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发出来的一声浩叹。这种浩叹，正是表现中国历史研究者，对于庞大的中国历史资料，没有方法来处理了。
诚然，中国留下来的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丰富，一部二十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唐只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因而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可以说浩如烟海。当作“历史”，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当作“历史资料”，则这些典籍，我们还觉太少，因此，问题还是不在于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则一切的历史资料，都变成了工程师手中的砖瓦，不懂得历史方法，则结果便会被材料包围而不得脱身。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换言之，即从这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他们的相互关联，找出他们的运动法则，找出他们发展的倾向。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再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为甚么”要发生和发展。
中国过去的历史家，也有他们的历史方法。如他们或以事系年而创为“编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创为“纪传史”，或即事名篇而创为“纪事本末”。但是编年史，则一事前后隔越，纪传史，则一事彼此错陈，纪事本末体对于历史事实虽类聚而条分，原始而要终，但是他并没有对于事与事之间给以联系之总结果，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实。因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方法，可以说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整理中国史，当然是不够的。
近来实验主义堰倡为点点滴滴研究中国史之议，实际上，这是乾嘉学派的旧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新方法。所谓点点滴滴，不过是对于史料之疏通辨证，训释辑补而已，但对于这样的工作，清代的历史家，已经留下极大的成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他依然是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因此，在过去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近来，已有不少的历史家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史，但一旦接触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便不能正确地运用方法论了。因此，我以为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在下面，我提出几点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意见，也许这几点意见，可以帮助读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