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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泽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第三十五军在平汉路北段的丰台、长辛店一带休整。第二六七师在长辛店附近驻扎。
十一月二十九日，师部在长辛店东街口的一个广场正对第七九九团的装备情况进行“细密检查”，突然参谋处机要参谋跑步送来一份电报，师长看了以后，立即和副师长、参谋长、参谋主任等在广场的一角研究了一阵，马上宣布停止检查，命令部队迅速返回驻地准备乘车出发。我们一同参加检查的各处室的负责人，也都匆匆返回驻所，做出发准备。
当天下午二时许，汽车兵团开来了四百多辆深绿色的而且是很新的美制十轮大卡车，每个连队都分配到四至五辆。我们政工室也单独分配了一辆。当时我还不知道部队要往何处去，临上车以前参谋长才告诉我是到张家口，但究竟是驻防还是作战仍不大清楚。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猜测，考虑到作战的成分多一些。因为这里有两个征兆：第一，出发的命令下达得很紧急，如果是单纯的移防，不会把“细密检查”半途停止。第二，在这几天以前，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曾亲自指导进行过一次“火焰喷射器”的大演习，我们都去参观过。按照我们通常所体验的一般规律来说，有什么大战役开始，或者要使用哪一个部队，傅作义总要召集这个部队的高级将领开开会，讲讲话，给他们打打气，或者亲自到这个部队检阅一番。这次演习以后，他同样地利用各部队派员参观的机会，召集大家讲过话。讲话的内容，除了从“火焰喷射器”的威力说到战略战术问题以外，也大大给大家打了一阵气。我在参观回来以后，曾对我的秘书强风鸣说过：“你看，不久冬季战役又要开始了。”所以这次部队向张家口出发，我估计是作战的成分多。
部队在当天的傍晚就出发了，第二天三十日下午到达张家口以南的宁远堡（离张家口市区约三十里）。这时已听见枪炮声，张家口的驻军正在外围抗击着进攻的解放军。我们的部队下车以后，稍作休息，立即参加了战斗。据说这次进攻张家口的解放军是华北第三兵团的部队，战斗力很强，因此战斗很激烈，双方均有不少伤亡。激战延续到第二天下午，解放军有计划地撤退了，但我们却以为他们知道了第三十五军已增援上来，不敢打了。就这样，算是暂时解了张家口之围。
十二月五日上午，部队都集中在宁远堡上车待命，这时我才见到了第三十五军军部的人员和第一〇一师的部队。在上车前，我还听到傅作义前一天飞到张家口，同孙兰峰等高级将领研究过是死守张家口还是撤退的问题。当时孙兰峰是傅作义部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又是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直接指挥着第一〇五军和三个整编骑兵旅
五个保安团。研究的结果，听说孙兰峰主张死守，不同意撤退。因此傅作义在张家口略事布置后，仍乘机飞返北平。同时命令第三十五军立即乘车东返，准备担任北平一带的防务，以便抗击东北入关的解放军。
五日的午后，部队乘车从张家口宁远堡出发，经宣化到达下花园。由于战争的关系，这时我已感到一路上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大非前半年我们到张家口一带“出击”时的情况可比。火车早已不通了，公路两侧的远处，时时可以听到枪声。我们一些平时爱唱爱闹的青年政工队员们，也鸦雀无声地站在车上，大家都唯恐解放军拦路伏击，不能够早回北平。
刚到下花园，汽车停住了。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部队不前进而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后来才知道前方发现了“敌情”，要等派出去的侦察部队了解情况以后才能行动。为了等候消息，我和师部的几个官佐在马路上来回溜达。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大家都惊了一下，接着就是赶快往自己的汽车跟前跑，以为是解放军来袭击了。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战友的拐把机枪走了火，听说这个“战友”还受了伤。当时我的思想上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征兆。就这样我们在下花园住下一直等到天明，也就是十二月六日。
侦察部队的侦察情况怎样，我们并不知道，可是部队在天亮以后，就命令上车出发了。这天汽车在公路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行进得很缓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因为汽车多，在公路上又拉得很长，形成了一个挨打的架势，大家心里都显得很焦躁。当我乘坐的那一辆汽车快到西八里的时候，就听见前面有了枪声，这时走在最前面的汽车，已经受到了解放军的阻击，据说这是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第四纵队的第十二旅。也许是了解一些“敌情”，或许是白天的关系，这时我的心情反不怎么紧张。老实说，当时遇到解放军一个旅，第三十五军是根本不会把它放在眼里的。可能也就是由于这样骄傲自大、麻痹“轻敌”的结果，郭景云只派出少数兵力抗击，大部队仍坐在汽车上安然不动。后来抗不过去了，这才另派出一些部队增援，同时又因为汽车在公路上摆的太长，深恐解放军袭击汽车，这又不得不电请北平华北“剿总”派飞机助战。不久飞机来了，说起来，这天的“陆空协同”真好笑，地下和飞机联络的“布板”也不灵了，飞机老是在“自己”的部队头上打转转，炸弹也是投在停放汽车的公路两侧。我们不得不赶快下车躲炸弹，气得官兵们骂道：“没有飞机投弹，我们只要注意前方就行了，有了飞机还要躲炸弹，真是岂有此理。”从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二三十里的路程，可是却整整地闹腾了一天，等到飞机走后，已是黄昏时候了，这时前方的战斗暂告一段落，汽车也都开进了新保安的城中。
进入新保安的部队是第三十五军的军部、军直属部队，第一〇一师和第二六七师，另外还有一个保安团，总计一万六七千余人，汽车四百多辆。当时分布的情况，根据我的回忆大体上是这样的：第一〇一师的三个团在鼓楼以西，第二六七师的三个团在鼓楼以东，军部和军直属部队在鼓楼以北，大部分汽车停放在鼓楼东北方向的一个广场上，少数的则随着有关单位停放在街道的一旁。东关由保安团驻守，并由第七九九团派出一个连（也许是一个营），在火车站担任警戒。
当天我以为只是在这里住上一夜，第二天还是向北平开拔的，想不到这一住就住到全军覆灭。因为过去第三十五军参加过不少次的大小战役，虽然有时也失利（像涞水战役那样的败仗，在参加内战以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打胜仗的时候总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这时的心情仍是开朗的。当部队驻定以后，我照例的用电话和各团政工室联系了一下情况，并带了几个队员到直属部队的驻所看了看，接着又到师部了解情况，当时我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指示，晚上就很安静地睡了一觉，因为几天来我都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第二天一清早我到师部联络，才知道这一天是第一〇一师向东进击，我师在后方警戒，但第一〇一师连续攻击了两天，都没有打开出路，后来我师参加进攻也没有攻出去。郭景云和师、团长们都非常忧虑。
九日上午，我正和军医处的人员研究安置伤兵的问题，突然听到东八里方向有密集的枪炮声，听说是第一〇四军增援来了，我师和第一〇一师都派部队出击接应，当时大家的精神都很振奋。我到师部了解了一下真相以后，又同几个官佐悄悄地跑到城楼上看望，只见东面浓烟滚滚，战斗很激烈，这时城内也向城外发炮助战，城外也有炮弹打进来。不想一颗迫击炮弹正在我们身边掉下，要不是有一个掩体，几乎把我们的脑袋炸开花，为了避免危险，我们就赶快退下来。很明显，这是一场恶战，解放军是绝不允许第一〇四军和第三十五军靠拢的，如果让这两个军能够会师在一起，以后的仗就有些麻烦了。同样的，第三十五军必须争取和第一〇四军会合，不然就很不容易出城，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终以解放军的兵力强大，我们攻不过去。郭景云又为了保存一些兵力，不得不退进城来。接着第一〇四军也因打不过来向后撤了，战场寂静下来，希望成了泡影。这一下大家又松了劲，觉得出城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但死守又能守出个什么结果呢？虽然如此，一般人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只能是跟着郭景云顽固到底听天由命而已。
一两天后，我接到一个要把一切笨重东西丢掉轻装突围的通知，令即时准备，晚间待命突围。我们政工室分到了一头小毛驴，于是便把一些不必要的文件烧掉了，无法带走的东西也准备丢掉。有的人还想把新从北平买来的一架油印机带走，我当时很生气地说：“几百辆汽车都不要了，还要什么油印机。”我自己是只准备带一条毛毯和便于跑路的球鞋，以及必须携带的干粮和一支随身的加拿大手枪。当我们正在紧张的准备过程中，突然又接到军部下达“不再突围”的命令，据说华北“剿总”来电指示，让我军仍“固守待援”。并说据飞机侦察报告，解放军的强大兵力正在向新保安的外围集中。同时我还听说华北解放军第二兵团的几个纵队都压上来了。想是因此关系，看见突不出去了，不能不“固守”了。
为了“固守”，城墙周围开始加强防御工事，城内也开始挖掩蔽部，以防解放军的炮击。我们政工人员也组织了临时纠察队和宣传队。开始清查户口，检查纪律，向城内的军民进行反动的欺骗宣传。接着在城内的部队，又开始挖交通壕，在重要的交通路口，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物，做了必要的巷战准备。政工人员除了协助部队“征集”构筑工事的材料以外，还动员群众组织抢救伤兵的担架队，闹得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这些日子我已有些坐卧不安，到处无目的的乱转，有时到师部聊一下，有时也到军部走走。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到军长住处时，见郭景云一个人半卧在炕上，炕桌上放了一副牌九，还有纸烟和花生等等，他看见我就问：“林主任，你害怕吗？”我说：“有军长在指挥，我怕什么！”接着他给我丢过一盒前门烟，说了一句：“好样的！”我知道他这几天心情不好，没有让我坐下，我就退出来了。到了门口，我问他的卫士：军长桌上放一副牌九干什么？是不是有人耍钱被军长抓住了？卫士低声对我说：“是打卦用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时的郭景云已是六神无主，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这几天城内的粮食、弹药都感到缺乏了，尤其是炮弹。因为从张家口出发以来，消耗很大，一直没有得到补充，这就不得不靠飞机空投。可是国民党空军人员的空投技术真是够低的，在投运粮食和弹药时，我们有时看见降落伞在头上打转转，但一落就落在城外很远的地方，给解放军送了礼。大家都骂空军人员“太不中用”。有一天我正在师部看到我们的师长把第七九九团团长找来，态度很严肃，要他马上派部队把火车站拿回来，因为火车站原来是第七九九团派兵防守的，也是在前两天被第七九九团丢掉的。不久第七九九团的部队出击了，打得很凶猛，师长他自己还到东关尽头的一个街头堡里亲自督战。第七九九团虽然发起好几次冲锋，但由于解放军的兵力强大，始终没有拿下来。这一仗第七九九团的兵力几乎伤亡了一半。
在新保安被围的日子里，解放军对第三十五军的围攻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在政治方面，一到晚间就可以听到解放军的战场喊话，后来白天也能在城楼上看见解放军在城外竖起来的大幅白布标语，此外还不时投进来大批宣传品。例如《告蒋军官兵书》、“通行证”等等，还有专门为新保安被围时的情况（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所画的宣传漫画。总之，都是希望第三十五军官兵能够迅速觉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的内容。但由于自己受了多年的反动的宣传教育，看过以后也无动于衷。即使少数人思想上有些波动，在当时严密的控制下，也不可能会有什么行动。在军事方面，解放军有时寂静无声，有时攻城攻得很猛烈，炮弹就像下雨一样，打得我们在掩蔽部里都抬不起头来（第三十五军政工处处长张鸿恩就是在掩蔽部门口被炮弹打伤的）。在那些日子里，城内躲炮弹就好像小孩子躲石头子一样，我们有时上街，如果遇到解放军炮击，街上又没有交通壕（因为交通壕不是所有街道都有），那就只好从墙外跳到墙里，或者从墙里跳到墙外，这主要是躲迫击炮弹，遇到山炮或榴弹炮，那只好送命。一些连队的传令兵和修理电话线的通讯兵，被炮弹炸死的就不少。解放军在围攻新保安的时候，主要在东城打得激烈，在西城也猛攻过两次，城墙也被打开了两个大缺口。由于第一〇一师的拼命死守，同时城外又是开阔地，所以解放军一直没有从西城攻进来。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下午，解放军开始进攻东关，所有大炮都向东关射击，震动得坐在掩蔽部里连说话都听不见了。第八〇一团伤亡惨重，保安团也被打散了，剩下不多的官兵都退到城内来，东关就这样被解放军占领了，战斗也暂时停下来。新保安城的东关，面积并不很大，也不过四千多平方米，据说在解放军发起进攻的五分钟内就落了几千发炮弹，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解放军的炮火是何等的强大。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好好吃饭，已经没有法子做大锅饭，只好在掩蔽部门口用小锅轮流做，吃完几个人再做一锅，这时吃的已是空投大米，所以往往做得半生不熟。记得那天我刚刚吃完晚饭（说吃晚饭，实际上已经是半夜了），突然又听到猛烈的枪炮声，我们还以为和平时一样，是解放军不让我们得到休息的机会，扰射一阵就会停止的，想不到越打越激烈，越打越凶猛，拂晓时东南角阵地上喊杀声也断断续续的听见了。我和政工室的几个干部紧张地待在掩蔽部里，等候派出去联络的人员回来汇报消息，可是等到天大亮，也没有见到人影。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
，第八〇一团团长李上九，突然跑到我的掩蔽部来，神情很慌张，问师长在哪里，我说在西院。因为这时电话线被炮弹炸断，电话不通了，所以他从后半夜就没有和师部联络上。接着我问他外面情况怎样？（他的部队是在城墙东南角担任防守任务的）他说：“不行了，部队打完了，解放军已经突进城。”当时我的脑子里“轰”了一下，但在表面上仍故作镇静。他走后，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的秘书，他叫我也到师部去看看，我让他把政工室的人员招呼好，便抱着“生离死别”的心情，看了看“战友”们，走出了掩蔽部。当我跑到西院一看，师部的人员一个也没有了，这时我的神情很紧张，不顾一切地往大门外跑，幸好在门口还找到特务连的一个站岗的战士，我问他：“你们连长在哪里？”因为师部转移，特务连长是应该知道的。他回答我，他们的连长在交通壕的掩蔽部里。接着我就爬进了交通壕，找见特务连长，由他才把我领到师长的掩蔽部，这是临时利用的一个商店放货的砖砌地窖，在门口正碰上师长往外走，可能是要出去督战，满脸流露出一股杀气，副师长正在拦住他说什么，他们都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副师长摆了一下手让我进去。我到里面看见有几个参谋人员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满地都是烟头，有几部电话机，因为摇不通，也都静悄悄地摆在一边。一个姓郭的参谋拉我坐下，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今天情况很不妙”，接着又在我手上写了一个“死”和一个“俘”字，意思是不死就要当俘虏，我苦笑了一下，也没有说什么。这时街道上的枪声打得很密集，已经能够很清楚地听到喊杀声，我知道这是已经开始巷战了。
不久副师长随着师长进来了，副师长说：“我们转移到鼓楼去。”这时已听到特务连的战士上了房，正在房顶上和解放军战斗着。我们一伙有十几个人，从地窖绕道跑到街南的一个铺面里，准备由路南跃进到路北，再转移到鼓楼去。本来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可是整整绕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因为守卫鼓楼的军直属部队的重机枪，正在向东街射击，而进城解放军的冲锋枪则步步往西打，我们却要从街南往街北跃进，这简直是过“鬼门关”。还是师长有“经验”，他一方面关照我们注意，接着就亲自集合了各方面流散的二三十个战士，叫他们上刺刀，让号兵准备吹冲锋号，预备向东街冲锋。另一方面他又用“旗语”和鼓楼上的军直属部队联络，让他们暂停射击，只听一声“冲锋！”“杀！”他就往北跑了，我也跟着过了这一关。这时东街上已横躺直卧地堆了不少尸体。
当我们到达鼓楼的时候，很多被打散的官兵都退到这里来了，人越来越多，几乎挤不下了。这时东街和南街的解放军拿着小红旗，步步逼近，城外的炮弹也密集地向鼓楼的周围打来，把小小的鼓楼全部封锁了。不过这时西街和北街看起来大体上还安静，副师长对师长说：“让泽生到军部去联络一下，叫他向军部报告，师长正在鼓楼亲自指挥阻击。”同时还专意让我快走，我知道他是照顾我。但鼓楼四周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所包围，出鼓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当时工兵连杨连长奉师长令，上鼓楼上看情况，结果刚上鼓楼就被炮弹打下来了，立刻头破血流（解放后在呼和浩特市我曾见到他，不过他已成了一只眼）。我利用了解放军发炮的间隙，拼命地向外逃跑，总算跑出去了，并爬进了交通壕。从交通壕往北转西，就是第一〇一师的阵地，他们不让我通过，后来碰见他们的连指导员，才放我过去，因为这个指导员认识我，同时我又说明是奉命去和军部取得联系的。有人问我：“前面的情况怎样？”我说：“情况很好。”看来这一个连队，还不知道解放军已经进了城，更不知道已经快接近鼓楼了。往军部应该是向北走的，因为走错了交通壕，我却盲目地向西走了一大气才爬出交通壕。回头看东北方向的汽车场，已被炮弹击中着火，原来军部所在地的周围，成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号声、枪声和喊杀声。
我坐在交通壕的壕口上，点了一支烟，正在犹豫该走哪里去找军部的时候，见到师长和副师长在另一条路上也绕过来了。副师长问我：“你半天才走到这里？”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心里想这真是“寸步难行”啊！同时我看见师长的脸好像唱《伐子都》的子都一样，鼻梁和眼眶的周围都是黑的，不禁有些为他忧伤。后来师长说：“走！找八〇〇团去！”因为第八〇〇团是防守东北城角，大概还负有警卫汽车的任务，几天来一直没有和解放军打过多少仗，他想这个部队还比较完整，也许还没有和进城的解放军有多大的接触。于是我们便绕到北城西面向东朝着第八〇〇团方向走去，正碰上第八〇〇团也垮下来了。垮下来的官兵都向西跑，和我们正碰个对面，我见到第八〇〇团的刘团附，还有一个政工干事也跑过来。刘团附哭着对我说：“主任！我们不行了。”我看到这种“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也不由得眼睛湿润了，正准备再问一下情况，师长却转过身来，用左轮手枪指着我们说：“你们干什么？”接着又说：“快到南面截住部队去！”说南面也不过是几十米的距离。我刚往南走了几步，碰见我的那个政工干事（他是干四团的学生，陕西人，外号叫聋子，名字记不起了），在背后喊了一声：“主任！你的绑腿散了！”随后他又拉了我一把，悄悄地对我说：“你看北门城楼上已经插上了红旗。”这是解放军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的标识（或许只是一位战士刚把红旗插上）。这时我没有主意了，稍一迟疑，刘团附和师长已被败兵冲散，一个都看不见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到伤兵掩蔽部待到天黑再说。”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了，也许是过于紧张，或者是过于疲劳的缘故，我有些走不动了，我向他说，是不是我的腿上“挂花”了？他说：“没有，可能是棉皮靴太沉了。”接着我就在一个被打死的“战友”的脚上，脱下了一双球鞋换上，才感到轻松一些。
伤兵掩蔽部是在北门西头的城墙脚下。我们刚在伤兵掩蔽部坐定，还没有抽完一根烟，就听见解放军在城墙上投了一阵手榴弹，跟着就听见他们从城墙上跳下来。在快到我们掩蔽部的时候，打了一梭子冲锋枪，问里面有人没有？我说：“有！”又问：“是什么人？”我说：“是伤兵。”外面又说：“是伤兵就不要乱动。”过了几分钟以后，又来了一队解放军，照样在洞口附近打了几枪，也照样问了几句话，不过这次是加问了一句“有没有武器？”我说：“有。”外面接着说：“交出来！”我把武器和子弹丢了出去，他们也就走了。接着又来了第三批的解放军，除了像前面的问话以外，又再加问了一句：“有没有能行动的伤兵？”我说：“有！”外面说：“出来吧！”我和我的那位干事只好硬着头皮出来了。当时解放军看见我们和士兵穿着的服装一样，认不出是军官，所以还很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且还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就这样我们都当了俘虏。这时各地的枪声也渐渐地停止下来，在我们经过西北城墙附近第一〇一师阵地时，看见很多被击毙的“战友”尸体，也看见了许多丢弃的枪支。我想，这一下第三十五军是全军覆灭了。傍晚时全部战斗结束，说也奇怪，天也紧随着下起大雪来了，好像是要埋葬整个旧的世界。
就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晚间，被俘的人员有一部分集中在东八里的一个小学校里，我也在其中。大家都忙着吃饭，我却拼命地抽烟，因为这时我还在想着怎样逃跑的问题。后来考虑到我是南方人，口音不对头，天又下了雪，不好跑了，所以就在一个讲桌上睡了下来。夜间解放军的指战员们，曾两三次询问这里面有没有军官，我听了也没有吭声。直到天明，有一位身背盒子枪的解放军官跑到教室来，看样子是个干部，进来一开口就问：“你们哪一位是林主任？”我看已经隐瞒不了了，就应声回答：“我就是。”他很客气地拉了我一下，并告诉我说：“你们师长、副师长都在东院，正等你去吃饭哩！”我随他到了东院一个老乡家里，果然看见师长、副师长他们都在一个炕上坐着，炕桌上摆了酸菜熬肉和大米饭，他们叫我吃，我没有说什么，拿起碗来也就饱餐了一顿。这时我知道了大部分“头头”都被俘了。
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对被俘的第三十五军的高级军官则更优待，在转送我们到涿鹿县去的时候，都是用汽车运输的。当我们的汽车路过新保安城边的时候，在树林子的一头，突然看见了一个用枕木写着红字的桩子，我有意识地看了一下，只见上面写着“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郭景云”。
到达涿鹿县城南的一个村庄以后，这里已经收容了大批的被俘军官，也有张家口的国民党、政工人员。在被俘的军官中，除了第二六七师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团长和各处室主任以外，还有第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当时他正害着伤寒病，解放军对他很照顾，有一个警卫员在照顾他），第一〇一师师长冯梓、军部参谋处处长贾承祖、副官主任关一之等等，由于第三十五军被俘的高级将领都集中在这里，解放军某部的吴政委还来这里讲过一次话，主要是讲宽大政策，希望我们安心学习。他的话讲得很好，大家对他都有好感。某部的敌工部部长甄华同志也来看过我们，还请过一些人吃面条，给我送来手巾、肥皂、牙刷和火车牌牙粉。
我们这批被俘的第三十五军军官，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有的被释放了，有的根据自愿留在解放区学习。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宽大政策教育下，绝大部分人员的思想都有了转变，认识到昨非今是，陆续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得到了适当安排，在国家的军队和机关里担负着各种不同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