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同的出发点
——易水流域

根据考古学的报告和传说的暗示，我以为殷族与渤海沿岸诸文化民族，不仅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关系，而且有着人种上的关系。

据周口店山顶洞报告书所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末期，今日河北房山县一带有一种人类在那里创造了大约相当于西欧“奥瑞纳期”乃至“马格德林期”的文化，而且带着这种文化开始走向渤海沿岸。这件事实已由山顶洞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海贝证实了，据山顶洞报告书云：

山顶洞的海贝之出现是一件最有兴趣的事情。以今日的情形判断，这种海贝可能获得之最近的地方，也须在距洞穴东南二百公里以外。古人要得到他，若非间接由贸易的关系，便须直接到海边去捞鱼。无论怎样得来，他都说明了当时人类的活动范围，至少已经伸展到距洞穴东南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再从洞穴中大批的普通贝壳和卵形赤铁矿看来，也证明了山顶洞的人，已经扩展到一个广大的区域。

这一徙向渤海沿岸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我以为就是后来殷族及中国史上所谓“东夷”之祖先，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提出很多的证据：

第一，殷代的老家是在易水流域，《楚辞》〈天问〉篇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7]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8]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8]

以上传说中之“王亥”、“王恒”、“上甲微”都是甲骨文中证实了的殷代远祖的名字，因而以“王亥”为中心的这些类似的传说，是具有相当之历史真实性的。关于“王亥”的传说，在古代中国流行甚广，唯由于方言的差异或传写的讹误，把一个人弄成几个人了。如同一“王亥”而《天问》作“该”，《世本》作“胲”，《吕览》作“冰”，《史记》作“振”，但是无论把他叫做甚么名字，他都与“作服牛”及“有易”的故事有关，所以他们都是一个人，即甲骨文中所谓“亥”。据王国维的考证“亥”与“恒”都是“季”的儿子，而“季”则是殷之祖“冥”。 ^[9]

至于地名，如“有扈”，“有易”，“有狄”，也是一个地方，即同是“有易”之讹。因“易”与“狄”在古代同为一字。《白虎通·礼乐篇》云“狄者，易也”。又《史记》上之“简狄”，索隐谓“旧本狄作易”。 ^[10] 从而我们知道“有狄”即“有易”。至于“有扈”，据王国维考证：“雇字古书多作扈。” ^[11] 因而以为即“韦雇既伐”之“雇”而以为其地在河南。我以为王氏的这种解释与传说的内容不符，果如王氏之说，则“雇”在最初亦当在易水流域，而为有易族中之一支，后来移徙到河南的，才能解释得通。

总之，这些传说都是暗射着同一历史内容，即殷族的远祖“王亥”还是活动于邻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带。这种传说在现在并且已被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了。在今日的易水流域之易州曾经发现了被考古学家所称为“商三句兵”的殷族遗存。 ^[12] 证明了殷族之一部，直到铜器时代，还定住在那里。

殷族之向东南渤海湾一带移徙，恐怕是在“季”的时代，亦即传说中“夏少康”的时代。据《竹书纪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夏后杼十三年，“冥死于河”。因为在“季”的时代，殷族的一部已经达到今日渤海湾的黄河口一带，所以“上甲微”才能“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

第二，从殷族的移徙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之一部是走向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因而渤海北岸的诸文化民族也是从河北平原北部的易水流域出发。关于殷族的移徙，《史记》卷三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关于这八迁，王国维氏曾有如次之考证：

今考之古籍，则《世本·居篇》云：“契居蕃”。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士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邱后，相土又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是八迁。 ^[13]

据王氏的考证，自契至汤虽八迁，而实则辗转流浪于五个地方，即“蕃”、“砥石”、“商邱”、“殷”、“亳”之间。而同时王氏又以为这五个地方，都在山东、河南之间。但依据传说，则商侯冥以前，殷族似乎尚未达到山东的腹部，故殷族在传说中之“契”、“昭明”的时代，应该还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沿岸一带活动，因而所谓“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东都”，都不应该在山东境内。依据其他传说的暗示，殷族之迁徙，既非整族出动，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河北。另一部则沿海而北，即后来甲骨文中之箕方等，而这一支，后来就分化为肃慎，高句丽等，再有一部分，则南徙于山东半岛，乃至于河南东部。所以《左传》昭公九年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又根据《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则在相土之时，殷族的大本营，尚在“海外”“有截”之地。关于“有截”之“截”甲骨文作 。王国维认为“与虎敦之‘ ’及石鼓文之‘ ’略同。古文以为载字，殆即《春秋》隐九年伐载之载（其地在今河南归德府考城）”。 ^[14] 我不同意王氏的这种考释。因为《商颂》明言“有截”在“海外”，决不能在河南，而且就字的构造上说，甲骨文之 从 ，而虎敦与石鼓文之二字皆从食，显然各为一字，亦即各为一地。因此我以为在相土时，辽东半岛一定有一个“有截”的氏族，证之《诗经·商颂》云：“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则此“有截”与殷族还有其亲近的血缘关系。因此，我以为“契居蕃”之“蕃”以及“昭明居砥石”之“砥石”，皆应在辽东。

此外，甲骨文中有箕方。这样我们又明白了《史记·宋微子世家》所云：“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的历史内容，并非箕子是贤人，更非武王是圣君，其“不臣也”非不欲臣之也，而实不能臣之也，因为那里原是殷族的根据地，在殷族被周族击溃于黄河流域后，一部分殷人之退回老家，这是当然的事。所以《后汉书·东夷传论》云：“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这与武王的“封”、“不封”没有丝毫的关系。

箕子封于朝鲜的传说，不过是暗射着殷末周初，殷族还在继续向辽东半岛乃至朝鲜一带移动的历史内容而已。这种移动并没有经过任何战争，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只是轻轻在一个“封”字之下便完成了，由此足见他们是退回老家。

另外一个传说也暗射着同一历史内容，即“伯夷的故事”。孟子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 ^[15] ，《史记·伯夷列传》说：“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在这里，孟子说伯夷之逃为“辟纣”，《史记》则谓为“让位”，但不管其为“辟纣”抑或“让位”，而其逃的时间为殷末，其逃的地点为北海之滨，则与前一传说的内容颇相暗合。从伯夷叩马而谏，并谓武王不应以臣伐君，及其“义不食周粟”的传说看来，则伯夷当然是周族的敌人，亦即殷族的义士，所以他在殷亡之后也逃到渤海北岸去了。

由此看来，殷族当走到渤海岸际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向同一方面移动，而是一支沿海而北，一支遵海而南。大概在传说中之“相土”的时代，其北徙者则已达到朝鲜半岛，而南徙者亦已定住山东半岛；所以到相土的时代，殷族便有二都，以“蕃”为东都，而以“商邱”为西都，他们虽然隔海相望，但却保持相当的联络，《诗经》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16] 。其南徙者在后来则“分迁淮甸，渐居中土”，而北徙者则“巢山处海”，世称东夷。所以他们虽分布于不同的地域，而实则出发于同一地点，即河北之易水流域。因此，我以为他们与周口店山顶洞文化的创造者，有着某种文化的乃至人种的关系。 r4YZUoQ0Y7KFNrxwsANWX+emj1wQYvFSY2X2e/a6ofVbJEDAD9uedQgSWOJuuQ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