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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山水诸寨以外，当时黄河以北义士民兵之揭竿而起以抗金御侮者，亦前仆后继，接踵而起。如洺州义士赵士晤，曾聚民军数万，攻破金兵于洺州，杀死投降金军的守臣王麟。 [14] 易州义士刘里忙，曾集南北忠义之士万余人，袭击金人于易州。 [15] 获鹿义士张龚曾与五马山马扩、赵邦杰结合，先后克复真定、燕山。 [15] 玉田义士杨浩，于建炎元年入玉田山中，与北僧智和禅师聚众万人，企图“横行虏中，决报大仇”。 [15] 和州义士龚楫，以家僮百余人及乡人二千余袭破金兵万人于新塘。 [16] 兴元义士王庶集兴元诸县良家子弟号曰义士，以各县县令为军正，以壮士为军副，聚众御敌。 [17] 此外，如河州民军尤为勇敢。据《系年要录》卷一九七云：“金合兵万余围河州，城中百姓计曰：‘前日之民南归者，金尽屠脍，我脱之，即一宁河也（宁河寨名，金人屠之）岂有全理？不如告谕城中父老，相与死守，犹有千一活。’即籍定户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馈，郡有木浮图，高数百尺，众因撤木为碾械。……居三日，贼退。”
像以上这些义士的起义，虽然都是激于义愤，以取快于一时，而没有计划地去支持并扩展他们的斗争，但由此亦足见当时人民敌忾之一斑。
此外，南宋初年，北方的人民，又多到处结为“红巾”，攻城陷邑，皆奉建炎年号，为金人所痛恨。当时山西、河北、山东皆有“红巾”。
山西的红巾，据《中兴小纪》卷二所载：“时河东之民心怀本朝，所在结为红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且言：‘只俟天兵过河，亦不须多，当借声势尽执敌人戮之。’金众之在河东者，稍稍迁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故多取胜。然河东与习熟，略无所惧。是年于泽潞之间，劫左副元帅尼雅满寨，几复之；故金捕红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则捉平民以塞责。有举村被害者，故强壮者多奔以逃命，而红巾愈盛矣。”
河北的红巾，据《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传》云：“魏行可……充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抚谕使。时河北红巾贼甚众，行可始惧为所攻，既而见使旌，皆引去。”
由此可见当时红巾在山西、河北一带，具有很大的力量。照“金人捕红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一语看来，他们的组织，似乎很严密。又从金军通问使“惧为所攻”看来，则当时红巾之反对妥协投降，又可想见。又据《中兴御侮录》卷下有云：“红巾蟠结山东”，是山东亦有红巾。
红巾的根据地，大概在太行、中条两山之中。据《系年要录》所载：金人曾“招降太行红巾首领齐实、武渊、贾敢等，送于宗维，尽杀之于狱。”（卷四七）又云：“又报河东北中条山一带，不放人入山，恐藏红巾。”
可惜宋朝政府竟以红巾为盗贼，而不誉播赦文。实际上诚为御史中承许翰所奏：“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为虏，则南相作贼，死且为中原鬼，使三镇之众，发愤怨怼，人人为寇，攘作小变也。’” [18] 又如《北盟会编》所云：“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转河朔，皆大盗据要险，马每至，辄单骑诣其寨，谕以信王请兵之意，且与结约同效忠义，盗皆踊跃欣从。”（卷一一六）
总而言之，当时黄河南北的义军，有各种各样的旗帜，如忠义巡社、山寨、水寨、义士、民兵乃至红巾等，他们的旗帜虽然不同，而其袭击金人，保卫祖国的精神，则是相同的。当时义军的数目，虽无法统计，但即以太行山一处而论，已有数十万人，合计其他各地的义军，当在百万以上。唯此起彼仆，不能保持长久。但他们对于牵制金人的南进，却尽了不少的力量。可惜他们本身既无一定的组织与计划，而又不为朝廷所重视，以致结果，或则自动解散，或则为金人所消灭。虽然，当金主亮大举南侵之时，河北、山东一带的义民又到处蜂起以乘其后，如大名之王友直，东平之耿京，山东之李宝、王世隆、赵开，淮北之崔唯夫、董臻，都先后起义，卒使金人不能得逞于江南。这些不顾生死以捍卫民族国家的忠义之士，都是今日中国民族儿女最好的榜样。
（重庆《中苏文化》第八卷第五期，1941年5月20日出版）
[1] 《大金国志》卷四。
[2] 《宋史·李纲传》。
[3]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四。
[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
[5] 《宋史·宗泽传》。
[6] 《宋史·高宗本纪》。
[7] 《宋史·宗泽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引此疏甚详。
[8] 《大金国志》卷十一。
[9] 张浚：《中兴备览议》。
[10] 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九。
[11] 《宋史·韩世忠传》。
[1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二。
[13] 《中兴御侮录》卷上。
[1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15]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
[16] 《宋史》卷四五二。
[17] 《中兴小纪》卷十一。
[18] 《靖康要录》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