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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
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国民党军一百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了全面防御。此时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和我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自陈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第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以致众怨沸腾，议论纷纭，发生一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紊乱，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国民党军种种弊端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
”嗣后，解放军
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可是在七月七日蒋介石发布“戡乱”动员令，八日我因病重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之后几日，陈诚便于十二日到了沈阳，召集东北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编第六军“授勋”，以资拉拢
。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辞职信。后来熊在上海曾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绝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还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诚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你看我四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这使东北将领都很寒心，你等着瞧陈诚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事实果真如此。八月初，陈诚接替了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消，独揽东北党军政大权。八月七日，美国侵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中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让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再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能比熊式辉搞得更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蒋家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完全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区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在东北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等八个军共达十四个军之多
。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另一方面，排除异己，他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和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骧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东北人士好心好意地对陈建议：“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家王朝的事。他将东北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到十四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将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近十万人
，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市民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顺口溜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十二月十五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一九四八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前‘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反动计划刚开始进行，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师长留光天、谢代蒸被俘。这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十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编第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积极去解新编第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对我说，自一九四七年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惊胆寒，他并未料到解放军在一月初连续发动攻击。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一九四七年秋初到东北时的猖狂气焰和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还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豫不定，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六日晚上陈林达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但为时已晚。新编第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由于陈诚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因而使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部击破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接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不能得逞，尴尬异常。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争吵到最后，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陈以此来表现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点名，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戡乱”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属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她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便于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对陈诚在东北被解放军吓跑，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不久，蒋介石找我到南京去。我想外界传说陈诚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没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馆说：“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说：“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见就见，不见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馆，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门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他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的精神还好得多
，不像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诚真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见反对之声日益高涨，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十六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的失败作辩护掩饰。他能接见这许多人讨论东北问题，这也说明他当时的病并不严重。以后他见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赴美治病，以避舆论指斥。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间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白崇禧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有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于是赶快住进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溃疡为名，躲藏起来。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意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答允前往看看再说。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二十一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行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任秘书长。陈诚向来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权力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则必须削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要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权力，首先是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补充和整训部队。
这时，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于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新立屯，歼灭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二十九日解放沟帮子；三十日解放盘山。陈、卫皆以东北形势吃紧，急派罗卓英于三十一日赴北平，当晚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范汉杰等举行会议，商讨华北与东北协防问题。二月一日会议结束。罗卓英同范汉杰返沈，向陈、卫汇报。陈诚以向北平乞援无望，而解放军在辽南继续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即于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飞回南京。据郑洞国回忆说：“陈诚被解放军吓得逃回南京时，还拉着我一同到南京，希望我在蒋介石的面前为他作证，证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失败，是各将领不服从命令，而不是他指挥失策。当晚蒋介石单独约陈和我吃饭，陈即向蒋介石讲了东北各将领的许多坏话。”二月六日解放军解放辽阳县城，歼灭暂编第五十四师全部。九日解放军打到沈阳城南郊白塔堡附近。蒋介石为整肃军纪，命令卫立煌于二月二十七日就地枪毙放弃职守的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师长文礼。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辕主任。十九日解放军解放沈阳外围据点的法库县城，歼灭新编第六军暂编第六十二师全部，又解放东北钢铁基地鞍山市，歼灭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全部，师长胡晋生等被俘。
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中共军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改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第五十三军及第二〇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二月二十三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二十四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国民党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可，否则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蒋还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郑于二十五日返沈复命。从此蒋、卫间矛盾日益尖锐。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二十七日，解放军又解放开原。同时，华北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隆、平泉向热东的凌源前进，以截断国民党军辽（宁）热（河）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
三月初赵、罗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允诺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赵、罗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将被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吉林，集中长春固守。他命郑洞国、赵家骧飞吉林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准备应付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三月九日解放军解放吉林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十三日解放四平街，歼守军一万九千余人。至此，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
，共歼国民党军十五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三月八日起决定每日只有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关内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卫于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北平飞南京，当晚向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四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向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蒋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加未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未看到过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卫应允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十一时卫再去见蒋介石，蒋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线。这样，蒋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刘还说：“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熊。’卫先生初去时，每天都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了，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会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两三天，就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
。
五月十一日，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共九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十二日视察抚顺，十三日返回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了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巴、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顾问团这次来沈阳的主要目的是：（一）视察飞机场的设备及容机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十个师的美式装备，预定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运到；（三）视察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及第二〇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某日卫立煌对郑庭笈说：“十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这次到京，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到美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他积极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第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第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离战斗演习。卫还与郑庭笈及“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一起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场。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加大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五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五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要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第五十三军与第二〇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廖耀湘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的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十八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询问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官刘安祺赴京述职。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要急于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也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至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官、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一月间成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
。早在范汉杰到锦州时，蒋要范准备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六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通沈锦线。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而蒋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对此，蒋、卫间有几度争执。七月二十日，卫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坐镇锦州。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后又属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九月间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矛盾的焦点仍然是打不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攻势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对解放军这一决战性的战略估计不到，未料到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国民党军，起初并未注意。而另一方面则因解放军又于九月十六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昏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他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而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卫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而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部队会师，所以没有执行蒋的命令。九月二十四日济南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九月二十四日到南京开会。蒋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不愿接受。最后，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蒋的命令。而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二十六日由南京飞沈阳。据郑庭笈说：“二十七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二十八日只运去第七十九师一个师（欠一个团），锦州机场即被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并与顾多次争吵。卫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祝同未得蒋介石同意是绝不敢同意撤至营口的。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共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干的。”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九月三十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闿等
。蒋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研究战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回忆说：“那次讲话的整个调子是泄气的。蒋说，‘革命’发生了困难，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是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地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引起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件事。
以后一两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增援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俦的第六十二军、黄翔的第九十二军（以后只去第二十一师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出王伯勋的第三十九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确定后，十月二日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要求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作战”。郑庭笈曾对我说，蒋介石二日到达沈阳后，午后四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还有驻沈阳的军长以上人员。首先是听取赵家骧的情况报告和廖耀湘等发言外，决定将沈阳各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
。晚间，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人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我军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于三日下午返回北平。我记得这一天我也因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而来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听到蒋的左右（也许是俞济时，但记忆不清）对我说：“这次东北原来想要傅作义统一指挥，以后又感到去年冬季傅的军队在东北出了一次大风头，再让傅指挥下去，将来尾大不掉，无法控制。所以，老头子亲来指挥。现在范汉杰在锦州把共军牵住，葫芦岛集中精锐部队向东攻，廖耀湘出来向西打，再加上空军、海军的协同，一战可以击灭共军的主力，打开东北局面。”这时我想，东北共军数量已倍于我军，战略战术又非常灵活，恐怕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么乐观。所以，就未给蒋介石捧场。他接着问我：“你在东北很久，你的看法如何？”我说：“现在东北敌我情况不明了，不敢轻易作判断。”我记得当时罗泽闿在座，对我轻轻地瞪了一眼，站起来就走了。从蒋介石左右的人矜骄夸张的气焰来看，他们似乎觉得蒋介石“御驾亲征”，集中精锐的海空军击败解放军这一大规模的攻势是有着决定的胜算的。
我在北平见蒋介石两次，蒋并未问我对东北的意见。两天之后，蒋介石将我在徐州的对解放军作战计划批准了，我即于四日飞返徐州
。
五日，蒋介石飞天津，桂永清、侯镜如、俞济时、罗泽闿等同行。蒋赴塘沽新港视察后，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葫芦岛部署指挥。据侯镜如说，蒋介石六日到葫芦岛召集各将领开会，大意说：这一次战役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西进兵团包围锦州的共军，然后接应我沈阳主力到锦州。各将领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你们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军……蒋并宣布以后葫芦岛部队归侯镜如司令官指挥，在侯来到以前由原驻葫芦岛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统一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同时指定桂永清及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指挥海军以二十四生的大炮
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陆军攻击。当日蒋还用电话向锦州范汉杰部表示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七日乘“重庆”号返塘沽，改乘火车返北平。据侯镜如说，在“重庆”号舰上看见蒋介石大发神经，有一次吃饭时，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蒋用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要亡国！”一直骂到吃完饭，气还未消。
后来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一到上海，即将孔令侃救出。十日，金圆券贬值，市场混乱异常。傅接着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去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自十日开始，阙汉骞指挥葫芦岛已集中的第五十四军、第六十二军、暂编第六十二师等在空军、海军掩护下，以斗牛式的战法，向塔山附近的解放军第四纵队既设的阻击阵地正面实行强攻。十日、十一日攻击部队连续猛攻均失败。蒋介石为了急于挽救范汉杰被消灭的厄运，势必攻下塔山，又派他的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亲往葫芦岛监督独立第九十五师猛攻塔山
。哪知道蒋介石攻打得越急，解放军守得越坚强。在十四日一昼夜先后突入塔山阵地九次，均被解放军的沉着顽强一次一次地击退。打得国民党军谈虎色变，不敢再向解放军进攻。前线部队长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而蒋介石则大骂阙汉骞无用，不能执行他的命令击溃共军，解锦州之围。在锦州解放后，蒋介石有一次还对我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在塔山的战斗中，蒋先令阙汉骞代侯镜如指挥。卫立煌不放心，就派了他的副总司令陈铁到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但陈并未直接指挥部队
。在十一日侯镜如亦到葫芦岛，蒋介石又派他的参军罗泽闿到葫芦岛监督部队执行他攻塔山的命令。在这期间卫立煌也亲来葫芦岛一次。据侯镜如说，卫主张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罗泽闿则对卫大发脾气。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清晨，我在徐州正准备上火车去商丘，指挥徐州“剿总”所属的三个兵团向山东人民解放军发动所谓主动的攻击时，蒋介石忽然从南京来电话要我不要执行原定计划，到飞机场等他，同到东北去。我当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等他多时，但他的座机未在徐州降落，以后蒋介石另派一架飞机接我到沈阳。
我到沈阳时，蒋介石已先到达，蒋介石住在励志社，我住在“剿总”招待所（即卫立煌公馆）。蒋介石立刻找我去。对我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当时我心想、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等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国民党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解放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我越想，心中越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鉴于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未向蒋介石说什么。蒋这时一再问我的意见，我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于是蒋要我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在新立屯经过几日激战后，于十月十五日占领新立屯。
当晚，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等许多东北将领都来同我谈蒋、卫之间半年来的矛盾，就在于蒋要卫集中主力向大虎山、黑山之敌攻击，将主力撤至锦州，而卫则坚决不肯。赵又说：“目前卫老总坚决反对廖兵团再西进……”
当时，我认为锦州战役之胜败，取决于范汉杰能否在锦州坚守半月，使解放军旷日持久，攻击顿挫，然后国民党军由沈阳、葫芦岛出兵，南北夹击，可收胜算。各将领皆同意我的意见。但我对蒋介石令长春突围，守锦州无信心的两封信的情况，并未向他们透露，怕影响各将领及部队的士气。
十六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事实上十五日晚已解放），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我同廖耀湘到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解放军的意见。我和邓文仪、侯腾
等当日上午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在指挥所用了午餐，即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这时我问廖耀湘的意见如何？廖吹他在彰武截断解放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解放军以极大的打击，又说如果范守住锦州，空军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可是廖却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完了。”接着廖又说了他主张从营口撤退的计划。我也同意廖的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向营口撤退。我视察完毕，当日深夜返抵新民。郑庭笈对我说：“委员长下午来电话要你讲话，我说你已到新立屯去了，没有什么交代。”深夜赶回沈阳后，赵家骧向我谈锦州守军被歼的情形，始知蒋介石由于范汉杰在锦州被消灭的消息证实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乘飞机逃走了。可是蒋介石并未检查他指挥失当的错误，反而把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葫芦岛的将领。据侯镜如说，范汉杰部在锦州被消灭后，蒋介石飞锦西，乘汽车到葫芦岛俱乐部大骂阙汉骞指挥不力，丧师辱国，该枪毙。但并未骂侯。吃饭后交代要侯指挥收复锦州
，当日蒋介石即飞返北平。
当时卫立煌与赵家骧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解放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非攻锦州不可”的命令，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蒋介石到了北平先后派飞机传达他给卫立煌的“手谕”。据我所知，有一封信的内容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又有一封信是要卫立煌设法援助郑洞国突围。关于前一命令卫立煌坚决不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但又不敢令廖耀湘撤回新民。对后一指示，这时已先后接到郑洞国的电报，说曾泽生于某晚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放下武器，现郑只守长春银行大楼。当时我也曾电郑洞国说正设法援救他。十八日郑回电略称“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命”。当晚，连接郑左右来的电话说“共军对银行大楼攻击猛烈，郑副总司令有自杀企图”云云。此后，长春电讯中断，情况不明。十九日即由其左右向解放军接洽，最后率残部放下武器。其实，我十七日电郑洞国说设法援救他，是承蒋介石的指示，幻想用美国直升机在银行大楼顶上降落将郑接出，而在沈阳并无直升机。空军驾驶员怯于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也不敢在银行大楼降落。蒋介石口头上说他要想尽办法援救郑洞国脱险，可是他除这样向卫和我交代外，再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所谓“援救”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
十八日蒋介石再度飞沈阳，召集卫立煌、我、赵家骧等开会。我向蒋汇报了在新立屯视察中各将领共同的意见后，蒋介石说：“据连日空军侦察，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我料定共军不会守锦州，现锦州已没有什么共军。”他强要卫立煌将第五十二军、第六军全部调归廖耀湘指挥，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这时卫因历次会议上受蒋介石的责备，默不发言。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我说：“对于东北敌我情况，我尚未十分摸清，请大伟兄作情况判断，然后再研究是否可以收复锦州。”
这时赵家骧起身摊开两张敌我态势图，说：“敌人在东北约有八十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约有十一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六七十万人；长春敌人的两个纵队近十万人
，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现沈阳附近仅有我第六军的第二〇七师（三个旅），第五十二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第一三〇师，共计六个师
；廖耀湘兵团所属新编第一军三个师（新编第三十师、第五十师、暂编第五十三师）；新编第六军两个师附步兵一团（新编第二十二师、第一六九师、暂编六十二师一个团，该师主力在葫芦岛整补），新编第三军三个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四师、暂编五十九师）；第四十九军两个师一个步兵团（第一〇五师、指挥第六军第一九五师，第七十九师一个团，该师主力空运锦州）；第七十一军两个师（第八十七师、第九十一师）；共十二个师及骑兵师、炮兵团、战车营等。加上葫芦岛集中不完整的四个军（计第三十九军两个师、第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三个师、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
。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南北分进，既不能合击，又有被敌军各个击破之虞。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听了这个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的意见，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蒋又问：“罗参军（泽闿）看怎么样？”罗是完全仰承蒋的鼻息的，他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空军、炮兵都占优势，可以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蒋听到了合乎他意志的主张，连说嗯嗯，脸上泛起了一点笑容。又问：“光亭的看法？”我说：“赵参谋长的判断可能符合实际状况，目前敌我力量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见我未迎合他的主张，虽然怏怏不乐，但未作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蒋又急忙飞往北平。
这里要补说的是十五日蒋介石到沈阳时，带了联勤总司令郭忏、政工局长邓文仪、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同来。郭忏计划破坏沈阳兵工厂及搬运重要机器；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打算在国民党军被歼灭后，继续进行特务破坏活动；邓文仪则是衔蒋之命，说服东北将领，放弃沈阳，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上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
”。而蒋介石这次叫我到沈阳，也未告诉我这个计划，我也未向蒋介石问明白。所以，当时我不同意郭忏阴谋破坏沈阳兵工厂的计划，但搬走一部分重要机器，我还是同意的，并同沈阳兵工厂厂长陈修和谈过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水压机等由辽河运到营口转运上海。但陈坚决反对，他连搬运重要机器也不同意。对于侯腾布置特务电台，我未参加意见。对于邓文仪宣传放弃沈阳，我曾认为邓的这种说法是无军事常识。我对邓说：“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也要开诚布公说服将领，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退，而现在老头子正在强令收复锦州之时，你在这里宣传放弃东北、放弃沈阳，而且不分党、政、军人员逢人便讲，你这样做是来东北泄气，而不是打气的。”
十八日晚或十九日早晨，蒋介石来电要我同卫立煌一起到北平开会。我在飞机上同卫商议，两人共同的意见是绝不同意马上攻锦州，并建议蒋介石迅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新民，待将东北部队补充足额，整训完毕后，再相机收复锦州，打通北宁路。万一蒋介石坚决要放弃东北的话，也只有从营口撤退，而不能照蒋介石的意志强攻锦州，让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前一个意见卫极同意。对后一个意见，卫说见了蒋以后再说。我与卫午前到了北平。午后二时，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在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开会。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蒋卫的意见仍然对立，无法统一。卫坚持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非要收复锦州不可。我表示同意卫的意见。蒋介石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谜由此揭穿了。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接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我想起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前后我到了锦州，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我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我们军队乘胜前进是失策。以后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间，他完全听从美国主子的命令，将接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七个军（增调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三年前的“灵机”，好像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他不考虑此时的敌情、地形，尤其是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当然更不了解毛泽东主席这时已牵着他的鼻子，要把他的部队牵到大凌河附近消灭的，所以他还是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只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他是不可能接受的。蒋卫双方的争执从两点钟一直争到五点钟左右，仍无结果。
当时我想起邓文仪在沈阳时宣传要放弃东北和蒋介石刚才说的话，认为蒋介石已下定决心要放弃东北。但以我所了解蒋介石的心理，为顾全他个人的尊严，顾虑到国际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明令撤退部队，放弃东北，而是希望由他的部属替他出主意背过，因此我就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建议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令东北国民党军有计划地迅速从营口撤退；第二个方案是以营口为后方，以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功，即逐次抵抗并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我的第二个方案符合他的意图，马上同意。这时，卫立煌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作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傅犹豫很久后只是说：“这是两条心。”就这样一直拖到六点钟左右。傅作义说：“我还要约他们几位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吃饭后，我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说他也不去了，卫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
晚间我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方面，共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我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将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我可以不负责任，徐州我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打算明天（即二十日）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主意拿定后就睡了。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去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十二时来对我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很干脆地说：“我有病不能去。”罗先给我戴高帽子，大意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我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塌糊涂。”并对罗分析当时国民党军情况说：“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叫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共军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罗见两人越谈越远，直谈到午夜二时，仍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我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这时我心中非常恼火。觉得：“你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因为罗是军校第六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我！”我躺到床上没有理他，他就这样尴尬地走了。
罗走后我翻来覆去再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我给罗以极大的难堪，他回去可能添油加醋在老头子面前告我一状，这我可吃不消。于是在早上六点钟左右，就到蒋介石行邸，等蒋一起床就向他陈述我的意见。果然蒋介石在七点钟一起来就找罗参军，一会儿罗下来对我说：“老头子要你去。”我立刻到了蒋介石的会客厅，时蒋正吃着早点。他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向罗参军说过了。我想我还是赶回徐州去。”蒋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锦州，一切都有办法。”我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看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我举战国时代秦王伐楚的故事讽刺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二十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二十万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
。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人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可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罗听了大吃一惊，连称：“不能去，不能去。”蒋介石并未表示意见。
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介石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这时我心里还有一股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下面还有‘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我考虑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军两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两三日后即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西段（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只五十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军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西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抗击并摧毁敌人的攻势，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军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亦可收复锦州。”蒋介石听了我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我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和训练的情况而定。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三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蒋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我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的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我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军的攻势。”蒋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我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略加思索后，便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希望校长对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收复锦州的计划。”蒋介石这时又大发雷霆，握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呢？”我说：“共军现在占有整个的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最后蒋介石又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这时我想溜走，又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着又生怕他硬要我去又怎么办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如果蒋来了，我向他力陈利害，急回徐州。等了一个多钟头，蒋介石又来了。这时他没有怒气，还面带着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我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说话。蒋说：“有什么意见再谈。”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共’大计着想，目前我们作战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我的话未说完，蒋介石连称：“好，好，你既然……”其实我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但又怕蒋介石钻我“服从命令”的空子，仍把东北套在我的头上，就马上抢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到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我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东北胜败之局已定。目前攻既不可能，守则卫主张守，我也主张守，都一样是守，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八十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分兵力，拱卫首都，增加徐州的兵力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之，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蒋听了我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对我的意见未置可否，反而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位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我觉得无勇气无理由再推卸了，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去。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去沈阳。”我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达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的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第二〇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第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我当时自命懂得蒋介石心理，他是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他的部属身上，如果放弃了东北，激起舆论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于是硬着头皮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不敢直截了当说明蒋要放弃沈阳）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蒋说：“你们对共军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给廖耀湘下命令好了。”我说：“最好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详细部署。”蒋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由我负责。我跟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这时我觉得心慌意乱，有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吧，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我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我就有杀头之罪。我做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于是我站起来要走。蒋说：“你午后再同俊如一道来。”我唯唯诺诺而出。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蒋介石所以定要收复锦州，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作战要素来策定他的战略战术。恰恰相反，首先是从他的主观唯心判断出发。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他决定部队到锦州就不再前进，以后在马歇尔鼓动下，又深入东北，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他想起他那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因此决心收复锦州。第二，他要确保锦州，争取美帝的援助，锦州失了，他无面目见他的主子。第三，他把所谓王牌军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估计得太高，把解放军估计得太低，并从唯武器论的观念出发，以为可以不计敌我的兵力、士气，用空军、大炮就能吓退解放军。第四，他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为解放军过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主要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逢歼灭国民党军后即行撤退，所以他料定这一回解放军也要撤退。但是蒋介石不了解解放军现在正实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的电报中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配合华北两兵团继续大量歼敌，“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如“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役发起后的战局，在十月十日电报中又指出：“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而蒋介石真像一头被毛泽东主席牵着鼻子走，要在哪里宰就牵往哪里宰的牛，辽沈战役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二十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我开会。他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他并吹牛说：“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给我灌了一肚子迷魂汤。我感到恐慌万分，但再无勇气向蒋介石申辩。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我去，傅作义未发表什么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各有难言之苦。
当晚，蒋介石即用明令发表“派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并指定“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下午，我和卫立煌同机飞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说：“研究研究再说。”没有肯定下不下命令。于是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当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当时卫不在场）。卫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我从卫讲话的口气判断，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是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不想直接顶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卫不发表意见，考虑很久之后才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蒋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我说：“好吧！”就从飞机上发了一个电报叫廖、刘晚上到卫家中开会。
午后六时左右卫同我回到沈阳，我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向廖、刘传达了蒋介石口头命令要旨：“（一）要廖耀湘以全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〇七师沿北宁路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如黑山敌人被击退（蒋介石判断解放军要退的），即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助葫锦（西）部队收复锦州。如黑山、大虎山敌人顽强抵抗，并有增援模样，即向营口逐次抵抗撤退。（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的其他部队守沈阳（周的命令是次日补下的）。”
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对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则认为“守不久”。他并说：“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我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廖耀湘也说：“辽中现有我军一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对于黑山、大虎山的敌情判断如何，我记得廖耀湘未发表意见。最后我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我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但也没有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将领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我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下策，但始终揣摩不出道理。我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我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卫叹了口气未说什么。我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会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我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卫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我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卫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布置了架桥的任务。这里可以看出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当然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仅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卫当然感到兵力太少，想把廖兵团拉回沈阳是有他的内在矛盾的。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撤回沈阳，在解放军四面八方包围下，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是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的。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我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愿强卫之所难，觉得我将命令下达后，卫如何决定，没有我的责任。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指挥作战，他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的作战指挥是没有不失败的。这里的经过可以分三方面叙述如下：
第一，葫芦岛方面：
二十一日我回到葫芦岛，当日午后召集陈铁、侯镜如、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我先要陈铁指挥所的参谋介绍了敌我情况，然后我讲了蒋介石必须攻锦的命令要旨（如前给廖耀湘指示的）。我见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我问他们侦察到当面敌人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我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兵团会师？大家一哄，乱嚷嚷地说：“当面敌人有两三个纵队（其实塔山当面解放军只有第四纵队），塔山敌人阵地坚固，曾经把我军两个军又一个师打光了，现在还要攻，怕再送几个军也攻不下。”记得还有一位将领（记不清是谁）说：“我们现在伤亡甚重，守锦西都有问题，如果再要打，敌人一反攻恐怕锦西、葫芦岛都会丢掉。”大家对解放军的弱点及我军的攻法，谁也未提出意见。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后，觉得各将领全无信心，就想法子给他们打气，说：“打仗要打巧仗，不要打笨仗，要打活仗，不要打死仗……”接着，就主观地下了我的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敌情如附图所示（略）。
（二）军以协同我辽西部队收复锦州之目的。各军自二十三日开始向塔山亘虹螺山以南占领阵地之敌攻击前进，重点指向虹螺山以南山脚通锦州大道（原锦西通锦州老道）方向。攻击奏功后即以主力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经×××（小地名，现记不清）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正面部队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三）以第六十二军在现有阵地对塔山之敌实行佯攻，牵制敌人，待第五十四军攻击奏功后，适时发起攻势包围歼灭塔山之敌。
（四）以第五十四军沿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敌人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第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之敌。
（五）以第三十九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并准备不失时机以主力加入攻击锦州之战斗。
（六）以后续之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位置于锦西附近（以后第九十二军主力并未运到），而后随第五十四军攻击前进。
以上命令口述，以后笔记补达，于二十三日即开始向解放军攻击。
第二，辽西走廊方面：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方面的行动部署，原规定以无线电联络，我到葫芦岛后，因无线电发生故障，一直未同廖取得联系。但我心中对廖有一种信心，认为廖是善于打逐次抵抗仗的
，又主张从营口撤退，所以还抱着一种奢望，认为廖能战就可能打到锦州，不能战也会退到营口，还不至于被解放军消灭。所以在这一作战计划中始终未过问廖的指挥部署。同时感到卫立煌坐镇沈阳，也不会使廖耀湘吃亏。
当时，我对蒋介石命令的体会是以向营口撤退为主，对打黑山收复锦州，只不过是摆摆打的架子。如解放军自动撤退，就向大凌河锦州攻击前进；否则即对黑山、大虎山解放军牵制，掩护主力向营口撤退。如果不对黑山、大虎山解放军实行佯攻牵制，即向营口逃跑，就是赛跑也跑不过解放军；解放军一天走一百二三十里路，而我军只能走八九十里路。所以从我的主观上想，廖耀湘一出新立屯，一面以一部分部队在黑山、大虎山一带牵制解放军的主力
，一面将自己的主力先转移到大虎山以南台安、盘山间地区，先以骑兵将两翼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
但廖耀湘对蒋介石的命令可能理解有所不同，据廖耀湘回忆说：“与杜聿明会见后，我即下令向黑山猛攻（新编第一军、第七十一军加第二〇七师许万寿旅）……”这是二十三日的事。这时廖似乎并未派队掩护两翼及营口交通道路的安全，同时据郑庭笈回忆说：“廖耀湘原于二十二日下命令以新编第一军、第七十一军之一部及第二〇七师许万寿旅向黑山、大虎山猛攻，掩护主力分三路向营口撤退。可是在二十四日新编第六军亦投入黑山、大虎山间的战斗，而廖的司令部当时尚停留在黑山以东胡家窝棚。另据在黑山附近虏获的解放军文件中说：令大虎山部队战到一兵一卒固守待援。因此判断解放军主力必将赶来，应迅速撤退。但是李涛认为第二〇七师打不下大虎山，要以新编第六军打下大虎山给许万寿看看。”郑又说：“我当时在电话中曾对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说，你要走不走，这样的打，我们要到哈尔滨扫茅房去。”经过几天在大虎山、黑山双方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及二十五日晚廖的司令部被解放军袭击，廖耀湘才跑到大虎山附近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部打电报向卫立煌请示，卫令廖向沈阳撤退。二十七日廖令第四十九军掩护各军分头向沈阳撤退。这时解放军也到达台安、盘山等地，将廖兵团包围，沿途分段截击。黑山、大虎山正面亦被解放军冲垮，将廖兵团的五个军共十二个师截成若干块。廖部先遣到辽中的一个师亦起义
，各高级将领纷纷各自逃命（如潘裕昆、龙天武化装离开沈阳），士无斗志，纷纷向解放军缴械。夜间廖耀湘的部队即全部完蛋。廖兵团原企图攻击不成，即主动向营口撤退，继而又奉卫的命令向沈阳撤退；蒋介石要我指挥，而我未给廖下过笔记命令，仅凭口头传达，廖也不可能将蒋介石的意图体会得十分完全。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既心中无底，又怕负战争失败之责，不愿下达笔记命令。各有所私，一国三公，朝令夕改，这样大的兵团，自然无所适从，也就更促使廖兵团土崩瓦解地被消灭了。
最可笑的是当廖兵团二十六日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部队混乱，电讯已失联络之后，蒋介石二十七日清晨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我到北平。蒋介石尴尬异常窘态毕露地对我说：“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想蒋介石听信了罗泽闿的意见，已将沈阳主力送完，现在又要送掉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向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吗？”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样子。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我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第六军、第二〇七师（该师只调一个旅去辽西归廖指挥）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闿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我又问：“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蒋未来得及回答就有人给他来了电话，我停住脚，听电话里讲：“据空军侦察报告现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中。”蒋介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蒋介石接电话后又同我交代了以上的情况，并说：“你到沈阳跟周福成说，留在沈阳的部队都归周指挥，要死守沈阳。”
我于二十七日午后由北平起飞，路过锦西降落，令锦西各部队停止攻击，并退回锦西既设阵地，严防解放军反攻。这时在锦西的各将领觉得非常诧异，有人问我：“塔山敌人已退，我军今天上午已收复塔山，为什么又不攻了？”林伟俦给我打电话说：“敌人退了要马上出击。”我说：“现在情况变了，廖兵团情况不明，敌人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退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而后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不能攻了。
蒋介石这一天得到收复塔山的消息后，又在报上大肆宣传“击灭共军，收复塔山”，以欺骗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但对廖耀湘的完蛋则只字不提，真是自欺欺人。
二十七日傍晚，我到沈阳仍住在卫立煌家中。卫这时心绪缭乱，坐卧不安，只是重复地说：“我早就向他（指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画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巩固沈阳防务或撤往营口。卫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我问卫：“退营口怎么样？”他说：“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已南下，退出去也会马上完蛋。”我替卫设想，也的确是退守两难，就说：“老头子说要周福成指挥现有部队死守沈阳。”卫这时已令第五十二军从营口回沈阳，刘玉章接令后未照实行。赵家骧初任军长还想将队伍带到营口撤退。三人分析了当时情况，一致认为：调营口部队回来无把握；从沈阳逃到营口，也无把握。万一既调不来又逃不掉，最后，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照蒋的意见，叫周福成守好了。于是找周来，将蒋介石的意见告之。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就回去部署去了。
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说：“我看周有问题（意思说周要起义），总部怎么办呢？”我说：“老头子只要周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对卫先生的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
晚饭后，我同卫仍然在他的小客厅中谈论这次廖兵团何以完蛋得这样快。卫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直到二十六日廖耀湘告急来电请示，我才决定要他退回沈阳来。电报发出去不久，联络就中断。二十六日午后，飞机侦察到他的部队已混乱，今天（二十七日）去侦察，上午还有一两个村庄有零星战斗，到午后就都完了。飞机只发现辽中通沈阳道上有万余人向沈阳前进中，可能是郑庭笈。”我说：“蒋判断是廖耀湘。”卫说：“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回来了。在二十五日夜廖耀湘司令部被袭击后，我就令郑庭笈赶快撤回沈阳。”我们正谈论间，卫夫人韩权华也来了，她难过地说：“为什么这样把队伍送掉呢？”我说：“卫先生同我都不同意，一再争吵挨骂，他（指蒋）都不肯接受我们的意见。”大家这时你一言我一语，都为国民党政权将要覆灭而垂头丧气。
二十八日上午，潘裕昆、龙天武二人只身逃回沈阳。他们说：“在二十六日接廖耀湘命令，分路向沈阳撤退，第四十九军在最后掩护，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未派队伍搜索敌情。开始撤退不久，就遭到解放军拦阻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部队了……”中午查明由辽中逃到沈阳的一万多人，既非廖耀湘，也非郑庭笈的部队，而是辽宁省政府派出到辽中、台安一带抢劫粮食的保安部队及当地逃跑的地主富农恶棍等人。卫感到非常失望。我觉得解放军马上就会到沈阳，跟着就会打葫芦岛。所以我要赶快回到葫芦岛，计划撤退营、葫的守军。
我回葫芦岛后过了一天，即三十日上午，蒋介石又派了一架飞机到锦西机场，带来一封亲笔信，大意说：“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我当即乘飞机前往，还未到达沈阳上空，王叔铭从空中来电话说：“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我的别号）你到沈阳后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一会儿，王又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我接到王的电话后，心中想，沈阳已经完了，营口、葫芦岛如不急行撤退，一旦被共军攻击，想撤也不可能安全地撤退。于是我决定先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回葫芦岛。约十二时过后到北平西苑机场，正遇见蒋介石披一件黑斗篷，满面通红，准备上飞机走。我向他敬礼，他很惊异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到。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告诉我沈阳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要事请示，所以来了。”蒋介石迟疑了一下说：“到里面去谈。”一同走进空军作战室里，蒋到地图前面，问：“沈阳情况如何？”我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窘态毕露，沉默不语。我接着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我说完，他就问：“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我说：“不清楚。”这时王叔铭也下飞机来到作战室，他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未回答王的问题，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这时已走到飞机附近，我推了王叔铭一下，王上前去，对蒋说：“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于是蒋登机向南京飞去，我便飞返葫芦岛。
我回到葫芦岛后不久，得到空军的电话说，卫总司令的飞机即将到锦西，我即同侯镜如等到机场接卫。飞机到时已近黄昏，卫下机后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了面！”他的飞机上挤满了赵家骧、董文琦等东北高级官员。
卫到葫芦岛后，饮食不宁，坐卧不安，住了一个星期，便奉蒋介石之命到北平居住。在葫芦岛时，卫、赵同我三个人一起经常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无论什么战斗，只要他去指挥，他就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他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我觉得卫似乎怕蒋介石追究失败的责任，就说：“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指蒋介石）自己命我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果要追究失败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当然，我们当时谁也意识不到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是这个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所注定的，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
十一月一日前后，我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大意说，据周福成来电，卫立煌于三十日逃走，他现在正调整部署，竭力奋战，孤守沈阳待援，要我相机策应周福成的战斗。卫是蒋介石叫他到葫芦岛的，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已经消灭干净，蒋介石最后还将这一电报转来，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心机是如何了。十一月十日，他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这就是蒋介石的指挥道德。
另据留在沈阳的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姜汉聊一日晚来电说：“周福成降敌。”其实周并未奋战，也未降敌，而周的部下则降的降、散的散，只有第二〇七师顽抗到十一月二日被解放军完全消灭，仅师长戴朴化装只身逃走。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蒋介石在十月二十七日即对我说要马上调船来撤退营口的部队，可是到十月三十日晚上才来了海军的一艘登陆艇，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来同我决定撤退的办法。桂永清表示很负责的样子，亲率“重庆”号前往营门指挥撤退，但到十月三十一日，这只登陆艇仍停止在营口以外未入港。这时解放军已将营口包围，并对准备撤逃的第五十二军猛烈攻击。该军军长刘玉章连电告急，并说船已到营口外海一天多，为什么不进港。我打电报给桂永清，桂复电说：“船已进港，正在亲自指挥掩护撤退中。”事实上到十一月一日才将后来的一只登陆艇及招商局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若当晚不撤，也必被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辎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几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人左右。有一只小火轮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被解放军的炮弹击中起火（有的说是机器加足马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不计其数。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误当成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们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几只船撤逃了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瞎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军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第五十二军会全军覆没……”意思要我电请蒋介石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解放军对第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了。我向蒋介石谎报说：“第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军，歼敌数千人。”
当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更加不安，怕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国民党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离开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将无法撤退。众说纷纭，最后我决定还是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散会后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到什么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不要急，老兄！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走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蒋介石这时是这样的客气）。”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峙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解放军的攻势。因此，我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一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筹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蒋介石还令我在葫芦岛布置了一部特务电台，妄图在撤退后继续做侦察破坏工作。并规定这个特务电台同我直接联络，报告东北解放军的调动情况。可是我从葫芦岛撤退后，再未得到这个电台的报告。
在组织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官兵恐慌不安，怕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部队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他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我怕泄露机密，被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十一月八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往北平。
我到北平后，住在东城弓弦胡同二号。当时我的北平办事处长李诚毅、部队眷属及东北中正大学学生代表，将我包围，纷纷要求随我逃走。东北中正大学的代表还要求我同学生讲话，我对他们说：“今天无时间，明天午后你们再来。”其实这时我怕他们闹事，故意骗这些代表。其余的人员眷属，让他们到天津乘船转上海，并留补给区司令蒋瑞清在天津、塘沽办理一切。仅许可李诚毅的小老婆及几个孩子随我乘机南逃。
九日清晨，北平下了一层薄薄的雪，我心想，老天爷都为了我们的惨败而悲伤落了泪，于是立刻到北海公园凭吊。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北海后，一气跑上白塔，俯瞰全城，并照相留念。面对这残雪，我暗暗自语：“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中午十二时，傅作义请我到他的司令部吃饭，备了一桌丰富美味的酒席。当我听到傅说“八日晚何基沣率部起义”，我的心如刀绞，懦怯、恐惧人民的心理直向上涌（这是我历来未曾有过的），既吃不下，也喝不进。思想上萦绕着：“已经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我即将去蚌埠指挥，现在徐州的部队尚未照预定计划撤退到蚌埠，我一到南京，蒋介石就会把我送到徐州去送命，不去则违抗命令，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毫无办法。”越想心中越胆怯。
饭后，傅作义邀我到另一个小客厅里叙谈。我问傅：“你看前途如何？”傅很沉重地说：“要力量啊！没有兵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向宜公建议，退守绥远是绝路，守住天津、塘沽这个海口还有一线的希望。”傅未表示意见，连称：“没有兵，没有兵。”我又说：“北平这个风浪不平的地方，还是让给共产党，集中力量守天津、塘沽，可能是上策。”傅也未表示意见。最后，傅问了我东北解放军的种种情况。我同傅分析了东北解放军的情况后，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傅很持重，没有什么惊奇，也未表示他的看法。这时已到午后二时多，我急忙去机场。
到机场后，见堆满了行李，我问李诚毅为什么不及早装上，李说：“都是你和大家重要的行李，应该如何装谁也不敢决定。”我说：“大家都少带一点，赶快清好上机。”李吩咐大家清理行李后对我说，每人各带一件行李，另外他有两件行李非带不可，内有黄金是他的命根子，要我照顾。到南京后我还特派了军车把他们送到一个江西“老表”家中。
从以上我同傅作义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已经看到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解放军必胜。自己虽然内心惶恐异常，但又感到似乎不依靠蒋介石就毫无出路，就仍然决定到南京为蒋介石“尽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