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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2日的工人起义，一举击溃了孙传芳所部，完全占领了上海。这时，白崇禧乘机先进上海，不久蒋介石也来了。那时大家因为蒋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对于他的到来，都很重视。
帝国主义者对蒋来到上海，也极度关心。日本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英法的陆军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商团都动员起来，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黄浦江中帝国主义舰只如林，它们褪去了炮衣，准备随时轰射上海市民。因为汉口的英租界已于1月3日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由广大群众占领，帝国主义者的军队露骨地准备着，如革命军冲进上海租界，就决定屠杀中国人民。当时上海市民以为蒋到来一定可以收回租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分子赶出去。上海人既高兴又紧张，都睁大两眼，注视着蒋介石的行动。
那时我已到《新闻报》工作，虽不跑巡捕房、救火会，但还不时到工部局刑事科去看看，一则看它所发表的消息，二则在暗中观察它的谍报人员活动情况。3月26日下午2时半，我离家外出，先到工部局刑事科。我一踏进该科的招待室，就有人告知我蒋介石已于本日到达上海，所有该科的中西重要人员都已外出。我急回《新闻报》，《新闻报》采访科的新闻记者也都行走一空，他们比我先到报馆，先得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消息，特别是负责采访政治新闻的蒋剑侯、杭石君都已乘汽车出发活动。我也雇了一辆出租汽车，追踪前往。我先到枫林桥的外交部办事处，把名片递给警卫人员，要求见蒋介石。他们说蒋总司令确已到上海，但不在这里，而在龙华。我信以为真，立即命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往龙华。那里的警卫人员告诉我说，蒋总司令不是在龙华，是在枫林桥。于是我再回枫林桥，又向警卫人员提出请求，他们又用原来的话来欺骗我。我就老实告诉他们，我刚从龙华回来，肯定蒋是在这里，请他们把我的名片传递进去。他们知已不能再搪塞我，也就坦白地告诉我说，总司令确在里面，不过他通知我们不接见新闻记者。我再三请求，要他们把我的名片拿进去，给蒋看一下，如不接见，也就算了。他们无奈，有一个人拿我的名片到里面去转一下，一会儿出来答复我说，总司令不见。我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有个日本记者来了。我心想蒋是日本留学生，不会得罪日本人，极可能接见这个日本记者。如能把我的名片和日本记者的名片一起拿进去给蒋看，蒋会以为我是日本记者的朋友，就可能同时接见日本记者和我。于是，我对警卫人员说，总司令十分尊重外国记者，一定会接见的。请把我们二人的名片同时拿进去给蒋看。警卫人员的负责人不再拒绝，真的把我们二人的名片拿进去交给蒋。果然不到5分钟，里面有人出来说总司令有请。
这样，我跟那个日本记者（忘其名，也忘其报社）就从大门左侧的警卫队门口，经过一大片空地，进入那座正式的洋楼。登阶进门，看见楼下的会客室中，已经有大群新闻记者鸦雀无声地枯坐在那儿。所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记者已先我到达，但我和日本记者竟得先行上楼，为蒋所接见。这一局面，连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们一上楼，刚走到走廊的窗口，蒋就出来见我们。他并不请我们进入室内坐下谈，而只是站在室外近窗口处谈了一下，极为匆促，可以看出他正在里面举行着一个极为秘密而重要的会议，只是不得已出来敷衍我们一下。我一见蒋，不讲寒暄，也没有时间跟他作由浅而深的谈话，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些很露骨的问题。我率直问他对上海租界的态度是什么？租界应该不应该收回？如果帝国主义者竟敢动武，我们中国的态度应该怎样？他被我问得无言可答，每提一个问题，只答声“嗯”或“嗯、嗯”。我以为“嗯”也是很好的答复，也是在明显地表示他的态度，我就把这种“嗯”的答复在报上发表出来。我在那天晚上回家时想，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人、军事上的总司令，态度竟如此暧昧，实使我疑窦丛生。在我的脑海中预感着一种不祥的事情要发生。
我和蒋谈话后，立即下楼。时华灯初上，已经到了傍晚六七点钟。我离开洋楼时，楼下一大群同业，犹在耐心地等着蒋介石的接见。他们直等到10时以后，才由蒋出来集体接见，所谈都是一些敷衍的辞句，处处显露出躲闪的态度。
从这一次以后，我几次采访蒋介石，每当我提出的问题他难以答复时，总是以“嗯、嗯”之音来回答。他以为可以用此掩盖其态度，相反地，却是相当明显地暴露了他的态度，所谓欲盖弥彰者，这就是一个实例。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到达上海以后，我细细留心他们对《新闻报》的态度，发现他们对《新闻报》不满。《新闻报》社址虽在租界，有租界的“保护”，也有那美国老板的“保护”，不怕封门，但也不能安心。因此它也不免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来奉承蒋介石。
当时负责对上海宣传工作的是白崇禧的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陈群，宣传科科长是赵石龙，而在宣传科中一个最活跃的成员是李公朴。蒋既到上海，这个政治部就动员上海市民在南市的体育场举行欢迎蒋总司令大会，并在开会的那一天，在上海的各报上，以全版的篇幅刊登欢迎的广告，其中“欢迎蒋总司令”几个大字，规定要用特大号的铅字排印。
出人意料的是，刊登在《新闻报》上的广告，赫然在目的不是“欢迎蒋总司令”，而是“欢迎奖总司令”。这一字之错，引起了政治部和警备司令部的大怒。《新闻报》馆也吓得魂不附体，立即派员携带证据前往政治部和警备司令部，说明原委并道歉。据调查，原稿上写的是“蒋总司令”，排字时也排“蒋总司令”。校对校得也对，但排字工人把业已排好的版面，从四层楼的排字房经电梯送到下层时，突然电梯一震，把版面厂的一个大铅字震得跳了出来，而且跳得不见了。那时已近天明，排字房和编辑部的人都已休息。这个工友查得跳失的那个字是“蒋”字，就再返四层楼，自恃技熟，电灯也不开，从字架上摸了一个自以为是“蒋”的铅字，然后赶到下层，把这个字嵌进版面去。他想不到在暗中摸得的是“奖”字而不是“蒋”字，所补嵌在版中的也是“奖”字。这当然是个错误。如果蒋介石真是革命派的话，那么只要《新闻报》刊出道歉声明，可以对这个工作马虎的工友予以教育，也就够了。但蒋介石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显得跟旧军阀差不多。这个工友被抓进警备司令部，不经审判，监禁了很久，吃尽苦头，如不托人说情，很可能丧失生命。所幸他误摸的铅字是“奖”字，万一误摸得“浆”字，误排为“浆总司令”，那么这个工友的生命肯定难保了。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我亲眼看见了他的躲躲闪闪的态度，也在编辑部中听见了蒋到上海以后跟吴稚晖等开会时，流露出对革命不满的意思。谁能想到他在刚到上海不满二十天的时间内，就会对中国共产党干出那种比北洋军阀还要残酷的4月12日的反革命叛变呢？
我自然也想不到蒋介石能下这样的毒手。当时望平街一家孙传芳的机关报《新申报》被国民党接收，另行出版。我所熟悉的两个属于共产党方面的同志要我从《新闻报》分出些时间来帮助他们搞些编辑工作。我就在每晚10点钟以后到他们的报社里编些本市新闻。因人手不多，有时别人不到，我也代为编辑发稿。这样，约过了两个星期。4月11日晚上，我从《新闻报》馆出来，像往常一样地步行到那家报馆去帮忙。我走进编辑部，编辑部中寂无一人。我没有理会这种情形，坐下来编发稿件。11时到了，还是我一个人。工友们把电信、外地通信和一切稿件都交给我编，我也不辞，手挥笔舞，把全部稿件编发完毕，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没有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形。等到大样看完，签发付印，事毕回家时，在二层楼的全编辑部中，仍只有我一个人。我以为他们是在参加什么会议，因此无法来工作，万万没想到那天晚上竟有出人意料的大事情发生。
4月12日早上，我在家中略睡了一会，便又起来，雇了汽车出发采访消息。当汽车由北河南路进抵闸北宝山路口时，一切景象完全跟往日不同，交通全行断绝，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军警荷枪实弹，阻止汽车前进。我下车，在路旁弄口低声向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这才得知工人纠察队已在当夜12时后被蒋介石的军队袭击，并被缴了械。闸北境内尸横遍地，到处正在流着革命工人的鲜血。我知道出了大乱子，赶忙回《新闻报》馆跟大家讨论对这一非常事变的采访办法。喘息甫定，不禁想起我去帮忙的那一家报社当晚没有一个编辑人员上班，可能他们在事前已经得到一些风声，因而转入地下了。当时，我有些担忧，会不会有人告发我。我在该报帮忙的时间很短，我又未在外声张，知道者也不多，估计尚不致有什么麻烦。
事后，我们知道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是经过极周密的布置的。蒋是一心一意地要走向投降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道路。为要取信于帝国主义，非在上海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可，人杀得愈多，血流得愈多，就愈能使帝国主义者痛快，对他更加信任。后来，租界上的外国军队很快撤离，军舰大部分开走，工部局取消戒严，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信任的表现。最初我不明白蒋介石、白崇禧等对新闻记者毫无顾忌地讲出杀共产党人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明白这是利用我们向帝国主义者报功。
蒋固是“四一二”叛变革命和屠杀工人的元凶首恶，但在“四一二”屠杀中国人民最多的要算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头子所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帮会。黄金荣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长，广招流氓拜他为老头子，成为上海红帮的首领。杜月笙、张啸林是青帮的首领，手下也有众多的流氓徒弟。这帮人都是上海的地头蛇，对上海情形连一草一木都熟悉，蒋介石如没有他们的参加，绝不可能把工人和进步人士在短短的几天内杀害这么多。本来每当中国政治上有反常的变动时，租界是革命者转入地下活动极好的场所。可是这一次在租界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出动他们平时豢养的一大群中国流氓，把中国人一批一批从租界中拉出去，交给蒋介石杀死。这时在上海掌握着杀人大权的，文的是陈群，武的是杨虎（淞沪警备司令）。“四一二”时一抓到人，要杀便杀，从不要经过什么讯问。他们二人是人所共知的杀人魔王，大家把杨虎、陈群接连地念成“养虎成群”。这也就足以说明那时上海变成了什么样的可怕的世界了。
“四一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跟代表帝国主义者的洋行买办资产阶级和代表封建残余恶势力的流氓集团合伙干的一件罪恶滔天的反革命行动。
“四一二”以后，我们常到枫林桥陈群所在地采访消息。我亲耳听见陈群和他下面的人毫无顾忌地对人说，他们差不多每夜要杀许多人，杀人不用枪，用刀砍头。有好几夜，他们在刑场上，先把要杀的人一个一个当面杀给尚未杀的人看，然后再去杀那批尚未杀的人。据他们说，这样做可以使共产党多受些精神上的痛苦。他们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凶手，他们却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
那时，不明原因就被杀的人也很多。有一天杨虎坐着汽车到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的一家大饭店参加宴会，汽车停在路中央。不知道为什么，杨虎的司机跟另一个司机争闹而打起架来，杨虎的司机就诬称那一个司机是共产党，把他押上汽车，不容分辩地解往龙华司令部杀害。也有一个青年偶往一家印刷所探望朋友，被特务认做共产党抓去杀死。老百姓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十分愤慨，纷纷反对。这种普遍的谴责之声，传到蒋介石耳内，他还恶狠狠地说：“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这句话的来源就是如此。
这时浦东的闵刚侯家中有二人被捕，闵父请我帮忙向陈群求情。我不愿去看陈，只写了一封信给陈，说明冤枉，请予释放。几天以后，闵刚侯对我讲此二人已被开释。我的信居然有效，闵父深为感激。此外还有《新闻报》编辑潘竞民的外甥吴中一，也被国民党反动派从常州抓住押解到上海。潘恳求我和蒋剑侯、杭石君等向陈说情，也幸免于死。
“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失人心。我到南京采访消息时，南京的新闻记者把国民党的党歌改为“杀民主义，狐党所宗，以害民国，以碍大同，咨尔屠士，为民蠹虫，日夜偷懒，恶意是从，无勤无勇，不信不忠，离心离德，有始无终”。我和《新闻报》驻南京记者俞树立等唱起来时，尚觉音调铿锵，不觉哈哈大笑。（国民党的党歌原词为：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不过，我们二三个人只能低声偷偷地唱，万一不慎，被特务听见，我们也难免身首异处。
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得意于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其自身灭亡的种子也在这时暗中发芽滋长。革命者濒死而复生，国民党反动派却由此而走向死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