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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完全是观念论中的主观主义。他以为客观的实在性是人类主观的空想之反映。胡适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他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 [1] 。又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来的实在，这个实在里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是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甚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功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在的一部分，都有我们参加的分子” [1] 。
在这里，实验主义者，不但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着客观的规律性，而且不承认有现实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只是人类的主观观念之反映，历史是依照主观观念的目的而显现其形象。一切客观的实在，都是被动的，只有主观的观念、意欲、神，才是主动的。客观的实在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可以任意装饰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人类可以用主观的观念，任意改变他们的形象。总而言之，历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留给实验主义者以“涂改的大权”。这样，胡适便可以运用其自由意志，观念，创造适合于其自己脾胃的中国历史。
然而我们知道，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类生活之发展。而这种历史的实在性，是离开人类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的，不是人类的主观观念决定他的发展倾向，而是他的发展倾向决定人类的主观观念。固然人类可以创造历史，但人类不能依照其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而只能顺应历史之客观的倾向创造历史。只有当私有财产发生以后，希腊罗马氏族贵族才能创造古代的奴隶国家，只有当奴隶制经济崩溃的时候，日耳曼人才能在欧洲创造封建的国家，只有在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下，近代欧洲的市民才能建立其阶级的统治，又只有在资本主义崩溃的今日，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才有现实的可能性。诚如胡适所云：历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但是这幅草稿，是几千年来历史上无数人类在其生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现实的生活斗争内容与形式，又是被规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因此过去的历史是千百万人世世代代的实际行动所创造的，今后的历史，也仍然是如此。而人类之历史行动又是被制约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日本法西斯何尝不想创造一个“东亚大帝国”的历史，中国的汉奸汪精卫何尝不想创造一幅亡国灭种的历史，但在客观上却碰着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碰着了中国人民大众的坚强抗战。当初希特勒以及一些国际阴谋家，又何尝不想把“第三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乌克兰，但却遇着了苏联强大的红军，而不能不反戈以向英法。这一些现实的活的历史，说明了历史是非常执拗的，他决不是实验主义者眼中的“大钱”……他常常与人们的主观意识，走到相反的方向。主观的观念，不但不能创造现实的历史，而且他本身也是历史的创造物。历史之客观发展的规律性，规定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规定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是孔丘朱熹的思想创造了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创造了孔丘朱熹的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煽动了社会革命，而是已经成熟了的社会革命的历史基础创造出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同样，不是民族解放的思想煽起了民族革命的战争，而是在民族革命的历史的必然形势下，反映出民族解放的思想。就是实验主义的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代的历史基础上所产出来的一种市民层唯利是图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实验主义者从詹母士学得了一些最简单的知识之操纵，就想借此武断中国的历史，这是非常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