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 强
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两个“剿总”的成立而出现的。那时陈诚派下台，何应钦派上台，又起用一批老牌将领：顾祝同接替陈诚做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出主东北，刘峙出主徐州。何应钦自美国回来后，就任国防部部长，接替了白崇禧，在实权上大大超过陈诚、白崇禧分掌“权能制”的时期。这是国民党军企图挽回颓势而出现的措施。徐州方面调刘峙，曾经过一番争论，有的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但蒋介石、何应钦取其忠实可靠，还迷信他是“福将”，认为如能配合一少壮得力能员，或能有所成就，于是决定以杜聿明为刘之副手。刘、杜一出台，便被解放军打了一个上马威。济南的解放，不但何派引为不安，蒋介石也曾暴跳如雷，将收音机摔得粉碎。这时的徐州“剿总”，自刘峙、杜聿明以下的高级军事头目，虽然已感到解放军南下的压力将迅速到来，却仍然认为徐州汇集了强大的“王牌”部队，是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的。同时又将济南之失，完全归咎于王耀武的吹大牛，防守无能，信任吴化文守飞机场，结果是倒戈相向。刘峙还大言不惭地放出“收复济南”的空气，说：“在王耀武手里丢掉了济南，不久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使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厉害。”诸如这一类吹大牛的话，几乎从刘峙、杜聿明的口中不时传出，似乎对“收复济南”蛮有把握似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曾一度飞到徐州与刘峙密商，杜聿明也曾两度飞往南京、北平去见蒋介石、何应钦，当面请示机宜。对于“收复济南”的幻想，确也做过一番纸上谈兵的文章。概括地说来，自从济南解放后的徐州“剿总”，有如惊弓之鸟，举棋不定地陷入彷徨状态。
济南解放后的徐州“剿总”，曾徘徊在两个作战方案上不能决定。第一案是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所谓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另一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扼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撤退。两个方案实施起来，究竟有多少把握，谁也没有信心。在济南有生力量被歼不久的情况下，北向可能正碰在人民解放军的钉子上，过于冒险，可能造成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因而北向只可胜而绝不可败。南撤扼淮河而守，避开徐州四战之地，所谓恃淮河天堑之险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顾祝同一度视为上策。但蒋、何考虑到撤防而守，部署不易，若人民解放军跟踪南下，并乘机渗透于两淮苏皖之地，不但“首都”直接处于威胁之下，中原屏障尽失，武汉三镇必将陷于暴露动摇之中，由是又认为徐州之重，自古为兵家所必争，绝不可自甘气馁而遽尔放弃。两案上至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久久争辩不决。刘峙向来是无主见的，唯独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乘解放军新得济南的休整间隙，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即争取主动，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目的在“收复济南”，完全是自不量力，蒋介石终于采取了杜的方案。
当东北人民解放军揭开辽沈战役序幕进攻锦州的前几日，杜聿明奉蒋介石命，将郑州放弃，缩短战线，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作北向进攻的主力部队，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靠拢徐州。并又调集另一“王牌”部队黄维兵团，自驻马店附近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既可策应以徐州作中心攻防战，又企图隔断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会合。黄百韬兵团则一字横陈于陇海线东段，由碾庄圩迄于海、连一线，企图随时配合邱、李两兵团，机动地向济南进攻。当部署停当之时，杜聿明曾狂妄地说：“只要刘伯承、陈毅的部队不能合流，对他们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有如泰山压顶，是有八九分胜算把握的……不但可以一举收复济南，也可以严重打击尚未休整好的陈毅部队……”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杜聿明便要参谋长舒适存率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人员自徐州出发移驻商丘，打算随邱清泉兵团一道行动。除留我在徐州与“剿总”保持联络外，杜本人也已决定亲临前线指挥。邱清泉兵团当时业已按照计划行动，虽然大雨倾盆，主力部队仍向北推进，作封锁运河、黄河三角地带的部署。却不料这一计划尚在开始执行之际，忽传东北锦州被解放军围困，蒋介石慌忙从无线电话中令杜聿明暂缓出发前线，立即到徐州机场等候。
蒋介石乘机过徐州时，停留不到十分钟，就将杜聿明叫上飞机，一同飞北平去了。一时急得刘峙喘不过气来，大嚷：“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真是料想不到的事。”过了两天我请示刘峙，问杜走后前线指挥的问题，是坚决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他干脆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的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接着又说：“光亭既已新任冀热辽边区总司令，不再回徐州，我正打算保荐宋荫国（即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当刘峙说这番话的前三天，有着现代化防御工事的锦州，仅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围攻三十一小时后就攻克了。
正当刘峙企图暂时固守徐州并相机部署南撤的关头，在其直接指挥之下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拥有四十余万人的兵力，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摆成一字长蛇阵，从战略态势来看，是所谓以徐州作中心的一点两线的机动部署，仍然是杜聿明所谓主动进攻，以攻为守的那个相机而动的长蛇阵。杜聿明调到葫芦岛之后，刘峙不曾改变这一挨打的部署，因为他和参谋长李树正都不曾预料到陈粟大军与刘邓大军未会合之前敢向徐州进攻。后来华东解放军切断了右翼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切断了两淮与海连间的联系以及和徐蚌之间的联系，不但徐州右臂被捆绑住并被斩断下来，一字长蛇阵首尾不能相应，连中间段及左臂也只好龟缩到徐州一点，一条瘫痪孤立的死蛇，也就乱窜不得。尤其是当津浦南段徐蚌之间被切断以后，刘邓大军又以一部紧跟黄维兵团之后，主力在宿县，蒙城间布下强大的阻击阵地，迫其既无法靠拢徐州以救黄百韬兵团碾庄圩之围，也无法解救其本身不被各个击破的命运。使横陈于陇海路上的长蛇，有如被切去了头颈，就更显得孤立而不敢离开徐州一步。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做困兽之斗的最后三昼夜中，邱、李两兵团配合空军及装甲车部队并力东援，还曾采用了“火球战术”猛攻，原想一鼓作气，定可解救，却没有料到解放军部队节节顽强抵抗，发挥了高度战斗精神，寸土尺地必争，使国民党“王牌”军付出了极大代价，也难推进。刘峙到前线督战，严令邱、李两兵团在大许家会师而不可得。眼看由徐州出击的部队与碾庄圩困守待援的国民党军相望，炮声相闻，相距不到四十华里，而无法解围。我曾随杜聿明日夜在最前线目睹一切，对于解放军能攻善守的坚强精神，是暗中折服的。当时难以解释两个“王牌”兵团寸步难前的原因，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才了解华东解放军曾使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国民党军指挥部估计过于轻妄。
杜聿明到葫芦岛就任冀热辽边区总司令，待了约十天，到锦州被攻破，自沈阳增援的廖耀湘兵团在黑山全部被歼，连葫芦岛这个立脚点也不得不迅速放弃。杜将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两个师自营口抢运南撤，还派遣了最后一架飞机，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东北省主席中之徐箴、高惜冰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等撤离沈阳。逃窜之前，将岛上的一些建筑物及电灯厂等加以破坏，才唉声叹气地返回南京。
杜溜回南京的当日，蒋介石立即命令他午后飞返徐州。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揭开了序幕：黄百韬兵团与徐州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杜聿明那时仍旧相信徐州方面兵力雄厚，尤其是邱清泉的第五军，是他自己起家的部队，特别信赖，说是什么“王牌中的王牌”“英雄行险道”“不向虎山行，便打不到老虎”，这些话是他平日的口头禅，经常用来麻痹高级幕僚们。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被歼灭后，徐州右臂已失，徐蚌段早被解放军所切断，杜聿明为了急于打通这条退路，同时又为了抢救黄维兵团免遭各个击破，调集了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并肩猛烈南攻，连攻两昼夜，一如东援碾庄圩一样，寸步难进。邱、孙互相埋怨，说对方保存实力、不肯牺牲。眼看退路无法打通，而这时黄维兵团初自驻马店附近开动时尚能日行百数十里，在刘邓大军跟踪追击下，行军速度逐渐降低，到了双堆集附近，就被围困得寸步难移，蠕动不得，只有蹈黄百韬覆辙。蒋介石在南京暴跳如雷，一天数次电话，命令杜聿明严厉督率所部驰援，“克日会师于符离集”。每来一次电话，杜即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可是“克日会师”的命令，已经过了好几个“克日”，可望而不可即，正如相距不到四十华里而救不了黄百韬兵团一样。从徐州撤退的前一日，杜于上午匆匆飞到南京见蒋，午刻便又飞返总部，蒋指示的“机宜”是：放弃徐州，迅速转移兵力，救黄维兵团之围，达成确保“首都”外围安全的任务。
杜聿明自吹是以神速的行动来去南京，而决定了撤退的大计，连书面的撤逃命令也来不及下，先找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到总部，当面传达了蒋的命令，并限于即晚将撤退的部署准备好，于次日拂晓照指定的西逃路线撤退。杜还采取了几件十分矛盾的措施：
第一，严令西撤各部行动保密，务使大军撤退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能使解放军明了撤逃的企图，如有泄露者，军法从事；
第二，令我会同殿后留置部队的李弥兵团，在部队安全撤离城郊之后，彻底破坏集中徐州车站的所有火车头，又令总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将图库储存的大量军用地图全部焚毁；
第三，下令给徐州市警备司令谭辅烈，征用徐州市城郊所有公私车辆，供撤退之用；
第四，下令给谭辅烈，将徐州市各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
先就上列第一项来说：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保密，就是自欺欺人。当邱、李、孙回去之后，不到两三个小时内，徐州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片嘈杂人声。原来是各部官兵在抢购绳索扁担和征用车辆，弄得人心惶惶，谁也知道国民党军要撤退了。就第二项破坏火车头的措施来说，国防部保密局派在徐州的爆破队长张亦东率人往见李弥，李即派工兵营协助，规定在全部军队撤离城郊后，开始破坏。但在执行时竟提早了半天，爆炸之声，远在百里之外，亦能听得清；至于征用公私车辆，隔晚即闹得满城风雨，怨声载道，征用来的汽车为数不多，牛马骡车等便不可计数。至于集中银行现金，当警备司令谭辅烈率员到各公私银行去查封时，一连走了几家，都是风去楼空，不但现金运走了，连职员家眷细软，都已用专机运走了，照时间来计算，他们的行动早在国民党军撤退之前。杜聿明得知此情，不禁拍案大叫道：“老头子（指蒋介石）的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
黄百韬兵团被歼灭，黄本人战死的消息，因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的逃出而证实之后，杜感到所恃的“王牌”军已经失掉了自信，但为了麻痹人心，指使总部政工处，不断捏造前线传捷的战报，最可耻的是黄、邱、李三兵团会师于碾庄圩的“捷报”，将业已成了死魂灵的黄百韬照片，与邱清泉、李弥两人的照片，并排刊在报首，四城张贴，路人多侧目而过，谁也不会相信反动报纸的“捷报”是真的。例如又曾指使总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捏造情报，谓“迫于徐州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已全面总退却，我海面登陆部队，已收复海连。自青岛沿胶济线出击的部队，已迫近济南，指日即可收复”等梦呓谰言。例如杜聿明撤逃前，还曾向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及总部高级幕僚说过：“预料这次迅速决定撤退的行动是成功的，依照共军平日作战的规律，每经过一次激烈的战役，至少有两个月以上的休整，我看共军只可能有一小部分部队留置在徐蚌地区，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并牵制我军的行动，绝不可能在吃掉黄百韬兵团之后，还未曾消化得了，就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兵贵神速，这次撤退的行动正钻在他们大战后的间隙中，达成预定的任务，以退为守，以救出黄维兵团为目的。”听者自然是将信将疑，但也有些高级头目认为杜聿明的判断有些道理，尤以刘峙的办公厅主任郭一予更是相信不疑。临逃窜时，郭还带上一个女职员，陪同他坐上刘峙遗留下来的一部崭新小轿车，开着收音机，夹在逃窜的国民党乱军中行进。
当徐州危急之时，正赶上杜聿明的老母七十寿辰，要在上海“祝寿”，杜本人难以抽身，只好由他的妻子曹秀清在上海主持。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到上海贺寿，又馈赠了十万金圆券做寿仪。在上海的党政头目及杜月笙等亲往祝寿，并赠以厚礼。这些情况，曹秀清由电话中传达给杜聿明，杜当时的受宠若惊，是难以形容的。徐州的刘峙早有一番官僚作风的布置，指使其副官处长筹办祝寿仪式。在总部礼堂讲台上悬挂着一个大金寿字，刘峙亲自率领总部高级幕僚及各兵团司令官，向金寿字行三鞠躬礼，还在仪式中当众对杜人为夸奖一番。杜做完答词之后，又表演了京剧助兴。
正当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之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CC派方治率领了自称为“上海市民慰劳团”的男女多人飞到徐州前线，并运来了不少慰劳品和白银硬币等慰劳金。当他们到达时，既没有到总部去慰劳，也没有在飞机场慰劳一下空军官兵，而是直接与总部政工处联系，想去慰劳正在向南打通徐蚌线的部队（实际上已停止南打，正准备撤逃）。当他们一发现有撤逃的迹象时，便赶忙丢掉那批带来的慰劳品，返回机场逃命。却没有料到空军中的骄兵悍将早已生了气，不但不准他们上飞机，且大兴问罪之师，质问方治为什么不慰劳空军。弄得方治面红耳赤，回答不出话来，只好当面赔礼。后来求助于总部，一再说尽了赔罪的好话，才算准其原机回去。
以杜聿明为首的总部尚未撤离徐州以前，杜曾下令将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直属纵队，指定由我任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通信团等部队，又指定警备司令谭辅烈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该警备司令部原属部队和地方部队、机关警卫、留守部队等等。已经编好了序列、指定了集中地点和出发路线等，到了时间，两个指挥官在指定集中地点等候了三个小时，只来了少数主官（如特务团团长，宪兵团团长等）。他们统率的部队，并不曾照命令规定集中，而是抢先尾随在最先头撤退部队之后逃命去了。他们唯恐落伍，甚至各部争先恐后地互相穿插乱作一团，尤以征用来的汽车、骡马牛车等，拥塞于途，欲前不得，加上由海、连及徐州撤逃的机关学校的男女老幼，形形色色，更是纷乱一团，由徐州至萧县不到五十华里，自晨至夕，可望而不可即，连杜聿明的坐车也无法开得动，他只好下车跛着腿，在警卫搀扶之下徒步绕道而行。
杜曾严令李弥兵团派一个主力师殿后，留置于萧县附近的山头上，目的在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阻止解放军的猛追猛打。规定留置部队须留置一天以上的时间，如遇解放军猛追，须顽抗到底。但执行命令的部队，没有等到徐州的部队撤完，也全未遇到解放军的追击，于次日晨即赶忙撤走了。
撤逃中还发生过几桩国民党军打国民党军的笑话，大有“八公山草木皆兵”之势。例如李弥兵团第八军军长周开成指挥下的两个团，于撤退途中的第二天黑夜，在萧县、孟集之间，疑神疑鬼地打了一夜，双方都有严重伤亡，直到天明，才从服装上辨别出来。
从徐州撤逃后的第三天晚间在孟集宿营，总部与邱清泉兵团司令部靠在一起，将孟集所有的民房都驻了军队，后续撤逃的军队在集外露营。由于杜聿明卧室的后面发现了一座宝塔形的建筑物，为总部与邱清泉的兵团司令部的谍报人员所注意，经总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亲自入内检查的结果，发现在塔内潜伏有解放军民兵数人，携带有手榴弹、手枪一类的武器，这是大家所不曾料到的事，也就由此造成了非常疑惧的气氛。睡到半夜，忽然发现由疏而密的枪声，经查询系特务营警戒兵所发。他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不打不行，大有冲进寨子里来的可能。”连特务营营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如此胡说一通。杜聿明一夜不曾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来增援，一直闹到天明，连共产党军队的影子也不曾看到。警戒兵一夜乱打的结果，将寨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等打死打伤了不少。最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有几名电话兵在黑夜检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说：“来了！来了！”这一喊，被警戒兵听到，便以为是解放军到了，鸣枪乱打，闹得一团糟。
孙元良兵团单独突围的内幕也反映出国民党军当时惊慌失措的情况。自徐州撤退的第六天午后三时左右，杜聿明及其主力部队窜到了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杜正打算在贾砦宿营，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分成多路与国民党军竞赛式地尾追，有的已超过国民党军撤逃的先头部队等情。杜得报后大为吃惊，立即召集邱清泉、孙元良等会商，一致决定于当日（六日）黄昏六时分途突围。杜聿明便将总部搬到邱清泉兵团司令部一道，好得到掩护脱逃。刚刚六时整，天色已昏暗，便听到孙兵团突围行动已经开始，听到密集的枪声。奇怪的是邱清泉忽然改变了计划，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杜聿明在邱清泉这一自作主张的改变行动下，便问邱：“为何不照决定行事？”邱对杜说：“一切由我自行负责。突围时将重武器丢掉了，即算到了南京，又怎能交账？”杜竟同意邱清泉的意见，又打电话给李弥，令他也改变计划，就地宿营，待翌日再说。但孙元良业已执行计划而无法改变，该兵团的两个军在突围中几乎全部被歼。孙元良率卫士数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在突围时被解放军击毙，只有第四十一军严翊师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在西窜途中也被解放军骑兵冲散。这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孙元良兵团又被歼的简略情形。
陈官庄包围圈中的一个月零五天，人们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孙元良兵团的被歼，又给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解放军迅速完成了包围态势，国民党军的粮弹更成了问题。自八月起赶修临时机场，准备空投粮弹，再作突围之计。
空投粮弹救不了国民党军的覆灭。当时在雨雪交加之中，飞机最多一天出动一百二十架次，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由于包围圈小，空投的风向关系，以及雨雪交加，损耗非常之大。只就投粮一项来说，当时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约有官兵三十万人，就空投一日的最大量来计算，也只够十万人一日所需，仍有二十万人没有吃的。如果平均分给三十万人来吃，就只够每天每人吃一顿。杜、邱大失所望，邱清泉与李弥因空投分配不均吵闹不休。各军师团营之间，也因分配问题闹得水火一般。李弥还曾向南京告状，要求在他那一兵团控制下的地区开辟空投场。试投时，圈圈太小，一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这样一来，为了能多分配到一点，李弥又放弃原意。杜在大失所望的情况下，只好自宽自解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在雨雪交加下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还要困难得多。”
三十万国民党军，被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内，在解放军炮火威胁下日复一日，空投粮弹得不到解决，在雨雪交加的三冬严寒之中，矛盾益形加深，离心离德、动摇瓦解的心理也就更为加重，这一小小的包围圈中，便成了人间地狱。除了一批高级头目吃得饱外，还要随军剧团演唱“贵妃醉酒”“白蛇传”一类的京剧助兴取乐。凡吃不饱的官兵，没有不怨声载道的。
邱清泉临被歼前半个月内，他狂妄地夸口说“共产党把我吃不了”。但到了被包围半个月后，尤其是听到双堆集的黄维兵团“王牌”军于十二月十五日被全歼的消息后，他才真正感到局势的严重，已到了九死一生的关头。他还经常算计刘伯承、陈毅两大军团是否能合流的问题，黄维兵团的被歼，解放军兵力之谜便完全揭开了。杜聿明还在假装镇静，成天在掩蔽部中打桥牌。邱则两眼发赤，逢人咒骂，连平日的亲信幕僚，也不敢见他。由于李弥兵团已发现有少数官兵起义或投降到解放军方面去的事，影响军心，朝不保夕。邱公然从电话中大骂李弥，说他“作战不力，统御无方，简直不配背上黄埔学生的招牌”。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杜老总尚且没有申斥过我，你有什么资格敢来大打官腔！”由电话中的争吵发展到不见面，有如仇人。
当时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外，尚有不少的闲散国民党军人员、机关公务人员以及由海、连、徐州盲目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既不在建制之内，连最少量的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强迫将他们编入部队，编入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长。反正在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没有不顺从的。最可怜的是那批盲目而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便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个的洞穴，上面将降落伞张开，远远望去，好像一朵朵的鲜菌长在冰雪之中，内中便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也是被逼为娼的淫窟所在。
四马路是旧社会形容上海一条最污秽的马路，在包围圈中竟也出现了。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圆、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在交换中，充分暴露出弱肉强食的活地狱情况，凡是有物去交换的人，都是为了活命，唯有少数豪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则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当时在包围之下，没有柴火以及其他的燃料，只好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掏挖一空，老百姓的房屋也几乎拆光了，于是乎只要有能供燃烧之物，都成为换取贵重物品的交换品。
自徐州撤退时，无法对伤病官兵作适当处理，只好丢下不管了事。在包围圈中，伤病兵愈来愈多，既没有医疗的药品，也没有粮食，有的几天还喝不到一碗稀饭，也根本无法解决取暖问题，伤病兵天天都有死亡。有的发臭生蛆，医生护士不敢接近，号哭怒骂之声，令人不忍耳闻。我曾到医院去视察过，曾将医药护理问题请示杜聿明，他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死活，还谈得上他们！只有责令负后勤医务责任的自行想办法解决。”
还有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真正难民按时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国民党军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满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最先杜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左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又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过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不料这支“难民还乡团”的队伍刚刚通过国民党军防线向前行进之际，解放军方面见大队人马，知道其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是突围的诡计，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唯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情，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杀以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伤亡不可数计，郭左两人及最后一批尚未走出国民党军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于事后知道郭左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直到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那一幕丑剧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杜、邱两人同样是非常迷信的。邱驻扎在商丘时，老迷信对他不利，因商丘与“伤邱”同音，因此曾多次请求调离与他姓名不利的所在。包围圈中的总部院子内，四围有房屋，正中长着一棵树，有一天杜坐在院内理发，听到孙元良兵团的监察官尹晶天说到那棵树如何不利，杜追问为何不利，尹说：“在四面框框内长着一棵树，不是一个困字吗，难怪我们会被围困哟！”杜也迷信起来，立即要将那棵树砍掉，尹晶天使自告奋勇地砍掉了那棵独木树，还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我也曾占过卦，从此大吉大利了，共产党围困我们不了！”
在以陈官庄为核心的包围圈中，曾经有过二十天左右的休战。解放军战士天天都在喊话，有的还向国民党军丢送食物。杜聿明并没有认识到解放军正在向国民党军进行争取投降的运动，而错误地估计为解放军“只有包围之力、而无进攻之能”，于是对突围出去抱着相当信心。在两军对峙的包围圈中，竟有不少的轻伤病兵及谍报人员，通过解放军的包围线阵地，来去解放军控制之下的地区购取食物，解放军只清查一下人数，并限在白昼来去。通过这样的休战，发展到少数国民党军官兵与解放军偷偷交往，甚至其中还有前往解放军部队中做客两三天后仍返回部队的事情出现。后来才了解到，在包围圈中几乎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直到一月九日夜间突围的行动开始，包围圈中的枪声四起，到处都发现联络信号和火光。可见解放军在休战中争取投降运动是有相当收获的。
杜聿明与邱清泉两人之间的矛盾虽然暂时得到统一，但由于邱清泉一意孤行，破坏了杜聿明十二月六日晚三个兵团同时突围的计划，杜又感到非常不快，可又对他无可奈何。邱清泉在包围圈中，曾一度想赶走杜聿明取而代之，认为没有架在他的头上发号施令的必要。甚至邱在杜的面前，以伪善的面孔正式提出过：“包围圈中一切责任由我来负，你的身体不好，请回南京去为老头子妥筹善策吧。”杜听了这些话，自然是感到难受极了，但又只好假装感激他的面孔说“病不要紧，不忍在困难时离开，要同艰共苦，为党国尽忠尽孝”。邱赶不走杜便迁怒于杜身边的高级幕僚，指桑骂槐地闹得大为不安。后来暂时得到相安，是由于暂时的利害相同而促成的。杜邱两人看到空投下来的南京“《中央日报》”上，登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的新闻，他们都感到陈诚的登台，对自己很不利，庆幸没有孟浪突围，否则全部重武器丢掉，确实是交不出账。陈诚平日对他们还曾不断打击，何况他是有题可做文章呢，这是杜邱利害相同之处。
邱清泉、李弥之间闹得互不相见，在孙兵团被歼之后，接着又是黄维兵团被歼，如邱李再闹下去，眼看是很不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杜聿明从中斡旋，企图在包围圈中或突围时多起一点挣扎的作用，便是蒋介石也深深了解邱李之间的各不相上下，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也绝不会调走杜聿明，这也是暂时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但临到突围的前三天，李弥兵团的防线，首先被解放军突破。李弥的指挥部完蛋的时候，邱清泉便又大骂起来，李弥只好躲在杜的掩蔽工事中，整天不敢露头。有关上层国民党军头目间的矛盾倾轧，是一言难尽的。
杜聿明的“三策”上书，当时是极端保守机密的。他工工楷楷地写好，交给参谋长舒适存，飞到南京去“呈献”蒋介石。所谓“三策”，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在平津相持局面下，东北华北共产党军队未能南下之前，建议集中可能调动的有力部队（其中最至关重要的是桂系白崇禧统率下的一部分主力部队），救援淮海，做一次最后的主力决战。
第二，等待空投粮弹的充分补给，加强原地固守为急务，尽可能争取时间，以使“中央”在政治上有所运筹（包括争取美援，等待和争取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制定对中共的新决策等等）。
第三，选定适当时日，听令作全线总突围。
杜聿明两度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南京见蒋，蒋不曾与舒直接提到“三策”的事，只是在第一次由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陪同去见的一次，问到包围圈的情况，随后竟将郭汝瑰支走，写了一张“手谕”交给舒，嘱咐他立即到联勤总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克日押运回部。舒返回陈官庄时，随运输机押运了约八百具防毒面具回来，以备突围时用。在舒返回的同日，蒋又曾空投给杜第二封亲笔信，大意是指示照“第三策”作积极突围的部署。除此就是老一套的训勉，如何以“党国”为重，“为帅为将之道要身先士卒，甘冒矢石”，以及“如何提高士气”“振奋军心”一类的老调。
自从十二月十七日传来黄维兵团于十五日被歼的消息后，真可以说是晴空霹雳，国民党军首领异常震惊，此事已在包围圈中传遍了的时候，杜、邱、李还在下令严守机密，唯恐因此动摇军心，事实上对峙中的解放军的广播器和喊话队，早已将黄维兵团被全歼的情况传了出来。同时也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眼看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按照杜聿明幻想中的第“三策”突围计划，实际上是全部落空。粮弹问题，空投无望。士气呢，经过解放军进行劝降宣传，也已经颓唐得毫无斗志。对突围的唯一幻想，便只有寄托在陆空联合作战，施放瓦斯弹之一途。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曾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定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董在陈官庄停留了一星期，所商定的计划不曾见诸书面，只知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
杜聿明与董明德于突围前一周内，曾分别到邱、李两兵团开过会，并向官兵讲话，内容是麻痹官兵依恃毒弹掩护突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援我国，大有前途，什么也不怕”。又说：“南京蒋总统已准备好了六十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由徐州早已逃到蚌埠的刘峙，于突围前一周，亲自飞临陈官庄上空，在无线电话中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做一番打气的，谈话，当时官兵传说是“送终”的讲话。
以上所述，都是突围前的准备行动，一直纷纷扰扰地闹到一月九日的下午，由于李弥兵团的全部防线被攻破，形成了土崩瓦解的情势，是不突围也被迫突围的时刻到了。
八日拂晓到九日下午四时前后，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即垮，邱清泉兵团除了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外，其他各军究竟能支持多少时日，即使国民党军头目也全无一点信心。因而邱清泉便丢掉了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缩到了第五军军部，企图在逃窜时还有一个可靠的部队作掩护。杜聿明眼看连指挥部也蹲不住了，也只好一同缩到第五军军部，指挥部的事交给我负责（此时参谋长舒适存第二次飞南京未回）。这时各自逃命，作鸟兽散，还有什么照计划实施呢！九日晚十点钟左右，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集中向第五军军部轰击，包围圈中几乎遍地都是枪声和火光。我选择了一个空坪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当夜十二时整，杜来过最后一次电话，说他已决定执行“第三案”（即向蒋上书中的第三策），已电告南京了，要指挥部的全部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当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寨子外时，才知道杜、邱二人挂了电话就窜逃了。特务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号叫了一阵，也全找不到影踪。杜的机要秘书冯石如从公文皮包中找出杜的“三策”上书原稿、蒋介石给杜的亲笔信以及其他机密文件，在火光照明之下，撕成碎片，临风吹散。指挥部的人员知道杜已经随第五军逃窜，大感失望，于是乎谁也顾不了谁，在炮火中打圈圈。他们估计到主力部队突围是无望的，大势已去，因而尾随于乱军之后，冲到东南角约二十华里处小河边停下。
十日拂晓，枪炮声稀微，我率一些卫士坐在一处沙地上，被解放军发现，没有开枪就当了俘虏。天明以后，解放军开始清扫战场。除较远的东南角方向尚有密集的枪炮声外，西北方业已沉寂。国民党军运输机尚在更轮番地飞临陈官庄上空投掷粮弹，他们不知有突围的行动。直到同日八时许指挥部被歼时，犹见国民党军的轰炸机群在上空盘旋，投下重磅炸弹不少。由于相距较远，具体情况不明，料想是在执行所谓“第三策”计划，凶恶地投掷瓦斯弹，那时在较远的东南方向，枪炮声已极稀微，即使投下了大量的瓦斯弹，在国民党军作鸟兽散的总崩溃情形下，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