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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就说过，在旧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社会经济的影子，在新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果前者是观念论则后者便是机械论。
我以为研究历史，一方面，固然应该注重社会经济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只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人类之主观斗争，那就无异说任何人类的历史行动对历史都不发生作用，而历史的发展，只是经济的自动发展。反之，如果只注重人类之主观斗争，而忽视社会经济对历史之决定作用，则又无异说，历史是英雄手中的一块泥土，任他捏成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一切客观条件，都失掉了对人类主观斗争的制约性。但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中国史上的许多王朝，大半都被人民叛变所颠覆；反之，社会经济对人类的主观斗争，也有着决定的制限性，如中国史上许多反动的英雄，都一个跟着一个辗死于社会经济前进的车轮之下。因此，我以为历史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自动，也不仅是人类斗争之自由创造，而是社会的客观条件与人类的主观斗争之辩证的统一。所以研究中国史也和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一方面，应该拨开许多复杂的现象，去发现那条通过倾斜曲折乃至倒退的过程而贯通于中国史之社会经济发展的曲线；另一方面，也不要忽略活动于这一条曲线上下之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的活动。
在历史上，人类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出发于主观的幻想，而是当时社会经济内部的轧轹之政治的表现。因此人类的任何历史行动，都不是为了主观上的快意或仇恨，而都是企图作用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之改变或保守。暴君的虐政，农民的叛乱，并不是暴君与农民私人之间有甚么仇恨，而只是当时的经济现状不调和而已。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倾向，决定人类历史行动的方向，并且制限人类历史行动的范围。
在相反的方面，人类的主观斗争，对历史的发展，也演着重大的作用。例如两汉对西域之经营固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但如果没有武帝明帝那样雄才大略的英王之领导，没有张骞、班超那样冒险绝域的英雄，没有卫青、霍去病及祭彤、窦固等那样英勇果敢的统帅，没有成千成万的远征的大军，则两汉对西域之经营也不会获得光辉的胜利。又如假使没有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则契丹也许不能成为宋朝之威胁；没有汪伯彦、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汉奸之卖国投降，北宋也许不致灭亡；没有洪承畴、吴三桂等之开门揖盗，满清至少不能四十日之内奠定燕京。又如历代的农民叛乱，假使没有一些坚强不屈的人物出现为叛乱的领导者，则那些叛乱也许不致扩大到不能收拾。这样看来，人类之主观的斗争，虽然不能改变历史的方向，但至少可以加速或迟缓历史发展的行程。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规定人类主观斗争的方向，人类的主观斗争，又改变社会经济的状况。我们研究中国史，就是要找出人类主观斗争之经济的背景，同时，也要找出人类主观斗争对社会经济所起之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史从死板的文字纪录，变成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