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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
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政府国防部发表我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是月下旬，我由南京到汉口，向总司令部了解华中方面的一些情况并洽办一些事务后，于九月中旬到了沙市，组设第十四兵团司令部。
国防部赋予我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解放军入川和在鄂西地区渡江。基于此，我感到必须于一定时期内肃清在汉江以西地区活动的共军力量，使鄂西北地区成为一个安定区，充分利用四川、鄂西的丰富资源和人力，培养实力，这样东进可支援武汉，西进可规复中原。这是我当时昧于时势、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了肃清共军，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将兵团司令部移到荆门。十月二十四日，我在荆门接到蒋介石自北平发来的一个电报，叫我到徐州去担任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二十五日又接到国防部发表正式调职的命令，当天晚上刘峙（徐州“剿总”总司令）来电表示欢迎，他的办公室主任郭一予等亦以同学关系来电欢迎并促到任。我对于这个新命，感到十分彷徨。当时我对于华东解放军的情形不了解，自然是踌躇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所最担心的是考虑到指挥上的困难。徐州“剿总”所辖的部队为邱清泉、孙元良、黄百韬、李弥四个兵团。李弥是我的旧部，人颇浑厚，黄百韬也较为踏实，我估计这两个兵团在指挥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我是深知道他的；邱清泉骄横跋扈，狂妄自大，向来目空一切，听说在豫东战役，他连蒋介石的亲笔命令都拒不执行。孙、邱这两个人是很难对付的。而邱清泉兵团又是淮海战区中的骨干。这样，怎能指挥得心应手呢？同时，七月间我在南京开会时，有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雷渊澄（一九四六年在新疆我就和他认识）曾来我家访谈。他告诉我，他在徐蚌一带住了半年，最近才回来。我问他那边情形怎样，他说：“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我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我们，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还对我举过好些事例。我回想起他的话，也成为我踌躇的另一个因素。
综合上述这些原因，我和几位高级幕僚几度研讨，并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觉得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此决定辞受新命。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理由，于二十六日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顾祝同请求收回成命，并婉复刘峙及郭一予等。蒋介石于二十七日又自北平发来一个限一小时到的电报，记得内容大意如下：“某电悉。吾弟到鄂西后的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这是一个严厉的命令，再也不能说辞不受命的话了。我乃于二十八日复蒋介石一电，大意如下：“某电奉悉。将此间事务稍加料理后即赴京转徐。唯有一事不能不事先为钧座呈明者，徐州方面以邱清泉兵团为骨干，邱为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与友军不能和衷协调，如万一将来再发生类似豫东战役的情况，以致贻误戎机，则所关甚大，谁负其咎……”电文发出后，我将诸事料理后，于十月三十一日率一部分人员由荆门到沙市，候船东下，即在当天晚上接到蒋介石自南京发来一电，原文大意如下：“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仍供原职，希按原拟计划，积极实施为盼。”第二天国防部也来电，正式收回成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华东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南下，在碾庄圩地区，截住了西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摆好了聚歼的阵势。中原野战军之一部斩断了国民党军交通中枢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控制了徐蚌间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向陇海路山地区实施钳击，割裂了商丘刘汝明绥靖区和砀山邱清泉兵团之间的联系。南线徐蚌间的解放军部队，又由南向北，直逼徐州，迫使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南面迎拒解放军，不敢东援黄百韬。至此，徐州外围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诚如蒋介石自己所预料到的，为中国四大家族的“党国”存亡所系的淮海战役序幕揭开了。
徐州被围，蒋介石和国防部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迅即命令当时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的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火速东援。人民解放军已在淝河与浍河之间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黄维兵团钻进这个口袋。
东进的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严密监视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进到南坪集附近，遭到解放军的阻击，伤亡颇大。黄维以其主力强渡浍河，企图击破解放军的阻击，迅援徐州，但是他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华东解放军全部歼灭，给黄维心理上以极大的震动和恐惧；同时，黄维渡过浍河后，发现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知道已钻进了口袋，乃于二十四日下午命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企图退到固镇去和李延年兵团靠拢。解放军乘其混乱之际，猛力合围，将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十五华里的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时的蒋介石，真是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直蹦乱跳，他的本钱快要输光了，已无可调之兵了。当时除在平津地区由傅作义指挥的部队约五十万人实际上也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又较有战斗力的军，仅仅只有几个新兵编练司令部新成立的一些部队和残破得很严重正在整补的几个师，这是完全不能参与战斗的。所剩下的，就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胡宗南所属的几个军，和我所指挥的几个军而已。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所属的第一军到徐州，经空军总司令部研讨后，认为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同时胡宗南亦表示不愿把他唯一独存的骨干部队调走，因而作罢。就这样，国防部于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确切日期记不清楚），连发几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调我所指挥的第二十、二十八两个军立即开武汉集结，待船东下。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是四川人，他的部队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体系，军官和士兵绝大部分都是四川人。他们接到东调命令之后，情绪很颓丧，杨干才对我说：“我们队伍开到鄂西后，大家很高兴，因为靠四川近，现在又要东调，官兵们都不愿去。”我除了安慰和勉励他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王凌云所指挥的第二、十五两军及三个纵队，已大部分到达老河口、襄樊一带，方靖的第七十九军主力到达了宜城、南漳、保康一带。我命令第二军继续南下，开到荆门、十里铺、江陵间地区集结。
大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蒋介石发来一个“限半小时到”的电报，叫我和王凌云立即到南京去；另由武汉方面转来的电话，也是同样的指示。我即以电话通知尚在襄阳的王凌云，要他到荆门来一同走。在下午四时左右王凌云到来了，我们同乘车于当晚到了沙市；等到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一艘小的轮船东下，于三十日下午二时左右到了汉口。三时我和王凌云往见白崇禧，我向白汇报了鄂西北方面的全部情况，王凌云汇报了他所率部队南移的经过和到达的位置，还谈了一些关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及徐蚌方面的紧张情形；并商定次日（十二月一日）上午由总部通知空军第四路司令部派飞机送我们去南京。
当我们辞出时，白崇禧说还有事要和我谈谈，叫我留下。王凌云走后，白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原先是在会客室谈话），他亲自把门拴上，然后和我同坐在一条长沙发椅上。他开始问我：“你看目前的形势怎样？”我答：“很紧张，很危险。”白说：“是的，情势确是很危险。东北几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了，而且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是美械装备。共产党得了这样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们有的是人，很快就可组成很多的部队。东北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更可大力支援军事。不仅这样，他们后面还有俄国人的帮助。林彪大军一进关，局势就更不好办了。”我插进一句问他：“总司令看林彪大军马上就会进关，还是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有一个休整时期再进关呢？”白说：“我看很快就会进关来夺取平津，因为林彪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早已在锦州一带集结了。”
紧跟着白就把话题转到主要方面来了，他说：“徐州方面，黄百韬兵团已在碾庄圩地区全部被消灭了，徐州被围，黄维兵团亦已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围，正打得很激烈。现在总统电召你们到南京去，一定是要调你这个兵团东下增援。这样，武汉地区就仅剩下一个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等几个军而已。而这些队伍，除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属张淦兵团）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多半是临时编成，新兵很多，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你的部队再调走，武汉地区就显得更加空虚。共军陈毅、刘伯承两个野战军合起来兵力在一百万以上，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武装力量。把你的队伍调去，恐怕也不能解徐州之围，而且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了。”我问白：“依总司令之意，应该怎样办？”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这样，就把他的企图完全暴露出来了。我听了他的话，低沉地思索了一下，觉得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伪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于是，我也站起来，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他说：“‘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今时局艰危，到了极其严重的关头，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或尚可撑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样，在长江以南编练的第二线部队也可陆续使用。记得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重庆开国民党二中全会时，总司令在会上曾说，如不迅速遏制共军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发展，就会形成南北朝的局面。现东北已全部被共军占领，平津亦岌岌可危。如目前在徐蚌一带的主力再被消灭，恐欲求成为南北朝的局面亦不可得了。还是请总司令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至于从我个人的情绪来说，我希望不要离开鄂西，尤其不愿意把我的部队分割使用，但目前总以救大局为主。”
白听了我的话以后，狠狠地望了我一眼，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样吧，明天你先到南京去，多了解一些徐州和黄维兵团方面的情况。如形势已无法挽救，去亦无补于大局，最好向总统及顾总长请求免调。”
第二天（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我和王凌云坐着空军派定的一架专机飞往南京，十二时左右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降落，真没有想到蒋介石已派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在机场候迎，因为以往无论是到南京或重庆以及其他地方去见蒋介石，是从来没有受过官方接待的。我们同乘着一辆汽车直赴蒋介石官邸，刚进入会客室，蒋介石就从楼上走下来了，并且和我及王凌云握了手。这也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
坐下后，蒋介石就问王凌云部队到达的位置及部队的实力情况，王凌云如实报告。接着我将鄂西北地区的概要情况和第二十、二十八两军的开拔情形及第七十九军到达位置报告后，蒋介石就说：“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来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们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望你们淬砺奋发，鼓舞士气，务要取得这一决战的胜利。”关于部队的调运办法及补给等问题，蒋指示说：“等一会儿我告诉顾总长（顾祝同），今天下午开个会，叫有关的单位负责人都来参加，商讨办法，最要紧的就是愈快愈好。”从他的态度和言论上，可以看出他焦灼不安的情绪。
由于在飞机场时我就对俞济时说过，我有重要事，要和校长单独谈，所以蒋介石就让王凌云先走，把我留下。送走了王凌云后，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后我就将在汉口见白崇禧的情形和谈话内容，向他报告。蒋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我汇报完了后，蒋说：“好，我知道了，你答复他的话，说得很得体。”
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国防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林蔚、萧毅肃，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和作战运输补给有关的厅长、署长、处长等，加上我和王凌云共十余人，由顾祝同主持，商讨将第十四兵团全部东调的问题。首先讨论的是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由老河口空运南京后再车运蚌埠集结的问题，这是顾祝同亲自提出，说是总统指示要这样办的。空军总部方面主管运输的一位署长，就能调用的运输机数目、每架运输机的载重量和能装运的人数，往返一次所需要的油料数量，以及每天最大限度能往返的次数等，做了详细的说明。老河口机场没有一点存油，如要飞机携带往返油料，则装运量就要大大减少。最后的结论是空运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这样大的空运能力，这个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接着研讨轮船运送的办法，即是这些部队由老河口，襄樊地区步行到沙市集中，由沙市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轮运到浦口然后再转运蚌埠（长江冬季水浅，汉口到宜昌，只能航行较小的轮船，所以要换船）。联勤总部运输署署长（记得是赵桂森，但不能确定）说，现在集中最大限度的运输力量，将第二十八军及第二十军运到浦口，最快也要到十二月十二日才能完成任务；如再运三个军（包括在最后的第七十九军），就得要到年底或来年一月初才能运送完毕。这时，会上有人主张部队以急行军的姿态向蒙城前进，但计算行程，最快要二十天，同时在中途可能不断地遭到解放军的阻击，就会更耽搁时间，这个意见被否决了。又有人主张部队以步行和船运两种办法，尽速向武汉集中，并以一部分由火车运输，即是经粤汉路、浙赣路、沪杭路、沪宁路运到南京，再由津浦路转运蚌埠。这个意见，暂时保留，俟部队集中汉口后看情况再定。关于部队调运的办法，会议决定主要是依靠船运，责成主管运输的机关，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会上还讨论了有关补给及其他的一些次要问题。这次会议从三时开到七时才结束。
晚上八时半，蒋介石叫我和王凌云去见他。蒋对王凌云说：“明天一早派飞机送你到老河口，你要督促部队迅即开沙市集结待运。”又对我说：“你暂时留在南京，和顾总长、俞局长经常保持联系。”
一九四七年六月，当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威胁武汉和长江中游安全的时候，蒋介石感到万分惊恐，急忙调集了三十多个师，指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设立指挥所于九江，来对付这个新的严重的局势。
白崇禧由一个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部长来直接掌握兵权，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的野心很大，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个战区的指挥权。他在九江指挥所时，一再向蒋介石建议，将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徐州绥署（主任先为薛岳，后为顾祝同兼）两个机构统一指挥。蒋介石恐其兵权太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没有答应。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伪国大进行丑态百出的剧烈竞选，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桂系军阀如虎添翼。白崇禧利用当时风雨飘摇的局势，以指挥便利为理由，将其指挥所移驻武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高级指挥机关——程潜的武汉行营和白崇禧的国防部指挥所，而指挥权则掌握在白崇禧的手里，实际上就是逼走程潜和硬要武汉地盘。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最后只有将武汉行营撤销，调程潜为湘赣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迫于形势走这一步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程潜，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程潜在湖南的地位来牵制白崇禧。
白崇禧取得武汉地盘后，日益图谋倒蒋，使李宗仁得取而代之。他在军事上除张淦兵团（共有四个军）为桂系的基干部队外，还多方拉拢河南的张轸（张轸那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信阳绥靖区司令官，有一个军和一些保安团队）、鲁道源的云南部队（鲁道源当时任第五十八军军长）及陈明仁等（陈明仁当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陈自在东北四平街战役被撤职后，对蒋介石、陈诚心怀不满），在政治上则尽力拉拢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早就存有使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打起来，打得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从中取利的企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同白崇禧有过几次谈话和听过他几次公开的演说，他都是痛骂共产党，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的问题，除武力外，别无解决的办法。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削弱蒋介石力量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消灭，白崇禧是绝不肯放弃这个机会的。他知道蒋介石的本钱，只剩下以第一军为基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基干的邱清泉兵团，以第十八军为基干的黄维兵团，加上其他一些没有多大战斗力的部队。他希望看到这些部队的溃灭，更不愿将他已经掌握在手的部队调去解围，因为这是同他的企图相违背的。
第二十八军首先从鄂西开抵汉口，白崇禧就表示不让调走，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白知道这个军的人事和顾祝同有着历史渊源，才勉强同意调走。紧跟着第二十军也开到了汉口，白崇禧利用这个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同时白亦向国防部发牢骚，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等一类的话，并命令运输司令部，非有他的命令，不许装运。国防部一再以电报电话催促，白都拒不执行，形成僵局，经顾祝同派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到汉口见白，并经许的老师徐祖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第二十军调走。
现在轮到第二军了。这个军于十二月八日后陆续到达沙市集结，待轮开汉。其先头部队的第九师，则已于九、十两日先后到达汉口，正拟装轮东运之际，白崇禧突派亲信率其警卫团的武装部队将轮船看守起来，不许装运。国防部的电报，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顶回去，任何好话疏解，都毫无效果。东线的战况是那样紧张，真是盼望救兵如救火一样，而武汉方面却是多方留难。这把蒋介石急坏了，便亲自拿起电话机同白崇禧通话。一开头双方态度还较好，蒋对白说明东线战况的需要，希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愈来愈坏，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他将电话机使劲往桌上一摔，用他那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白崇禧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部队不许开汉，同时并命已经到了汉口的第九师仍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的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回到沙市去，把鄂西、湘西地区好好经营一番。借以屏障四川。可在那边新成立一些部队，你去找顾总长、林次长商谈一下。”
蒋介石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在我同他二十多年的关系中，经常见到的是他那种威严十足，凛不可犯的面孔，把自己打扮为一个天生的伟大人物。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认为自己的话就是“圣旨”。另一种是他那踌躇满志，得意扬扬的面孔，当他取得某种胜利或形势对他有利时，他便会冲昏头脑，乐不可支。例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窃取人民胜利的果实，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游行中，他神气活现，几乎笑得合不拢嘴来。另一种面孔是他逢迎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分子如马歇尔、魏德迈等的一副谄媚相，充分显露他那大流氓的奴才面目。再一种是事情不如他的心意，或有人触犯他时那种怒气腾腾的面孔，时常指手画脚地骂个不休，有些侍从人员还有被他拳打脚踢的。还有一种是他想利用人时，假惺惺地和颜悦色地敷衍应付的面孔。而我这次到南京，自十二月一日到十二日，在这十二天当中，同蒋介石见面有七八次，有时待在一块两三个钟头。我十分留心地观察他的态度，他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了信心而充满悲观失望的一副可怜相的面孔。过去那种趾高气扬，自命不凡，得意扬扬的神气，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黄维兵团的副司令官胡琏于八日上午从双堆集乘一架小飞机来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战场的情况，说的都是坏消息，而没有一点足以使人鼓舞的事情。蒋介石除了空言的慰勉而外，拿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危局，因为这时由徐州南下的杜聿明集团已被围困于陈官庄附近，从其他方面也已无可调之兵了。蒋介石于当天晚上六时半约我和胡琏去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及蒋经国。饭后就在那相当宽敞的会客室里放映了一部《文天祥》电影片。放完后，蒋介石站起来向我们点点头，便低头沉思，缓步地走上楼去了。我们待在一起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逃到西昌，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几种面孔外，在这一期间，我还看见蒋介石对人民的切齿仇恨和他那凶狠残忍的面孔。那是在十二月六日的下午。那天正午，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我，叫我于下午三点到光华门外空军总司令部王叔铭的战斗指挥所去（那时王叔铭专指挥空军对解放军作战），我按时到达。几分钟后，蒋介石就来了。在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里，中间摆着一个大沙盘，按五千分之一的比例，把双堆集周围的地形和双方的态势，就沙盘上标志得很清楚，这是经由空中摄影放大出来的。室内还有几十部电话机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王叔铭将空军侦察所得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同时他说到凝固汽油弹的威力（据王叔铭说，这种凝固汽油弹是国民党空军总部一个技术员发明的，由美国大量制造出来），可使每一个村庄化为灰烬。蒋介石听了，立刻从忧郁的神情转变为兴奋凶狠的面孔，连声说：“好，好，应该大量投掷，连共军后方一带的村庄都要投掷，这样，可以大量杀伤他们，使他们的补给发生困难。”同时我还听说蒋介石和胡琏商谈过施放毒气的计划，因受条件限制而未能实施。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离开南京飞到汉口，住在跑马场附近的一所楼房里。大约是十七日或十八日的早晨八时，我正在吃早饭的时候，一个副官慌忙地跑来对我说“总司令（即白崇禧）来了”。我跑去迎接，他已经进到会客室了。他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后，便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谈谈。”我便和他同乘一辆车到了他家里。他引我到他楼上的一间书房里，室内除一张办公桌、一把圈椅和三张沙发外，墙上还挂满许多军用地图。坐下后，他吩咐侍从人员下楼去，并不要让人进来，然后他就对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两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白说完后认真地注视我的表情，并问我的意见怎样。当时使我处在一个很为难的境地。我本来是一个不会抽烟的人，这时燃起一支烟使劲地吸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答复他说：“总司令对战局所作的分析和判断，我是完全同意的。同共产党进行三年战争的结果，我们是被打垮了，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没有力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的办法，当然很好，我也很赞成。总司令嘱我联合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劝蒋先生下野，本应遵办，但我考虑到：（一）我们和蒋先生有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在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我们是他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说：“军纪问题、道义问题都是应该考虑的，但目前以顾全大局为主。如能用和谈的办法使我们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至于被中共完全消灭，得以保存一部分力量并积极培养新的力量，则事尚可为。这样做，正可以爱护蒋先生，不要过分地从小节上考虑问题。”我说：“我们能不能运用一些民意机关例如参议会等，由他们出来表示意见？”白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作用不大。”随后白就蒋介石的任用非人，指挥错误，以及政治上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等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几乎整整地说了两个钟头。最后仍回到主题上来，继续鼓励我，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胁迫性的意味，要我照他的意思去做。我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时已十二点，我向他告辞。
离开白的寓所后，我没有回家去吃午饭，便径到袁守谦那里去（袁守谦当时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其驻在武汉侦察白崇禧动态的），把白对我谈话的详细情形告诉他，由他负责向蒋报告。同时我们研商后，决定我当天下午就离开武汉回鄂西去，防备白采取激烈行动，并由袁负责向白解释。就这样，我于当晚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取道长沙、常德回到沙市。
事情的发展，如大家所共知的：没有几天，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相继发出电文促蒋下野，不久白崇禧亦亲自出面逼蒋去职。蒋介石在其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和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夹攻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通电宣告“引退”，并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