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蒋介石已公开背叛革命,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蒋还不很放心,还不愿意让蒋取代北方军阀。那时孙传芳已逃到江北,离开徐州,日本帝国主义看见其亲手豢养起来的北洋军阀濒临绝境,遂出兵山东,企图挽救北洋军阀的灭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态度,跟蒋介石是截然不同的。蒋介石死也不敢得罪日本帝国主义,在江北停兵不敢前进;而中国人民则又在上海等地发起规模浩大的“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反对日本出兵山东。
这次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市商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虽然大同盟在市商会办公)和蒋介石方面的重要成员,都没有参加。执行委员会中人数较多而又工作得相当活跃的为马路商界联合会中的成员(如邬志豪等)。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由店员群众和一部分店主组成,跟市商会由大工厂主、大银行老板结合而成的情况不同。市商会往往看不起马路商界联合会,认为它是“野鸡”,但马路商界联合会无论对五卅惨案还是在其他事情上,处处表现出它有战斗力。
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抗日活动。被选为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的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与宣传部部长。我还邀闵刚侯等人参加宣传工作。在报纸中,我特别运用《新闻报》作为抗日宣传的工具。
不久,在日本总领事署干间谍工作的日本人池田安藏约我在咖啡店见面,提出要我辞去抗日的工作。池田说:“顾先生跟日本人有很好的友谊,现在顾先生参加了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有些妨碍和日本人的友谊,希望顾先生能辞去该同盟的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等职。”我答道:“完全可以,但不知老兄可否通知日本政府停止出兵中国?”池田笑道:“那怎么能办得到?”我也笑道:“那么,我的辞职又怎能办得到呢?”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雷厉风行地采取了对日经济绝交的行动,组织了数以百计的调查组到南市和闸北等地严密地调查和监视奸商的活动,到后来甚至进一步把奸商等所进的大批日货扣封起来。在短时间内,把奸商们搞得胆战心惊,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剥削活动陷于瘫痪。
然而,最后令人痛心的结果是同盟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解散了。那时我们在大同盟中搞抵制日货的一群人,政治认识是很模糊的,政治斗争也是幼稚的,我们以为蒋介石虽然反对共产党,总不至连一般性的爱国行动也反对吧!谁料到当我们蜂起搞对日经济绝交运动时,在暗中想尽一切方法来反对我们的,不但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内有中国的奸商,还有蒋总司令。在这个当时震动全上海的大组织中,国民党反动派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比较有地位有实权的人来参加和领导这个组织。事后细细回味,在运动开始时,国民党反动派就十分明显地表示着它是反对这一爱国运动的。可惜我们当时为狂热的爱国心所驱使,完全看不清这个昭然若揭的事实。
表面上写字作画诵经念佛,实际是多年来为日本大垄断资本家三井、三菱服务的白龙山人王一亭,他亲眼看见这一波浪浩瀚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重重地打击着他的日本主子。他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有一个姓尹的身穿军服的调查员向他要钱。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尹抓住,不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通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令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自行解散。
那个姓尹的原是蒋手下的一只小走狗,大同盟的调查委员会知道他跟军队有些关系,以为请他来参加调查工作,可能在对付奸商方面方便些。不料蒋竟狠毒地把这只走狗杀了,使所有对日经济绝交的调查员胆战心惊,不敢再触及大奸商的一根毛发。大同盟即使不自行解散,也无法执行其任务。从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断定,蒋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并不是从九一八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