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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
回忆自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以来，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军即打垮蒋介石的攻势，迫使国民党军采取“全面防御”。经过第二年的战争，解放军又打破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到处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迫使国民党军采取所谓“重点防御”，即将兵力集结于各战略重要点线，加强工事，持久固守。
一九四八年春，我向蒋介石提供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共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我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动攻势，寻求共军之一部而歼灭之，以挽回我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蒋介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指挥各机动兵团与解放军作战。
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底，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虽已整补完毕，济南守军却已被解放军全部围歼，可以说国民党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这时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九四六年的一百二十万人上升到二百八十万至三百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六十万人左右（实际上空额甚多，老兵不到半数）。
可是这时的我，还未意识到蒋介石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经济基础即将崩溃，还是十分自高自大，认为别人不行，自己还行，认为“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于是拟了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幻想集中徐州国民党部队的主力，乘解放军二野、三野
东西分离之际，企图歼灭三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国民党军士气。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双方兵力
1．共军方面：三野所属十六个纵队，二野所属七个纵队，加上华东、中原军区及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
2．我军方面：经过两年多的作战，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士气低落。在徐州、蚌埠一带，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第四十四军，冯治安第三绥靖区之第五十九、七十七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第五十五、六十八军），四个兵团的十二个半军（第二兵团邱清泉部三个半军：第五、七十、七十四军和第十二军之于一凡师及米文和师
，第七兵团黄百韬部四个军：第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一〇〇军；第十三兵团李弥部两个军：第八、九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第四十一、四十七、九十九军），牵制二野之第十二兵团黄维部有四个军（第十、十四、十八、八十五军），还有直属部队第七十二军余锦源、第一〇七军孙良诚、第一一五军司元恺（由安阳空运徐州后编入第十三兵团），以及交警总队、炮兵、工兵、通讯、辎重、战车等。以上共计二十四个军七十余万人（蚌埠、安徽、苏北第一绥靖区等部队及华中其他部队未列入）。
由以上双方兵力，可以看出共军在数量上少于我军，装备也劣于我军，特别是火炮少，飞机、坦克没有。但共军手榴弹、迫击炮则与我军相等，局部使用上又极机动灵活，往往集中兵力火力消灭我军后即脱离战场，实行整补。如我军争取主动，先发制人，在二野未东来以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三野之一部，即可以振奋士气。
乙、双方态势
1．共军：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初豫东攻势结束后，二野主力在豫西整补，三野主力在鲁中及鲁西南兖州、济宁以北地区整补，并于九月二十四日攻陷济南，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在共区并无防御阵地及据点工事。但据谍报称：在共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再打邱清泉”等口号标语。预料再过二十天或一个月之后，共军势将发动攻势。
2．我军：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初，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吃掉后，我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商丘、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间地区，一部在郑州防守，华中之机动兵团集结于遂平、驻马店附近。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虽然这时济南失陷，而徐州我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工事，不怕共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根据以上双方态势、阵地情况及整补情形，我得出了结论：在第二、三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由豫西到徐州附近行程约十日）我军可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争取主动，包围“消灭”三野之一部。
丙、双方战略战术
1．共军：根据在豫东战役中获得的共军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得知其战略战术的要点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围点打援，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力求避免打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往往在一个局部战役或每一战役的一方面，共军取得了绝对优势。共军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和运用“人海战术”消灭我军。自济南失守以后，共军已开始对我军重点防御的大城市进行攻击，而且一攻即破，全获胜利。
2．我军：自同共军作战以来，攻击未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消灭共军，反而形成处处薄弱、处处防御、到处挨打的态势。防御则是全面防御，既不能坚守据点，又以不足之兵力增援，恰恰为共军在野战中所消灭。自本年（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以来，放弃全面防御，变被动为主动，改为“重点防御”，并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以一定的兵力坚守重要的战略要点，吸引共军攻击，待其攻击受顿挫时，以强大的机动兵团由外线增援，包围共军，配合守备兵团内外夹击，消灭共军。济南的失陷已经证明我军这一战略战术不能成功，在现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与共军决战。
根据以上双方的战略战术和战法，我认为想多守若干战略要点，以攻势防御击破共军的攻势已有问题，势必仍被共军各个击破。而每失一城市被消灭一些队伍，丧师失地，士气日衰，无法挽救战局；相反的，共军则愈战愈强愈大，将使我军无法应战。只有在目前我军已经整补完毕，共军东西分离之际，我军放弃可放弃的据点，如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主动攻击，寻求共军之一部击灭后，才可以逐渐改变目前挨打被消灭的情况，变被动为主动，从而逐渐恢复士气。实行这种战略战术，必须战略正面要大，使共军摸不清我军两翼；部队间的协同要密切，使共军无隙可乘，无虚可击；迂回包围共军的部队要大胆机动神速，有独断专行达成任务的能力，抓住共军则迅速消灭，状况不利，则迅速撤退；正面攻击部队则应在优势的炮兵、战车掩护下，奋勇突击，协同迂回包围部队一举将共军歼灭。
丁、交通通信运输补给方面
1．共军：交通不便，除靠两条腿走以外，铁路公路皆不能完全利用。通讯仅凭无线电，我军可以侦察判断其行动。他们部队中的有线电话也不十分普遍完整，粮食弹药全靠民夫运送及就地补给。特别在其未完成作战准备以前，较为困难。但共军的民众组织极为严密，消息灵通，每一战役都发动群众大力支援，并以游击队截断我军后路。
2．我军：交通便利，有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担任运输。通讯有有线电和无线电相辅并用。粮弹补给虽然全靠远在后方的南京，但只要津浦路南段护路安全，可以源源补给。万一津浦路被截断，亦可以利用徐州机场空运接济。只是进入共区后，则群众皆倾向共军，虽有地主及倾向国民党的人可以利用，但为数甚少，而且这些人往往捕风捉影，扩大或谎报情况，使我军上当。这是不利于我军作战的。
从这一方面说，我军向共军主动攻击，利害参半。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我军如主动攻击，有可能抓住共军之一部消灭之；即或不能，亦可收复若干城市，振奋舆论，激励士气。万一态势不利，亦可以主动进退，较之消极困守有利得多。
甲、方针
在第二、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集结主力寻求三野之一部，一举歼灭，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华中我军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二野，以徐州我军主力向三野主动攻击。
乙、任务
1．华中我军，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的作战。
2．徐州我军应以一个绥靖区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另以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3．徐州前进指挥部指挥四个兵团，以迅速奇袭之战法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进而击破其主力，一举收复泰安、济南。置攻击重点于左侧方（约三个兵团）。
丙、指导要领
1．对华中方面：如二野绕道东进，应适时选择捷径，迎头痛击，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如二野已越平汉路东进，威胁徐州，则应日夜尾追之，协同徐州我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而击破之。
2．对徐州方面：如已在兖州、济宁、大汶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应迅速包围歼灭，不可旷日持久，与之对峙，坐失良机。如对方避免决战，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大汶口以北及泗水以东地区，不再深入，第二步作战计划即实行“钓鱼”战法（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选择一最适宜坚守的据点，留足粮弹，独立固守，主力骤然撤退，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如在我军攻击期间二野已东进威胁徐州（判断此种可能较小，但也不是不可能），即以有力之一部依据韩、枣既设阵地及东平湖、南阳湖间的运河沿岸占领狙击阵地，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以主力回师协同华中我军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歼灭之。如二野企图通过微山湖向济宁、兖州增援，威胁我方攻击军侧背（判断此种可能较大，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南阳湖间之运河沿岸阻击二野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再回师击破二野。如二、三野会合东西夹攻徐州，攻击军右翼兵团以内线作战转运于徐州，加强徐州防务，左翼各兵团即协同华中我军击破二野后，再集中主力击破三野。
3．我方攻击军各兵团及各军间接连部应特别注意加强兵力，以免共军乘隙钻入。左右各兵团应特别注意远距离搜索警戒及侧背掩护。
我的这一计划拟订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及其参谋长李树正原则上同意对解放军采取主动攻击，但他们认为我使用的兵力过多，使总部控制部队太少，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怕徐州出意外。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刘峙勉强同意，并决定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调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部队参加攻击。计划决定后，刘峙即令第十三兵团的一部强迫接替冯治安部徐州的防务，立即引起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大概是九月三十日，我携计划到南京去，请参谋总长顾祝同核定，顾以蒋未在京，不敢决定，命我到北平请示蒋介石。我于十月二日到北平，当晚蒋介石在东城圆恩寺官邸接见。蒋听了我的报告后，并未马上决定，只说：“待研究以后再说。”
十月三日，蒋再次找我谈话。他说：“徐州的计划，可以照你的计划实施，你回去同顾总长商量着办。”我说：“我已见过顾总长，总长说请委员长批准后才可以实施。”蒋当即批了“此案可行，交顾总长核办”十个大字。我当日飞南京，四日见了顾祝同。顾见到蒋的批示后有点踌躇不决，一再问我：“你们发动攻击，有无把握？”我向顾说：“关键在于华中黄维兵团是否能将二野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三野各纵队是有胜算把握的。”顾又问：“万一刘伯承窜过来又怎么办呢？”我介绍了计划中的各项指导要领后，又对顾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即将主力集中，形成一个圆形态势，使敌人钻不了空子，吃不掉部队，一旦抓住敌人一部，即迅速放胆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敌人狡猾，主动先打撤退，我军亦不为敌人所迷惑，改变原定计划深入敌区，而是按原定计划实行‘钓鱼’战法，诱敌攻击顿挫时，再行包围消灭敌人。只有将敌人主力击破后，我军才可以继续北进，收复泰安、济南。万一在这期间二野窜到徐州附近，我军即将三野阻止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二野后，再看情况击破三野。”顾见我谈的也有道理，尚属稳当（其实也是送死），就说：“这样的稳扎稳打是可以的，等我同白健生（即白崇禧）商量后再同你说。”
第二天（大概是十月五日），顾对我说：“白健生同意这样打，你回去照计划实行好了。”当日我返徐州向刘峙汇报，即决定将郑州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开往柳河附近集结。七日，我召集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等将领开会，商讨各种情况下国民党军的战法。大家对于机动出击及守备徐州的战略战术一致同意，并决定十月十五日开始行动。
十五日清早，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电，叫我不要执行这一计划，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于是这个作战计划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而未实施。
徐州国民党军此后二十一天（至十一月六日）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一九四八年十月下半月，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国民党军做垂死的挣扎。这时，徐州附近国民党军已整补完毕，停止于柳河、商丘、徐州、海州、峰县、临城、贾汪及宿县间陇海路两侧地区。此时的国民党军统帅机关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即束手无策。打乎？守乎？退乎？议论纷纷，毫无决策。而华中白崇禧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国民党军对三野的攻击（如前说未实施）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又完全扑空。
十月三十日，蒋介石见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慌忙飞返南京，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军为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共军攻势，达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风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1．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2．各部队行动：（1）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2）徐州附近之第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3）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4）柳河、商丘附近之第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5）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3．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1．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2．如遇共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掩护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3．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如我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订后，于十一月三日上午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副厅长许朗轩乘专机飞葫芦岛征求我的意见，并携有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我看了这一计划后，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即向许朗轩提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分路同时撤退，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各个击破的危险。许也同意我的意见。我当时即给蒋介石复了一封信：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附近与共军决战的计划，但须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罪名，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国民党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许朗轩于十一月三日午后飞回南京后如何向蒋介石回报，我不了解，可是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方案。据事后了解，南京政府国防部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钦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共军决战；第二案，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共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共军。研究结果，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是否许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交我参加意见，也回忆不起来了。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顾祝同等军事首脑和萧毅肃、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实际上是会战准备部署）！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除十一月三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第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第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置于陇海路沿线未动。听说顾祝同曾于十一月四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到十一月六日，发现解放军已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时，刘峙在徐州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始照第一案下达正式命令，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但又错误地判断解放军将先消灭海州李延年绥靖区：先令第一〇〇军星夜开海州，增加海州、连云港防务
；后又令中途返回，改令李延年向徐州龟缩，并令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之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李延年绥靖区的撤退。另一说顾祝同顾虑到李延年部从海上撤退困难，所以临时改令黄兵团掩护撤退。不管什么原因，都说明这时解放军的声威已经吓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慌乱一团，手足无措。
据说，黄百韬六日晚接到命令后，为了掩护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的撤退，在新安镇等了两天，并未考虑到运河上仅有一座桥，这样大的兵团（五个军加上各直属部队）如何能够迅速安全撤退，也未在运河上另外架桥。解放军察觉李延年及黄百韬的行动后，及时捕捉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将黄的掩护部队打得落花流水。黄的部队边打边退，损失惨重。同时，解放军于八日策动了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迅速由枣庄、贾汪南下，揳入徐州以东至碾庄圩间的曹八集附近，将第七和十三兵团之一部消灭，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而黄百韬渡过运河的残部，惊魂未定，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于碾庄圩附近；该兵团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国民党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种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国民党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国民党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从解放军方面来看，淮海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我从葫芦岛指挥国民党军撤退完毕，回到北平。九日正午，傅作义约我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八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思想上非常混乱，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么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十一月三日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九日晚，我到了南京。为了了解徐州全面情况，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刘峙通话，我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会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顾把电话交给我，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我说：“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我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刘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圩，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其实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我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我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共军”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很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我感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我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我答了句“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今天到南京，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抢米、抢面，警察看着不敢过问。徐州的军事部署又未照原计划执行，形成未战而先溃乱丧师的局面。我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希望我的老婆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明天由她出来打掩护，就说我腰腿疼得不能起床，不能去徐州。一到办事处，就问我的弟弟杜子丰：“秀清（我老婆的名字）什么时候可以到？”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着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一言不发，想打破这沉默的局面，就同我谈了一些东北国民党军覆灭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我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但是想来想去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怕落个对蒋介石“不忠不孝”，只好还是一言不发。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
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我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十日，张治中约我下午三点钟谈话，“总统府”武官处通知我四点钟参加官邸会报。我上午见了何应钦，谈了东北国民党军覆没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结果。何应钦对此也慨叹不已，但仍力劝我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我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我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免得抛锚被俘）。何也马上应允，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三时，我见了张治中，陈述了东北国民党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我说国民党军不能再战。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然后我问张：“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不知谈的结果如何？”张说：“邵先生和我对蒋谈过这个问题，分析了全国民意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谈了几个钟头，最后蒋说‘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我们见这种情形，似乎再无法谈下去了。”我说：“既不能战，又不欲和，怎么办呢？”张动气地说：“他要打呀！”我觉得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一看表，官邸会报的时间已到了，就急急忙忙告别而去。
十一月十日午后四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会报。我到时，郭汝瑰、侯腾等人已到会。大家知道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策应李延年部撤退时，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被围于碾庄圩，感到十分恐慌，异口同声地说：“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四点钟刚过，顾祝同、蒋介石先后来到，正式会报开始。
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侯腾说：“三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我黄百韬兵团主力及第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在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李延年本人已到徐州取得联系。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尚未渡过运河。西路邱兵团与共军接触后，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孙元良兵团昨日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绥靖区已到固镇以南，今日向蚌埠前进。判断：敌人将以有力之一部（实际是半数以上）牵制我军，主力（实际不到一半）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昨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其实我一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我也不敢说了。
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大意说：“（一）以目前情况判断，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我军空军及炮兵的绝对优势，以内线作战原则，陆、空、步、炮、战车协同，先将运河西岸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以解黄兵团之围；（二）以黄兵团死守碾庄圩，第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三）以李弥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四）以邱兵团、孙兵团（现已到达宿县附近，令即返回徐州）迅速东调，击破徐州、碾庄圩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听了郭汝瑰的报告后说：“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又问：“墨三（顾祝同）有什么意见？”这时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不遵照他的命令，就料到有关国民党军生死存亡的“徐蚌会战计划”的决策是蒋本人改变的。我昨天到南京，他一直未召见我，也是怕我因为他改变了决策而不去徐州指挥，就先叫顾祝同、何应钦劝我到徐州去，等到我应承去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将这个任务硬套到我的头上。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正在这时，蒋介石转身问我：“光亭还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我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峙）到蚌埠去指挥，好吗？”我说：“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总部一离徐州，我的机构不健全，势必形成瘫痪，影响作战。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又对顾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顾了解我的意思，连称：“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当晚我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邓锡洸、冯石如、张干樵等，飞向徐州。说也奇怪，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沿途找不到徐州。一直飞到黄河边，驾驶员才发现飞过了，急忙回头，一直弄到十二时前后还未找到徐州。驾驶员发出警报说：“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正在紧急关头，左侧方发现灯光，飞机转身而去，就是徐州。降落后已经一点多钟了。我当时想，真是天要灭蒋，情况这样吃紧，飞机又误了点。
到徐州后，才知道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十日）晚上已到，但徐州“剿总”并未实施，理由是：（一）邱清泉兵团被二野牵制，无法东调；（二）孙元良兵团十一日晚始可到达徐州以南之三堡附近；（三）黄百韬兵团渡运河桥时损失甚重，碾庄圩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四）李弥兵团第三师之一部掩护第七兵团后退到曹八集，被共军消灭，现共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五）不老河北岸共军有大部队集中，对徐州压力极大；（六）黄维兵团现到达阜阳附近
，因之无法抽调兵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昨晚黄百韬电话尚通，今日（十一日）起电话不通，仅有无线电可联络。
这时徐州总部非常混乱，刘峙、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并无全面分析判断，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束手无策。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一时无法作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我看到了“剿总”的一份“敌我态势图”。除徐州东南褚兰、八义集间尚无情况发现外，其他外围解放军已重重包围牵制，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解黄百韬之围，诚属不易，加以“剿总”的情报机构腐朽，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线部队长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而使高级指挥官无从正确判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民党军这时恰恰相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制胜呢？而国民党军之所以全军覆没，固然是由于它本身腐朽，指挥机构无能，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军丧尽民心。在淮海战役之始，徐州附近人民对于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民党军从人民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刘峙及其参谋长每天骂黄维行动迟缓，按兵不进。
我考虑很久之后，觉得解放军总有主次之分，绝不会到处都是主力，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一）华东共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实际不到一半）先消灭黄百韬，以有力之一部打援（实际是一半以上兵力）；
（二）徐州以西黄口亘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共军，只有极少之一部，甚至是游击队，用以牵制国民党军，因之可以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我做了以上判断之后，刘峙、李树正很怀疑，仍然不敢抽调邱兵团。当我与邱清泉通了电话后，了解黄口附近之解放军主力有南移模样，但尚未证实。米文和师已失联络，情况不明。根据这一情况，一面令邱清泉迅速搜索清楚二野行动，一面判断二野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根据以上判断，我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案：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第二兵团、第十六兵团会合第十二兵团先击破二野六个纵队，然后回师东向，击破三野以解黄百韬之围。
理由：这一案我军可从现有态势迅速攻击，并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近十个军，计：邱兵团三个半军，黄维兵团四个军，孙元良兵团两个军），以击破二野六个纵队。但此案能否实施，关键在于黄百韬是否可以坚守一定时期。
第二案：以第十六兵团守备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之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同时令第十二兵团向徐州急进，以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理由：这一案可以安定黄百韬部心理，稳扎稳打，徐州不受威胁。但如黄维兵团被二野牵制，不能及时到达徐州以东参加战斗，则感击破三野之兵力不足。
我的第一案提出后，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认为黄百韬绝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而且这时对二野情况尚未完全明了，万一二野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被歼，简直闹成笑话。我对二野情况也不明，万一扑空，黄百韬又被吃，蒋介石向我追究责任，别人骂我见危不救，难以逃避责任。心中虽认为第一案是战略决战的上策，也不敢坚持。
对于第二案，刘、李认为符合蒋介石的命令，但对邱兵团能否不受牵制东调，以及东调后解放军尾追到徐州如何对付，仍有极大顾虑，李树正不表示意见，刘峙犹疑不定，于是决定先召邱清泉来徐商讨。
十一日中午前后，邱清泉到徐州，这时侦察证明二野主力南下（其实原来即非主力），当面仅有两广纵队。同时邱清泉认为米文和向解放军投降，以后事实证明是被解放军包围消灭。
到十一日午后，刘峙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第十三兵团解黄百韬之围，但仍留了一个尾巴，令第七十四军位于九里山附近为预备队，以防二野向徐州攻击。刘峙当日命令要旨如下：
（一）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与邱清泉兵团在黄口附近激战后，已向宿县、涡阳、蒙城间地区转移，三野主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圩附近，正激战中。
（二）军以击破三野主力解黄兵团围之目的，即以有力之一部守备徐州既设工事，以主力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以空、炮、战车掩护，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三）着第十六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机场、云龙山、九里山一带既设阵地，并特别注意徐州以西萧县及西南符离集方面之搜索警戒。
（四）着第二兵团（欠第七十四军附独立骑兵旅）、第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部指挥，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迅速向碾庄圩攻击前进。
（五）着第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
（六）陆、空、炮、战车协同计划由前进指挥部拟订。
（七）交通、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刘峙和我共同下了决心之后，我令邱清泉兵团主力（第五、七十军，第十二军之一个师）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将徐州防务交给第十六兵团，集结于徐州以东东贺村附近，预定十二日集中完毕，十三日开始以空、步、炮、战车联合向解放军攻击，并请空军协同步兵侦察解放军的动态。待全部情况明了后，再决定攻击部署。
这时我主张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以全力向其主力攻击，但苦于情况不明，无法决定。刘峙等深恐主力远离徐州，反为解放军所乘，坚决反对。待十二日午前十时左右，空军侦察到渡过不老河之解放军有若干小部队陆续经曹八集南进，午后并发现有大部队通过曹八集、薛家湖等地南进，第十三兵团始终对不老河北岸及曹八集间之情况搞不清。及黄昏前后，得第二兵团骑兵旅报告：“在徐州机场以东白楼附近发现共军，正驱逐该敌掩护集中。”鉴于解放军的行动神速，阻援部队的兵力强大，战略战术部署的变幻莫测，几使国民党军寻求不到他们的弱点，同时又感到徐州会战全靠空运补给，现解放军已威胁到机场的安全，迫使我不能不放弃一翼包围解放军的战术，而实行正面攻坚。当晚即决心把主力展开于古山南北地区，十三日开始攻击前进。其命令要旨如下：
（一）三野主力在徐州以东渡过运河、不老河，现正与黄百韬兵团激战，其有力之一部已进至白楼、薛家湖、曹八集、周庄附近占领阵地，企图阻止我东进。徐州以西二野之主力已南移，九里山、萧县以西间仅有两广纵队及二野之一部进行牵制。
（二）军以击破三野之一部，进出碾庄圩附近解黄兵团围之目的，明（十三）日在空、炮、战车掩护下攻击前进。
（三）着第二兵团（欠第七十四军）展开于大坝南北之线至陇海铁路（不含）地区，明（十三）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攻击前进。
（四）着第十三兵团以一个师沿不老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主力展开于陇海铁路（含）以北、古山以东南北之线，明（十三）日拂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与战车团协同攻击前进。
（五）战车团配属第十三兵团协同作战。（步战协同计划另订）
（六）陆空协同作战计划另订。
（七）第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九里山附近。
（八）通讯补给计划。（从略）
战斗经过概要：
十二日晚，邱兵团在白楼、崔楼附近与解放军有局部战斗。李兵团在古山以北某村之一部被解放军袭击，一度混乱。
十三日两兵团因夜间均有战斗，到九时左右始完成攻击准备，九时后在空、步、战、炮协同下开始攻击。空军以轻重炸弹及燃烧弹更番投掷，山、野、重炮齐发，一时乌烟弥漫天空，村落尽成瓦砾。国民党军步兵协同向前猛冲，各兵团进展尚属顺利。忽然因解放军以远射程炮弹射击机场，打到机场东北跑道附近，空军起飞受到威胁，一时陆空联络中断，地面部队亦受意外损失。经侦察后，发现解放军炮兵是由不老河北岸打来。这时从安阳空运第三十九师（师长司元恺）已到徐州以北龙庄附近集结完毕，即令该师协同第十三兵团之一部向不老河北岸攻击，将解放军炮兵压迫撤退。空军继续起飞，掩护陆军继续攻击前进。每一村落据点的解放军，都以无比英勇的斗志，狙击国民党军，虽然火力较国民党军为弱，但是节省弹药，发射准确，对国民党军每一村落家屋都给以严重打击。甚至有的村落已被国民党军空军炮火摧毁，而解放军战士仍各自为战，勇猛狙击国民党军。国民党军打进去，被解放军赶出来；再打进去，再被赶出来；打得国民党军垂头丧气，谈虎色变。各级指挥官重重督战，迫使部队强攻，每一村落据点，国民党军皆付无数的炸弹炮弹，遭受重大伤亡，经过反复争夺，始能占领。我在团山亲眼看到这一战斗过程，感到解放军的战术技术及战斗意志远远优于国民党军。同时错认解放军的火力微弱，又无空军、炮兵、战车助战，只要打过两三天后，其伤亡过重，必然全线崩溃。晚上统计当日进度，国民党军各部队进展少者三四公里，多者六七公里。以国民党军攻击位置开始到碾庄圩不到四十公里的距离，估计一周以内可能打到碾庄圩附近，解黄百韬之围。我感到十分乐观，晚上即向刘峙汇报，刘听后很高兴。
十四日，发现解放军的打援部队越打越强大，而且抓住国民党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国民党军。如邱兵团右翼张楼附近之第七十军，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阵地一度被突破，经过激烈的争夺战，至拂晓前后阵地始稳定。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步兵疲劳不堪，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于是空军指责邱兵团按兵不动；等邱清泉准备好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又负气未出动轰炸，邱又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致叫骂，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国民党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塌糊涂，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铁路以北之第十三兵团第八军虽然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经过激烈的争夺战，也只攻占两三个村庄；左翼第九军亦毫无进展。
晚间我感到战斗发展已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是那么乐观。这一天刘峙也亲到团山指挥视察，看到陆空不协同的情况，感到丧气。于是就同邱清泉商议，将第七十四军星夜调至潘塘镇附近集结，从右翼向解放军的左翼实行迂回包围，以打开正面攻不动的僵局。计划定后，第七十四军即开始调动。
这一天，空军亦将陆空矛盾互不协同情况向蒋介石反映，据说曾向蒋报告邱清泉保持实力按兵不动，蒋一面电斥邱，一面派顾祝同、郭汝瑰等于十五日到徐州督战。顾祝同一见我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实际有七八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严令我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我对顾分析了几日来的战况及邱清泉和空军的矛盾之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究竟多少，我也未搞清），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这时刘峙建议：“放弃徐州，以全力解黄百韬之围。”顾、郭似乎也有这种意见，但未说出，只是急着要我大胆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但是如何抽调兵力，既可以保徐州之安全，又可以解黄百韬之围，都拿不出具体办法。于是我提上、中、下三策请顾决定：“我认为这一战役的胜败关键在于黄百韬坚守的程度如何，如黄能像潘裕昆守德惠、陈明仁守四平街那样地坚守，以这几日的攻击进度看，是可以解围的，这是上策；如黄百韬坚守不住，徐州尚能保全，这是中策；如放弃徐州，丧失补给基地——机场，又不能一举击溃共军以解黄百韬之围，势必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成了下策。”我这样一说，顾、郭都瞠目无措，只怪邱、李攻击不力，实际上是怪我指挥不力，但未正面说出。他们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我只是鉴于东北国民党军在运动战中全军覆没，徐州会战一开始，即发现解放军声势浩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战术打击黄兵团，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又能大胆深入渗透于碾庄圩、徐州之间，不顾国民党军绝对优势的空军、炮兵的轰击及坦克的冲击，以极其英勇的姿态，反复争夺，狙击国民党军，是值得重视的。当时我绝不敢轻举妄动，怕被解放军消灭掉。
但是，我这时对于尽量抽调兵力解黄百韬之围的信心并未完全丧失。如前所说，十四日晚已决定将第七十四军增加于右翼，对解放军包围、迂回攻击，这时拟待九里山之第七十二军将当时情况弄清楚后，继续抽调，增加攻击。可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成，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当晚顾返京向蒋介石复命。这里必须补充说明，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所以这次我才对顾单独讲我的计划。
十六日，邱兵团之第七十四军开始由潘塘镇经双沟向土山镇方面之解放军侧背迂回攻击，不料第七十四军一开始行动，即在张楼、陈庄附近与北进之解放军（据说有三个纵队）发生遭遇，在空、炮掩护下激战终日，不但毫无进展，黄昏后该军之第一线部队反被解放军击溃。邱清泉接连在电话中告急，说第七十四军垮了，要求调第七十二军增援。这时第七十二军仍被解放军牵制，无法抽调。后令邱清泉以仅有之预备队一部及坦克重炮支援，始将阵地稳定。当晚解放军对第七十四军及守机场之第十二军于一凡师彻夜猛攻，激战至拂晓，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十七日，黄兵团外围据点已大部被解放军消灭，碾庄圩形势更加危急。我令邱、李两兵团在空、炮、战车掩护下继续攻击前进。九时前后，先后得空军报告，发现张楼、房村有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说当面的解放军皆向东溃退。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悉，解放军粮弹缺乏，战士每日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吃。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我错误地认为解放军已被国民党军击溃，且全线崩溃，因即下令全线追击。
当日午间，两兵团先后发现解放军仍有纵深的既设阻击阵地，顽强地打击国民党军，我仍主观地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阵地，仍令各兵团夜以继日地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及十八日发现解放军抗击国民党军更加顽强，阵地屹然未动，再令各兵团继续攻击，并以大许家为重点，集中空、炮、战车实行中央突破，激战一日，大许家未攻下，全线进展亦甚少，有若干村庄白天国民党军攻陷，夜间又被解放军夺回。这时各兵团均伤亡过半，士气更加低落。而黄百韬在碾庄圩外围之各部队第四十四军及第一〇〇军主力已被歼，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负伤化装逃回，仅有第二十五军及第六十四军守碾庄圩、大院上等几个村庄，形势更加危急。
十九日，九里山附近解放军之游击队因被第七十二军攻击自动撤退，九里山防务已令第十六兵团之第四十一军接替，第七十二军遂开始东调。这一天，国民党军全线攻击无进展，到晚间得悉碾庄圩阵地已被解放军突进，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逃到大院上。刘峙和我得到这一噩耗，垂头丧气，恐慌不安，急找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及战车团长赵志华在“剿总”商讨迅速突破解放军、救黄百韬的办法。余吹牛说，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解黄百韬之围”。赵吹牛说，他可以“亲率战车誓解黄百韬之围，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圩”。刘峙鼓励说：“全靠你们两位健将解黄百韬之围。”
二十日，国民党军全线攻击无进展，炸弹、炮弹极感缺乏，战车炮弹全无。第七十二军在空、炮、战车配合下牺牲极大，未攻下大许家，余锦源叫苦连天，说不能再攻了。
二十一日，我仍强令各军继续攻击，解放军利用既设工事阻击国民党军，发挥了高度的阻击战艺术，使国民党军不能越雷池一步。黄昏后解放军对大院上黄百韬之残部发起总攻，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四时左右，大院上及附近村落国民党军残部皆被歼灭。据战后化装逃回之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说：“当时黄百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未再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出来。”杨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死了。”当时我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我对黄百韬、刘镇湘为蒋介石尽忠，感到十分敬佩。可是一九五六年刘镇湘从济南调来，同我一起学习改造，说明杨廷宴当时的“真实生动”的报告也不是真实的了。
最可笑的是，十七日解放军有计划地改变了阻击阵地，其目的是更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军，但是前方判断错误，刘峙乘机大肆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二十二日黄百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携带了大批勋章、奖章及银圆等慰劳品。他们到徐州后还到第二兵团参观了战俘武器及“战绩”。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就是这样可笑地自欺欺人，欺骗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以掩饰其反人民战争的失败。
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像十一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我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二十三日，蒋介石要刘峙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十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他说：“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采纳这一案，对我说：“你回去马上部署攻击。”我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其实黄维这时已被围
，而我尚未知道）。”我并建议调青江浦附近之第四军、南京附近之第八十八军及第五十二军等部队迅速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我当时认为蒋介石这一决策尚有一线“希望”。当日午后即同刘峙飞返徐州，准备做垂死的挣扎。飞机经过第十二兵团上空时，我与黄维通话，黄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不是办法。”我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二十三日午后，我同刘峙返徐州后，即决定以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二兵团及第十六兵团担任攻击，当晚并就攻击准备位置。第十六兵团当日乘解放军不备，先攻占笔架山。晚间蒋介石的正式命令亦到。
二十五日，正式开始攻击，当时并有美记者数人来观战。这一天在步、炮、战车配合下，集中兵力火力，机声隆隆，火光冲天，向解放军进攻，而解放军则英勇反击，双方火力及肉搏战，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国民党军依赖空军及炮火掩护，白昼攻击。但空军及炮火并不能压倒解放军，解放军战士个个政治觉悟高，善于短兵相接、打肉搏战；国民党军则是受令前进，层层督战，士兵拥挤一团，以致空军及炮火失效，伤亡惨重。
这一天，第十六兵团在美记者视察下攻占白虎山、孤山集及纱帽山；第二兵团前进约五华里。当晚调整补充后，二十六日继续攻击前进。在解放军纵深坚固的阻击阵地前，国民党军屡攻屡挫，一连三日，进展甚少。二十七日，两兵团先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轰炸及炮火，以火力为主攻。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但由于国民党军的炸弹、炮弹基本上都已消耗殆尽，亦不可能大量补充。二十八日我仍令各兵团攻击前进时，蒋介石又来电令我到南京开会。至晚各兵团仍停止于孤山集、四堡、褚兰之线。入晚，第十六兵团在孤山集遭解放军的反攻而溃退，蒋介石并未照他原来的决策抽调兵力增援；第六兵团攻击未成而向后退缩；黄维兵团被围，越围越紧。
二十八日上午，我到南京后即赴黄埔路“官邸”，不久顾祝同亦来，叫我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国民党军的这一危机。我先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我说：“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很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顾同意这一案。这时，何应钦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他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我将以上意见向何重述一遍，何说：“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对顾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了解我的意思，就说：“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于是三人出来到会议室开会。
这时蒋介石披了一件黑斗篷，满脸通红，窘态毕露地来了。他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坚固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到小会议室后，我同他分析了军队生死存亡之道后，讲了同顾祝同商量过的一案（如上述），蒋马上同意，急忙掉头出来问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说：“尚未送去。”蒋说：“不要送了。”蒋介石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出席的人都未说话，即宣布散会。
会后我想，如果蒋介石这封信投下去，徐州的部队也出来不了。萧毅肃还以为我要打，拉着我说：“你考虑没有？保卫南京要人啊！”我说：“你的意见高明！我自有办法。”萧并不完全了解我主张撤而不打的这一案，连连说：“要人啊，要人啊！”
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一再变更决心之下，一直在双堆集对解放军顽抗。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被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找灭亡。
如前所说，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未能先走，一直等到二十九日早晨才起飞。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二十八日晚，我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我讲了蒋介石的决策之后，吹牛说这一撤退是可以成功的，大家一致同意“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并决定撤退的概略部署如下。
（一）三十日国民党军发动全面攻击以迷惑解放军。
（二）三十日晚全部开始撤出徐州，第一要到达永城附近，第二要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解放军进攻。撤退中以“滚筒战术”
逐次掩护行进。
（三）第十三兵团先遣一个师，于二十九日晚以前占领萧县瓦子口等隘路，以掩护主力之安全撤退。而后归还该兵团建制。
（四）第二兵团于三十日全面实行佯攻，以迷惑解放军。于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小孤集、四堡、白楼等处牵制解放军。掩护部队应努力迟滞解放军，到十二月一日晚撤退。主力于三十日晚开始撤退，务于十二月一日晚到达瓦子口、青龙集附近，掩护军右翼安全，而后经王寨、李石林到达永城以东及东关南关地区。
（五）第十六兵团于三十日对当面之敌实行佯攻，迷惑解放军，于三十日黄昏后留少数部队于孤山集、笔架山一带迟滞解放军，至一日晚撤退归还建制。主力于三十日黄昏后开始撤退经萧县、红庙、洪河集，向永城西关地区前进。
（六）第十三兵团（除先遣一师外）于三十日晚在苑山附近及徐州市留少数掩护部队迟滞解放军，掩护部队至十二月一日黄昏后撤退。主力自三十日晚开始在第十六兵团后跟进，向永城北关前进。
（七）徐州警备司令部指挥地方军警于十一月三十日晚由徐州撤退，经袁圩、薛家湖向永城西关前进。
（八）指挥部直属部队于三十日晚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由铁路附近公路经大吴集、孟集，向永城前进。
（九）各部队行动至统治地区：十二月一日，指挥部——大吴集，第二兵团司令部——王寨，第十六兵团司令部——红庙，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曲里铺，徐州警备司令部——袁圩；十二月二日，指挥部——孟集，第二兵团——李石林，第十三兵团——袁圩，第十六兵团——洪河集；十二月三日，指挥部——永城，第二兵团司令部——永城东关，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永城北关，第十六兵团司令部——永城西关，徐州警备司令部——永城西关南关间。（各兵团详细位置，以上回忆也许有错）
（十）通讯联络：各部队行动期间用无线电，到达统治地区后有线电话及无线电并用。
（十一）补给：各部队携带足七日给养、五百公里油料和弹药，在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十二）其他破坏等工作由舒参谋长分别指挥实施。
我将命令下达后（口述笔记，以后正式补发），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及档案未处理，补给区司令部存有大批武器弹药已上火车未运走，库存被服用具及粮食甚多。临时决定地图档案由主管参谋一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火车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他物资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到二十九日晚，第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对萧县情况不明，很担心被解放军阻击，打破国民党军撤退计划。及三十日晨，该师才炮火连天地向萧县进攻，已暴露了国民党军的企图
。第十六兵团三十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佯攻，反而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之线，当晚解放军即攻占孤山集。该兵团并将三十日晚主力撤退命令误解（也许有意）为掩护部队于是晚撤退，致使解放军于十二月二日清晨即顺利到达萧县。三十日晚，并因各部队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不通，一直到十二月一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这时我对各兵团当时情况极为模糊，急急忙忙率指挥部少数人员出发，发现自徐州西门至萧县公路，车辆拥塞，无法前进，徐州市商店住户全部关门，满城死气沉沉，部队、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调查结果是：直属部队将其行进道路（经铁路附近）误当为萧永公路，各部队已开始行动，无法改变。我一面命参谋人员指挥各车队绕道铁道附近撤退，一面出徐州南门绕凤凰山便道到达萧县附近。这时见徐州城内火光冲天（以后知道是管图参谋烧毁地图档案），深恐解放军马上追来，所有部队车辆会全部损失，再指示参谋人员指挥各部队车辆绕道北行。由于各部队车辆混杂一起，各有主张，有的绕道脱逃，有的仍向萧县前进，所幸解放军当日尚未追到，我一直到黄昏前后始到大吴集
。至十二月二日晨得报，萧县以东尚有大批车辆未能撤完。同时由于第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三十日晚即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一日晚徐州解放。
十二月一日，我在大吴集除与第二兵团联系外，其余各兵团未直接得到联系。晚上继续撤退。十二月二日午前我到达孟集附近，接到邱、李两兵团报告，得悉各部队在撤退中十分混乱，孙兵团尚未取得联系。按照原定计划是二日晚继续向永城撤退。午后接到第七十四军转来空军的一份通报，说发现解放军有大部队由濉溪口南北地区向永城前进，同时两兵团也要求稍加停息，整理部队。我因与孙兵团未取得联系，又顾虑夜间行动可能与解放军发生穿插混乱的情况，即决定当晚在孟集、李石林、袁圩、洪河集附近停息休整一晚，三日白天向永城继续前进（这已经是一个错误）。决定后我即亲往李石林和袁圩的邱、李两兵团司令部视察。我问李弥昨晚为什么不到指定位置联系，李说他未收到命令，查明系其参谋长受令后未交李弥，我对其参谋长加以指责。这时瓦子口的骑兵旅已撤退，青龙集以北第五军第四十五师掩护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在红庙附近担任掩护之第十三兵团一部亦与解放军接触。我即面令该师必须掩护至三日午后主力撤退后再行撤退。
三日午前四时左右，孙元良经过洪河集，与我通了电话，说他昨晚未能赶到这里，是因部队两日未休息，走不动，现在正照命令向永城继续前进中。我要孙休息几个钟头再前进，邱、李两兵团也是昨晚休息，今日白天向永城前进。我将解放军的情况告孙并给他将电话架好。
三日上午十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当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平）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二时左右才到。大家看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撤，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大家应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不见得有把握。这时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第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第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为他们排解后，问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第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厉，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当晚即调整部署如下。
1．指挥部及第二兵团司令部在孟集，该兵团应于明日展开在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方向攻击前进。右翼与第十六兵团、左翼与第十三兵团连接。
2．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在李石林，右翼连接第二兵团在孙瓦房、张寿楼、袁圩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左侧背，左翼与第十六兵团连接。
3．第十六兵团司令部在王白楼，部队右翼连接第十三兵团在赵破楼、僖山集、张庄间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军之右侧背，左与第二兵团连接。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改变了向淮河附近撤退的决定而向解放军攻击之后，当日午后我到达孟集，即将以上决定补下笔记命令。同时我电复蒋介石说：“昨日因各部队凌乱，停止整顿一晚，本日各部正在前进，到孟集附近时，奉到钧座手谕，当即遵照改变部署（如上），明日经青龙集东西地区向濉溪口共军攻击前进。指挥部本晚在孟集。”我并请蒋介石空投粮弹。
晚上接到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其要旨如下：“（1）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以后谍报当日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2）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共军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二十八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攻击，已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也后悔我今天上午太怯懦，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既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三日晚，各部队按照蒋介石改变了的命令到达位置后，至十二时前后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包围态势。当日上午按到蒋介石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当时，在青龙集东北香山庙附近担任掩护之第五军第四十五师已被解放军包围，邱清泉要以第七十二军之一师前往支援，当晚经过激烈的战斗始撤出。邱兵团右翼的王屏南补充旅（在徐州撤退时新成立的）当晚亦被解放军歼灭。据说第十六兵团派去接替防务的一团当时不了解情况，派军官前往联络（说是一位团附或营附），解放军说：“我们就是补充旅，你们来接防，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庄休息休息，再去接防。”该联络军官信以为真，即回报说已同友军接洽好。全团整队进入村庄，猝不及防，即被解放军消灭。这是解放军以智取胜的前奏，也是国民党军愚顽被歼的开始。
是晚全线皆有战斗，部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混淆不清。如由萧永公路撤退之第二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个大部队时，这个营长即冒充解放军而免于被歼。另有少数解放军深入国民党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国民党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这一军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那一军说“共军已窜到我阵地后方，正在驱逐中”。甚至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孟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四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国民党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当晚在我住房的一个碉楼上查出两名解放军武装便衣（也许是民兵），我令审讯后枪毙。后来据副参谋长文强说，他并未执行，而是把他们放了。
四日，我照原定逐次攻进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两兵团坚守掩护阵地。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这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浑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能打仗呢？”我再电蒋力陈利害，蒋介石复电说：“六日开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已全部明了我们的企图，对东、西、北三面打得英勇，对南面守得坚强。经过两日激烈战斗，第二兵团虽进至青龙集、陈官庄以西、以南地区，可是西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六兵团赵破楼、朱大楼等阵地先后被解放军突破，同时归该兵团指挥之“剿总”特务团在五日晚被解放军一击即垮，并尾追到第十六兵团阵地内，一时发生激烈的混战，该团岌岌可危。在东北方面担任掩护之第十三兵团阵地亦被解放军激烈攻击，崔庄附近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六日，国民党军继续攻击，进展甚小。而解放军则全面向国民党军攻击，到处被突破。中午前后指挥部向夏砦移动，路过李石林附近时，孙元良和邱清泉仓皇地来找我。邱对我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到李丙仁
那里去吧！”三人一同到了李兵团司令部，孙元良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当机立断，才可以拯救大军。”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连称：“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比较沉静，未发表意见。孙、邱二人竭力鼓动李弥一道突围，最后李弥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三天以前大家按这句话办，就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了，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邱清泉有点不好意思，还吹牛说：“不要紧，我们还有力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我接着说：“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敌人，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月之内，我们牵住敌人，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关键就在这里。”我说了之后，谁也未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纷纷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尤以孙元良主张最力，邱、李附和孙的主张。我见这种情况，心中也无底，觉得打也靠他们，突围也要靠他们。我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邱清泉见我有些难过，就说：“总座，我保驾你安全突围。”我信心不大，对他苦笑了一下。会议一直开到午后三时左右，大家一致认为要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决定后大家分头散去。邱清泉回陈官庄，孙元良回高楼，我到夏砦后就开始破坏携带不了的东西。不久李弥电话架通，我问李弥侦察的情形如何。李说：“东北敌人很多，突围不易。”他反问我：“孙、邱两兵团侦察的情况如何？”我说：“电话未通，等一下联系到了再同你说。”不久，邱清泉来对我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南面敌人阵地重重，无法全军突围。我仔细考虑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找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我说：“同李弥他们通话研究一下，现在挽回也许不晚。”当即与李通话，讲了邱的以上意见，李也同意。再与孙通话，仍然未通，即与邱、李决定：不管孙元良的情形如何，这两个兵团绝不突围。这时孙兵团高楼方面已炮火连天，预料孙兵团已在实行突围。即同邱研究，如何补救孙兵团遗留下的漏洞。邱说：“将二兵团预备队调来填防。”同时又说：“如果孙元良打开一条路，我们也跟着后面走。”晚上九点多钟，得到第五军的报告说：“孙兵团从右翼西北方面突围的仅有少数部队，其余大部分从西南第五军正面出去，被解放军缴械，阵地内外乱打，形成混战状态。”
七日，第十六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跑回来对我说：“第十六兵团在突围前根本未侦察突围路线，也未打突破口，到黄昏后即将重武器破坏，希望钻空子出去或靠第五军打出去，不料第五军未突围。我同孙元良乘吉普车一出火线，即遭敌人机枪扫射，大家滚下车，失了联系。现在还有许多官兵在第五军后方，请示处置办法。”我即令其收容多少编多少。以后共收容一万多人，临时编为一个师，归第七十二军指挥。事后知道，第十六兵团在解放军天罗地网下突围，除孙元良个人只身化装逃走外，部队大部被歼。军长胡临聪、汪匣锋等将领均被俘。这个兵团就是在我的张皇失措之下糊里糊涂完蛋的。
孙兵团突围失败，七日邱、李两兵团在调整部队后仍向解放军攻击。由于解放军的阻击阵地不断加强，战斗意志坚定，加以国民党军士气日益低落，虽经各级指挥官严厉督战，仍然屡攻屡挫，徒增伤亡，毫无进展。同时解放军对东、西、北三面，尤以对两兵团接合部攻击比较激烈，掩护阵地外围据点大多被解放军攻破。李弥因失守阵地枪毙一团长。当晚我决定再调整部署，令各兵团多抽调预备队以应付解放军的攻击，同时改变全面攻击为重点攻击，即集中炮兵、战车掩护一个军突击一日，攻下若干村落，作绝望的挣扎。
八日，首先以重炮、坦克支援第七十四军，攻击刘集附近的一个村落，邱维达亲自指挥，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将该村占领。邱清泉认为邱维达有办法，继续攻击前进还有希望，再令攻击，但毫无进展。
九日，以炮兵、坦克支援第七十军在陈官庄以南攻击，经过一日的激烈争夺战，由于解放军发挥高度顽强的战斗意志，沉着阻击国民党军，每次冲到阵地附近，皆被消灭。国民党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与邱、李商定，两兵团齐头并进攻击，即将第二兵团青龙集阵地移交第十三兵团，第十三兵团李石林附近之掩护阵地移交第二兵团，这样各兵团自己掩护自己打，以免互相矛盾，发生意见。
十日调整部署后，当晚解放军全线发动攻击，各军之间，尤以两兵团的接合部受解放军的攻击最为猛烈。是晚第五军第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受伤，李弥兵团青龙集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攻占，各兵团与各军作了垂死的挣扎，以预备队增援反复冲击，始将阵地稳定。此后一连五日，都在挨打情势之下一再作垂死反攻，不仅毫无进展，反使包围圈逐渐缩小。
在这期间，我曾于七日前后打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过了一天，蒋复电说：“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同时在此期间，刘峙也曾乘飞机亲到陈官庄上空说：“委员长命令：请你赶快指挥邱、李两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我也曾一再严令邱、李两兵团以各种战法攻击，但因粮弹缺乏，士气低落，下级官兵厌战情绪日增，不管任何办法，对解放军的攻击都归无效。
十六日晚，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反而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七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十七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十八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这时我认定突围是下策，可是各部队长各有各的意见，纷纷来向我献计。如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夜间以步兵攻破解放军一点突围，战车团长赵志华及骑兵旅长×××（忘其姓名）则主张白天突围，反对夜间突围。我和李弥、邱清泉则对任何突围皆无信心。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说得很乐观，认为打到什么时候也有办法（事后知道余已准备假投降）。第二〇〇师师长说得更痛快：“我们来个假投降。”我说：“弄假也会成真。”
十九日午后，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乘C47型飞机降落到陈官庄。舒、董这次来，携有蒋介石及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1）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十五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2）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3）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董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兄将一切意见与明德兄谈清，弟可尽量支援。”
我看完信后，舒适存对我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我想突围也无望，但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董明德来，不能不敷衍他一下。我与董明德研究确定了突围计划要点后，即找第三处处长邓锡沈来拟订陆、空协同突围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共军在广播中提出抗议，说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同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我问董：“用的什么毒气？”董说：“催泪性的。”我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董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我即交舒适存和邓锡洗拟陆、空协同突围计划，我还同邱清泉商定了上、中、下三策，写信请蒋介石做最后的决定：（1）由西安、武汉（必要时放弃）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这是上策；（2）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就是说请蒋介石和谈，但又有顾虑，不敢明讲），这是中策；（3）如果照令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这是下策。函中我还请蒋介石要求美方支援大量“面包篮炸弹”，准备拼死搏斗。我明知一、二两项意见蒋介石办不到，但也不能不作绝望的乞求。
我将这个信连夜亲自写好，准备二十日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连续十天无晴日，董、舒二人无法起飞。在这期间，董与我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影响。我问董的看法，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董问我的看法，我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我们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如果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说：“你看会这样的吗？”我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支持呢？”董说：“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我说：“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也晚了，无法挽回。”我还说了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每次变更决策和国民党军被消灭的情形。董也认为从徐州出来后，不该再停住又打，言下叹息不已。他说陆军将领还有钱可以跑。我说：“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董似乎有点怀疑我，我也怕董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来观察我的态度，又竭力在董面前表示我对蒋介石的忠贞。其实我这时心里是这样想的：我在蒋介石集团中做事，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自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我在蒋介石左右即失去靠山。蒋不久也可能下野，等他下野后，如果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的话，我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曾对我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我问邱：“内容说些什么？”邱说：“共军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他呢？”有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第十三兵团军官（记不起姓名）。”我问：“他说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其中说道：“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随即将这个军官交文强讯问。
我拿着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正同耿文哲（兵站总监）围着火盆谈天吃酒。我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便将信撕掉烧了。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有时还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当时我觉得太不值得。坐着心乱如麻，又想了解文强问讯的情况，于是立刻回来。文强和李剑虹（第二处处长）都对我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我见文强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将他送回去。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二十天，国民党军有了喘息的机会。解放军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国民党军士气的作用。这些天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国民党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被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十二月六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十九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二十三四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就发生故障，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二十五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二十九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第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令第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对此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三十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边骂边跑了。
如前所说，二十九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投下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董明德、舒适存也飞返南京，并把我的意见带给蒋介石。过一天蒋介石来电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邱清泉说是他打的电报，力劝我回京。我说：“抛下数十万将士只身逃走，绝不忍心。”即电复蒋介石说：“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指我的建议），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伪装和平，我这个从来不主和的好战分子，也被解放军打得垂头丧气，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我一方面希望蒋介石的和谈赶快成功，被围的数十万将士还有一线生机，另一方面又埋怨蒋介石为什么不让我同解放军和谈。想电蒋请示，又怕蒋怀疑我对他不忠，连累自己的家属。忽而又想到解放军已宣布我为战犯，和也无生路。……我陷于胡思乱想、无法自解之中。三日，接到蒋介石来电说：“照第三案实行，自五日起投足三日粮弹。”我认为又是下策，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于是要求多投粮食，让官兵吃饱再说。
我始终认为突围是下策，不会成功的。坐战车一个人走还有可能，但是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不如继续守下去，再守十天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也许会发生变化——蒋介石下野，邱清泉思想动摇，那时我一来对得起蒋介石，二来可向解放军接洽，保全各部队建制，对得起部下，要办战犯只办我一个人好了。我的思想就是这样。当时解放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未看到，就是看到，令“全军放下武器”，仅保证“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我也不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对个人生命固然看得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部队实力，因为他是靠这个升官发财的。
至于蒋介石当时有什么企图，我始终不了解。第一，在包围圈的四十天中，蒋介石除了强令打和突围以外，再无别的指示。第二，听说蒋介石最初（十二月初）还想从武汉、西安调兵增援，由于白崇禧等的坚决反对而破灭。第三，在黄维被消灭后，我曾一直建议：破釜沉舟地与解放军决战，或顽强固守到底，作蒋介石的政治本钱。蒋都未采纳，而最后决定的是突围——下策。因为统帅部、前方指挥官与部队长三者之间，各部队与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对于蒋的突围指示，各有成见，无法坚决执行，总是在互相矛盾斗争中，最后只有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迅速消灭。
一月五日，蒋介石一开始投粮，即令我赶快照令突围。我还想拖着，看看情况再说。再电申述粮弹未投足，将士饥饿无力，无法执行命令，请继续大量投粮弹。蒋复电：“准再投三日，务必遵照实施。”
不料六日中午，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各部经过解放军二十多天（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政治攻势后，已士无斗志，一击即垮，东西两面许多阵地被解放军突破。我急电请空军轰炸支援。当日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负重伤，令邓军林升军长；七日晚，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这些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急电蒋介石九日预备轰炸，十日投“甲种”弹（即毒气弹）掩护突围。同时国防部宣布以百架飞机（实际仅有一百架次）掩护突围，以安定蒋管区人心，实际上暴露了国民党军愚蠢的企图。八、九两日解放军继续攻击，国民党军各级军官出动督战，飞机无情轰炸。九日上午，王叔铭并亲到陈官庄上空指挥，亦无能为力。阵地到处被突破，加以国民党军车辆部队白天向陈庄、刘集地区运动，解放军从而发现了国民党军阴谋突围的方向，对于东、南、北各方更加攻击猛烈，第十三兵团阵地已大部崩溃，第二兵团南北阵地各部队亦纷纷告急。
我同邱清泉于黄昏前后到陈庄第五军司令部，指挥部及战车等部队在陈庄以西集结，归文强指挥，幻想十日在空军掩护下突围。一到陈庄后，解放军的炮弹即跟踪追来，我躲到掩蔽部，李弥、邱清泉、熊笑三等又来要求夜间突围，我仍主张照蒋指示，十日上午突围。大家一致认为白昼突围无希望。我说：“如果你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一直争吵到十时左右，熊笑三有些愤愤不平地出去了。一时四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之声大作，熊跑回来对我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接着他撕了一把白布条拿在手中。我听到枪声炮声只是一边响，这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还是由自己的阶级本质决定自己的顽固性，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畏惧、胆怯、懦弱，又顾虑重重，不肯向人民投降。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地说：“哪里会有这回事！”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皇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第七十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夏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解放军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第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首长似乎有点怀疑，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第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六大处。”“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岔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让我们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了一番，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第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坊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经过一夜思想斗争，还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对人民顽抗到底。第二天陈主任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以后担架把我抬到纵队司令部，陶司令员、张参谋长及另一位高级首长（后来听说是陈毅元帅），对我以礼相待，很客气地谈话。我一直凶顽无礼，不愿谈任何问题。现在回忆起来，感到惭愧万分！
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无缘无故想自己去找死。只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本质，和接受蒋介石法西斯毒素的熏染太深，把自己的生命束缚在一个反动愚忠的圈内，一时糊涂而又执拗，无法窜出这一反动圈套时，才会产生自杀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伟大教育改造政策感召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之下，我渐渐认识到为蒋介石独夫个人牺牲是轻于鸿毛，为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而献身才是重于泰山。在教育改造期间，共产党本着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目的，不管我是如何愚顽，总是耐心教育和等待。对于我的生活、疾病、学习等，照顾得无微不至，终于打动了我这颗顽石般的心。共产党既治愈了我的痼疾（腰腿结核、风湿、神经痛、胃溃疡等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我的心病（思想顽固），再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光芒万丈的前途中，也会有自己的一份，就增加了我争取靠拢人民、争取学习改造的积极性。我悔恨过去，憧憬将来。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共产党把我拯救过来，再生之德，图报莫由。今后只有进一步加强学习改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有生之年报答共产党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