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四中全会

1927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租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开了好几天，以内部意见分歧停顿下来。1927年末又在南京召开预备会议，准备预备会议开完后，就正式举行四中全会。

上海各报馆对这个会议极为重视，除南京当地原有记者外，各报馆都派特派记者前往采访。《申报》派了金华亭，《时报》派了金雄白，《时事新报》派了叶如音，《新闻报》派了我，彼此在采访消息上，又展开了剧烈的竞争。

那时南京虽然已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但市街狭小，设备窳陋，白天自来水不清，入夜电灯不明。全市找不到一家设备比较好的大旅馆。招待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成贤街成贤旅馆房间虽多，但建筑陈旧不堪，每一房间的面积小得像鸽笼，还不及上海八仙桥的小旅馆。全城比较热闹的地方还是夫子庙地区，那里有戏院、茶楼，有几家规模较大的饭店。

《新闻报》南京采访科设在夫子庙地区的姚家巷，一楼一底，楼上是办公室和用板隔起来的卧室。我初到的时候，南京采访科还没有一个外勤记者，住在南京采访科为《新闻报》兼搞些新闻工作的是杨千里。杨曾任无锡县知事，能文章，治金石，字也写得好。杨以外，只有一个跟上海通长途电话的青年与一个工友。不久曹天纵、俞树立、廖寿昌相继来担任新闻采访工作，南京的采访科便热闹起来。

1927年秋，何香凝自广东抵上海时，顾执中在渡轮上向何采访消息时所摄。

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其中如张继、谢持、邹鲁、覃振等是西山会议派；吴稚晖、李石曾是无政府主义派；陈果夫、陈立夫以及后来的张道藩、潘公展、方治等是C.C.系；孙科、伍朝枢，宋子文、孔祥熙、王正廷以及后来的宋美龄等为亲美、亲英分子；还有多愁善病满口孔孟而本质极为反动的亲日分子戴季陶；以饮酒自遣的叶楚伧；好吃鱼翅海参的谭延闿；半身不遂坐在椅上由人抬进抬出的张静江；比较进步敢于跟蒋介石抗衡的则有粤方委员何香凝、陈树人、经亨颐、郭春涛、丁超五、王法勤、王乐平等。所谓粤方委员并不一定都是广东籍，如经亨颐是浙江人，丁超五是福建人，他们在思想上和主张上与粤方委员接近。还有些徘徊其间者为蔡元培、邵力子、于右任等。至于曾任军职的中央委员如李烈钧、柏烈武、李济深等，除李烈钧外，我没有接触，所以知道得少。

无论预备会议或正式会议，国民党都是关起门来举行，不邀请新闻记者参加。但新闻又非采访不可，于是新闻记者只好在开会时等在门外，看看谁来参加，谁缺席；等到散会后，大家分头去找比较熟稔的委员，探问一下当天开会的内容和讨论情况。我们就根据这样获得的消息，拍电报或用长途电话报告给上海。

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对待新闻记者的态度各有不同。有的一言不发，甚至索性拒之门外，不予接见，像何应钦、宋子文等就是，我对这一种人，就放弃采访，以免浪费时间；有的是笑里藏刀，别有用意，企图利用新闻记者做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如陈果夫、陈立夫等就是，我对这一种人小心谨慎，分析其内容，以抉择取舍；有的是天生的好人，看见新闻记者不但讲话随便，就连皮包里的秘密文件也拿出来给我看，像蔡元培、李烈钧等，我对他们自然衷心感激，但发表稿件时不能没有分寸，防止发生问题时连累他们；有的人是讲话讲不清楚，听了使人莫名其妙，像谭延闿等；有的人跟我们原是同业，彼此很熟，反而要避嫌疑，以免发生问题时连累他们，像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先生等，我也并不常去看他们。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去看郭春涛先生，他记忆力强，分析问题清楚。他的一席话，实际上就等于一篇很精彩的会议记录。我每次把与郭春涛先生所讲的话作为基础，然后再加以补充整理，写成一篇完整的新闻稿。发表以后，不但第三者以为这种新闻是由我们目击而写成的，就是国民党本身也疑神疑鬼地以为真的有人出“后门”，把新闻“走私”给我们。最可恶的是陈果夫，竟然无耻地造谣说我曾偷看他的皮包，我从未去看他一次，他的话完全是无稽之谈。最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竟向《新闻报》提出要求交出我这个人来，报馆转告我，我愤极置之不理，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

那时南京跟上海间传递消息，只有两种工具，即电报和长途电话。这两者都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付钱使用，而且拍电和通话的时候都在晚上，拥挤不堪。我估计会议闭幕那天，定有长篇宣言、决议和讨论情况等，数量至少要在一万数千字，单用电报和长途电话，无论如何是难以完成任务的。我就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跟俞树立等商量。我主张除电报和长途电话以外，还应找另一种传递消息的工具。那时无线电报还没有公开营业，只有高级的军事机关设有无线电台。我们如能得到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李烈钧的同意，准许我们使用紫金山的军用无线电台，把会议消息的三分之一拍送上海，由上海《新闻报》馆的无线电台收取，其余的仍以长途电话和电报传递，那么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不过事情要做得极为秘密，因为万一传出去，各报都援例请求，我们的消息还是要被挤塞住，不能全部传递到上海。俞同意我提的办法，我们一起到军事委员会去找李烈钧，李表示可以帮忙。我们就请他下令给山上的无线电台负责人，由我们持令前往接洽，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然后我们准备三个又快又准的人译电码，两个最熟练的人通长途电话，并准备好夜深充饥的点心、提精神的人参以及运送稿件的车辆等。

预备会议开得很久，甚至连星期天上午也不休息。有一次预备会是星期天上午在汤山举行的。我和俞、曹等驱车前往，仍守候在会场外面。大家趁机在汤山洗了温泉澡，笑笑谈谈，不觉已是下午2点钟，腹中饥饿，可是会议还没有散。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俞等主张在近处吃些东西，然后再来。我等候已久，会议快散了，如我们一走，正好散会，这些“要人”们匆匆而去，我们就白等了，不如再待几分钟。俞等同意。果然不到10分钟，会议开完了，大门一开，“要人”们一拥而出，我们在他们未上汽车之前，迎上前去，各找对象，探询会议的内容和结果。这样，几分钟之内，人去楼空，而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新闻。俞先生对这次经验，记得很牢，到上海跟同业们谈话或向学新闻的学生讲演时，常把此事作为例子。他要求大家记住：新闻记者是新闻第一，肚子第二，失去了新闻的新闻记者，也就不成为新闻记者了。

最后，在“扫墓归来岁已寒”（于右任诗）的时候，正式会议开幕了，我们就更忙乱起来。闭会那一天，一切文件都在闭会后天色已垂暗时，才发给新闻记者。这最后一天的新闻量，果然不出我所料，足有1.5万字左右。我把所有《新闻报》在南京的工作人员都发动起来。我和俞、曹等分头写稿、编稿，另有三个人分头把稿上的每一个字译成电报号码，每译好一部分即送电报局拍发，或挂加急的长途电话跟上海通话，或送往紫金山无线电台，到下半夜2时左右才完成任务。等到我从山上回到采访科，通话员正力竭声嘶地跟上海通话，近3时左右才去睡。

第二天下午我离南京回上海，行前，上海各报已到南京。我们打开一看，除《新闻报》外，各报消息都未能全部拍出，有的报馆只拍了闭幕宣言的一半，有的只拍了摘要。至于新闻，各报发的也不完全。只有我们事前有准备，找到了新的传递新闻的方法，把新闻和全部宣言一字不遗地拍到了上海，并悉数刊登出来。这种新闻拍发的速度和数量，是中国以前的报纸所从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