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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就看过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无声黑白故事片《三个摩登女性》，该片编剧是陈瑜，导演是卜万苍。
后来，我才知道，陈瑜就是田汉的署名。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第三部故事片，也是电通公司的最后一部片。第四部故事片《压岁钱》即将开拍时，电通公司被国民党查封，后来《压岁钱》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田汉作词。
那时，田汉正在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另署名或不署名。《风云儿女》开拍前的1935年2月，田汉就被捕了。被捕前的一个晚上，田汉在一个香烟包装纸上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因此这首鼓舞中华民族“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在反动派搜查时，未被发现，得以流传于世。1942年在桂林七星岩前的一间木楼上，我与许幸之老师同楼居住时，听他说到此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入侵东三省，在邕江上掀起了抗日的怒潮！两岸的群众正在练兵，激动地唱着广西人民的抗日歌曲：“往，吾愿往，国民义务不推让，全身涌起一片热心，小兵也愿当……吾今先去做个好模样。”在南宁的舞台上，高维汉等爱国华侨在“南洋爪哇红河岸边”高唱着：“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别了吧，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要去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
高维汉就是田汉的杰作《回春之曲》的主人公，这出大型话剧是以宣传抗日为主题的。当时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广西尚能在报刊和广播里使用“抗日”这两个响亮的字眼，其他很多地方只能以“×”代“日”，所以《回春之曲》在南宁公演，不但顺利，而且是抗日宣传的重要节目。剧作者田汉的大名，在海报、报刊、说明书上等大登特登（电台也广播）。《回春之曲》在南宁公演，我才知道田汉，但亲自见到田汉，是在1941年夏天。
九一八前后，田汉不但领导进步组织的南国剧社，还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和出版《南国》月刊。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他很有魄力，白手起家，也干出很多业绩。当时他才30出头，但大家都叫他“田老大”了。
在1941年，皖南事变不久，田汉从湘、鄂前线到了桂林。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为了掀起文化工作的高潮，假座乐群路桂林基督教青年会花园，举行欢迎田汉同志莅临桂林的大会。会场上，串串红灯出现在黑夜的天空，染出一片红光，主持大会的是文协分会的秘书长李文钊。李公和田老大都是全副军装，领章是少将衔（田是军委会政治部文委委员，李是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金光闪闪，器宇轩昂。如此才能够压邪的，那些鬼鬼祟祟的特务就不敢捣乱了！到会的还有欧阳予倩、熊佛西、孟超、聂绀弩、邵荃麟、李育中、司马文森等文协、剧协、报界人士100多人。我是以文协桂林分会驻会干事的名义，通过李文钊的介绍和田老大认识的。对于我这个文艺战线上的小战士，他平等相待，平易近人。
田老大在欢迎大会上做了湘、鄂前线和敌后文艺工作的报告，并且针对文化城桂林文艺工作处于低潮的形势，做出今后如何掀起抗日文艺工作高潮的指示。这一文化界的盛会，直到深夜11时才结束。
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到田老大的家——桂林七星岩后洞附近花桥头那条街（街名我忘记了）。我第一次拜访田老大家的时候，他不在，由他的老母亲接待。这位戏剧家的母亲，亲切地和我谈话。老人家得知我是为了工作而来，叹惜地对我说：“孩子呀，你为什么不上中学，就出社会找饭吃呢？”我说：“这个社会不让我上中学读书呢！”她老人家又说：“寿昌（田汉的学名）虽然比你多读几年书，但也经过了一把把辛酸泪的年月啊！现在的生活也不好过啊。”
田老大这次回到桂林，此间的文化事业虽然处在低潮中，但他仍然努力地扩大了我们的文艺战线，创办了中国第一张纯戏剧的日报——《戏剧日报》（四开版，暂出三日刊），由归来同志负责编辑；田老大又在桂林组织文艺平（京）剧团（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委托田老大帮助组织此剧团），并且为该团在桂林成立公演编写了平剧《双忠记》，并借国民戏院公演。那天田老大还给了招待券，让我去观看。文艺平剧团成立公演后，由归来领队前往湖北第六战区前线《戏剧日报》因此暂时停刊。不久《戏剧日报》复刊，正式天天出版，由胡希明同志任首席编辑。田老大继平剧《双忠记》后的新作是抗日话剧《秋声赋》，是为他参与组织的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成立公演而作。此剧描绘了三湘子弟、八桂健儿参加抗战的情景。
当时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广西省艺术馆，形成了文化城里三足鼎立的戏剧据点，加上巡回在第四战区（广西）的演剧四队、五队、七队和第四战区政治大队等队伍，都是“胡公”（当时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区文化工作的代号）领导下的红艺兵队伍。这一支支文化大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田老大和欧阳予倩等，就是这些社、队的直接领导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后，香港经过18天的激战，于当年的圣诞夜沦陷于日寇之手。
1942年春，从香港脱险回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不少，田汉、洪深与刚从香港脱险回到桂林的夏衍合写了四幕话剧《再会吧，香港》（夏衍写第一幕，洪深写第二、三幕，田汉写第四幕），由洪深导演。在写该剧本的过程中，当第三幕开排以后，田老大才执笔写第四幕，可见他写作的神速。据说他年轻时，还直接挥笔在蜡板上创作剧本，真是文思敏捷。
1942年3月上旬，《再会吧，香港》由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新华戏院做首次公演。演出时发生了一场风波，那就是在第二晚演出时，刚演完第一幕，国民党中宣部从重庆电令禁演，于是在桂林的宪警荷枪实弹，赶到戏院勒令停演，观众被迫退票出场。这时候，观众席中的多数人都把戏票撕烂，向空中抛撒，有如仙女散花，以此对国民党表示抗议，对剧社表示支持——不用退票（当时剧友们生活很艰苦）！突然有人大声高呼：“一、二、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怒吼在戏院内外。后来，经过一段日子的斗争，文艺战士策略性地把剧名改为《风雨归舟》，胜利地再度公演了。
1944年2月15日是新的戏剧节日（1938年10月10日为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就在这一天“西南剧展”开幕了，仍是由田老大和欧阳予倩、熊佛西、孟超、李文钊、瞿白音等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举办的，参加剧展的有桂、粤、湘等西南八省，有话剧、歌剧、平剧、桂剧、电影等30多个院校团队，1000多人，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西南剧展是戏剧交流演出的空前盛会，于5月19日胜利闭幕。可是，西南剧展闭幕后不到半年，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这个文化大军汇集的文化城桂林也就沦陷了。
在湘桂大疏散中，田老大仍然坚持在桂林参与组织桂林文化界抗敌协会（由文艺协会、戏剧协会等扩大组成，由李济深、柳亚子、龙积之三老组成“长老团”领导），宣传抗日，加强抗敌文艺活动，举行大国旗献金活动，支援湖南前线抗日将士与救济难胞。
重庆华兴机厂是我参加工作后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该厂是华西兴业公司开办的重点工厂，专门制造机关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与厂里一些热血青年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自发地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做得有声有色，在当时的重庆市还比较有名。很快，我们这个自发组织就被中共的外围组织重庆市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定为重庆市文协第一抗日救亡图书室和第一抗日救亡宣传队，纳入重庆市文协直接领导，进行更广泛的、有计划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真是：忆当年，抗救宣传岁月稠，喜后来，人才辈出旺家宝。重庆市总工会副主席、三械厂副部长陈少中，是当时该厂钳工区的徒工。刘宗灵是当时该厂的钳工学徒。很多后来担任一些工矿企业工程师、总工程师的，都是该厂学徒训练班的徒工。
一 、 自发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5年，我从学校毕业，在华兴机厂任学习工务员，兼任该厂的学徒训练班教学老师，是机械加工工艺学教师。学员基本上是初中生或师范生。他们年轻力壮，头脑清晰，上进心强，求知欲强。不论是白天工作时间，还是文化课时间，我们都长时间地待在一块儿。我的年龄和他们差不多，大家感情十分融洽。
卢沟桥事变后，我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就和九位同住的年轻同事，每天抄写一张抗日救亡新闻时事简报，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亡。
这样抄写大字新闻简报，我觉得还不够，就找学徒训练班的几位热心徒工，商办儿童夜校，以教育儿童唱歌识字为名，重点放在宣传抗日救亡时事上。这些青年徒工是牛显京、易本立、周长铭、张文仇，还有一位材料员王耀显。
每天晚上，我们抽下食堂门闩，大门大开，挂上黑板，摆上桌子，把附近儿童找来，先教唱歌，以便吸引过路人及附近居民都来听歌，再讲解一些抗日救亡的时事和救国的道理。最后，教他们数学与识字，并免费发课本、笔记本、铅笔等。这样做的号召力很大，儿童学生很快由几个增加到几十个。经费最初都是我一人负担，后来也曾向赞同我们这么做的该厂助理工程师聂春荣募捐。他思想进步，曾主动给予我们一些援助。
这样的儿童夜校对抗日救亡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能激发大众的抗日救亡情绪。听讲演的群众越来越多，演讲至激越处，真是声泪俱下，台下无不义愤填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还我东三省”等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后来，儿童夜校的学生有不少成为我们宣传队的主力骨干和积极分子。
二 、 重庆市文协任命为两个 “ 第一 ”
后来，华兴机厂被蒋介石的兵工署接管了，先后易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工厂机枪厂，第二十工厂轻机枪厂。但是它始终坐落在大溪沟渝简马路，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相距不远。我们天天搞救亡宣传活动，确实唤醒了不少民众。此时，中共的外围组织——重庆市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会见我们，调来了指导人员李德椿。他代表重庆市文协宣布：我们这个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是重庆市文协第一抗日救亡图书室和第一抗日救亡宣传队，并指定我主持工作。他热情地帮助我们建立这两个“第一”组织，从思想到实践，耐心细致地指导我们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餐厅（即儿童夜校教室）增设了两个大书柜，陈少中、刘宗灵在工厂为我们募集了一批图书，李德椿从市文协给我们送来了一批图书、杂志、报纸，如《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群众》《解放》《大众哲学》等进步图书、报刊，都是一种两三份或八九本。这些书刊分为对内和公开两大部分，存放与借阅都有区别。为了避免外界的非议，我们还适当购置了其他报纸如《中央日报》《新蜀报》等。
为了到街头、郊区做抗日宣传工作，我们第一宣传队每个星期天，或是在街头演出，或是借用学校礼堂，或是在我们的图书室搭临时戏台演出。刘宗灵负责布幕、布景，易本立等人募捐和制作，这样效果好，又耐用，又经济。我当时的月工资是34元，除每月伙食费五六元，有时给湖南家乡邮10元或15元，其余都拿来做抗日宣传的经费。不足时大家再捐点，仍然不足时，就向支持、赞同我们的人劝捐。
有一次，我们去重庆南岸演出街头剧《流浪人》，我特意蓄了一个多月的胡须和头发，并且扎上绷带，独自一人背着包袱，不和宣传队一起行走，而是以巧遇的形式参加演出，使观众深受震动。我记得那里有不少国民党士兵，他们看着我们的演出，感动得直落眼泪。我们还拍下不少照片。当我们在市内繁华区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人群里真有一些被气氛感染而愤怒的人，高呼口号：“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小鬼子！”
义卖《新华日报》：我们组成七八队，每队都打着“义卖《新华日报》慰劳前方抗日战士”的三角旗，背上几个扑满式的竹筒，请义卖者自己将钱投入扑满内。卖完后，由几位代表背着扑满筒去新华日报社，当场开筒点清款项，交给报社人员，作为慰劳前线抗日战士的款项。
义卖春联：在元旦前用红纸写些春联，尤其针对附近的殷实户或有名的人家。我们写些“嵌”字对联，带着糨糊桶，当场给他们糊上，再请他们交些钱。这样做有几点意义：第一，宣传抗日救亡；第二，提醒大家在过年过节时，不忘记前方战士正在浴血抗战；第三，积少成多，收集慰劳金。
1935年至1937年，我在兰溪民众教育馆工作。当时馆长是郑祥（杭十四中教师），教育主任是叶蔚卿，康乐部主任是李杰，溪西施教区主任是徐士铭（徐萍洲），初中文化补习班主任是唐向青，还有工作人员金显时、周稼群、徐宝兰、陈其德等。我和陈其德是图书管理员，分别在东门、北门城楼上工作。当时民教馆内是否有中共地下组织，我不知道，但知道唐向青是教团会会员。到了1937年，我和陈其德均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系中共的外围组织）。
民教馆的工作人员普遍工作积极，活动较多。我能记得的有：多次举行书画展览会（有几次是以抗日漫画为主题的）、幻灯会（放映报刊上发表的漫画、图片）、电影放映（科学常识片），举办民校、文化补习班、读书会、码头工人会、溪西施教会，以及各种文娱体育比赛，如篮球、乒乓、游泳、象棋等。
其中溪西施教区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溪西是兰溪的近郊，施教区基本上把当地的农民、居民都组织起来了。他们办了多种夜校、图书室、义务医疗室、儿童团、妇女会，影响较大。记得主办人徐士铭离开时，当地农民依依不舍，很多出来送行的。
初中文化补习班主任唐向青，除了教学生一定的文化知识外，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补习班的学生也成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基本队伍。
读书会是叶蔚卿负责的。当时有固定的家庭住址或经老会员两人介绍，就可参加读书会活动，借阅图书室所有的图书，如果能写上一点心得，还给予一定的奖励。当时参加的有三四十人，多数是青年店员和失学青年。由于经常借书，大家相互熟悉了，我们就逐步推荐一些进步书刊，如《读书生活》《永生杂志》《光明杂志》《世界知识》等给他们阅读。我们还利用假日举行游会，与关系好者轮流交换学习《救亡日报》《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因而这些青年后来很多走上抗日道路，如周鼎生、唐炎、蒋品珍、章生道等先后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后来，唐向青做了县政工队队长。当时政工队里也有几个活跃分子，如谢敕理、徐宝兰等。我爱好音乐，参加了他们举办的歌咏队。唐向青说：“你们年纪小，可以把城区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做好抗日宣传工作。”我们便组织了少年队，主要成员有陈其德、唐炎、章生道、郑豪、蒋品珍、许跃化等，以歌咏队的形式把云山小学的小同学都组织起来，放学后集中学唱抗战歌，如《卖报歌》《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吹起小喇叭》等；还组织几次晨呼队（清早上街呼抗战口号，唱抗战歌）。我们还把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作为自己的队歌。我们几个骨干分子还结合纪念日学唱一些革命歌，如《五一劳动节歌》《四一二纪念歌》。《四一二纪念歌》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这歌很感动人，在当时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的作用很大，其歌词是这样：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大革命时代中国是怎样？
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
北伐军的雄师到长江。
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
军阀官僚一扫光。
不平等条约取消，
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
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
中华民族好风光。
……
国民党、共产党，
两党合作，中国有希望，
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记得1938年春，新四军战地服务队经过兰溪，举办了一次军民联欢会（在义乌会馆）。他们也邀请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参加，我们作为群众，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他们教我们唱了一首歌：
国民党和共产党员，
我们已站在一条线上，
……
这首歌弄得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很尴尬。陈其德是少年队队长，我是副队长，唐炎和我负责编写相关墙报，分别在水门、打铁巷口张贴。
1940年5月五卅运动15周年纪念日将要到来，唐向青主持的县政工队准备搞一次纪念活动。我们少年队也积极行动起来，5月27日、28日，大家忙着写标语，出墙报，学唱五卅运动纪念歌，准备到义乌会馆开会和游行。谁知国民党知道后，不同意我们这样做，同时通过团管区司令部宣布戒严，禁止游行、集会，说政府自己会组织五卅纪念活动，不用政工队来主持。我听了非常气愤，就写了一篇《包而不办》为题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编的墙报上。这就触怒了国民党的人，把唐向青、陈其德、谢敕理、刘辅成和我逮捕了。第一、第二天，我和刘辅成被关在一起。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地下党的特委，也不认识他。但他知道我爱唱歌，就说，我们来学学歌，解解闷。他那种革命者的风度很使我钦佩。他教我唱的那首歌，我现在仍牢牢记得：
几十年来，我们忍受了多少耻辱，
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
亡了土地，失了家产，
我们的国家是在一天天的险殆。
来吧，工、农、商、学、兵，
来吧，男女老百姓！
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盛，
向着一个目标，团结起来，
赶！赶走强盗！
杀！杀尽汉奸！
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盛，
向着一个目标，团结起来！
后来，据说刘辅成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就被分开，改和陈其德、唐向青、谢敕理关在一起。小刘孤单了，我们却更热闹了。唐向青有坐牢的“经验”，我们在他的影响下，情绪更加高昂了，一起学会了《囚徒之歌》《工人之歌》《自由神》等。我们引吭高歌，弄得几个站岗监督我们的士兵感到奇怪。他们起初把我们当作强盗，子弹上膛，而且故意让我们看一下。后来看到我们是一批特别的囚犯，也偷偷地过来问我们。我们就把被捕的原因告诉了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几天，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到第八天，据说戒严令撤销了，我们全部被释放，可我们的职务却全被撤掉。我不得不离开兰溪，由民先组织介绍，去义乌参加政工队。
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成立了革命组织——文化座谈会，在留日学生中吸收进步分子，有领导、有计划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并担任学习小组组长。
1937年6月，党支部组织会员下乡到房州避暑，组成七个“家”，我担任“天真家”的家长，每天上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下午去游泳、打球等。我们正在开展活动，卢沟桥事变突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我们立即进行深入讨论，分析抗日运动形势的发展，认为卢沟桥事变会扩大，抗日战争会发展，我们要作好准备，主要是准备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除了学习、讨论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日本问题，以及抗日形势，同时在家里大唱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等。我们租帆船出海，在船上放声高唱《国际歌》。8月15日正是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和小邝等几人由房州乘车回东京，学会了正在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在车上小声地、不停地唱，唱得更熟了，歌声激起了我们抗日的坚强意志。
我们回到东京后，眼见日本侵略军一卡车一卡车地出发，前去侵略中国。日本人在欢送，高喊“万岁”。侵略战争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车开得很快，我们赶快避开，假装看不见。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我们还在恐怖笼罩的日本。留日学生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大家都想赶紧回国，但很多同学还须筹备旅费才能回国，有的向别人借，有的卖衣服。正好我收到一笔汇款，帮助几位同学买回国船票。
当时支部接到上海的密信指示，要求支部成员坚持到最后一刻才离日回国。但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范围日益扩大，对留学生坚持下去十分不利，支部乃于8月初率领党员和文化座谈会成员30余人离开东京。我跟随支委陈健、一批党员以及文化座谈会的骨干推迟回国。一些便衣警察见我们推迟离开日本，还假惺惺地对我们说：“你们不用回国，我们保护你们。”
我们买了8月中旬的法国邮船船票，由神户开出，本以为可以顺利回国了，不料，因为上海战事发展，日军冲入法租界，法国政府为了保护侨民离沪返国，电令这只船不能载客，一定要空船赶往上海，接法国侨民。我们的行李虽已上船，也要卸下来。退票后，我们只能在神户的中华会馆打地铺，睡上几天，等待另买船票。日本警部派了一班人在门口日夜监视我们，在几天时间里我们虽然很少出门，但也有必要出去看看动静，特别是到唐人街去看看。
在街上，我们看到一些妇女站在马路旁缝“千人针”，也叫行人缝几针。我们假装看不见，赶快走过，但又见到汽车载运日本军人出现，街上行人一律立正，喊“万岁”。我和小邝碰到这种情况，怎样办好呢？我忽然想起并对小邝说：“我们喊‘去死’吧！”（广州话的“死”音与日语中的“岁”音较接近，在嘈杂声中一般尾声较清晰。）于是我们两个齐呼“去死”。
我们在中华会馆睡了六天地铺，终于买到美国商船的船票，在船上再睡六天钢板才回到香港，转广州。在船上，我们总结在日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时事的经验，讨论回国后怎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船刚离开日本海域，党支部就组织我们在船上宣传抗战的意义，动员大家募捐，支援抗日。我们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愤恨，开展了一场抗日运动。乘客捐款非常热心。这一活动好得很，但也触动了一小撮亲日分子的神经，放出谣言说，日本间谍会下毒药到食水中，毒死一大批人。有些人听了很害怕。我们一方面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另一方面对乘客做工作，安定大家的情绪。
我们从日本脱险，在途中经过战斗，终于于1937年9月1日抵达广州，集中居住，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这个和平、欢欣的日子，撩起了我对于那个激情时代的许多回忆。
一 、 壮歌一曲响云霄
早在1935年，我们在武昌师范读书的几个同学有感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迫在眉捷，课余散步、周末聚会，谈论的中心话题都是如何救国救民。那时的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侮，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愤懑，我们苦恼、思索、探求……
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国人民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有力的呼告，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发了我们反帝抗日的勇气。记得在1937年深秋的一天，我和同学吴学海、黄怀智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董老（即董必武），想到延安参加革命，晚上我们由汉口江汉关乘渡船到武昌黄鹤楼下的武胜门。船上的男女青年一反平时的相倚相偎、窃窃私语，个个心情沉重，少言寡语。
正在宁静的时刻，船上响起了《松花江上》的歌声。这首歌是东北流亡青年唱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凄凉的音调表现了他们对失去的故土的无限依恋。流亡人唱流亡歌，特别动情。后来，竟至哽咽不能言语了。在鸦雀无声的瞬间，但闻浪涛冲击着船舷的声音，听众为之潸然泪下者颇多，尤以女青年为最。
少顷，歌声又起，应声而和者数百，那便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句歌词，像是给我们注入了沸腾的热血。开始唱的是青年男女，以后跟着的是中年男女，再后面是部分老年、儿童，雄壮的歌声，飘荡在长江上空。这是自发的歌声，这个“自发”，正说明我们那颗爱国的心。
二 、 警报一声 ， 飞鸟出笼
我青年时期的学校，在现今华中师范学院一带，离武昌市区较远，在30年代这里还有大片的农田。学校购置了发电机，自行发电。这所学校被国民党支系复兴社掌握，校长、主任、有头面的教师，多为复兴社骨干。学生中间，分为三派：一为复兴社，一为CC，都隶属于国民党，一为左翼学生。左翼中坚人物便是吴学海、黄怀智和我。三派中，CC力量最大，在学校的公开招牌是“学生生活社”，复兴社次之，左翼青年的人数最少。CC的人虽多，但能文而又善于言辞者寥若晨星。左翼人少兵精，更重要的是思想先进，肯说实话，乐于助人，敢于自我奉献，在学生中间享有声誉。
抗战一开始，CC系便在青年学生中大肆活动，企图把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权从复兴社夺到他们自己手中。左翼青年虽然想争得领导权，以便用先进的思想影响学生，但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CC系便和左翼青年携起手来了。我们把这个联合叫“小统一战线”。我们提的口号是：争取抗日自由，走出课堂，动员民众，实行全面抗战。那时学生慷慨激昂的劲头，真是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我们宣传说，我们要读书，我们更要祖国的自由。祖国没有自由，我们也不能自由读书。日寇未灭，何以书为？但是学校当局始终抱着“读书救国”的主张不放，强调学生要遵守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们派代表谈判无效，怠课无效。搞恼火了，CC系提出“要打”，左翼表示支持。“打”，这在当时是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然而当时学校里还没有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我们只有抗日的积极性，在政治上还远远不够成熟，只凭一时气愤，便实行了“打”的政策。说起这次打来，也怪有意思的。
秘密会议开始了，CC系的学生头周仕珊和我们作了研究，对于这次的“打”，作了布置，时间选定在夜晚；派四人到发电房命令停电，停电后派两人立刻到校政厅剪断电话线，让学校与外界失去联系。分批分点派人包围训、教、总务各处，对顽固分子实行“打”，重在使之丢脸，不出严重事故。成立宣传组，草拟、书写、印制宣传品——壁报、传单、标语。左翼学生机智地占领了这个宣传阵地。
记得在一个夜晚，刚刚上过晚自习，四个学生走入电机房，故作惊慌地对发电工人说：“警报，警报，还不关电闸！”在震耳欲聋的电机转动声中，发电工人不能辨析这句话的真伪，便关了电闸，顿时全校一片漆黑。包围者、剪电话线者、散发宣传品者、贴壁报者、贴标语者，一齐出动。学校沸腾了，质问复兴社的声音高叫起来了。顽固分子龟缩着，莫知计所出，都只说：“明日研究。”大约过了一刻钟，学校才恢复了供电。整个学校跟一刻钟以前不同的是：墙壁、黑板、布告栏、食堂、礼堂、宿舍，到处贴着壁报、宣传标语。宣传品中的政治口号有许多是共产党提出的。CC系这才意识到上了当。
第三天，学校当局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允许学生到外县搞宣传活动，但是要求学生经费自筹，一切问题自行解决，同时宣布开除周仕珊的学籍。我们左翼在几个班成立宣传队，分赴沙洋、汉川作宣传去了。这叫“警报一声，飞鸟出笼”。谁能料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受到约束，抗日就是越轨。
三 、 金戒指的启示
飞鸟出笼了，但怎样飞？飞到哪里？做些什么？种种困难，摆在面前。首先是经费：要吃饭，要住店，要坐船坐车，要买宣传纸张。其次是宣传：谁写文，谁印制，排练什么文艺节目，借些什么简单道具……我已经记不起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只记得是依靠同学们掏腰包、省吃俭用、日夜奋战这三条，才能到鄂中沙洋、汉川宣传了20多天。
最简单的宣传方式是街头演讲。有趣的是，平时不爱讲话、埋头读书的同学，这时也能在稠人广众之中侃侃而谈了。我们演讲，没有讲稿，事先脑子里只有一个大框框，要靠演讲前的一瞬间去增补内容。到了茶馆见到经商的，便说关税不能自主，洋货倾销，不等价交换，经济侵略；见到农民，则说洋人与土豪劣绅勾结一起，欺压百姓，受苦的根子是东洋鬼子，是帝国主义；见到开明的绅士以及稍有文化的，则云中国人民要自主，要独立，五千年的文明要发扬光大。
一次，我们在汉川县一个镇上的闹市搞街头宣传，我们先演了一个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那个装扮观众的演员到群众中宣传，他讲得不错，可是有一句话产生了争议。他举起拳头，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抗战到底。”话音刚落，一个观众便说：“你看那讲演的学生，手上戴着金戒指，他有钱啊，怎么不出钱？”演讲的同学一听，立刻摘下金戒指，交给本地的收募捐款者。他的这一举动带动了其他观众，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一会儿便筹集了几百元。商人出得最多。我们心想：奸商不“奸”了，到底还是中国人。
我们从这件事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打仗要身先士卒，爱国要以身作则，来不得半点虚假。
四 、 拼消耗
我们左翼青年想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愿望，在董老（董必武）等前线后方要人的开导下，未能如愿以偿。可是没过几天，大概由于董老的安排，我们碰到了于光远同志。他便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经济学家。他的言谈风貌、生活作风，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和于光远先生在一起聚会很多次，名曰：座谈会。当时他是北京某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也就比我们大五六岁。所谓“座谈”，对于我们来说，叫“座听”更准确。他说得多，我们偶尔插几句，也不过是询问而已。但是有一点，彼此都无拘无束。于先生当时爱穿一件长袍，不修边幅，谈话总是亲切平和，多么严肃的政治内容，让他轻轻巧巧地说出来了，都显得妙趣横生。记得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京沪铁路线上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好几个教导师都报销了。反共最卖力、最凶悍的胡宗南部也在京沪线上被打垮了。消息传到武汉，于先生就此便与我们有一个座谈。
他首先说的是拼消耗。“拼消耗”这个词是他创造的。他剥了一颗花生，准确地抛进嘴里，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和日本打消耗战，大量消耗它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消耗战中锻炼、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打仗嘛，双方都会有消耗的，但要把我们的消耗量降到最低限度。从消耗这一点上说，我们就要以一当十。现在国民党跟日本在京沪线上死打硬拼，这叫‘拼消耗’。这种办法是失策的。《孙子兵法》上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嘛。”接着，他的态度变得稍微庄重了，继续说：“现在有个别左派激进者，对友军的损失有些欣欣然，这是不健康的感情。友军的损失，就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认识问题，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于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那时，于先生在汉口办了一份名为《呼声》的杂志，每天要写文章，要处理办刊中的一切事务，要做青年群众的工作，很辛苦，生活却极为艰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同学和于先生一道到饭馆里吃饭，四个人一共花了法币四角。那是在一个黄包车夫吃饭的小馆里吃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开封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河南大学学生救亡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这年的秋天，河大学生王锡璋和刘惟城在中共开封市委的领导下，联合开封大中学校，发动了一次救亡歌咏游行示威。天刚麻麻亮，各校学生就向集中地点进发，然后走向大街小巷高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前进歌》《抗敌歌》《救亡进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大家雄赳赳、气昂昂，义愤填膺地歌唱、示威，从早上唱到中午，喉咙都唱哑了。我们不知疲劳，仍是精神抖擞，大街小巷挤满了群众，群情激奋，高呼：“唱得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群众的爱国热情又激发了我们，我们的歌声再次响彻云霄。
这次救亡歌咏游行示威之后，我们组成了开封市学生农村救亡服务团，每到周末，便上街、下乡向市民和郊区农民做抗日宣传。在河南大学学生马可、王麦秀的领导下，用街头剧、歌咏会、漫画展览、演说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有一次宣传时，马可站在宣传队员中，用半个小时就谱写了歌曲《游击战》，自编自唱，又领着我们唱。歌词是：“游击战，游击战，敌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来，咱们只有游击战。先烧了房子，放把火，叫他们先占不能占。咱们一条汉子一杆枪，到处都是最前线。东边放倒几个朝西走，南边砍倒几个朝北窜，老家一片尽成焦土，不干到底不是好汉。游击战，游击战，敌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来，咱们只有游击战……”
这年的九十月间，由洪深、金山、冼星海、王莹等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马彦祥、贺绿汀、宋之的、王苹等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先后来开封宣传抗战。河南大学的大众剧团和他们配合，排练节目，协助演出。有一次，他们在河南大学礼堂演出，我们都去看节目。在后台，我们几个人看到金山削了一个梨子给王莹吃，自己先吃了一口，然后才递给王莹。我们中的一个人就哧哧地笑了，觉着新鲜有趣。
我们刚刚在礼堂台前坐下，音乐家冼星海在台上向下边喊：“喜欢唱歌的请到台上来！”话音刚落，我们蜂拥而上。台上站有五排，100多人。这时，冼星海指挥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前进歌》《自卫歌》《热血歌》《自由神》《救亡进行曲》《黄河之恋》《热血》《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曲一支接着一支，大家越唱越起劲，唱得热血沸腾。
冼星海身材高大，肤色黝黑，指挥起来特别带劲。他指挥得有力，我们也唱得有劲。短暂的半小时，一下子飞逝过去。可是冼星海的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每当看到他谱写的歌曲，每当看到报纸上出现他的名字和事迹时，我的脑海中立即出现这一幕，永不泯灭。
这些来自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给河南大学和开封的抗战文艺宣传以很大的帮助。他们经常亲自导演，登台演出，以饱满的激情和纯熟的技艺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对我们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召唤着战斗在日本的郭沫若。
郭沫若于7月25日，别妇抛雏，从日本潜回祖国，决心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并兴奋地写下《归国杂吟》七首。其中第二首《归国书怀》是步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写成：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兴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请缨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至诚之作。
郭沫若为了参加抗战而抛家别雏的高尚行为，令战斗在达县二小的牟曼悦推崇备至。他常与友人谈及郭沫若在日本的战斗情况，特意朗诵郭沫若那首七律《归国书怀》，打着手势，连声赞叹：“好诗呀，好诗！”后来，他以达县县立城区第二小学全体教师的名义，写了一封炽诚的信寄给郭沫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因为到了这时，蒋介石已经撤销对郭沫若的通辑令，允许他回国参加抗战。曼悦在信中还介绍了当时四川赤地千里、田地龟裂的旱情和达县的人文自然概况，请诗人为他们写校歌。
信寄出不久，收到了回信，诗人按信里要求作了校歌两首：
州河之水何青青
岸山列翠屏
柏岩古刹夏云亭
唐有微之
宋有商英
都曾留连于此
兹诵赋诗
小哥哥小弟弟
小姊姊小妹妹
我们风乎是
我们浴乎是
我们是自然之宠儿
我们是自然之宠儿
凤凰之山何蜿蜒
龙爪欲攀天
立志无输我先贤
唐子潜书
六相祠堂
这些德业文章
是好榜样
小哥哥小弟弟
小姊姊小妹妹
我们勉乎旃，
我们慎乎旃。
我们是国族之希望
我们是国族之希望
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得到郭沫若的回信和校歌，受到很大鼓舞。曼悦又请作曲家吕骥谱了曲，将歌曲唱遍全城。“我们是自然之宠儿”“我们是国族之希望”的雄伟声浪，不断震撼着达县凝固了的空气。我当时是二小学生，天天唱着这首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以后，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主任时，经常给达县寄来一些宣传品，宣传我抗日健儿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日寇在华烧杀掳掠的暴行，对推进达县抗日救亡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郭沫若把二小写给他的信和他写给二小的回信，加上前言，以《双鲤鱼》为题发表在1937年《中国文艺》第一期。郭沫若在前言里写道，二小的信是一篇爱国心赤、报国情浓、富有才华的文艺作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轰轰烈烈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了，我们必须唤起全国人民，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广泛的对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丹阳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莫不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集结了多年来的力量，至八一三抗战全面展开时，就竖起了“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的旗帜，在城乡内外，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准备去茅山地区建立游击战争基地。可是战局突变，到了10月下旬，日寇已经在杭州湾登陆，对南京展开了大包围，国民党中央政府仓皇撤退到重庆。丹阳青年救亡服务团在11月组织一批骨干力量，流亡至武汉、江西两地，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当我们经过安徽芜湖郊区时，只见沿江一带，黑烟滚滚，炮声隆隆，日机正在疯狂轰炸我逃难群众。也正在这时，日寇又在南京城内残酷屠杀我无辜军民。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目击及事后统计，受害者30余万人。
我们又经过大岗、东流、至德等地，进入九江，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于1938年1月到达江西南昌。当时我们看到南昌街头，商店林立，人来车往，熙熙攘攘，郊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新马路上洋房矗立，宽阔平坦，好一幅繁荣太平景象。南昌是我看到的除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大都会。
我漫步来到赣江口，寻觅当年的滕王阁，但已经杳无踪迹，极目遥望，只见江水滔滔，白浪滚滚，风帆朵朵，晚霞片片，不正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种大好的境界吗？
啊，南昌！你不正像初唐才子王勃写的那样，“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隅的兵家必争之地吗？
在1926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你的怀抱里，不正驻扎着国民革命北伐军的大本营吗？在1927年，不又是在你的百花洲成立了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南昌起义的司令部吗？
而今，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建时期，我们又在你的工业专科学校的大楼上，聚集来自上海、南京的师生，江浙各地的抗日救亡团体，平津流亡学生，江西各地青年学生，总共将近千人。大家自由交谈，互相探讨，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形成了一个豪情激奋、热火朝天的抗战群英会。当时，我们一致要求江西当局，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立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全省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抗战。
在新四军陈毅将军的推动下，在各民主党派的赞助下，以及在江西省当局的同意下，600多名青年终于结成了一支统一战线队伍——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团长熊式辉，副团长蒋经国，总干事王忱心，干事夏征农，下分10个大队，分赴江西10个专区，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工作。与此同时，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也成立了政训处，每个团设立了政治指导员，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就在出发前夜，全团人员走上街头，高举火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全省人民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我被分配在第三大队，在九江专区工作，不久我和一组人员分到德安县工作。我们取得了德安县抗敌后援会总干事向热生的配合，掀起了一场抗战宣传热潮。在5月初，我们组织了一批人，由向热生带领，到马回岭山区进行抗战宣传。就在那里，向热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枪杀，有人说，这是德安县长邱新民干的勾当。就在前一个月，湖南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一批人员被活埋，其实这些都是国民党顽固派预先设置的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阴谋的组成部分。当时德安县政府为向热生同志举行了追悼会，全县人民都深表愤恨，痛斥这一罪恶暴行。我们也开展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宣传工作。
不久，全省青年服务团便被撤销了，大部分人员被送到武汉军政部的战干团受训去了，实际上就是被送进集中营了。这时，我由中共党组织介绍，给江西省保安十一团团政治指导员陈训涛任文书工作，为保卫九江而战斗。
多年前我在楚怡中学读书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当时校址在本市荷花池，校舍较为简陋。记得校长是教育家陈润霖先生，主事是黄德安先生，教导主任是朱汉，教师有俞科盈、黎升洲。教师水平较高，教学也很严谨。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徐特立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住在蔡锷中路徐祠巷内。因徐老有学生在楚怡中学教学，故与学校同学来往频繁。徐老留着长长的头发，身穿学生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经常坐在草地上、操坪边给同学们讲他在苏联留学的故事。徐老有时在青年会上讲演，主要讲抗日战争的前景，号召大家加强合作，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
当时长沙学生起来搞救亡工作，我与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在长沙市中小学组织儿童剧团，他被选为团长。团旗是我和胡杰去请孤儿院院长曹孟其先生写的。剧团平时的活动很多，我们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去街头搞救亡宣传和慰问伤兵，唱的歌是《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周末在青年会剧场演出《中华儿童血》等剧，并在《抗战日报》上发表宣传文章。当时儿童剧团是本市一支很活跃的抗日宣传队。后来敌机疯狂轰炸长沙，我们团便从培德女校迁往郊区我的家里。有一次，国民党军队的一连长太太硬要霸占我们那所房子，我们这些小团员据理力争，斥责她一顿。她理屈词穷，只得溜走了。我们又继续开展工作，后来田海男因为有任务离开了长沙，团务工作交给我和胡杰负责。
长沙大火后，我家迁往益阳桃花江，我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继续升学。团务工作交给何苗丽。在徐老的关怀下，团员安全到达广西桂林，后来到达重庆，儿童剧团便与中国孩子剧团合并了。
抗日救亡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我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情，在1938年毅然中断了高中学习生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由朋友介绍到达长沙，进入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主办的文抗班学习。该班共有学员40余人，班主任是吕振羽，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当时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翦伯赞、张天翼、薛暮桥、李仲融等，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文学理论、抗日救亡等知识。两个月结业后，我被留下，安排在研究部任干事，在半年多的革命工作中，最令我难忘的有两件事情。
1938年，长沙是后方抗日的一个中心，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文抗会是长沙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下的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担负着发动各界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责任。文抗会每周举办一次时事演讲会，请长沙各界知名人士前来做报告，前面提到的文化界名人都来做过演讲。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38年7月份。我和汤健民受文抗会领导的委托，去八路军办事处请徐特立来做一次有关毛主席在5月份发表的《论持久战》的报告。我们到达办事处后，受到徐老的热情接待，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表示，一定如期前来做报告。
那天的演讲会，可说是轰动了长沙城，文抗会借大礼堂为会场，到会的听众坐得满满的，估计有千余人。在湖南，人人都知道徐老的名字，不仅因为他是毛主席的老师，而且因为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他的报告不时博得阵阵掌声。徐老分析当时的抗战形势，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对毛主席不久前发表的《论持久战》加以高度的论述和概括，结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必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一定胜利。会场气氛热烈，各界与会同胞情绪激昂，报告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舞作用。
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期，驻长沙的省国民党部虽然也派特务在会场活动，但由于当时有利的客观形势，他们未敢公开出来捣乱。徐老的报告一结束，不少素不相识的听众抢着和徐老握手，场面十分感人。
文抗会是地下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但在外表上则是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民间团体，在会内工作的人员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当时我们的工作是很繁忙、很紧张的：要和各界人士联系，为前线将士募捐，组织每周一次的演讲会，全城的海报都是我们分头上街张贴。当时，我们还经常面临日寇飞机来长沙投炸弹的危险。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枚炸弹在距文抗会办公场所100多米的地方爆炸。当时我和几位同志在会内工作，未外出躲警报，只好临时趴在地上，被爆炸的余波震得浑身盖了一层土，幸未受伤。事后我们看到附近被敌机炸后的一片焦土和死伤的无辜百姓，对日寇的残暴真是恨之入骨！此后我们继续工作，为了抗日救亡的胜利，真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
但我们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没有工资，是义务性质的，唯一的报酬是一天供应两顿大米饭。记得当年的习惯是上午9点半吃午饭，下午3点半吃晚饭，基本上是两三个素菜，大约十天半月可打一次牙祭，即吃一次肉。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领到一元大洋的稿费，买了几斤花生拿到会内。大家都很高兴，真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当时我们不分彼此，亲密无间，真可说是有福同享、有苦同担。
在那时，福字是与我们有缘的，团结友爱的精神是令人难忘的。我当年仅有的一床薄被，还是一位如今记不清名字的女同志送我的。我们住在文抗会东面的一个小阁楼上，扶梯很陡，房间很矮小，不过十平方米左右，却住上六七个人，大家睡的是通铺。
记得当年住在小楼上的有邵宇、邵家天、吴立翊、罗建士、汤健民、殷舟平等人，还有张迈群、潘超、李任练（李普）、屠天侠、张宰平等人分住别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邵宇，他是在东北沦陷后来长沙参加抗日救亡的东北人，会内的宣传漫画、海报大多出自他手，他经常唱《松花江上》这首悲愤激昂的歌，大大地激发了大家抗日救亡的斗志。夏天来到了，我们矮小的阁楼实在无法睡觉，因此大家只能睡在白天开会和工作的礼堂里，用两条长靠凳一拼，就是一张床。我们没有蚊帐和草席，也没有蚊香，到了夜晚睡在硬凳上，只好拿一把蒲扇和蚊虫作斗争。工作一天的忙碌，也就顾不上这些小蚊子的叮咬，很快进入梦乡。
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总是很艰苦，但大家都安之若素，可以说是以苦为荣，因为我们的精神都是无比的充实，都怀着抗日救亡的民族自豪感，有一颗解放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赤胆忠心。
当时，长沙文抗会是直接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的，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当年的文抗精神，令人难忘。
1938年初夏，在我们县城（河南方城）从事救亡工作的平津流亡同学先后到延安、竹沟或其他战地去了。县里的救亡宣传工作需要人接着干，我和另外两个17岁的同学，在中共党员的鼓励支持下，决心办一份小报，及时报道抗战消息，宣传团结抗战的主题，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把救亡宣传工作坚持下去。
那时候，我们风华正茂，热情满怀，说干就干，还要办成“日报”，取名为《建国日报》。这体现了当时我们的一种愿望，就是不仅要进行抗战、驱逐日寇，还要促进社会进步，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经费咋办？三个人每人先从家中拿来一块银圆。如何印刷？用“尺八棉纸”石印。编辑、发行谁干？三个人一齐做。如何备案？立即去找县长。诸多事项在一个早晨全决定了。
就这样，在1938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一周年纪念日，我们的小报在我们古老而又年轻的小城出版了。我们开创了一个历史纪录。小报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
报刊每天用“尺八棉纸”石印，印100多份。备案等因几次找县长都不得要领，连门岗和传达室的关都没有过。我们说：“算啦！办起来再说。”新闻来源，则是找县政府的收音员，请他帮助。那位姓孔的收音员看不起我们，爱理不理，几经商谈，才答应让我们每天一早到他的桌子上去拿他夜间收听广播的记录带，代他用毛笔誊抄一大张，贴到县政府的大门外。替他做完一份差使，而后我们拿上底稿，风一样地跑回学校，伏案编辑，并加上其他的内容，包括转载诗、词、歌曲、漫画，以及我们自己编写的本地新闻和短小的评论。我们连早饭也都免吃，边编边写药纸（即石印的“制版”工作）。不到两个小时，一个版面全部完成，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蛮像回事的。之后，我们就又风一样地跑到石印馆去“落石”印刷，和工友一起蹬机器，搅摇把。不到两个钟头，100多份报纸全印出来了。我们立即上街，一面张贴，一面沿街分送和发售。顶多一个钟头，报纸全部到了读者手中。当看到人们争相传阅，或有人在茶馆朗读时，我们欣慰地笑了，感到自己也为抗战尽了一份力。
我们办小报，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中共党员为我们写文章，党的负责同志给予亲切的指导。我们的美术老师、后来成为河南著名花鸟画家的叶同轩先生特意买了几刀棉纸资助我们。一家小百货铺还在报上刊登广告，给了较多的广告费。一个失学少年义务为我们零售报纸。连那位曾在纸上写过“县师学生想办报，可笑”、故意奚落我们的县政府收音员孔先生，后来也改变了态度，对我们友好起来。
我们的小报办了两个多月，还请中共地下组织特送延安过几份。我们三人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不久都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党教育我们，要踏踏实实地为争取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县里继我们的《建国日报》之后，办了一份《抗战日报》，我还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认真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为了民族和群众的利益，也在报纸上揭发了某些人的损害抗战、破坏团结以及贪污舞弊、胡作非为的行径。然而，这些行为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对我们进行了长期监视。1944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的清晨，我遭到逮捕，并受到严刑审讯。但我觉得，我只是为抗战尽了一点力，没有过错，便无愧于心。
汪玉宸是抗战时期“宜昌抗战剧团”的宣传队员，当时他是22岁的小伙子，又名汪杰。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1938年初，我在宜都“公余同咏社”（京戏票房）为票友们打鼓、拉京胡。时值国难当头，苦于无报效之门。6月上旬，经同乡刘真（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到宜昌抗战剧团去工作。
宜昌抗战剧团是1938年5月29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下成立起来的。建团以后，演员们用戏剧、歌咏、演讲、绘画等多种宣传形式，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长途跋涉3800多里，先后在宜昌、汉口、当阳、荆门、远安、松兹、枝江、宜都等八个县市的城市乡村、街头巷尾、医院学校、机场码头、工厂剧院、儿童保育院以及难民收容所等各种场地公演802场次，演出剧本54个，慰劳伤兵、难民及出征将士家属；另外，还书写慰问信2016封，募捐大洋2000余元、寒衣300多件，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年5月24日建团前夕，一些进步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在汉口“新生剧院”演出了抗战剧——《突击》。该剧的演出，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评价很高，说《突击》一剧抓住了时代的重心，适应了抗战的需要。观众的好评，对青年演员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抗战剧团在宜昌成立以后，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剧团公演了《古城的怒吼》（马彦祥著），八一三一周年时，又先后公演了《难民》《敌人打退了》《捉汉奸》《张家店》《保卫卢沟桥》《抗战双簧》《秋阳》《军民合作》《夜之歌》《米》《日出》等抗战戏剧。这些戏剧鼓舞了士气，发动了群众，讴歌了抗日将士，振奋了抗战精神，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赢得了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一致好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进川前逗留宜昌时来剧团看望演员们，题了“艺壮山”的勉励之词。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于8月25日来到剧团题词慰勉：“我们只知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叫那些没良心的去计较私利吧！”还有陈波儿、赵枫等国内著名的朝鲜义勇流动宣传队也到过剧团，支持和鼓励剧团的工作。朝鲜战友的题词是：“同志们，不要忘记，在白头山下，豆满江畔，也有一群同日本强盗斗争的人们！”
这些支持和鼓励，使宣传队员们进一步增强了抗战宣传的信心和勇气。
1938年10月，中部重镇武汉沦陷，日寇铁蹄踏及沙洋，并沿着襄河东岸，向荆门、当阳、远安进逼，宜昌也将成为抗战的前沿阵地，形势非常危急。
为了深入抗日最前线进行宣传，11月26日，我们数十名“宜昌抗战剧团”的青年演员们，在队长陈穆、陈抹潮的带领下，打着“宜昌抗战剧团移动演剧第一队”的团旗，迎着凛冽的北风，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抗战的最前线奔去。汉宜公路上，广阔原野里，响起了雄浑有力的抗战歌声：
黑暗的时代快尽，
光明的世界将临。
同志们，莫放松，
站在我们戏剧岗位上，
作英勇的冲锋。
我们要抗战到底，
收复所有的失地，
我们要血拼到底，
争取最后的胜利。
1938年秋，郭沫若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专管抗战宣传工作。郭设战地文化服务处本处于重庆，任福州人何公敢总管其事，于广州、长沙、南昌、金华等地各设战地文化服务处总处，并于浮梁、樟树等重要地点分设分处，组织爱国知识青年，开展抗日战地文化宣传服务工作。
是年11月，我应何公敢电邀，取道温州，转金华，循浙赣铁路至贵溪县，服务于特迁在该县的“战文”南昌总处。不久该总处主任董德明上调回重庆本处，我承命接充其总处主任缺。
总处工作主要是领导各分处，随时上前线慰劳部队官兵（有时与军委政治部直属抗宣二队配合进行），转发宣传品给前线部队以及附近各县政府、民众团体、中小学校和沦陷区我方所设秘密据点及游击队等。宣传品有《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日寇暴行实录》等多种多样的进步报纸和宣传小册子。其中《日寇暴行实录》为16开本，稍长，内容是画家叶浅予历尽艰辛、冒险搜集所得，专送香港印刷的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杀、烧、抢、强奸等惨绝人寰的真实暴行照片，其毫无人性的凶残程度实为旷古所未有，亦为吾人所难想象。炎黄子孙阅此，无不眦裂发指。
一次，我们携带宣传品、药品和慰劳品，上前线慰劳将士，行进途中遇一手执雨伞的行人。我们问他：“往××军部向哪方走？”他打量了我们一下，手指左前方七八里处的一个小村镇说：“就在那里。”我们朝那个村镇走了约一里，碰到一个巡逻士兵。他突然拦住我们的去路，喝问：“要去啥地方？”我回答说：“去××军部。”他惊讶而又严肃地问：“谁叫你们朝这条路走？”我说：“刚才在路上遇一老乡指点的。”巡逻兵听了，不住地摇头顿足道：“你们要当心呀！前方汉奸多如牛毛，你们险些上当受骗了。”我们惊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个村子里驻扎的正是日伪军的前哨，你们朝那村子走，岂不是自送虎口吗？”我们听他一说，不禁毛骨悚然。此时巡逻兵想搜索那个企图陷害我们的“老乡”，但已不知去向。巡逻兵便说：“你们要去××军部，好，跟我走。”军部设在一片森林里，步行约一小时即到。翌日，寇机两次到森林上空盘旋侦察，并不时扫射机枪试探。我们随军部隐蔽林中，置之不理。事后大家估计，此与那个指假路的“老乡”不无关联，可能他潜伏远处，窥望我们进入树林，便报告敌人派飞机前来侦察。
1939年春夏，贵溪不断遭受日机轰炸。一次贵溪火车站挨炸，钢轨被炸断，反抛卷成两个直径约20米的大圆圈。一次警报响过，寇机立至，我们躲入溪边一土坑内，坑上覆土被寇机机枪密射成蜂窝状，寇机去后一军官路过此处，用手一测，在坑内向上一挖，即挖出机枪弹一颗，说：“覆土若薄一厘米，枪弹即可贯穿你们头颅。”另外三个妇女一同躲在外边另一土坑，坑口露，覆土浅，每人中两弹，当场毙命。
这段时间战事紧张，“战文”重庆本处发来的宣传品少了，主因是交通多梗，邮程迟滞，难免中途有所散失，甚至可能被抓扣，我们工作颇受影响。当时设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对我们相当戒备，因我处所发的宣传品全都是进步的报刊、读物，被认为是红色的，因而遭到另眼相看；抗宣二队多演进步话剧，也遭同样命运。
7月的一天，第三战区政治部忽然通知我们去开会，在会中他们未报经军委政治部批准，便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用权力改弦易辙，把直属军委政治部的“战地文化服务处”改为“第三战区政治部文化发行站”，分派原南昌、金华两总处及其所属各分处的工作人员为站主任或干事。我当时被派为文化发行站南平站主任。此事直到两个月后，军委政治部方才获知，第三战区政治部才受到了严厉的申斥，曾将军委政治部的申斥令下达到我们站。但是木已成舟，只得将错就错，机构仍名“文化发行站”，唯隶属改为总政而已。
1940年2月，第三战区政治部又来命令：各地文化发行站全部撤销，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上饶集中，待命分配。我看战地文化服务工作经“战政”一再插手搅弄，面目全非，实亡名亦不存，已全失郭沫若先生当初设处的作用与目的，也违背了我投效战文服务的初衷，乃乘操劳病重后的体虚待养之机，不愿再去上饶，从南平长假归休。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侵我华北，同年八一三又爆发淞沪战争，继之南京失守，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热血沸腾的中华儿女无不奋起抗战。我为负起保卫祖国的责任，遂弃笔从戎，参加抗战队伍——平训一团，穿着军服、草鞋，学习军事技能，随时响应祖国号召。
为了进一步发动民众，掀起全民族抗战的新高潮，在周恩来、郭沫若等倡议动员下，武汉搞了一次以保卫武汉为主旨的抗日示威大游行。
游行那天的一大早，武昌的上万名男女坐着10多条大轮船到汉口集合。青年学生、军人、工人、农民，一队接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由徐家棚码头沿江汉路到中山路，绵延十几里。红旗招展，锣鼓震天，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农工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沿途，成千上万的群众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激昂慷慨，热烈异常，空气在燃烧，人民在怒吼。
这次示威大游行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群众的抗战信心，增强了他们的抗战斗志。英雄的中华儿女，就是一座攻不破、打不烂、不可逾越的新长城。此后，我们就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中去。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众所周知，这句话是形容“天下第一关”——剑门关的。大诗人李白的“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不是把它巍峨的雄姿描绘得非常形象吗？
剑阁这座古老的山城，朴质、庄严、肃穆，坐卧在鹤鸣山下。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在华岳……剑阁虽然是大后方，这里的百姓却是斗志昂扬的。1939年，抗战方酣，祖国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可是同仇敌忾的心情、民族兴亡的责任感，却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河岳英灵钟此辈，国家元气在斯文”，我的母校——剑阁乡村师范学校门前的两行颜体大字，辉映在眼帘。当时全校有师生400多人，在1938年已有中共的地下组织，再加上教师中的有识之士宣传，学校的爱国气氛极为浓厚。地下党支部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组织、开展了各项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明确提出以“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持久战，反对媾和投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宗旨。
晨钟话剧团便应运而生，利用节日、假期，在城内及乡村集镇深入到民众中去，先后演出了《古城烽火》《庙烽山》《走西口》《捉汉奸》《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演唱了《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枪口对外》等歌曲。宣传队所到之处，群众斗志昂扬，皆大声疾呼：“抗日救亡！”“赶走日本鬼子！”“还我河山！”
有一次，宣传队在剑阁烟街演出街头剧《捉汉奸》时，群众把“汉奸”抓住，准备殴打，继由化装的警察劝解，一场风波始告平息。晨钟话剧团演唱的《流亡三部曲》，使观者声泪俱下，号啕大哭，震惊了剑阁城。
1939年上半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四川招生结束，在返回延安中途经过剑阁，住在剑师校内，便向全城民众表演了激动人心的文艺节目。演出时，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捣乱剧场，当场引起群众反抗，群情激奋，高呼“抓汉奸”“不爱国的滚出去”等口号，大大地助长了大家志气，削弱了特务威风，保证了宣传队的安全和演出的胜利。抗大人员返延后，先后有同学去延安报考抗大、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工人学校等革命院校，使革命火种在大后方广为传布。
抗日救亡的洪流，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山城，剑阁沸腾了！山城怒吼了！
1939年，我16岁，在河间市留古镇艾家村参加了工作，担任全村抗日小学的教师。
那时候，日本鬼子业已侵占了河间县城。为了抵抗日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抗日政府组织农村群众挖沟破路，修交通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我军开展抗敌斗争。鬼子为了巩固和侵占我国的领土，不定期地带着一批汉奸到乡间进行“扫荡”，搜捕我抗日政权的工作人员，破坏我抗日工作。
当时的学校，在旧式正规教学形式的束缚下，还是集中在一个大屋里，教师讲、学生听，上学来、放学走，一直保持到敌人扫荡之前。
后来，敌人开始扫荡了。区委、校长指示我们，敌人来了要疏散、要隐蔽。于是，我们一听说敌人出来了，就让儿童们各自回家，随家长坚壁、转移。起初，敌人早出晚归，并不经常出来，敌人走了，第二天我们就恢复上课，所以扫荡对教学影响不大。但是，随着我党领导的抗战力量逐渐壮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烈火越烧越烈，打击敌人的斗争迅猛加强，敌人意识到，孤立地占有城市，并不能长久地占领中国，中国农村这块阵地将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他们加强了扫荡，次数越来越频繁，目标也越来越扩大，由捕捉我地方武装力量，到搜捕我抗日政权人员。汉奸也为虎作伥，到处趁火打劫、烧杀抢掠，冲击着群众的抵抗观念和我们的正常教学。
日寇为了加强对农村抗日根据地的控制，开始在农村设立据点。首先在东北乡建立了柳洼、小店两个据点，与任丘县辛中驿构成三角形的防御线，遥相呼应，经常外出扫荡，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为了应付敌人扫荡，我们有时连续几天不能教学，抗日教育有被冲垮的危险。这样下去，孩子们就要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换句话说，这块抗日宣传阵地也就被敌人夺去了。为此，我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把全村100多名学生化分为10个小组，分散在家，分组学习。我先培训组长，再让组长分别教本组儿童学习，然后我巡回辅导。敌人来了，立即疏散。这种小先生教学制减小了目标，机动灵活，有力地保证了抗日宣传教育的进行。
小先生制教学，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敌人是狡猾的。有一次他们实行封锁偷袭，曾把一个隐藏在偏僻角落里的小组堵在了屋内，汉奸见是几个小孩子，不是他们心目中捕捉的目标，吓唬了几句，也就溜走了。不过这是一次教训，为了不再担此风险，我在每个小组配备一个小哨兵，由学生轮流担任，与村中大人取得联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报告，掩埋好自己印的书籍，随同大人转移。
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打乱了我们的教学秩序，在村内分散教学也不能坚持了。于是我们让学生每人带一副草筐、一把打草刀，以洼内青纱帐为阵地，各自为战，以野外、大窑为小先生的集中传授点，讲完将小黑板一埋，小先生们就消逝在广阔的青纱帐之中。这样一来，敌来我散，找草掩护；敌走我学，以青纱帐为课堂。在三角据点敌人的联合围剿之下，我们就在敌人包围的青纱帐中与敌人周旋到底。
1942年至1944年，我东南区（1942年9月，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启东县与海门、崇明及通东地区合并为东南行署管辖区，属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战争形势同整个四分区的形势一样，正处在紧张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阶段。我们富余区的抗日民主教育工作，在中共东南区委和富余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配合反清乡斗争，不管情况怎样紧张、环境怎样险恶，始终没有停止。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改变了固定地点、集中上课的形式，采取分散游击、分点流动教学，胜利地坚守了抗日民主教育的阵地，使敌伪的奴化教育阴谋同军事、政治清乡的命运一样，全部彻底失败了。
这一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富余区有小学20余所，教师30多人。学校分布，以运盐河为界，河南地区的学校多于河北地区。运盐河以北公办学校少，私塾多（到1945年春，塾师经过整训，部分转为吃公粮的公办教师）。在运盐河和通吕公路一带的学校，特别是靠近余东、包场、富安镇、凤凰桥等敌人据点的学校，凡是使用抗日课本的，在情况紧张的时候，一般都进行分散游击教学，与敌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余东小学为例。在1942年5月，日寇向东来扫荡，但在占领余东镇之前，学校就将课桌、黑板、床铺架等校具迁到乡间，分两处上课：一处低年级，借用镇东南两里许何家宅的民房上课；另一处中、高年级，借镇西南五里许木桩港小学的多余教室上课。
后来余东镇沦陷于日寇之手，敌伪扩大清乡，经常下乡骚扰，学校固定上课的形式已行不通了。为此，我们有计划地进行分散游击、分点流动教学。中高年级的上课地点，另找了地形对我们有利的离学生家也不太远的工人梁仁、医师梁承儒、农民任汉文家等好几个地方，进行流动教学。有黑板就用黑板，没有黑板就在门板或板壁上板书，因陋就简地坚持上课。我们的流动教学地点有边缘点和中心点之分。当敌人下乡、我们“跑情况”时，即在边缘点上课，随时注意敌人动态，一有情况立即组织学生疏散。中心点与边缘点之间距离不过两三里路，通讯联络便利，我们有儿童团组织，有通讯员同师生联络，约定地点上课，从未有误。儿童团经常配合民兵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及信件，还进行街头宣传。比如富安镇敌伪军撤走后，学校师生就在镇上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教师除完成教学任务外，经常配合区乡搞抗战工作，如夜间征收公粮，参加游击战。在形势最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学校就采用半日制，分点流动教学，上午在东点上课，下午在西点上课，同敌人捉迷藏，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行动规律，找不到我们的上课地点。有时敌人下乡来了，教师就带领学生背着书包，沿着河岸、沟边跑情况；必要时，把衣服和书包顶在头上过河，待敌人走过了，我们又到附近的流动点上课。这一时期，虽然环境恶劣、斗争艰苦，但师生们的心里还是甜滋滋的，大家对抗战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944年春，我们几位坚持在平桥乡（离余东据点四五里路）的教师，受到当地伪政权的威胁：日寇要求伪乡长对乡下的教师进行登记，把表格托人送来，限期填报。这是一场反投降、反伪化、反蚕食的斗争。我们不甘心当亡国奴，不愿受敌人利用搞奴化教育，坚决拒绝登记。我们在这一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教育，叫敌人扫荡扫不掉，清乡清不掉，蚕食吃不掉。我们土生土长，就地生根，敌人对我们无可奈何。我们吃公粮，为人民服务，培养人民的子女，教育革命的后代，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尽管每人每天只有两斤玉米籽的待遇，但我们从来没感到苦。相反，看到培养出来的学生陆续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大部分当了乡村基层干部、民兵和游击队战士，我们就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愉快。
附记：本文内容，我曾在1944年初夏写过一份工作总结，在当时东南行署于富余区召开的各区文教干部会议上作过介绍。同年7月又由教科督学石永家将这份材料带到苏中军区教育大会上交流经验。我东南地区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队有石永家、龚启祥、潘茂冲、刘雪宰、邹维新及通讯员小龚等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