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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上海后，很快就转到津浦路第一集团军方面去采访新闻。沈颂芳和我同行。一路上乘坐铁篷车、客车。在兖州，我们有幸坐上一辆部队政治部的宣传车。宣传列车一直停在兖州车站，直到半夜才开向泰安。这一夜我们车上虽然没有卧铺，但车厢有顶有窗，又宽敞，又无骡马尿屎之味，所以睡得又香又甜，自徐州北行以来，这是最舒适的一夜。
我们到泰安站，刚下车，看见对面也有南行列车到站。所有下车的人，脸上和行动上都显得惊慌和紧张。我询问其中几个人，原来隔天（5月3日）在济南发生了惨案，日本兵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和许多中国老百姓。日本兵还炮轰济南城。贺耀祖的部队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已不战而走，纷纷从南门逃出。这一列车上的诸色人等，也是在昨天从济南逃出来的。
在纷乱的行列中，我发现了《新闻报》随军记者曹天纵，我一把拉住他，他也高兴得禁不住叫起来。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青年译电员和为曹肩负铺盖及行军床的工友，一共是三人。我们在路旁坐下，曹讲了惨案发生的一般情形。我见曹身体不好，决定请他回南京休息，译电员暂留，前方的事情，由我和沈负责。曹就和我们握手告别，找车回南京去了。
曹走后，我跟沈说，我们要尽可能到济南附近去看一看，在那里一定可以收集到关于惨案的更详尽的情况。当军政人员乱逃的时候，我们要镇静地勇敢地迎上前去，一定可以在采访上得到较大的收获。这是一个中国记者应尽的责任。沈表示同意。但那时泰安以北已不通火车，我们又没有汽车，觉得十分为难。
正当交通问题无法解决之际，我们发现公路上有几辆卡车要向济南方面开驶，其中有许多乘客是宣传列车上的宣传人员。因与他们熟识，我们就老实不客气地爬上了卡车。卡车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向济南方向开驶，驶过界首，驶过张夏，驶过崮山，驶近了济南南郊的党家庄和莘庄。正当汽车向前疾驶的时候，忽然路旁一个农民大声喊叫：“停下来！停下来！”司机忙把卡车停住。他下车跟那热心的农民向前走了几步，才发现路已被掘断。掘断处的纵断面有几丈深，如果汽车驶到那里跌下来，车中的人员都要粉身碎骨。这个农民救了我们许多人的性命。
车停了，车声寂静下来，侧耳一听，就听得从济南那里传来的阵炮声。同时在我们前面远处，有很多“黑点”向我们这里跑来，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些“黑点”到底是什么。时间不久，“黑点”越来越近，最后我们看出那些“黑点”是一大群从济南继续逃出来的难民和狼狈撤退下来的蒋介石军队的散兵残卒。这些兵卒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他们气愤地把步枪扔在我们面前，表示不再为不抵抗的蒋介石卖命了。我们乘纷乱之际，各找了几个对象，请他们把济南的情形讲给我们听。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在蒋介石政府搞经济和外交的人员，说得相当有条理。他们的谈话，是有关五三惨案的最新最丰富的消息。我们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用最快的方法传送给上海报馆，让它向中国人民报告，向全世界人民报告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停车的地方没有村舍，没有市街，是一片空地。在这片空地上，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只能退到泰安再说。
在泰安，车站上旅馆中以及司令部中都挤满了人，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我们就在街上找到一间半坍毁的房屋。这间房没有门窗，没有家具，只有一扇门板，好像是被人拆下来横在地上似的。我就打开小箱子，取出纸张，把门板用砖垫起来，作为写字桌。我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写那篇关于济南惨案的详细报道。由于资料丰富，我不喝水，不吃饭，不小便，一口气写到天黑，大约写了七八千字到一万字，方才脱稿。我把稿约略地复阅一下，才和沈出去吃了些东西，松了口气。
我们那时不能由邮局寄递那篇经过千辛万苦采访得来的通讯稿，就是快信，也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到达上海。经这样长时间编辑部才收到这篇稿件，除了把它投之字纸篓外，还能有什么用呢，我考虑了一下，于是要求沈颂芳用最快的方法把这篇稿送到上海《新闻报》社去，然后再回到这里来。临行，我再三要求沈要快，要快。我以为沈至少要花三四天的时间，才可以到上海。不料沈办事相当利落，他一到泰安车站，就跳上了王正廷（继黄郛后的外交部长）的专车，沿途不停站，只一夜工夫就到浦口。次日下午，沈即到达上海，赶到《新闻报》社。我们的稿第二天就刊出，引起上海市民的极大注意。
五三惨案之后，由于蒋介石乞怜妥协，日本兵虽没有从济南出动（实际上，日帝对中国的全面性侵略，那时还没有准备好），但经常派几架飞机飞到泰安上空扫射或投弹。有一次扔下来的炸弹落在总司令部列车附近，吓得蒋总司令魂不附体，便下令总司令部立即再往后退，一直退到兖州。我也跟着退到了兖州。在兖州，我待了几天，观察形势。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明目张胆地在济南用武力阻碍蒋介石的北伐，从很多事实中，又证明蒋介石没有胆量去冲破这一阻碍。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胆小如鼠，闻风而逃。在这种形势之下，第一集团军的前进已成问题。本来作战重心在第一集团军方面，现在因为济南惨案的发生而起了变化，我觉得滞留兖州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决定赶回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海路到当时尚由军阀把持的天津、北京一带去采访新闻。
要到当时的天津、北京去是有一定危险的。天津、北京都在军阀张作霖控制之下。街上大刀队横行，我去那里当然要冒危险。临行时《新闻报》老编辑文公达先生为我写了一封给梅兰芳先生的介绍信，他是专捧梅的戏迷。有了这一封信，我的紧张思想松弛下来，万一碰到北方军队检查，他们熟知梅先生之名，看到这封信，不至于为难我。
从上海登轮时，我脱下中山装，改穿中装。所有手提箱中的一切东西，甚至一张纸片，我都郑重地做了检查，然后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征途。
将到塘沽时，听船上乘客讲，岸上驻有北洋军阀的大刀队，动不动就要砍头。上海人闻此极为寒心。因为1926年在孙传芳的统治将要崩溃的上海，沿民国路与法租界交界处，就驻有孙部李宝璋的大刀队，对出入行人进行检查。这些“丘八”都不识字，只要搜查出身上一张纸，不管是账单或当票，统统说是传单，立即一刀砍下头来示众。于是我对自己简单的行李反复地检查，竟在外衣口袋里寻出一个第二集团军的布质徽章，赶快把它丢入海中。我通过大刀队的检查之后，直奔火车站，到了天津。
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我住在国民饭店，休息片刻，就到《大公报》报社，拜访总编辑张季鸾先生。他是上海《新闻报》的驻津通讯员。我希望他能帮助我了解北方的形势，特别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北方的阴谋企图。张虽然善于分析形势，但对实际情况究竟怎样也没有把握。我于5月29日去访日本驻津领事白井。白井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他说天津有日兵五千，飞机九架，驻在日租界七百码以外，随时可以应战；如北京东交民巷形势紧急，其防御线自将扩充。这时日兵已在天津布置铁丝网，操演巷战，试演飞机，火药气味很浓。
我在天津也看到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采访主任曹谷冰。胡待人很周到，初次见面，就请我在一家西菜社吃饭。因为天津不是我的新闻采访地区，饭后我旋即乘火车来到北京，时间是5月29日晚上。
在前门找到旅馆后，我就到梁家园《新闻报》北京采访部办事处去看记者张亚庸。张为人儒雅开朗，好酒，从早到晚手不释杯。他的新闻来源主要来自各机关内线，另外就是北京各通讯社发送的稿件，直接采访的新闻不多。张和北京的若干同业见我特地从上海跑来，表示欢迎，招待很好。但对帮助我这个人地两生，北京话又十分蹩脚的人开展新闻活动，表示很为难，于是我就包下了一辆黄包车，要到什么地方去，用不着我操心问路，黄包车自会拉到那里去。
东交民巷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新闻活动中心。我首先去访日本军官建川少将，他告知我在东交民巷驻有500名日军，其任务是以保护日本使馆和日本侨民为主，不干涉中国军队进驻北京；日本和各国驻军也不会派联合军队把守北京城门。他讲话的语气，跟日驻津领事白井截然不同。
我找到外国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他也表示：使团对中国的内政不预备插手。张作霖对北京的放弃已属显然。
我在东交民巷，得识若干英、美记者，他们跟中国《新闻报》在新闻采访上不存在矛盾，没有竞争。我们约定经常见面，交换消息，这使我在北京的新闻来源，顿时多了起来。
6月1日晨，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眷属，已于这天凌晨乘车出关。张的行装、家具，在前门车站月台上堆积如山，可见张作霖本人出走在即。这天日使馆参赞天羽英二接见我时，声称日军决不占领北京，也不拒绝北伐军队入城。1日下午4时，张作霖会见英、美、日、法等国大使，向他们声明此后的北京治安问题。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我主张把这一头条要闻立即拍发上海《新闻报》。但以张亚庸为首的《新闻报》驻京办事处人员苦苦劝阻，要我千万不要拍发。认为即使张出走了，北京还留有他的驻军，电报局还有他派的新闻检查员，到处有大刀队，一经查出这种不利于他的绝密新闻，追究起来，张亚庸和我免不了都要做刀下之鬼。我想我是专来北京采访新闻的，舍此重要消息不发，实在痛心。我便对张亚庸说：我们不拍由收报人付费的新闻电，而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收电地方，不写上海《新闻报》，而写上海汉口路二七四号某人收；电报的内容不说张作霖离京出走，而改用可以猜得出的隐语，如“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来影射张作霖于1日晚出走，所有政务由国务院代为维持。收电人写的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部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他必能想到我只身来京，并无小妾；即使离京他往，也无电告的必要。从而悟出离京的不是我，而是张作霖；至于“郭务远”是国务院谐音更属显然。大家认为办法稳妥，就同意拍发了。事后得知，上海《新闻报》就在6月2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是这样登的：“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张作霖定一日晚行，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
实际上张作霖离开北京的时间是1928年6月1日的后半夜，即6月2日的早上
。
作为新闻记者，能逃避检查把这一重要新闻拍发出去，确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张作霖离京退回关外，标志着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
张作霖离开北京，虽然还有东北军鲍毓麟旅4000余人和警察人员等，但仍由地方人士组织了治安维持会，维持北京局面。他们中有江庸、章士钊等，还有美国人福开森。这时北京一片萧条，景象十分暗淡。我每日仍往来于东交民巷等地，进行新闻采访活动。4日下午从使团方面得知张作霖于该日拂晓在皇姑屯被炸受重伤的消息。明知这是日本特务搞的，但碍于形势，我们不能这样发表。张作霖被称11日晚伤重死去。至此，东北军入关反攻已不可能，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宣告寿终正寝。
6月5日，我采访东北军将领邢士廉，邢告诉我，蒋介石将派何成浚来北京接洽。邢曾任上海护军使，何曾于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在泰安和我见过多次，我对他们都熟稔。
在北京的上层社会和外交使团中，对蒋介石其人不熟悉，无感情，故不希望第一集团军进入北京；对冯玉祥有恶感，他在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时，得罪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这些人害怕他的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比较起来，受欢迎的，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日本使馆参赞崛义贵于6月7日上午公开对我表示：“使团方面对二、三集团军入城，均表欢迎，但第三集团军纪律素佳，此间尤为满意。”
1928年6月6日上午，风闻有北伐军队进抵北京郊区。我得知治安维持会要派代表前往欢迎，就跟他们取得联系，一同前往。我们于近午时自户部街乘汽车驶往南苑，车中有治安维持会代表常耀奎、商会代表冷家骥、李瀛州及警监吴炳湘、尹扶一、杨开甲等。出永定门，驶行十余里，即发现第二集团军的别动队五六人。车抵南苑，与别动队司令部的参谋长唐豫章晤面，据云：所部确是第二集团军的北路军，自4月2日在彰德击溃敌人后，即沿铁路线兼程追击，经磁州、邯郸至石家庄。之后离开铁路线向北推进，经正定、晋州、祁县、安国、新城，至6日晨5时抵固安，12时抵南苑，沿途所经大小战斗共四十余次。至此，我才明了，迫使张作霖出走，战局急转直下的原来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当时治安维持会中人，出乎意外地发现这一事实，顿觉不安与失望起来。
下午4时10分，我们行抵南苑的营市街，晤见第二集团军的旅长李汉章。治安维持会的代表，一方面对李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向李提出三点请求：进入北京城的军队，人数以少为宜，如派遣军队入城，请先用电话通知治安维持会，俾便预为布置一切；东北军的鲍毓麟部，维持北京治安颇著劳绩，请予以优待照顾。李旅长闻后，似有不快，但态度仍很自然，当即答复道。听说北京秩序甚好，我们的军队自无必要入城！接着愤慨地说，第二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都是一家人，对北京治安的维持，不必分彼此，可以共同负责。
俄而，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韩复榘也到达南苑。在他未和我们见面前，已获知北京治安维持会不欢迎第二集团军进城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蒋介石不许他把第二集团军开进北京的命令。因此在跟我们见面时不免怒形于色，说大家都是革命的军队，为什么第二集团军不准进入北京？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服从蒋的命令。最后韩对我表示：第二集团军的队伍，暂不开入北京城内，冯总司令也暂不来京。第二集团军的北路总司令鹿钟麟约3日后可到达，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四五日后可到达。本军极愿保护北京，唯恐有人妄加测度，故暂缓入城。
自这一天起，从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来看，蒋介石与冯玉祥间的矛盾，已呈表面化。1929年至1930年间蒋与冯、阎大战的种子，便已经埋下了。
北伐军既然于6月6日开抵北京郊外，留驻北京城内的东北军自然不能不走了。6月8日晨9时，鲍毓麟旅部撤出北京，行经朝阳门时，有美国公使、法国代办及熊希龄、恽宝惠以及商会代表孙学仕、陈佩衡等，到该处送行，鲍毓麟与欢送者一一握手告别。11时城门开启，鲍俟全旅4000余人从容出城后，始乘马随行。北平治安维持会与商会都派有代表送至通州始返。
1928年6月10日，白崇禧突然比阎锡山先进入北京城
，我感到有些诧异。我跟白在上海时就熟悉。那天我去东方饭店看他，既看不到他的卫队，也不见他的秘书和随从人员。见面后他要我代他发动一个英、美记者招待会，并要我做翻译，我为了搞到新闻，就同意了。
白崇禧的英、美记者招待会是在6月11日晨举行的，就在那天下午，阎锡山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也进入了北京城。
桂军头头白崇禧突然闯入北京，出乎我的意外。蒋介石在北伐之始，和冯、阎部队都划有一定的作战区域；独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虽在编制上是第四集团军，但并没有一定的作战区域。我在陇海与津浦两线上，所遇到的桂军很少。白崇禧如此轻装单身先行抢入北京，一定有原因。
白崇禧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大谈反共，说去年（1927年）“清党”时，上海杀了多少万人，南京、汉口杀了多少万人，意在取悦帝国主义者。可是一般外国记者对此却不以为意，反提出了当时蒋介石为何辞职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白表示对东北军一向持坚决反对态度。而张学良却不久就易帜附蒋，直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了。此后（1930年）冯、阎、汪精卫等联合反蒋时，张学良举兵入关，助蒋作战，帮了蒋的大忙，这是后话。
蛰伏山西的阎锡山是成竹在胸，对北京的觊觎已非一日。1928年，他的部下如总指挥商震、警备司令张荫梧、宪兵司令楚溪春、第六军长孙楚、第五军长傅存怀等先期入京。阎本人则于6月11日晨自保定启程，到高碑店换乘小汽车，经长辛店、卢沟桥，于12时半到达北京彰仪门（今广安门）。这时全城悬旗，军、警、商各界人等出城欢迎，中外新闻记者也出城采访，全城竟一时热闹起来。
我和阎锡山谈了话，他说了七点：如无特别事故，拟长驻北京（这说明北京与天津一带，不归蒋，不归冯，由阎管辖）；一俟战争结束，即赴天津视察；政治概由国府主持，本人不参加意见（这是回答蒋介石的）；对北京治安，（阎）负完全责任；与冯系主义的结合，并无权利之争，敌者挑拨，万勿置信（这说明阎、冯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白总指挥（白崇禧）来京，其任务系参加北伐，指挥军事，扫除残敌（虽对白崇禧北京之行有所说明，颇觉勉强）；对关外奉军仍继续进攻（这与白崇禧持一致态度）。
阎锡山进入北京后不久，蒋介石率领陈立夫一帮人也蜂拥来到了北京。随之而来的，还有《新闻报》随军记者沈颂芳等。我的任务既已完成，就离开北京去了天津，这时津浦线仍被日军扼阻，我便从塘沽搭轮由海道返回上海。
1928年秋的一个晚上，《新闻报》编辑部的某负责人对我说，外交部为了弄清楚五三惨案的情况，想请上海新闻界组织一个“济南惨案调查团”，所有旅费食宿等费都由外交部负责，调查的报告预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表示愿意参加。我完全没有想到青岛、济南以及整个胶济铁路都在蛮横无理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和统治之下，如果蒋介石和日本军阀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的卖国勾当，我们这些只拿一支自来水笔的上海新闻记者们，怎能安全无事地进入这个蔡公时等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被残杀得满地血水的区域？日本侵略者怎能甘心让我们在那里公开进行调查？又怎能让我们连一根毛发也没有损失悠然回返上海？这是明显地表示蒋介石又偷偷地背着中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虽然我在当时只是怀疑，但在三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顿调查团到东北时，我也参加了调查，一切可怕的遭遇，跟这次完全不同。两相比较，就可以令人确信他们这次组织上海新闻记者调查济南惨案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双方在事前秘密布置好的玩弄中国记者与中国人民的一出把戏。
同行的记者，记得有《申报》的康通一、金华亭，《时报》的金雄白，《时事新报》的叶如音，《新闻报》的我和一个姓姚的。其他已无从想起。此外还有美国记者《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和一个法国女记者。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团长和秘书，有事大家临时协商。因为康通一资历和年龄较高，是一个比较老成持重的中国记者，所以遇到问题时，大家都去请教他。
我们从上海到青岛坐的是大洋轮船，头等舱位，两人住一间房舱，房内有冷热水设备和盖着羊毛毯子的软床；一日三餐都是丰盛的西餐，到了青岛，我们又被安置在一家大旅馆里。该旅馆地处海滨，风景优美，起居生活也是高水平的。在青岛我们也不进行调查，只是逛逛市街，看看商店。我觉得我们是旅行团，而不是调查团。在青岛街上遇到日本兵，他们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们。在青岛住了两天一夜，我们接受了日方的意见，坐胶济路的晚车去济南。
济南的空气比青岛紧张得多。路上到处可以见到戴着红帽耀武扬威的日本兵。他们的总司令是福田中将，一个矮胖的日本人。我不喜欢这样的气氛，我建议不必在济南住得太久，把调查搞得紧凑一点，有两三天时间就够了。大家同意我的主张，决定在济南最多以三天为限。我们的调查程序，第一天是全体成员到日本司令部去看福田，第二天分成两组，一组向市商会等中国团体进行调查，另一组是向外国领事馆等调查，谁参加哪一组由自己认定。我认定参加后一组的调查工作。
在济南我们只住了两天，会晤了福田以及济南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明白人只要想一想，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济南，我们能调查到什么呢？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能对我们讲些什么呢？不言而喻，没有什么实话。这两天在济南，实在阴沉得令人难以忍受。
两天挨过了，我们又坐夜车由济南去青岛，在青岛玩了两天，才搭轮船回上海。康通一估计到一回到上海大家不免又要忙起来，难以抽出时间来写这一份所谓济南惨案的调查报告。他主张不如趁船上无事，推出两三个人来执笔起草，由大家讨论修改，作最后决定，然后交上海各报发表。我赞成康的办法，其他人也不反对，这一份报告就匆匆地在轮船尚未进入上海以前，草草完稿。后来由康负责交各报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