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上了记者

我家在浦东南汇县周浦镇，这个镇距离上海市区只有十几里地，是个小镇。镇上一品斋生产的豆腐干和三阳南货店的火炙糕却远近闻名。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木匠。父亲却读了几年书，能够到地主家去教教门馆，但生活也艰难得很，常靠借债度日。几年之后，满身是债。每逢除夕，父亲外出躲债，债主们提着灯笼来家讨债，挤在屋里，坐着不走。母亲忙着说好话应付他们，真是不堪其苦。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为了躲债，我们全家只好携带随身东西秘密地逃往上海，离开了故乡。在上海，父亲仍然找不到正式工作。连年失业，吃尽当光，连脚桶、铜壶等物，只要当铺能要的东西都典质一空。那时我虽年幼，却学会了当东西。每次出门，我拿着父亲交给我典当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走向当铺。当铺门口，墙上大书一个吓人的“当”字。我来到当铺门口，因为典当东西是件丢脸的事，害怕被人瞧见，先看看周围有熟人没有，没有发现熟人，我就轻轻地跨进当铺，再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肯定没有熟人了，我才拿出要当的东西，走到高与人齐的柜台前，双手把东西捧上去。朝奉（即当铺先生）用戴着老花眼镜的眼睛看了看东西，故意表示不要，我低声哀求，他才表示可以收下，然后向账房唱出所当的东西和当的钱数。账房写好当票，由朝奉把当票和钱一并交给我。我握着这来之不易的钱，感到一阵心酸，赶紧跑回家中，把当票和钱如数交给父亲，好买米做饭。

父亲教我识字。他先按照《千字文》教我学方块字，后来读那时的新书《蒙学课本》。稍大一点以后，我学会看小说，又读《左传》《古文观止》。父亲给我取名“执中”，号“效汤”，这是从“汤执中，立贤无方”的典故中引出来的，我嫌“效汤”这个名字不好听，一直没有用过。父亲失业三年之后，有位邻居劝我父亲说，你既有文化，为何不去开办一所学校，自己教书谋生呢？父亲接受了他的意见，借些钱，开设了一所养中学校（地址在上海的南无锡路），我们家的生活才勉强能够维持。我也在父亲设的小学里读书。那时父亲加入了基督教，江长川牧师介绍我考入教会学校中西中学读书。中西中学的前身叫中西书院，后来改名为东吴大学，其原来校址就改建为中西中学，后来又改名为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我在那里读了五年书毕业。东吴二中几年的学习生活，使我获得了良好的英语基础，这所中学很多课程都使用英语课本，由外籍教师教学。我苦学了几年，英语大有长进，这对我后来采访外交新闻很有帮助。东吴二中毕业以后，我是全班同学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可以免费进入东吴大学或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学习，但为了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我只好放弃升学的念头。从1919年起，我就跨进社会，为衣食奔波，当过店员、描图员，到母校代课。1920年至1921年间，我在基督教慕义堂任理事，后来获得一个机会到工部局外国监牢教外国人说上海话。以后又调到工部局所属救火会、水上巡捕房去教外国人说华语。这样我就比较多地接触到外国人，英语说得更好。工作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我可以看懂英语报纸、杂志，甚至开始为英文月刊写稿。但最后我却进入报馆当了新闻记者一直干了32年，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顾执中保存的部分记者证

在上海市区比较热闹的地方有一条路叫山东路，这条路中间从九江路到福州路的一段叫望平街，从福州路再往南叫麦家圈。那时上海的所有报馆几乎都集中在望平街上，从北到南，隔开几步，就可以看见一家报馆。在最北端的是《民国日报》，在汉口路山东路拐角或其附近的有《申报》和《新闻报》，再往南有《时事新报》。在望平街上各据一隅、望楹相对者有《时报》和《商报》。这种报馆集中的情况跟伦敦的报纸多集中在舰队街的情况相仿佛。

为什么上海的报馆多集中在一处呢？这无疑是为了便于发行的关系。原来上海的报纸都没有自己的发行组织与发行网，每天早上5时左右报纸印出后，即批发给报贩。按月看报的读者向报贩订报，零星看报的读者也向报贩买报。为了及早使报纸到达读者手中，报贩早上的时间十分紧张。这样，报馆集中在一处，就可以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和距离内取得各种报纸，并以最迅捷的行动分送和贩卖早上新出版的报纸了。由于这种原因，新开办的报馆，除非自己有发行力量可以设在别处外，都得设立在这里。否则，设在离望平街稍远之地，报贩便不给它推销报纸，这家报馆就不能存在。这种情况直到七七抗战之后，才稍有改变。

我最初在《时报》当记者，后来一直在《新闻报》工作。下面就谈谈我历年采访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报海生活中的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