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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
“七七”事变后，我和母亲弟妹跟着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的父亲离开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随浙大一批教授及家属逃难到广西。到桂林后，见到了时任广西大学校长并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门高职的马君武先生。他先是把这批教授安排在广西大学教书，后来，广西柳州成立了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农事试验场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广西工作站也在那里，于是这批教授就到了柳州，继续从事各自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就是在那时，我结识了我的老伴儿，胡霖的长子胡济生。他是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任助教的职务，为继续深入研究和学习，奔他所学专业的专家张信诚教授而来柳州的。我当时在图书馆工作。几年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一次，他的继母顾俊琦女士（著名外交官顾维钧胞侄女）自香港返桂林途经柳州，她宴请同行的朋友，济生约我也去了。我这才知道他的父亲是报界赫赫有名的胡政之，难怪济生曾有个绰号叫“小公报”。
不久，济生父亲要他带我去桂林见面，并由他父亲和继母主持了我们的订婚仪式。那时的《大公报》在桂林七星岩山洞中，条件很差，时时遇到飞机轰炸。职工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十分辛苦，我公公与婆婆也在同样艰苦条件下生活。记得那时德生弟弟出生不久，因缺奶水，饿得哭闹，我见公公夜里抱着他哄他睡觉，很是感动。在初次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的印象是：公公人很严肃，说话不多，一旦说出很有分量、很尖锐。我和他谈过几次话，听出他有意要我留下助理当时任《大公晚报》副刊编辑的罗承勋。就在那时，我还结识了《大公报》的多位记者，谈话很投机。后来我还是决定离开，和济生回柳州。记得离桂林前，报馆记者陈凡先生还送我一双木屐，是用全国驰名的柳州木头旋制的，还漆了黑漆，很珍贵，穿着也很合脚。
1944年我与济生在他父母的寓所（重庆《大公报》为他父亲在化龙桥红岩村备置的新居）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证婚人是公公的好友张伯苓先生。三天后，我们就奔赴北碚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济生在中央农业试验所工作，我则辞去了原在重庆的中央机关工作到北碚管理局任职。中农所为我们提供了简单的宿舍。济生与同事们每日带着饭翻山越岭去上班，很是辛苦。不久，他得到了公费去美留学和实习的机会。这是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工业、交通和农业三个部门各400个名额而设置的，由美方提供学员生活费用。公公和济生都很高兴。但当时我已有身孕，济生走会给我日后带来很多不便。为了他的事业和日后的前途，我还是支持他了。
济生走后，我辞去了在北碚的工作，搬回重庆红岩村公公的寓所。当时公婆在旧金山（公公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婆婆陪同），家中无人居住，只有一当地老农叫老杨的看房子，并在楼下边角地种些蔬菜，为我做饭。房子在半山腰，大门是两扇玻璃门，外面还有一段石阶，然后是个栅栏门。这所房子离《大公报》社址李子坝不远，高处山上住有美军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山下住有吴达诠的原配夫人，我们称她吴伯母，大女儿吴元俊和她同住。她家周边住的均为国民党政要及其家属。寓所客厅窗外有一石阶小路，隔窗可见身着灰色布军服的军人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走过，从不往窗这边张望。后来知道石阶顶上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
吴伯母气度不凡，一身黑丝绒长旗袍，虽缠足却穿着一双小尖头黑皮鞋，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响。她对我十分关照，特别是在我临产时她三番五次带着吴大姐来看我，后来又带来一位助产士，让她日夜陪护，并再三催促答应来照顾我的济生二姐（在金城银行下属的泸州一个酒精厂上班）速归。此时已临近暑假，在外读书的胡家四小姐、五小姐和公公舅母的外孙女等陆续回来了。我临产前二姐赶了回来，隔江的三姐带来了曾给她接生的德国留学的产科医生。1945年7月25日，大女儿出生了。同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初秋时，公公也从美国回来了。婆婆因顾家人大都在美国，她暂时留在纽约。
公公回来后，除了节假日，平时就是我带着女儿和公公还有老杨在家。公公的卧室很大，站在阳台上可以眺望整个山城。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卧室伏案工作，或是报社来车接，只见他那胖胖的身体钻进小小的黑色汽车去了李子坝。为了不影响他工作，我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住在距他较远的书房。晚饭时，才能见面。一段时间，女儿一到晚饭时就要哭一阵。记得一次公公说起“我家有个夜哭郎”的谚语，令我很吃惊：没想到平日不苟言笑的公公居然还很风趣！为这个“夜哭郎”孙女取名字，公公冥思苦想，最后取名“渝华”。联想到济生和他三个姐姐两个妹妹的名字，发现公公给子女起名字都与他们的出生地相关（只两个小儿子例外）。女儿生在重庆，所以取名“渝华”。后来是她的二姑认为“渝”字不好写，改成一个字“玫”。女儿退休后，经过翻阅大量祖父的文章和与《大公报》相关的文章、走访《大公报》同人和亲友，编写了《胡政之年表》，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她还和表哥王瑾（济生大姐的儿子）奔波于全国各大图书馆，走访多处机构，拜会各种人员，多方收集资料，终于在2007年正式出版了《胡政之文集》，了却了她祖父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家人都纷纷离开了重庆。二姐因工作暂未离开。她退了红岩村的房子，与我搬进了金城银行所属公司的房子。1946年来自济生工作单位的信息，他们这批留美实习生将提前回国（到南京中农所）。我与济生的几个同事计议好搭乘中农所包租的驳船沿江回南京迎接济生，虽遭到二姐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坐驳船太危险，但我主意已定。出发后，才发现确实危险：用绳索拴在大船后面的木质驳船随时都有可能被巨浪冲走。船经三峡那惊险的一幕我至今难忘。但我们总算平安到了南京。我未作喘息就抱着女儿搭京沪旅行快车直奔上海。我当时不知道公公婆婆的住址，住在我干爹家。7月25日，正好是胡玫生日，我在上海黄浦江码头接到了济生，然后一起回到了在法租界的他家的寓所。不久，我们就到了南京孝陵卫济生的工作单位。当时的农业复兴委员会要留济生任第4科科长并兼职善后救济总署，均被济生婉拒。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平。那里比起上海因国民党的腐败而造成的乌烟瘴气要清净些。而且北平有东亚第一的日本人所建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济生去后可进一步提高所学专业（农业微生物），发挥他在美所学。他父母很支持我们的选择。公公为我们买下两张“奇美”号二等舱船票，这在当时属高等舱票，也很难买到。他说船要经“黑水洋”，风浪巨大，二等舱会舒服些。婆婆又带我去上海最有名的南货店买了许多南货，她担心我们到北平饮食不习惯。公公婆婆这些做法很令我感动：可怜天下父母心！
同船舱的有两位年轻女子，后来知道其中一位是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听说是地下共青团书记；他的哥哥陈迟是我父亲在浙大任教时的高才生。船到塘沽，已有《大公报》的老工人贾德春来接，为我们周到地安排饮食住宿。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达北平。来接的是徐盈，他和夫人彭子冈都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我到过他们简朴的家。子冈为人洒脱，写出的文章笔锋泼辣。他们的儿子那时很小。大概现在的著名作家、民俗专家、戏曲研究家徐城北就是当年我们见到的那个跑来跑去的活泼的小男孩儿了。
虽然我们暂时离开了公公，但我仍能体会到他对我们关怀备至，一有机会就设法与我们见面。记得我们来北平前，在南京孝陵卫中农所时，有一次公公到南京公干，也为帮助《大公报》记者高集、高汾夫妇，百忙中他还抽空把我们接出来见面。还有一次是在北平，他约我和济生到“来今雨轩”餐馆，在座的有青年党党魁李璜，他是济生堂姐的公公。1947年公公又来北平，此次好像是应傅作义将军之邀，工作之余也与我们见了面。我知道傅的女儿名叫傅冬菊，是《大公报》记者，大家都叫她傅冬。她和济生四妹树荣还有一名叫翟一我的很要好。听说傅冬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日夜劝说傅作义早日放下武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勿做历史罪人。
1947年夏，婆婆携幼弟德生也来到北平，主要是为四妹树荣举办婚礼。在北京饭店定了三间房，一间为树荣夫妇，一间为我和济生，一间为公婆自己。婚礼很隆重，发了不少请帖。公公历来主张婚嫁从简，这次是个例外，其中另有原因。当日公公长袍马褂，婆婆也是盛装。参加婚礼者不少达官贵人，其中傅作义将军等均在座。也有不少《大公报》的编辑、记者等同人，我和他们还能聊得拢。婚礼过后我陪公婆逛琉璃厂。那时日本人刚撤退，确实有真货，但也有不少赝品。公公说：“主要看你自己的眼力。哪里都一样，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包括你（指婆婆）在北京饭店和东安市场买的那些——生意人嘛！”说归说，他俩还是买了些，特别是字画。
公婆为人很讲礼数，要我们陪同去看望了住在北平远郊，那时叫“新北京”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宿舍的我的父母，也曾到我和济生住的西直门外家里去过，并把我和济生接出来去逛颐和园。记得接待我们的长者被称为侯九爷，他带我们参观了一些不公开开放的古迹。一天下来，看得出他们很累。那时公公肚大腰粗，血压也高，已不喝酒。婆婆说是那次去香港过于劳累累坏了腰子（肾脏）。我们催促他们尽早返回上海。
1948年初夏，徐盈忽然通知我们去上海，说是公婆要见我们。他为我们买了两张“空中霸王”号机票。我们有种不祥之感。到了上海，来接我们的是济生大姐夫王大哥。他平时爱说爱笑，这次一路却一言不发。到了家中，看见公公躺在床上，肚子鼓胀凸起，护士在出出进进。听说我们来了，公公吃力地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婆婆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见到我们，低声哭了起来。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悄悄走开了。公公是在香港版复刊时伏案工作中发病的。三天后才在同人劝说下飞沪就医。虽然住进了很好的医院，但医生也束手无策。转到家中，由两位护士日夜照看。后来听说民间有土方可治公公的病，婆婆就让我陪她去了远离上海市的乡下，找到了一位土郎中，得到了他的一偏方：用一小冬瓜挖去里面的瓤，放入他给的中草药，再用泥巴糊上，然后用木炭火烧软，把中草药连同冬瓜一齐服下。婆婆将制药的全部任务交给了我。我连续数日在天井（房子前门有一小天井）烧炭制药。公公服药后便泻肚不止，而后肚子便消了下去，但人显得更软了。此时家里人大都回来了，报馆的同人我只见到过李子宽先生。此期间因为家庭矛盾，婆婆赌气回了娘家。家中常在的只有两个护士和我还有女儿胡玫。她很乖，总是坐在爷爷床边的小凳子上陪爷爷聊天，不知这祖孙俩聊些什么。有一次见我过去，公公对胡玫说：“让你妈妈给你生个弟弟才好。”这话我已听公公说过不止一次，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只好说：“会的会的，您好好养病吧！”又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让厨子每天做四样你姆姆（指我婆婆）爱吃的菜用提盒给她送去，不管她吃不吃。”我答应了。很理解公公对婆婆的一片心。他俩相差二十多岁，但感情很好，婆婆很爱公公，这我能体会得到。婆婆娘家在大福里附近，我每日提着红漆大提盒去送菜，果然婆婆很高兴。她家中有老母和一个妹妹，人都很好。连续数日后，我劝说婆婆：“您还是回去吧，伯伯（即公公）确实很想你。”她的母亲也劝，这样，她才回了家。可好景不长，家中又为股票闹了起来。一说这事，我和济生就设法离开，去看电影或看朋友，婆婆说：“黄敏完全是个学生，济生则是滑头。”
6月19日是婆婆生日，公公则比她晚，约在阴历五月二十七日。经家人商量，决定给他们合办。报馆的人积极操办，选了一个著名场所搞了一个隆重的堂会。会上吹拉弹唱俱有，除外面请来的，报馆同人也参与，记得有赵恩源夫人唱得一口好京剧，袁光中夫人也唱了起来，好不热闹。婆婆还定做了小银碗，上面刻有“政之六旬寿日纪念”等字样，家人每人一只。还一起切蛋糕、拍照片。可惜银碗照片等这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包括公公曾给我们写过的亲笔信，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再也找不到了。
堂会后公公的病稍有好转，我们三口便匆忙回了北京。谁料到还不到一周，徐盈又通知济生去上海，说公公病危。济生在上海待了几天，公公告诉他梦见了耶和华，并让济生快回北京，好好工作，照料好我们母女，还给我们生活补贴。济生回来很及时，再晚就南北交通阻断，回不来了。这是后来徐盈说的。这时北京城已被军队包围了，济生的单位大疏散，又是徐盈催促我们，并帮我们找来车子，匆匆忙忙连被子都没带就进了城。那时我又怀了孩子。
公公听说后很高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拴着红绳的“雄精”（深红色，很精致，估计是块宝石），托人给我带来，让我挂在脖子上，说是既安胎又能生男孩儿。我虽不相信这个，但想到公公疼我爱我和盼孙子的心，还是把它戴上了。我是6月16日生下第二个女儿胡佳的。可我的公公却在4月14日就去世了。上海的家人在他临终前对他说我在北平已经生了一个男孩儿，他面带微笑说：“他爸爸是学农的，就取名为‘麦’吧！”后来我在一篇讣闻中似乎看到了孙“麦”的字样。不管怎样，这总算对他是一种安慰吧！
公公去世不久，报馆给了婆婆一份工作，大概是每日调查物价指数之类的，但被怀疑是特务，于是匆忙逃到了香港。她先是去找费彝民，费住在半山腰，她几次爬上去，均被拒见。无奈之下只好与她在美国的三阿叔顾维钧联系。顾以他雇用的保姆的名义把她弄到了美国。德生弟弟则被留在上海由家中的一个老奶妈照料着，直到9岁时才托人辗转带到美国与婆婆团聚。1954年我到上海出差，曾到大厂公墓祭奠公公，而婆婆我是又隔了30多年后才知道了她的下落。
记得在1975年，当时我和济生在山东德州农科院下放地，接到了一封上海来的信，署名周霞倩。原来她是婆婆的嫂子，急于和我们联系。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我们考虑再三，因为非常想知道婆婆的情况，决定冒一冒风险。于是我和济生去了上海按地址找到了婆婆嫂子家。看到了婆婆的大哥大嫂，得到了婆婆的联系方式，也了解到原来公婆老房子的东西均被查抄，有的被盗。我们给婆婆写了信，她回信说“愿有生之年见你一面”，我凭此信于1988年拿到护照，并幸运地得到梁厚甫先生的胞弟梁鑫的帮助（他慷慨地帮我凑美元），然后到了美国夏威夷。当时我的小儿子正在那里读硕士学位。我接到了婆婆打来的电话，她正好那年退休，随顾家人到夏威夷度假。我真是喜出望外。第二天我们就在饭店见了面，双方拥抱，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德生弟弟已不是当年坐在我腿上的小娃，竟长成了堂堂男子汉！初来美国婆婆收入低，他小小年纪在加油站当小工，后来在舅舅帮助下上大学学的是建筑，现在已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婆婆向我倾诉了她来美国后的艰苦奋斗过程：寄人篱下，遭亲戚厌弃，搬出顾家，迁到纽约自找工作，自找房住。白天挤地铁上下班拼命工作，晚上还要学习。我很佩服她的坚强与毅力。她对我说：“你公公曾对我说你不要仗着我的名声去乞求什么，那等于热面孔贴冷屁股；我也不希望我的后代那样。要知道等你的后代长大，那些你原想依靠的人连骨头都烂了！……要自强、自立。”婆婆这几十年来就是按照公公的话这样做的。我和济生及我的子女们也是这样，济生的姐妹弟弟及其子女也大都如此。我们都很有骨气，没有给公公丢脸。
1987年我儿子结婚，我又去美国，并应婆婆之邀去了纽约在她那里住了两天。后又应德生弟弟之邀去密芝根他家，受到热情款待。再以后因为儿子工作在美国南部，离纽约太远，就没有见面。2004年大女儿胡玫去美国探亲，和她妹妹又专门去纽约看望奶奶，老人当时已经快90岁了，仍一个人居住，有事请教会的朋友们帮帮忙。我曾约她回大陆看看，她说：“除非你公公的坟还在，否则我是不会回去的。”但大厂公墓早已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楼大厦，听说之前有的坟被迁走了，而公公的坟，我虽多次托人查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如今，婆婆已经九十多岁了，被德生弟弟接到了密芝根安度晚年，每逢她生日和春节，我都会和她通话，同时心中不禁想起那被我永远尊敬、爱戴与怀念的老公公！
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