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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竹生
一九四八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战场上全面展开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总攻。固守锦州的范汉杰部和辽沈地区的廖耀湘部，正处于被消灭的前夕。这时蒋介石方寸已乱，心焦如焚，频繁地来往于南京、北平之间，一会儿命傅作义派第九十二军增援锦州；一会儿命杜聿明在葫芦岛撤兵，海运上海。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蒋家王朝的彻底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就是南京国防部也不得不承认东北大势已去，只能寄一线希望于傅作义，希望他能在东北解放之后，集结华北“剿总”的全部人马，在平津地区与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决战，以延缓淮海部队的被歼命运，从而巩固长江防线，等待所谓“国际变化”。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自拔之力。设在北平城内圆恩寺的蒋介石临时行辕，要求傅作义出兵东北，增援锦州。傅作义迫不得已，调第九十二军增援锦州范汉杰部。第九十二军也清楚地认识到，此行是有去无回，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抽调一部分兵力，以每天二十华里的速度，向锦州进发
。
此后，傅作义终日惴惴不安，掂算自己所掌握的兵力，除第九十二军外，还有驻北平的青年军两个师，第十六、三十五、九十四、一〇一、一〇四等五个军，此外还有常驻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驻承德的第十三军，另外还有几个骑兵师。当时人们还预料不到东北地区能如此神速地解放，所以傅作义考虑如东北战场稍有拖延，蒋介石还可能再从华北抽调部队增援东北。正在踌躇不安之际，华北解放军进攻太原，阎锡山的救援电报纷纷飞来。华北“剿总”第三处根据情报分析，华北解放军第二、四纵队正在围攻太原
。并侦察到第三、六纵队正在热、察两省境内活动，只有七纵动态不明。在冀中十分空虚的情况下，傅作义想用“围魏救赵”的方法，提出了“援晋兵团”——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如果能乘虚而入，直取石家庄，那将直接威胁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的安全，围攻太原的解放军势必回师援石，这样既可解太原之危，又可借机将华北“剿总”的部队调到平汉线上，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从而杜绝蒋介石再从华北调兵的企图。傅作义的这套打算当时并未对我说明，而是在对我下达命令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正在华北干训团讲课，突然接到傅作义的电话，叫我马上回到总部见他。当我走到会议室门前时，副参谋长郑长海正走出来，他见我便说：“总司令等你哩。”我走进屋后，傅作义指着一个军官对我说：“这是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又指着我说：“他是政工处由副处长，他对地方熟悉，对各部队都熟悉，随你一块去，有事情叫他办就行。”郑点头称是。我和郑客气几句，就决定二十三日下午到涿县郑挺锋的军部相见，说罢，郑就告辞走了。
傅作义先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分析之后，并向傅作义建议，目前急需将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孙兰峰部调到北平附近。傅对我的建议没置可否，对我说：“目前太原已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形势十分严重。冀中地区共方没有野战军。总部决定，调第九十四军的三个师为主力（该军有四个师），再配上第一〇一军刘化南的第三十二师，并已电调在包头的新编骑兵第四师及骑兵第二师鄂友三部配合，袭击石家庄市。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并派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的新式技术大队队长杜长城同去。另外再调十个‘人民服务队’（该队是国民党政工局训练的青年学生，每队十六人，每人配一支卡宾枪，专门监视部队活动，兼做一些地方工作），归你指挥。如果能进入石家庄市，你以兼市长身份找几个在地方有名望的人及教会、学校联合向全国发出‘拥护国民政府、感谢蒋总统’的通电。在石家庄市最多住上三五日，把军用物资抢运回来，不能装载运输的，以及坚固的城防工事，叫杜长城派人彻底破坏。对俘获的军政人员，不准打骂杀害，一律优待。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我已向郑军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遇到情况多找他商量，万不可冒险前进，并要随时以电报请示。克俊还有些事要你办，你去见见他。”王克俊是总部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是傅作义的高级机要人员。王克俊交派给我的第一件事，是把平山县天主教神甫吴稚阁等三人从北平带过保定；第二件事是把经理处蔡科长带上，蔡给各部队带了大量金圆券和边币（共产党边区银行的钞票，据说是一九四七年秋打河间县时抢来的），进入解放区后，公平买卖，老百姓愿意要边币，即付边币，愿要金圆券，就给金圆券；第三件事，青训队已训练好的俘虏五六人，带到徐水县放他们回家。同时，王克俊更赤裸裸地告诉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能贸然进入石家庄。只要把部队南调平汉线，和华北野战军接上火，就算是完成任务。并要我严格控制郑军，严守此密。之所以调我参加这次战役，目的就在于此。
十月二十三日，我按照傅、王二人交代的任务，带领各种人员抵达涿县。与郑挺锋会面后，约定次日宿营定兴县。
二十四日由涿县出发，汽车行至松林店车站附近，公路已被破坏，而且破坏得十分巧妙。在公路面上，按照十轮卡车前后两个车轮的距离，挖了一条条的横沟，使车的前后轮胎同时陷在沟里，两轮被泥土卡住，前后转动不得。路旁地里已长出绿油油的麦苗，汽车只得在麦地里行驶，在田边沟垄小道上，还常常埋着地雷，不扫雷不断出现踏爆，要扫雷不胜其扫，真感到行路难。铁路破坏得更厉害，部分路基已被挖掘，有的铁轨被拆除砸弯，扔在沟里，还有整段路轨被翻过来，枕木朝上。在定兴县城附近，发生过小的激战。进入定兴县城后，天色已晚。全城空荡荡的寂无一人。进城后，我严诫所属，绝对不准翻箱倒柜，一是纪律问题，更主要的是安全问题。有些箱柜里边装有爆炸物，一不小心就可能丧生。第二天拂晓由定兴县出发，在徐水附近有较激烈的战斗，我听到枪炮声甚密。三点钟以后我进城时，见城墙砖皮已被拆掉。仅有的黄土堆也被挖得壕沟纵横。我住在县邮政局里，开始执行第一个任务，释放“俘虏”。带到我面前的是五六个面黄肌瘦的庄稼人。我按名册询问他们，发现他们都不是武装部队的士兵。我又问他们的部队番号，是怎样当的“俘虏”，他们什么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出他们的村庄地名。又说，当时老总们（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叫我们给他们带路，事后不放回家，被送到北平去了。我恍然大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一贯做法。抓几个老百姓当俘虏，谎报胜利以邀功，从而造成了无辜百姓的痛苦。然而事已至此，只得好言安慰几句，每人多给了一些金圆券，派人送他们出城。送走“俘虏”不久，郑挺锋来了。他说：“方才各师报告，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似乎有一支解放军的大部队跟在我们的后边。但据谍报员说，附近没有大部队。我已令各师加强防御工事，做好应战准备，同时已电告国防部及华北‘剿总’。”当时我也向总部及第一〇一军发报联系。黎明时，郑挺锋接到国防部第二厅回电，说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夜间从徐水大王店出动，沿平保公路越过保定向南疾行。这时总部也转来国防部的通报，内容大致相同。当时的国民党部队行军作战，只能靠本部队的谍报搜索三十里以内的动态，其他敌情要靠国防部第二厅供给，诚如盲人瞎马，令人生畏。
二十六日早饭时，第一〇一军侦察部队已到徐水接应，公路逐渐平坦，但因人多路窄，特别是十轮大卡车，身大体重，像蜗牛似的在公路上蠕动，走走停停，三十华里的路程到下午三时才到漕河桥。桥头已有第一〇一军的装甲汽车驻守，据说这些装甲汽车，只有白天来桥头巡守，每天午后便龟缩于保定城内。
自二十四日从涿县出发，二十六日下午才进驻孤城保定，所谓的机械化部队，所谓的偷袭，其行动之迟缓，令人焦灼不安。第一〇一军军长李士林、副军长张辑戎欢迎我们进城，并把我们安置在保定大旗杆院内，据说从前是李鸿章的总督衙门，不久前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总部所在。李士林的军部就在大院西邻原曹锟的住宅光园内。因为工作需要，李军长又在西大街路南一家西药店二楼给我安排了住处。李士林和我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干什么来了？”我和郑挺锋同时回答：“闹不太清楚，明日总部任兆同副处长来作部署。”李开玩笑地说：“你们不知道，我倒知道得很详细，还知道都是哪些人来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报纸：“你们看号外！这是今天下午跑单帮的商人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我和郑一看，“号外”的大标题是“傅作义派兵进袭石家庄”，大意是：“傅作义派郑挺锋、刘化南、刘春方、鄂友三、杜长城妄图侵袭石家庄市……”“号外”的日期可能是十月二十四日刊行的。看了“号外”，我和郑挺锋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暗自庆幸，“号外”上没有我的名字，可能没参加会议，或者因为我不是军队的头头。郑挺锋十分恼火，大骂“剿总”内部共产党太多。我估计郑挺锋当晚向南京报告了此事。同时我也向总部发电报告，并请李士林将“号外”交任副处长带回总部，呈傅作义阅。在李士林的例行宴会上，见到该军第二七二师（原第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刘部当时驻城南乾义面粉厂），第二七三师（即暂编第三十三师）师长郑海楼（郑部驻北城，据说是原警察局旧址）。该军第二七一师（即暂编第三十一师）不久便在定兴被解放军全部歼灭。饭后我回到西大街药店寓所，命经理处的蔡科长给刘化南及两个骑兵师发金圆券及“边币”，以备进入解放区使用。又嘱托刘化南把我带来的吴稚阁等三人护送出保定南门外的警戒区。
二十七日上午，总部第三处任副处长飞抵保定，召集各参战部队师长以上人员传达作战方案。他说：“确悉，华北共军第七纵队主力可能据守滹沱河，以保卫石家庄。总部认为，第七纵队战斗力弱，不论据守何处，国民党军队有飞机助战，加之重炮轰击，第七纵队构筑的临时工事是无济于事的。”任副处长命令骑兵当夜出发，到达滹沱河时停止待命，以俟步兵赶上，即分兵两路包抄平山县西柏坡。他讲话时，语调坚定，似有稳操胜券的信心。
我因约好与保定专员王汝璋谈话，会未终即返寓所。王向我报告了保定各县武装力量的情况，并要求迅速给他补充枪支弹药。他还密报第一〇一军纪律松弛，扰害乡里。他举的具体事例多是抢夺地主粮食。他还揭发保定市警察局局长李××专横跋扈，不听指挥等等（当时保定市不设市政府，一切行政治安统由警察局管理）。
十月二十八日，我们从保定出发，经过于庄时，村里不断地向公路上打枪，郑挺锋派一个副官带两名士兵到村里查看。不一会儿，两个士兵把副官背着回来了。据士兵说，进村前尚见有人持枪，但进村后，不见人影，副官的腿被枪打中。我想，这可能就是地道战夹壁墙的作用。因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是有名无实的，不能配合部队行动。而此次行动，是找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决战，不能被地方武装纠缠住。所以，以后遇到这类事件，概不置理。为了安全起见，郑挺锋把队伍分成三路，公路两侧，相距一二华里，各派一路，步兵携轻武器徒步沿小路而行，重武器及军部等单位则沿公路走。将近方顺桥时，前锋部队与解放军前哨部队发生激战，不久对方撤退。郑挺锋和参谋长邹××约我到村外某师巡视。该师是美式装备，各师、团均不住村内，驻扎在专用帐篷里，以师部为中心，各团互为掎角形，在射界以内可以互相支援。郑挺锋说，该军此次出发，共带口径105毫米榴弹炮炮弹五千发，连装甲运输车共用卡车三百余辆。就是这样装备对解放军作战，一因地形敌情不熟，再则对方战术灵活多变，捉摸不定，每前进一步都感到不安。接着问我有什么高招。我说，自抗日初期打过仗，以后改做行政工作，对共产党作战，实为外行。但目前全国形势骤变，我们不求有功，但求保全部队实力，是唯一良策。郑点头称是。回到军部后，即接到总部电报云：“刘、鄂两骑师，已抵滹沱河畔，着其停止待命，俟郑军到滹沱河时再议。”郑挺锋看过电报，有些急躁，说：“我们明日加速行程，抢渡唐河到定县。”我仍坚持明日驻望都县，并分析当前我们已进入解放区，定县一带素有根据地之称。且第七纵队主力搞不清，不能急过，再说总部并未催我们前进。邹参谋长也同意我的看法，郑不再说话。
二十九日一路未遇抵抗。过午不久即进驻望都县。在入城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伤亡。本来扫雷队在城边一座无水的桥边发现了一颗土造地雷，半截露在地面上，半截埋在土里，扫雷队已用白灰圈定，还插了地雷标志。部队安全通过后，走在最后的工兵排长带着几个工兵走过来，其中一个工兵说：“拆除它。”说罢即将地雷的雷管等拆除，但他还要把铁壳子搬起来，原来这颗地雷是踏爆的，下面还有一颗地雷，是拉爆的。一搬动铁壳，下面的地雷立刻爆炸，当场一死两伤。
三十日黎明继续前进，十时左右到达清风店，这时飞机已在唐河南岸低飞侦察，并不时低飞扫射。总部频频来电：“据飞机侦察，有野战军在河边布防。”据各师报告，附近几十里的桥梁，均已被破坏。郑挺锋和我到河边察看，发现虽然河水流量大，但水位不深，可以徒涉。于是郑挺锋命令炮兵用榴弹炮轰击，然后在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命令步兵抢渡。步兵刚到南岸附近，就被密集的机枪打了回来。从望远镜里，看到守军的前沿工事，被重炮炸开许多缺口，但转眼之间，又修补如初。郑挺锋命令第三十二师刘化南部由唐河上游河窄水浅处过河迂回包抄，但刘行动迟缓，畏怯不前。在郑的压力下，刘只派一个连抢过河南岸，与守军略有接触，即返回北岸。对此，郑挺锋十分恼火，立刻与总部发电，要总部严令刘化南抢渡，并要我与刘通电话，催其急速过河。我当时也有想法，认为如刘迂回奏效，共军第七纵队后撤，郑军过河，那将陷入背水为战，不能自拔的境地。在电话中，我和刘化南敷衍几句，并未催他。在激烈的冲锋抢渡中，部队已有不少伤亡。我到包扎所巡视，见伤者多在胸部头部，有二百多名，据此推算死亡人数肯定不少，但因多数尸体已顺流而去，无法统计。
下午二时许，我找到郑挺锋，对他说是否暂停冲锋，先以炮击破坏其工事，再派人侦察上、下游地区，寻找可乘之隙。郑也认为正面抢渡伤亡太大。电告总部后，战斗暂时趋于停滞。入夜郑对我说，从白天的情况及各师谍报报告看，对岸大小村庄住满军队，可以推断，共军的主力可能就在这里。我们应趁石家庄空虚之际，电陈总部，令骑兵直接向石家庄进攻，使其首尾受敌，可趁共军回援石家庄之机，将其歼于途中。不久，总部复电：“郑的意见，正在研究。”并说“敌情不明之前，应严加防御。”
深夜，双方隔河相持。但郑的指挥室却灯火辉煌，郑挺锋与参谋人员仍在忙碌筹谋。三十一日三点多钟，河对岸突然枪炮声大作，山炮、重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军部附近不时有炮弹爆炸。但前沿阵地报告，在密集的炮火中，不见有敌人进击之势。郑挺锋走进我屋说：敌人要撤退了。根据白日战斗情况看，虽经过一天拼搏，但敌我都无重大损失，突然撤退，显然别有所图。假如敌人真的撤走，我们是否过河？如果过河，敌人左右迂回反扑，我们则成背水之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另外敌人会不会在唐河南岸撤退，在上、下游两侧绕过河北，从背后包抄我们？这两天，国防部通报东北战场十分不利。我认为，敌人后撤，引我们过河，再进行反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正在为难之际，总部来了特急电报，云：“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
，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看完电报后，我顿时觉得轻松。郑挺锋周密地布置撤退防卫顺序后，当日午后即回到方顺桥，军部仍设在村内。
至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本拟于十一月一日返回保定，但因自进入解放区后，感到十分紧张，随时有被共产党地方武装袭击的可能，随时有脚踏地雷身受夹壁墙射击的危险，我们只好等到二日与护送伤兵的武装车队同行。我于二日上午返保，路过于庄时，见第三十五军某师正进驻该村。抵保后我住在第二七三师师部。我与该师师长郑海楼抗日时期同在董其武师任正副团长，交谊甚笃。郑海楼告诉我，第三十五军已到保定，第十六军已到定兴，先头部队已进入徐水。我把傅作义的目的告诉郑海楼，就是要把这几个军南调，并希望与解放军发生接触，免得蒋介石再从华北调兵。
晚饭后，打开收音机，延安电台声音细微，邯郸广播电台声大音清，正在向全国播送沈阳解放的消息：“除主帅卫立煌乘飞机逃走外，所有官兵全部被俘，缴获战利品种类繁多，正在逐项清理。”关上收音机后，我对郑海楼说：“看来形势马上要变，你们恐怕很快要离保定回北平了。至于下一步如何，很难设想。”
三日晨，我仍随伤兵车队回北平，路上南下、北上的车队拥挤不堪。过了定兴之后，我的车子才单独行驶，加快速度，当夜九时抵达北平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