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

1925年，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前，我已当了一年多的新闻记者。那时我的任务偏重于采访社会新闻。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前夕，上海的日本纱厂早已把中国男女工人当作亡国奴看待，待遇非常刻薄。车间中的日本工头往往无故毒打中国工人，引起工人罢工。1925年5月15日，上海西区日商内外棉厂的日本工头竟疯狂地开枪，十余工人受伤。顾正红受重伤，医治无效，17日身亡。消息传出，群众非常愤慨。那时上海西区有不少新设立的规模小、设备差、没有自己的校舍，只凭租赁几幢旧洋房上课的私立大学，如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这些学校办得很有成绩，但是一些洋奴味十足的上海人，称呼那些帝国主义所办的、有洋房大厦的学校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为正规学校，却称上述这些大学为“野鸡”学校。就是这些“野鸡”学校的学生，虽然生活相当困难，但对受苦的工人却异常同情。他们的校址距离顾正红烈士工作的日本纱厂近，消息灵通，于是他们就毫无顾虑地行动起来，用实际力量支持被日本帝国主义欺侮压迫的工人。他们成群结队在上海西区向行人演讲宣传，并举行募捐，支持和救济因罢工而生活陷于困难的工人同胞们。相反地，那些“正规”学校的大学生只埋头读书，对革命斗争无动于衷。

这时，英帝国主义者助纣为虐，派出大批武装探捕，任意殴打与拘捕在沪西一带进行宣传和捐款的学生。广大群众决定予以反击，在5月30日下午，把反帝斗争从人烟相对比较少的沪西区推进到上海公共租界最热闹的中心，即南京路、浙江路交叉点，永安公司与先施公司高高对峙的南京路一带。

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照例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课。选择这一天游行示威，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来。这一地区属于老闸捕房管辖。那时老闸捕房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后门，在贵州路上，另一个是前门，在南京路上先施、永安两公司之西，距两公司只有很短的路。五卅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运动，把捕房位于南京路的大门堵塞了。因为南京路上人最多，一发生事故，人群像潮水般地拥入捕房，帝国主义者即便使用武力，也难抵抗，没有办法，只好堵住这个门，只留贵州路的一个门。那时，永安公司西侧有一个现在已不存在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上层，就是工部局的市政厅，所有工部局的董事会、纳税人会等都在这里举行。建筑物下层的后部，是鱼肉菜蔬市场。当时上海人都称这建筑物为“铁房子小菜场”。五卅后，工部局把这个铁房子小菜场出卖给商人，拆去后建为新雅酒楼等企业。

5月30日下午1时左右，工人学生群众分批来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附近，向市民演讲宣传。聚而听者，愈来愈多。这时公共租界所有的捕房，特别是老闸捕房，早就做好了准备，西捕持手枪，印捕、华捕各负步枪，中西便衣侦探也暗藏武器，分头密布在这一段南京路上。老闸捕房南京路上的大门警备更为森严，门首不但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巡捕，成列成行地排在门的左右两侧，而且还有从救火会调来的皮带车。这是预备一开枪，群众的鲜血流出来后，立刻用它来冲洗地上的血迹，以消灭其犯罪的痕迹。

像野兽般的英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最初对群众乱挥警棍，企图把他们驱散。勇敢的游行者早已把死生置之度外，在这一段最热闹的南京路上，有的人依然站立在高处，大声向群众演讲。一时人如潮涌。英帝国主义者下令抓人，被抓的人都被巡捕或侦探们拖到老闸捕房，拳打脚踢，拘留起来。群众怒不可遏，最后，当探捕们又抓了一批人要押进南京路的老闸捕房时，群众一涌上前，向探捕们严厉地提出抗议。有些人紧紧跟随在探捕和被抓人的后面，愤怒地要进入捕房，责问巡捕乱抓人、乱打人的理由。不料在大门口负责指挥武装巡捕的英捕哀活生，见群众走近大门口，突然下令开枪。一时子弹横飞，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射来，群众被迫后退，南京路上即铁房子小菜场的前面顿时洒满殷红的鲜血，死伤者躺在血泊中比比皆是。当场被英国士兵枪杀身死的工人、学生、市民等共13人，身受重伤的15人，被捕的50余人。肇事后，英国士兵立即把死者重伤者拉走，并使用在事前准备好的救火会皮带车，把马路上的碧血冲洗干净。到了5点钟左右，路上已见不到血迹，可是五卅烈士们的热血散发的气味，在那里却淹滞不散接连多天，上海市民前往流泪凭吊的络绎不绝。全上海全中国立即掀起了波澜壮阔震惊全世界的反帝浪潮。

5月31日下午，上海市民在市商会举行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市商会的四周，如北苏州路的大门、北河南路的侧门等，都属于公共租界范围，但市商会本身这一片小小的土地却属于中国地界。所以我们在那里举行大会，帝国主义者不能强行干涉，他们只派了些暗探，鬼鬼祟祟地混入人群中偷探消息。不到1点钟，参加大会的群众已像潮水般涌入市商会大礼堂，大家情绪激昂，十分拥挤。开会后，烈士家属纷纷登台，痛哭失声地向群众控诉英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要求大家为他们报仇。这时，一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像轰雷般地响起来。这个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主持的，由于不公开，我们不可能知道刘少奇、瞿秋白等同志在里面秘密领导。在那天的大会上，我们只看见台上有一位瘦长的、操着纯浦东口音的、名叫林钧的青年在主持会议。林钧的声音特别洪亮。那时开会没有扩音器，他的响亮的声音和为工人、市民容易听懂的浦东话音，使大会进行得极为顺利。从这天以后，全上海的大小工厂，大中小学校，大大小小的商店，举行了规模较为浩大的大罢工、大罢课和大罢市，这都是这次大会定下来的。罢工、罢课、罢市持续进行了近两个月之久，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大受损失，在政治上也威信扫地。英帝国主义者吓得胆战心惊。数年后，有一个名叫伊登的英籍三道头巡捕，在四川路桥遇到一个日本水兵殴打中国人时，他不敢再袒护日本水兵，硬着头皮把那个日本水兵抓到捕房去，引起了日本陆战队的愤怒，就派兵包围捕房与工部局，最后英国向日本道歉了事。

五卅惨案后，我对英国人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我再也没有兴趣到捕房和救火会等处去采访消息。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也逐渐由社会新闻转变到其他方面。

五卅惨案后第二年，即1926年春，帝国主义者企图愚弄中国人民，派了一个所谓“司法调查团”来到上海，对时隔近一年的五卅惨案进行所谓“调查”。调查团的委员长是美国法官约翰逊，他一到上海，就住进上海最豪华的西式旅社——大华饭店。他年约六十多岁，身材微胖，有些道貌岸然的样子。他不拒绝接见新闻记者，一见了我，就口口声声地说要主持公道。他选了个日子，在惨案发生地附近的铁房子小菜场的上层，即工部局市政厅，公开传集惨案肇事负责人等进行审讯。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伪善面貌还没有完全被人识破，所以这一出“司法调查”的戏，尚能引起一部分人的注意。

约翰逊等在市政厅设下了公座，邀请了有限的列席听询人员，面积不大的市政厅会场稀稀落落地坐了些人，也有报社代表，每一报社只准派一个记者参加。讯问整天进行，从上午9时至12时，下午2时至5时，传讯肇事负责人员如巡长麦高云、指挥开枪的英捕哀活生、几个印捕、华捕以及被难家属和证人。讯问了好几天。我每天代表《时报》去采访，遇到英国人上堂供述时，则用英文速记记录。下午五六时回到报社，就动手把英文速记稿译成中文，每写好二三张，由编辑人员加工发排。这样手不停挥地直到半夜一二点钟才写完，所写字数每次五六千到一万左右。稿太长，连吃夜饭的时间也没有，请人家代买一碗面，一面写，一面吃。到下半夜二三点钟才回家休息。

司法调查的结果不久就发表了，对英国凶手只是免职了事，对死难家属只是给钱作为抚恤。这样的血海深仇，如此了事，中国人民岂能甘心呢？反帝斗争决不因帝国主义者扮演了这一出丑剧而停止。因此，1926年的5月30日，上海市民又轰轰烈烈地起来纪念五卅运动。英帝国主义者素来不准游行示威，更不准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南京路和浙江路一带。尽管这样，纪念五卅惨案的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照样高擎旗帜标语，高呼口号，威武地通过了南京路浙江路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1926年对五卅惨案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