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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他的发展，决不能逸脱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也有其自己的特殊性，——虽然这特殊性在究极上是被制约于历史发展之一般法则。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从它的发展之一般的法则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它的特殊性中去发现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假如我们把任何一个方面提了出来而加以夸张，那都会失去中国史之本来的面貌而得出一种不正确的结论来。
近来有些历史家往往强调中国史的特殊性，他们把中国史描绘成为一个神奇的东方之天国的图画，在这里充满了历史的奇迹与人类社会的神秘，一切都是特殊，中国史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史，因而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在中国完全不能应用，从而作出了中国史上不是缺了这个社会便是短了那个社会之结论。像这样的看法，当然是神经衰弱的历史家之感官上的幻觉，与中国历史之客观的实在性，并没有关系。
另外有些历史家，则强调中国史的一般性，他们不是用一般法则代替现实的中国史，便是用一般法则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史，结果，在一般法则之前，中国史变成了一片灰色的东西，他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实际上，所谓一般法则，只是在大体上近似地不完全地把变动中的历史现象反映出来，他并不能摄取现实历史中之无限丰富的内容。在现实的历史中，中国史中的许多现象，决不能与西洋史完全没有差别，因而一般法则便不能一举而完全正确地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都反映出来。
考古学的报告和历史资料指示吾人，中国史也覆行了世界史发展之一般的过程。许多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曾经有过原始公社制的社会之存在。殷虚出土的青铜器文化和许多甲骨文字的纪载，又证实了中国历史中之殷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根据若干可靠的古典文献及金文的纪载，中国从西周时起已开始转向封建社会。到秦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转向专制主义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社会。到清代中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假如没有鸦片战争，则中国的历史，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了。这样看来，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同样贯穿着中国的历史。
虽然如此，中国史也有其特殊的地方，比如中国殷代的奴隶制，没有发展到希腊、罗马那样典型的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很早就采取专制主义的形式，而这在西欧则直到15世纪才转入专制主义的形式。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史的时候，不应强不同以为同；但同时，也不应因为形式上的不同而遂怀疑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应把殷代的奴隶制夸张得像希腊、罗马的一样；反之，也不能因为殷代的奴隶主每人平均没有分配十八个奴隶，而遂谓殷代不是奴隶制。同样，我们不应把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与西欧15世纪的专制主义相提并论；但也不应因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之早期出现，而遂谓不符合于公式。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