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这个问题很大，但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

首先说到立场问题。

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阶级社会中的史学家总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把历史学当作辩护阶级支配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必要时甚至歪曲历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结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也有少数具有正义感的史学家，他们在一定的程度内对剥削阶级的某种行为有时也采取批判的态度；但他们的批判必然要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可以肯定地说超阶级的史学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自命为超阶级的史学家，那只是为了隐蔽在这个名称下，更有效地来辩护阶级支配与剥削。也是可以肯定的，一个史学家如果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是不能也不愿揭示历史真理的。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与历史以科学的说明，使历史科学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我们可以充分地指出，中国过去的史学家，最大多数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替封建主义服务的。贯彻着中国历史学中的正统主义的观点，就是辩护地主阶级的阶级支配和剥削的一种历史观点。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主义。照正统主义者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一个皇帝加一个皇帝，一个王朝加一个王朝，如果某一王朝被农民颠覆，便是历史中断，便需要有另外一个地主奋起草野，再建一个王朝来存亡继绝，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总之，过去的史学家以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如果有人企图颠覆或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便被指为“盗”、为“贼”、为“匪”、为“寇”、为“叛逆”、为“妖人”，便被当作地主阶级的仇敌而遭受史学家的口诛笔伐。在相反的方面，他们把每一个爬上了宝座的地主都颂扬为神圣；把每一个辩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家都颂扬为人类的师表；把每一个保卫封建制度的打手都颂扬为英雄豪杰。此外，他们又运用一种人道主义的言语，把封建社会粉饰为“王道盛世”。至于他们对于历史的创造者，世世代代的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就好像没有看见。如果说在古典的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人民群众的纪录，那除非这些人可以被利用为宣传封建道德的资料，例如孝子、烈女、节妇之类，或者可以被当作他们所谓“叛逆”的典型，用以警戒大众，例如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

现在，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我们要从中国历史上去发现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他们的发明与发现，他们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研究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相反地，我们应该细心地去研究他们的历史，因为一部二十四史，最大部分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传记，只有从这些人物传记的字里行间才能发掘出劳动人民的历史。而且作为一些个别的历史人物，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也有他们一定的作用。

封建时代的中国史学家，不仅用正统主义辩护他们的阶级统治，并且用大汉族主义辩护他们的种族支配。他们把汉族描写为神明华胄，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种族或部族说成犬羊或虫豸的后裔，好像汉族是天生的文明种族，而其他种族或部族则是天生的落后种族或部族，从这里替汉族的封建统治阶级找到了征服中国境内其他各族人民的理论根据。

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史学家就产生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就强调“华、夷之别”，就宣传一种憎恶邻人的理论。他们宣称其他部族或种族为戎狄，把这些部族或种族比作豺狼封豕或禽兽。左闵元年传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左襄四年传云：“戎，禽兽也。”《国语·周语》中云：“狄，封豕豺狼也。”又云：“戎狄，冒没轻矺，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像这样仇视和侮辱邻人的说教，很显然在客观上起了挑拨各族人民之间的仇恨的作用，便利了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侵略邻人的战争。

在过去的汉族的史学家看来，中国本部是汉族的禁脔，中国境内的其他部族或种族，都没有权利进入中国本部。因此，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跑进长城，就是“入寇”；居住在青海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跑到陕、甘，就是“内犯”；居住在西南山岳地带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从深山穷谷跑到平地，就是“作乱”。反之，当汉族的封建统治阶级南征北伐，去征服他的邻人，去向他的邻人进行武装掠夺的时候，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却说这是宣扬王化。诚然，当汉族统治阶级征服了其他邻近部族或种族地区时，也可能把汉族的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被征服区域，打破其他部族或种族地区的原始闭关性，在客观上起着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之带有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有时这种侵略和掠夺甚至替其他部族或种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摧残。然而汉族的史学家往往用最动人的言语歌颂那些远征异域的冒险家，歌颂那些为了少数封建贵族、地主发财而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成为泥沙的侵略战争，歌颂封建贵族地主对邻近的部族或种族的野蛮的刀剑统治。

现在压迫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我们应该批判那种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所写的历史，要重新写著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

为了写著这样的历史，首先我们应该把汉族历史的研究联系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在研究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时，固然应该承认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所占的重大比重，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不论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主导作用和占有怎样大的比重，他们的历史也只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不能是全部。其次，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对中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予以合理的说明，不应该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把汉族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都加以歌颂，把其他各族的任何一次的武装暴动都说成是入寇或作乱。因为在汉族的对外战争中有些是带有侵略性质的，例如在汉唐时代的某些对外战争，就是为了侵占其他部族或种族的土地和财物并奴役其人民而进行的。反之，在其他各族的武装行动中，有些是为了反对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的，例如东汉时羌人的武装暴动、西晋时匈奴人的起义、清代的某些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居住西南的诸部族或种族在历史上的很多次武装暴动，几乎都是为了反对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站在狭隘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汉族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都说成侵略，把其他各族的武装行动都说成是革命。实际上，汉族在历史上所发动的对外战争，其中有些是为了自卫，例如宋代对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都是为了自卫。在另一方面，某些部族或种族对汉族的武装袭击或进攻，其中也有些是侵略性的，例如辽、金、元之于宋，清之于明，都是侵略。总之，我们对于历史上汉族与其邻近各族之间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的史实，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而且即便是侵略战争，也不应视为各族人民之间的敌对行为，应该指出这些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是各族的统治阶级，至于各族人民之间，不但没有什么冤仇，而且自古以来就发展着兄弟般的友谊关系。

其次，说到观点问题。

所谓观点问题，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一个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看而不那样看，要这样认识而不那样认识，这是被决定于史学家所属的阶级的。因为一个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就是反映这个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愿望。换言之，就是史学家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史学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在历史学上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但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是贯彻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

这几乎是一个决定的事实，只要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不反对唯物主义的。他们一听到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就以为是大逆不道；反之，对于唯心主义，则认为是一种尽善至美的东西。这样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剥削阶级为了要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时候，他们的阶级利益就会限制他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就会要求他们蒙蔽历史的真理，因为揭发了历史的真理对于他们的阶级支配是一种危险。恰恰相反，唯物主义者就正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几乎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写著历史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主观的观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发挥作者主观观念中的所谓“大义”。有时为了发挥拥护等级服从的思想，甚至歪曲或涂改历史事实。例如《春秋》上把晋文公召见周天子的史实，写成“天子狩于河阳”，这就是歪曲历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为的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君臣之义未尝动摇。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间，鲁君被他的家臣杀死的有四人（隐、闵、子般、子恶），被杀死在外面的有一人（桓），而《春秋》不见其文，这就是涂改历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像这样的情形，简直是把历史当作史学家主观观念的注脚。不仅《春秋》的作者如此，其他古代史学家写著历史，也大抵都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观观念，写成他们的“一家之言”。

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古典的历史著作，几乎都贯串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这些历史著作中，对于任何历史事变，都不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去给以说明，总是把这些历史事变归结于“卓越人物”的愿望。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触目惊心的巨像就是皇帝、圣人和英雄。在古代史学家看来，一部中国史好像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如果也有历史的现实，那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陆、王等一脉相传的道统，和秦皇、汉武以次的圣君贤相的雄图大略，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卓越人物”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系统，近代的唯心主义者称之曰“知识线”。他们以为历史上存在和发展的就是这条“知识线”。至于其他具体的历史事实，如经济生活、政治体制，都不过是观念的体现。因此，唯心主义的史学家一致强调历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愿望而实现出来的。例如西汉之远征西域，就是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郑和之七下西洋，就是因为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就是因为他想移汉祚；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他急功好利；总之，他们以为不管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卓越人物”要想创造怎样的历史，就可以创造怎样的历史，换言之，“卓越人物”的观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唯心主义者不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卓越人物”的愿望，又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便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论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打开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开创者几乎都是感天而生，应天而王。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王朝的开创者都是神、是圣、是上帝最宠爱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世界来统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过谶纬、符瑞给他们以暗示，他们就按照上帝的暗示行动。这样说来，人类历史最终极的动力不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是要从神的启示中去寻找说明了。

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首先就应该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本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的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归根到底都应该由社会经济来说明，因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只要社会经济一有变动，它们或迟或早都要跟着变动。社会经济决定历史的发展，也决定它的转变。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化，必须分析由这种变化而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应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至神的启示来代替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

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演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不是说观念就毫无作用。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义者认为各个历史时代的观念形态不仅消极地、被动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且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根据物质的实践去说明观念形态，也要从观念形态中去寻找它们对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

其次，过去的中国历史学也贯彻着进化论的观点。所谓进化论，就是不承认历史上有阶级斗争、有革命，不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质变，而是以为历史的发展只是和平的渐次的进化，即只有量的增加或扩大，没有质的突变。在进化论者看来，中国的历史就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这样一代一代地因袭下去，古往今来只有王朝的更替，社会的本质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革。因此过去的史学家，他们都是按照朝代的先后断代为史，从来不提到而且反对提到社会性质问题、反对讨论历史阶段问题。

具体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进化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也通过了一系列的历史阶段，由原始公社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且也曾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也会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相续继起的社会都是在本质上不同的社会；而且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都不是和平进化，而是历史的突变、飞跃、革命。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要根据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划分历史阶段，就要说明每一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与些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就要说明从一个历史阶级发展到另一历史阶级的变革过程。

此外，在过去的中国历史学中，也贯彻着一种循环论的观点。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些说法，几乎成为过去中国史学家共同的观点。自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应用于中国历史学上以后，历史循环论更加定型化了。所谓五德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别称，所谓五德终始就是五行循环。照过去史学家的说法，每一个王朝都是以五行之一为德而王，如秦以水德王、汉以火德王。中国的历史就是按照五行生克的秩序终而复始地打圈子，打了一个圈子，再打第二个圈子，这样一直循环下去以至于无穷。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地回到它的出发点。

必须指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采取循环的道路，它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这个往前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个永远不回到出发点的螺旋纹。虽然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些局部的暂时的倒退现象，但整个的中国历史则是前进的。虽然在中国史上也有些类似重复的现象，但这些类似重复的现象是在不同的历史基础上出现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不应该夸大某些暂时性的倒退现象和在形式上看起来类似重复的现象，而是应该从千头万绪的复杂史实中，去揭示那条通过曲折歪斜的过程但始终是向前发展的道路。

最后，说到方法问题。

这里所谓方法是指辩证唯物主义而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

由于基本的出发点不同，由此而展开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首先表现在它不把历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排比，而是要分析史料，是要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投入现实的历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导原则。

过去中国的史学家以为一个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把史料堆积起来，就在于用史料的堆积来表示自己的博学，而且以为只有把历史研究停止在史料的堆积，才算是历史学的正统。在当时如果有人对史料进行了一些分析，好像就是历史学上的异端。辩证唯物主义者也知道要做好历史研究，首先就是要掌握丰富的史料。因而搜集史料的工作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但不论如何，搜集史料只是替历史研究准备材料，并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大家都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总不能就是编成一些史料汇抄，它应该是一种分析史料的科学。如果只是搜集一大堆史料而不进行分析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分析，那么，这样的史料，除了供史学家的玩弄，任何用处也没有。

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学会分析史料，把史料变成历史。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把他的历史研究停止在个别问题的吹嘘上，而是要把个别问题当作历史总体中的一个组成环节来研究，看出个别问题在历史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所起的作用、所能体现的历史内容或倾向。

过去中国的史学家，他们放着中国史上的许多震撼全国乃至震撼世界的历史大事变不闻不问，专门从中国史上挑选一些最偏僻、最微细，亦即最不关重要、最不能特征历史倾向的一些问题，把这些问题孤立起来，大吹大擂，好像一个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吹嘘和玩弄这些愈小愈好的个别问题，就在于回避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或关键性问题，就在于拒绝对历史的全面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把个别问题从历史的大联系中抽出来作精细而深入的研究，反之，我们提倡这样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把个别问题进行精细、深入的研究，由此而综合出来的结论才能愈益接近于正确。但是我们以为这种被选出来作为研究题目的个别问题，必须是重要的或者比较重要的问题，即通过这类个别问题的研究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倾向，最少可以说明某一重要史实的某一侧面。而且我们以为即使是研究这一类的个别问题，也不应割断这类问题与历史总体的联系，因为任何个别的历史问题，如果从历史的大联系中孤立出来，就无法说明它在历史总体中所起的作用，也无法说明这个个别问题的本身。

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该学会从历史上选择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全面发展去进行研究。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把他的历史研究停止在历史现象的表面，而是要从历史的表面现象的背后去发掘构成这些表面现象的基本东西，即社会经济结构，再用这种基本的东西去说明表面的现象。

过去的中国史学家以为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毫无遗漏地记述这些历史上的表面现象，如内乱、外患、党争等等的发展过程，至于这些内乱、外患、党争为什么发生、发展，那好像就不是历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换言之，他们以为历史学的任务只是叙述历史的演变，并不说明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演变。

辩证唯物主义者以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要叙述“怎么样”，而且要说明“为什么”。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毫无原则地铺陈现象、夸张现象，他们主张要给与这些现象以本质的说明，即把目光透过现象去寻找它们的根源。例如我们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首先应该考察的不是皇帝们的宫廷生活、贵族的姻娅关系，而是这一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的变革，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表征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只有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于某一时代的政治现象、文化思想以及一切复杂纷乱的历史现象给与正确的本质的说明。

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便要学会从历史现象背后寻找本质的方法。

和其他的方法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隐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并且要公然地、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揭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因阶级斗争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过去的中国史学家根本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阶级，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是由于阶级的对抗，而是由于几个好乱成性的“盗贼”或“妖人”煽动起来的。但是具体的史实却证明了中国历史上也有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农民与封建地主的斗争，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在为了消灭残余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进行着斗争。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及其行动归纳到他所属的阶级予以说明。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1] 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要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因而任何个人的行动也必然是阶级行动的一部分。

在封建社会内，最主要的阶级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还有次要的矛盾，即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东晋时代，同一地主阶级中，有北方流亡地主与南方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同一北方流亡地主阶级之中，又有中央派与地方派之间的矛盾。因此，当我们分析阶级关系时，就必须记着毛主席的教训，注意去区别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

同时，矛盾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着。例如西晋的历史，就充分地表现了矛盾的转化过程；最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八王之乱）是主要的矛盾。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退到次要的地位，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流人暴动）上升为主要的矛盾。最后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又退到次要的地位，种族间的矛盾（永嘉之乱）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因此，当我们分析阶级关系时，就必须记住毛主席的教训，注意矛盾的发展和转化。

总之，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就要学会从阶级矛盾中去寻找历史的变革。

（《新建设》第三卷第二期，1950年11月）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