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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办人，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中，胡政之从事新闻工作时间最长，积累的办报经验最丰富。他多次采访世界性的重大新闻，精通评论文章，尤善经营管理。《大公报》不但不赔钱，还有盈利。因应战争形势，《大公报》由天津一地扩及上海、武汉、香港、重庆、桂林，成为全国性的报纸。
胡政之注重发现人才，延揽人才，并以战略眼光培养后备人才。出身于《大公报》的编辑、记者，不仅在新闻事业中而且在其他方面均能作出贡献。
胡政之，名霖，笔名冷观。188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旧官僚家庭里。他的父亲胡登崧是甲午科（1894年）举人。在安徽，先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入安徽省高等学堂。在这座学堂里，胡政之接触了近代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先进的自然科学观。他读过严复译著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从长江里漂来的《申报》《新民丛报》《苏报》等进步书刊曾经使他深深迷恋。
安徽受当时“学界风潮”的影响，学校里开设了算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也请了一些新派人物为教员。胡政之读书十分用功，他非常喜欢桐城派的文章，对姚鼐和方苞的文章下过功夫研习。当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在图书馆里出现时，他也紧紧抱住不放。因此，胡政之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良好的文言文基础。他后来文章里的风骨文采，可能受桐城派和林琴南文体的影响。
1906年，胡登崧在安徽五河县知县任内病故。胡政之辍学，扶柩回四川。
1906年，17岁的胡政之在清朝末年那一股留学热潮中，自费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同时学了几种外语。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本英文的《中国名人录》中说胡政之“懂得半打外语”，可能有点夸张，但至少他懂得三四种。他在日本生活非常简朴，每月的费用都合理安排。这一年，与同在东京学习商业的四川同乡吴鼎昌相识。
1911年，胡政之回国。正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此时胡政之才22岁，风华正茂。在上海安排了居所，联络几个朋友，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虽然业务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长进，但他的交游甚广，颇有几位好心的朋友。
就这样过了不长的时间，1912年他进入上海《大共和报》担任日文翻译。这时，于右任发起组织民主图书公司，胡政之和张季鸾都加入了这个公司，在这里他们开始建立友谊。
1913年，胡政之受聘为《大共和日报》总编辑。张季鸾因反袁入狱，保释出来以后非常落拓。胡政之请他到《大共和日报》做日文翻译，并同在康心孚任教务长的中国公学授课，胡教法律，张教日文和外交史。两个落拓才子两度共事，同患难，共甘苦，友谊深厚，为以后的共同事业打下感情基础。
1915年，王揖唐任吉林巡按史（即省长），胡政之去当他的秘书。次年，王入段祺瑞内阁，任内务总长（即部长），胡政之又在该部任参事。
王揖唐是安福系的骨干，胡政之与皖系人物多有接触，但他并不是安福系的成员。他的父亲胡登崧曾在安徽代理天长县知县，可能因此而结识皖籍的军政官员。
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鼓吹君主立宪失败，民国建立后他无意经营，早已委托别人代管。1916年9月，《大公报》盘售给安福系的王郅隆接办。经徐树铮推荐，聘请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这时的《大公报》已成为安福系控制的宣传机构。1917年，段祺瑞讨伐策动复辟的张勋时，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为之宣传鼓吹。胡自己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涨，一时有辛亥革命时上海《民立报》之目。”
胡政之在王郅隆接办的《大公报》工作了三年，由于安福系亲日卖国的真相不断暴露，声名狼藉，他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就不想再干下去了。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参加对德宣战，中国也算“战胜国”。从1919年1月到6月，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胡政之受王揖唐的委托，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这次会议。他不仅是到会的唯一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在中国报业史中，可以说他是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这种以总编辑身份亲自外出采访的作风，在以后30多年中胡政之一直坚持，没有改变。
巴黎和会之后，他又游历了英、德、意和瑞士等国，这当然得益于他的“半打外国语”。对这次欧洲采访，他经常津津乐道。但他从不提北洋军阀在外交上的失败，也从未批评过王揖唐。
1920年，胡政之回国。正逢直皖战争，皖系主力已被打垮，段祺瑞逃往天津日租界，徐树铮也在日本人庇护下逃往上海。胡政之没有回到《大公报》，他到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日报》担任了总编辑。
胡政之与林白水合作时间不长，因意见分歧而离去。胡在北京调查了一家通讯社的组织、发稿、收费等具体办法，并物色了几位编辑如李子宽、张琴南等，一起去上海。
皖系军阀失势后，仍想东山再起，就联络南方的国民党和北方的奉系军阀，组成一个反直系的临时联盟。三方面每月各拨1000元，由皖系军阀卢永祥派人主持，在上海办一个“国闻通讯社”，作为宣传机构。邓汉祥为社长，周培艺为总编辑。徐铸成在《大公报》资料室中发现影印的蒋介石早年传记，其中有孙中山1922年由上海赴广东就任大元帅时致蒋介石函中，嘱咐他“对国闻通讯社津贴应按月筹付”。开办不久，徐树铮向卢永祥推荐胡政之为总编辑，并说可拿出10万元作为通讯社的基金，不必由三方承担经费。卢永祥征得各方同意，胡政之到任。
在国闻通讯社所发稿件中，凡属有利于卢永祥、段祺瑞、孙中山、张作霖等方面的政治新闻，都由胡政之亲自撰写。有一名编辑从外文报纸上摘译一些一般性消息，少数几个外勤记者挤进帮会、商会，得来一些马路新闻。稿件质量低，被报纸采用的很少。
1924年发生了江浙战争，即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战争。结果，卢永祥失败，丢掉了他在江浙的地盘，国闻通讯社的经济支柱动摇。胡政之甩掉了卢永祥这个后台老板，却因祸得福，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通讯社。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胡政之对国闻通讯社苦心经营，于1924年4月和11月，分别在汉口和北京建立了国闻通讯社的分社，扩大了通讯社的规模。
胡政之很久以来就想创办一张报纸，来发表自己的言论。由于经济能力不足，难于实现。1924年8月，他接受李子宽的建议，从国闻通讯社分出一部分力量，创办了《国闻周报》。
《国闻周报》社设在上海。在创刊号上，胡政之写了一个“发刊辞”。文章先为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正名，要人们改变以往的偏见。他着重阐述了新闻记者的作用，认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逾古昔”。当新闻记者并不是“文人末路”，“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屏除百务以从事通信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
他反对“有闻必录”，但坚持要把必要的材料摆到读者面前，让他们自由地选择，以辨别真伪、美丑、善恶。胡政之在《国闻周报》上撰写的政论和时评，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观点融于字里行间，仍然是倾向于孙、段、张的。
国闻通讯社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胡政之增设广告部，以广告的回佣来贴补经费。这时留日时的朋友吴鼎昌已任盐业银行总经理，正在组建四行储蓄会。他同意每月资助400元，作为四行储蓄会付给《国闻周报》的广告费。从此，《国闻周报》又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持。这也是胡政之与吴鼎昌合作的开端。
此后，国闻通讯社在汉口、北京两个分社之外，续建沈阳、哈尔滨分社，一个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的通讯网已经建成，当时是仅次于中央社的规模最大的通讯社。
《国闻周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时事周刊，内容有一周简评、时事论文、外论介绍、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要、文艺、书评、新闻图片、时人汇志等栏目。
创刊初期的政论、时评大多由胡政之执笔，吴鼎昌以“前溪”笔名发表过多篇经济评论。胡政之的故交王揖唐写的十几万字的《逸塘诗话》也连载在《国闻周报》上。该刊还常常发表一些名流学者如胡适、黄炎培、马相伯、潘公展等人写的介绍社会思潮、议论时政的文章。
《国闻周报》保留了这一时期的许多珍贵史料，如瞿秋白在长汀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赤区土地问题》等。20世纪30年代每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如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之后，《国闻周报》都由曹世瑛编一个特辑，做比较系统的记录。
《国闻周报》到1937年共出14卷，每卷50期。发行数字最高时达到25000册。1926年夏，因胡政之到天津续办《大公报》。该刊也随同迁津出版。1936年《大公报》出上海版，又随之迂回上海。“八一三”沪战爆发，一度改出《战时增刊》，直到1937年底上海沦陷停刊。在当时是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高的期刊。
如果说《大公报》是吴、胡、张三人合办，则《国闻周报》应当视为胡政之独力主办的。从国闻通讯社而《国闻周报》，又从《国闻周报》而《大公报》，胡政之从来没有停止过采访和写作。除了政论之外，还写通讯、游记等。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在巨大的政治潮流中随波逐浪，长期处于徘徊观望的境地。
胡政之和一部分旧军阀官僚关系较为密切，养成一副敏感的新闻头脑和比较独特的采访方式。他的朋友最早是安福系的王揖唐、徐树铮，还有奉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及傅作义、古应芬等。因而他的消息来源很广，能够及时摸到政治行情。与当时著名记者邵飘萍、张季鸾的采访方式相似：在走访朋友之中采访到消息。胡政之报道的许多重要消息、独家新闻都是从朋友那里得来的。
北伐战争初步胜利，国民革命形势顺利发展时，眼看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敏感的胡政之逐渐在感情上和旧军阀疏离，向新军阀靠拢，政治立场、思想意识都有隐约的变化。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胡政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国闻周报》上写文章，为中国人民辩护，向帝国主义提出强烈的诘难：
“……人家说学生是共产党排外，我们也不必辩，因为排外是要有事实的。假如真是共产党人，从公理和法律上来说，也没有格杀勿论的理由。何况枪弹无情，一排枪下雨，学生、工人、商贩、过路的，糊糊涂涂地倒下许多。这是什么理由呵。”
帝国主义屠戮中国人民的惨景给他带来了满腔的愤怒，胡政之在这里以法律、公理和道义的名义，为中国人民做了严正的辩护。陈词激昂慷慨，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他对当时上海报界反应迟钝颇为感慨：
“……这次当地出了偌大风潮，人心激愤达于极度，上海各报都非常慎重，……而外国报纸反而大放厥词，什么‘暴动’咧，‘共产党’咧，‘排外’咧，每天长篇大论，拿事情往大处引申。中国人是静穆的悲哀吗？外国人是狂热的愤怒吗？……有人说这几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报纸的冷静，几乎是百比例，因此很不满意上海报界。安晓得……上海报界之冷静，正和乡下人不敢得罪地保们的情形一样，却是越可见静穆的悲哀，才真是彻骨的苦痛。”
《国闻周报》既发表过落拓时的张季鸾所写的政论，也发表过年轻作家沈从文的著名小说《边城》，该刊的时事报道和述评能给人以详尽的报道和有趣的知识，比如列宁逝世时，《国闻周报》特约记者及时报道了莫斯科及苏联各地人民哀悼的情况。当时其他报刊很少有这种报道。
更为重要的是，胡政之主持的《国闻周报》如同一个摇篮，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像王芸生、徐铸成那样有才干的新闻工作者，吸引了许许多多热心的读者，团结了文化界、学术界的许多作者。同时，正是《国闻周报》为后来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立，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坚实基础。
当胡政之去欧洲采访巴黎和会时，旧《大公报》仍由王郅隆经营。王郅隆本是一个粮商，在冶游时与皖系军阀拉上关系，成为安福俱乐部的会计主任。他没有办报纸的经验，胡政之去欧洲后，聘请的编辑又不得力，言论亲日，不得人心，报纸每况愈下。直皖战争后王郅隆去日本，1923年9月在大阪地震中死去，报社由他的儿子王景杭接办。随着安福系的没落，这张报苟延残喘，无人问津，最后每天只印几十份，在街上贴贴报牌子。1925年11月27日终于停刊。
这时吴鼎昌在天津已经成为北方财阀，想办一张报纸作为政治资本。胡政之为国闻社办事常到天津，看到《大公报》关门，便想接过来办一张没有背景的报纸。老报人张季鸾办报多次均告失败，这时正在天津赋闲，也想卷土重来。这三位都曾留学日本，且早已相识，办报是他们共有的夙愿。吴鼎昌愿意出资5万元，盘购原《大公报》的全部资财，这对胡政之和张季鸾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于是，吴鼎昌的资本、张季鸾的文笔、胡政之的经营，三者结合，成立了新记公司《大公报》。按照各自的条件，吴任社长，张为总编辑兼副经理，胡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三人约定，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报社的社训。张季鸾着重解释第二项说：“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
关于吴鼎昌的资本，据后来曹谷冰考证，并不是吴个人的钱，而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会的公款。20世纪50年代曹世瑛看到《大公报》的股东名单中有四行老板周作民、王孟钟、王灵毅等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从不过问《大公报》的言论，他们也都不是现任官吏，因而新记公司《大公报》便自称为“民营报纸”。
在他们三人之中，以张季鸾的文笔为最好。张幼从名师，十几岁即能为文，曾为于右任办过报纸。因此，吴胡相约，“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个不同时，从张先生”。实际上，三人的文章各有特色，观点也未必一致，但均以“文人论政”为己任。
至于《大公报》的经营运作，主要靠胡政之。安福系时期的《大公报》营业部和工厂的职工，都是胡政之的旧部，很容易召集回来，其中有胡的得力助手、后来的副经理王佩之。国闻通讯社有一整套编写班子，包括派驻各地的记者，整个转到《大公报》，都由胡政之一手组织擘画，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报社同人背后都称他为“胡老板”。
新记《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内容丰富多彩，版面新颖别致，在当时报坛独树一帜，使人耳目一新。要闻版全部是来自国闻社北京、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5个分社的专电。当时报纸是竖排的，要闻头条标题由一般的三栏高扩大到六栏，相当于横排的通栏，大字标题十分醒目。国际版、地方版、本市版都有专题报道的“特别栏”和“花边新闻”。除综合性的副刊《铜锣》（后改名《小公园》）外，还有哲学、医学、文艺、经济、图书、文史、科学等专门性质的周刊七八种，大量约请专家写稿。现在海外的原《大公报》同人陈纪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大公报》开辟各种学术性副刊，是全国所有报纸最成功的一家，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堪与媲美。”
以全新面貌出世的《大公报》，把一幅中国真实现状的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它对北洋军阀毫无畏缩，敢骂敢言，犀利的言论确实具有“三千支毛瑟枪”的作用。
为了使言论更有说服力，每天都需要大量的专电、通讯、特写等，作为立论的素材和依据。在北洋政府时期，身为总经理的胡政之，周旋于南北军阀政客之间，却仍以记者的敏感，采写了不少有影响有分量的新闻通讯。如1928年秋天，得悉政局将有突变，胡政之即到东北旅游，访问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等，写出《东北之游》九篇通讯。1929年为报道中东铁路纠纷，胡再赴东北，在《大公报》上发表五篇《再游东北》，透露出许多重要的内幕消息。同年，他又去南京，趁蒋、阎、冯大战之机，会晤了蒋介石，写出了《新都印象记》三篇，记叙他与蒋会面的经过。1931年，胡政之访问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和桂系军阀白崇禧，写了《阎白访问记》《再度访问记》。
有了新的《大公报》，胡政之找到了一块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地方。他和张季鸾一起专心办报，真如他们“约法五章”里说的那样，“决不旁骛”。胡政之料理报社内外一切事务，同时还轮流担任撰写社评。他经常利用下午休息时间到公园或什么地方转转，看见人家手里拿着一份《大公报》则十分高兴。他也深入了解读者对于报纸有什么要求，请他们提出意见。
续刊之初，每天的发行额只有2000份，广告也很少，入不敷出，每月赔钱。一年之后销数增至6000份，收支已可相抵。此后几年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平板机而轮转机，由每天一大张扩充到四大张。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大公报》的声望已经越出国境。
据曹世瑛记述：“胡经理是个矮胖子，五短身材，大近视眼，声音洪亮，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表情严肃，但不难接近。他是一位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当机立断，绝不模棱两可、拖泥带水。
“在天津期间，胡经理的生活很俭朴，夏天经常穿一件夏布大褂，冬天穿棉袍缠一条围巾，从来没穿过皮大衣。……从来没听说胡政之坐下来打麻将牌，也没在剧场影院遇到过他。他不吸烟，但是喝酒，有时他自己也讲一些喝醉酒之后的笑话。
“此公不看书，不看杂志，只看报。他自己不看进步书刊，资料室也没有这一类的出版物，但他并不禁止别人看这一类的书。看报是他的业务，他要了解国内国际局势，以便撰写评论。他要比较各报的内容，看看《大公报》是否漏了消息，有什么事要及早准备，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
李纯青也谈到过：“胡政之每天一字不漏地阅读《大公报》，经常挑出错别字，和别报比较，指出漏掉了何条新闻，何条新闻抄袭了日前某报，其读报既大量又严格。总经理要做许多工作，其中不能想象也包括版面检查。他对他的报纸认真负责，因为要自负盈亏，使不得官僚主义。”
胡政之中午在经理部和大家共饭，午间稍事休息，便督促白班编辑和采访人员进行工作。到下午3时，规定夜班编辑集中阅报，他习惯把好新闻用红笔圈出，供编辑、记者参考。晚间在编辑部和大家共餐。每星期他写两篇社评，有时还写新闻。周末他去北京采访，并指导《大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晚上，吴鼎昌来到编辑部，来后便和胡、张讨论时局，研究社评。吴走后，张季鸾忙于看稿、写（或改）社评，胡则到工厂去察看排版印刷工作，他像是一台机器，从早到晚不停地运转。徐铸成说：“他有惊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工作时间则长达十三四个小时，把全部身心都扑在这个事业上了。”
从1934年1月起，《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并刊出已约请撰稿的专家学者名单，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蒋廷黻等。1月7日登出胡适写的第一篇《星期论文》，题目是“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从此以后，《大公报》的社评逐渐改为白话文了。以后陆续加入撰写《星期论文》的有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陈衡哲、梁实秋、何廉、马君武、陈岱孙、陶孟和、陶希圣、萧公权、潘光旦等。名流学者观点不同，时有争鸣。这个专栏知名度高，影响很大。
1935年，胡政之率《大公报》副经理王佩之等人去日本考察，了解日本报业组织、设施和经营管理。回国后曾向日本订购万能铸字机和职工上下班打卡用的时钟等。
胡政之一贯重视发现人才、提拔人才。用人唯贤是他的原则，不称职的随时辞退，对有用人才则爱护备至，积极发挥其才能，放手让他工作，在工作中培养。曹世瑛对此体会最深，他说：“旧《大公报》不仅是一家报馆，也是一所‘新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是胡政之。”“我个人得到胡的帮助更多，他曾两次送我去上学。第一次，我到《大公报》时只有初中程度，1930年暑假后我考上南开高中，胡政之把我的原工资减去10元，准我带薪去上学。我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害怕失业，告诉了胡经理，他不但没有骂我，反说学校这样做不是办教育的态度。第二次是1941年，我在香港版当编辑，为培养一位懂军事的记者，他送我到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去学军事。”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新闻记者，可谓群星灿烂。如王文彬、方蒙、朱启平、陆诒、张蓬舟、张高峰、李纯青、李侠文、范长江、孟秋江、徐盈、彭子冈、徐铸成、高集、萧乾、蒋荫恩等。这些都是到了《大公报》之后才成名的，当然不能低估他们个人的才华和努力，但也不能否认胡政之给他们创造的条件。如果说这些人是“千里马”，那么，胡政之便可称为中国新闻界不常有的“伯乐”。
考进《大公报》的练习生，原来学历较浅，在报社工作一段时间，胡政之支持他们再去上学，除前述曹世瑛外，还有吴砚农、郝伯珍去法商学院，杨君如去南开大学。有几位原在大学读书时期就以写稿、试用等方式得到胡政之的接济，以后进入报社，如范长江、徐铸成、马季廉等。
他选拔经理部的干部，往往是在编辑部工作过的，知道编辑部的需求，并且在这方面受过锻炼。因为报社一般是经理部要服从编辑部，两方面既互相督促，又互相制约。
一张现代的报纸不仅是资金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胡政之对此十分了解，在《大公报》社内设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以利于引进和使用人才。诸如《职员任用及考核标准》《旅费支给规则》、福利制度、奖金发放办法等。
胡政之的性格是多方面的，但他毕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不乏文人气息。他对下属要求比较严格，但从不胡乱地进行指责，下属能够从他的脸上看到威严；他从不乱开后门，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引荐到《大公报》里，他也从不乱送人情。他常说：“廉洁自持，才能卓尔独立。”并时时向同人提出，要“事业前进，个人后退”。不过这后一点他自己并未做到。
胡政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善于交际，在军阀政客的圈子里兜得开；除了能说日语、英语之外，还能看懂意、德等国文字的报纸。他采访过许多重大新闻，每次外出总要自己写通讯、拍照片。他能独立编排整个版面，对于副刊也不外行。在民国初年的记者中，邵飘萍、林白水虽笔力潇洒自如，但终缺少胡政之的韬略。
胡政之更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位杰出的经营家。他熟悉外国报纸的办报做法，研究英美早期报纸、通讯社的经验，“立志改革中国的新闻机构”。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作报与看报》的文章，对中国和外国的报纸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作报与看报，十分明了，那就是编辑工作与记者的关系。”文章以《大公报》为例，分析了中国报业所处环境的几个特点：
一、“中国报和外国报的发达程序差不多，即：先是政治性、革命性，而后渐渐商业化；先以记者个人的名望来号召，后以报纸的内容取胜；先是三五人的小集团经营，后发展为报业公司组织；先是供少数人阅读，后逐渐大众化。”
二、“报纸是商品，所以竞争很厉害，一方面是人才的竞争，同时也是资本的竞争，同样的资本如何运用，都要看人才如何而定。”胡政之完全掌握了这一特点，所以《大公报》在北方能一举称雄。
三、“报纸生存的依据，建筑在广告与发行两方面。英美资本主义发达，所以报馆并不多，依靠广告便能存活。大陆诸国广告较差，只好赖广告与发行两方面的收入均匀维持。”
四、“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所可得而私，同时政府与国民对于报纸也应当尽力调护，使它能够生存、发达，无忝于文化工具的使命。”
分析了这些特点之后，胡政之又说：“从前作报，好标榜‘有闻必录’，仿佛记者对于言论纪事都不负责任似的。现在文网严密，法令滋多，作报的人毋宁要‘有闻不录’，遇到良心上不能不说的事，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呻吟叹咏，予读者以暗示。”这一点用到《大公报》身上是非常确切的，也因此而使读者大为欢迎。为了逃脱新闻检查或怕招来祸患，这不啻为一个较为安全和巧妙的方法。
最后，胡政之说：“我们确信，要想做成一份好报，看报的人，即社会公众，倒具有百分之六十的推进力。”他认为只有读者的关心与热情，才是一张好报前进的巨大动力。
胡政之对于报业的研究远远不止这几方面，他积累了很多没有用书面材料留下来的经验。但是，即使仅从这一篇文章里，也可以看到他对新闻事业的研究是比较精辟透彻的。
在经营作风上，胡政之眼光远大，以铁腕著称。但是，他并非只管“大事”，实际上事无巨细他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应添一部电台、买一架印报机，什么时候外汇涨价，什么时候买进白报纸最合算……他心里清清楚楚。在编辑会议上，他嘱咐外勤记者冬天要多穿衣服，要加强营养；要求翻译基本上达到“信、达、雅”，并自己翻译一段示范；收电员、校对员应当注意什么，更是细细谈来，头头是道。由于胡政之的一系列做法，《大公报》才得以由一个弱小的婴儿成长为一个有影响的巨人。早期《大公报》天津馆里，有人认为“他对人完全是事务式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冷冰冰地没有感情（他的笔名是‘冷观’）。许多同事不喜欢他，骂他”。
后期在香港版与胡共事的李侠文，根据他自己的亲身体会，则认为“他喜欢和青年接近，从他的言谈中，使我觉得他恨不得把平生办报做人的经验一下子全传授了给你似的”。
共产党员李纯青对胡政之的评价是：“胡政之颇能兼容并收，不拘一格。我曾写过一篇激烈的文章，国民党当局严重地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的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息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告诉我。如此风格，乃能得到企业成员的信任。”
李纯青谈到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编辑部（主要指后期上海、香港、桂林、重庆各版），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大公报》内部有一定的自由空气，各人可以自言其是，无所顾忌。编辑、记者思想不必走钢丝绳，因而也就缺乏产生八股文的土壤”。
李侠文回忆，胡政之“强调报馆必须注意经营。清末民初不少文人办报，有些文章传诵一时，报纸都是昙花一现，瞬告关门”。“《大公报》正是吸取这些教训，要使报纸经济自给，以保证其独立性，不受外来干涉”。
刚续刊时《大公报》规模很小，职工总共才70多人。到1936年已达700人。发行量由2000余份到10000份。全国分销机构有1300多处。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成效卓著，并且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的，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已去海外的原《大公报》同人陈纪滢说：“外国报界对于胡霖的大名是以报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没有虚枉此名。
旧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专为统治阶级或某一政治势力效力的报纸，不为读者所欢迎，没有多大销路；而敢于批评当局，代表人民说话的报纸，却又为当局所不容。胡政之对此有透彻的了解。他殚精竭虑，想闯出“对当局既不要过于接近，也不要批评他们，同时又不能丢掉读者”的这样一条“新路径”。
在1926年错综复杂的军阀混战中，报社又开设在天津的外国租界地里，即使对当局有所批评，也不致立即遭到打击。再加上《大公报》内容丰富和版面新颖，销路日增，胡政之的“新路径”似乎暂时还能行得通。尤其是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对蒋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博得普遍好评。
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三个领导人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们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致，而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动战端”。他们三人都是日本留学生，了解日本的实力，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宜马上应战。张季鸾说过：“利害决定政策，实力决定行动。”这可以说是《大公报》所持“缓抗论”的开端。
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镇压人民，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面对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严酷局面，却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这可以说是蒋介石的“缓抗论”。蒋还通过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请他在舆论上给予支持和配合。
这两种“缓抗论”出发点有所不同，但表现在报纸上却并无二致。《大公报》不但没有批评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反倒配合蒋介石宣传“缓抗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敌情绪高昂，对于《大公报》的言论极为反感，认为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有一家著名的华侨报纸，愤怒指责《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此后这句话在内地传开，成为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对《大公报》政治态度的评价。
如果“缓抗论”是胡政之“新路径”的一次具体体现的话，其效果是《大公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谴责和唾弃，报纸销路急遽下降，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甚至《大公报》馆被人投了炸弹，总编辑张季鸾收到装有炸弹的邮包。这时，胡、张二人相商：“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风气低头。”
1933年，日军侵占东北后，又进占热河，越过长城，占领冀东，平津处于日寇包围之中，天津随时可能沦陷。张季鸾这才感到《大公报》为求生存，有必要早日南迁上海。胡和吴还希图苟安一时。“三驾马车”出现分歧，张季鸾负气离津入川。
在此期间，时局发生剧变，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梅津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一切抗日势力都要撤出华北”，华北进一步“特殊化”。在此局势下，要想在天津租界里继续苟安，维持一张所谓独立的民间报纸，其势已不可能。日寇的疯狂进攻击碎了“缓抗论”。吴、胡二人终于放弃了原来“坚守天津，不迁上海”的决策，急忙电请张季鸾回津，共商南迁大计。
《大公报》重心南移，以张季鸾、胡政之为首的主要人员都到上海。《国闻周报》也随迁上海出版。天津版暂时维持出版，只留下许萱伯、曹谷冰、王芸生等少数人员驻守旧垒。
上海版以张琴南为编辑主任，徐铸成、许君远主编三、四版要闻，轮流值夜班。章丹枫为国际版助编，留日刚回国的老同事吴砚农主编各地新闻版，采访主任王文彬主编本市新闻版，严仁颖编体育新闻，萧乾编《文艺》周刊，许君远兼编副刊《小公园》。
《大公报》馆址在法租界爱多亚路，要向法国董事局登记。胡、张二位认识的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中文部主任张骥先，原是北洋政府时期的老朋友，通过他的关系，走通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门路。张骥先兼作杜月笙的法文秘书，这样，在帮会方面的障碍也消除了。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张季鸾拿写好的社评《今后之大公报》来和胡政之商量。这篇文章里有“倘成覆巢，安求完卵”“当年中原重镇，今日国防边疆”，特别是“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渤海无波而陆沉是惧”等对仗警句，多是催人泪下的精心之笔，以感情触动广大读者的心弦。
社评着重阐释了《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并恳切说明，在上海出版，既非扩张“抢地盘”，也不是单纯的迁地为良，徒以北方形势所迫，要伸张不受拘束之言论，不能不“沪津两地出版”。第二天又发表社评《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对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制度这一敏感问题，正面碰撞，并曲曲道出极严正的道理，博取读者的同情。
创刊三天，新闻报道、编辑及副刊，极力配合，做到报纸内容丰满，期望“一炮打响”。这三天中，报摊要求增加份数，并无积存。哪里知道，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说，根本买不到、看不到《大公报》。
经过了解，原来这三天的报纸全被《申报》《新闻报》“收”去了。应付这狠毒的一招，又由胡政之求救于张骥先，请他敦请杜月笙出面斡旋。杜请了一桌酒席，几张大报的负责人不得不出席，杜轻轻说了几句，《大公报》在上海出版，请各位多多帮忙，满天风云就吹散了。《大公报》从此出现在报摊上，发行数字每天上涨，到1936年下半年，已超过50000份。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全国畅销大报。
《大公报》在上海站稳，资金由开办时的5万元累积至约200万元，10年中增值40倍。职工待遇相应改善，编辑一般月薪在百元左右。胡、张月薪四五百元。胡政之看好爱多亚路一块地皮，准备建造《大公报》大厦。由于“八一三”战事爆发，未能实现。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即向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投稿。胡政之首先发现长江是个人才，他叫北平《大公报》办事处的杨士焯通知范，以后专给《大公报》写稿，每月给固定稿酬15元。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范长江得到胡政之的支持，开始了西北的旅行。《大公报》连续发表他的旅行通讯《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魁刘志舟》《陕北甘东边境上》等篇，使读者了解了红军长征的实况。虽然当时《大公报》还不明白长征的意义，但它发表这些通讯，在客观上起了辟谣传、正视听的作用。这些通讯发表之后又集印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从1936年到1937年连印7版。
1936年冬，范长江正在绥远前线采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历经艰险，于1937年2月3日到达西安，采访了周恩来、叶剑英等。经他们联系之后，范于9日到延安。在延安，毛主席和他彻夜长谈。他想留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大量收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大书。毛主席告诉他，根据当时全国迫切的政治需要，应尽快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希望他立即返回上海（当时《大公报》上海版刚刚创刊不久），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界的影响，宣传共产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
这时胡政之正在上海主持《大公报》。1937年2月14日范长江返抵上海，写出延安归来的报道。胡政之从《大公报》独家特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经过反复考虑，决心顶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把长江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于2月15日发表出来，当时轰动了上海，报纸销路猛增。当天报纸到了南京，蒋介石正在召开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看报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大骂一顿。
在这篇通讯中，本来还有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项保证，在上海版发表时被检扣。同日《大公报》天津版不但发表了这篇通讯，也把“四项保证”一并发表出来。在当时全国的报纸中，只有这一家及时准确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信息。
毛主席希望于范长江的，他做到了；长江期望于胡政之的，胡也做到了。写稿的是范长江，承担责任的是胡政之。即便是从“生意经”出发，在这紧要关头，冒着极大风险，作出这个决定也是需要一定胆识的。
1935年夏，胡政之率副经理王佩之等人去日本考察，了解日本报业组织、设施和经营管理。当时由《大公报》资助留学的吴砚农适在日本，胡曾与他会晤。回国后，即向日本订购万能铸字机和职工上下班打卡的时钟。
1936年上海版发行后，胡政之拟议仿照日本报业的做法，设立研究部。这年9月，上海《大公报》以显著地位连续刊出杜文思撰写的《华北棉业概况》一文。内容反映日本政府支持日本商人垄断华北棉花，破坏我国城乡经济的侵略行为。
文章刊出后，编辑部议论纷纭，王芸生、李子宽、范长江等人认为《大公报》历来以政治文化为主，为什么要把这篇经济类的文章放在第一版，而不刊在经济版或地方通讯版？张季鸾、胡政之、张琴南、孔昭恺等人则认为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应当放在显著位置。
后来，胡政之解释：“这涉及报纸的长远航向。因为社会活动中心是经济活动，一旦政治安定，社会正常，报纸上绝大多数都将是有关经济、产业的报道。从当前看，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日本侵略，如‘开发华北经济’问题，是以经济形式出现的政治要闻，其重要性不次于出兵占领某地的报道。”
胡政之介绍了日本《朝日新闻》等几家大报设立研究机构的情况，他说：“《大公报》在这方面有些基础。例如在北方，曾经和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及一些学术研究团体的专家、学者有过联系，现在南方也要联系一些单位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实业家。一俟时局安定，《大公报》即设立研究部，办成一个民间学术机构。”
据胡政之说，他和张季鸾、吴鼎昌的意见一致，将来的研究部和编辑部平行，人手要比编辑部还多。拟设经济、政治两个组，请陈豹隐、陈博生分主其事。现在日本留学的吴砚农、于立忱回来就到研究部，再派杜文思、徐盈去日本学经济。胡政之还计划仿照日本各报的做法，由研究部配合当前时事，编撰专题报道的小册子，“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由于上海战事迅即爆发，这一计划终被搁置。
1936年9月是《大公报》续刊10周年，报馆决定扩大纪念。7月间，胡政之找萧乾去，对他说，想以纪念《大公报》10周年名义，在全国举行一次征文。萧乾回去考虑，公开征文，应征者必踊跃，有上千篇作品寄来，无法评选。他建议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设普立策奖金的做法，从已出版并有现成评价的作品中评选。这一建议为胡政之采纳，并提出再设立一种“科学奖金”，由报馆拿出3000元，以1000元充文艺奖金（1—3人）；2000元充科学奖金（1—4人）。科学奖金评选由秉志先生主持，文艺奖金评选即由萧乾主持。
1937年5月，评出曹禺的戏剧《日出》、芦焚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同年秋天，林徽因就两年来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的作品，编成一本《大公报小说选》。
关于科学奖金，胡政之说：“由于《星期论坛》的联系，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已有一些熟人，自然科学方面渊源远没有这么深厚，我们要多结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拟议中的《大公报》研究部要列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联系也是张季鸾的主张。他们认为，“欧美各国以至日本，富强之基，概在科学。中国今日教育设施、社会建设仍缺乏切实的科学基础，普通人士无正确的科学头脑，要须大规模普遍地提倡科学，从社会日常生活加以启迪，使人人能格物究理，以进于利用厚生、富民强国之途，务使重视科学、信仰科学之风在短期内普遍全国。”“科学奖金”是实现这种主张的一项具体措施。
淞沪战事爆发，胡政之和张季鸾断定全面抗战必将开始。胡对当时的战局悲观，曾对自津到沪的曹世瑛说：“东南半壁江山瞬息将化为灰烬。”他们估计《大公报》不能幸存，决定另办汉口版，由张季鸾率少数干部去汉口筹备，汉口版《大公报》于9月18日出版。
胡政之留在上海，宣布把外勤课并入通信课，以范长江为主任。派记者张蓬舟、唐纳、高元礼等分赴淞沪前线各军采访战事报道，包括外地记者徐盈、孟秋江、陆诒等，战地新闻成为这一时期《大公报》的特色。
坚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卒于11月12日全部撤出。《大公报》因在租界出版，继续维持到12月14日，胡政之拒不接受敌人的新闻检查，即日停刊。当天的《大公报》登出两篇社论：《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文章说：“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300万同胞服务到了暂别的最后一天。”
胡政之估计汉口并非久留之地，需要另找一个地方。恰好报社有一批从国外订购的卷筒白报纸积压在广州、香港，胡政之和张季鸾一起到香港。经过一番筹备，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馆址在香港最热闹的皇后大道中33号。
创刊第一号，胡政之写了一篇《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态度比较谨慎。文中说：“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只余一汉口版，凭简陋的设备，追随全国爱国的言论界，在抗战建国的大局之下，协同努力，现时依然奋斗着。”
“……然所幸者，不独人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倍历艰辛，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我们当然根据其多少年来在津在沪在汉所目击身受的国难中可泣可歌的经验，抒其悃诚，以为贡献。”
香港版开始由胡政之亲自主持编辑部，许萱伯为经理兼编辑主任。许病逝，由金诚夫接替编报。1939年秋，胡政之函邀徐铸成接任香港版编辑主任。编辑有章丹枫、杨历樵、蒋荫恩、萧乾、杨刚、赵恩源、许君远、李纯青、曹世瑛等。李侠文、马廷栋此时加入报社。查良镛（金庸）、梁宽（梁厚甫）都在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厚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载了胡政之当时对他讲过的一段话：“我们做新闻记者，有如做足球员，抢球（消息）要抢得快、抢得准。”
开始时，香港版《大公报》发行量很低，每天出两大张，共8版。报费很低，广告也少。但是，《大公报》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报纸，不可能在香港毫无声息。比如，汪精卫投敌事件，到1940年1月，《大公报》已经登载了十几篇社论和“星期论文”，进行评论和声讨。1月22日，独家发表日汪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妄想和汪精卫的可耻嘴脸。这天报纸头条大标题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之罪恶！”副标题是“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头条文字是高、陶二人致《大公报》的原信。第二版又发表社评《揭露亡国的“和平条约”，日阀的毒辣，汪兆铭的万恶》。一时香港以至全国舆论哗然，《大公报》发行数字迅速上升。
另一次，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暴死于北平。5日《大公报》香港版披露这一消息。吴佩孚拒绝出任伪职，不与土肥原合作。因患牙病住进日本医院拔牙暴死。《大公报》发表社论《悼吴佩孚将军》。22日又刊出重庆各界追悼吴佩孚的专电。随后又刊登吴佩孚早期的秘书杨云史所作悼诗40首，在要闻版上连载三天，引起读者注目，报纸被抢购一空。
香港版销数激增至50000份，发行地域相当普遍。国内达到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以及湖南、江西两省南部。国外遍南洋各岛及暹罗、越南。尤其是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及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大公报》香港版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形，为国内任何地方报纸所未有。
香港版创刊后，胡政之电召时在昆明的萧乾到香港，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和另一个娱乐性的副刊。发表了不少知名作家如茅盾、老舍、艾芜、巴金、杨朔等人的作品。还报道了各地文艺动态，包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
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拟聘萧乾为讲师（20世纪老舍曾担任此职），他不想应聘。胡政之得知此事，撺掇他去，由报馆支付旅费。同时请他兼任《大公报》驻伦敦特派员。萧乾领来旅费，当晚即被窃，胡政之又给他补发一份。萧乾启程赴欧不久，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萧乾在英国7年，采访遍欧洲战场，为《大公报》提供了大量的独家新闻专电和特写报道，是当时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大公报》一向重视军事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天津版曾聘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胡政之认为报社应当自己培养一位懂军事的记者。曹世瑛到香港不久，胡政之征得他的同意，送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代培。1941年5月离港去入学，1944年6月回到重庆《大公报》。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参加采访平津受降，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采访战事新闻发挥了作用。
1938年11月15日，《大公晚报》在香港创刊。这是《大公报》第一次增出晚报，由杨历樵主编，温功义编副刊。
1940年春，欧洲漫天烽火，希特勒趾高气扬。在远东，日本南进的迹象日益明显，香港当局已准备把英国妇孺疏散到斐济去。胡政之预感到香港前景不妙，急谋退路。当时《大公报》在桂林设有办事处，胡政之决定以办事处为基础，创办《大公报》桂林版。胡夫妇率部分职工由九龙至大埔，徒步走到淡水，再换乘小木船、长途汽车到衡阳，转乘火车到桂林。印刷器材则从香港用汽车运到韶关，再装火车运到桂林。
从香港调来蒋荫恩为编辑主任，李侠文为编辑，李纯青写社评，李清芳为发行主任。外勤主任张蓬舟（杨纪），还有杨刚、曹世瑛、陈凡、曾敏之、黄克夫、陈伟球等。胡政之亲自主持，王文彬为副经理。
1941年3月15日，用竹制土报纸印刷的桂林版《大公报》创刊。1942年又增出《大公晚报》。
桂林版创刊的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遭日本陆、海、空军围攻。九龙失陷，12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停刊。25日香港当局向日军投降。当时胡政之适在香港，报馆宿舍中弹炸毁。胡率赵恩源等于1942年1月7日冒险潜出香港，间道返回桂林。嗣后报社同人分批撤至桂林。果如胡政之所料，桂林馆成为香港馆的退路。
1942年，蒋荫恩被燕京大学借调，去当新闻系主任，徐铸成接替他，任总编辑。桂林那时已成为西南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有“文化城”之称，写稿的人很多。杨刚主编《文艺》副刊，郭根主编的晚报副刊《小公园》，文风活泼、内容充实，许多著名作家都在这里一显身手。欧阳予倩、焦菊隐等戏剧名家与《大公报》联系密切，戏剧界的动态报道是《大公报》的另一特色。
桂林毕竟是个中小城市，又值战争年月，市内发行报纸不过三四千份。但附近省市订户踊跃，总数达到20000份左右，最高时达到35000份。
《大公报》本来是由吴、胡、张三人共同经营的大报。早在1935年12月，吴鼎昌进入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实业部部长，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声明不再担任《大公报》社长。张季鸾由上海撤到汉口。武汉于1938年陷落，张又到重庆，创刊了重庆版。胡政之由上海撤到香港，又由香港到桂林，创刊桂林版。无形中张、胡各领一支人马，演成各立门户之势。“三驾马车”至此已现分离之象。
胡、张之间不同的意见时有流露。曹世瑛说：“比起吴鼎昌和张季鸾来，胡与蒋介石发生关系最晚，是在1935年11月有过一次晤谈，没有深入的接触。胡对蒋的态度与吴、张不同，私下谈话对蒋常有尖刻的批评。”
徐铸成分析：“胡生前曾屡次对张的政治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张太靠拢蒋。胡认为‘办报应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徐铸成说：“胡政之先生一再对我谈及，‘张先生在《中华新报》主笔政时，文章也曾脍炙人口，外国记者每以其社论全文转发本国。但因经营不善，报馆奄奄一息，终于倒闭。’他的弦外之音，是说《大公报》所以能风行国内外，他自己的善于经营是主要因素之一。”
徐还说：“《大公报》直至上海版开办，胡政之一向是倾全力办报，事无巨细，‘皆独任艰巨’，而张则声名远播海内外。胡对此每不免有不平之色，在和同事的谈话中，常有不自觉地流露。而且说：‘张先生是名士派，只要几句恭维话，就借钱给人，或随便写介绍信。’”徐又说：“我在报馆先后13年中，却从来没有听到张先生背后议论人。提到胡先生，总说他如何辛苦，如何不顾自己的健康。总之，总是满口称赞。”
当1914年桂林版创刊时，在重庆的张季鸾极为兴奋，立即为桂林版专访新闻，发“本报重庆专电”，还以“老兵”的笔名为桂林版写通讯。对编辑版面常有批评建议。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胡政之从桂林赶到重庆，料理张的后事。成立了《大公报》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统一管理各馆财务。胡政之任主任，王芸生任总编辑。
胡政之仍住桂林，在星子岩《大公报》馆编辑部附近，盖了一座小洋楼，称为“胡公馆”。胡深居简出，不大过问报馆的具体事务。但他对报馆的情况了如指掌，对重庆馆则不加闻问。
1943年6月15日，桂林版《大公报》编辑部全体人员坐在绿茵场地上，听胡政之发表演说。大意是：一、国家不会亡，本报前途光明。二、本报是社会文化事业，决心为社会人群服务，不作私人享受的打算。三、报纸必须随时代而进步。四、本报对编辑、经理两部同等重视，没有高低之分。五、预测战后新闻事业必将竞争激烈。
1944年5月28日，湘北战事发动，桂林震惊。6月中旬长沙失守，桂林版《大公报》即把一部分机器、铜模、纸张等启运去重庆。8月战局迅速恶化。12日，日报停刊。14日晨最后一批人员撤出。桂林馆房屋、机器尽数损失。
当桂馆职工撤住重庆时，胡政之对金诚夫、徐铸成二人谆谆告诫：“你们来渝馆，好比二房一家破产了，来依附大房，要处处谨慎，懂得‘以小事大’的道理。”又说：“谷冰这个人，小心多疑，……至于芸生，颇有傲气，你们更要小心。”
为安置桂林版撤到重庆的人员，重庆版增出《大公晚报》，于9月1日创刊。
1942年，胡政之替补已故张季鸾的职位，出任国民参政员。他把家眷迁到重庆，在红岩新村选定一座楼为新寓所。这时《大公报》刚刚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张季鸾病故，吴鼎昌早已离去，名副其实的老板只有胡政之一人。他还想在自己的生命里加进一段光彩的政治经历。
1943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向报社职工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第一条是“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大家发现他把原来社训的“四不”中的“不党、不卖”这两个“不”给删掉了。当时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受吴鼎昌的影响或是蒋介石的要挟而作的变更。
这年11月18日，胡政之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与张君劢、王云五等一起参加了访英代表团，作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主要参观了英国几个大城市，并以“民间报纸”的身份同英国报界交往。翌年2月结束访英，又飞往美国作了短期逗留，1944年3月27日飞返重庆。归来之后，撰写《访英游美心影记》，从4月19日起在《大公报》连载。
还在香港时期，胡政之就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布局。他想分别在上海、天津、重庆和香港四地出版。1944年桂林撤退后，他没有把人员遣散，集中在重庆，人多事少，轮流上班，正是为四馆储备干部。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胡政之要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为四馆准备添置新的印刷机器，在一次蒋介石约见他的时候，向蒋递交一封信，请他批准《大公报》申请购买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以备购置新机器，装备复员后的《大公报》。
抗战爆发以后，沿海都被封锁，对外贸易陷于停顿。外汇紧缺，黑市暴涨，美元外汇官价每元为“法币”20元，黑市则高出一二十倍。政府批给外汇，等于付给一大笔补贴。这时《大公报》经济基础很稳固，非但能自力更生，而且事业正在稳步发展。胡政之讨来这笔外汇，在政治上就是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了卖身钱。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旧金山开幕，胡政之是中国代表团的团员之一。参加大会后又在美国用这笔外汇购买了印报机。因为20万美元不够用，胡政之又接受了旅美华侨李国钦入股5万美元。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大公报》立即准备复员。胡政之先派李子宽、徐铸成去上海，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李为经理，徐为总编辑。又派曹谷冰、孔昭恺到天津，一个月后，天津版于12月1日复刊。曹为经理，孔为编辑主任。转年春天，胡政之、王芸生相继到上海，上海馆成为《大公报》总馆。
《大公报》在抗战期间，以重庆馆为中心，发行数字曾达到97000份。营业发达，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上海、天津两馆的复员，用的都是重庆馆的资金。另外，还有相当大的经济潜力。新记公司《大公报》由创办时资本5万元，10年后增资到50万元，1946年又增为6亿元。为保值，又改为60万美元。其中包括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和华侨李国钦在美投入的5万美元。
当时，胡政之估计国民党的统治一时不致垮台，《大公报》还能继续发展。他撤销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胡自任总经理，领导上海、天津、重庆三馆，并计划开辟广州版，占据华东、华北、华南、华西四大据点，建成一个强大的报业托拉斯。于是，在上海购买地皮，筹建沪馆新址。
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胡政之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10月，国民党军侵占张家口。蒋介石冲昏头脑，下令召开伪国大。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都明确表示，拒绝参加。
此时，胡政之受到很大压力。后来，周恩来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中，曾引用胡政之当时谈过的一句话：“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形象地刻画出胡当时的心态。
胡政之曾对人说，在伪国大开幕前夕，蒋介石在南京约见他。到时有傅斯年一人先在。入座后，蒋介石满脸怒气，一语不发。傅斯年在一旁发话：“政之先生，你究竟跟着国家走，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今天应该决定了。”本来就已经七上八下的胡政之，在这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又加傅斯年的旁敲侧击，惊吓不已，赶忙跑到伪“国大”报到处，签下“胡霖”的名字。参加11月15日的开幕式后，随即跑回上海。
李纯青在《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一文中描述：“胡政之在‘国大’开幕后回到上海。一个黄昏时分，在社评委员会上，他说：‘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个人只好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希望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参加国民大会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被迫的。’胡政之面色惨淡，两眼红涩，声调近于嘶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沮丧和可怜。”
从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野蛮镇压的办法，在南京、天津等地演成了“五二〇”血案。5月25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报》（沪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永远停刊”。《大公报》天津版的专电也被检扣。
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把蒋介石推向覆灭的道路，胡政之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将落空。这时，《大公报》重庆馆给胡发来电报，记者方蒙、曾敏之、李光诒、蒲希平、廖毓泉、陈凡、张学孔等被捕，请总馆设法营救。但重庆馆接到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的回电却是，“方曾两君事，爱莫能助”。
电报到渝，全馆哗然。编辑部同人在激愤中写信给上海、天津两馆及北平、南京、广州办事处，呼吁全体同人声援，要求总管理处竭力营救。北平办事处徐盈复信说，报社如不营救，今后工作就让他们自己去干吧！各地抗议呼声传到上海，总管理处开会时发生争执。王芸生力主营救，并写社评《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呼吁从速释放被捕记者。最后，胡政之同意，由张蓬舟给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写信，又由萧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的名义出面交涉，方蒙等人最后获释。
胡政之对营救被捕记者的淡漠、被动，反映了这时胡政之的心绪已如暮之将至，由焦虑而失望，由苦闷而消沉。1947年7月，在重庆《大公报》馆召开的编辑会议上，胡政之说：“我还要提醒诸君一声，就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和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一张报纸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事业，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我们要时时牢记着‘操心危、虑患深’两句话，谨言慎行，敬业尽职。”
1947年11月，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地》上发表一文，内称：“抗战以来，国事日非，仍然有许多人发议论，发牢骚，求痛快。我因为办报多年，尚为国人所知，近十年来也曾参与过国家政治，比过去更认清了中国政治问题的特质。”
到1948年4月，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继续推行反动政策。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蒋介石必将覆灭。自己参加了伪“国大”，不可能见谅于人民。国内不能存留，就到国外去做一个办报的“白华”。他花去大量的钱，在美国出版了一份《大公报纽约双周》，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停办。
1948年3月，胡政之从上海跑到香港，费九牛二虎之力筹备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他今后的归宿。原在美国订购的印刷机器已经运到上海，因为没有厂房，存在仓库里还没启用。这时因为资金短缺，他就把这机器运到香港变卖，充作复刊的经费。
胡政之感到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版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李侠文回忆说：“为了出版这张报纸，他埋头苦干，不眠不休。各种条件实在太差，报纸试版5次都不放心。他每晚都来看试版，关心每一个环节，处处都想从旁帮一手。出版那天（1948年3月15日），他等到拂晓开机，看到我们从机房拿上来的第一份报，他兴奋地连声说‘恭喜！恭喜！’这份报可以说是他的心血结晶。”
《大公报》香港版以费彝民为经理，杨厉樵为编辑主任。胡政之在他写的“复刊词”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在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到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他选择了在“国门边上”的香港办报，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
复刊一个多月，胡政之积劳成疾。4月4日，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时，突然感到口干舌燥，小便闭塞，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带着焦虑和痛苦的心情，乘飞机返回上海治疗。
到上海之后，延医纳药，他只能躺在床上，不能视事。新记公司董事会根据吴鼎昌的提议，于1948年5月下旬，推举曹谷冰代理总经理。
这一年的仲冬，《大公报》在王芸生主持下，召集各馆负责人在上海开会。决议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彻底反对国民党政权。由香港《大公报》于11月19日发表文章，转变立场，获得新生。
胡政之晚年丧偶，续娶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为妻。一个官僚家庭出身的妇女，又是老夫少妻，胡政之百般迁就。他把自己在新记公司《大公报》的7500股股权只留下100股，把7400股过户到顾的名下，还安排她为董监事会联合办事处秘书，后来又成监察人。胡的前妻子女日夜在病榻前和她争吵。胡的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一直在侍奉汤药，胡恳求其妻让出1000股给这个女儿。事情了结，胡已筋疲力尽。
胡政之卧病经年，加之病中不得安宁，终于在1949年4月14日逝世。这位显赫一时的“报界巨子”死后第二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他在1943年所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与张季鸾死后哀荣相比，显得分外凄惨、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