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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把中国史当作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历史。换言之，即把中国史从其与世界史之关联中，截然地割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世绝缘的独立的历史单位。
但是我以为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单位，中国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独特的运动和发展；当作世界史中的有机之一环，则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又决不能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地理的疆域，决不能范围历史的冲决；因而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反之，世界史发展之总的倾向，也必然制约着中国史的发展，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他是一个个体，但他决不能离开人体而自由的发展其生命。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顾到他与世界史之间的关联。
举例来说，在西汉初，匈奴南侵，与原住今甘肃山谷间之月氏发生冲突，这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但月氏却被迫而西徙，渡流沙，逾葱岭而“西君大夏”，因而从妫河流域（即今之阿姆河）驱逐了希腊人的势力，使“塞王”不得不南徙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希腊人南徙罽宾之后，月氏人又蹑希腊人之后，夺取罽宾，成为中亚的共主。这样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但因此而使西羌之一支西徙中亚。同样的史实，由于两汉之北击匈奴，匈奴之一支（即北匈奴）遂开始西徙的行程。当中国漠北无王庭的时候，而在欧洲之多瑙河莱茵河及波河流域却布满了匈奴的族类。当时的匈奴，成为欧洲东北诸种族之严重的威胁，因而加速了日耳曼人的南徙，从而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样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又影响到日耳曼人及罗马帝国的历史。
又如阿育王之宣扬佛教，这是印度史上的一个事件，但因此而使佛教文化东播中国，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中国之支配的精神。到宋代，佛教中的一个宗派（禅宗）并且与儒家哲学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的“理学”。这种理学，自宋以迄于明末清初，又成为中国人民之支配的精神。这样印度史上的一个事件，又影响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容之变革。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但由此亦可看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真是牵一发而全身俱痛。大概说来，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早在史前时代，恐怕就已经存在，如属于传说中夏代之彩陶文化与安诺苏萨的彩陶文化，也许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后殷代的文化与巴比伦的文化，周代的文化与希腊文化，也许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更后则秦汉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亚之交流，隋唐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及印度文化在中亚之交流，元代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中亚与东欧一带之交流，明代文化与西欧初期资本主义文化在南太平洋上之交流，更为彰明较著之事实。最后，西欧资本主义的文化，便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地注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这样看来，中国史决不是一个孤立于世界史之外的东西，他不断地以其运动给与世界史以影响，而世界史之发展的倾向，也时时给与中国的运动以制限。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引起之变动。并且必须考察由于这种变动而产生之经济生活，政治变局，以至艺术、宗教之新的内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史中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史中所处的地位，从而在不同的地位中所展开之不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