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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戈鸣
一九四八年十月，近五十万用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在辽沈战役中被东北野战军全部歼灭。十月底，解放军陈粟大军和刘邓大军又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淮海战役，蒋介石心慌意乱地电令白崇禧到蚌埠统一指挥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进行“徐蚌会战”（国民党军称淮海战役为“徐蚌会战”）。
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兵团、张淦兵团等二十多万机动部队正在豫西南及鄂北地区被刘伯承司令员牵着鼻子作捉迷藏式的周旋。白崇禧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驻马店等地区企图进犯豫西解放区，刘邓大军之一部南下绕攻应山，威胁白崇禧军的后方大动脉平汉路。白被迫转运张淦兵团到应山。刘邓大军之一部及早向豫西转移，白企图在新野、邓县一带围攻刘邓大军的主力，结果扑了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来电催促白崇禧迅即遵照蒋介石的电令到蚌埠指挥，并先飞南京面商。白找副参谋长赵援、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和我来谈论，征询各人的意见。张轸认为“徐蚌会战”关系重大，建议白遵照蒋介石的电令到蚌埠去，以挽救危局。赵援和我没有异议。白认为蒋介石只要把大军交给他指挥，他就会乘机扩张桂系势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白也知道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军很不利，蒋介石不是给他什么便宜，而是叫他去“啃硬骨头”的。因此，他决定先到南京去看看情况，并与何应钦等面商后再说。
十月底，白崇禧带我和杨受琼（随从秘书，办公室上校副主任）及几个警卫人员由信阳飞南京。
到南京那天晚饭后，我到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作战指挥处）去了解华东方面的战况，索取徐州“剿总”的“战斗序列表”（铅印小册）及第三厅油印的“战报”（附要图）。次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特为白崇禧召开一次作战会报，地点在黄埔路国防部兵棋室。我随白崇禧去参加会报。参加会报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刘斐、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处长曹永湘等。先由曹永湘就标明国共两军态势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报告华东方面的战况和国防部第三厅所拟并经蒋介石、何应钦同意的“徐蚌会战”方针。这个方针的大意为：以一部分兵力凭借既设的坚固工事防守徐州，以主力集中于徐州、蚌埠之间及其两侧地区，使徐州形成突出的态势，以吸引共军陈毅野战军的主力于徐州，消耗其兵力。然后以主力（包括华东的各兵团及华中的黄维、张淦等兵团）实行大规模的反包围，强迫共军陈毅野战军的主力及可能来参加会战的刘伯承野战军主力或一部进行决战。继之，由我报告华中方面国共两军的态势和战况。接着，何应钦、顾祝同等催促白崇禧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这一言那一语地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周至柔描绘蒋介石在辽沈战役时昏乱的情形说：“长春第六十军出事后，长春的飞机场已在共军炮击之下，不能降落了，他（指蒋介石）还叫我派飞机到长春去把郑洞国带回来。我说：‘飞机场已经不能降落。’他说：‘从飞机上放绳子下去把他拉上来。’我说：‘飞机飞得那么快（没有直升飞机），绳子带不了他上来；即使吊着他，飞机一拖也就把他拖死了。’他说：‘死的也好！’”周至柔啼笑皆非，摇头叹息地继续说：“他（指郑洞国）知道是要被拖死的，他肯让捆绑吗？！”大家听到周至柔这一番话都苦笑了。白崇禧对徐州的情况提出一些问题，如主阵地的位置、工事的强度、飞机场能否守得住等等。与会者没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可以坐飞机到徐州去看看。”刘斐在会报中沉默不语。白崇禧没有表示是否要到徐州去，但由于他没有表示拒绝，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可能认为他按照他们所想的默然接受了。
国防部兵棋室会报之次日早晨，我到白崇禧的房间里对他提出我对于“徐蚌会战”的意见。我认为“徐蚌会战”未战而败局已定。我拿国防部第三厅的“战报”和徐州“剿总”的“战斗序列表”给他看，说明我的理由如下。
（一）陈毅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鲁南，以强大之一部在鲁西南已经以整然的态势集中好了，看来战略展开已经完毕，随时可以发动对我军的大规模攻势了。我军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路和津浦路摆成“死十字”的态势。徐州以东、海州以西沿铁路线上的黄百韬兵团等部队，是一条首尾不能相救的“长蛇”，更随时有被腰斩的可能，想把他们撤退到徐州，蚌埠之间，时间上已经迟了。他们一开始撤退，共军就会马上截击，而在运动中被截击是很危险的。徐州以西、柳河以东的邱清泉等兵团，要向徐州蚌埠之间及其两侧地区转移，轻装部队虽然可以由商丘、柳河等地利用公路、大道向蒙城、阜阳等处运动，但他们是重装备兵团，野炮、战车、汽车、弹药、油料等很多，由于公路到处被破坏，非由火车运输不可。时间仓促，容易混乱。如果鲁西南的共军乘机发动攻势，把铁路截断，那么重装备就退不下来。重装备是他们的灵魂，丢掉了重装备他们就不能打了。他们为什么任由敌人在自己的面前以优越的态势集中优势的兵力，而自己却摆成这样十字架的阵势？现在调整态势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在战略战术上的败局已成，难以挽回。
（二）华东方面国共两军各部队过去的战历，现在的情况和战斗力，以及指挥官的性格才能，我们知道得很少，不知己不知彼而会战是兵家之所忌。（白崇禧边听边翻阅着华东国民党军战斗序列表，我讲到这儿，他打断我的话，说：“他们的军长、师长，我多数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的性格就不好使用。”）像邱清泉这样的将领不一定听从指挥。（我说这一点是有根据的，一九四八年十月，黄维在豫西曾不听白崇禧的指挥，我虽然没有在这里说到黄维，但白崇禧是清楚的。）蚌埠离南京不远，总司令（白崇禧）在蚌埠指挥，而南京（指蒋介石）又直接指挥到兵团，甚至于直接指挥到军和师，指挥不统一，步调难免错乱。（白崇禧说：“骄兵悍将，不听调遣，都是蒋介石养成的。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不动，非他的手令不行。”）
（三）会战的战场就在南京的大门，会战不力，直接关系到南京的安危。
（四）临时来不及组织蚌埠的指挥机构（把武汉华中“剿总”的全班人马搬到蚌埠去，就等于叫白崇禧放弃武汉及华中地盘，他绝不会这样做，这是不待言的）。而且，既要在武汉指挥华中方面的作战，战区范围这样大，不是这方面紧张，就是那方面紧张，长期地昼夜紧张指挥，健康也受影响。总司令（白崇禧）最近的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累病了。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
说到这里，白崇禧表示同意我上述的意见。他说：“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我顺着他的话又说：“敌人的优势兵力是集中好了的，我军的各个兵团在空间上、时间上都是分散的，敌人可以集中兵力打一个兵团再打一个兵团。我们由华中调往华东的兵团，路程远，交通补给不便，行动缓慢，只要走上三几天，敌人就可以判断出我们部队的动向和企图。这样，敌人就可以在我们部队的预定行进路上破坏交通，迟滞和阻止我军的前进，并布置口袋来装我们。而且，刘伯承、陈赓还可能以其飘忽的行动乘黄维和张淦两个兵团的东调，进攻武汉。那时，我们再将东调的各兵团调回，可能在半途中被敌人截击。被动追随敌人，顾此失彼，不是办法。”
我说到这里，刘斐也到白崇禧的房里来，于是我就在旁边听他们的谈话。刘斐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发牢骚，他说他早就向蒋建议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了，但蒋不采纳，以致造成如此不利的形势。他认为这时连退守淮河都不行了，长江也将守不住，还要考虑退到太湖附近地区去建立防线。白崇禧对于刘斐的议论，只是听着，既没有提出疑问，也没有皱眉头（他对于幕僚的意见如有不同意时，就皱眉头，这是他惯常的态度）。刘斐也许还有别的秘密要对白谈，我在旁边恐有不便，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刘斐走后，白崇禧从楼上下来对他老婆说：“他们都打败仗，我又有什么办法？”这就充分表明了白崇禧也是没有一点胜利信心的。
白崇禧由信阳飞南京后的第二天夜里，平汉铁路信阳至武汉段受到解放军的大破坏。在信阳指挥所的副参谋长赵援正拟部署兵力重新打通这段铁路的交通。根据所得情报，参加这次破坏的解放军兵力有一万余人。我当时对解放军的企图判断为：（一）刘伯承野战军可能以主力（或有力之一部）转用到徐州、蚌埠以西地区参加大战，以有力之一部（或主力）牵制华中我军的兵力，妨碍或阻止华中抽调机动兵团到蚌埠、徐州方面去参加会战；（二）如果我军在华中方面的机动兵团转运到华东去参加“徐蚌会战”，刘伯承有力之一部（或主力）以及陈赓兵团可能进攻武汉。我将情况和判断报告白崇禧，并建议从孝感和信阳各以约一个军的兵力南北夹击广水、王家店间的解放军（我通过长途台的无线电话先与赵援商量过）。白同意我的建议，我即通知赵援用白崇禧的命令实施。
到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白崇禧派我由南京飞信阳向副参谋长赵援说明南京、徐州方面的一般情况，并告诉赵援：“我们还要回来的（指不到蚌埠去），应赶快部署兵力，恢复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白崇禧让周至柔派飞机送我到信阳，当日又飞回南京。
到南京之后的第五天，白崇禧临时通知周至柔派一架飞机给他使用，白带着原来由信阳到南京的几个人乘飞机，于当天午后溜回华中“剿总”。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就由南京打电话到汉口问白是否回到了汉口，并说：“我们以为白总司令到蚌埠或者到徐州去了，可是打电话到蚌埠和徐州都没有找到，原来你们是回武汉去了。为什么不辞而行？”当天晚上，何应钦又来电催劝白崇禧遵照蒋介石的电令到蚌埠去指挥，白复电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等理由拒绝了。
由南京到汉口的那一天，我草拟了一封作战电令稿，当送给白崇禧签字的时候，白不和我谈蒋政权和桂系前途的问题。我说：“蒋政权已不能挽回，我们应该和它分家。我看我们可以找李济深作桥梁与共产党和谈。”他说：“他们（指蒋介石王朝）快完了，我们（指桂系）不能为他（指蒋介石）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即李济深）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他在大祸临头的时候，打算采取权宜之计，把桂系势力保存下来。从这时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白崇禧就开始他的“备战求和”活动。他很秘密地向共产党作试探性的联系。在淮海战役高潮中我曾问过他：“李济深的桥梁是不是架了起来？”他说：“李任潮没有力量。”因此他打算利用蒋介石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之机，扩张桂系和桂系外围的武装力量，扩大桂系的政治影响，并与美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等到国民党军在淮海大战失败的时候，逼迫蒋介石下野，运用“备战求和”“求和备战”的反革命两手，在中南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的局面，幻想以桂系为中心形成第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我曾向白崇禧建议说：“国民党的招牌已经失尽人心，为了与蒋介石政权分家，应该另行组织政党。”白说：“是这样，但三民主义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深入人心，仍必须以三民主义作号召，才能在理论上战胜共产党。”他问我：“什么人能够负起组党的责任呢？”我举不出人来，他叹息说：“广西不出政治人才！”其实不是出不出人才的问题，而是任何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理论或政党，都要遭到人民的唾弃。
白崇禧拒绝到蚌埠去，蒋介石便电令将华中“剿总”所辖的黄维兵团（原来只有第十八、十、十四军，这时再把第八十五军编到这个兵团去）和张淦兵团（辖第七、四十八军）调到津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白不可能把它留住，而且白希望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津浦路南段多打一些时间，以便他们利用时间来扩张桂系和桂系外围的武装力量，所以故意让黄维兵团调往华东方面。至于张淦兵团，是桂系的“王牌”，白崇禧的老本，他既然拒绝到蚌埠去指挥，张淦兵团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让蒋介石调去的。争吵首先由策划作战的幕僚开始的。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处长曹永湘由南京打电话到武汉和我争论。他的主要论点是强调集中兵力于主战场进行决战。他说：“如果徐蚌会战失败，武汉也保不住。”我说：“武汉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点，不能没有一个打得硬的兵团来保卫，若把张淦兵团调走，刘伯承的部队来进攻武汉，武汉先失守，南京也就保不住了。”谁也没有把谁说服，两人只好不愉快地把电话机放下。于是争吵就发展到由蒋介石和白崇禧直接在电话上来进行。他们争吵后，白指示我用第二十八军（蒋介石嫡系）、第二十军（川军）来顶替张淦兵团的第九军和第四十八军，暂时和缓这个矛盾。但是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的战斗力远不如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蒋介石及其幕僚还是继续强索张淦兵团，特别是在黄维兵团和杜聿明所率领的各兵团被围的时候，一再地向华中“剿总”要张淦兵团，但都被白崇禧拒绝了。
十二月初，蒋介石电令华中“剿总”指挥下的第二军（蒋介石嫡系，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王凌云的基本部队，美械装备，这时宋希濂已经把它从王凌云的手上抓到自己的掌握中，驻扎在荆门、沙市地区）由沙市船运南京，准备使用到蚌埠附近地区参加会战。蒋介石的电令是分电华中“剿总”、宋希濂及第二军军长陈克非的。白崇禧对我指示说：“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他（指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的。”为了阻止第二军由荆、沙地区东调，我打算在情报上和船舶上制造障碍。白又指示说：“一定要调走的话，叫他船运到城陵矶转浙赣路去（其实城陵矶没有靠岸的码头，浙赣路边没有到城陵矶）。”因此，我和第四处处长赖光太商量，在运输上设置障碍，使第二军不能在沙市东运，第二军在沙市上了船也不许它开船。同时白又打电话给宋希濂的参谋长彭迈，故意夸大鄂西方面解放军的情况，并说：“陈赓兵团有向襄樊进攻直下宜昌、沙市的可能，第二军调走了，宜昌、沙市方面恐怕有问题吧？”暗示他也想把第二军留住。第二军在沙市上船后，因为受到种种阻碍，不能东运，陈克非到武汉向白崇禧请示。白在会见陈克非之后对我说：“陈克非也表示不愿意到津浦路方面去。”蒋介石知道白崇禧硬是不准第二军过武汉以后，电令宋希濂命令陈克非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车东运。这样时间就赶不上了，蒋介石因此恨透了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