧弹把整个树林烧得黑烟冲天，但是卫长官的车队早已安全上路。
我回到电台，整修被炸坏的发射天线，恢复了通信联络。入夜，武汉日寇广播电台自我解嘲地播报：“卫长官汽车追踪记。”
抗日期间，我经历过百次以上的大空袭，看到过千万同胞被炸身亡。在敌机临空、机枪扫射、炸弹倾泻而下之际，勇敢、沉着、机智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险境，我不是在与日机斗智中保全了自身吗？！
记得1928年，冯玉祥将军在开封面对蒋介石的狂轰滥炸时，曾以谈笑的态度教育士兵：“天上老鸹多，还是蒋介石的飞机多？试问哪个人被老鸹把屎拉到头上啦？！”
1942年我刚8岁，记得在我家大门前有一座云彩山，山高入云，悬崖峭壁。由于日寇侵华，土匪趁机作乱，一小撮暴徒在山顶上修起了炮楼，天天到周围村庄抢掠，残酷欺压人民，老百姓的钱、粮、物被抢劫一空，当地群众处于死地，为求生路，只好离开可爱的故乡——山东临朐仰天山。10月13日我们一家八口人老少三辈，同亲友洒泪而别（我们走后很短时间内，这个地区就变成了无人区）。
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推着祖母、母亲和弟弟，大哥、二哥、姐姐和我徒步而行，投奔的是父亲的堂兄。他居于山西沁源青龙沟，两地相距1200余里，平时步行有半月的时间即可到达。因我们没有鬼子所谓的“良民证”“路票”，路上有车不能坐、有钱不能花，沿途鬼子岗哨林立，不可逾越，加之山东、河南、河北均遭灾荒，所到之处，均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所以途中艰苦万分，吃饭靠乞讨，夜宿住荒郊，担惊受怕，饥寒交迫，好比南飞之燕，走一千倒八百，半月路程走了77天。1943年农历除夕之夜才到了青龙沟的地境。
己处危难彼处逃，哪知彼处战火烧
那是一个难忘的春节。这天傍晚，西北风卷着残雪刺骨般的寒冷，况且腹内无食，身上衣单，想其苦楚实实难忘。我们走进一个村庄，想打听一下伯父的下落，以便借宿一宿，讨口饭吃，想不到进村后看到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所有房屋尽被烧毁，五谷杂粮也都烧成燎焦，院落荒芜没有人烟，前后两村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早上在山东边还有人家，走了一天行程不过20里路，竟走到了这步田地。一家老幼惊悸而失望，焦急万分。夜深了住在荒凉的野院里，围火悲叹，饿得头昏眼花，腹内咕噜咕噜地响。祖母说：“离开无人区，走到了没有人烟的世界，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怎么咱们的命运就这么苦呢？”在冰天雪地，少衣无食，这个年，真个难熬。
天无绝人之路。正月初一，惨淡的阳光初照青龙河畔，从南面路上走近一人。他一见我们便细细盘问，追根究底，然后真诚地告诉我们：要去的东家沟离此五里，村里无人可到村边等候，敌人不“扫荡”就会有人到村里来，你们会问寻到你们的亲人的。他又说：“你们来这里逃难，太危险了，日本鬼子对沁源实行‘三光’政策，这里的人民赴汤蹈火，坚决抗日，离城30里以内的大小村庄都被鬼子战火烧光，当然你们一进沁源好像是‘没有人的世界’，其实老百姓都隐蔽在深山密林之处，等待机会歼灭敌人。”此人正是抗日战区工长李玉良同志。
与亲人团聚，共同抗战
当日晚上，我们见了伯父一家，他的房子也被鬼子烧了，粮食剩下有限，在山沟里靠着崖头搭了个石屋。其他人家也是如此，不是石板房，便是小土窑。生活上也都一样，吃的尽是野菜、树叶，粮食很少，汤是疙瘩汤，穿的是土布衣，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就是山东、河南逃荒来的难民，吃穿也和当地的人一样。“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凡是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除了汉奸之类，有爱国之心者，一视同仁，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土地同耕同收。”青壮年参加轮战队，一般男人轮流站岗放哨，只差服役服从抗战需要，所以我们一家人也过上了和当地人一样待遇的生活，参加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1943年中秋之夜，15岁以上的男女青壮年都上地里抢收去了，我在睡梦中，突然被鬼子的刺刀从被窝中挑了出来。转眼之间，东家沟的老幼病等100余口都被鬼子搜捕出来，在沟边摆了一大片。耀眼放光的刺刀在每个人的前胸后背指着，问八路军哪里去了，轮战队在哪里。100多人异口同声，回答的是三个字——“不知道”，多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个有病的男人当场被打死，回答的话死也不变。有个山东老乡叫李钊进，发现鬼子大队人马走了，他回村边看动静，冷不防遇上一个鬼子兵，不知他在后面想什么事，呜啦呜啦地向老李跟前赶来。老李已躲闪不及，他一横心想，只一个鳖羔子背着枪，干脆和他拼了。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箭步上去，瞅准鬼子的脖子猛一镰刀，鬼子的脑袋就搬了家。
见仇人怒火万丈，挥菜刀汉奸丧命
1944年初夏时分，敌人来“扫荡”。在邻村西圪梁上，他们被周围山林隐蔽的民兵、土枪队出其不意地围攻，伤亡严重，夹着尾巴跑了。有个汉奸很大胆，在后边大摇大摆，东张西望，不知在想什么鬼点子。隐蔽在圪梁旁边的吴大婶早看清楚了，就是这个孬种上次带领鬼子杀了她的丈夫。她怀着深仇大恨，怒火万丈，猛然从树林里一跃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个汉奸推倒在地，没等他爬起来，吴大婶手拿菜刀劈头就剁，霎时间将汗奸剁成肉泥。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人民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
1944年腊月下旬，王石匠领着一群孩子抬着石雷，我和我二哥也抬着40多斤重的一个石雷爬山越岭，走到玉皇庙山腰里的大路上，有人在那安装。当时，沁源人民在太岳军区和太岳行署的领导下，发动全县八万军民，龙腾虎跃，走出山林，向敌人展开全面包围，正规军、轮战队、土枪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老百姓砍圪针、打石雷，男女老少齐动员，争先恐后上战场，方圆几十里把敌人困在核心。鬼子行动的所有通道统统被截断，用圪针暗伏地雷层层查封，横道上遍布石雷、铁雷，由远向近步步迫近，鬼子所到之处不是脚踩雷便是手攀雷，暴尸腾空，粉身碎骨。这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下子变成了瓮中之鳖。尽管负隅顽抗，但终究逃脱不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5年4月上旬，敌人被困得连水也喝不了，不得不狼狈溃逃。
我的家乡——湖北省五峰县是革命老区、鄂西山区的门户，是通往四川省乃至整个大西南的咽喉之地。南连武夷山脉，与湖南省桑植县毗邻，北依清江，东邻长江。这里地势险峻，山清水秀，历代都是土家族聚居的地方。
大革命时期，贺龙同志率领红军在这里发动农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贺龙曾把鄂西来凤、鹤峰、五峰与洪湖连成一线，建立川鄂湘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曾长期受着革命的熏陶，是觉醒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有这样一件事印刻在我脑海里，永世难忘。
那是1943年春的一天，突然晴天霹雳，东方升起一层黑云，霎时布满天空，春耕春种的农民，肩犁荷锄牵扯着耕牛往家跑，狗狂叫，鸡扑翅膀往笼里窜。啊！不好了，一群穿黄衣裤、戴军帽的兵，陆续不断地拥进村子各家各户的门，中间还有不少的民夫挑着担，抬着太太，他们进门见东西就用手抓着吃，拿着盛具就舀水喝。村子里孩子、老头、婆婆们都圆瞪着眼睛，望着这群人。但这样的人是越拥越多，接着孩子们就吓哭了，婆婆奶奶们也是哭的哭，喊的喊，乱成一团。还是刚从地里回来的向大伯胆子大，吼了一声：“你们这些土匪！就这么不讲理！”一个撑着拐杖、头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的黄衣兵说：“老子打日本鬼子受了伤，几乎把老命都丢了，老子找点东西吃，喝点水，你是什么东西！”一群拿拐杖的兵拥向向大伯，要打人，这时从地里回来的农民连声喊：“老总！不能打。老总！不能打。”从地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双方吼罢，老年人喊叫，小孩们啼哭，吵成一团。
正在这时候，人群中突然挤进一个挂盒子炮的军官，他一声吼叫：“伤兵们莫吵闹。”声音真的就慢慢小下来了，这人又喊：“老乡们也别吵了。”这时，一位善良的老奶奶居然给这个中年军人倒了一盅茶，并说：“刚才是我的儿子脾气不好，老总呀，您就莫见怪。”这时，那军官眉头一皱：“老乡们，你们不知道，前方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的东北，我们的华北，我们的上海、南京、武汉，统统沦陷了，我们的宜昌、宜都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最近连我们县的渔洋关也进来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有洋枪洋炮、飞机炸弹，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的弟兄在前线死的死，伤的伤，前线还在打，兄弟我是长官派来照顾这些受伤的弟兄的，还有几位长官的太太，也叫先撤退和我们一起来。老乡们，我们要军民合作抗战，打日本鬼子，我们不能互相吵骂，要讲军民合作。”那军人突然把两眼一转：“你们哪一位老乡去把你们的保甲长给我找来……”要夫，要粮，要款。
1943年3月，日本鬼子兵和汉奸占据渔洋镇，西进就不容易了，驻下来一个多月，西进就是土家山寨的第一关——百灵关。
百灵关位居高山，两山之间形成凹口，名叫堂坡口，这里地势险要，由渔洋关到百灵关需经汉阳河，再上15里路的大老坡，隔河渡水，道路崎岖，易守难攻。
在日本鬼子占据渔洋关的一个多月里，鬼子天天在镇上奸淫掳抢，烧杀捆绑，无恶不作，沦陷的百姓遭了大殃。一天，听一个从敌占区逃出来的难民说：“日本鬼子见鸡抓鸡，见狗打狗，有一户离镇不远的农民，屋旁拴一头耕牛，几个鬼子兵把牛看了看，就‘咪西咪西’。他们把牛腿绑紧，就用刺刀挖去了耕牛的屁股墩，牛喘粗气流泪水呢。”有几个鬼子在镇附近的一个茅草屋里抓出一个中年妇女，一个老太婆跟在后面喊：“放回来，使不得。”一个日本鬼子一枪托打去，老太婆滚在阶檐坎下，中年妇女在屋旁遭轮奸后，两腿之间，给插上一把尖刀。至于青少年姑娘，那是躲在大山里，绝对见不得鬼子的面。另一次听一个伤兵说，鬼子几次从汉阳河向西进攻，但因坡陡路滑被阻，进攻失败，就改从杨家河进攻，因下了一场大暴雨，河水猛涨，鬼子就强迫抓的俘虏和老百姓架桥。在山坡上望见架桥的人一群群地被洪水冲走，丧失生命，尸骨不存。
这一连串一连串的消息，就不断激发百姓对鬼子的憎恨。老百姓因国民党搞的兵夫粮款所引发的矛盾，在鬼子进攻的情况下，一下子也抛到九霄云外了。老百姓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当亡国奴，就只有依靠和支持抗日军队；当时在前线抵抗鬼子的抗日军队，这时也感到只有依靠老百姓，才有饭吃，才有水喝，才有枪支弹药，为了共同的生存，军民合作。
我那时12岁，学校被冲散，关门停学了，土家山寨男女老少、政府官员、学校师生、和尚道人都一致行动起来，支援抗日军，出力打敌人，保卫山寨的大门，不准鬼子进来烧杀奸淫。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父亲日夜为支援前线背子弹，我为前线背军米（一袋40斤），我们日夜背送，有时夜里看不见不能走，就在乡亲的屋檐下、院子里歇息，躲在米袋或子弹箱上打盹，待月亮一起，背上又走。我的母亲把我才几个月的妹妹寄放在邻近老人家的手里，她自己背柴火去为民夫烧水做饭。全区乡村面临大敌时，都是这样齐心努力地对付鬼子。
为了搞好团结抗战，我们小学的女教员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动员抗日力量。一天晚上，他们在慰劳支前会上唱过这样三支歌，真是动人心弦：
1.民夫、行政官兵演唱队唱的是：
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决不能接受，中国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
2.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演唱队唱的是：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啊！爹娘啊！啊！爹娘啊……
3.学生演唱队唱出了：
我不愿做人的奴隶，我不愿受人的欺凌……要打倒横蛮的日本。日本人狼子野心，它打进了我们的十几省，到处奸淫烧杀，把我宝贝抢回东京。我们要报仇雪恨，把强盗赶出国境，为复兴我中华民族，死也要拼命打倒日本。
我的家乡，当时就这样把抗日的烽火烧得旺旺的。我土家山寨人民，同心同德，拒敌于山寨之外。在距百灵关20里的三屯坡下，鬼子遭到了阻截：一是大小道路用石头砌成的垛子截住，只隔几十米就砌一堵石墙，鬼子的洋马、辎重，根本无法行进，大山之中飞机大炮无能为力；二是山高坡陡，老百姓在山上设下磙磨礌石，待敌人行至山间，砍绳藤放下，打得敌人兵马无处躲藏吃败仗；三是抗日的军队在山寨土家人的支持下转败为胜，增强了打胜仗的信心，逐步顽强抗敌。
由于土家山寨防御严密，鬼子汉奸知道无法进取，只得退兵转向长阳县，沿清江河西进。长阳县亦是我土家族人民聚居之地，其地形民俗与长乐坪、百灵关乃大同小异，日本鬼子兵行至小地名母猪峡、马猔岭时，遭到磙磨礌石、抗日军民的阻截。日寇这次行动至此，以失败告终，乃于1943年5月末6月初退至宜昌、宜都驻守。无论是水路还是旱路进攻鄂西，都寸步难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鄂西大好河山的门户，在我土家儿女严密倔强的护卫下，秋毫无损。
我的家乡在山东临清，七七事变后不久，就沦陷了。日本鬼子占据县城，经常下乡“扫荡”，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抢劫财产，无所不为。当时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卫河两岸游击队活动频繁。卫河西边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宋任穷的部队神出鬼没，四下埋伏，开展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他们烧毁桥梁，炸沉渡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后方，在占领区实行了“治安强化”。他们到处抓人，严刑逼供，以极残酷的恐怖手段镇压百姓的反抗，妄图消灭抗日爱国武装力量。
伪军欺骗了我
1943年夏天，放暑假了，我爱睡懒觉，早晨不起床。这一天天刚亮，院子里的吵闹声把我惊醒了，我看看床上，爸爸妈妈都不在，从窗户眼里向院子望望，只见几个日本鬼子和一个伪警察在院子里说话。
我心里很害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人躲在床角上不敢吭声。这时，只见那个伪警察鬼鬼祟祟地窜到外屋，打开抽屉乱翻一通，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东张张西望望，看看没人注意到他，就顺手牵羊，把书桌上的一把铜酒壶塞在怀里了。我在床角上看得清清楚楚，再也沉不住气了，就大声问道：“谁呀？偷俺的酒壶干啥？”伪警察一惊，赶紧把酒壶从怀里掏出来，然后朝日本人喊道：“太君，屋里的小孩子醒了，把他带走。”说着就从床上把我扯下来了。我问：“你拉我干什么？”伪警察假惺惺地笑着说：“找你妈去，你妈等着你呢，叫你快点去。”我一听说去找妈妈，高兴得不得了，结果鞋也没顾上穿，就赤着脚跟他们去了。
走到宪兵队门口，见两个日本鬼子站岗，我心里直犯嘀咕，妈妈怎么能到这地方来。平日里我上学，每天都从宪兵队门口走，经常见他们抓人，向外抬死人。有一次，我还看见宪兵队门口一张旧报纸上，摆着六七个人的耳朵。我们都管宪兵队叫“阎王殿”。现在，要把我往“阎王殿”拉，还有好事吗？我不进去，转头就跑，哪里由得了我，他们扯着胳膊硬把我拖进去了。
几句日语帮了忙
我们在沦陷区上学，受的是奴化教育，初小就开了日语课。我小时候聪明、顽皮，和小朋友们学着用日语骂人，“八格牙路！八格牙路”地喊个没完。上日语课时虽然没好好学，但却学了几句简单的生活用语。
我被带到日本宪兵队后，一个当官的日本鬼子问我：“小孩，你爸爸去哪里了？”我看了看这个家伙，见他长得肥头大耳，戴着一副眼镜，就耍了个乖，用似通非通的蹩脚日语回答他说：“我的亚西米，他的开路一马司，我的哇咯啦。”这意思是说，我睡觉时，他走了，我不知道哪里去了。在场的几个日本兵都愣住了，他们感到好奇，就抢着用日语和我谈话，我再也回答不出来了。
晚上，他们安排我睡在牢房里。我一进去，就吓哭了。一间大厅，男女混杂住了四五十人，有的人头发很长，眼睛下陷，胡子长得像个刺猬。仅有的一张床上，住着六个卖海洛因的朝鲜人，其余的人站得满满的，睡觉只能人压人。因为是夏天，屋内臭味难忍，我一看就往外跑，说什么也不在里边住。有个日本兵把我追回来，正要打我，被一个日本兵拦住了，他让我和他睡在一起，还拿出全家的照片给我看，说我长得像他弟弟。他还给我教日语，让我每天在院子里给他们喂兔子、扫兔笼。
阎王殿的酷刑
日本宪兵队抓来的人，什么人都有，既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抵抗派的战士，也有平民百姓。有的得罪了汉奸被抓进来，有的因坏人诬告被抓进来，有的因违犯勤工助学严令，甚至仅仅是早起上街或晚上外出就被抓了进来的。当然，八路军、游击队和自发的爱国者在里边居多数。
日本法西斯以实行酷刑而闻名，宪兵队真比十八层地狱的阎王殿还厉害，各种刑罚应有尽有。有一次，他们为了敲诈一位古董商，硬说他“私通八路”，古董商不承认，日本人就放出了狼狗。一声号令，狼狗扑上去，把古董商咬得鲜血直流，遍体鳞伤。最后古董商家里花钱，才把他保释出去。还有一次，一位50多岁的回族街长被抓进来。一个叫金翻译官的朝鲜人手拿皮鞭抽打老人。老人会武术，一拳把金翻译官打倒在地，夺过皮鞭丢上了房顶。这下子可把这个狗腿子惹着了，他把老人捆在树上，将老人的满把胡子全揪光了，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直到老人动弹不得了，才由他的徒弟把他抬回家去。最后，老人还是报了仇。伤养好后，几个月他一直在宪兵队周围盯梢，跟踪金翻译官到卫河边，用石头打死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然后投到卫河里去了。
宪兵队里有一种酷刑，灌凉水。他们把中国人绑在长凳子上，然后用凉水朝鼻子、口里一齐灌，水是又苦又涩，有时还掺着小米和辣椒面，一直把人灌得昏死，扔到院子里。日本鬼子再站到昏死者的肚子上用脚踩，直到把水吐出来。人醒过来，继续审问。那些受害的同胞，口里吐出的又是血，又是饭，其惨状目不忍睹。
我还亲眼见到他们对中国人用火刑、施电刑。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大家的 “ 小弟弟 ”
在宪兵队里，“犯人”都被押在那间又闷又热的牢房里，我因为年纪小，又要给宪兵队喂兔子、打扫兔笼，行动比较自由，虽然不能出大门，但是可在院子里自由走动。
我和难友们熟了，其中有我的街坊，还有我姐夫的同学，他们共同称呼我为“小弟弟”。因为牢房里定时供水，一人一天两碗，还不一定喝得上，他们口渴难忍，我就把日本人不吃的生西瓜，从窗口递进去。这些可怜的人，连外皮也吃个精光。有人递出手绢，我就给他们在水池里摆一摆，再递进去。在厨房里吃剩下的馒头，我也留给他们吃。还有一次，我从烟盒里找到一支香烟，就偷偷地给他们送去，几个吸烟的人凑在一起，一人一口地过了过烟瘾。以后我和他们越来越熟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我让给我送饭的保姆替难友们传递消息、捎衣服、送信……
以后，家里花钱活动把我赎出来了。和难友分手时，我们恋恋不舍。出狱后，怕日本人再找麻烦，我们都搬到乡下去住了。
我是湖北省嘉鱼县八斗乡八斗角村一组的农民。1943年冬月十八日，我从湖北蒲州中学读书回来，那时我只有16岁，过去读书穿的是长袄，戴的是礼帽，手上没有钱。
那时我县驻有日本鬼子，他们经常出发下乡“清匪（指国民党、共产党的军队）”。这天，我姓有个族长叫孙子振，他的女儿出嫁，我去送礼，刚刚坐了席，忽然东洋人来了。他们来到孙子振这个村子（现八斗乡陆水村），立刻展开包围，客人们有的路熟，溜之大吉，有的手上有钱就给放走了。日本鬼子见了我，就说我是中国“大大的”（匪），就把我抓起来，又开往我乡大岩村一组夏屋孙家。
这次日本鬼子不多，只有20多个。一到夏屋孙家，就把我放在一间小屋的大门东边的石头礅上坐着，有十几个日本人在大门前厂里，把枪架在厂里，不一会儿，十多个日本人出去了。我见日本人走了，就跨进这间小屋的大门，这间小屋的堂屋后面没有檐样，是个闭堂屋，屋后面，就是一片大岩高山，我跨进屋，没有往大山上跑，而是向西边房里躲。这是一间过去的老屋，只有六尺宽，嵌入一张老床，我往床上爬，把蚊帐揭开，床后面的装板有大半人高，幸好这床离里边的床还有尺把宽，我就翻过装板，爬到床底下。过去的床踏凳有三尺多宽，踏凳底下放着尿罐，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到没缝儿。我躲在床底下，日本人来了，找我，走到两边房里一看，见没有人，把刺刀往踏凳底下一戳，把尿罐戳破了，我的魂都快吓掉了。
我躺在床底下，到了晚上，听到床上两位老人小声说：“今天孙轶雄被杀死在大山上，不知在哪个地方？”二老一个说，一个应，我在床底下问了一声：“日本人开走了吗？”一个老人回答：“你怎么躲在我的床底？这是菩萨保佑你，我替你担心死了。今天下午，日本人追你，到大山上踩山，在山上碰到一个姓高的人，问他看到你跑上山了吗？那人回答说，没有见人跑上山。日本人就把这个姓高的杀死了。”他又说：“日本人开走了。”我听到心里动了一下，立刻想从床下出来，却爬不上来，因为有一人多高，我在下面爬，老头在上面拉，还是出不来。结果是老妈搬了个独凳让我站脚，我才从床底下爬出来。
我在他家过了一晚，天刚刚亮就回家了。
这家老头叫孙国煜，他的名字刻印在我的心上。提起“日本”二字，我就记起这件事和他的名字来。
1944年春季，我进入涪陵县立中学高中部，就读于高六班，时年15岁。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学校生活是很艰苦的。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学习时间不能保证。如买一支学习用的铅笔和醮水笔都很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只要听到日本飞机突袭的警报，都要跑到叫化岩、石谷片，即现在的红光桥一带坡上躲突袭。
经过了几年的抗日战争，人们已能习惯艰苦了，也理解艰苦的原因和意义，为了抗日，不做亡国奴，乐意承担战争需要的一切牺牲。但眼看着国军不抵抗，节节后退，日军占领了从潼关到贵州独山的大半壁江山，同学们愤愤不平，对于抗战的前途，对于何以报青云之志，不免焦急、沉郁、苦闷。同学们总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总想找到一条报效祖国的路子，总希望抗战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得到老师和长辈们的解释、回答。但在社会上，到处是“休谈国事，只顾各自衣冠”的警告，在学校里的多数老师都回避这方面的问题。军训和童训教官，个别的教务主任和训育主任，又只是重复三民主义和新生活运动的一些教条。同学们失望，常常只是叹息，“怒发冲冠，凭栏处”而已。
1944年的秋季，来了两个新老师。一个叫吴炳南，矮矮的，穿一身粗布中山服，小平头。一个叫廖永祥，中等个子，穿着深灰色布长衫，小分头。学校介绍说，他们才从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毕业。吴教英语，廖教数学。开学不久，同学们就感到这两位新老师亲近、随和，关心同学，与同学们平等交谈，还爱谈国事。吴炳南老师发现我在坚持写日记，总爱来翻。针对日记中写到的民族英雄人物，他讲述他们忠勇、为国为民的品质。他还注意到我订有《中国学生导报》，就用报上的一些消息说明，广大的学生和老百姓是坚决抗日的，只有极少数顽固分子和汉奸不抗日，因此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次，廖永祥老师在黑板上几笔勾画出中国和日本的地图，大小多少作了比较，指出日本占了中国这么大的地盘，战线拉这么长，对于一个小国而言成了个包袱，长久是拖不下去的。他还指出，沦陷的大片国土，到处是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把日本人包围在一点一块的地方，天天打他们。廖老师形象而生动的讲述，让同学们疑点消失，眼界大开，信心倍增，还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有些道理，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至今不忘。我们总是以不断的掌声，一次一次地欢迎吴、廖二位老师讲时事，讲抗战。同学们决心抗日到底，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因为大家看到了我国人民的团结、强大、英勇，看到了中国必胜的希望。
1945年春季开学后，没有见到吴炳南和廖永祥两位老师。有的说学校不聘请他们，有的说因为他们得罪了军训教官，在此处待不下去，自己离开涪陵的。但不知道两位老师又到何处去了，同学们很想念他们。同学们也能够用吴老师和廖老师讲的道理来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了。到1945年秋季开学后的9月份，抗日战争结束，就像两位老师讲的，最后是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
同学们高兴，欢呼，狂舞，想念吴、廖两位老师，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各地交通梗阻。我省虽经铁骑骚扰，但仍为东南各省、西北各区的邮件转运枢纽。在炮火横飞中，我们乘隙抢运我省及粤、闽、浙、赣、桂等区，与川、陕、甘、新、鄂、豫等省的包裹及邮件。我们利用商营运输公司，开辟湘潭经津市至湖北三斗坪（入川的重要口岸）的水陆联运新线。
在日机狂轰滥炸下，炮火横飞中，我湖南邮工为保全国家财产和公物，抢运邮件，有贡献了青春性命、壮烈牺牲的，有伤残的，有失踪的，如三仙湖局襄办彭德林，南县局邮差（邮运员）朱岐山，陬市信差（投递员）张德务，冷水滩信差刘显忠，省管理局村镇邮务稽查相国栋，零陵局信差刘廷森、邮差谢国权，洪桥邮差周华林、杂役陈景光，东安局信差苏秉赞，新田局长车南星及其妻女。省管局会计股员黄肇元之子因伤重而死，王××夫妇一同被炸死于零陵。还有许多蒙难殉职的邮工及家属，因年久难于记住名字，遂成无名英雄。这本残酷的血债，实难尽述。
长沙城是湖南首善之区，位居湖南中部偏北，扼京广铁路上的交通枢纽，为古今战场的必争之地。抗日时，长沙居民经一场大火、三次会战，遭受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惨杀，掳抢更为惨重。
1944年5月，日本侵略军第四次进犯我长沙市，当时我正在长沙市邮局（本地股）工作，并当选了长沙市邮局工会理事及湖南全省邮务工会理事。同年5月，全国总工会来电召开全国各地邮工代表大会。邓望溪、陶光鹏、刘侗等都赴渝开会。经工会理事全体会议议决，在邓望溪离开长沙之日起，即由我代理长沙市邮局工会理事长。同月，日军由岳阳进攻长沙，企图一举打通湘、桂、粤铁路线。抗日战时规定，全国邮工应坚守岗位，敌来后撤，敌退先复，一律军事化，听当地军邮总视察的指挥。这次敌人全力挺进，事起仓促，军邮六总段责成本地股长方立中下了自由疏散令。那时全国邮袋多以长沙、衡阳两局为中心转运点。
1944年5月25日，长沙市面人山人海，熙熙攘攘，5月26日情况突发，一日一夜全市居民以及军警全部撤光了。市内街巷只有我邮工行走。军情如此恶化、紧急，我本可根据自由疏散令与主任股员（市邮局副局长）一样，携妻女轻装先走，抢运邮件自有专人负责。我到局里一看，还有很多公物、挂号信以及军事邮袋待运，到河岸观察，见马路上堆积邮袋如山，部分女职员也无法觅船即走，如黄纯中（女）家还有老母。我决定把我的爱人和3岁的幼女安置在汤寿梅的木船上，自己则主动留守长沙，专心办理撤退。5月26日，我决定找船，坐上局里的划子，沿水陆洲边向河西出发，飞机临近头顶时，便上岸躲在沙滩上，划到对岸，见绿荫柳树下，停着一大木拖船，喜甚登船。船主见划上插有邮局绿旗，笑脸相迎。我忙问船主，何故只一拖船在此，船主告诉我说：“我们还有轮船，现出差往益阳去了，不日就可回长。”我说：“我们想雇用你的拖船运邮件，要价多少？”他说：“要400元，不过单只拖船不能逆水行舟。”我说：“我们有轮船，不日也可回长，正需要这样，拖船才能把全部邮件和员工、家属一次运光，如果你的汽轮先到，我们就全部用你们的。”他首肯，一只拖船要价400元整。27日上午，我即向方股长汇报，方说：“好，不还价。”
这时，转运组长文德健已经从乡里接眷回局了。于是，由文德健前往订妥了船。大家开始放下心来，只等由六总段押运的轮船来。
敌机连日连夜在沿河一带不断轰炸，不断扫射，轰轰几声，火光万丈，敌机去后，我便奔至河边，探问邮件和工友们等等情况，幸好均无恙。5月28日，六总段通知，长沙东、西、北三面均已被围，限即日齐集河岸，等候局轮，否则难免遭到包围。大家齐集河岸，敌机更加轮流不断地投弹，不断地扫射，幸亏工友们早已把邮袋堆积在河岸的柳荫树下，砌出些空洞藏身。晚上敌机四架飞来空袭，我、肖印仙、方股长和他的第二个爱人，慌忙躲入防空洞内。敌机从南门电灯厂起，便开始投弹，一边飞一边投一边用机枪向下扫射，一弹正中长沙海关附近的商店，顿时火光熊熊。我们听到飞机声已临近防空洞上空，机枪不断扫射声，爆炸声，树枝树叶坠折声，防空洞摇摇欲坠，泥沙落入衣襟，震得头昏耳聋，四肢不断抖动。我偷眼从防空洞通风小隙中向外窥看，在月光里，机枪子弹闪闪发光不断落下如珠帘，作咝咝声响。敌机过后，我急忙出洞，见防空洞的水泥外壳尽是机枪扫射的痕迹。树干上有很多削片痕，一个布贩被机枪扫中，腹穿肠挂于树上，一地的血，尸旁一妇人携两个小孩，跪哭于地，边号边说：“丈夫啊，莫怪我，我不能收你的尸了。”
敌兵日近身边，敌机时在头上飞舞，正在危急紧张之际，忽闻对岸数声报关汽笛，我们自找的船回长沙了。我和文德健闻后喜极。文德健和徐芝壤自告奋勇，即乘局划前往，碰上敌机又沿河低飞扫射，文同志险些中弹。汽轮带了拖船靠大西门河岸后，谁料战时船旧所拦河搭了河桥，不肯开放。我和方立中、文德健三人，坐在所内不动，晓之以礼，动之以情，并告之抢运军事邮件事关国家大事，战事前途关联很大，若落敌手，难负责任。舌战达三时，最后船旧所主任要派一枪兵押船，限期返长。
议遂成，大家闻讯喜极兴奋，一声喊“大家上船”。不到半小时，即将岸上军事、普邮、包裹、公物以及行李等共2000多袋装上拖船，全部员工及家属分登汽轮及拖船后撤。如果没有这拖船，就没办法一次全数运光。我们所望眼欲穿的局轮，尚未回长，可叹可叹！我坐在船边，低头望见翻起的水花，默念我们已安全脱险，我的爱人和幼女现在何处？不禁黯然，抬头见巍然耸立的麓山正在眼前。可爱的家乡长沙，别了！国破山河在！何时返故乡？即赋打油诗一首以志感慨。诗如下：
山自巍然水自流，忠心卫国死不休，难遮明月临身照，不断残垣敌弹投。腹破肠穿挂树上！飞来血肉断人头！今宵何幸安全渡？来日既恨定复仇！
船达“五里堆”，又把装有军事档案的木船和本地员工及家属先上的木船，一齐拖带。
这时不知何故，汽轮突然停了，频传方股长找我有大事商量，我只好下拖船沿绳索驾小划来到汽轮上，只见张墨泉（东北人）和一些同志在舱内等我。张告知老乡们说：敌人已到株洲，如前进无异自投虎口，主张舍轮改雇小木船取道湘乡，以免前后受敌威胁。我立即回答：“此时此刻此地，谁能找出小船，我无能为力了，不要轻信谣言，争取时间，赶快开船，反正下的是‘自由疏散’令，谁不愿同行的听取自决。”张默然仍侧目相向，船即前进。
安全过湘江株洲后，汽轮又停了，又传方股长有要公相商。我又急下拖船仍沿绳索用脚撑小划过轮，这次险落水中。谁知朱福生和其他三同志都在官舱内议论纷纷，方如木鸡默然不语。我知他们要坐汽轮出发，沿河寻觅家属木船，说：“在弹雨火光中，舍生死不顾，才得抢救出这些人的生命和邮件，我爱人也坐在后面船上，也没带拖开来，你们到恒山后即可查证，现汽轮带拖太多已越行越慢，敌近咫尺，再近则全部落敌手，俟船达恒山后有抢运了，再用汽轮沿河寻找何如？”朱同志深明大义，听从了我的建议。船到恒山后传闻长沙已于5月30日失守。计时我们只早离长一天，险哉。在恒山停不到一周，六总段通知再后撤，就坐原船开赴恒阳。到恒阳后闻将死守恒阳，通知居民和机关全部后撤。这时邓望溪、刘侗和陶光鹏，已由渝回湘，局会双方联席会议决定，凡管理部门人员后撤桃花坪，业务部门职工撤零陵，即日准备出发。
日本侵略军这次进攻湖南省，湘桂、粤汉两侧之境，悉遭蹂躏，沿铁路线向南撤的邮工，受害最深，伤亡惨重，妻离子散失踪的更无法查明下落，无法记述。长沙市邮局（本地股）邮工六木船人和庆丐公司一艘船结伴同行，过零陵抵东安附近石期站，闻敌已近，一船青年同志闻讯即半途抢舟上岸逃避。傍晚船停石期站，见当地居民已全部逃光，只余空屋。船居很久，天又热，大家就上岸各自觅屋就寝。
天方明，敌骑已到，占了船只，架上机枪，实弹待发。邮工闻讯，慌乱绝望，许多女眷准备投河自杀。王谱琴留学东京有年，善日语，即不顾个人性命挺身而出，至河边用日语大声疾呼。日军派来一士兵携枪实弹上岸，和王会谈后，即返船报告。后敌军即来一军官向王查问，王即历举旧时同学及友人姓名，那军官闻后，反向王敬礼。原来这些日本旧友现已升了大官，有的军官还到了湖南率师。王便担保船上除家属外，并无武器，于是日本军官就在船篷上密记，许可暂停船于河中。全体邮工生命财产赖王之力得以保全。前后都是战场，河一边是日军，一边是土匪，停留半月，又逢粮尽，幸有满载庆丐船同行，并未受饿。一边敌人过往频繁，时来骚扰，王难于应付；一边土匪要邮工入伙，难以久居。大家商定半夜偷偷逃走，过日军关卡，都由王出面交涉，费尽心血，舌敝唇焦，方得安全通过。
回长后，日本人欲利用王谱琴，王趁机保出一被掳投递员。北门外天主堂居难民千余，不时遭受日本兵的骚扰和勒索，王闻之，又主动出面，要求日本驻长军官出示保护，得以安全度日。王谱琴和我共事长局多年，素知其为人耿直，有爱国心，见日本人居心不善，即密和同志们会商，化整为零，各自回乡，分别从深山小路，日夜兼程，安全寻至桃花坪。
日军这次进攻，我湘邮工虽受尽人间苦痛和惊险，但多能作出贡献，如平江局长张纪万在敌机轰炸平江时，抢救票券，终获保全。信差袁润民只身保护数十万票款、数十袋邮件和档案的安全，虽陷敌三月，卒能安全脱险。为组织敌占领区的“秘密邮路”，武冈局邮差张得禄往返探路前后四次，在第三次探路至高溪市，因深入虎穴，被日军俘虏迫做苦工，越四日始乘机脱险，迄第四次探路，共潜越日军驻地的警戒线13处，或黑夜暗渡，或化装越险，或辗转迂回，或机智联络，最后始克，直达新田。卒将湘南秘密邮路沟通，前后方邮件赖此秘路运递都达数千袋，并以江、浙、粤、赣、川、陕、滇、黔各省来往交运之邮件最多。长沙村镇信差×××（缺人名，原文如此），于长沙陷落时投递岳麓山一带之军事邮件，虽耳为大炮震聋，仍不顾个人性命，照常工作，往来于长沙湘潭后村庄。长沙局村镇信差罗炳炎、李钰珊等除投递敌后我方政令所及地区之军政机关邮件外，还引导身陷敌区之明德中学校长谢祖吉及全体同学安全脱险。
所有这些不畏艰险，在枪林雨弹中为维护通信传递、忠于职守、奋不顾身的光荣事迹，均反映了我省邮政员工的崇高职业品德。
我把自己所作的一首打油诗摘录于下，以作结束语。
日寇陷巴郡，虎视星沙城，
突破闪电击！谁能挽危沉？
将校闻风走，里巷空无人。
枪弹交相织，血肉舞飞尘，
谁惜被围者？军邮霸局轮。
自由疏散令，主管卸责成，
水旱兵戍阻，舟车何处寻？
老幼聚河岸，时闻叹泣声。
敌近更逞凶，机枪扫低空。
湘江明月岸，炸片火光中，
抢邮抢人命，舍己复舍亲，
战火燃眉急，丈夫志成仁。
忍闻数声笛，对岸到汽轮，
何幸安全渡？群众力无伦。
登轮甫稍息，又虑敌追踪，
国破山河在！炎黄有子孙。
沿途何所遇？空前大兵灾！
万里炊烟灭，炮声遍地哀。
江流红血水，人死如蒿莱，
野鹰啄尸肉，饿狗啖遗骸，
可惜庆生者，饥途匪又来。
日寇侵犯衡阳时，我们在乡下上学。1944年5月初，学校忽然提前期考。待我从湘、粤两省交界坪石镇回到家里时，街道上已贴满了“保卫大衡阳”的标语，店铺大门都挂上了锁，里面空无人声，偶尔从饮食店子门缝看进去，店内一袋一袋面粉仍旧放在原处，大街上走的只是守城的第十军官兵，警惕地来回巡逻。我住在离大西门城边很近的麻家塘小街上，夹在最后疏散的一批市民中间撤退。
离开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看见守城的工兵，到处在挖战壕，修筑工事。我从乡下小学把爱人接回家时，乡间小路上，到处不见人烟，烈日仿佛把一切都烤得变了色，万籁无声，空气紧张得让人窒息，颇有大战来临、一触即发之势。
不久，日寇占据了祁东县白鹤铺肖家祠堂高地的一个点，离我们乡下老屋不过20里之遥。拂晓薄暮的战斗，打破了大地的寂静，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20里路以外的机关枪声和小钢炮声，增援部队陆续从广西开来，驻扎在相距不过100米的一连三栋的大屋里。我和后来担任过安徽省会公安局局长的王湘先生，把附近仅有的十几个大中学生组成一个战地服务队，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还慰劳他们不少食物，都是我们向有钱的富裕户筹募而来。他们都非常清楚，只有深明大义，共赴国难，支援军队，才能痛歼来犯的敌人。
想不到即便有这么多的增援部队，川流不息，竟然赶不走这一股敌人。这个问题，至今仍留在我的脑中。此后敌人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到处掳掠，奸淫妇女，残杀知识分子，对我国人民之残暴与凶狠是前所未有的。即使躲在深山峡谷之中，也不能幸免。不亲临其境者，是不会知道国破家亡会有这般痛苦的。
最后，我只能跟着来我家、最后撤退的电信局人员，一起逃命。我们抛子别妻的情景，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
我们逃命之时，也正是第十军全体官兵为国壮烈牺牲之日。最后一日，衡阳市终因外面援军不能解围，沦陷敌手。
战时的重庆称陪都，陪都文化区沙坪县嘉陵江对岸有个磐溪。这里有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的机械厂、电工厂、窑业厂、皮草厂、纺织厂、造纸厂和几个实验室。厂房宿舍水塔烟囱分布于山坡之上。在那个后方的山城，还显得有几分气派。
我和梁晓知师傅先在自流井川康盐务管理局翻砂厂同事，1942年起又在中工所机械厂同事，都是单身青年，难时相处，情如兄弟。
磐溪山上有个石家花园，长年茂林修竹，鸟语花香。四周曲径梯田，常是麦黄稻绿。溪口筑有蓄水坝，坝内成为天然游泳池，吸引许多游客。雨后飞瀑数十丈，声色壮丽。坝下大石上刻有“磐溪”两个大字，巍然醒目。溪旁山腰凿有防空洞，为战工避难之所。
沿嘉陵下游百余米即是“石门”（江中左右，两堆岩石，形状如门），急流至石门受阻，冲击之声如雷，昼夜不息，威风凛凛。等入秋冬枯水季节，则江水碧绿如镜，清澈见底，水味清甜，流逝悠悠，静如处子。
磐溪是个幽静的风景区，四时宜人。难怪当代画家徐悲鸿先生看中石家花园园主的住宅，租作他战时的画室。顾毓瑔先生则把中工所的部分实验室和实验工厂营建于此，与磐溪的青山绿水辉映成趣，更是相得益彰。
战时职工都过着吃平价米、穿平价布、跑防空洞的流亡生活，但都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故而能积极乐观地坚持本职工作，争取胜利的到来。磐溪地处重庆郊区，每遇空袭，疏散躲避还是比较方便的。
孰料1944年10月某日，敌机群侵袭重庆，见我有备，未进入市区，就在磐溪附近投掷炸弹后仓皇逃遁。弹落磐溪坝上，恰巧梁晓知在坝里游泳，当他上坝准备进入防空洞之际，不幸中弹身亡。真是战争一开，就是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东西的全民战争啊！
梁君被炸的惨状，目不忍睹，他是自流井人，这时年二十五六岁，正是年轻有为之期。他平时工作勤恳，虚心学习，常说要多学本领，才能为抗战以后的建设发挥点作用。他也想将来能到下江见见世面，看看祖国壮丽的河山，富有青年人对未来的美好理想，谁知终成泡影。
他家境贫困，孤身一人在渝谋生，遭此飞来横祸，人人怜惜，个个义愤填膺。我们几个老同事更是悲愤难受，当即购买棺木，料理后事，通知其亲属。不几天他的老父到来，见景伤情，痛不欲生。同人等多方安慰，厂里也发了安葬费抚恤金，送老人归去。
其家属之悲痛哀伤，至今何能止息？日本帝国主义者横行中国，造成我们家破人亡的惨事又何止千家万户？惨绝人寰，法西斯罪恶难恕。
1944年的冬天，我的家乡——湖南省资兴县蓼市等几个乡沦陷了。
日军在离蓼市集镇约一里的郴侯山设立了司令部，在附近10多里内的十几个山头均设立了炮台。沦陷的第二天，汉奸唐雪卢等人在蓼市集镇上成立了维持会，定期向日军提供粮食及食品，设立了酒楼，司令部的日军官兵随时可以在酒楼上饮酒取乐。由于日本鬼子经常抓夫，追赶“花姑娘”，蓼市集镇上的中青年男女都跑光了，留下的只有老年人及小孩子。集镇周围一片肥沃的稻田里长满了杂草，只有1000余人口的集镇一片寂静，听不到鸡鸣与犬吠声。
在这将近一年的沦陷中，有一件事是我最难忘记的。那是1945年5月的一天，太阳快下山了，我们三个小孩子正在河里洗澡，年龄最大的名叫黎国书，15岁；最小的叫黎端普，10岁；我13岁。几个喝得醉醺醺的鬼子兵从酒楼里出来，经黎家江坪向司令部的方向走去，发现我们后就绕道来到河边。我们见势不妙，准备朝河那边逃走，不料两个鬼子兵早就在河那边等候了，河的上下游也有日本兵在等着。没办法，我们三人被他们连拉带拖地逼着往司令部走去，经过了三道岗哨，把我们统统关进一间伸手不见掌的黑屋里。
不一会儿，来了两个鬼子兵，其中一个打着马灯、操着地方口音的“二鬼子”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军需，只要你们答应替皇军找‘花姑娘’，明早就放你们回去。”他们走后，我们商量如何应对，但谁也拿不出主意来，只有哭呀哭呀，倒在草堆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都睡着了。
第二天，太阳升得很高了，但牢房里还是那样黑漆漆的。那个讲北方话的伪日本来开门了，声称高桥司令要见我们，并说高桥是司令部的最高领导。他将我们引到一间房子里，桌子边上坐着一个中等身材、上唇留着一撮小胡子的日本鬼子，大概就是他们的高桥司令了。这人皮笑肉不笑地说：“……花姑娘的大大有……你们的开路开路。”伪日本翻译说：“高桥司令说了，假如你们带我们找到了花姑娘，你们就可以回去了。”伪日本停了一下，望了望高桥又说：“花姑娘是有的，比如你们的姐姐，妈妈。”年龄最大的黎国书气愤地用土话说：“这些畜生，不理他们！”我们半晌未答话，伪日本也未再讲什么，只有高桥表现得大为不满，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
不久，白军需带来一个头顶木盆子的鬼子兵，一进屋就端端正正地站在司令面前。伪日本翻译接过盆子，高桥嘀咕了几句，鬼子兵说了一个“嗨”字，便与白军需一同出去了。高桥将饭菜分成两堆，伪日本指着饭菜对我们说：“皇军是爱护小孩的，那一份是司令吃的，这几碗是给你们的。”我们饿了两餐了，多么想吃呀，但一想到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是不怀好心的，就宁愿肚子饿得咕噜叫，也没有一个人动手端饭吃。
不一会儿，从隔壁房子里传来了一阵阵惨叫声，我们心里都在扑通跳，不知道又是哪一个老乡遭灾了。高桥把眼一瞪，讲了几句，伪日本翻译说：“你们不听皇军的，就照他们的样。”没隔多久，从外面进来了两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把黎国书拉走了，接着又从隔壁屋里传来了阵阵的惨叫声，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越听越熟悉。我们恨不得将高桥揍一顿，可惜我们的年龄太小了。
从高桥屋里出来以后，太阳已经偏西了。伪日本带着我们经过了两道岗哨，我们认为是送我们两人回家了，谁知到了第三道岗哨，伪日本停下了脚步，用一根粗粗的棕绳将我们的手相互捆在一起，然后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大树上。伪日本说：“不准逃跑，不然，通通枪毙。”站岗的两个鬼子兵都是满头大汗，不时用毛巾从旁边水桶里蘸着水往自己头上淋。另一个日本兵说了几句，并用手势表示。虽然不懂他的说话内容，但我们也领会了他的意思，也用手势向他表示，需要解脱树上的绳子才能与他们接近。那个鬼子兵点了点头，就照办了。
下午4时多，黎国书挑着一担水桶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要他到山下约100米远的井里去挑泉水。他一见到我们，就用土话说：“他妈的，东洋鬼子真狠心，用电线来抽我，今晚一定要设法逃跑，不然都会没命了。”说完后，就往山下去了。
国书挑来泉水后，日本兵带着他去营房，也要我们两人跟着去。鬼子的司令部就设在蓼市乡高级小学，他们的营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在我们进去的教室里，睡着18个鬼子兵，有的盖着几床大棉被，有的光着身子，大汗淋漓地睡在木板床上。俗话说：躺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资兴属郴州地区，是疟疾高发区，看来他们都是在打摆子了。领路的日本鬼子要我们将水往发高烧的鬼子身上泼，泼呀！泼呀！一连泼了两担水。一个干瘦如柴的鬼子兵要换上我去挑水，并要国书、端普跟着去。看来这个鬼子兵也像刚刚发过几次疟疾，他没有下山，只是端着枪，没精打采地站在第三道岗哨门口，两眼盯着山下。
国书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得准备跑了。”这时天快黑了，我们三人一头钻进了河边的芦苇窝里，并沿着河边往家里摸去。我们已经走了很远，那个干瘦如柴的日本兵还在那里鬼喊鬼叫，还有几声清脆的枪声为我们送行。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逃脱了虎口，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了。从此以后，蓼市集镇的空气显得更紧张了，日本鬼子兵那种畜生般的不人道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个清晨，天刚刚破晓，微风扑面，苏县长从县政府办公厅来电叮咛：“（抗战大后方工作吃紧）兹值抗日救亡之秋，凡我公务人员，当应奋发精神，各尽职责，共赴国难……”
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我任当地乡长，身负抗战大后方的工作，虽然未能在抗日前线，与敌人拼死活，与前方将士同患难、共存亡，但是大后方的支前任务，兵员的补充、粮饷的筹备、工役的抽调，亦极冗繁。当时我在地方征调民工，建筑两处飞机场，即百色、田阳飞机场，日夜奔忙，为的就是为抗战尽一个国民的义务。
最难忘的日子是1943年至1944年之间，当时日寇猖狂地强占我国国土，广西桂林失守，南京二次沦陷，武汉继续被敌人占领。说到我平治县，1944年11月18日，我县益城被敌人入侵，我乡与益城毗连，抗日军队六十二军、六十四军两个军，撤退临境。一旦军队云集家乡，支援事务就更加纷繁：第一时间筹措草粮，数以万计；征用夫役，数以千计；还要做群众工作，因敌已临邻境。我们的抗战对策是：敌人所到之处，要坚壁清野以困敌，如此就要动员群众，疏散入山，故而当时的地方工作非常紧张。就是因为我军实行坚壁清野，日寇的大本营远在南宁，物资接济困难，所以进犯益城，以图支持短暂的日子。
1944年底，形势逼迫敌人撤走了。日寇自益城撤走之后，我原撤退至百色、田东、田阳驻防之六十二军、六十四军，随时随敌跟踪追击，重新布防阵地。我军按照现有的三个部队番号，分布驻防：一个是“灭倭”驻防海城，一个是“复仇”驻防益城，一个是“平寇”驻防坡造。截至1945年春，敌势动摇，我军始向南宁，反守为攻，迁移阵地，推进至武鸣。当时敌人仍然盘踞南宁，我军攻至南宁高峰坳口，敌我相持防守，无进无退。直至1945年夏，战争局势有新变化。敌势严重动摇，我军居于优势，遂向敌营发起大进攻，乃攻克南宁，光复桂林。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当敌人犯我益城的时候，敌人的手段非常残酷。当时益城并无驻军，11月18日当天，我益城乡公所员警十余人，守在益城街边，下午5时许，日寇突如其来，至离益城五里之五里桥处，先用重机枪向益城街扫射，径直向益城街冲锋进城。我乡公所防守仅10多人，只得撤出，放弃国土。在此之前，我地方群众早已奉命，实行坚壁清野，疏散上山，物资粮食，尽搬山地躲藏。敌人约一个师团，当晚扎营于益城街附近的村庄，次日早晨尾随群众的疏散路线，在山区进行搜索，发现群众，立刻开枪射击，杀死群众多人。敌人进犯益城数日之间，街上房屋皆被烧毁，一位老妇人被强奸。一位老年人70多岁，因为疏散入山不及，被敌人剥光身上衣服，冻死在床上。敌人撤走时，到处找钱，追捕群众，强行拉夫，群众不从，敌人便开枪打死数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好20岁，在北平读书。闻此事变，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与同学们组织起宣传队，戴着有国难标识的白袖章，每日到大街上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行人围观如堵，因而招致了日本浪人和朝鲜人的挑衅和殴打。但在当时的“不抵抗主义”下，徒呼奈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展开，日寇节节进逼，国势日危，我和同学刘延福遂与《北平晨报》（当时北平一大报纸）联系，在该报上编了《农村社会》和《儿童周刊》两个周刊，欲以此为阵地，唤起农民的抗日热情，培养儿童的抗日意识。《儿童周刊》办到第二期，我写了一篇黑、黄蚂蚁争斗的寓言故事，黑蚂蚁暗指日本，黄蚂蚁暗指中国。寓言大意是：黑蚂蚁与黄蚂蚁为邻，黑蚂蚁倚仗兵强马壮，肆意侵占黄蚂蚁的地盘。黄蚂蚁不畏强暴，奋起抵抗，前仆后继，坚持战斗，终于战胜了黑蚂蚁，云云。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日寇的注意，他们向当时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提出抗议，勒令《北平晨报》将周刊停刊。
周刊停刊后，我又编写了《中国民族诗歌研究》一书，由北平绒线胡同一家印刷厂出版。内容搜集整理了我国历代对外战争的爱国诗篇，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精神，抗御外敌的入侵，亦被当局禁止。
其后，“冀东自治政府”成立，日寇气焰更加嚣张，咄咄逼人，我遂离开北平南下，辗转到了开封，随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巡视豫东河防各县。当时我军与日寇隔黄河对峙，敌占河北岸，我守河南岸。我们每到一地，即召集各界群众开会，宣传抗战形势，激发群众的抗战精神。历时一月，方回开封。
1939年，我被调往“军官训练团”受训。该团设在武昌珞珈山，有将官班、校官班、陆军空军联络班和党政人员班，是专为抗战培养人才设立的。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万耀煌任教育长。我在党政人员班学习。结业后，随军事委员会第二军风纪巡察团赴湖北北部一带巡视。当时日寇已攻占鸡公山，正向武胜关进攻。我们团到了湖北浠水未再前进，即在浠水暂住，慰问抗日军民，以及艰苦工作在战地的文工团等文艺战士。直到武汉失守前夕，我们才从浠水撤走。当时我们的车队有两辆大卡车，沿途收容了不少在战地抗日宣传的青年，将他们一道载往宜昌，乘船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我到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这个战地党政委员会是专管各战区的党政和军事事务的。蒋介石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任副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秘书长。实际上由李济深负责。我在李济深和邵力子的直接领导下，为各战区的抗日工作做了一点事情。
1944年，我又被派往额济纳旗。当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在额济纳旗修筑的飞机场和派去的人员虽已被驱逐，但他们对额旗人民的欺骗宣传的影响尚待肃清。我到额济纳旗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清除这些影响，团结蒙民共同抗日。
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
一 、 对抗战的支援
抗战时期，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的边际小县富宁也卷入了滚滚抗战洪流。
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动员组织成立富宁县抗敌后援会，由县党部书记长陈锡年任主任、两级小学校校长黄志山任副主任。主要的乡镇设立分机构。富宁县城设第一分会（包括县辖各乡和武英镇）；里达区（当时属广南县）为第二分会；广南八宝区为第三分会（里达、八宝接近富宁县城，便于联系）。一分会负责人是韦泽邦，二分会负责人是黄金铭（里达街人），三分会负责人是梁占权（八宝人）。一分会下设富宁县妇女募捐委员会，由地方士绅头面人物的母亲或妻子出任负责人和委员。妇女会的工作是发动全县各界妇女踊跃捐献鞋祙、毛巾，支援前方将士，鼓励将士们努力杀敌。全县共收得土布鞋2000多双、土布祙200多双、毛巾600多条，由妇女会募捐，收交抗敌后援会保管。据说，此项物品为第九集团军五十二军过境及五十四军驻富时分用。
抗敌后援会下设广富青年学生联合会，学联主要搞宣传动员工作，并且适应当时敌机到处滥炸的紧张局势，及时宣传防空常识。学联还编写《抗战周刊》和《边声周刊》，主编人是县党部委员赵建珑和黄如山。当时的广南、富宁的学生、青年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有的积极参军，例如富宁那谢寨的农碧祥、广南里达街的胡正礼、八宝街的钟庆祺均应征参军，被编入滇军六十军，随军开赴前方抗战。抗敌后援会大力开展“全国精神总动员”的宣传活动，组织过“党、政、军、学联合宣传队”下乡宣传。这个联合宣传队，党、政、军都派有代表参加，学界代表是当时的文华中心小学校长黄志山（本县那平寨人）。此外，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也不少。这支宣传队伍共80多人，个个抗日情绪高涨，每到一个乡镇，就宣传日寇侵略我国的暴行，激发广大群众对敌人的仇恨，从而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支援抗战。宣传队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黄志山还主动带领全校师生到里达、睦伦一带进行旅行宣传，联络两县师生共赴国难，激发救亡图存的抗日决心，借此也建立了广、富两县学校师生的友谊，交流了训练学生的经验，交流了各校所唱的抗战歌曲。记得我县学校将里达、田蓬、睦伦学校学生喜欢唱的《别母从军》带回富宁教唱，大家都喜闻乐唱，得到群众赞扬。后来，里达、睦伦的学校也来富宁进行交互旅行，进一步联谊。
交互旅行宣传的作用确实不小，激起广、富两县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全国总动员的号召下，各族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决心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两县部分师生和社会青年充分发挥爱国热忱，纷纷请缨杀敌。
二 、 出兵 、 出粮，热血青年参加志愿兵团
全面抗战八年，富宁县出兵员和出粮的具体数额，因为县内解放前各类档案被毁无遗，无法考据，现仅根据省档案馆尚存的点滴资料及我能回忆的，作一些记录。
省档案卷宗载有：
役政民国33年（1944年）度，征用兵额300名
粮政民国33年（1944年）度，积谷1755公石
征借10149公石
仓厫21座
考入昆明第五军分校、毕业后参加过抗战部队的有：
黄启光（归潮人），1940年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昆明第五分校第十六期，参加滇军第七旅。随军抗战，1942年参加远征军，到过缅甸，后来转入越南，在远征军中任连长。
欧春林（剥隘人），1939年毕业于第五军分校十四期，在1941年由建文（建水、文山）师管区分到边防独立团（后扩为第七旅）龙奎垣部，初任连长，后升为营长，曾在宝山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回家，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
欧晖（剥隘人），1940年第五军分校十六期毕业，后来分在欧春林部当排长。抗战胜利后回家，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工作。
张铃德（富宁县城人），1940年第五军分校十六期毕业，分在建文师管区，后随第七旅赴滇西抗战，参加远征军，到过越南，任汽车连连长。后来下落不明。
冯忠谋（四亭乡那刀寨人），1940年第五军分校十六期毕业，分在建文师管区、建水师管区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新中国成立后随起义部队转入解放军某部工作。转业后在建水化肥厂工作，退休后仍住建水。
黎文林（归潮人），1940年第五军分校十六期毕业，分在建文师管区，后来随第七旅赴滇西抗战，曾在欧春林部任连长。1945年回家。
韦景惠（洞波街人），1941年入第五军分校十八期，1942年毕业，分到昆明行营游击第三支队，任少尉分队长，在麻栗坡特别区驻防，后升任中尉、上尉中队长。1945年调富宁县城防中队，仍任中队长，1948年调任开广联防大队长。
1939年初广南里达区睦伦小学校长秦光玉，组织师生四处宣传动员，里达、田蓬、睦伦一带（1957年划归富宁）壮、汉、苗、瑶等各族青壮年踊跃报名，形成了一股从军热潮，短期内报名的就有三四百人，其中有城乡知识分子，有教师学生，有农民和小商小贩，有的是嫡亲叔侄、同胞兄弟，也有的是至亲郎舅、乡里故旧。秦光玉本人，一家子四个兄弟姐妹都投笔从戎，后来有的调到六十军参战，如秦光玉的妹妹就曾在六十军后方医院执行战地医护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在江西成家；秦还有一个弟弟参军，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秦光玉联络的菱角塘的吴灿云、睦伦的罗秀芬、田蓬干槽子的谢焕章等城乡知识分子，在这一带成立了一个连，130多人；秦光玉邀请卢凌清、陈南彬联络谢名修在那耶、花甲、洞波一带也招收了100多人，共组成约两个半连队。1939年初，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委派广南王佩仑为志愿兵大队长。广、富两属组成的队伍随即加入该大队。第一集团军总部派人来点名检验后，志愿兵大队改称志愿兵团，1940年春奉命出发。
三 、 行军中的威壮及到达目的地后的变化
志愿兵团从广南出发，经贵州出湖南，部队到达贵阳市时，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派代表集中在城外开大会，欢迎志愿抗日救亡的云南健儿。会上，代表们对云南志愿兵团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并且赠送了毛巾、军鞋等慰劳品。在贵阳休整几天后，继续前进。
行军路上，志愿兵团中最显眼的要算一个由300多名十四五岁少年组成的幼年兵队，一个个生龙活虎，天真无邪。小战士们在长途行军中，脚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一瘸一拐地艰难地迈着旅次行军的步伐。但是当他们一路上看到凶横残暴的敌机、惨遭轰炸而毁坏的房屋和被残杀的同胞遗体，他们便忘记了疼痛和疲劳，情不自禁地唱起“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的豪壮歌曲。歌声鼓舞着全体志愿兵健儿们的抗日情绪，也使人们感到：这些少年纯洁心灵中正开放着的朵朵爱国主义鲜花，象征着抗战必胜的民族自豪感。
志愿兵团途经湖南醴陵、浏阳出江西。到达江西潭山后，经过短暂休整，总部派员前来宣布：士兵分散补充给第一集团军所属各军、师，其他团、营、连、排的军官、军佐、文职闲杂人员有愿意回乡的，发给路证旅费遣散回家，愿留下的全部送浏阳第一集团军军官训练班受训。受训结束，除秦光明一人由训练班转送陕西七军分校深造外，其余秦光玉、李正堂、邓德邦等92人调回昆明，由第一集团军后方办事处遣散回乡；富宁地区卢凌清、陈南彬等人也在被遣散之列。
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志愿兵健儿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丢下自己的家小，从军卫国，但是刚到目的地就有部分官佐被遣散回乡（此中自有其特殊原因），这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并对不能达到直接参战的目的，深感遗憾。
四 、 日机两次轰炸富城
1940年，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入广西与越南交界的平孟街。
富宁县处于云南省边境，位于滇桂交界的一个小小边城，竟遭敌机两次轰炸。
民国29年（1940年）农历七月十四日中午，正值集市街日，日机一架盘旋县城上空，投掷燃烧弹2枚，烧毁县城中街房屋5户、南街30余户、西街80户。当时赶街的民众死伤100多人，其中死亡数十人，多是四乡、八宝、里达来赶街的民众。尸体被炸得血肉横飞，肢体星散，一时又无人认尸，无从统计数目，事后又未详细调查清理，故无具体数据。仅本城有人认尸的12人。被烧毁房屋的125户，老小500多人，扶老携幼，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其惨景实不忍睹。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又来敌机一架，于北城门外上空投燃烧弹一枚，烧毁民房6户。
经过两次轰炸，全城住户居民人心惶惶，夜间睡觉都提心吊胆。后来经民众要求，县长呈报上峰，准予报销开支，设立防空哨所，人员由保卫中队队兵拨充，兼管对空监视，日夜坚守岗位，接到敌机入境情报，由电报局用电话通知，立即敲钟发出警报。自此，民众才得安于生活。
五 、 百姓重负
1940年秋，日军侵入越南，富宁与越南接壤，形势为之紧张。原驻富宁的广、富独立团——龙奎垣部被调走，1941年蒋介石调第九集团军关麟征部来文山驻防；继而五十四军又由广西来，大军云集，来往运输频繁。
这支国民党部队驻防我县达五年之久，百姓除纳正项赋税外，还供应该军代购、采购大包军米、马料等，百姓负担特重。历年输将，更加上驻军官佐和地方污吏豪绅互相勾结，浮收滥派，贪污中饱，大发国难财，致使百姓十室九空，已是精疲力竭。
最大苦役莫如运送大包军米，派我县的数目，不下数百万斤，要运送至二三百里途程外的麻栗坡县属董干、龙沟。当时只有羊肠小道，中途险阻而遥远，运粮只能用人背人挑，来回需一二十天。长途跋涉，挑背运送，每人最多只能挑50斤，加上个人随身口粮、行李，就是七八十斤重负。群众为的是支援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不惜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去完成应尽的义务，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兵站人员则饱食终日，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己发财，使用大秤大斗，从中谋利，中饱私囊。群众运粮到站，交粮时，收粮人员把木杆秤翘高一点，每码百斤要少五至十斤，粮食过秤不够，挨骂受气不说，还要用自己带的口粮补足，回程无伙食，只好讨饭回家。
抗战期间，富宁人民付出的代价，难以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