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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上，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宗藩、外戚（有时也有后妃、女主）、宦官等的内乱，这些现象之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这正是封建统治者集团中内部矛盾之外的表现形式。因为当作一个集团看，他们的利害是统一的，但是一个集团中，却包含着许多小的阶层，在这些小的阶层与阶层之间，仍然有其相互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限度也要决裂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统治者集团内部的矛盾，经常表现为相继出现的一系列的形式。
首先出现的便是宗藩之乱。如在秦则胡亥杀兄而二世自为；在汉则吕后称制而七国同叛；在晋则贾氏临朝而八王互屠；在隋则杨广弑父而人伦灭绝；在唐则李世民弑其兄，在宋则赵匡胤死于弟，在元则海山杀阿难答，在明则燕王棣逐建文帝，直至清朝，多尔衮亦几篡顺治之位。这些事实就正是表现当新的统治者削平了农民叛乱以后，于是社会的矛盾便由敌对的方面转化为统治者集团内部的矛盾。
宗藩之乱，可能发展为不同的前途，它可能转化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可能转化为与外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转化都可能使封建政权陷于覆灭。前者如秦如隋，不旋踵而遂爆发了农民叛乱；后者如晋如宋，不旋踵而招来了外族的侵略。但是假如克服了这一矛盾，则封建政权，可能走上兴盛的路途，如汉则有文景之治，唐则有贞观之治，明则有永乐之治，清则有乾嘉之治。这些所谓“之治”的历史内容，就正是说明封建统治者克服了内部的矛盾，而能致其全力于农民之复员，把农民再编制于土地之上，恢复了封建社会经济的秩序的结果。
跟着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便是封建统治者的腐化，于是外戚宦官便相继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因此，外戚宦官的登台，正是封建政权走向没落的标志。不过外戚宦官的登台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必须在封建集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而且必须在这种集权政治开始腐化的条件之下。因为只有在集权政治之下，皇帝的外戚和家奴才能显出他们的威风；只有在集权政治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才能利用皇帝对一切臣民不信任的心理，而把自己变成时代的宠儿。历史的事实证明在三国两晋五代两宋，几乎看不见外戚宦官的踪影（虽然蜀有宦官黄皓，西晋有外戚杨贾，但都不够典型）。反之，在西汉，则外戚上官氏、霍氏把持朝政，宦官弘恭、石显横行宫廷；在东汉，则外戚邓、窦、阎、梁互起互屠，宦官郑众、李润、江京、孙程、单超等狼狈相嬗；在唐代，则外戚杨氏权倾天下，宦官刘克明、鱼弘志、仇士良、田令孜、刘季述等任意弑立；在明代，外戚虽未作恶，而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却掌握国家的大权；直到清末，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宦官李莲英。但在汉唐明清的全盛时代，虽有外戚宦官，但他们并不成为政治上的要人。
随着外戚宦官的登台，便到来了如上所述之小所有者的政治抗争，由此而把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重新引渡到与农民间的矛盾，因而又展开新的农民叛乱。在农民叛乱以前，统治者集团内部的矛盾消解了。由此可知从宗藩的混战、外戚宦官的专政、小所有者的政治抗争到农民叛乱，这正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对立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研究中国史而忽略这些过程，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特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