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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济生
口述
张遵修
整理
我今年90岁，白头老翁说往事，最想说的是胡政之。
青年时我先是在改造出版社工作，后来慕名想进大公报社。前往谈话时，报社副经理费彝民接待我，说“安排苏先生在资料室工作，委屈你了；试用期三个月，期满转正，从做练习生开始；你我双方辞职解聘自由。”三句话简单明快，像三个新闻标题。其实，搞研究能进资料室是如鱼得水；对我来说，报社是一所社会大学，在这里，我遇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启蒙导师胡政之。
胡霖，字政之，以字行，而我们在报社谈起他，都称他为胡老板，因为他是总经理。他这个总经理却丝毫没有老总的派头，吃饭时同大家说说笑笑，俨然普通一兵。
他就是普通一兵，一个平常人。17岁丧父，家境拮据。他富有的嫂子送他一副银镯子，使他得以走出国门。他在日本勤工俭学，一天读两个学校，白天在东京帝国大学主攻法学，晚上还学外语，学成归来时已掌握了英、德、法、日四国语言。勤奋的学生并不乏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平常人。
他回国后的职业生涯从当私人家庭外文教师月薪十元开始，之后到章太炎任社长的《大共和日报》工作，还当过律师、法院推事、地方法院刑庭庭长等职。这些职位也不乏人，他仍不失其为平常。
他是报社的“当家人”，初入报社我就觉得这个家当得非常好，一切按制度办事，工作井然有序。我第一天上班，办公桌上各种文具一应俱全，用完了只需到一位保管文具的工友处去取，又见手续之简便、人员之精简。资料室工作人员也只两人，一人负责国内资料，我管国际，就因为原来负责国际资料人员离社，我才得以补入。胡政之要求资料室为编辑部服务，也为社会服务。常有教授来查资料据以进行研究，也有企业家来社查看外汇行情涨落。
胡政之说办报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要靠群策群力。他团结起大家，各司其职，共同努力。他善于识人，知人而善任，固不必事无巨细事事躬亲，我入社费彝民说了就算，即其一例。
我进报社好像进入了一个大家庭，同事间关系和谐融洽，报社对大家也很关心。谁有困难，并未张口，资助已到手。有一位同事逝世，一家孤儿寡母，胡政之就安排其长子到报社任职，小青年很快熟悉了业务，工作出色，至今年届八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平易近人、关心职工、善于经营的总经理，在中国应当不止胡政之一人，他仍然可以置身于平常人之列。
就是这位平常人，做出了极不平常的事，即怀抱伟大理想，团结报社同人共同努力，把中国的新闻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时代。
胡政之1911年回国，次年民国成立。他把民国初年的报刊分为两类，一类是接受政府或某一军阀资助、听命于它而为之宣传的机关报；一类是纯以谋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纸，这类报纸不惜编造新闻，以低级趣味媚俗取宠，胡政之斥之为新闻界的大耻。
胡政之的办报理念是：报纸是国家社会的公器，不能为一党一派私有，其任务是为公理公益张目，为国家民族利益做民众的喉舌。
提出报纸要有先进性
从日本归来，了解国际情况的胡政之，深感当时中国国家社会的落后和新闻事业的落后。经过长期帝王专制的统治，中国人的专制思想与生俱来，现实生活中没有民主，报社上也没有民主意识。他在1924年《国闻周报》发刊词中说，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报纸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报上的一字一句而异其影响。成功的报纸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领导社会前进。这就是胡政之的“报纸应当具有的先进性”。
胡政之认为报纸的天职有二：一是报道真切公道的新闻，一是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对于新闻，胡政之主张一定要新，应当让报纸每天都有变化，不能炒冷饭；他更强调新闻要真。他指出有人不说真话，有人不许人说真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他说作记者如当史官，立言记事态度一定要严肃。他曾在报社下令不准伪造新闻，要求每一条新闻都要有事实根据。
胡政之主张新闻自由，曾写文章反对民国初期继袁世凯专制政府之后又制定报律。他知道言论自由受政治暴力的压制，说任何国家言论纪事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并例举意大利新闻事业受法西斯专制势力的控制、日本军部频频发给报社“禁止揭载事项”的通知，等等。所以他指出言论自由需要争取，争取需要奋力斗争。他1917年在社论中说，进步是人生的价值，奋斗是人生的本能，《大公报》创业十几年的历史，就是“与恶政府斗、与恶社会斗”的奋斗史。
胡政之认为政治社会是复杂的，是罪恶多端的，报纸应当为公理公益监督政治，“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好的不妨说好，用不着避嫌疑；坏的尽管说坏，用不着怕危险”。他说记者生来就有反骨，深知作敢于斗争的记者的危险。1926年4月《京报》社长邵飘萍被袁世凯杀害，三个月后《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罹难，胡政之发表悼念文章，哀其冤而悲其死。他自知身处危险中，就是以不怕死的豪情铁骨为实现他的办报理念而投身于新闻事业的。
实现报纸的独立性
1926年英敛之去世，他创建的《大公报》闭馆。胡政之与志同道合的老友吴鼎昌、张季鸾商议，从该报董事王郅隆之子王景衍手中盘购了该报，成立了新记《大公报》公司。他们三个人的分工是：吴鼎昌担任社长，负责筹措资金；反袁（世凯）勇士、文章高手张季鸾担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政之则挑起总经理的重担，兼副总编辑。文人往往相轻，他们三巨头文人相重，特别是胡政之不要名、利、权，促使他们三个个性不同的人精诚团结，共同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才能使报纸具有独立性，不听命于任何一方而能自由发表言论；不私不盲则是对社内同人的社训。
报纸独立首在经济独立。总经理担负的任务就是保证报社有足够的资金经营运作。报社经济来源有二：一是卖报纸收入，一是广告收入。办报是事业，但报纸是商品，要用企业方式经营。创社伊始，报纸销量很少，没人来登广告，胡政之就派人到影剧院门口抄下第二天上演的电影、剧目免费刊登。胡政之还扮作读者，到公园征求阅报人对报纸的意见。后来报纸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销路日广，广告也源源而来。这时企业与事业的矛盾，便表现为广告部与编辑部对报纸的版面之争。胡政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调编辑主任担任副经理，他们既懂编辑业务，又了解报社经营，便可以在二者间取得平衡。担任过副经理的编辑主任有李侠文、李子宽等，李子宽的文章是写得非常漂亮的。
在胡政之的领导下，报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印报机从最初的手工平版印刷到购进国外旧的轮转机直到大型快速轮转机，报社本身各方面也在不断前进。
经胡政之尽心竭力的经营，报社从初建时月亏损4000元，到1928年就月月有盈余，十年奋斗之后，1937年发行量近10万份，全国分销机构1300余处，总资金由吴鼎昌从盐业银行等四行储蓄会的“经济研究经费”中提出、“不惜赔光”的5万元发展到50万元。
《大公报》创业于天津，并不是天津地方报。胡政之他们要办的是全国性报纸，刊载全国新闻，并把报纸销往全国。
报道国家大事
作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胡政之，首先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从张勋复辟，报纸上不断有他的新闻报道，他一生所作采访在这里是写不完的。
1915年，胡政之从驻京外国记者及日本使馆小幡西吉处了解到日本和北洋政府谈判“二十一条”的情况，他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及其幕后交易，成为《大共和日报》的独家新闻。1918年，觊觎东北已久的日本与中国就满蒙四铁路换文，使日本成为建路资金的债权人，从而可以得到债权人的巨大利益。胡政之就赶赴东北采访，特别考察了南满铁路运营情况，发表了系列报道。十年后他再访东北，揭露日本侵犯我主权、掠我东北资源的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胡政之接到张学良用暗语给他的电话，立即派记者连夜赶往沈阳，于19日在各报中最早报道了事变消息。胡政之也是事变后第一个到协和医院访问张学良的记者。
1927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军阀统治下的天津不准集会纪念，胡政之敢言敢写，特地发表社论纪念。
1935年，胡政之支持鼓励范长江以旅行记者名义赴川南、西北采访，在报上陆续刊登红军长征及到达陕北的情况。范长江是早于斯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记者，在国统区的《大公报》上发表了69篇通讯，其中有7篇报道了共产党、红军的长征，胡政之称之为“中华民国的几页活历史”。范长江在旅途中一旦经费不足，可任意到当地银行支取，银行知道报社一定会汇还的。
1940年香港《大公报》刊登独家新闻《高崇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精卫卖国条件》，全文披露了震惊中外的《汪日密约》。《大公报》香港馆是胡政之1938年建立起来的。
把报馆设到四面八方
正当新记《大公报》创业十年、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天津形势告急。日本军国主义者继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从关外到关内，先是占领热河，继而从冀察两省入手侵略华北，天津危在旦夕。胡政之依张季鸾意见到上海建馆。上海馆《大公报》于1936年4月1日创刊。第二年“七七”事变，12月南京陷落。日本占领军要求上海租界各报出版前送检报样，胡政之召集报社主要领导人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表示宁肯停刊也不送检。上海馆出报一年多，于1937年12月14日悲壮闭馆。
此前，张季鸾率领一部分同人前往武汉，在胡政之买下的《大光报》的基础上建立武汉馆。武汉馆《大公报》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当时的武汉已经烽火连天，不久武汉大会战，创一时销报量在武汉最高的《大公报》，出版一年零一个月，报社再次西撤重庆。敌机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重庆馆六次被炸，最严重的一次几被夷为平地，同人在露天大雨中过夜。胡政之从香港赶到重庆，在临近李子坝报社的地方，依山凿了两个防空洞，一个洞内安装印报机，任凭敌机轰炸出报无碍；另一个洞保障了报社同人和友报人员的安全。
上海馆闭馆后，胡政之南下香港，香港馆《大公报》于1938年8月创刊。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胡政之身藏自杀用的铜扣三枚，准备一旦被俘，宁死而不受辱。幸而他与同人冒险乘舢板渡海成功，到了桂林《大公报》馆。
桂林馆是胡政之未雨绸缪建立的，报纸于1941年3月15日创刊。开始时惨淡经营，后来发展成拥有占地15亩、包括篮球场的馆舍。徐铸成的评论和名记者子冈在重庆发不出的通讯，构成了桂林版《大公报》的精彩特色，报纸在该地也曾创高发行量之最。1944年夏，日军战火逼近西南政治文化中心桂林，桂林版《大公报》先是停刊，人员艰苦跋涉到达重庆，不久馆舍被毁。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大公报》馆从天津到上海、武汉、重庆，走向全国。抗战八年，报社各馆或遭战火销毁，或主动遗弃，《大公报》社经济损失惨重。有赖于胡政之和他培养的经理们的艰苦卓绝的经营，才能保障报社不倒，编采人员挥笔，发出抗战最强音。
胡政之不仅胸怀祖国，而且放眼世界。他要把报办成世界报，办到世界上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巴黎和会，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采访，他是会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也是有史以来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第一人。他发回十几篇巴黎专电，报道了会议的方方面面，生动介绍了各国发言人的情况；也揭露了中国代表团的问题，说发言人的法语除他本人谁也听不懂；他还报道了强国掌握会场的专横，寄语国人“国之不可不自强也”。他参加了凡尔赛宫协约国代表与德国代表的和平条约的签字仪式，译出顾维钧的《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并于签约仪式次日以中国报界的名义向巴黎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明中国不能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理由，揭露日本勾结英法等国欲强夺我青岛主权的情况。
会议前后，胡政之到日本及德国、比利时、瑞士、美国等一些国家考察、访问。由于他熟练掌握几国外语，能够顺畅交谈，深入调查了解。他访问了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考虑自己除办报外，还要创办通讯社。1924年由他创办的国闻通讯社在上海成立，出版《国闻周报》，16开本，50页，刊载时论、专论、通讯以及英文、日文译稿，供各报刊选用。他在发刊词中提出要“秉独立之观察，发自由之意见”。1926年新记《大公报》公司成立后，国闻周报社附属于新记公司，1937年与《大公报》上海馆同时闭馆。《国闻周报》最多曾发行到两万份，至今仍为许多国家大图书馆所珍藏。这个通讯社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性和世界性的，稿件除国内报纸大量采用外，美联社、路透社、法国哈瓦斯、日本联合社等都订有《国闻周报》。
香港《大公报》创刊后，也发行到东南亚许多国家，世界各地凡有中国领事馆、中华会馆及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无一不是香港版《大公报》的直接订户。
国际上的重大问题，《大公报》都有报道和评论。为了更好地报道世界各地情况，胡政之于1931年派曹谷冰赴苏联采访，历时3个月，写出大量报道通讯，反响强烈。1939年他鼓励记者萧乾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工作，兼任报社驻伦敦特派员，“二战”期间，萧乾采访西欧战场，发回大量战事通讯。胡政之还派名记者杨刚驻美。1945年春，太平洋战争逼近日本本土，胡政之派重庆馆编辑朱启平赴美国太平洋舰队采访，后来参加了密苏里船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仪式结束时朱启平看表恰是9点18分。九·一八！朱启平写下名篇《落日》。这一仪式上还有一位《大公报》记者黎秀石，他是胡政之派出的驻英记者。1948年秋，英国海军大臣福拉赛约黎秀石到官邸饮茶，说英国政府曾答应南京政府送中国两艘潜水艇，而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他征求黎秀石的意见问该不该送？黎秀石说不该送，英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英国无益。后来英国就没有送。这事反映了《大公报》在国外的影响，福拉赛一定认为黎秀石的观点可以代表《大公报》，《大公报》可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
1945年，胡政之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与董必武同机到达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6月27日在宪章上签字，胡政之建议中国代表团团员都用中国毛笔签名，在全体签名中，就有三个庄严的中国毛笔字：“胡政之”。
胡政之从民国初年从事新闻工作。当时的“报纸”形式是小册子，由报道新闻的几页纸订在一起，胡政之一再改版，把报纸编印成现代报纸的形式。在体制上，他与吴鼎昌、张季鸾编印出既不是机关报又不是纯盈利的商业报，报道国内国际重大政治问题而不依赖于任何政治实体，进入更高的无党无派的独立报纸阶段，为新闻事业辟出一条办报新路，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作为副总编辑，胡政之领导我们是内行领导内行。他要求我们新闻务必真实，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的榜样。我每天都到校对室去看老总们怎么改稿，就看到过胡政之改胡适的“星期论文”，将文中叙述特务逮捕北大东斋学生句中的“特务”两字删去，因为捕人者未必是特务，胡政之让报纸上的文字，字字必有据。
他教育我们记者要有才、学、识，他自己就国学西学功底深厚，具有才华，更有胆有识。他教育我们事业在先、个人在后，记者要为社会服务，不能为自己猎名；他自己就一生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往小里说，他为报社创造了巨大财富，晚年在香港还乘公交车；往大里说，他为公理公益不怕杀头牺牲。
他要把报纸办到全国、办到世界上，他成功了。世界上知道中国有一家《大公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1941年颁发给《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之前获得该奖的，只有英国的《伦敦泰晤士报》《曼彻斯特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给《大公报》的奖状文中，赞扬《大公报》坚守自由进步政策，国内国际新闻报道充实而精粹，社论犀利而勇敢，不顾重大困难，报社几次搬迁，不怕敌机轰炸在防空洞中印报。该奖状对《大公报》的评价也是广大读者对《大公报》的看法，该奖对《大公报》的肯定也是对胡政之的肯定。如果说那些新闻评论是《大公报》的灵魂，则总经理胡政之的经营保住了《大公报》的肌体，有肌体才得以不断发出声音。
胡政之一生奋战在新闻战线，活跃在世界许多地方。他多次出国考察，吸取先进经验；他参加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以壮国威，他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宪章上庄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3年，国家《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董必武、黄炎培、孙科、张伯苓、胡政之等十二人为该会成员。不是有了一纸宪法，国家就能成为宪政国家。只有新闻自由才能监督宪法的实施，也只有宪政体制才能保障新闻自由。胡政之认为中国应当发展成为先进的民主宪政国家，1944年他在电台广播《宪政风度》，提出实施宪政的四点主张：“服从法律、珍重自由、公道竞争、容纳异己”。全文在《大公报》上发表，成为体现报纸先进性的又一例证。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保留了《大公报》重庆馆，恢复了天津馆、上海馆、香港馆。上海闭馆时，胡政之对张季鸾说“毁灭之后一定能恢复”，闭馆当天社论有二，其中之一是《暂别上海》。是暂时的离别，现在《大公报》回来了！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胡政之就是在恢复香港《大公报》的过程中累倒，于第二年（1949）4月逝世，还差80天不到60周岁。
在这里，有说不完的胡政之的言论、文章和事迹。中国话里有作家、画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等称谓，胡政之首创“新闻家”一词，他自己则不愧称为中华新闻第一家。他能编、能采、能述、能评、能领导、能经营，创造了新闻事业的奇迹。缅怀他的一生，思绪万千，胸中涌动着两个字：“奇迹。”
2009年，胡政之诞生120年，新闻界曾经集会纪念，也有文集出版。捧书在手，反复拜读，重温教诲，胡政之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斯人逝矣，逝者已去，掩卷沉思广唯望能多有一些胡政之式的人物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