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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义军之所能蓬勃地兴起弥漫大河南北，决非偶然。
首先是政府的几次号召，激发了沦陷区域人民爱护祖国的热忱。因当“时乃割地之初，以大河为界。北方盛传南帝亲征，民间往往私结徒党，阴置兵器，以备缓急。沿河州郡，尤为谣言所惑，至于昼为罢市，夜或披衣以伺风声者”。 [8] 河北的人民，期望以自己的斗争，迎接祖国的北伐军“使予中国不失于蕃夷”。
其次，由于金人的严刑重赋，使人民穷无所归。据《大金国志》云：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险者，至今不从金国。其后又因严刑重赋饥馑逃亡，及豪杰乘时而起者，比比有之。（卷十）
又据《三朝北盟会编》云：“耿京怨金人征赋之骚扰，不能聊生……与其徒六人入东山，渐次得数十人，取莱芜县，有众数百……自此渐盛。”（卷二四九）
又据《大金国志》云：“最甚者，天会（金人年号）八年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卷十）
最后金人下“削发变服”的命令。据熊克《中兴小纪》云：“金人分河间、真定二府为河北东西两路；平阳、太原二府为河东南北两路。去中山、庆源、信德府号，皆复旧州名。百余军垒，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皆死。”（卷七）
又《三朝北盟会编》引宗泽疏云：“今河东河西，不随顺蕃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处。”（卷一一五）同书卷一二二又引马扩书云：“时方金人欲削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凌虐，心生离贰，或叛逃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传蜡书，皆约内应。”
在以上的种种情形之下，于是黄河以北的人民，便相率揭竿而起，联村结寨，以反抗金人的野蛮征服。他们组织了历史上有名的“忠义巡社”、“红巾”等，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淮北一带，结成大大小小的山寨水寨，与金人展开激烈的斗争。
“忠义巡社”最初是人民自动组织的，各地与各地不同。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有云：“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乃定河北忠义巡社法。”以后政府曾经一度计划统一他们的组织，并加强其与地方政府与军事当局间联系。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三省枢密院奏云：
诸路民兵为忠义巡社，令宪臣提领。张悫之为户部尚书也，建言：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且从靖康诏旨，以人数借补官资。仍仿义通增修条画，下之诸路。未及行，会许翰与东京西路安抚大使兼知东平府权邦彦继以为言。乃以忠义巡社为名，仍自本院参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甲长以上免身役。所结及五百人已上，借补官有差。即有功或艺强及都总首满二年无过者，并补正。犯阶级者杖之。岁冬十月，按试于县，仍听守令节制。岁中巡社增耗者，守二令尉黜陟皆有差。（卷八）
但是不久，张浚便建议朝廷，谓“巡社不利于东南”，请政府取消东南的巡社。他说：“臣窃谓往岁巡社之举，无益于御寇，只以召乱。而况东南之人，其不可为兵也明矣。一发其端，其害甚大。” [9]
政府接受了张浚的建议，于是下诏：“陕西、河北巡社依旧，余路均罢。”
“巡社之不利于东南”，如果如张浚所谓：“东南之人，不可为兵”，此乃不通之论。若谓“一发其端，为害甚大”，则又未免过虑。然而巡社之取消，实有其原因。即因当时各地巡社移用“应赋税货财”，因而增加了豪富的负担。据《系年要录》有云：
始朝廷以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为巡社不利于东南，既罢之，犹存十分之一。至是（建炎元年六月），朝请大夫王诲言，海陵一县，应留巡社六十三人，而岁敷民间庸钱六千三百缗，利害可见。民兵之法，凡坊而产钱千缗，乡村田三顷，并出一夫，岁租之入或不足供办，而点丁之际，尽取其力穑之人，此尤拂于人情。（卷二四）
当时东南巡社，业已奉命组织，广之东西，湖之南北，江淮闽浙，忠义之士争先恐后，“聚集兴宋”。一旦被迫解散，遂相率而为“群盗”。如荆湖的孔彦舟，襄阳的张用，江淮湖湘的李成，湘赣边境的曹成，蕲阳的刘忠，洞庭的杨么……他们各人都聚集着大批的义民，自由行动。因而李纲、韩世忠、岳飞等大将，便不能不从前线走到后方，以与江南群盗相周旋，据《系年要录》卷三一：“郴州永兴县所捕乡民，皆面刺‘聚集兴宋’四字”。自从“江南群盗”起，于而遂有金人第二次之大规模的南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