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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越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展开了强大的秋季攻势，大军所指，势如破竹，全国形势急转直下。至十月中旬，相继解放了济南、锦州、长春、郑州、开封等重要城市。在此期间，济南的吴化文，长春的曾泽生先后率部起义，困守长春的郑洞国部集体放下武器，国民党的名将王耀武、范汉杰被俘，眼看着蒋家王朝土崩瓦解，濒于覆没。
当时在华北的具体情况是：一九四八年初，傅作义部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分布在唐山、平津、保定、承德、张家口之间，平张路还能通车，绥远、察哈尔的后方也能保持比较完整的统治，但随着解放军的秋季攻势，上述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九月下旬，解放军在平绥西线发动攻势，连克集宁、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使大同孤立，使归绥、包头与傅部主力完全失去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困守归绥的董其武，连电华北“剿总”告急。当傅部抽调兵力援绥时，解放军又于九月末在平绥东线发起进攻，先后克察北之崇礼、尚义、沽源、商都，截断了平张线，直接威胁张家口。又当傅部被迫放弃援绥，连克兴和、陶林、武川、托县、萨县，并于十月二十三日解放了绥远第二大城包头，使归绥陷于完全孤立。于是，傅部的长蛇阵即被节节斩断，尽管东跑西窜，应援解围，其结果是疲于奔命，无济于事，已不能实行其所谓“机动防御”，简直被赶打得丢盔弃甲，走投无路了。用傅部谋士们的话说，即：“我们正唱到板眼里，无奈文武场面已乱。”的确，这一阶段解放军东打西停，西打东缓，机动灵活，此呼彼应，真使华北“剿总”措手不及，无法招架。
另外，十月中旬，解放军已扫清太原城外群碉，直迫城垣，阎锡山急电傅部求救；平保线之徐水、安兴、安国、新城次第解放，平津震动，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平津风波屡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汹涌澎湃，“金圆券”泛滥，抢购成风，米珠薪桂，怨声载道，两市一片混乱。所有这些，都在严重地削弱着反动派的统治地位。华北反动统治集团的日子真不好过。
十月中旬，傅部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当时下面流传着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要打石家庄，有的说要增援太原，有的说要集结重兵在山海关和共军摊牌……尽管人们不知道底细，但迹象表明不久会有一场战事。
一天，我接到傅部书面通知，说决定派我为“援晋兵团”第一线联络官，候令出发。我急于知其究竟并听取必要的指示，即见傅部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王向我说：“目前中央军在东北失利，形势吃紧，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要抓住这个紧要关头，出奇制胜，打开局面。”又说：“我们这次要出奇兵，要运用我部成功的掏心战术。你知道今年春季咱们在河间‘穿心’一战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又说：“这次咱们打的是‘援晋兵团’的旗号，但这是对外的提法，我们并不是要打到山西去，而是叫共产党摸不着我们的意图。”尽管王振振有词，但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并没说出来，使我越听越摸不着头脑。接着王又说：“这次我们兵力配备很坚强，主力骑兵都拿出来，步骑联合作战，还配备了爆破队，由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任指挥官。”我着急地问：“我去的任务是什么？请秘书长指示注意事项！”王说：“给你挑选三十名政工队员，随郑部出发。具体任务另给你说。”王一封口，我不便再问，最后王说：“明日下午头儿（指傅）也在，一上班你来我这里。”我随即退出。
次日下午我先王而到，在室外等候片刻，傅、王迎面走来，根据王的示意，即随他二人进入门口挂着“止步”小牌的密室。王将墙上的白布拉开，露出军用地图，图上散布着若干小纸旗，在正中央——北平的位置上插有一根大针，上拴几根白线。接着王手捏一根白线顺图转动。转动几下停下来说：“这里有八路军的指挥所，是刚到的。”再转又说：“聂荣臻的司令部还在这里，我们一直没有放松监听这架电台的活动。”然后以另一根线转动了几下，并以手指按住线头说：“这是共产党的总部，位置一直没有移动，这是准确的。”傅略点头，没说什么。这时好奇的我向前近了一步，才看清这根线的指点是“阜平”。王回头看我说：“你看，阜平的位置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总部就在阜平。”然后放开线头又拿起教鞭指画着地图说：“我们这次沿平汉线南下，进入石家庄即回师直捣阜平。我们这次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共产党的心脏。”又说：“我们这次不但要在军事上打垮共产党的整个指挥系统，取得胜利，同时要配合政治作战和经济作战。就是在解放区进行政治宣传，发动民众支援我们，同时摧毁其行政系统；在经济方面，破坏工业设施，大量使用边区票以打乱共产党的经济手段。”这时傅仍在注视着地图。王又说：“共产党的要人都在阜平，你跟部队的任务就是接管各部队的重要俘虏，这很重要。”我低声说：“八路军和咱们一样，也是官兵不分，哪能认出谁是大官？”傅忽然转过身来说：“哼！那容易，那不难，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什么口音。”又伸出指头说：“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是熏得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又说：“这次你去，你注意对高级俘虏要优礼相待。好好干！好好干！”说着傅向外走。跟在后边的王又拍着我的肩膀说：“任务交给你了，就看你们这一下哩！”两人在说话时都表现出胜筹已操的乐观情绪。我当时接受这“重要”而“光荣”的任务，简直激动得一颗心都要跳出来。
当晚，在西郊总部大礼堂，傅又亲自对这次参加出犯的军官讲了话，我带领着三十名据说是经过挑选的政工人员站在最前头。讲话时间很短，其内容除了一般的战前打气和照例的强调行动中的纪律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傅讲完下了讲台，一面走一面又对我们说：“好好完成任务，有奖励，有奖励。”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住房，这时尚有两位前辈正在谈论着当前的形势，我便说了随部南下的事情。一向无所顾虑的郭灵墅先生听说后，高着嗓门说：“常给你说国民党政权是要完蛋，你总不信，今天你看形势变化得怎样？……如今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不知道还梦想着什么？难道再运用什么‘掏心战术’就能挡住历史发展的巨轮吗？……”又说：“河北根据地绝对不是好进的。我的老弟！当心有去无回……一定要送上门去，定被吃掉……”
这一夜我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根据郭先生的说法，这次出兵进犯解放区的设想是完全建立在荒谬的空虚的基础之上，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我想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同时共军根据地“好进难出”的警告也非常吓人，远的我不知道，就在我们这次要走的地方，去年胡宗南的精锐第三军被吃掉了，军长罗历戎被俘，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郭总说国民党的寿命不长，说国民党已从根本上烂掉了，这点我想未必尽然，起码这是几十年后的事。我没有动摇对傅的崇拜和对“足智多谋”的王克俊的敬佩。同时又想，这次随部队出发，必然冒有危险，如果借故不去，又怕在傅部功劳簿上少写一笔，再说我现在就吃着傅部的饭，离开他我就没有一切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援晋兵团”各部在涿县集结完了。步兵有第九十四军之第五师、第一二一师全部并各直属部队，配备汽车数十辆，骑兵有刘春方的新编骑兵第四师，鄂友三的整编骑兵第十二旅附军统特务杜长城爆破队。总指挥是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
各队出犯前，傅部特派上校军需蔡苏民押运了若干箱边区票，在涿县召集各部军需领取，并规定边区票折合金圆券的比率，通知说：“进入解放区一律行使边区票，公买公卖，不赊不欠，严格遵守纪律。”原来这个边区票是傅部为了在解放区进行经济破坏而伪造的。一九四八年傅部责成印刷厂厂长潘佳绪在张家口筹办，并特派政工处秘书刘学全监印。据傅部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告我说，他曾前后两次向傅上过伪造边区票的建议，后被采纳。
十月二十四日“援晋兵团”分路南下。步兵中路，骑兵两翼，展开扇形推进，步骑浩荡，耀武扬威。郑挺锋乘坐小吉普车，穿梭于大卡车之间，引人注目的是后拖一个车斗，上坐几个“女兵”，戎装卷发，据说是郑部的“政工人员”。
十月二十七日“援晋兵团”进至保定一带，这四天中，头两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可称“顺利”，后两天有了战争气氛，道路时有破坏，偶尔也能听到零星枪声。
次日继续南下时，增加了保定守军之第二七二师刘化南部。村里很少看见老乡，道路处处都有破坏，要口埋设地雷，冷枪冷炮时有所闻。我们在方顺桥宿营，有一个汽车司机助手因为要捉村里的小鸡踏着地雷而一命呜呼！这时一向谈笑风生，出语诙谐的郑指挥官也眉头紧皱，小心翼翼，一面急向傅部求援，一面抱怨说：“骑兵的行动是缓慢的啰！”事实上一进保定，刘、鄂两部都有高度警惕，步骑行动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互相观望，各怀鬼胎，谁也不敢贸然前进。
当部队越过方顺桥不远，汽车突然停下，人们喧嚷着第五师在前面村里已经接火，伤兵抬了下来，车再不敢前进。这时人们乱作一团，几个“女政工员”紧紧蜷缩在汽车底下，我也立即指点随行人员跳下车来跑到可以隐蔽的地方。这时郑挺锋和参谋人员蹲在地上指画着地图，同时决定传令炮兵集中轰击，掩护步兵继续前进。我想大战即在目前，紧张的心怦怦跳动。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炮兵排好阵势，几架望远镜不停地活动，正要开炮轰击，忽报第五师已越过前面的村子继续搜索前进。于是一场虚惊始告平息。原来是这个村里的民兵进行阻击，当他们展开阵势后，已没有一个人影了。这时我自语地说：“这才是小题大做。”其中有参加过青年军的队员告诉我说：“步兵就是要靠炮火支援才能前进……这是美式打法。”
就在这一天，刘春方的联络骑兵来到郑部，我得知刘部不远，乘机向郑表示：“骑兵前进缓慢，想去看看。”于是脱离郑部又随骑兵，总算松了一口气。
十月二十九日刘部进抵唐河北岸，当时对面没有发现情况，但刘春方徘徊河岸，感到此处渡河有欠妥之处，遂又决定向东急行二十里再渡，总算安全渡过。是日黄昏进入安国县境内宿营，人困马乏，饥肠辘辘，部队进村造饭。就在这个当儿，忽听“砰”的一声枪响，马嘶人叫，空气顿呈紧张。据刘的判断，是附近已有解放军设防，枪响可能是远哨发觉我们后发出的警号。于是刘下令东靠三十里某村宿营。因来去匆忙，未及通知鄂友三部（鄂归刘指挥）。就在这一夜，鄂的司令部被抄，连电台都丢弃了，部队向唐河北岸溃窜。我们算是侥幸过了一夜。次日据说郑部在定县以北地方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被迫撤回唐河北岸。与此同时，傅部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和第十六军由平绥东段南调增援。
刘部进入安国、博野一带，形势变得更紧。使人难以捉摸的是：有时东村步枪在响，有时西村机枪连发，间或有重机枪声和迫击炮响，这究竟是民兵还是正规部队，谁也不敢下个断语。于是刘春方更加小心谨慎，其行动总是看着“友军”，而后决定。老实说，这几天真是够受，我的感受是：鞍马劳顿一天，盼到宿舍，但所有的村庄和民房却是“不祥”的来源，总是不敢合眼，生怕你正睡着，忽然会由炕洞、墙角、锅台、地下或者想不到的地方钻出共军游击队来，被打死或者活捉。
这一夜宿营后，在刘部政工处审讯了一名“俘虏”。参加会审的人有副师长乔占海，政工处长康耀，还有一位参谋，我也算作一个。这是一个身着破旧衣服，年近三十的人，根据印象判断他可能是一个村乡干部。据他本人说，他是在村里合作社工作的，因病未及离开，才被捉住。没有兴趣辨别他是什么“口音”，更没有去观察他手指的“颜色”，心想，他既然是一个地方干部，就不会回答出来“共军有多少？驻扎在哪里？番号是什么”等问题了。这场审讯终因没有审出名堂，仍由该部特务连看管。审讯时没有打骂的举动，但在审问的过程当中吹牛、诱骗、诈唬等则有之。
三十一日晨我看到刘春方，刘有不悦之色，说：“你看！总部来电责备我们行动缓慢，进战不力，叫我们要强渡滹沱河打进石家庄。这是从何说起，这几天的情况你是完全清楚的。”我说：“这是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形，我虽人微言轻，也可以作个证明。”我又说：“根据刚听的广播，情况是不妙的。还叫进石家庄，我看咱们的戏也就唱到这里，可能要向后转。”我这话是真诚的，不料刘却一本正经地说：“你是不应该说泄气话的，这可关系极大，不是闹着玩的，头儿（指傅）还叫我们速进，怎么能有这样设想？”其实刘对情况知道得更多，看得更清，他又何尝不愿早拔泥脚呢？说话不久，译电员送来电报，大意是：“电达迅速返平待命。”这时我们会心地笑了。
撤退时，在野外发现一个头戴毡帽的人，这人像疯了似的，向我们跑着喊着：“顽军在哪里？顽军在哪里？”一面说着，一面指画着。于是司令部的人们围将起来，七嘴八舌地硬说这人是共军的探子，马上看管起来。我走了不远，看见两个兵跟着这个老乡往东走去，紧接着突然一声枪响，这个人应声而倒。可怜一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农民就因“顽军”二字躺在血泊里了！
次日在溃窜途中，经过一个村庄叫潘营，在村外就能瞭见烟雾腾空和嗅到扑鼻的酒味。进村后，一条巷里满地淌着油和酒，火焰在吞噬着一堆一堆的土布、杂货和家具，情景是凄惨的！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据刘部先头部队的人说：“这是爆破队刚破坏了一个合作社，现在他们正在搜寻共军的地洞，要爆炸。”又说：“这个村叫潘营，共军一个纵队的司令员的家就住在这个村里，听说还要烧房子呢。你看那不是杜队长。”我顺手指望去，一群灭绝人性的强盗身着不伦不类的杂服，手提卡宾枪在紧张地东跑西窜，另外一个粗短个子，便衣打扮的人，站在那里拧眉咬牙的目光四射。
在整个溃退中，我们这群人简直成了耗子过街，道路不敢通行，步骑落荒飞跑，我夹在人群当中同样恨不得一步跑到北平。十一月二日总算逃回保定。当夜宿保定驻军第二七三师郑海楼部，虽设丰宴压惊，但余惊未已。次日我们改乘汽车随同增援的郭景云部返回北平。
被华北“剿总”吹嘘为“强大的援晋兵团”在河北平原根据地挣扎了十多天，一无所获，狼狈败北，但步骑各部照例向总部报告一番“战果”。根据他们的说法，仿佛要不是命令撤退，早已打到“天边”。其中新编骑兵第四师解送的一名“俘虏”，特蒙傅部嘉许。王克俊曾给我说：“援晋兵团这次胜利在望，忍痛撤退，这完全是受了东北战局的牵制。尽管如此，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又说：“这次凡是我们到达的地方，共产党的行政系统整个被打乱了，就是这一下，也不是一年半载能缓过气来。边区票也是大量地流散出去，这对共产党是有力的打击。”我没说话，不知道王对“援晋兵团”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评价？别的不说，单说边区票，我们在解放区可说很少找到花钱的对象，我就曾经领过一皮包，一张未花，原物带回。有的部队因为看不到老乡，只得在离村时放到人家家里几张，用以表示傅部遵守纪律，这会起到什么“打击”作用呢？至于说破坏行政系统一节，这也同样是主观梦想，老实讲我们没被吃掉已是万分侥幸了！
“援晋兵团”是北平解放前夕华北傅作义集团的一次回光返照。部队刚刚回窜，东北解放大军已云集华北，这是傅部万万没有想到的。紧接着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第一〇四军（暂编第三军）被歼，张家口解放，形势更为紧迫，但傅部还在企图作最后挣扎，摆脱困境，赶紧收缩兵力，打算固守平津。再接着天津解放，兵临城下，这时什么“固守平津”，什么“西窜绥远”，什么“海路逃跑”等等计划，统统成为幻想，只有束手就歼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伟大的共产党、毛主席英明正确的政策争取下，傅作义将军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文化古城——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宣告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