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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意识诸形态也有其一贯发展的过程。意识诸形态可以表现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多样的形式。但不管它表现为何种形式，它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之反映。而且一经形成其体系，它都反转来作用于当时及以后之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也应该注意考察意识诸形态之发展。
在中国史上，儒家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反映出来的一种政治哲学，因而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条思想的主流。但当它一经形成体系，它便不仅是消极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容，而是积极地作用于中国封建社会之巩固。两千年来，儒家哲学都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指导原理，因而它随着中国封建政权之消长，而表现其高扬与消沉，最后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之解体而走向没落。同时，为了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之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儒家哲学也不断地被赋予以新的解释，如在汉则有马融郑玄的解释，在唐则有孔颖达的解释，在宋则有程颢程颐以至朱熹的解释，在明则有王阳明的解释，到清初也还有孙夏峰李二曲等对儒家哲学作了一个结束。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西欧民主主义的哲学思想便代替儒家哲学而在中国获得支配的地位。但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征服中国的封建主义，所以儒家哲学至今还有其影响作用。
在中国史上，宗教的发展也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步程。首先出现于中国史上的宗教是带有原始性的道教。其次，适应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佛教便出现为中国之支配的宗教。即因中国自发的资本主义被帝国主义绞死于母孕，而走进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所以基督教在中国不能成为一尊的宗教，反之，道佛两教仍然有其托命之社会基础。
中国的宗教除道教是土生的宗教以外，都是外来的宗教。但只要是宗教，不论它是土生的抑或是外来的，它都尽了麻醉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因而在原则上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反动的性质。但是在另一方面，道教、佛教乃至基督教当它成为人民之信仰以后，又都在中国尽了“革命”的任务。如汉末的黄巾是以道教为旗帜，元末的红巾，是以弥勒白莲教为旗帜，太平天国，是以基督教为旗帜。不过外来的宗教，要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必须中国化以后。如元代的红巾用以为旗帜的弥勒白莲教，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太平天国用以为旗帜的天父天兄，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中国的文学由古典的四言诗，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清代之传奇，表现其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这样的发展，当然不是文学家天才的创造，而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之发展在文学上的反映，假如西周的四言诗是反映封建庄园经济之牧歌，则汉赋唐诗便是中国专制封建社会全盛时代之文学的形式。自宋以后，适应于都市经济的发展与新兴的自由商人之要求，文学也脱离了古典的形式而采取了通俗化的体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事物不断的出现，同时人类对新的事物也有不断之新的认识。为了表现这些新的事物与对新的事物之新的认识，于是新的语汇也一天天的加多，据吾人所知，自汉晋以迄于唐代八百年间，随着佛教之输入，新添的语汇多至三万五千余，这些语汇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众生”、“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般若”、“刹那”、“由旬”等。这些新的语汇，对于文学之发展，当然是一个有力的基本因素。而这些新的语汇则是现实的历史发展之结果。
艺术是人类思维之具体的凝固，因而它的发展，也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之模写，从而艺术发展的形式，也就要受到现实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的限制。例如中国的雕刻和绘画，自南北朝以至隋唐，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发展与佛教文化的输入，它们便一面服务于宫廷，一面服务于宗教。自宋以后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它们便从天堂走到人间，从宫廷走到市场。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要把那些从社会经济基础上蒸发出来的思维（如哲学、宗教）还原到它们的出发点，把那些由思维而再凝固为形象的东西（文学、绘画、雕刻等）再蒸发为思维。从这里找出它们对历史的反映，找出历史对它们的制限。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它们迷住；否则看风筝的人，就会跟着风筝飞上天呵！
（重庆《学习生活》第十卷第五期，1943年5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