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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教会保荐我去基督教山东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攻读神学科。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神圣的领土和主权横遭蹂躏。教会内部，外国差会垄断一切，伤害了中国信徒的自尊心，激起爱国爱教的信徒们的强烈抗议。
黄县教会经办的崇实中学，三十多年一直不准许悬挂中国国旗。神学院的爱国师生为此愤愤不平，大伙儿经过酝酿，决定通过当时兼任崇实中学体育教员的圣经科学员栾重新，鼓动崇实学生，掀起一场争取悬挂国旗的斗争。结果，我们赢得了胜利，迫使美籍教士控制下的学校当局允许庄严的中国国旗飘扬在校园的上空。
斗争的胜利，激发了学院师生们的爱国勇气。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国难日益深重。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当时的华北浸会神学院也掀起波澜，人们纷纷议论时局的演变，表述个人对这次事变所持的态度。部分受殖民地文化影响较深的师生，关心“天国”的事情比祖国更要紧，坚信“天堂是我家，世界无可挂”，甚至还有人认为，战争的灾难是上帝施加给中国人的惩罚。根据是《圣经》上有记载：当年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诫命，神就借巴比伦人的手，用刀兵惩罚过他们。学员之中，有人不相信这般不近情理的说教，激于爱国义愤，想要投笔从戎，还遭到非议，说当初主耶稣曾经这样告诫过门徒彼得：“凡动刀者必死在刀下。”他们的主张是，一切都要听从主的安排，因为《圣经》上明确说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而多数人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纯粹是投降主义的变种，并且号召全体师生学习《旧约》中摩西领导以色列民众奋起摆脱埃及王欺压的精神，共赴国难。
无休止的大辩论，一直争持不下，终于各行其道。多数青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既爱教又爱国的道路，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有的参加了八路军，也有的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不同程度地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们从卢沟桥抗日前线慰劳抗日军队回到学校后，想着抗日军队那种坚强的战斗意志、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誓必打回老家去的决心，都悲愤交加，又想到在日寇魔爪下呻吟着的故乡的一切，不由得唱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结果，全班的同学都更加伤心悲愤，涕零乃至号啕大哭起来。
训导员和训导长向教室走来，意欲制止，但是他们细心地听出“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救亡歌曲《松花江上》的全部歌词后，就像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中老师对学生小弗朗士的宽恕那样，低下头去，一声不吭，难以抑制的伤感，立刻变成泪珠，滴滴答答地落满前胸。学生们见训导长哭了，就像受委屈的孩子得到母亲的同情，更加大声地痛哭起来。训导长似乎是强行抑制住伤感，大声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同学们不要难过了，我也是东北人，我家也有老母妻儿，都做了亡国奴，给日本人当牛马，难道我不愿意打回老家去吗？时机一到，我们全体师生都拿起枪，走向战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解放故乡，争取中华民族的全部解放！”他的话语一停，掌声四起，大家都觉得，训导长不愧是东北人，总算有些为人师表的味道。大家都安静了一会儿，觉得很疲劳，时间已进入深夜，训导长走后，同学也都接二连三地回到宿舍。
黎明时分，隆隆大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来，想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我东北又入侵我华北和故都北平，我们平静的心又像被猛刺一刀，难过起来。想到抗日军长官和本校训导长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话，我就控制住内心的感伤，和每天清晨一样，整理床铺和清理斋舍。早饭钟响了，虽然不想吃饭，我也习惯性地到食堂去了，也有同学根本不想吃饭，就不去了。虽然是暑假，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东北青年，还是孤儿般地留在学校里。
早餐后回到宿舍，我们正在议论着，炮声似乎更近了。忽然传达室给我送来一封信，信皮上显示是从卢沟桥前线寄的，开函速读，上面写着：
东光吾弟：
战局发展很快，你要多加考虑，能再做亡国奴吗？你来信说，要到前线来参加抗日军。前线不允许收新兵是军纪，你没受军训，不会放枪，到此何用？
我为国家军人，守土有责，日日夜夜都在战壕里，对日本侵略军开炮，无暇考虑吾弟以后之事，寄去三十元聊供生活。如有大变，我以家长地位命令吾弟，北平不能留，绝不能再做亡国奴，设法积极南下，到祖国自由的土地上去。我若为国捐躯，九泉之下瞑目矣！
愚兄江东升 手启
1937年7月18日
当我给同学们读信时，早已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打湿信笺。同学们听到信中言语，也难过得泪流满面。
这时，外舍来了几位同学，见我又哭起来，有几分责备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这样整天整夜地流泪，脑子都哭乱了，哪能想出好办法吗？那是弱者的表现，我们是东北青年，要做战斗中的强者，决不能流泪。”他是谁？他是我的同班同学郭学文，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是与我关系很好的同学，常常和我谈及两党之间的问题和抗日战争中国必胜的理论。我虽然多次请求参加“民先”，他以我家兄属于国民党的东北军官，虽然是下级军官，但组织上也应该做一定时间的考虑为由拒绝。
郭学文看过我三哥来的信，问我，打算照办吗？我点点头。他若有所思地握紧我的手说：“可以考虑。”他像是很忙，向全体同学施礼后匆匆离去。
他走后，同学们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低声议论起来：“‘民先’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他这样关心我们，不就等于共产党关心我们吗？”张凤阳同学偷偷地戳我一下问：“他和你很好，你一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吗？”我答：“不要谈这些，现在北平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虽说已经正式抗日，但两党之间的问题尚未解决。”张凤阳点头不语，想了一会儿，对我低声说：“因为西安事变的关系，国民党对东北人大大地不满。”我身边的小同学直爽地说：“西安事变时，国府主席林森在广播中讲演说，要把我们东北人下油锅炸了。”我制止他说：“不许说这些，影响抗日。”
有些同学知道我的亲哥哥是东北军一一六师六四五团三营的下级军官，正在卢沟桥前线和日本侵略军做殊死的斗争，就问我关于他的一些情况。我不得不说：“在九一八以后，他在张学良在沈阳东陵办的讲武堂——东北军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万福麟指挥的东北军一一六师（师长缪徵流）六四五团（团长康大邦）、三营（营长刘梅林）当兵，他不过是排长而已，后来又当营附。”他们又追问：“为什么他没升上去？”都是我的好同学，我怎能不如实应答：“他的性格刚直，不会搞人情关系，所以没升上去。可是他的武功、武德很好。我看过他在古北口战斗中写的日记。他对战略战术也很了解，有浓烈的爱国感情，他常对我说：‘国家军人要是没有浓烈的爱国情感，就不能称为国家军人。一个国民要是没有爱国的情感，又算得上什么国民呢？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国家利益都是高于一切。’并且说：‘爱国是人类天生的感情，和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为自然规律所决定。’”
他们接着问：“他的为人如何？”我又不得不说：“他的生活也很坎坷，他在青年时期是因失意而参军的。他作战时很勇敢，我看过他在古北口长城抗日时穿的军大衣和军帽，几乎被子弹打成蜂窝状，可是他没有挂花。他对人很有礼貌、和气，可就是不喜欢拉关系。”“那他对你好啦？”他们如同把一切忧愁都忘掉似的，一个劲地问。我也因为有这样一位好哥哥而自豪，高兴地回答：“就兄弟的感情来说，千里挑一也没有。我是穷孩子出身，就家庭经济环境来说，没有离家来北平升学的条件。因为我们家是几代的穷知识分子，我母深明大义，常以岳母刺字的方法教育儿女。他遵守母命，叫我速逃出日本强盗的手心，设法来北平升学读书，我才得以继续上学。他是下级军官，经济收入很微薄，但是他每月必定把他薪酬的百分之五十给我寄来，并给我安排好生活开支和学习计划。总之，他认为，我在生活上虽然要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但必要的生活开支则尽可能地宽松些。他对我的学习成绩的要求特别严格，对我的敦品励学方面，也不容有丝毫马虎。”我又接着说：“关于我哥哥的事就谈到这里，依郭学文的话，讨论我们怎样做战斗中的强者吧！”
与我关系最好的同班同学田时雨，斩钉截铁地说：“要想不再做亡国奴，只有投笔从戎。”有的同学说：“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们一无组织，二无领导，怎样去投笔从戎呢？”大家想了一会儿，都哑口无言。田时雨同学又忽地站起来，更果断地说：“势必投笔从戎，不然的话，万一北平沦陷，有家的同学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东北同学就等在这儿让日本鬼子屠杀吗？我提议，咱们就谈到这里，各想各的投笔从戎之路。”这时，大家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的回到自己的宿舍，有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发愁。
我和几个亲近的同学田时雨、张凤阳、袁凤麟、谷震飞、程静如研究了一整夜，决定：“明天到西山去，对学校说去避暑度假。到了西山就设法联络卧佛寺和碧云寺的青年会的学生，听说那里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同志，如果能和他们联络上，一定能找到投笔从戎的出路。那时，我们再回来召集其他本校本班的同学，一同参军抗日。如果不能，再等郭学文回来想办法，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先向学校教导处、训导处说明，我们去西山避暑度假，然后各人带好简单行装，马上起程到了西山，先租一间民房住了下来，每天分别到卧佛寺、碧云寺找青年会的同学，商量办法。谁想到，那里的青年会是基督教会的组织，虽然可能有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青年同志，但是联络不上。因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所谓富豪子弟，他们整天聚在一起游泳、爬山、谈恋爱，震破耳膜的隆隆炮声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没听到一样，大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气得我们每个人唉声叹气。等了几天，已经是7月25日，炮声一天比一天响得厉害，我们很想进城去找郭学文想办法，可是听我们的房东老张头说，西苑已经戒严，一般人过不去了。因此，我们就被困在了西山。
过了两天，我们仍到卧佛寺和碧云寺去，找那里的青年会同学想办法，结果都是白跑。幸亏我在来西山那天，冒昧地往卢沟桥前线，按东北抗日军的番号给我三家兄邮一封信，说我已去西山避暑，并写上通信处。我以为在这样炮火连天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收到我的信。在7月25日下午，老张头给我送来一封信，没有发信地点，拆开一看，是我可敬的三胞兄寄来的，大意是：
东光吾弟：
抗日战争吃紧，我为军人，以身救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绝不忘老母学习岳母刺字教育之恩，应与国家共存亡。吾意已定，有国俱存，无国俱亡。希望吾弟，勿忘爱国，设法自立，寻取自由，万勿留平，再做亡国奴，是嘱。
随函付拾元，补生活路费南下。
再见。
江东升
我尚未看完信，泪滴已浸湿信纸，看完后，泣不成声。他们五个人也都抹起了泪水。过一会儿，田时雨坚决地说：“哭吧，痛快地哭一会儿，以后无论处到何种地步，谁也不许哭，应按令兄信上所嘱的去做，才对得起令兄热爱祖国的品格。”
房东老张头老泪纵横地说：“孩子要镇静，哭有啥用，卧佛寺、碧云寺和西山的富豪青年都坐着汽车跑光啦。你们也赶快想个办法啦……”
从7月25日下午到29日下午，在这四天内，日本强盗侵略的炮火一天比一天疯狂地逼近北平城。我们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往年西山所属的范围，是暑假最繁荣、最愉快、最美丽的地方，现在却成为死一般寂静的、毫无生气的、魔鬼即将来临的地狱。侵略者的机枪声、大炮声、飞机的马达声和炸弹爆炸声，刺入我们耳鼓，震动着我们的心房。张凤阳激动而急躁地说：“怎么办？老江，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毙吗？”
我刚要开口，好心的房东老张头气喘吁吁地急促地跑进来，着急地说：“孩子们，听说二十九军的宋哲元等人早已离开北平，佟麟阁、赵登禹等亲自指挥作战的军官，已经为国牺牲，北平城已经被鬼子包围起来了。从这里到西苑、从西苑到北平城的路上，全是挂着膏药般的太阳旗部队坦克，看样子攻下北平城，就要直扑天津和保定。如果他们来到西山，见到你们这些热爱祖国的青年学生，那不是白白送……吗？”我心乱如麻地、手足无措地呆了一会儿，站起来：“张大爷，您说得对，我们不能白白地送死，我们要设法逃出魔掌，到祖国自由的土地上去。大家同意吗？”他们五个人都以极尽英勇而果断的口吻高声说：“坚决同意，百分之百同意，并且选你为我们六个人的带头人，一切都听你的。”我赶紧看看，已是午后5点，恶狼一般吼叫的日机马达声直逼西山。“走，同学们，我们先上‘鬼见愁’（西山最高峰）开紧急会议。”“请张大爷给我们领路好吗？”好心的张大爷痛快地说：“走，孩子，我送你们上山。”于是我们就迅速登上“鬼见愁”。
我们先拧出衬衫上的汗水，然后都坐在岩石上，什么也顾不得想和看，先讨论我们怎么样走，到哪里去。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讨论，我们决定：先到保定，然后前往湖北的鸡公山。因为东北中学在那里总会有办法的。可是怎能逃出魔掌、控制区的范围？也就是说，怎么走到日本魔鬼向保定进军的前头，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火车已经不通，公路是日本鬼子进军的道路，我们不能走，只有走山路，可是山路又怎么走？方向都辨不出，就是从“鬼见愁”南面下，没人领着我们都下不去。一句话，我们需要带路人。袁凤麟小同学直截了当地说：“这只有请张大爷给想办法了，我们死也不能忘掉您。”
我们都渴望地看着张大爷的脸。张大爷想了一会儿，坚决地说：“我老了，腿脚不行了，我下山去给你们找个忠诚老实、有胆量的农民，他叫二马，讲义气，净做好事。我和他很熟，请他带路。下‘鬼见愁’，走山路，夜奔房山县的大灰厂，再奔琉璃河，就是火车线，你们如果走得快，不出差错，明天10点钟就可以到达琉璃河火车站。日本鬼子虽说要分两路入侵津、保，毕竟还没攻入我北平城，如果晚上北平沦陷，明天10点钟以前不可能到达琉璃河，你们就可以顺利到保定……”
我们都悲喜交加地给张大爷磕起头来。张大爷又老泪纵横地说：“别说了，是我应该做的事。孩子，保住你们六个青年的生命，就是给抗日增加一点力量。我看你们都是很聪明、有志气、要强的青年……”“只要您老能救我们逃出魔掌，我们绝不辜负您老的希望！”张大爷干脆果断地说：“好，我下山去找二马，用不了半点钟，二马就能过来。”我们喜出望外，感激得流下泪来。张大爷边走边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还都是少年，感情脆弱。记住，遇事要善于处理，不要哭。哭就是没能力的表现。”“我们一定记住大爷的话，从今以后，我们绝不流泪。”“那我就放心啦，孩子！”说完，他匆匆地下山去了。
由于房东张大爷的帮助、教育和关心，我们有了办法和门路，就像是有了希望和奔头似的，都把眼泪拭干，站在“鬼见愁”的峰顶，俯瞰故都北平。那里烟雾弥漫，炮火连天，形成烽火烟城，不觉心如刀割，肝肠寸断，我们不约而同地对着故都，拉钩，击掌，高声宣誓：“我们要同心同德，誓死抗日，绝不做亡国奴，不惜任何牺牲，投笔从戎，打回老家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我们站在“鬼见愁”上，高声朗诵似记非记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邹容等爱国人物的爱国诗句，以此表达我们做人的追求。
这时，我们房东张大爷领着一位身躯粗壮的中年农民来到我们眼前，我们赶快从峰顶走下数级台阶，同他握手。张大爷忙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二马，你们的处境我已经跟他说过，他愿意送你们去抗日，拼死把你们送到琉璃河火车站，看着你们坐上火车。否则，我不许他回来见我。”二马表示，他虽是个无知识的粗鲁农民，但知道爱国，更愿意交几个知识青年做朋友，一定完成张大爷的嘱托。我们走到他跟前，握住他两只大手，表示对他的义举，“今生不忘，来生可报”！
张大爷忙说：“有话路上说，时间已是6点钟，赶快起程，行路的事你们都要听二马的，否则误事。”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仁慈的大爷请放心，我们一定能……”眼里的泪水突然冲出，又滴滴答答地落在前胸，流到山岩上。张大爷也抑制不住哭出声来，催促我们：“孩子，孩子们，快走！快走！”
就这样，在炮火连天的傍晚，我们泣别了西山，走向寻找军队的征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夜，我在苏州进入了与抗日战争直接联系的江苏省第二区（无锡）公民训练师资养成所，结束了童年阶段的学生生活，登上时代的列车，奔驰在新的征途上。
公民训练师资养成所是为适应全面抗战需要，培养从事担负组训地方人民武装力量的社会军训——壮丁民校、训练师资而举办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政策。日寇不断侵占中国土地，妄想灭亡中华民族的野心，激起了全民族奋起反抗，要求救亡图存、团结御侮的强烈呼声，也促使国民党不得不加强国防和备战工作，采取了构筑苏嘉线防卫工程（被外国称为中国的“马奇诺”和“齐格菲”防线）、改募兵制为征兵制等一系列措施。苏南地区素以文弱著称，存在严重的重文轻武、蔑视军人的传统思想，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为了支援抗战，政府采取了以学校和社会教育结合的特殊形式，来办理实际上是对适龄青年进行的军事训练工作，也就是社会上所谓的壮丁训练工作。
我们集中在无锡惠山山麓的忠烈祠、杨四褒祠（在寄畅园对过）。经过三个多月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后，回到各县的中心民校、乡镇民校任职。
我们的同学人数不多，实际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仅一年多时间。我军在淞沪战场浴血奋战三个多月西撤后，学校就不得不解散停办了。
但是，在八一三抗战时，我们协助地方进行治安、防空、防谍、除奸、肃奸等抗战后援工作，在日军占领的沦陷区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争，严重打击敌伪，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对于进行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战争。
在淞沪地区，中国军队数十万，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奋勇作战，在虹口、闸北区与日军展开巷战，短兵相接，浴血奋战。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战士沈崇诲驾着军机，带着重磅炸弹，飞向黄浦江畔，连机带人向敌人旗舰“出云”号俯冲轰炸，企图与敌舰同归于尽。同年8月，上海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日军强迫胡阿毛开军用卡车运送全副武装的日军三十余人至前线，胡就将卡车开到外滩，开足马力冲进黄浦江。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谢晋元团长率领的八百壮士坚守闸北四行仓库，顽强抗日。这些事迹，都是当时的抗日典范。
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上海各界团体纷纷组成慰劳队，赴前方慰劳将士，载着现金和大量物资，支援中国军队积极抗日。全国各地的抗日怒潮，此起彼伏。在南方各大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墙上，都张贴着巨幅漫画和各种标语，标语上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头可断，血可流，国不可亡”“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字句。街头巷尾，青年们组织化装宣传，动员抗战力量；少年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毕业歌》等歌曲，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但是，一小撮丧尽天良的民族败类甘愿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指引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金山卫登陆，抄中国军队防线的后路。因此，中国军队出于战略考虑，不得不退出淞沪地区，转进作战。当时，各路增援部队从南京方面开出，源源不断地开赴前线杀敌。在上海前线，每天则运送大量伤员到后方伤兵医院治疗。
我在苏州参加救亡工作，每天到火车站慰劳赴前线杀敌的将士，同时奔赴后方医院，为受伤将士们医治、包扎伤口。那些伤员有的受了重伤，被迫锯掉胳膊和大腿，他们都毫无怨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就是死也心甘情愿。受轻伤的伤员们都表示：希望早日医治好伤口，重赴前方杀敌，为国争光。
1937年秋末，中国军队作战失利，节节败退。我是一个热血的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便随军回撤，继续做救亡工作。由于潮流演变，我在大后方进入黄埔军校十八期受训，毕业后任职于重庆国民党机关。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1945年8月10日，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迫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普天同庆。山城重庆更是热闹非凡，鞭炮响彻云霄，人们尽情狂欢。
江苏常熟境内的长江之滨，有个小小的集镇——金村，又叫慈乌村，“二十余井，井井流甘；一百余家，家家识字”，人们过着平和的生活。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在抗战号角《义勇军进行曲》的鼓舞下，全镇居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最活跃的是一些青年人，包括因战乱从外地回来的青年学生和店员，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我是从常熟城里回到金村老家的青年学生。因为我在学校里主持过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同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张杰荪熟识。当时张正好是县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青年朋友就让我出面，同张取得联系，并推举我为各项救亡活动的骨干。从8月中旬起的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开展了如下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一 、 收听电台广播 ， 报道抗战消息
金村离城较远，消息很不灵通，但人们需要及时了解抗战的情况。于是就由拥有并能侍弄收音机的金团石、金梦、侯昆仲负责，每天收听并记录主要战况，由我负责用大字写成快报，贴到镇上的热闹地带——小桥堍。由于我们坚持不懈，快报很受欢迎。记得有几次报道了我军胜利的消息，观者如云，群情激奋，收到了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的良好效果。
二 、 成立若干小组 ， 分工下乡宣传
为了唤起民众，共同抗日，我们决定下乡宣传。这项活动主要由女青年金瑞华等负责。男女混合编组，一律一手撑伞，一手持彩色小纸旗，分工深入到田头农舍，向农民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路上还高呼口号，颇有声势。
三 、 募捐废铜烂铁 ， 支援抗日战争
劝募废铜烂铁，是县抗敌后援会的号召。我们决定积极响应，成立了“慈乌村废铜烂铁募捐团”。经过联系，县抗敌后援会委任我为团长。我们结合上述宣传，向镇上居民及乡间农民挨家挨户地登门劝募。群众知道废铜烂铁回炉后可以用来制造枪炮打日本人，就踊跃捐献。许多农民把补好可以再用的铁锅都端了出来。有的居民把完好的铜器也拿出来捐献，一个叫金君朴的地主，把家藏一色锃亮的康熙铜钱全部捐献出来，装了好多木箱（肥皂箱）。我们还把躺在乱草中的、据说是太平军用过的一尊土炮也凑了进去。
忙了好几天，一共募捐到2000多斤。我去乡公所（乡政府）商量，决定由乡公所出面，托船主李甘并用他的“接班船”，专程把这一批废铜烂铁运送到城里北门，交到新公园里的县抗敌后援会办事机构。该会给了一张收据，那是一张狭长的小纸条，蓝色油印，捐赠单位及数量等项是用毛笔字填写的。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本来只有组织而无名称，自从“慈乌村废铜烂铁募捐团”成立后，我们就用它的名义开展活动。它实际上成了常熟县抗敌后援会的“金村分会”。
四 、 协助接待县宣传队 ， 支持该队宣传演出
县抗敌后援会设有一个宣传队，负责下乡巡回演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大约9月上旬，该队十来人来到金村。我们协助乡公所热情接待，并帮助该队在镇东北的东园（俗称金家花园）东南隅一棵大榆树下临时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
宣传队登台向群众进行化装宣传，先是演唱救亡歌曲，接着是短篇讲演，最后演出类似活报剧的节目。想不到演到中途，敌机突然在镇的上空低飞掠过，由于早在8月中旬镇南数里之遥的地方已遭敌机轰炸过，观众便如惊弓之鸟，顿时一哄而散。该队只好草草收场，并在当天离镇而去。记得该队带队的，一个叫姚民哀，就是弹唱《西厢记》的弹词名家朱兰庵；一个叫孔令晟。后来我得知，宣传队的负责人是蒋宗鲁。
五 、 协助组织巡逻队 ， 参加夜间值勤
为了防止间谍活动，保卫地方治安，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持下，乡公所办起了巡逻队，队部设在镇西金村小学南边的平房里。我和金嘉谷、金永清等协助乡公所，组织镇上青壮年义务参加。巡逻队的活动都在夜里，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分工四处巡逻。那时候的确有许多可疑的迹象，例如经常有来历不明的、类似照明弹的东西在夜空闪亮，有时甚至此起彼伏，从而引起了大家的警惕。巡逻队开始是徒手，后来也稍稍添置了一些枪支。我和金嘉谷等每夜轮班到队部值勤，有时就住在队部。
镇长是新上任的，名叫金柳宜，是个女士，她放手让我们做巡逻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我们干得很有劲（可是非常劳累，后来我终于病倒）。由于加强了安全巡逻，金村直到沦陷，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当时，邻镇福山有国民党的军队驻防，基于修筑工事等原因，经常要求附近乡镇提供民工和各种物资。所以我们还要帮助乡公所，组织人力、物力以支持守军的工作。
同年11月中旬，常熟沦陷。敌人的铁蹄也践踏上了金村的土地。不久一批鬼蜮登场，镇上出现了“维持会”组织，他们认贼作父，敌视抗日的群众。同时，四乡八镇打着各种旗号的“游击队”兴起，他们游而不击，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金村被控制在土匪头目杨春华的手里。
到了翌年即1938年，曾任镇长的金皙庵，某天傍晚遭到一帮歹徒的突然袭击，脑袋被利斧劈开，乡公所用小火轮把常熟城里的著名西医周缦荪请到现场抢救。金终因伤势太重，不治而死。土匪制造的这类恐怖事件，更使群众恨之入骨。
也是这一年，敌人在西塘桥制造血腥惨案，20多个中国人被集体枪杀在牛尾巴湾。在该镇当店员的金村青年姚念慈也罹其难。当姚的遗体被抬回镇上时，激起了全镇百姓对日寇的无比愤恨，增强了大家抗敌复仇的意志。凑巧，有一个国民党的游兵散勇冒充“皇军”，带了助手，到处搜劫百姓的财物，甚至蹂躏了好几个结婚前夕的姑娘，群众忍无可忍。当他又一次出现在金村镇郊时，金怀庆等一伙勇敢机智的青壮年，不约而同地向他围上去，先夺下了他的长枪，然后狠狠地把他揍死，埋在镇东北永昌庵（又叫潘圻庙）的附近，群众才略微出了一口气。从此，驻在邻镇福山的日本兵，有好一阵子不敢出来活动，单枪匹马到金村来的，也从此绝迹。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一伙青年人以及受到我们影响的人，不得不各自寻找抗日救亡、免做亡国奴的道路：有的秘密去外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的潜伏城乡，伺机行刺敌伪（如枪击文化汉奸蒋志范）；有的不远千里，辗转去大后方，参加国民党军队或继续求学；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地，默默地抗争……当然，也有堕落了的少数人，投靠敌伪，为虎作伥。
像所有沦陷区的人民一样，金村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阶段。
在1938年下半年，武汉这个不平凡的地方，处在不平凡的时期。全面抗战开始了，华北华东前线正在激烈战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不时来武汉轰炸。各地流亡学生集中在武汉，文化界人士集中在武汉，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集中在武汉，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集中在武汉，各地逃出来的难民集中在武汉，各机关团体、部队也都在武汉设立办事处，连八路军也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各大报纸每天登载的都是抗日新闻。话剧、歌剧、街头剧，都演出抗日节目。京剧、地方戏都编演抗日剧目或爱国历史题材的剧目。大街上，随时有行进的长短队伍，或乘坐卡车的团体，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还有无数的宣传队、工作队，在城市乡村通过演讲宣传抗日，演出抗日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男女老幼街谈巷议都离不开抗日。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以来，人们压在心头的闷气一下子发泄了出来。抗日气氛空前高涨，震撼人心之深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的学生，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又不甘心做亡国奴，孑然一身从河北省流亡到武汉，心情很是激奋，因为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但想到自身，却又忧虑重重。我应该怎么办？到哪里去？茫然无主见。当时在武汉招考或招收学生的学校团体很多，如军医学校、军官学校、警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抗敌工作团、战地服务团、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八路军办事处也招待青年学生，甚至以后当了汉奸的石友三部队也派人到武汉招收青年学生。凡是招生的学校我都去报考了，招收的单位我也都去联系了，并且参加了一个话剧团演话剧……但这些我都觉得不合适。怎么办？到哪里去？问题还没解决。冬天来了，天气冷了。我站在长江岸上，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万千，理不出个头绪来。
这时，我大哥从河南前线来到武汉，此时此地，兄弟会面，别是一般滋味。在我的住处，我们彻夜长谈。
大哥高中尚未毕业，就在北平参加了商震的三十二军，快三年了，现在任连长，在前方负伤治疗后，有一粒子弹留在膝盖骨下面取不出来，虽然不影响走路，可总也不太方便。他这次到武汉来，就是想找一个大医院把子弹取出来，再回部队去。
我们各自讲述了离别后的经历和有关家乡的消息，继而自然地谈到以后的问题。我说：“现在家回不去了，继续升大学没有钱，怎么办？到哪里去？你已辗转几处和日本人作战，又负了伤，能否在后方找点工作，反正已经无愧于国家民族了。”
大哥没有给我指明出路，他知道我俩性格不同，志趣不一，不愿替我做主，只说他自己的想法，大概是要给我参考吧。当时的原话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有不少人说我腿上有伤，可以在后方找点事做，我不愿意。因为我们几年来盼望的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不抗日，中国必然亡国，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我们家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大中学生有十来个，当了亡国奴，受害是首当其冲的。生命财产还有什么保障？再想过以前的日子，平安念书，怎么可能呢？平安生活只有抗日胜利后才能实现，所以抗日也是我们家庭所需要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战争。战争就要有牺牲，胜利不是轻易能够取得的，需要几千几万几十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人们都怕死，怎么能得到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那么一个大家庭，如果没有一个人死于战场，胜利后我们家庭不能成为烈士之家，那是很遗憾的，也愧对国家。所以我这次无论能否医好腿伤，都要尽快返回前线，继续和敌人作战。我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也亲手打死过日本鬼子，再回到前线还要继续打侵略者。活一天打一天，死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也都无愧于心。你念书比我多，你的事自己斟酌。反正现在只能上不花钱的公费学校，或者去参加工作……
送走了大哥（两年后，大哥在江西修水战役中再次负伤，在医院里亡故，完成了他的夙愿。大哥的死是自觉的，是壮烈的），我更加觉得孤独。年末剧团分赴别处，我不想跟他们走。以前考取的学校、招收的单位都先后离开武汉，没法再去。于是，我再次投考军官学校，到武昌右旗入伍去了。
一 、 日本人来到我的家乡
我的家住在白芒花
镇属的一个边远山村，全村只有十来户人家，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山沟，也逃不过敌人的魔爪。1938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日本鬼子在我县的近海（澳头、霞涌）登陆，守军莫希德
闻风而逃。鬼子用飞机轰炸了离我家40里的平潭糖厂，然后分兵两路，向我沿海县境入侵。
当晚，就在人们进入梦乡之际，敌人杀到我村的大路旁了。密集的机关枪声伴随着炮弹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情况表明：敌我双方在三岔路口交上火了。全村的人立刻警醒，由于白天已有准备，大家立即打开后门，趁着朦胧的月色，纷纷向屋后山逃去。
我紧跟着哥哥、姑母和老祖母，他们都驮着和挑着必备的简单衣物，一个接着一个，使劲地爬过又黑又高的屋后山。歇了一会儿，天快亮了，姑母叫我们找个草窝躲藏起来。过了片刻，枪声消失了，由于十分疲劳，大家也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又等到太阳爬过头顶，才又绕道村侧的鹤公岭，钻进岭间一片密密的松林。这时，我们居高临下，依依不舍地远眺一下亲爱的村庄。刹那间，三架涂上红膏药
的日本轰炸机竟然在我们头上盘旋，继而对我们这些散布在各个山头的逃难者机枪扫射，大家只好卧倒，不敢声张。我和老祖母脚撑着松树的躯干喘着气，透过针叶远望，但见村道上正密密麻麻地爬行着鬼子长长的一路纵队。既有兵士，也有驮运物资的马骡，还有三两个敌人军官在指手画脚，他们好像发现了我们这些逃亡者。
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呀！一夜之间，我们便成为死亡线上的逃亡者。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前天晚上，10月10日，我和哥哥正在外婆家良井中学念书。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火红之夜：双十节的校园搭起了戏台，演着抗战话剧：有个很文静的一年级男生叫宋振雄，正扮演着农村姑娘给日本兵抓住；另一位高个子的学生会委员杨某，则在另一出歌剧中饰演一个朝鲜革命者。这一幕幕都在揭露敌人的残暴和人民的痛苦。这时候的台下，是来自四乡鼓着掌、流着泪的观众。待到深夜，戏演完了，只听得主席台上一声号令，全乡性的火炬大游行便开始了，我们中学的队伍是每人手持银光闪闪的木制大刀，随着口号声一起一落，边走边唱着这样的歌：
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兄弟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了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呀）！
激昂的歌声和通红的火把，此刻仍然在我的耳际和脑间回旋，眼前这些杀千刀
的鬼子兵竟一下子就闯进我的家乡来。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扶着老祖母越过了鹤公岭，再朝岭背的陡峭的下坡路走去，走向遥远的他乡……
就在这一天，不愿逃难的叔父给日本兵抓去做劳役，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讯。人们都说，他肯定是受不了劳累而客死他乡，不然，他怎么永远回不来？！
二 、 天灾人祸 ， 失学又失业
次年，由于敌人攻破广州，省会迁到韶关。我的家乡离县城惠州稍有一段距离，敌人一时赶不过来，我们便获得喘息的机会。那时候外祖母得到一位住在她家避难的医生的介绍，特地带了我和一位同学，以及邻村的一对穷姐妹，准备上韶关的难童班。据说那儿有饭吃、有书读，是由某个慈善机构主办的半工半读的好去处。我们同行几人心里异常高兴：早就希望有这么一天，离开战乱的骚扰，好好地读书和做工。
可是我们一行五人足足走了大半天，赶到惠州城的难童班接待站时，却大失所望，说是接运难童的班船已经起航了。下一批要到什么时候才接运，谁也不知道。就这样，我们仅仅在站里吃了一顿粗茶淡饭，歇了一宿，便扫兴而归。
在1941—1942年，我家在与人告借的情况下，让我勉强返回母校读书。接着，空前罕见的1943年大灾荒发生了。它的起因仅仅是100天未下雨，土地龟裂，竹子开花，加上奸敌起哄，一下子米价飞涨。真是赤贫千里，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离我家十多里的湖尾村的一个姓何的地主，由于饥民蜂拥到其宅旁采摘竹米为食，他狠心不给，居然还开枪杀伤饥民。一桩桩血泪仇，又有谁能为之申诉？那时我家也是向村里地主借来一点谷子，靠吃很稀的粥、拌以杂粮和米糠、自做的一些薄饼来充饥度日。在学校，我倒欠着学费（折实以米计算）而受到校役
一再无情的逼交，加上大旱过后，暴雨成灾，家里再也不可能供我读书了。
次年，一个在外乡当校长的堂哥叫我去做帮手，让我教低年级的课程，答应可以从他的薪俸中抽出一部分来维持我的一宿两餐。我想，这年头要找生计是多么难啊，天上掉下来这碗饭给我，这个工作当然不能错过。我告别了老祖母和家人，立即跟着堂兄赴任（一个只管两餐而没有工钱的差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项工作——教那些天真纯朴的农家孩子识字唱歌。我还记得，在我上班第二周的一个傍晚，当地一位乡亲对我笑着说：“你才19岁，便来当先生，实在了不起呀！”这到底是讽刺抑或是赞赏？在当时我是不太理解的。
谁知，就这么一个来之不易的饭碗，竟然在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即告丢失。原因是当时的惠州、淡水镇一带，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以“莫须有”的手法冠以“奸党”罪名，四处迫害知识分子，人心惶惶，连我们这个学校也不得不关门停办。
三 、 抗日救国 ， 才有出路
我失业回家之后，越来越觉得只有抗日才有出路。
1944年的夏秋间，曾生游击队
活动到我们山村来了，那时我们村前新开辟了一个盐场，游击队在此设税站，维持盐商及盐工的公平买卖，张贴共产党的安民告示，宣传党的各项抗日主张，提出“二五”减租，保障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们还散发传单，宣传邹韬奋先生临终前请求党中央批准入党的事。所有这些措施，普遍受到人们的拥护和爱戴。我本人也由失业彷徨而转向欢欣鼓舞，下定了决心：走，到游击队去！只有抗日救国，才有我们青年的光明前途。
在1945年大年初三的一个早晨，我便与邻村一个青年一起投奔游击队。在战争岁月的锻炼、教育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支有着铁的纪律和光荣传统的革命队伍。
我随着大伙儿，既扛过大枪，做过文化教员，也当过最基层的政治、交通情报工作人员，在抗战中尝到甘苦，流过血汗，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天——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一天啊！我们的支队长高健同志兴奋得像个小孩，高高跳了起来，欢呼：“同志们，我们最后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
四 、 家风再好 ， 也靠党来指引
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我们这个山村是有着革命好传统好家风的。我们的祖辈有个叫罗添者，早在清朝末年就率领好几千人马起来造反，最后和洪秀全的太平军会合在一起。之后，又有罗仲霍（我的堂叔父）参加了黄兴的敢死队，进行过攻打总督署的辛亥黄花岗之役，成为七十二烈士之一。他们都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但后来还是一个又一个地失败了。
在这场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由于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村过去的好家风，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共产党像磁石那样，把我们全家、全村的青年几乎都吸引过去了。我的一家，兄弟姐妹四人全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相信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许多革命老区，每户四人以上参军的，很多很多。正是这些数不清的不愿做奴隶的爱国青年，都聚拢在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党的指引下，才能无坚不摧地把日本强盗打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对我国东北突然发动袭击。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敌人军队长驱直入，毫不费劲地占领了火药库、北大营，沈阳沦陷了。敌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
当全国人民正在痛心疾首、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时，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登陆了。十九路军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将领激于爱国义愤，抱定必死决心，坚决保卫国土，给予敌军迎头痛击，并通电全国，呼吁全民奋起，抵抗侵略军，作殊死战斗。
当时我在初中读书，全校师生非常痛恨日本，便发起抵抗日货运动。一组组上街去商店和瓯江船上检查日货，有时押着奸商游行示众，有时城内各学校联合演戏，揭露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烧、杀、奸、掠。大家奔走呼号，国亡无日，一定要报国仇、雪国耻！
1936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将蒋介石扣留西安，要求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收复国土。中国共产党即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代表，飞抵西安，国民党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飞到西安，一起与张、杨方面开诚布公地进行谈判。蒋老先生答允了许多准备抗战的条件。这样，在中共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解决、保全抗日实力为前提的决策下，西安事变被化险为夷地顺利解决了。全国人民忧虑的心开始转向乐观，充满希望了。抗战形势日益好转，全国学生的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七君子”在监狱里高唱《毕业歌》，我们在学校里也唱《毕业歌》，真高兴！
1937年上半年，备战形势更紧张，当时我还在杭州师范读书，学校当局因学生即将参加军事集训，便将一学期的功课在去集训前赶授完毕。初夏，我们愉快地背上行李，向杭州梅东高桥营房报到，参加全省大专学生的集中军事训练。在集训中，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下发文件给集训总队（总队长是范汉杰）：凡是经过军事集训的学生，均可以高中同等学力报考中央军校。我们一批志愿从军的学生，非常高兴地向总队部报名，要求投考中央军校。盛暑6月，集训结业，我皮肤晒成紫铜色，高高兴兴地回家度暑假。
我回到家乡不久，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宋哲元军英勇还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各省政府主席、各党派主要人士，均飞南京，转飞庐山开会。报纸公开宣布，中国正式对日本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抗战，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决不罢休。多年梦寐以求的抗战，终于到来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谁不欢欣？
在中央军校复试日期到来以前，我天天冒着逼人的热浪，走向附近村庄，宣传抗战开始后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改为征收粮食的意义和不用硬币银圆、改为发行纸币的好处及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加强团结、一致抗战的意义。我们的宣传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8月上旬将过，我即整装从家乡赶赴杭州，为投考中央军校，向省府军训处报到，待命赴考。真巧，在我到达杭州那天，刚好是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如1932年“一·二八”一样在上海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了。次日，日本飞机飞来轰炸杭州笕桥航空学校飞机场。我空军英勇冲击敌阵，给敌机木更津队以致命的歼击，敌机狼狈飞逃。我们在观望中欢呼、拍掌！
由于战火逼近京都，中央军校已迁武汉。我们一批20多名学生即由省府保送，并派一位军训教官带领，去武汉中央军校复试，在武昌营房中央军校十四期招生处报到，等待各省考生到来，坚持在敌机轰炸中如期举行复试。
非常荣幸地，我们浙江学生大部分都考取了中央军校第十四期。10月间，我们首批1500余人热血沸腾、誓志杀敌报国的爱国青年，在武昌蛇山之麓熊廷弼路中央军校十四期入伍生团，高唱黄埔军校宏伟的校歌，在“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的歌声中，开始过着艰苦而光荣的入伍为兵的生活！
三个月的入伍生训练期满，举行分科考试。我的第一志愿是辎重兵科，第二志愿是工兵科。但辎重兵科名额只有60来个，而工兵科名额有300多个，我们大部分学生只能读工兵科了。非常天真地，我们许多同学都说学工兵，将来还可干步兵。我们很多人还真的爱上那副雪白纯洁的、一圈围着金边、在中间一条金杠、点缀着星星而很美观的工兵领章。
武汉吃紧，我们中央军校即须进入四川学习。十二期同学在汉口毕业分发了。校本部就率领我们十三期（一个总队）、十四期（两个总队）挺进四川，并先派政工人员去湘西、川南等偏僻难通行的少数民族地区做宣讲工作，使我们学生军能浩浩荡荡地顺利行军。进入四川，我们先在重庆外围——铜梁虎峰场受训。
这里应说明一个史实情况，我们十四期二总队，本是抗战一开始最先在武昌中央军校入伍的，是全国各地首批考选来的（包括最先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以及南洋等地的归侨）青年，但军训部决定把我们这个总队（原先是十四期一总队，总队长是范汉杰）当作国家储备干部来训练。受训时间要长一些，学习要全面些。这样就将我们一总队番号与晚些进校而须提前毕业的二总队的番号调换了。他们叫“十四期一总队”，我们改称“十四期二总队”（总队长是张世希）。
在铜梁十三期、十四期一总队先后毕业后，十五期学生正在招收，我们二总队随校迁成都。原来成都分校改为本校。步科在北校场校本部受训。特科（骑、炮、工、辎）在西校场受训，均于1939年冬毕业。当我们被分发华北第一战区的一批同学，首次搭乘弹药车，爬上露天药箱背坐定时，漫天大雪在纷飞了。
经过两天风雪，汽车结束了在秦岭大山脉上的驾驶，到达宝鸡。第三天早上，改乘火车去西安。一位广东同学的双手冻肿了，肿得像馒头一样。我关心又开玩笑地问他：“同学，两天冻得这样肿了，以后怎么办？为啥不要求分发在秦岭以南的地区呢？”他笑着说：“我在广东从未经历过大雪，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到华北战区来打日本鬼子，我很高兴！”
第四天在西安上火车时，同学分散了。我们到七十一军去的，仅十多个人在一起。到潼关附近，下火车步行。对岸风陵渡正被日本鬼子占领，大炮不定时地轰过来，我们须得利用打炮间歇，跑步低姿通过，再改乘火车，到达灵宝下车步行。到了虢略镇，我的好兄弟与我分离了。他就留在这里的八十七师，我们走几里到涧水的七十一军去。我叫李覃佐，他叫李贤佐（湖南人），在武昌考军校看榜时，他看到我的名字，大叫榜上错写了“覃”字，他是“贤”字。因为我已看到有“李贤佐”的字样，起初也怀疑榜上错写了我的名字。那时，我被拥挤的人群挤得坐在别人肩上了，听见这些话，我心里明白了。我叫他不要急，我已看到他的名字“李贤佐”。好了，我俩都录取了，真巧，真高兴，真是好兄弟！
到达涧水，我们向七十一军工部报到，上交军校的分发书。住宿在临时招待所——一间土墙砌成的马棚，堆着草，只有栅条椅，高兴而新奇。第三天军长宋希濂将军召见我们，经个别谈话后，多数同学下部队到该军三十六师去，我和姜安洲、彭××三人留军部参谋处，任少尉见习参谋，学习业务、骑马、射击、歌咏……
1940年的春天，正是北国冰融雪消、桃花盛开时，我们全军奉命出发去山西打日本鬼子，真是高兴极了！我们三位见习参谋，想到作战可能有伤亡事故，便写信向亲人，在致临战告别的决心书。我们随部队渡过黄河，即由第一战区向第二战区进军，在晋东南太行山区，与友军范汉杰军、八路军等在同一条战线上浴血抗战……
抗日逢良机，我如愿以偿了。
1944年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通令征调各大学应届毕业生入伍受训，如有不应征者，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1944年春，各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长大的，饱受战祸流离的痛苦，目睹日寇屠杀同胞的惨状，素怀抗日救国的热情，莫不踊跃应征入伍。当时我是复旦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便不计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服从征调。
重庆设立了重庆译员训练班，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任译训班主任，征调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中华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应届毕业男生约1000名，集中在佛图关原中央训练团接受入伍军事训练和英语翻译训练。两个月训练期满，举行毕业典礼。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杨宣诚出席讲话：“国家征调学生，是为了抗战的需要。你们毕业之后，分散到军队各单位，好好配合美军工作，你们要为国家出力，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还有一条，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顶头上司，还是外事局。”散会后，全部学生均由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发给委托令，任命为外事局三级译员。接着，各分队通知同学们的分发工作单位。从此，1000名译训同学分散了，各赴工作岗位，各奔前程。
《中央日报》发布了分散到中美合作所的译员名单，共19名，我和复旦新闻系同学何鸿钧、王志俊在这个名单上。当时，中美合作所成立不久，我们对这个机关的名称还是陌生的，认为能够分在安全的后方，算是工作上的幸运。
领队集合我们90名、5个大学的译训同学，分乘几辆卡车，由佛图关出发，路上齐唱着：“同学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驶过化龙桥、小龙坎、沙坪坝到了瓷器口。经过一段街道，车停下了，卸下行李，我们进入坐落在两山之间的中美合作所。
进所后的头两天，是主任秘书找学生进行个别谈话。第三天晚上，通知说：“明天早上，主任要来讲话。”由于住宿、吃饭都没得到妥当安排，我们便推出代表，在会上发言，向主任提意见。次晨，黎明起床，集合整队，我们被引至一座平房的礼堂，进入昏暗的室内，摸索着排队。
在一片嘈杂声中，电灯亮了，我们望见台上已经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会场立刻静了下来，只听他讲道：“诸位不认识我，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就是戴笠，许多人认为我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今天大家见了，其实我和大家一样，都是人，杀一个人，要浪费一颗子弹，一颗子弹要花几块钱，几块钱不是随便浪费的。”我听了，感到一阵恐怖的窒息，室内是死一般的寂静。稍停了一会儿，他以严厉的口气说道：“什么是中美合作的工作？就是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价值！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工作才结束。”他转而用缓和的语调说：“你们是经过委员长亲自批准、手令外事局接到合作所的，不愿在合作所的，可以到罗家湾做资料翻译工作。每年发两套制服，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吃的和‘盟军’一样，是牛奶面包，生活待遇一切从优。望大家好好地安心工作。”戴笠把话讲完了，推出的学生代表竟无一人敢发一言。戴笠退出了讲台，90名学生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出礼堂，我的脑际还萦绕着戴笠一言一语的恐怖之音！
从此，同学们各自聚成一团，悄悄议论：
“合作所的主任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征调学生是为了抗日的需要，怎么分到训练特务的机关来了？”
“训练特务的翻译工作不干了，去找外事局！”
“不干，恐怕跑不出童家桥！”
怎么办呢？我忧心如焚。同学们喜欢到瓷器口街上的一座杂货铺议论纷纷，但也理不出头绪。过了好几天，我又进城到川盐三里《文摘社》去见章益校长，说明合作所的情况，请求改调工作单位。章校长表示同情，答应向上级反映。不久得到章校长的私函回信：“曾面晤吴铁城秘书长，他答复说，分到合作所的译员，是经过最高当局亲自批准的一百名，所以不能改调单位，深为扼腕。吴秘书长又说，在合作所是做普通工作，服务限于两年，望回所安心工作。”我在失望、焦灼中，又向外事局书面申请改调，很快得到外事局的批复：“该员擅自离职，予以开除学籍并予通缉。”十年苦读，成绩毁于一旦，内心悲愤，达到极点，但决心已定，“不要文凭，宁要自由”。重庆再也不能逗留，遂潜回家乡，8月转赴达县，复旦同学何鸿钧也自动离开合作所，相约到达县，一起在乡下教书。
蒋介石政权借抗战之名征调学生，实则扩充特务队伍，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特务头子戴笠专横跋扈，残暴嗜杀，更是狰狞毕露，恐吓利诱，强迫学生入伙。这不仅遭到学生的抵制反对、民主教授的正义谴责，甚至受到国民党党内不同派系的批评指责，舆论哗然，迫使外事局局长杨宣诚辞职，另由何浩若继任局长。
1945年，何鸿钧和我到了重庆北碚母校，具函申诉，得到教授张志让、陈望道（张任复旦法学院院长、陈任复旦教务长兼新闻系系主任）和校长章益的同情和支持，终于得到外事局局长何浩若的批复：“准予撤销通缉，并恢复学籍。”离职反特的斗争，终得胜利。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潮，我当时在家随同祖父做中医。
日寇占领了新垟河，其距离我家只有25里之遥。这里时而日机轰炸，血肉横飞；时而日军临境，烧杀抓夫。国民党在我地驻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及六十团等，均属二十军。他们曾一次调遣六十团击攻新垟河附近王梅村之敌，经过几个日夜激战，全团伤亡较大。回到驻地后，他们修建抗日阵亡壮士暨死难同胞纪念塔。
我以悼唁联云：
陷阵在王梅，夜月啼鸟，生死关头虽脱险。留名于国史，云霄跨鹤，忠勇灵魂报寇仇。
1944年，日寇由新垟河第四次犯湘进攻西蜀，迫使我全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流亡在洞庭湖岸大明乡钱家村过旧历年。除夕日，我满腔忧愤，恨不能即刻赶赴前线杀敌，因不能遂心，以春联一首，以解心头之恨。联云：
强胡未灭，枕席难安，救国有英雄，收回数万里江山，谁是中流资砥柱。
逝水留光，春风又到，举头望奴寇，投掷几千年耻辱，我亦他山做主人。
春节后，2月28日，我弃医从戎，在湘阴县抗敌司令部联络参谋处担任秘书工作，长驻在洞庭湖岸的桃林、九木河、荆浒、奇绿等地。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游击战，乘敌人不备之时，给予迎头痛击30余次，死伤敌寇很多，扰乱其阵线。
1945年秋，忽接上级命令，所有在华日寇缴械投降，准许徒手回国。我不胜欣喜，雀跃之至，即以诗云：
顷闻暴日果投降，
万里风烟一扫光，
数载伤离亲骨肉，
八年赢得此辉煌。
雄师浩荡追穷寇，
众庶欢呼返故乡，
先烈有灵应侃耳，
国旗挥舞耀湖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