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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尽劝导，千户困难解。
坚强不自馁，何惧屡毁家。
在抗日战争中，我以一个妇女的身份为抗战尽过的微薄力量，可以概括在以上这20个字内。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的一年，我的丈夫陈方修是中国银行驻淮南煤矿办事处主任，我的小家庭住在矿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时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国民奋起，以各种形式争取全民族抗战。直到西安事变后，始露国共合作、一致抗战的端倪。淮南煤矿所在地包括洛河、田家巷两镇，各阶层民众及路矿员工，在1936年初就发起了军事训练。我鼓励丈夫出头，银行员工当然全部参加。路矿职工自发参加的风气兴起，形成一股新气象。妇女救亡工作也同时进行，并且有相关的训练组织。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开始了，人心振奋，人们纷纷捐助金钱和物资，送往前线。不幸战局失利，淞沪沦陷，接着首都南京沦陷了。我们常州的老家公婆二老和孩子小林、小粮只好逃到淮南来了，老家受劫。这是我家第一次被毁。
淮南矿是产煤的，淮南铁路是运煤的，路、矿协调发展是好现象，然而一旦抗战失利，工业将沦陷，煤就没有销路，运不出去也卖不掉，就成了问题。路矿负责人程士范来找我丈夫，要求银行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要撤退。他说自己立即到上海去找董事会，陆续汇款接济，然而一旦丈夫所在的银行撤走，款汇不过来，他就没有办法了。我丈夫答应他，尽可能不撤退。程士范走后，他的工作由协理程书度负责。程士范一去无消息，很长时间不但汇款无着，连一封信也没有。路矿员工工资发不出，人心惶惶，天天围着程书度，有许多人跑到我丈夫处诉苦。
敌寇侵入南京后，随即渡江占据浦口，准备北上。北上日寇就要打通津浦路，淮南路矿人员必须撤退，这就增加了紧张气氛；同时我丈夫的管辖行蚌埠支行已撤至皖北正阳关，电告我丈夫，从速撤退。我丈夫在此紧急关头，思虑甚重，本应遵命撤退。该办事处人员少，库存账册轻便，包括家属在内，雇一小轮船就足够了。对于路矿来说，我丈夫没有责任，但对于朋友、对于广大路矿员工，感情怎么讲呢？能一走了之吗？路矿的透支额早已超过，除非另订一笔贷款，否则路矿的日常运转无法维持。但是办事处主任无此权限，又能向哪里请示呢？因此我丈夫不停叹息，终日彷徨。
我对他说：“抗战是民族大事，是长期的事，不能以一时失败而灰心。尤其是人，人是抗敌第一武器。淮南广大职工撤退到后方，仍是一股强大的抗战力量。不能任其涣散。你所顾虑的是行纪，认为办事处主任无权放款，怕受到处分。但是你是基层负责人，能做有益的事，为人民大众做有益的事，如果为此受到处分，也问心无愧。你切不可钻牛角尖。在未与程书度商定办法之前，银行不能撤退。”我丈夫被我说服了，与程书度等几度磋商，决定成立一透支契约，金额30万元。然而，领取巨额现钞又是问题。蚌埠支行已撤退，我丈夫赶紧与芜湖支行打电话商量，该行答复说可取现钞，但因其也将撤退，限即日来领。我丈夫便冒险闯过轰炸区，到芜湖运回此款，以备路矿支用，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困难。如此，他们银行职工才分批撤退。
银行办事处先撤阜阳，再转汉口。行时匆匆，仅带简单行李，在淮南的一个家相当于全部损失了，尤其可惜的是，我丈夫收集的几箱书籍及我的画件画册都丢失了。这是我家第二次被毁。到汉口后我丈夫即向管辖行报到，遂找程书度，要其速与董事会交涉，设法筹还30万元的临时贷款。淮南董事会表示，此事他们一定负责，接受此项要求。
我们因为管辖行令返回上海，便由粤汉路到香港转上海。那时上海已成孤岛。数月后丈夫被派赴重庆工作，遂将公婆送回常州乡下亲戚处安置，我和两个小孩暂住上海。
他去重庆，我在上海带孩子，学英语，开画展，忙不过来。丈夫到重庆后，曾亲历残酷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人虽无恙，也吃尽苦头。我的心如何能平静下来？自感应当到重庆去，与他同甘共苦，也许我也能为祖国做点事。我毅然不顾困难，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乘轮船经香港到海防，乘滇越路火车抵达昆明，然后乘飞机抵渝。此时丈夫被调到北碚，我再乘车到北碚，万里奔波，总算到了四川。住下不久，便遇到敌机轰炸，房屋受创，幸而人未受伤。
1940年丈夫调回重庆，将家安在南岸黄桷垭。接我去时，我已怀孕八个多月，搬家劳累，第三天就早产第二个儿子。1941年9月30日敌机轰炸渝南岸，幸亏我携带第三个孩子躲入防空洞。谁知住宅被炸起火，无法扑灭，顷刻间化为灰烬。
家难国仇，令人愤慨。当日下午，丈夫得知南岸被炸，急忙回家探望，只见一片焦土，人物俱无，焦急万状。经探询，始知我们临时寄居在同乡家里，相对凄然，痛苦难言。这是日寇侵华时，我家第三次被毁。
后来我只得日夜作画，开个人画展，卖出作品，才逐渐度过那段极度困难的日子。
1933年的长城抗战，以冀东八县自治的屈辱条件而告终。日寇借此机会，一方面，结合伪军，绕袭长城以北的张北县和内蒙古平地泉以北的洪格尔图乃至百灵庙；另一方面，利用自治条件，在北平附近随意设置关卡，我们的丰台车站都有日军的检查站，其理由不外乎保护侨民，其目的很明显，就是监视我方军事设施和行动。
1935年，我在董其武旅工作，住在平地泉。日寇从冀东整军经张北绕道洪格尔图时，旅长董其武率旅抗击胜利，返防后，命我去太原为全军领药再战。归途中，车到长辛店站时，列车调度员找我商谈列车运行路线的事，当时我还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只听调度员用诚挚的语气对我说：“你们车载的军用物资，如果经过丰台站，就有日本人设置的检查站，恐有麻烦。”我听了很惊异，很为难地问：“怎么办？”调度员说：“你们如果有必要去丰台，可绕道经广安门去西直门到绥远，这样就可以避免丰台站的麻烦，顺利通过。”
至此，我深深地感谢这位爱国调度员。于是我用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他的措施。
1935年春季，我在家乡涪陵市马井子场上的小学发蒙读书，时年六岁，开始听老师和大人们谈到一些国家大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不买日货，九一八、一·二八、十九路军开拔到上海反击日本侵略军等。
当时，我对这些事不太理解，觉得仿佛有个强盗要闯进屋来了，但又感到那些事情远在天边。让我们小同学留心的，还是马井子场后山台寺的山头上修起了一个大碉楼，在场前的桥头上搭了一个哨棚。每天都有背着枪的人待在哨棚里。我们在河边玩，常见哨棚里的士兵在打牌赌钱，或在喝酒划拳，或在抽大烟吹牛。有些大人说他们是防朱（德）、毛（泽东）和贺龙的，又有一些大人私下摆谈，说后山罗云坝市土地会就是朱、毛的人，专取地主的粮食。听到这些不同的说法和紧张的情景，小同学们感到眼前就要发生一件大事，心里总有几分不安。
我父亲兼职搞邮政代办所。在1937年7月以后，到我家来拿报看报的人比平时多起来了，常有一群人围在家门口，一边读报一边谈论，看上去很兴奋也很激动。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和同学们知道日本侵略兵在卢沟桥开枪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我国政府宣布全国总动员，全面抗战，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从此以后，场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象。山上的碉楼和桥头的哨棚撤了，原来守哨的那些人，逢赶场天都到街上巡查，宣讲怎样识别汉奸，怎样防范空袭，宣传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道理。一有日本飞机过，他们就叫大家安静，把头上的白帕揭下来。此外，每家都要出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早晨到学校操场集合，还要点名，有事得请示，然后举行升旗典礼，讲军事知识、下操、唱歌、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个个精神奋发，威武雄壮。学校规定，我们小同学都穿米黄色平价布的童子军服装，接受童子军训练，老师给我们讲解如何为战争服务。早晨，我们也和大人们同在一个操场上操练，只是各自的内容和操法不同。原来不很热闹的操场，现在每天早晨都很热闹了，显示出朝阳般的活力。
学校还用楼板和柏树枝搭成戏台，演打日本、捉汉奸的新剧；每逢赶场天，学校都要组织同学上街唱抗日歌曲，讲一些团结抗日、抗战到底、抗日必胜的道理。新剧、新歌、新道理，使古老的马井子场气象更新。逢年过节，乡政府还要在我们学校开全乡慰问军烈属大会，给军烈属发盐巴和粮食等慰问品，送慰问信，学校还组织同学向军烈属献花、唱歌、演小剧。自古以来的“好男不当兵”，现在是“好汉才当兵”了。
有一次，上面通知，在枣宜战役中为抗日牺牲的张自忠将军，遗骨要路过家乡运回大后方重庆。在指定的日子里，场上的人们列队到长江边等候，我们小学生穿着整齐的童子军服装，和大人们一起站在河边的石头上。当装运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忠骨的轮船驶过马井子场江面时，我们点燃鞭炮，喊着“向抗日英雄学习！致敬！”的口号，个个热血沸腾。
从此，人们听不到“防朱毛贺龙”的恐吓话了，在一起多是谈抗战到底，抗战必胜，支援前方将士，谈日本鬼子抢劫掠杀的惨状、做亡国奴当牛马的耻辱。人们确实和气了。虽然物资缺乏，条件困难，还有亲人的出征别离、牺牲永别，但人们的感情是一致的，都感到为抗战承担艰难困苦是光荣的，感到我们是强大的，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在学校里，为了不做亡国奴，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人人都勤奋学习，立志长大后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立功。在这样的气氛下，我紧张而愉快地读完小学，到1940年秋季小学毕业，取得良好成绩，考上了初中。
1937年8月13日中午，我从粤汉铁路局运输处调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交通组分会仅两个月，就接到调任浙赣铁路局局长的命令。我当即只身乘沪宁列车至苏州，转乘苏嘉、沪杭两线列车，傍晚赶到杭州任职。同日，该铁路局局长杜镇远调兼衡阳湘桂铁路工程局局长，负责修建衡阳至桂林的新铁路。
我负责主管运输、机务、工务三处的工作。三处处长都是我的留美同学，而三处各段段长、机车房主任、站长大多是前杭江铁路局的老同事，我自信可以担当起指挥战时运输的任务。该路局设在西湖风景区，但铁路的起点站则是在钱塘江东岸，西兴江边的沙滩上，二者相距甚远。战时运输指挥中心必须转移至与西兴江边车站临近的萧山车站，才能就近办理业务。战事爆发后，长江被日本海军封锁，南昌至萍乡段刚刚铺轨完工，自粤汉铁路株洲车站经萍乡、南昌至杭州长达950公里的浙赣铁路立即担负起长江以南的东西交通线的任务。此外，九江至南昌的南浔线也归浙赣铁路局管辖。
浙赣铁路杭州至玉山段，原系浙江省运营的杭（州）至江（山）及江西玉山的铁路，钢轨重仅35磅/英尺（16公斤/米），机车和客货车都是轻型和低钩，与国有铁路的重型和高钩不同，1937年夏开始更换为63公斤/米的重轨，同时又须更换钢桥以代木桥，以便与沪杭、粤汉两路行驶直达列车。为加强运输能力和适应战时运输，我们增设列车进会站、存车线、机车给水站，加强完善机务段修理设备、机车掉头三角线、桥梁两端便线高站台等。换轨工程、新建工程、军民运输同时进行，工程极为艰巨。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我立即从胶济、津浦两路抽调部分机车经由陇海、平汉两路转至粤汉路，运输湘、粤、桂、川、滇等五省军队，经由浙赣铁路转沪杭铁路前往淞沪战场，会同沿沪宁线前进的国军协同作战。我军成连成营地向前冲锋，英勇非凡。我国飞机从皖南广德机场起飞，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8月14日从台湾起飞的日机经宁波西飞，企图轰炸杭州笕桥大机场，我国军飞机立即东飞迎战，打下几架日机。我们铁路职工亲眼看见萧山县农民将迫降的日机飞行员押往杭州，大大坚定了抗战救国的决心，并立即在沿线各段站成立抗日救国后援会，救死扶伤，抗战到底。
战争爆发后，上海北站已成为战场，所有后撤的伤员和难民都须经由上海南站运往杭州，伤员还须渡江到萧山县休整和医疗，然后经浙赣铁路西撤。8月28日，日机竟然把上海南站炸毁，伤兵和难民死伤5000多人，惨极了！
日机轰炸的第二个目标是伤兵聚集的萧山县城。我与工务、机务的两位处长王节尧、陈广远已在萧山办公，就近指挥军民运输（运输处长原是大学教授，到铁路局仅几个月，情况不熟悉，不愿前来，携眷离路他去）。日机天天飞到杭州和铁路沿线侦察投弹。9月初，竟然低飞对萧山县城狂轰滥炸，我们临时跑到城门口躺下，但办公室已被炸毁。我仍坚持在外站工作，有时回到杭州路局一转。伤兵则分批送到上饶、贵溪等地医治。
日机轰炸的第三个目标是即将完工的钱塘江大桥，由于我高射炮的威力，敌机不敢低飞，损失不大。当时自杭州经大桥至萧山、绍兴、曹娥江的铁路虽然已经完工，可以通车，但未及正式使用。9月14日，大桥完工后，汽车可在上层桥面通过，沪宁、沪杭两线的机车和客货车开始后撤，经过大桥下层桥面转到浙赣线运行。杭州闸口机厂的机器也开始拆卸，后运至浙赣线各临时机厂使用。
11月5日，日军趁我沪杭线上的桂、粤、湘三省驻军换防之机，突然在杭州湾金山卫等处登陆，截断沪杭线交通后，直趋松江县城。我淞沪驻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沿沪宁线后撤。杭州笕桥机场的飞机撤往南昌机场。12月13日，南京沦陷，城内军民遭到日军大屠杀！22日，杭州也告沦陷。
1938年1月，浙赣铁路局迁到南昌办公，在玉山县设立办事处，局长杜镇远从衡阳回局办公，原任本路副局长、调任湘黔铁路工程局局长的侯家源兼任湘桂铁路工程局局长。我则往来于南昌、玉山、金华三处之间，处理前线军民运输工作。日军占领杭州后，因军事重心他移，较长时期内，没有大规模地渡江东犯。浙赣铁路便只是把临浦车站外的木桥至萧山县城之间的线路加以破坏，保持湄池至诸暨、金华，及其西至南昌、株洲的交通，以便将从前线撤下的桂军运至汉口转往徐州津浦线战场，将粤军运至湘北、赣北两省战场。粤桂军队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湘军则留在浙东，川军留在浙西山区，滇军西运做预备队。
1938年1月底，我在金华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来看望我时说：“浙大师生已分批西行，图书、仪器设备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珍藏的《四库全书》已由钱塘江水运到兰溪车站，请拨篷车四五辆西运。”我当即照拨，使该校能够较快地在贵州遵义复课，在抗战期间培养出大批人才。
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将军分任总、副司令。10月12日，赣、闽、粤、湘四省苏维埃区根据地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8年2月，新四军从四省边境分别集中开到浙赣铁路的宜春、新喻、樟树、贵溪四站，分乘专车到玉山县集中，然后徒步前往皖南前线抗战。我有机会在玉山县见到新四军军长、副军长贴出的布告和新四军士兵排队游行、唱歌和贴标语的盛况，并且有机会与在水塘边洗衣服的年轻新四军士兵谈过话。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我们路员在列车上多次见到北伐铁军名将叶挺来往于南昌、玉山、金华之间，感到十分兴奋。
上海南站被炸毁、杭州沦陷后，从上海后撤前往内地的工商文化界人士和学生都乘海轮至宁波，转金华改乘浙赣列车西行。赣、湘、桂三省食盐都须由余姚水运至湄池车站，而大量赣米则东运浙江，供应军民食用。浙赣铁路仍然是长江以南的沿海与内地各省之间的最重要的交通线，客货运输极为繁忙。
1938年9月底，湘桂铁路的衡阳至桂林段以一天一公里的速度建成通车，我从金华前往参加通车典礼。回来后建议增开金华至桂林直达快车、南昌至长沙直达快车。客货运输繁忙，营业收入激增，除支付本路用款外，还能按月提款供给粤汉、陇海两路局支付职工薪资，直至武汉沦陷为止。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也失守，11月长沙发生大火惨案，我曾从南昌乘汽车前往长沙，代表浙赣铁路局慰问长沙铁路职工。从此，浙赣铁路局从南昌迁往赣西，以防敌机袭击，我仍在金华办公。
有一次我从彬江站乘车东返，路警在站台上注视旅客上下车，我则注视着线路一面，忽然看见一位年轻人跳上车来。我立即告诉路警抓住他。我们反复问询，他都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是日探。经懂日语的新任机务处长顾启文和我再三好言追问，他始终不吐一字，只好把他解交军事机关查处了。由此可见，日探混在旅客中深入内地的人是极多的。
1939年4月，日军向九江至南昌的铁路进犯，在德安车站一战后，20日进入南昌。南昌沦陷前夕，我从彬江偕同运输、机务、工务三处副处长乘最后一次东开列车，前往玉山办事处，为南昌沦陷后管理东段工作作准备。
在南昌沦陷后，我奉军事当局命令，将樟树赣江大桥炸毁，将大桥以西至萍乡和株洲的全段钢轨和枕木拆除，连人带料运往柳州，为修建黔桂铁路作好准备。赣江以东则破坏到东乡为止，自鹰潭至湄池间的400多公里铁路仍须维持通车，以利盐米运输。自鹰潭至衡阳间仍能利用汽车接运客货，沪桂间的交通仍能维持下去。
西段被毁路段的大部分路员前往黔桂铁路工程局和稍后成立的滇缅铁路工程局报到，小部分路员则愿留在东段。我来往于金华、玉山两地工作，客货列车照常运行，但天天遭到日机轰炸。鹰潭站长、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36年毕业生张慎是河北滦县人，七七事变后来南方任职，勇于承担，被日机炸弹炸死。其他车站职工被炸死的也为数不少。由此可见，我们铁路职工忠于职守、抗日救国的精神是让人钦佩的。
东段维持通车的最大困难是机车用煤和机油的来源中断。抗战全面爆发前，东段购用津浦线中兴煤，西段购用萍乡煤，现在不得不改用浙赣铁路局自己在上饶以西新近试采的枫岭头粉煤，质次量少，不得不兼用木柴烧汽，困难大。机车润滑油不得不改用蓖麻籽油。
1941年5月初，日军从萧山出发，沿铁路进犯，陷诸暨县，驻金华地区的国民党军政机关都已向浙南山区疏散。我们铁路职工不忍眼见数万从前线后撤的伤兵难民、学生聚集在义乌站，待车西去，我就与义乌车站姓纪的河北籍站长约好，义乌站暂不撤离。每天傍晚，在日机飞回杭州之后，工务、电务两段职工立即抢修电线和轨道，金华开交通列车至义乌站，长鸣汽笛。如果听见前方敌人的机关枪声（这意味着萧山之敌已迫近义乌），义乌站长就同路员乘交通列车撤至金华，一同西去。
某夜，日军先遣部队已到达义乌县邻站苏溪，仍然听到义乌站有机车的鸣笛声，竟然认为此地还驻有重兵，自行后退，金华的沦陷危机由此解除。我接到义乌站站长电话报告后，立即同工务、机务、电务三段段长乘交通列车至义乌，然后同坐轨道手摇车前往诸暨车站，发现中间有两座桥梁已被破坏，道工们把手摇车抬过去，又发现诸暨站舍已被烧毁。回到金华后，我立即通知全段恢复通车。此时原已迁往他处的军政机关也迁回金华，于是我们加快修复被破坏的两座桥，恢复金华至诸暨和湄池的通车。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我国扩建衢州机场，以供美机使用。4月18日，美机长途奔袭东京后，拟飞到衢州机场降落，时值黑夜，汽油告罄，被迫降落于浙东各地。杭州日机当夜发动夜袭，破坏浙赣铁路的桥梁和机车车辆，我路职工随炸随修。5月15日大批日军改从海道侵入宁波，沿着公路经奉化、嵊县、东阳侵入义乌车站，沿公路经永康、武义直趋金华而来。6月初，日军又从南昌东犯，显然想要打通浙赣铁路了。我们在玉山商讨路员疏散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撤往闽北山区，浙江省政府已迁往浙南山区，玉山和重庆间的电信中断。我们决定：东段职工除自愿就地疏散到玉山县和沿线各站乡村外，其余可经上饶车站徒步到闽北崇安县集中待命。
我乘路局小汽车至闽中南平市请求政府拨款救济，并携带现款回崇安。途中被日机发现，跟踪投弹，司机双耳被震聋了，只可开慢车回来。我发给疏散费后，请职工们各自决定去向。我们西去部分职工乘大小汽车自闽北经闽西长西（我乘机参观从厦门迁来的厦门大学，并访问留美同学、校长萨本栋），再经瑞金、赣州至韶关，转乘粤汉、湘桂两路客车至衡阳，再往桂林暂住待命，大部分到柳州，少部分前往昆明参加黔桂和滇缅工程局工作。
日军在占领衢州、江山、玉山后，因浙赣铁路已经被破坏，就东退至衢州、西退至东乡为止。在玉山乡间疏散的各处职工回到县城，成立浙赣铁路东段管理处，将上饶至新塘边两车站之间的60多公里线路修复通车，直至抗战胜利。日军则拆除衢州至金华间的钢轨和沿线遗留的轻轨，修建金华至武义县之间40多公里的铁路，用来抢运该县的萤石矿以供炼钢，同时又修复杭州经钱塘江大桥至诸暨县间的70多公里铁路。这是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前夕的浙赣铁路情况。
我从1926年在中福矿务大学毕业后，到1937年日寇全面侵略中国，一直在焦作中福公司工作。在这期间，我先搞采煤，后来公司要开新井，就派我主持这项工作。
到任后，我首先成立了钻探队，在中马村周围地区布置打钻勘探，在煤层地质情况探明以后，确定井田范围及建井位置，并开始着手建井设计。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下，于1937年7月1日正式破土动工，开凿新井。不料凿井工作仅仅持续了七天，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我们继续坚持工作，到7月底，由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局势险恶，焦作也无安全保障，建井工作不得不停止。
在这个危急时刻，总经理孙越崎毅然做出拆迁建井设备、转移到汉口的决定。三个月后，局势更加紧迫，生产的矿井也陆续开始拆迁采煤机器和设备，防止日寇占领焦作后，用我们的机器和设备再行开采，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保证他们用煤的需要。由于我们行动迅速，在日寇到来之前，大部分机器和设备已拆迁完毕，焦作所有的煤矿停止生产，全部陷于瘫痪。在建井设备拆迁的同时，公司派我前往汉口，在丹水池中福公司经理处准备接收从焦作运来的机器和设备，然后装船，分别发往湘潭和重庆。
在汉口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公司在湘潭开矿的需要，我于1938年初赶往那里，从事湘潭煤矿谭家山矿的建井工作。不到一年，日寇南侵，直逼长沙，湘潭也危在旦夕，建井工作不得不再次停止。日寇来犯，但是机器和设备绝不能落入他们手中，我们又把从汉口运来的这批机器和设备装船转移到重庆。我和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在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那天离开湘潭，经桂林、贵阳、遵义、綦江等地抵达重庆。
在重庆稍事休整后，我们立刻到川西考察小煤窑的生产情况，准备在后方择以适当的地方重建新井。当时，后方燃料奇缺，供应紧张，小煤窑的生产又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由于没有燃料，军工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状况对前线抗战极为不利，直接关系到前线作战的胜败。我们这些搞煤炭工作的人，心中十分内疚，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产不出煤，影响抗战。大家决心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用煤炭支援后方生产，使它变为抗日的力量。
我们一面抓紧调查小煤窑的生产情况，一面计划用从焦作、湘潭运来的机器、设备及原有人员建新矿。那时我们虽有一部分机器和设备，但要建新矿，资金还是严重不足。总经理孙越崎亲自到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请求支援，解决投资经费。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在犍为县芭条沟建立了嘉阳煤矿，又在附近地方建立了威远、石燕及合资办的天府煤矿。次年，各矿先后开始产煤，我们用窄轨人推矿车把煤运到江边，再装船运往重庆。我们建设投产的这几个煤矿，解决了后方当时急需用煤的矛盾，对于军工企业、外地迁川工厂的生产以及民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忆这段往事，作为当事人，我认为：一方面，如果不从焦作拆迁机器和设备，机器和设备一旦落入日寇手中而被他们利用，会增加我们抗战的困难，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我们虽历尽艰辛，多次转移，但最后毕竟在后方生产了煤炭，有力地支援了后方军工生产和其他方面用煤，煤炭发出的巨大能量，变为打击日寇的有效力量，支援了前线抗战，为消灭日寇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气氛高涨。8月份日军在上海登陆后，南昌连续遭到敌机轰炸，我当时工作于江西公路处南昌总场，疏散于附近车站。
为了担负繁重的战时运输任务，国家向各省公路运输部门征调汽车及工作人员，我参加了这一工作约一年时间，先后奋战在南京、安徽、江西运输线上。
我被编在江西汽车第三中队第三分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每一分队有汽车15辆。8月，我离开江西，途经安徽到达南京，先后驻在中华门外的农村和中山门的明孝陵，最后驻在太平门外的蒋王庙，任务是在南京市区运送弹药、粮食到火车站转至前方。由于敌军轰炸频繁，我们多在夜间运输，但大家抗日意志坚定，都不辞劳苦，誓必完成任务。
到了12月，前线失利，敌军向南京逼近。南京这个首都逐渐寂静下来，只有下关江边汇集了逃难的人群，等待乘船离开。
一个深夜，我们得到通知，留下一个分队在南京市区继续担任运输任务，其余两个分队过长江，经皖北回江西。那一天，天空呈深灰色，云层密布，我们与留守南京的同志都有不忍离别之意，但是他们意志昂扬，坚决服从命令，与南京共存亡。我们两个车队通过一天一夜的汽车轮渡到浦江，经过合肥、安庆、景德镇等地，回到了江西南昌。
到达南昌后，南京即告沦陷，数月后，留守南京的40多人，除了一人横渡长江和几个逃到难民营的得以生存，余下的人都惨遭敌人杀害。
回到江西后，我们车队被分配在安徽屯溪第三战区担任运输任务，行车于南昌、屯溪、太平的公路线上，有一次还在南昌书院街新四军办事处运送叶挺将军的夫人到屯溪。据随行人员相告，新四军官兵待遇平等，每月只有几元的生活费，但是他们精神抖擞。叶夫人个子高，挽一个髻鬈，对人和蔼可亲。
在屯溪第三战区，我工作到了1938年夏天，车队奉命又回到南昌江西公路处，从而结束了这一次的前线运输。
卢沟桥的炮声，激起了全民抗战，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纷纷流亡大后方。为了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国家先后成立了十几所国立中学：一中在淅川（豫西），二中在合川（川东），三中在铜仁，四中在安康，五中在天水，六中在绵阳……十三中在吉安。两三万流亡师生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国家包下来了。
1938年初，西安市成立了国立陕西中学（后改名四中）收留以察绥地区为主的失学青年及教育界的名流学者。校址在安康，1000多师生顺着羊肠小道爬上秦岭，为了安全，校方出重金，雇请土人保护。他们脱去上衣，喝了“符水”，说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到达山顶拜昌黎庙，他们向山南放了一枪，说：“放心地走吧。”我们下山时，偶然碰到几个坏家伙，但他们似乎听到了枪声，不敢拦劫，让我们顺利通过了。全程700余里，我们跋山涉水，走了半个月，才看见汉江边上的安康县城。
县城狭窄，石板路，分为新旧二城，高中部在旧城的古庙里，初中部在新城的复兴营。因陋就简，很快开学，当时没有必修与选修之分，一学期课程都在18周内修完。没有课本，我们只能印讲义。晚上自修点土蜡，没有图书和仪器，全靠老师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但却保证了教学质量的高水平。
1939年夏，受战局影响，物价飞涨。我们每月六元的供应，不够日常花销，老师们跟我们一块儿喝玉米粥，体现出师生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不久校方宣布，教育部批准我们“迁校四川”，大家匆忙地作好长途跋涉的准备。没有车船代步，全凭两条腿，沿着公路线，日行50里，日发五角钱，途经西乡、城固、汉中、勉县、宁羌20余县，步行千余里，到达广元。然后改乘小木船，顺嘉陵江，历经险滩，安全到达阆中县。
阆中古称保宁府，为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在地，是川北重镇、文化古城。荒芜多年的锦屏书院成为国立四中的校本部，初中部则设在距城30里的陈家沟。我们稍作休整，就正式开学了。
是抗日战争，把我们从山南海北汇聚到天府之国，颠沛流离，备尝艰苦。但这也激发了我们的抗日情绪，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成长为祖国的可用之才。
1937年，我还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在河南省内乡县城小学三年级求学。那时正是国难当头、华北风云变幻的年代。抗日救亡的潮流也冲进伏牛山区。在这个宁静的地方，人们还不懂得什么叫收音机，只有隔几天从省城运来的报纸，不时在人们心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
那时候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北方的局势变化，诸如东北人民抗日的事迹与百灵庙抗敌的经过等，教室中的挂图大多也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每当我回过头去，教室后边山墙上的一幅挂图立刻映入眼帘：沈阳十三陵附近的一个飞机场上，停着一排一排中国飞机，一些穿着黄军服、皮带上有两个子弹盒的日本兵正在把飞机上的中国标志涂成红日形状的标志。看后，我那幼小的心灵立刻充满了无限的愤怒。
我的同桌叫宋思轩，是一个矮胖的、带着项圈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城内东大街开了个只有一间门面的洋铁铺。我常常约他一同上学，在上学的路上，我俩像松鼠一样在人群中窜来窜去，东张西望，只要看到耍猴的或跑江湖卖药的，我们就往人群里挤，看呀听呀，往往忘记了上学，以致挨老师的戒尺。
有一次，我们走到十字街口，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块，我俩就用头拱，一会儿就挤了进去。一看，中国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一个男的吹口琴伴奏，两个女的演讲一阵后，开始唱歌。她们唱的歌，我们也学过。开头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老师教我们唱的时候，我只觉得悠扬动听，至于内容就似懂非懂了。那天，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不由得随着那旋律在喉咙中共鸣。哪知道她们唱着唱着，声泪俱下：“……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到后来，简直泣不成声了，观众中也发出哽咽的声音。当我们挤出人群时，宋思轩的睫毛上闪烁着泪光。我还听到人们窃窃私语，说那三人是从东三省逃出来的学生。
有一天早上，我们正在教室里读书，忽然铃响了，级任老师领着我们到中院礼堂里。我看到许多老师的面孔既严肃又阴沉，阴沉得像那天的天色。我暗暗地诧异：出了什么事？！果然，一位姓赵的老师拿着报纸，宣读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能容几百人的大礼堂，静得连掉一根针的声音也能听见，平常集会时那种叽叽咕咕声、凳子移动声都没有了。当他讲到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殉国经过的时候，我听到礼堂里发出了轻微的哭泣声。
散会后，同学们都很激动，拳头攥得紧紧的，纷纷议论着那令人震惊的事变。宋思轩对我说：“咱们写个牌位，敬那些烈士吧！”我立即同意了。在当时这样偏僻的山城中，在当时幼小的心灵中，我们认为只有每天磕头跪拜，才是表示最高敬意的方式。我们经常见到各家供桌上有供奉关圣帝君或太上老君的牌位，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仿照着写一个。但是，这是给烈士立的呢，不能用歪歪斜斜的毛笔字亵渎神灵，于是我们拿了绵纸，请“大成栈”商号的一位账房先生写了，上面写着：“供奉宛平与卢沟桥抗日烈士灵位”。我们恭恭敬敬地贴在课桌下面。到了放学，当同学们陆续走完后，我俩总是向牌位磕了头，烧了纸，才回家去。我们没有钱买黄表纸，只好用作业本上的“亡纸”代替它。
有一天，放过早学，我们刚把纸烧了，正在磕头，忽然从窗外传来了严厉的声音：“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扭头一看，级任老师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直射我们。糟了！我们的级任老师最痛恨迷信活动。
我们记得，班里一位爱谈神说鬼的同学有一次说出他可怕的遭遇。他说，有一天早上，当他到校的时候，天才蒙蒙亮，他一人坐在教室外边，忽然听到教室内有哭声，从窗户向里望，却什么也看不到……他的话使小同学们吓得毛骨悚然，从此谁也不敢上早学了。级任老师知道后，把他叫到教导处，当他回到教室的时候，眼睛肿得像两个红桃子，不用说，吃戒尺了。级任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诸如孙中山打倒庙内神台一类的故事。总之，他是一位严肃的、痛恨迷信活动的老师。
今天，他把一切情景看得清清楚楚。更糟糕的是，我们烧的“亡纸”还没有灭，一缕一缕的烟雾，盘旋着向教室房顶飞去。“在教室内玩火，又一大罪过！”我暗暗着急，想去把火踩灭。当我笨拙得还没来得及动脚时，老师已经拿着戒尺进了教室，那严厉的眼神，吓得我无地自容。虽然还没有吃苦头，宋思轩已经吓得哭起来了。老师弯下腰，从书包内搜出了那个用白绵纸做成的灵位。我们颤抖着，等待着暴风雨的降临。
怎么？好大一会儿，我既没听到宣布罪状，也没挨到戒尺。我微微地抬头看了一下，只见老师把戒尺放到书桌上，双手捧着那白色的牌位，凝视着，凝视着，他的眼内竟然充满了泪水。忽然，他那大而温暖的手，抚摩着我们的头。
“别逗留啦，该回家吃饭了。”
他的声音那样温和，竟像平常给我们讲故事那样温和……
日本鬼子进犯通山县那年，我才10岁，在杨芳林镇的一所小学读书。7月的一天上午，我班的级任导师——黄汉才先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教室，用饱含悲愤的眼睛向我们扫视了一遍，然后声音低沉地说：“孩子们，日本鬼子快打来了，大家都得去逃难，书读不成了，你们都回去吧！”我们虽然年小不懂事，但是听说读不成书了，也都很着急。
没过多久，鬼子真的打来了。天上是鬼子的飞机疯狂扫射，地上是鬼子的大炮猛烈轰击，不少高大的房屋都被轰塌了，很多无辜的同胞被炸死了，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我跟着父母到深山老林里逃命，挣扎在死亡线上，书真的读不成了。
第二年，战事暂时平息，鬼子占据了通山城，通山沦陷了。我随家里人逃到了老家官坡畈。这里离鬼子占据的山头——芭蕉岭只有10里远。虽然鬼子经常下山来杀猪赶羊，抢劫财物，但是等鬼子上山去了，老家的百姓又可以出来耕地种田，我们也可以到私塾里读书。
塾师是陈东山先生，40多岁，学识比较渊博，经常和我们讲鬼子屠杀中国人的故事。我们这些失学的孩子又能够读书了，心里自然感到快乐。不过如果鬼子下山了，我们就得藏起来，要等鬼子走了，才能出来读书。
有一天，太阳刚刚露出半边脸，我们忽然听到外边鸡飞犬吠，人吼马嘶，一阵骚扰，鬼子进村了。我们来不及躲藏，都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待大祸来临。我心里想，糟了，书又读不成了！我们又要失学。可是，出人意料，这次鬼子没有逞凶，没有禁止我们读书。只见一位被鸦片熏得面黄肌瘦的汉奸带着一位满脸横肉的鬼子军官闯进学校。鬼子军官假惺惺地说：“小孩的念书，挺好的，皇军大大的喜欢。”鬼子真的喜欢我们读书吗？不是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是不怀好意的。鬼子是为了向我们灌输奴化教育，要我们读他们编印的书，使我们俯首帖耳地当亡国奴。对于他们强占中国领土，我们就只会袖手旁观。
3月的一天上午，陈老师正要给我们上课，汉奸阮依江（维持会会长）秉承他主子的“美意”，带领几个爪牙，送来了日伪政府编印的语文、算术课本。阮依江吩咐爪牙把书交给陈老师，还装腔作势地说：“陈先生，从今天起，你得教皇军发下来的课本，否则就要关闭你们的学校，你就教不成书了。”陈老师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一声，把课本接过来，放在破旧的讲桌上，两手攥紧拳头，按着课本，沉思了半天，然后拿起一本语文课本翻了翻，愤愤地骂了起来：“狗崽子，中国的土地遭受你们的践踏，中国的人民遭受你们的杀害，还要宣扬什么‘王道乐土’，还想我们的后代永远当亡国奴，真是白日做梦！”接着转过脸来对我说：“芳草（我的乳名），把这些书搬到你家藏起来，要是鬼子下山了，就把它们带来发给大家，敷衍一下；鬼子走了，你再把它们收回去。”我听从老师的吩咐，连忙把书搬到自己的座位上，怀着好奇心理，偷偷地翻开课本看了看。课文中的那些语句，我虽然似懂非懂，但以陈老师翻看课本后的怒骂来看，鬼子的用心险恶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就知道这是一堆坏书。
放学了，我请同桌的郑希康帮我把书搬回去。但是我把书抱在手里，心里却很纳闷：明明知道是坏书，为什么还要把它们搬回去呢？要是鬼子下山了，我真的又把书搬来分给同学们读吗？难道我甘心当亡国奴吗？越想越不对头，总想把这堆书烧掉。于是我对希康说：“鬼子从前害得我们不能读书，现在又强迫我们只读他们指定的坏书，你愿意吗？”希康把头一扭，噘着嘴说：“谁愿意？可是不愿意又能怎么办呢？”我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不愿意，我们便把这堆书烧掉，行吗？”希康连忙反问我：“哼，好家伙，你把书烧掉，陈老师找你要书，你拿什么去交差啊？”我想了想说：“要是老师找我要书，我就撒谎说，书被人偷去了。”“你说被人偷去了，老师能相信吗？”希康又提出疑问。“老师不信，就叫他到我家里搜查。”我很自信地回答。希康默不作声了，最后轻轻地点点头，勉强同意。
于是我们把书搬到屋后的水池边，一本一本地堆好，再擦着一根火柴，把书点燃，书冒出了火苗，一本、两本……四十几本书都着火了，顷刻间变成了灰烬。
第二天清早上学，老师问我：“书藏好了没有？”我这时不知怎么搞的，不敢对老师撒谎，心慌了，脸红了，踌躇半天，没有回答。老师一再追问，我不能不答应了，便细声细气地说：“书烧了。”老师似乎没听清楚，又问一句：“你说什么？”我只好重说一遍：“书烧了。”陈老师一听，大吃一惊，立即大发雷霆：“谁烧的？”我胆怯地说：“我烧的。”老师又吼起来了：“你为什么要烧书？要是鬼子下山了，拿什么去应付？你闯下大祸了……”我低下了头，任凭老师训斥，只是偶尔斜着两眼，偷偷地瞄一瞄老师的满脸怒容。
这时，我看见老师拿起了竹板，看样子要“动武”了，他继续追问：“你为什么要烧书？”我怕老师笞责，便轻声回答：“因为我听老师说，这是坏书，读了这书，永远要当亡国奴。我不愿做亡国奴，就把书烧了。”老师听我说得有道理，渐渐息怒了。他又深思了半天，最后用那粗大的手抚摩着我的头，意味深长地说：“这种书是应该烧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战时儿童保育院生活了七个春秋，度过了有意义而又艰苦的黄金时代。
记得是在1938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京，又伺机进犯安徽等地，父母为了使我们姐弟几人免遭鬼子杀害，便把我们从老家安徽寿县送进武汉战时儿童保育院。从此，年仅六岁的我便开始了漫长的“难童娃娃”的生涯。当时，同去的还有堂兄、堂姐和其他亲戚共20来人。
我们在武汉住下不久，就集体到达宜昌，住在一所基督教堂里。由于日本飞机对宜昌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很快转移到重庆，在重庆停留了个把月，最后到达乐山。在乐山保育院，我们起初住在闻名中外的古迹大佛寺庙内，后来搬到与乐山相隔两条河的杜宗祠。过了两年，由于部分保育生小学毕业后离院，留院儿童不断减少，我就被转移到郫县保育院，后来又转移到成都分会新津保育院，院址是风景秀丽、建筑雄伟的忠孝堂（隔壁是纯阳观），直到1945年12月，我小学毕业。
保育院的生活相当艰苦，不仅经常缺鞋少衣，有时连米饭都供应不上，根本谈不上营养问题。平时我们只能吃些油水很少的南瓜和空心菜等蔬菜，每一两个月打一次牙祭（吃肉）。当伙食费严重不足时，我们只好以红薯叶、萝卜叶当菜吃，甚至以盐巴下饭。因此保育生的身体大多较差，因病死亡者几乎年年都有，我的弟弟就病死在乐山，葬于大佛寺山上。为了改善生活，增加营养，在乐山杜宗祠期间，卢院长（一位农学院毕业的福建人，夫人姓孙，是一个善良的医生，他们两人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就带领我们种菜、养猪、养羊，教我们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当时，我们这些难童娃很小就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打草鞋，洗刷、缝补衣服，有时还到数里以外的粮库背米。
李德全副理事长非常关心保育院的孩子们，她呼吁全社会和国际上的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援助保育院的福利事业。大约在1940年春夏，她还亲自到乐山来看望我们，她那慈祥的面容至今还使我记忆犹新。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和进步人士来看望我们，有时还慷慨解囊，捐款赞助，甚至亲自带领我们下馆子。在乐山杜宗祠期间，萨镇冰老先生（听说他是退休的国民党海军元老）就数次领着同学们去乐山大饭店吃饭，每次七至八人，我也轮到一次。
我在新津保育院时，大约是1944年秋天，冯玉祥将军亲临视察，并且发表演说，希望我们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在新津县附近某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人员，也经常来我们的住地参观，其中有一位少将军官买了一些毛线和糖果送给全院儿童，我们每人都分到能够织一双袜子的白毛线。
保育院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下江人（当时所谓的“下江”，是指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他们中不少人思想进步，爱国心强。他们不仅积极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还很关心我们的成长。记得在乐山期间，有一位名叫张伟的安徽籍老师，时常利用到外面游玩、散步的机会，给我们讲述毛泽东、朱德领导工农红军反围剿、进行长征的革命故事。还有一位姓严的女教师，在大会上向我们介绍陕北儿童团活动的情况。至今我还记得部分院长和老师的姓名，经常怀念他们。
除了能吃苦，我们这些难童娃的另一特点是爱唱歌、会唱歌，几乎每顿饭前都要排着队唱上几首抗战歌曲。我们常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我至今还会哼唱。在新津保育院时，每逢星期一上午，还要做总理纪念周活动。在会上，我们经常集体合唱《流亡三部曲》，许多较大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从而更加思念故乡和双亲，更加痛恨侵略者。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负责津浦铁路浦口调度所（浦口至徐州）的调度工作。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敌人进攻上海，大批军队弹药都通过徐浦段向上海支援，与此同时，大量的人员、物资，又通过徐浦段送往后方。调度工作，十分繁忙，并且千变万化，我不得不搬到办公室住宿。
经过两三个月的英勇抗击，敌人倚仗其武器优势，逐步向南京进逼。浦口调度所决定迁往滁州，借用黄家花园作为暂时的办公地点。我们用道木在树丛中搭成临时调度室，人员则分住于大客厅内。此房潮湿陈旧，顶棚上面藏有大量蜈蚣，大的有七八寸长，半夜掉在被子上，真令人吓一跳，幸亏只要不去碰它，它就不咬人。
敌人不断进攻，两个多月后，调度所又迁往蚌埠。其时，负责徐州济南段调度工作的吕振庭年逾半百，昼夜辛劳，因病去世。继任者叫郭保勋，年富力强，不到30岁，三个月后，也因积劳吐血，退到后方休养，又由更年轻的李承绪接替。我自幼喜欢运动，身体较好，但也骨瘦如柴。
在蚌埠仅仅待了半个月，因敌人进逼南京，我们又迁至徐州一粮栈内。遇有空袭警报，则迁至陇海调度所的防空室里工作。其时，粤汉铁路已有聘书，聘我负责该路株洲、韶关段的铁路调度。我原本可以早日离开前线，但是津浦铁路领导劝我完成津浦铁路撤退任务后再去报到。我认识到抗战大业事关国家存亡，不应考虑个人艰险，便答应了。同时，领导同意部分人员先行撤退。报名要求撤退者竟达三分之二，约20人。一方面因剩下的人过少，不足以应付工作需要，一方面因为同事多年，一旦分散，各奔西东，感到十分凄惨，我在伤心疲倦之余，伏案而睡。等到醒来，却发现大部分人愿意留下来，仅仅数人愿退。我心中大为感动。
不久，台儿庄会战胜利，我们暂安月余。但终因众寡悬殊，徐州陷于日军大包围中，铁路已无用武之地，领导只好下令，解散调度所。此时，津浦铁路领导在电话里通知我：汽车上已为我留有座位，希望我上车，其余人员只能徒步东行。我想起当初徐州未被包围时，由徐州西撤是非常容易的。如今则要步行到长江边，然后经由上海、广州西撤。留下，固然是因报国之心，但是我的私人感情也是部分原因。在此危急之秋，我弃众独行，将何以自解？我谢绝了汽车留座，决定与众同行。接着，领导又叫我过去，给我500元，以备途中有事，但可以接济。不久前，单位刚刚开了一个月支，当时物价未涨，大家不缺钱花，我便又谢绝了携带备用款的好意。
起程前，各人尽弃行李，把钞票塞在打通竹节的竹竿内做手杖，缝在鞋帮内……第一天步行了120里，人人脚上起泡，分住在遭到日机轰炸而空无一人的残垣破屋内。第二天脚虽痛，也仍须走路。三天以后脚上的泡干了，就不痛了。一路上，我们向老乡买食物，有啥吃啥，喝过树叶茶，看见过一次土匪抢劫，我们在后面相隔半小时路程而行，反倒安全无恙。遇到过乡保卫团检查服务证，用枪押我去谈话，得知我们是撤退员工，也就放行了。
由徐州步行七八天，经过灵璧县、泰州市，到达长江边上的黄桥，再乘轮船到上海，总算全部安全到达，未少一人。我们自上海又换轮船经香港、广州，到达汉口报到。津浦路局发给疏散费约合半个月工资，并且奖给“最后退却”奖状一张。
从此，我离开了津浦铁路，到粤汉铁路报到，投入到新的抗日战斗中去。
长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日寇在攻占了北平、上海、南京后，继续向西扩张，以包围政治中心武汉为目标，沿长江西进，企图一举扑灭抗日烈火。武汉局势紧张，长沙便成了各大机关南下的前哨站。
那时，我正在粤汉线长沙东站工作。粤汉线上运输频繁，引得日军飞机经常前来，疯狂轰炸这一交通命脉。在武汉失守前，冯玉祥将军携李德全女士以及两个孩子，乘坐一列专车、五节车辆，涂上了防空的泥土，于清晨到达长沙车站，下车换乘汽车，前往城内某地居住。其他要人也频繁来到长沙。长沙市的抗日气氛日益浓厚，抗敌剧团经常在街头出演短剧《放下你的鞭子》。日军飞机经常飞临上空，我们便在白天防空，傍晚紧张作业。
到10月上旬，因为武汉吃紧，长沙市加紧疏散人口。北端粤汉线已被日军切断，蒲圻车站又被占领，我们的火车仅能通到博罗车站。夜间行车频繁，因为军车要北上，客车要南下疏散人口，然而铁路人员始终保持镇静，坚守岗位。我们也随时准备丢掉铺盖，随一〇一号包车徒步南撤，但我们仍然决心做好行车工作，保卫祖国。
一天夜间，不知何故，一场大火在长沙天心阁八角亭的繁华商业区燃烧起来。情况紧急，又必须坚守岗位，我和张××只好同睡一铺，在站长室办公桌前度过，直至次日晚上，我们才离站迁至乡间集体居住。
这场大火在傍晚7时开始，用火油助燃，火光冲天，噼啪的倒屋声响彻着长沙市区。由于事先已经疏散人口，市内尚显镇静，只有火光在天心阁商业区燃烧着，纯系有计划的破坏。次日清晨，又闻长沙北站附近的军药库爆炸声激烈。这就是“焦土政策”的失控——敌人尚且远在100公里之外，自己人就开始盲目破坏。
长沙铁路工作人员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忍着饥饿，静待上级命令。次日上午10时许，敌机又一批光临长沙市上空，将停在长沙南站的一列空车狂轰滥炸。第三天，我们又开始行车了，虽然没有客车开行，但是军队列车、铁甲列车仍然行驶在线路上，北上抗击日寇。炸弹吓不倒铁路工作人员，我们日夜守卫着铁路，直到长沙铁路被拆除，然后南撤，迎接新的战斗。
这场大火令长沙市民损失惨重，为了平民愤，重庆政府处决了严重失职的三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则被撤职留任。盲目领导，祸害匪浅。这次大火是永久铭记于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汤默安，江苏省沭阳县汤沟乡人，做过民国县长、国民党省党部干部，人称“小才子”。在我家乡，流传着很多与他有关的逸事。
抗日战争中，汤默安虽是国民党官员，但富有民族正义感，对那些在抗战中对日寇畏之如虎、或临阵脱逃的同事，就横眉冷对，作诗嘲笑；对醉生梦死、不问抗日大事的地主劣绅，就登门辱骂。
汤涧街有个地主，绰号叫徐金狗，抗日战争中人民灾难深重，不少开明士绅、地主皆支持抗日，唯独徐金狗麻木不仁，反而盖了一座别墅，取名为“山河小隐”，过起世外桃源般的隐士生活，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汤默安非常气愤，一天特地登门辱骂。
汤默安来到徐金狗的别墅，徐金狗听说后，出门迎接。汤默安一看，门上果然挂着“山河小隐”的横匾，他和徐金狗一见面，便手指横匾怒道：“无山无水隐什么？”汤涧既无山也无水，只有条小河。徐金狗回答不上来，只好不吭声，将汤默安接至客厅。刚坐下，汤默安又对徐金狗嘲笑道：“先生不隐又如何？”徐金狗正惶惶然。汤默安紧接着又来两句：“此处不是神仙洞，原来却是一狗窝。”四句言毕，扬长而去。徐金狗狼狈不堪。听者大笑。此四句话，很快传至各地，闻者称快。
西圩民族保卫战（见本书第173～185页）中，沭阳县县长夏鼎文碰巧也在西圩。激战一整天，炮声隆隆，远在40里外汤沟的汤默安，听说鬼子打西圩，夏县长被围（他们是同事又是同学），便特地赶到西圩打增援。枪炮连天打了一天，西圩仍在百姓手里，鬼子则死伤累累。汤默安非常高兴，说这可是大长民族志气，大灭鬼子威风，对这个县长同学很是钦佩。哪知夏鼎文虽是县长，却是畏日如虎的怕死鬼。战斗不是他指挥的，他一开始就换上女人的衣服，改头换面要逃跑，只是被抗日英雄李汝镳老先生制止，同时四面又被鬼子封锁没法跑，才战战兢兢地等着未动，女人衣服一直穿在身上。
等打到了天黑，鬼子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残兵逃跑，枪声停止，夏鼎文就迅速外逃，逃出后正好和援军会合。汤默安在屋里灯光下，才看到夏鼎文身穿女装，一副临阵脱逃的狼狈样，顿时明白了真相。他怒火中烧，当众手指夏鼎文，吟了四句诗：
脱去龙袍换绫繻，
颠倒阴阳笑煞余。
巾帼丈夫今古有，
丈夫巾帼古今无。
夏鼎文羞愧难当，满屋人无不发笑。
抗战的胜利，是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在这其中，新闻战线的斗争也可歌可泣。上海“孤岛”时期，大中通讯社同人与日寇、汪伪进行殊死搏斗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随后侵占苏南，上海租界成为沦陷区中的“孤岛”，日寇、汉奸势力不断侵入租界。为了打击抗日力量，日寇强迫租界当局，对所有报纸实行新闻检查。坚持抗日的报人不甘屈服，十多家报纸挂出洋商招牌出版，抵制日寇检查，继续宣传抗日。但在通讯社方面，就不同了。自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撤走后，上海租界内剩下的少数几家民营通讯社，就只限于发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没有一家发抗日新闻。
当时担任《导报》《译报》主笔、总编的共产党员恽逸群，就和《大美报》总编辑吴中一商量，在上海开办一家专门发布抗日新闻的通讯社。吴中一原本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来沪加入大中通讯社。该社接受冯玉祥将军资助，冯玉祥军队在内战中失败后该社便停办了。经过研究后决定，恢复大中社，由吴中一任社长，先后延聘著名作家秦瘦鸥、柯灵、胡道静为编辑，记者、职工十多人，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吴中一又通过私人关系，取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吴绍澍和上海大亨杜月笙的部分经济补助。可以说，为了躲避日伪特务耳目，该社在中汇大楼的社址门口挂上“经济年鉴编辑所”的招牌。这实际是自1939年8月成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大中社成立后，我们每天向上海各报和订户发行油印的新闻稿，稿件内容有：新四军和敌后抗日部队的战绩；日寇和汉奸组织对沦陷区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上海和其他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情况；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动态……由于抗日立场鲜明，内容翔实，揭露深刻，冠以“大中社讯”的消息立刻受到上海所有支持抗日救国的报纸的欢迎，并且经常被刊登在显著位置，以至于往往压倒了各报的“本报讯”。比如，大中社连续报道谢晋元副团长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的种种活动，以及日伪暗杀谢团长的经过；揭露日伪特务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上海妇女界领袖茅丽瑛、《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等的罪行；报道上海各界隆重追悼这些被害志士的情况；经常报道日伪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奴化教育、“以战养战”的情况；翻译外国报纸上同情中国抗战的消息和言论……
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上海人民的抗日热情，揭露了日寇和汉奸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宣传的奴化本质，从而使大中社成为上海抗日新闻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上海十多家民营通讯社中的一面旗帜。
对此，日寇和汉奸自然十分痛恨。1939年9月，日伪特务向大中社寄恐吓信，威胁我社，再发抗日稿件，将受到制裁。过了几天，日伪特务又以装有子弹的信件投进社内，提出严重警告，同时，社长吴中一也被敌伪列入实施暗杀的上海83位抗日人士的黑名单。面对威胁，吴中一和全社人员没有一个人动摇，继续坚持发稿。没过几天，社内的地下共产党员陈宪章、朱云峰外出，在南京路上突然受到几个埋伏的特务袭击，陈宪章被绑架到汽车上，投入沪西的杀人魔窟——极司斐尔路76号汉街特工总部；朱则见机逃走，未遭毒手。
一连串事件发生后，大家的警惕性更高了。记者、编辑外出都小心谨慎，时刻注意附近有无歹徒，同时迅速把社址搬到延安中路恒业里一条普通的弄堂房屋内，继续秘密发稿。但是不久，又被敌伪特务侦知了。
1941年4月的一天，晚上8点钟，我们几个记者正忙于写稿，我忽然看见一个黄色的东西从窗外窜进来，我仔细审视，见它喷出烟雾，惊叫一声：“炸弹！”就往外奔，其他人也跟着我冲出去，霎时“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青年职员秦钟焕不幸被炸，倒在血泊中，社内设备破坏无遗，千疮百孔。我们把秦钟焕急送医院，但他终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大中社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全社同人斗志高昂，大家抱着宁死不屈的精神，坚守抗日宣传岗位，誓不低头。我们在被炸的当天晚上，就搬到大世界附近的旅馆内，继续向各报发稿。以后我们每隔几天就换一个地方。流动秘密发稿，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但是我们宁愿天天啃大饼，也不放下手中笔。吴中一、恽逸群为了躲避日伪暗杀，也转入地下活动，他们经常用电话指导我们工作。
尽管日伪特务越来越猖狂，我们坚定的抗日意志和机警的行动，终于战胜了日伪要消灭我们的企图，使“大中社讯”依然天天在上海所有的报纸上出现，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大中社才停止发稿。从此大家转移到各地，继续为抗战胜利而战斗。
七七事变前，学校老师们讲到战争，我们这群初懂人事的孩子，都肃然不乱，静静听着。“同学们，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因为当了亡国奴就像牛马猪狗一样，任人鞭打宰杀。我们决不容许日本鬼子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应紧密地团结起来，立即行动起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为保卫祖国、自由生存而斗争。打倒日本侵略者！”
大街上，学生组成的一队队抗日宣传队，刷标语，贴壁画，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气壮山河，激昂振奋。回想起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感觉帝国主义者妄想在中国土地上兴风作浪，我们是有苦头给他尝的。敢于斗争的中国人民，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会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如今，安阳沦陷，安阳人民已经沦为亡国奴。可恶的鬼子，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像牲畜一样在行人熙攘的大街上随地小便；坐人力车不掏钱，还对车夫拳打脚踢；半夜三更查户口，把无辜的平民抓去非法审讯，采用惨无人道的逼供方式，如把人装进麻袋，扔给洋狗活活咬死等。他们所谓的“王道乐土”，就是“三光”政策，就是奸淫烧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斗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鬼子统治下的安阳城，戒备森严。每当夕阳西下、黄昏将临、飞鸟归巢的时候，鬼子们就急忙关锁城门，像乌龟一样，龟缩一团。
任凭汉奸、便衣队彻夜不睡，巡逻盘查户口，施尽各种伎俩，一起接一起的离奇案件，隔个三五天就会发生。
1.在城内竹竽巷颐园浴池内，两个正在洗澡的鬼子兵被杀。
2.大白天，在城南门吊桥口，伪军岗哨的枪被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夺去了。
3.在东城墙顶上，两个趁夜巡逻的日本兵被枪杀。
4.鬼子投资的新电影院刚刚开张营业不久，突然失火，烟雾腾空，火苗喷射，仅半天时间就化为一片灰烬。
5.城南关校场西的一孔铁桥被炸飞了。
6.北关的鬼子营房里，20多匹战马全部中毒而死。
7.从车站的鬼子妓院里，拉出两具没头的鬼子死尸。
8.城南关愈大轧花厂是鬼子牟取暴利的工具，但有一天，工厂的炼炉发生大爆炸。
9.鬼子正在同乐大戏院开大会时，人群里发出两声巨响，原来是手榴弹爆炸，炸得鬼子齐哭乱叫，血肉横飞。
10.城墙东北角，鬼子的两个便衣被活埋在河堤上。
11.在小西门的南墙上，贴着十几张红红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的是：“帮鬼子行凶的，小心脑袋。”
12.在鬼子驻军的大寺门口，哨兵被活活捆在一棵槐树上，脸上用墨笔写着两个大字：“警告”！
万恶的日本鬼子，妄想用什么良民证、强化治安，以及各种伪组织把中国人统治得服服帖帖。可是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他们想错了。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对付外来入侵的敌人时，是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的。中国人不是好欺的，绝不会被他们的压迫吓倒的。
一天深夜，同学们正在熟睡，被院中一阵嘈杂声吵醒。这时周围一片漆黑，抬头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院中手灯乱射，叽里呱啦，连喊带骂，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一切都恢复宁静，原来教体育课的李老师被绑架走了。据说，他是共产党员。
说起李老师，我就想起李老师平时具有政治意味的谈话。同学们在跳高、游泳，或者做其他游戏，遇有困难、表现胆怯时，李老师总是这样勉励我们：“怕什么，看鬼子多厉害，都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晕头转向。八路军战士单枪匹马地出没在大街上，或者在戏园里执行暗杀任务，他们是多么勇敢！我们每天学习锻炼，碰着星点困难，就畏缩不前、卧倒不起吗？”
还记得有一天傍晚，李老师和我们聊天，讲了一个令人拍手叫好的惊险故事。
时至中午，烈日当头，一支刚刚扫荡完毕的鬼子队伍，沿着磁县西边的山区大道，扬扬得意地向东走来。他们的枪上挑着抢来的包裹、鸡，肩膀上扛着抢来的粮食。这群失去人性的野兽，还押着许多青年妇女，像醉鬼一样摇摇晃晃、拉拉扯扯，有气没力地走着。
这时，迎面出现了一支为数不多的鬼子兵，精神抖擞，衣着整齐，刺刀闪闪，昂首阔步，向西迈进。
正当两支队伍相遇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枪声，手榴弹声，劈刺声，喊杀声，同时爆发，压倒一切。只见这支从东向西挺进的队伍，在人群中横冲直撞，势如猛虎，见鬼子便杀。那支从西边扫荡返回的鬼子狼狈疲倦，哪能招架住这样的突然袭击，一刹那，横七竖八的尸体丢了满地。
然而，正在冲杀的队伍因为人数太少，还是被扫荡归来的鬼子团团包围。但因为双方穿戴相同，外围的鬼子一时难辨敌友，下手犹豫，战斗力不强。被围在中间的队伍则早有准备，集中力量，手握刺刀，英勇反击，突破一口，直闯而出，消失在茫茫大地的尽头。
长夜降临，枪声已息，大地恢复了平日的宁静。这支以少胜多、突围出去的队伍，就是乔装敌人的八路军游击队！
李老师说到这里，看看窗外，又扭过头来，兴奋地继续说：“同学们，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他们专门活动在敌人后面。鬼子是最头疼八路军的，也是最害怕八路军的。因为这是在他们的心脏地带活动。”我们听到这里，都意识到我们中国人是在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地反抗斗争着。
我始终为这个故事所鼓舞，心里暗暗想到，我一定要学习八路军的勇敢精神，瞅准机会，让鬼子吃吃苦头。
如今，李老师虽然被捕，但是那些和李老师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爱国志士还有成千成万，这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李老师被捕，也充分说明，敌我斗争就是如此残酷，这也是敌人害怕中国人的具体表现。敌人妄想占中国人民的便宜，是打错主意了。
中国人不是好欺的。
怀庆府，牛角川，南面依黄河，北靠太行山，西边窄，东边宽，一眼望不着边。地底藏乌金（即钇），地上生怀参
。河阳育韩愈，怀州出义山
，河东柳宗元，汤阴鹏举
名顶天。
古称府或州的河内，就是现今的沁阳县。现今，沁阳县沦陷了。
1939年2月21日晨，一股日寇四五百人，前有骑兵数十人，中有坦克、三轮摩托、汽车、装甲宪兵车，后有马拉大炮，气势汹汹、耀武扬威地由沁阳城出发，经崇义镇、谷旦村，向孟县城、野水黄河渡口进发，欲渡河威逼河南重镇洛阳市。日寇首先抵达崇义镇。此镇北距沁阳城、南去孟县各30里，逢双日赶集，有10多家商店，方圆三五十里内也算一处繁华之地。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南迁的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因平汉路火车多为军用，只好步行或乘汽车，因此新乡至洛阳这条公路，十分拥挤，日甚一日。先是零星小批小股，接着是成群结队，后来是车马整队整股，再后就兵多民少，慌慌忙忙，拥挤不堪，大有夺路逃命之势。最后那一夜，记得是2月19日，鸡叫头遍时分，时已后半夜，撤退下来的军队，可能强涉了沁河，个个浑身湿透，满服泥泞，成了落汤鸡。牛车、驴车满载人与货，马驼成患，人吼马嘶，把个宽畅的公路弄得水泄不通。公路以外的麦地里，兵士如蚂蚁行路般地黑压压一片，又像没王的蜂群，向南拥去。
拂晓前，崇义镇像死一样沉寂，除了几声鸡鸣狗吠、牛叫驴嚎，大地悠悠地沉睡着。太阳像往日一样从东方徐徐升起，勤劳的拾粪老汉又在村边寨上转悠了，古镇上空晨风轻吹，炊烟缭绕。然而，被国军抛下的村民的心情，却被太行山一带传来的隆隆枪声搅得不知所措。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半年来，好多抗日宣传队来到镇上又演说，又唱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唱这歌的人，背枪的、拿刀的都逃过黄河去了。我刚就读的县立第三小学学生也组成童子军抗日宣传队，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然而很快，牛角川大片的良田沃土被国民政府拱手让给日寇了。牛角川沦陷了，北平沦陷了，华北平原沦陷了！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我辈要尝一尝啦！
2月21日，晨，沁阳城方向传来隆隆响声，这响声由微而大，由远而近，突然，一颗炮弹“轰”的一声，好像是在崇义镇北七八里的金陵村一带爆炸了。倏忽之间，大街小巷，像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起来，你看：牵驴赶牛拉马的，肩挑背扛手提的，扶老携幼的，拖儿带女的，还有那夹在人群中、脸上抹了锅烟灰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一家一家的，大都拥向西、南、东各寨门。西北门、东北门也有少许人家外出，唯有北门，空空荡荡，像是鬼门关，无人问津。奔出寨门的人流，又结合成一组一组的，向亲朋所在的村庄而去。留下没逃兵荒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三五成群，东张西望，议长论短，总想探听点实在的消息，让那颗怦怦乱跳的心安静下来。“嘡嘡，嘡嘡”的锣声响了，还伴随着吆喝：“大家小户听着，上头有令，咱们欢迎皇军，家家门上挂上太阳旗，供应茶水，马革马料。”……还在发愣的人们，看见大宁镇公路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殷实户杨××。此人刚过50，中等身材，穿黑棉布长衫，头戴瓜皮帽，眼不大但有神，高颚骨，噘着嘴，留着稀疏的小八字胡。这四五年来，他经营布匹、百货，没有店铺，仅逢集摆摊，由于精明能干，生意不错，发了点小财。他的家境呢？有一妻，不育，又纳一妾，刚生一子，不满周岁，雇长工耕十五六亩地，所以在东南半村还算不错的人家。为能保命、保家产，他被人簇拥着当上这个临时维持会会长。现在，他和一群人拿着一把用竹条糊上纸的小太阳旗，还有一叠写着“沁阳县崇义镇临时维持会会员证”的红布条，一边向人们客气地打招呼，一边解释：“老少爷们，抬举、抬举吧。这差事我本不想干，上头……他们要我先出来，招呼、招呼。其实呀，国军也好，‘皇军’也罢，咱老百姓不就图个安宁吗？老少爷们凑合凑合，躲过这场灾难。”就这样，旗、布条都被散到人们手里了。
敌军先头部队在南门口，后卫在北门外，整整南北一条大街，纷纷乱乱，都变作休息场地。约两小时后，敌人离去，奔向孟县城。满街留下的是鸡毛鸡肠，猪毛内脏，破锅烂灶，余烟未尽的桌椅，剩草剩料，高粱、玉米、大麦，无处不见，狼藉不堪。
更凄惨的是，大街的老邱黄家，大半年前住下的那户从山东来的逃荒人家，只有老两口、小两口和吃奶的孙儿。这家外乡人，受人怜惜，租种几亩洼地，种的西瓜丰收了，一天便能吃上两顿蔓菁稀饭，勉强糊口。他们举目无亲，没能力再逃，只好守在家里。祸从天降，敌人见这家的中年男人穿一身灰色粗布棉衣，一口咬定：“八路的，大大的是，死啦死啦的！”其实呢，他是因无钱送染房，也无钱买煮黑，天冷了又不能穿白色的，这才用锅烟灰和柴草揉了揉，便使衣服看着是灰色。灰色的确也是当时中国军队惯穿的冬衣及被服的颜色，但是老百姓穿灰色衣服的也不少，何况军民衣服的式样不同呢？日寇终归是敌人，侵略、杀人是他们的本性。“中国兵，八路的，统统的，死啦死啦的！”就这样，不容山东逃荒大汉辩解，日寇把他绑在院里的大榆树上，一阵乱刺。这天天黑以前，逃难的人们陆续回来，刚进寨，嗅到的是扑鼻而来的焦煳腥臭味，看到的是破门烂窗，鸡猪残骸，满地狼藉，听到的是哭儿号夫、悲痛欲绝的惨叫。大家筹集几块木板，钉成匣子，趁天未黑尽，将这个无辜的胸膛被刺十几个洞的死者，殡葬在关爷庙后墙根下。回家的途中，个个唉声叹气，愁思满腹，悲愤难抑。真是：千里逃荒，避祸异乡，没能躲开当亡国奴，终遭夷狄屠戮心难平；世居祖籍，理直业正，坐地等来做奴隶汉，甘受日寇蹂躏怒焚胸！
多年后，我携全家老幼回乡探亲，一天，因病去公社医院，途经关爷庙时，两眼不自觉地瞟视小树林中那座小庙的后墙根，仿佛看见崇义镇沦陷的第一天、惨死在日寇刺刀下那个人的坟墓，似有非有，仅显现点轮廓，好像从来无人给他烧纸添土。咳！我猛然一怔：“他的后代呢？他那两鬓苍白、勤劳厚道的双亲呢？他那头裹蓝粗布头巾、穿着洗得褪了色的印花粗布衫的眉清目秀的中年遗孀呢？还有那襁褓中头戴虎头棉帽、脚蹬虎头棉鞋、脖颈上挂着‘长命百岁’银锁的遗孤呢？惨案发生后，他一家四口，悲悲啼啼，返原籍去了。是途中又发生不幸了吗？还是怎么的？……”我向家人问及此事，他们不是回避，就是用语言岔开。后来才知道，我30多年才得回乡一次，本是喜事，他们不愿追忆故人往事，避讳说“死”字。但我的心情，哪能平静！
记得是年4月，日寇一队二三百人，在崇义镇休息后，要去孟县扫荡，逼着维持会提供几个熟悉路径的人，给他们带路。派谁谁也不愿去，后来临时会长只得选派他的堂弟，乳名叫转运，三十四五岁，随敌军南去了。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孟县城北狗村来一个老汉，说在他们村北小河沟里躺一具尸体，从“红布条”上看是崇义人。噩耗传来，人们判断，十有八九，死者是转运。此时，年近60的转运娘，还有1929年陕西遭灾荒、被赏到他家给转运做媳妇的、人称“老陕大嫂”的妇女，正在维持会会长家大吵大闹，一个呼要儿子，一个闹要丈夫。人们只好瞒着这可怜的婆媳俩，重金雇了几个鸦片烟鬼给大家壮胆，陪着几个近亲邻友，背着担架，由来报信的老汉带领，星夜赶赴现场认领。
次日晨，正在抽穗的麦田上空，浓雾弥漫，伫立于南寨门外的人，忧心如焚，不时举目眺望，都被雾挡住了视线。雾浓时，仅能看到猪龙河大桥桥头，雾淡时能看到老黄台岔路口。人群里有转运娘婆媳，有昨夜去认领的人家的爷娘，还有维持会会长的老婆。他们都希望看到去认尸的人，一个不少，更希望那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举止粗中有雅、灵活有力，穿着一身黑棉衣裤的年轻铁匠——转运，也在其中皆大欢喜地出现。然而，天不遂人愿，雾偏与人作对，愈来愈浓，现在离南寨门一里多远的猪龙河大桥也模糊不清了。端着大碗、吃着蔓菁稀饭的人，男女老少，向南寨门外眺望的越来越多。心情沉重的人们，唉声叹气，见面仅点头示意，心里都在说：“兵荒马乱，旦不保夕，今后日子怎么熬啊！”
“看呀，快看呀！来啦，来了一伙人！”不知是谁喊叫着。大约8点钟，人们随着喊声看见，一队人冲过猪龙河大桥，匆匆忙忙向南寨门而来。有人以为是敌人，做出向寨门跑的架势，几个老人和小孩更是哭叫着向寨门跑去。“是咱们的人回来啦！”人们一哄而动，迎了上去。几个老人和小孩们止步寨门口，回首惊喜地叫道：“咱们的人回来了！咱们去接人的人回来了！”人们不希望的结局，还是出现在眼前了。担架上躺着双眉紧皱、双拳紧握、双目圆睁、胸口穿洞、肠肚外露的中年大汉。显然，死者是被日寇用刺刀戮、洋刀砍而折磨死的。敌人又欠下一笔血债！
大约5月底6月初，谷旦村又发生了更加悲惨的烧杀惨案。谷旦地处从崇义镇去孟县城的必经之道，两端各15里。蟒河流经北寨门外，是孟县辖区集镇之一，逢单日赶集。一个赶集天的中午，突然一队日寇包围了谷旦村，赶集的群众像蟒河决了堤，“轰”的一声，四散奔逃，村边的敌机枪响个不停，不少人倒下了……没有跑掉的男女老幼200人左右，在刺刀、皮鞭、棍棒的威逼下，走进一座古老的禹王庙正殿，日军关起门窗又放起大火。当人们发疯似的砸烂门窗、夺路逃生时，敌人机枪又疯狂地咆哮起来。血与火混在一起，只烧得血油四溅，火焰冲天，一股股浓黑的烟柱，15里外的村寨都能清楚地看见。
八九月间，目不忍睹的惨案又在禹寺镇重演了。禹寺，即传说中的夏禹王之庙。此镇位于谷旦正西，相距15里，孟县城西北、崇义镇西南，相距各30里，盛产棉花，其西侧，黄土陵重重叠叠，沟壑纵横，盛产柿饼。在一个赶集天，千余人赶集，上市的新棉摆在一街两行。正当集市热闹之际，早已埋伏于蟒河湾一带的数百名日寇和黑狗队，层层包围了禹寺镇。又是一场屠杀开始了，300多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被逼进禹王庙，熊熊大火从中午一直烧到半夜时分。
在此前两个月的一天，拂晓，与崇义镇北相距10里、靠近公路西侧的小庙街，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天亮后方知，是日寇从10多家商店破门而入，饭店里的30多个生意人在睡梦中被抓到打麦场地，站成一排一排，周围的日寇端着刺刀，一阵乱刺。这时，忽有一个人跳起来叫喊：“冲啊！跑啊！”结果，敌人机枪又打死几个，但还是有四个人死里逃生。其中就有我堂兄杨昭俊弟媳的胞弟，家住小庙街南边，村名叫吕庄。我和这个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死里逃生者，同在陕西武功普集镇当学徒。我偶见其右肩上部有馒头大一个伤疤，谈及此事，方知其虎口余生的经历。
1939年12月，日寇又从禹寺镇东乡的屈村、洪道村、赵介村，抓走30多个青壮年，用绳捆缚，押进据点——崇义镇。这批法西斯强盗途经南葛万村时，天已拂晓，又用刺刀挑死一个临产的中年孕妇。几天后我们获悉，被抓进据点的男青壮年有20多个已被活埋到西北门外的柿树林。日寇通过汉奸向村长传下话来，说要活猪、活羊、活鸡、白面各若干，数量之大，十分可观，限五日内如数送达据点，否则，“统统的，死啦死啦的！”当大批物资送齐，日寇又大耍要挟花招，向各村长宣布：“良民的，大大的好，今后的，向皇军，三天一小报，五天一大报，中国兵的有。”日军比画着“八”字手势，边比画边说：“特别的，这个这个的有？八路的有？”日寇怒目扫视在座的村长，又说：“隐情不报的，你的心坏了坏了的，统统的这个这个的。”“唰”地抽出军刀，在空中做杀人的样子：“统统的，死啦死啦的，这个的明白！”在这场灾难中，这些村的人家不论生死，都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远近各村的老百姓也被这场腥风血雨的夷狄之祸弄得神魂不定、悲愁万状。
这年，刚过立秋节令，早熟玉米和谷子也开始收割，但是天气不好，阴雨绵绵，一连半月不晴。一天，一队日军赶着数十辆马车，从谷旦村往崇义镇来。经过五里骨堆时，时值中午，突然从岔路东侧的庄稼地里，射出阵阵复仇的机枪子弹，手榴弹也在爆炸。方圆村庄的人闻声，头戴雨具聚集在村头，探头缩脑地向枪声响处张望。人们惊喜交集，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下午2点过后，东韩吴村有个年近50的人，名叫古孟儒，头戴草帽，肩头扛着拾粪杈把，背着沉甸甸的一个旧布袋，一脚泥一脚水，从村庄东头的小石桥过来，快步向东韩吴村走来。当他看见村头的人群时，又高兴又着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快，快，回家拿扁担、拿刀，去五里骨堆割马肉，该咱解解馋啦！”人们不大懂他说的意思，互相对视，不知所措。他可急啦，嚷道：“都发什么愣？我们的军队打了个埋伏，日寇的死了死了的，躺满马路，至少有百十人，死马几十匹。快去捡东西，去割马肉！”
“你背的是啥？”
“铜弹壳，还多得很哩，快去发财吧！”
“你走惯了江湖，敢吃活食，俺们怕！”
“怕个屁！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有种的，跟咱去！我把这送回家，回头来咱一块去！”
从这天下午开始，一些胆大的家里比较穷的人，先后都去捡战利品了。先去的捡了好的，如皮鞋、军靴、衣服等，先是割马的大腿，后割马前腿，以后就剥皮，割马尾，还有人拿内脏回家，炼油点灯照明。这五里骨堆，离崇义镇实际上不足五里，过去的很多年来，曾是强盗拦路杀人越货的地方，附近的水井里常有死尸浮起。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里枪声大作，日军在据点里听得清也看得见，偏偏一枪不发，更不敢出来支援，不敢离开据点半步。至此，直到秋收过后，情况才有变化。
兵荒日甚，天灾又来。1941年初秋，玉米红缨初露，蝗虫遮天盖地，滚滚而来，不数日，玉米苗片叶不留，光秆秆像呆子似的直立地头；能吃的树叶、沟河坎上的草都被吃得净光。人们出门走路，一脚落地就要踏上十只八只，在厨房揭起锅盖，就会有几只扑进锅；白天时，它们飞起来便能遮住太阳，顿时天昏地暗，还像飞机一样嗡嗡作响。大豆、绿豆侥幸活了下来，但因牛角川土地金贵，所以豆类这种低产作物种植量甚小，即获丰收，能有几何？到了来年春季，由于去冬颗粒无收，加上日寇、汪伪军以及地方杂牌军等明征暗抢、巧取豪夺，百姓们被弄得十室九空，于是背井离乡、四出逃荒者，成千成万；卖儿卖女者，难计其数；饥饿而死者，家里家外，村头道旁，举目皆是，其状之惨，目不忍睹。这种“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的凄惨局面，据说河北、山东、皖北、苏北等省的沦陷区也无例外，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
有着反侵略传统的华夏民族，岂容日寇铁蹄践踏华夏宝地，岂容日寇肆意凌辱华夏后裔！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从1937年下半年起，各乡村义军四起，“还我河山”的锦绣大旗林立。名震一时的要数“舍兰兄弟”铁匠三。他们都举起抗日大旗，招兵买马，组织抗日游击队。当时，热血青年，蜂拥而至，数日之内，义兵千百；快枪不足，红缨枪、大刀片、火药枪也曾与民助威，声震百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兴起的红枪会。它虽属农民自愿结合组成，但他们的矛头直指日寇，民族意识强，受到各界称赞。他们一直与日寇明暗周旋，竟成了日寇的肉中刺、眼中钉。后来，他们于1943年前后，在北董村一带被日军包围，两军混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首领韩某率军突围，不幸负伤被俘。但他抱着必死的决心，立誓“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拒诱不降，终于壮烈殉国。
在抗日战争中，爱国知识分子李应文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智斗敌酋。
李先生的民族自尊心很强，日寇侵华时，他东奔西躲，坚决不为日寇办事，立场坚定，铁骨铮铮。
1939年春，有一天，李老正准备搬家避难，盘踞在繁昌县小磕山日寇据点里的日寇，突然派来八个便衣武装和一顶轿子，由荻港维持会会长李石亭带领，来到李老住处——拣家街。到了门前，歇了轿子，李石亭把手一挥，叫众人就地坐等，他带着一个随从径直进入李老书房。他说：“现在全县的人都在搬家外逃，维持会拟安民告示，劝其一律停止，本会保障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只是，这要靠当地父老协助，今天特来邀请先生到老屋董（据点所在地）去共同磋商。”
李老再三推辞，来人纠缠不休，李老没有办法，只得步行前往。
进入据点，鬼子头目不破大佐同李老攀同学，拉关系，一定要李老出来担任伪繁昌县县长，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又是叙宴，又是准备拍照留念，一片紧张忙碌。到这个时候，李老才知受骗上当，身陷虎穴。
这个鬼头不破，真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他究竟玩了哪些花招？李老是如何对付的？最后又是如何脱险的呢？
这得从接待方式讲起。
老屋董据点，在小磕山主峰西麓。一所竹林掩映的会客室，布置得清雅朴素，桌上放着两瓶鲜花，墙边书架上密密地排着图书，其中最显眼的是《论语》《中庸》等中国古籍。不破换上一件中国学者常穿的服装，亲自出迎，把李老引进客室，恭请坐下。他一声招呼，旁边侍立着的两个年轻妖艳的随军女侍者，马上捧来几盘糕点、水果和带嘴香烟，轻轻放在桌上，深深一鞠，退下。隔壁房间里，开着唱机，频频发出《满洲姑娘》《上海之夜》《苏州夜曲》等靡靡之音。
这时，不破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彬彬有礼地说：“听说您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我们还是同期的老同学呢！我叫不破三郎，也在明治读过书，今天到贵国来，遇上老同学，真是千载难逢！”
李先生明白这些做作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突然文不对题地问道：“你是何年毕业？所学是何种专业？”
对方有些嗫嚅，李先生在日本数年，知道明治大学不是军事院校，这个不破，不像是明治大学的学生，首先便揭穿他。
接着，李先生冷冷地说：“我的日本同学很多，可没有听说过不破先生。”
不破这一着无效，就转过话题，说出真相，要李先生弃学从政，为他效劳，什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什么到东京看樱花，去海岛度假，等等，说得天花乱坠，唾沫直飞。最后，他宣布，李先生出任繁昌县伪县长，并跷起拇指，说李先生是顶呱呱的人才。
话，越说越露骨，李先生没有听进去，沉默着，在思考如何脱身。
不破看他不为所动，不耐烦了，使出威胁手段，笑脸相迎的两侧侍者不见了，出现的是腰挎长刀、面孔狰狞的日本武士。这时，不破霍地站起身，要李先生到内室看看。内室里，长长的指挥刀挂在床头，墙壁的条幅是：“武运长久”和“东亚共荣圈”月牙形的挂图。他指指点点，最后画了一个半弧说：“大日本皇军自圣战以来，所向无敌，战果赫赫，谁要是抗拒——”他做着一个刀劈的手势，“咯嗒相交的！”一阵狞笑，屋宇都震得森森作响。
李先生因为决计不干，想脱身回家，便故意给对方造成一点错觉或幻想，使不破不把事情做绝。他不理不破那一套，佯装欣赏图幅中的字画艺术，指指点点地说：“这种汉字书法是很有功底的。这倒不奇怪，日本文化，本是源于中国的。”他拉着不破，你看，这一笔，这个线条……不破虽然无心听这些评价，但气氛慢慢缓和过来。
不破看到还有点希望，接着吩咐人端来热气腾腾的酒菜。乘着酒势儿，他又来了个攻心战术，席间，鼓吹“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之类的鬼话，还站起身，举起酒杯，狂叫：“来，为日中提携，为东亚共荣圈，干杯！”
接着，不破步步深入，先发制人，说：“荻港是沿江重镇，马上要征集大批苦力，扩建码头，使那里大大繁荣起来，在那里生活，是顶好顶好。你很早同日本有亲善关系，到和平区来是游鱼归大海的！”
其实，李应文早已看出了小鬼子的心思，也早已拿定主意了，在酒席间，他故意把话说得和缓些，表示可以考虑。他站起身，胳膊一捋，一面拿起酒壶劝小鬼子饮酒，一面紧盯周围的动态，以争取时间，寻找机会脱身。喝了好久，有的有些醉意，有的张罗添菜，有的喊着拿照相机。在这忙乱之际，李先生回避了成为众人陪酒的目标，小声对不破说：“今天动身仓促，衣帽不周，不必拍照了，反正我过一天还是要来的！我回家把家眷和学校安置好，就可启程赴任。”（当时他在家教书）
不破笑起来了，马上抽出一根卷烟，递了过来，说：“不，不，你等一下，我对你说明白，我奉斋明寺司令官之命，要指导你快快地到荻港筹委会去（筹备正式成立繁昌县伪政府），他很器重你，你就不要打算回去了。你的家属，我们派人去接，保证平安无事，你放心好了，我们是讲信用的。”
他又给李老的茶杯添了一点开水：“你不要着急，这是对你的安全考虑，现在乡下，游击队有的，你到此一游，回去要担心处境不妙，同我们接上关系，你如何说得清楚？唷？还有，你这样爽快地动身，荻港司令官高兴，对你今后为皇军效劳，是大大的有利！”
李老站起来，严肃地说：“不对，就这样去司令部，并不有利。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效劳，我必须回去把学校（李在家设馆教书）和家庭交代好，以便无后顾之忧，同时，乡亲也不会议论纷纷。我来得这样仓促，家庭、学生都不明白，如果对他们弃而不顾，不将引起混乱吗？这对今后的效劳，还有什么利呢？对效劳不利，对你们的声誉也是不利的。你说得好：要讲信用，要说明白。正是为今后服务着想，我要回去对家属，对学生，对民众说个明白，表明信用。这个‘说明白’，这个‘讲信用’才是重要的！我回去一趟，把这些都办好了，才是大大的有利。”
“至于回去的安全，请不要担心，回去把话说明，‘皇军’不强迫，把学生安排好，有信用，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李老掐住不破的话头，说理充足，弄得不破叽叽歪歪，却无言以对，但是不破仍不放松，还抱着一丝幻想，要软化李老，但又找不到新的说辞。他灵机一动，一个急转身，跑到对面厢房，对着李石亭，哇啦哇啦乱叫一通。原来，他把这个难题踢给李石亭。但李石亭也无更好的说辞，他们只好放行。
最后不破吩咐李石亭：“李先生回去后，你要继续同他交朋友，使他真心实意地为‘皇军’服务，到时再请他来。这事就交给你啦，明白没有？”如此这般，指手画脚，交代一番。
李石亭完全领会其意，虽然知道没有把握完成任务，也不敢违拗不破之意，便走了过来，硬着头皮出面担保，约定改日再会。李老先生这才动身返家。
只身陷入魔窟的李老，经过一场紧张的斗争，至此化险为夷，脱出了虎口。鬼子虽然想出了许多鬼点子，粗暴蛮横和绵密细致交替使用，刀光剑影中伴着微微的香风，但是终于被李老的坚定意志和灵活应变所战胜了。
李老在教学之余，常和我们谈及此事。他风趣地说：“不破准备了多少天，动用了多少人，绞了多少脑汁，可是我只是一次即席反攻，就把他挡回去了。”说罢，哈哈大笑。
李老智斗敌酋、虎口脱险的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他如何机智勇敢、虎穴作战，拒任伪职、保持民族尊严的事迹，仍在当地传颂着。
李应文先生是皖南繁昌县小磕山人，生于1896年，曾留学日本，任留日同乡会会长，得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
他毕业回国后，许多明治大学的老同学（比如安徽省审计处处长汤志先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方治等）邀他出来做官，他执意不肯，潜心办教育，总想培养改造中国的人才。
抗战时期，他把子侄都送出家门，鼓励他们跟共产党走，到抗日前线去。
李应文先生多次帮助抗日部队做审讯日俘的工作，并以教书为掩护，与皖南的新四军联系，不断给游击队提供情报，帮助了解情况，并大力协助支前拥军工作，多次出席无为县、繁昌县举办的劳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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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气节不可丢
1937年，我年近四十，在山东省曲阜学校任教。时值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山东德州失陷时，我率妻儿返回湖北当阳，居于河溶家乡。
随着武汉、荆沙等地沦陷，日军长驱直入，当阳相继落入日寇之手。日寇入侵之后，奸掳烧杀，无恶不作。在我的族人和邻居中，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受到蹂躏。目睹这些罪行，怎不激起我仇恨的火焰！
1940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维持会”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是奉皇军之命，要我去当河溶地区的维持会会长，要求我速到河溶镇见“皇军”。我想：“我是一个中国人，岂能同日寇合作，丧失民族气节？”想到这里，我当即回信一封，声称自己不善政治，进行“辞谢”。谁知第二天，维持会又派人来说：必须去，否则“皇军”前来捉人。我的家人均为我惶恐担心。我也知道，一旦上任，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我是一个堂堂国立大学的毕业生（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毕业），岂能去当汉奸？
但如何摆脱这种处境？我甚是为难。真是情急智生。我在山东济南教书时，曾跟外国语学堂教师小柴凤岐学过日语，得知日本人爱好整洁。由此我决定化装前去，头不戴帽，围着一条破烂毛巾，用黑墨涂脸，身穿一件破棉袄，破处棉花都掉出来了，脚穿一双有破洞的旧鞋子，露出脚趾，手中拄着一根破竹手杖，装着一颠一跛地去见“皇军”。我走进河溶镇维持会，维持会的一个人向日军翻译官介绍说：“他就是你们要来做维持会长的。”我见是翻译官，便说：“我体弱多病，不能做政治工作。”翻译官听了不表态，不久进来一个日军军官，翻译官介绍他是日军宣抚班主任。这时，我又请翻译官告诉这位宣抚班主任，我不适合做政治工作。宣抚班主任听了翻译官的报告，又把我端详一下，没表态，叫翻译官对我说了一句：“明天见司令官再说。”
当天夜晚，我就住宿在维持会，心中忐忑不安。日寇灭绝人性，似豺狼虎豹，任意践踏我国百姓。我越想越气愤：我是堂堂中国人，岂可降志辱身，跟他们合作呢！
第二天，我被押着进入日军军事区，越过密布的岗哨，在司令官驻地见到了司令官。坐下后，这个司令官立即拿出一份已经印好了的表格，放在我面前。我见上面写着：中央（指河溶地区）维持会长赵春山……我明白自己已被内定了。接着，司令官又要我当场填写一张履历表。我一边接过表，一边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填写时，我故意把字写得很烂，又是错字又是涂改，使字迹看着很不整洁，写字时我又装哮喘咳嗽，并请翻译官转告司令官，我体弱多病，难以做政治工作，望司令官明察。翻译官向司令官叽咕了一阵后，问我能做什么事，我回答，只能做教员。司令官随即用铅笔把“中央维持会长”六个字涂掉，写上了“教员”二字。
几经周旋，维持会长的头衔总算推掉了。我还下了决心，如果日寇要我出来给他们办的学校当教员，来向我国人子弟进行奴化教育，也不能做。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果然接到河溶镇维持会送来的又一封信。信中要我去见新来的宣抚班主任竹谷太郎，与他商谈办学事宜。收到信后，我立即到河溶镇维持会请求，代为辞谢，但是维持会的人坚决不答应。这个时候，我心一横，拼着被日本人杀害的危险，当场拒绝，坚决不当教员。维持会的人见我立场很坚定，也就此搁置下来。
后来，我又接到日伪县政府一个熟人写来的一封信，说县里成立县中学，推荐我去担任校长。接到此信后，我思之再三，考虑到这是民族气节的问题，他已失足了，我不能徇私情而跟着下水。于是，我写信辞谢。
日寇不断对我国进行军事占领，而且企图利用办学，对我国人子弟进行奴化教育。我见此情，真是切齿痛恨。为挽救民族于存亡，我下定决心，自己开办学校与日寇对着干。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在距河溶镇约五里的朝阳山古庙，挂起了补习学校的牌子。来求学者甚多，极盛时达200余人，分为高、初两等，高等相当于初中，开设语文、历史、地理、英语、数学等课；初等相当于小学，有语文、数学等课，我坚持不授日语课。除这些课程外，还设了一门特别的课程，就是“说书”。我定于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时起，说一个半小时的书。始终由我一人主讲，借以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四年多的时间内，我从头到尾讲了两部古典小说：一部是《水浒传》，启发学生有豪气，敢于和侵略者斗争；另一部是《说岳传》，启发学生识别忠奸，激励爱国热忱，发扬民族精神。
后来有人说，我们在沦陷区与日伪争夺青少年。是的，中华民族不可辱，我们就是要教育广大青少年，增强民族自尊心，为维护祖国尊严而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有着鱼米之乡称谓的江苏被日寇狂轰滥炸，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宜兴县的张渚镇、徐舍、善卷洞等山林地带，溧阳城、戴家埠及高淳县的部分市镇仍控制在我方手中，尚存一派生机。
1941年春，我奉命驻在这山水交织的宜兴、溧阳、高淳（简称宜、溧、高）三县抢购外贸物资蚕茧。我担任苏农银行收茧处总务室主任，以万石村、牛头山为基点建起了收购网，经常深入敌区，发动群众，抢购农民蚕茧。美伦、苏南等20多家缫丝厂和绸厂也都以爱国的热情，冒敌人封锁的危险，挑担、手提或划小船连夜运送蚕茧到万石来。每年我都能收13000多担蚕茧。这项工作危险性极大，要防备敌人发现、防备敌人的炮火袭击，还要防汉奸败类出卖，大意不得。我随购随运，利用空间、地形，争取爱国群众支持，不让一点有用的资源落入敌手。
有位大爷叫宋志，年近70，率领儿女四人，划着一两吨重的小船，在水网中穿行，给我们很大帮助。在山区里，我得到谭振起、张老大、陈万等人运输支持，他们用人力挑担、驴马驮运。我还得到驻军和敌占区游击队的有力支持。这就保证了我们将收购来的蚕茧源源不断地运到后方，经过苏、皖交界，到宁国、徽州，再用车运出口。
就这样，我们坚持干了三年，为抗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41年春季，日寇从浙江诸暨一带向金华、上饶大举进犯。当时，上饶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为东南前哨重镇。日寇为了打通浙赣线、策应湘桂战役，沿着铁路和公路齐头并进，来势汹汹。
上饶的《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的机关报，在当时的浙、赣两省与《东南日报》齐名，有着新闻战线两枝花之称。它内容短小精悍，编排新颖，立论有力，在东南前线上颇有声望。
敌人接连攻陷金华、衢州、江山、玉山等地，前锋迫近上饶边区，轻骑部队甚至已经袭扰市区。正在这时，地处郊区荷叶街的前线日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正好撤离，报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宦乡也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向铅山方向进发。
这时候，整个报社已经分成好几批离开了上饶，最早的一批已经到达福建建阳，刊出临时版。其余几批包括老弱病残、辎重后勤部门也都络绎于途，有的到了铅山，有的到了崇安。报社在崇安设立了一个临时驻地，作为临时招待站，接待各批撤退人员。由上饶到建阳的这条公路比较难走，路面很窄，弯道又多，比如分水关就是有名的险道。记得从上饶步行到崇安，时间要花一星期之多。
前线日报社在崇安的临时驻地，是借用了当地一大户人家的空房子。闽北山居属于地方房屋，既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也不像江浙一带水乡的房屋。踏进大门，即为一空旷大院落，石板铺地，平整光洁，然后就是中间为厅堂、左右为厢房的坐北朝南的正房，这里的房屋一般都是墙高院深。第二进也是一厅二厢，并且有走道通向后进厨房，厨房外又是一个天井，这个天井不大，也有后门通向外面。隔着一片杂草丛生、不知深浅的池塘，就是上饶通向建阳的公路，公路那边便是平畴和稻田，远处是绵延的丘陵。
在第一进房屋右侧有一条走道通向另一空旷房子，里面用劈成两片的原木百十根，筑成了四小间的粮仓。大概由于气候比较潮湿，大户人家一般都自备木质粮仓，估计一间粮仓可堆放百十担粮食。我们第三批报社撤退人员到达后，除年龄较大、带有家属的人员如朱光汉、陈锡桢夫妇及朱敦叔夫妇住在外面厢房里，年轻人均打地铺睡在粮仓内。这倒也不错，睡在粮仓内，干燥、舒适，带点幽香的味道（木头味），施仲舫、董久治和我，还有几位年轻人就住在这里。
我们原计划在崇安住不了多久，仅是过渡性质。报社的目的是迁到建阳，仅在这里稍微休整一下，就要起程，因而这几天大家都在好好休息，早上都要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来。
大概是5月初的一天，早晨醒来，觉得尚早，因为屋顶亮瓦还没有透进阳光，看施、董二人鼻息仍酣，年轻小伙子毕竟好睡。不知为何，我醒得特别早，待我坐起将衣服穿好，忽然听到长长的空袭警报响了。在那个时候，空袭警报是经常有的，不足为奇。有时拉了警报，敌机没来，或者来了一飞而过，或者接着空袭警报就解除了，平安无事。习惯成自然，我们渐渐觉得无所谓，也不当一回事了。
然而，这次警报不同往常，空袭警报后接着就是紧急警报，随后就隐隐约约地听到沉重的飞机声。我赶快穿好衣服，拖上鞋子，呼喊施、董二人起来，然而飞机已经到了头顶，接着只听得一阵“嗒嗒嗒”的机枪扫射声。我知道不好，赶快往后院天井跑，刚跑到后院小天井里时，突然“咣当、咣当、咣当”三声，有如闷雷，感到大地在发颤，顿时灰蒙蒙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自己也觉得晕头转向。一股难闻的气味，夹杂着撕肝裂胆的惨叫声和一阵其他怪异的声音直往耳朵里灌，使人毛发直竖。
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觉得还好。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纵身向前一跃，猛地一下，把平时难开的后门拉开了，不顾门外池塘的深浅、干净与否，纵身一跳，连滚带爬地向对面公路奔去。到了这时候，我才看清，身后的房子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在灰蒙蒙的天空笼罩下，凄惨的喊叫声、房屋的倒塌声、噼啪的焚烧声，合成了一部刺激神经的交响曲。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跑过公路，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时候，天上九架漆着红膏药标记的鬼子飞机，正以三架一批的阵势，交叉着轮番地俯冲投弹、扫射，机枪口喷出的火光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我跑上公路，路边就是一个半段的人体，遍地是血。这是一个女人的身体，眼睛在开合，嘴唇还在翕动，肠子拖在外面，仔细一看，原来是报社工作人员应挽华，与校对朱敦叔结婚不久。这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实在令人难以忘却。在公路上，断臂缺腿的尸体，不知名的物件、碎片，更是到处遍布。头顶上，敌机仍在轮番扫射，大火在焚烧，浓烟密布。由枪管燃烧发出的辐射热和烟熏火燎的怪味，使人窒息，灰蒙蒙的天空，更使人感到异常恐怖、阴森。实在可怕！
我跑过公路后，赶快在一条田埂旁匍匐下来，远近到处都是浓烟火光，断壁残垣，只有西北一面有丘陵的地方较为安宁。尽管头上的敌机仍未离去，机枪还在扫射，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拼命地向西北丘陵奔去、奔去……
警报解除后，回到报社驻地，一片劫后惨状。在这次敌机空袭中，报社同人遇难的有朱敦叔、应挽华夫妇，于陵及朱光汉雇的保姆等，陈锡桢受了重伤。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敌机首批投弹三枚，即呈等边三角形之势落在报社驻地，我们住的粮仓中弹一枚，前一进的右厢房中了第二枚，朱敦叔、应挽华夫妇即在此时遇难牺牲，在炸弹爆炸声中，朱敦叔当即被炸死，葬身火海，应挽华被炸成两段，上半身遭气浪抛掷到公路边，朱光汉的保姆也在此时被击中而牺牲。第三枚落在后面厨房中，那时我正好跑到后天井中。当大地震颤、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正是三枚炸弹落地开花之时。我竟然能够在三枚炸弹的爆炸间隙幸存。
二战中，日军配合德国、意大利的全球战略，孤注一掷，将侵略魔爪伸向太平洋，妄想从缅甸战场伪攻入我国云南腹地，终因地势险恶，止于保山。但在抗战初期撤出东南前线、辗转搬到瑞丽江畔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却成为这一战役的牺牲品。
该厂原本设在杭州笕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与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办的。1934年6月动工，9月建成，10月正式投产。技术与行政管理大权全由美方掌管，中方设监理处，驻厂监督。合同对美方有利，以中国的廉价劳力成本，按美国原价销售给中国。开始，该厂仅有美国职员10人，中国职员11人，工人54人。我是学徒工，是该厂最早的成员之一。
航空是当时中国的工业骄子，为掌握技术，该厂决定先修理10架霍克（Hawk）H-Ⅱ、H-Ⅲ型驱逐机，帮助职工增加实践知识，然后装配10架新H-Ⅱ型机、20架弗力特（Fleet）教练机、20架全金属率力克（Shrike）单翼攻击机。很快只用了10个月，我们就制造了60架道格拉斯（Douglass）双翼侦察机。这时职工已增至400余人。紧接着，分总装配、部件装配、构件装配、零件制造、零件下料五步，逐步脱离美国工厂，自行制造25架全金属的诺斯罗普（Northrop）轻型轰炸机。在“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前夕，工厂已完成另一批29架伏尔堤（Vaulted）轰炸机的头三架。
“八一四”空战后，工厂奉命撤退。因为美方人员已经逃进上海租界，监理王助
任命华凤翔
为代理厂长，组织领导全厂职工，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夜以继日地拆卸机器设备，连同半成品和器材，有条不紊地装箱，列出清单，装载到火车上，经浙赣铁路至九江航运到武汉。选定汉口美孚油栈为厂址，在1938年1月就恢复生产，继续制造伏尔堤V-Ⅱ型飞机。但是条件很差，制成部件后须用汽车运到附近的刘家庙车站，再用火车拉到空军基地支线，总装配后试飞移交。即便如此，好景也不长，因为前方失利，于是6月又决定搬往昆明。当时撤退人员分成三路，一路去昆明，一路去成都继续装配V-Ⅱ型机，一路去衡阳修理苏联老牌空军作战损坏的飞机。
这时滇越铁路禁运，发生堵塞，幸遇新建的滇缅公路通车，我们又在滇缅边境雷允勘测建厂。开山劈岭，在山麓筑起了一条1000米长的飞机跑道和以三座500英尺×100英尺钢结构为主体的厂房建筑群。这里地处荒僻，人烟稀少，不同的少数民族散居在平原和山间。我们初去时还有狼闯到临时工棚来，后来到的人多了，晚上灯火通明，野兽也就窜入深山；少数民族在山中遇到凶狠野兽，往往烧山自卫，有一次竟然连烧九个山头，蔓延到厂区，全厂职工奋力救火，方才扑灭。设施除发电间外，还有自来水，医院、农场的建筑规模比杭州大了几倍。1940年1月，飞机厂正式开工生产。同年5月，又从上海租界和香港招收近千名新职工，总人数增加到1500人，有美国职员14人，中国职员增至200人。
然而好事多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前后方是相对而言，滇缅公路在禁运后开放不久，又遭27架敌机编队作地毯式的轰炸，投弹100余枚。家属宿舍的一部分和发电间被毁，职工与家属死伤百余人。因此飞机厂又瘫痪，停工，疏散。
工厂的工人待遇很差。在杭州几百人的工厂里，仅有两栋可容150个单身汉的破旧平房，汉口没有宿舍。到达雷允后，职员有着比较考究的木结构宿舍，工人却住在用竹子搭的大草棚里，没有门窗，下面是泥地，潮湿，蛇蝎与虫鼠横行。雨季里房顶茅草经烈日蒸发，发出令人窒息的臭气，雾季时下午两三点钟才能见到太阳，卫生条件差，疾病丛生，痢疾盛行。有种类似痢疾的黑水病，患者小便呈红色，15分钟后变黑，有多人不治而亡，愈者也四肢无力，黄疸，不易康复，只得送回昆明。
当地通用缅甸鲁比（Rupee），法币工资形同废纸，津贴仅够糊口，后来又有鼠疫发生，因此厂内曾为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四次。美方经理一味搪塞，还去请来杭州时的管理课长齐镇午
，想借用他在工人中的威信欺骗工人。
为了调剂枯燥单调的生活，美国职员可以在神秘的俱乐部（Club）里找女职员跳舞，作乐狂欢。工人们也不示弱，通过自己的“中飞业余社”
积极开展活动，演出话剧、京剧、粤剧，还有职工篮球、足球等体育比赛，常约对岸的印度兵来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我是业余社的学术股长，从私人处收集来图书，办起阅览室，开办文化和英语补习班，还借来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录、记录新闻，次日用大字书写贴到厂门前，从而使大家摆脱身处“世外桃源”的窘境。我还和邢德骥、顾瑞华一起，办了一个小型墙报——《拓荒》半月刊，有评论、杂文、诗歌、漫画，共出12期，最后一期因批评监理方对厂方虐待工人的行为漠不关心，受罚停刊。
厂方对工人的迫害是步步加深的。1940年4月，监理处成立国民党特区党部，强迫职工集体入党，相继成立“中山室”，控制业余社的活动，以便消除这个组织的影响，并秘密成立“抗日除奸团”，名为除奸，实则打击进步力量。因此，业余社的活跃分子如叶树森、吕保才、陈念桐和我等十余人都被列入“异党分子”，行动受到监视。厂方变本加厉，在1941年秋后，先后以盗窃工具罪的名义枪毙工友章阿土，将吕保才、徐福兴、顾隶文三人押解出境，制造恐怖气氛，迫使工人就范。
在民族危亡之际，全厂职工克服了天时、地理、人为的险阻，以高昂的激情热爱自己的祖国，职工间团结较好。这段时间内，中央飞机制造厂共制造和装配H-Ⅲ型驱逐机29架、瑞安（Ryan）教练机20架、P-40型战斗机99架和比奇·克来夫特（Beech Craft）小型运输机数架，还修理蒋介石的水陆两用座机等。在动员毁厂撤退时，职工们纷纷表示不愿走，誓与工厂共存亡，连铁石心肠的监理钱昌祖也被感动得落了泪。在撤退途中，职工和家属还遭到日机轰炸和霍乱传染，死亡计200余人。到达昆明后工厂遣散，大多数职工被分配去航委会主管的桂林、成都、昆明修理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