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生平

胡玫

“一个良好的新闻工作者对自己的事业与工作”要“有极热烈的兴趣与志向”，这是报业巨子胡政之晚年对同人说的话（《对桂林馆编辑同人的讲话》1943年6月13日）。而他自己就是凭着对新闻事业“极热烈的兴趣”和炽热的爱，胸怀理想与“志向”不停地追求着，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他新闻生涯辉煌的一生。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新闻奇才”“报业巨擘”，胡政之是当之无愧的。

胡政之，名霖，1889年6月25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中。童年时，他就随去安徽做官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后来，他曾在安庆高等学堂读书，他聪颖好学，受到西方文明教育，同时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

1906年，父亲病逝于安徽任上，他即退学和母亲扶柩回成都原籍。

一年后，18岁的胡政之用嫂子一副银镯变卖后换作的川资和表兄一起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前后六年中，每天都进两个学校拼命读书”（《胡政之谈民元报业》1947年第11期《人物杂志》）。为了维持每年200元的费用，有时半年打工半年读书。他主修法律，德语、法语也是必修科目。他曾说：日本“实吾新智识之发源地”（《欧游漫记》1918年12月16日《大公报》）。六年的日本生活，使他对日本社会多有了解，也接触结识了很多日本人。后来胡政之在报海沉浮，在新闻战线打拼，这段日本的留学经历帮了他大忙，令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报界同行们望尘莫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胡政之也结束了学业回到祖国。时年23岁。

不久，胡政之在上海进入章太炎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先后任日文翻译、总编辑；之后，“民国四五年，本人在北平当特派员……因与《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熟悉，关于‘二十一条’秘密收获较多……本人为取得消息，曾和日本使馆官员小幡往来。”（《评新闻学术讲座》1947年8月13日《大公报》）。在消息发生一两天后，胡政之就以“万目睽睽之日本要索”为连续报道的总题目，在1915年3月2日至31日的《大共和日报》发表文章，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国民报道了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全过程及英美德等国的态度，一时成了《大共和日报》的独家新闻。至此，胡政之的新闻生涯也正式开始了。

1916年10月，胡政之脱离了《大共和日报》，受聘担任天津《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1916年到1920年近四年期间，他的新闻才华得到了初步显现。他大胆地对报纸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全方位改革。他提出了“改良新闻记事”的主张，认为“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二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本报之新希望》1917年1月3日《大公报》）。为充实新闻内容，他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招聘“访员”到新闻发生地“专司采访”，还经常亲自出马。这些新闻都用“专电”“特约通讯”等形式发回报社登载。在他主持报社期间，全国乃至世界发生的大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其中中、美、德、日的关系，张勋复辟前后等大事都有及时详尽的报道。他大胆革新版面，顺应时代潮流，增设传播新思想的教育、文化、经济等专栏。很快，《大公报》重新赢得了当年创办时的声誉，不到一年，销量已过万份。

在此时期，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曾有一次重要的采访活动。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也是对我国近代新闻史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一次采访活动。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新闻记者对巴黎和会的采访。1918年底，胡政之离开天津，经日本坐船先到纽约，后到巴黎，是唯一到和会现场的中国记者。从1919年4月到7月，他发回大量“巴黎专电”，撰写多篇“巴黎特约通讯”，对会议情况作了详尽叙述，并发表评论，这些均及时登载在《大公报》上。会后，他又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瑞士参观访问，特别参观考察了法、德、意、英等著名通讯社，并加以研究，下定了回国创办通讯社的决心。这次出访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凭借着精通多国语言，耳闻目睹，胡政之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得到了一笔日后在新闻事业上大展宏图难得的财富。

1920年5月，胡政之回国，复杂多变的形势使他辞去了《大公报》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加入北京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他笔耕不辍，短短的几个月就发表了上百篇评论文章。1921年6月，《新社会报》创刊一百号，他发表感言说：“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改造人，又是改造世界国家社会的根本……我们做新闻记者的改良新闻事业，实是个人改造之一端。改造的前途无涯，个人的努力也不应有止境。”（《本报一百号的感想》1921年6月9日《新社会报》）。可以看出，胡政之通过新闻事业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和信念是何等明确坚定！

1921年8月，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出署名胡霖的“国闻通讯社开办预告”，接着上海国闻通讯社总社在上海成立，并相继开设汉口、北京、天津、沈阳等分社。仅仅两年，胡政之就兑现了采访巴黎和会时心中许下的诺言。1924年8月，《国闻周报》在上海创刊。当时，国内政治形势险恶，“五卅惨案”的发生，两位正义敢言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相继被杀，都没有动摇胡政之办报的决心。刚刚过而立之年的胡政之毫不畏惧，单枪匹马开创着自己的事业。他曾对人谈起开创这一事业的动机：“今天文人报国首先需求解除国家的桎梏，精神获得独立。”“帝国主义者不但侵占中国领土的主权，而且也操纵中国人的视听……所以我之办通信社就是与外国通信社争取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立，办杂志是争取舆论的独立……我们是在外国钳制中国舆论、操纵中国新闻的情势下，改变了中国人读报、听新闻的信心，与建立了中国人论中国事的透彻的自尊。”（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的创办是成功的。它的起点高于当时国内其他民营通讯社，它的稿源来自全国乃至国外，发稿的范围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胡政之曾对人说过，看到了国外通讯社的发展，“使我坚定了创办国闻通讯社的信念。以全国新闻发扬中国新闻事业，以中国新闻提高国际新闻事业中的崇高地位”。（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所以，国闻通讯社“一开幕就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国闻通讯社于抗日爆发前结束，它是胡政之后来接办《大公报》的一次绝好准备和演习。

和国闻通讯社一样，《国闻周报》因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公正，版面的灵活、丰富、创新，很受读者欢迎。如果说不同，国闻通讯社侧重的是刊载汇集而成的确实的消息和不加评论的事实，以供新闻界采用；而《国闻周报》则更重“秉独立之观察，发自由之意见”（发刊词）。《国闻周报》创刊一年后，发行量超过3000份，创办8年后，每期发行约20000份，是“国内同类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著名记者陈纪滢在20世纪70年代曾说过：“据我近15年来参观世界各大图书馆的经验，《国闻周报》是他们珍藏中国杂志的一种。出版了16年的《国闻周报》，遂成了检查中国历史最有参考价值的文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这份周报在胡政之接手《大公报》后仍坚持出版，并伴随着胡政之一起走入他一生报业生涯的鼎盛时期，直到抗战爆发才不得不停刊。

1926年9月1日，已经关闭多日的《大公报》在天津重新开张。这是吴达诠、张季鸾、胡政之联合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开办的。这也是胡政之第二次进《大公报》。在此以后的23年中，吴达诠从政离开，张季鸾不幸病逝，只剩下胡政之始终坚守在他钟爱的这块沃土上，历经磨难、辛勤耕耘，倾注了全部心血。在他一生中，这23年，如果除去童年和早年求学的岁月，实际占去了他生命一半以上的时间。胡政之的理想和抱负，胡政之的才华和能力，胡政之的人格和操守，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大公报》被接办到1936年4月上海馆开办前10年间，三人分工中，作为总经理的胡政之都有哪些业绩呢？

三人联合办报，而且越办越好，这本身就是个首创。而敢于开创，勇于创新从来都是胡政之人生的最大特点。

当时的中国，南北大战正酣，天津在旧式军阀统治下，反动潮流高涨。办报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胡政之总揽经营管理大权。他在另两位合作人的充分信任和大力帮助下，迎难而上。他认真遵守他们共同制定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原则，不接受任何政治资本和个人金钱，不畏惧当局种种刁难和打压，巧妙周旋，精心擘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人对《大公报》所在地的寻衅滋事，他亲临现场指挥搬迁，在异地坚持出报。1932年“一·二八”日军轰炸上海，他积极组织稿源，每天在《大公报》上用大号黑体字报道上海战况，并代收慰劳抗日军队的捐款。1933年“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后，他即安排记者到东三省采访，将采访文章和实地拍摄的照片一并在《大公报》9月18日增发的纪念特刊上发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政之的魄力与才干非同一般。

在报社人员上，胡政之除充分使用他带过来的“国闻”人马及原《大公报》的部分老员工外，他还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使用和培养。1935年5月，胡政之支持鼓励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赴川南、西北采访，这在当时是既具远见，又要有胆量的。在此之前范长江就曾在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报社碰过钉子。随着《大公报》连续刊登范长江发回的旅行通讯，人们不仅了解了红军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大公报》声誉也随之高涨，而范长江本人也出了名，后来在胡政之的授意下，《大公报》将范的通讯结集成册，这就是曾经七次再版的著名通讯集《中国西北角》。就在这同一年里，刚结束学业的萧乾，也由五年的兼职撰稿人正式进入《大公报》，被胡政之委以重任，主持《大公报》重要的副刊《文艺》（原为《文艺副刊》和《小公园》）。

在胡政之的苦心经营、科学管理下，《大公报》实力、规模不断扩大，销量大增。复刊一周年日发行量由初期的2000份增至6000余份，广告收入千余元，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且呈蒸蒸日上的趋势，至1936年沪版创刊，日销已达10万份。这一切当然也离不开《大公报》全体同人齐心努力的工作。特别是吴、张二位合作者。他们三人的精诚合作，亲密配合，“除依靠合理的制度外，还需要靠道义、修养、互信和那份坚贞不渝的感情……”（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至于其各自的作用，有人这样评价：“大公报之驰誉国际，虽系季鸾先生心血所致，而政之先生之擘画，大有力焉。”这是非常中肯的。

副总编辑，是胡政之在新记《大公报》的另一身份。已有过多年报业经验的胡政之，精心设计、安排扩大版面，增设多种专业性副刊，开辟“星期论文”，聘请社会名流、学者撰写文章等。而最有特色的《大公报》社评，往往是胡、张、吴三人商议后，一人执笔。据当时在场、熟悉《大公报》的人说：“政之先生不徒长于办事且擅长文笔，尤其国际问题，往往剖析入微。”（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看来那一篇篇国际性政论文章，大约都是胡政之的手笔。

记者出身的他，外出采访更是轻车熟路。从接办《大公报》到1936年上海馆创办前的十年间，他离开报馆外出十余次：他曾远游南方考察北伐军、武汉国民政府，访孙科、宋子文；入京访东北军长官，见白崇禧、阎锡山；他曾三次出关作东北之游，见张学良等军政要人；“九一八”后他即刻入京至协和医院见张学良，是事变后记者中见张的第一人；他出访两粤，赴香港见胡汉民；赴南方五省两次面见蒋介石；赴香港见李宗仁、陈济棠等。

除国内出访，他还在1935年5月亲率《大公报》一队人马去日本。一个月的时间，胡等在大阪、京都、东京、名古屋等地马不停蹄、终日奔走，参观“朝日”“每日”等报馆，会见报馆主笔和编辑局长，参观印刷所和印刷机器厂。同时，由于早年留学日本，这次还见到了很多已成了日本政界、外交界、文化界要人的旧交。如胡政之所言，这次日本之行，是当“学生去的”，以“补充智识”为目的，他是一心以日本和发达国家为榜样，谋求《大公报》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频繁的外出采访，加上繁重的管理经营工作，却从未让胡政之放下过笔杆。据统计，从1926年9月至1936年4月，胡政之写下的仅登载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的署名文章就有百余篇，其中“时评”和“新闻”最多。这还不包括他执笔而未署名的社评。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政之的思想主流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他赞扬孙中山，反对军阀混战，又在亲身的实地考察中逐渐转变思想，给北伐军和南方革命政府的成绩以较高评价；他在“九一八”事件后积极主张抗日救国，在《大公报》上多次撰文赞扬那些有民族气节、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

十年间，胡政之鞠躬尽瘁，“从未旁骛”，抵制住了各种高官厚禄的诱惑，牺牲了个人的享受，同人说他“犹如一机器人，自早至晚工作13个小时，全身心投入报馆事业中”。自1926年接办到1936年移师上海，《大公报》由一家濒于倒闭的地方报，发展成全国性大报，如此成就，纵然是全体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他们的老板胡政之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尤其功不可没！

如果说，从当年在上海进入《大共和日报》，到开办国闻通讯社、创办《国闻周报》和后来经营《大公报》这段生涯，胡政之是一个在近代新闻战线上披荆斩棘的执着开拓者，难得的新闻全才；那么，从抗战爆发前又来到上海，创办《大公报》上海馆，到最后结束生命于上海，这13年的岁月，我们看到的则是一名历经磨炼，更加成熟的报业家，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一名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为世界和平呼喊、效力的社会活动家。

这13年，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6年2月至1937年12月

这一阶段，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国难当头，办报极为困难。这期间，天津馆关闭了；上海馆开创后又关闭；汉口馆刚创刊却又面临日军对武汉的进逼。但是，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对国家和民族满怀热血的报人，没有退却。为了《大公报》能薪火相传，为了宣传抗日的心声能永不停歇，一方面，上海馆还在坚持出报，及时报道战地新闻，给抗日军民鼓劲；另一方面，胡政之调集人马前往武汉，由张季鸾带队，准备创办汉口版。1937年8月，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不得不第一次分开。临行前，胡政之对张季鸾说：“我相信中国抗战免不了毁灭一下，但毁灭之后一定能复兴。本报亦然。我留沪料理毁灭的事，愿兄到内地努力复兴大业。”胡政之坚守到1937年底，接到日军要求“新闻检查”的通知，于是《大公报》发表了《暂别上海》《不投降论》的停刊社评：“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昨天敌人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国闻周报》也就此停刊。

第二阶段：1937年底至1941年9月

在这一阶段近四年时间里，抗日战争逐渐走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这对胡政之和他的《大公报》同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向大后方转移，1937年除夕，《大公报》部分骨干就奉胡、张之命到重庆筹备建馆。而胡政之本人则在1938年3月率人马赶赴香港，亲自领导港馆建设。香港环境生疏，开创基业可说是举步维艰。胡政之千方百计网罗人才，组建队伍，终于在8月13日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出版了《大公报》香港版。胡政之在亲自撰写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中说道：“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只余一汉口版……现时依然奋斗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要参加到港粤同业的队伍里来……虽然倍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渗透在字里行间。不到两个月，销量激增到5万份。不但国内发行范围广，“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本报港馆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形，为国内任何地点办报所未有”。（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

然而，胡政之凭着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已认清日军的野心，深知港九非久留之地。于是，继汉口馆闭馆，重庆馆开创后，胡政之又派人于1940年冬赴桂林筹建桂馆。并于年底亲临督阵。1941年3月15日，桂版创刊，抢在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前。这就保证了《大公报》始终没有因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停止一天出报。这时的胡政之已年过五十。他有时运筹帷幄，坐镇香港、重庆，和张季鸾等高层共商报业大计；有时风尘仆仆于港、渝、桂路上。在重庆，他曾赶上被敌机轰炸后的渝馆重建，亲自主持筹划、搬迁、复刊；在桂林，他带领同人在七星崖山洞编报，环境恶劣、设备简陋，其间辛苦不言而喻。他鼓励同人：“本报与国家同命运。国若亡则报亦亡；可是国家前途绝对有希望，绝不会亡。所以本报前途很光明，责任很重大。”（《对桂林版经理部同人的讲话》1943年7月5日《大公报》）在他和《大公报》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引起了各界的关注。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赠予《大公报》”。这是中国报纸获得此奖章的第一次，也是至今的唯一。

1941年9月，张季鸾不幸病逝，这对《大公报》是个致命的打击，胡政之更是痛心疾首。同时，他也知道，更沉重的担子在等着他。

第三阶段：1941年9月至1945年12月

为应对张季鸾逝世后的新局面，胡政之作出决定，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大公报》渝、港、桂馆实行集体领导。由自己担任办事处主任委员，总揽大权，掌握全局。然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职员薪给规则》《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保证报社的平稳、高效运行。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港馆宣告停刊。胡政之滞留香港，后又率同人冒险乘舢板渡海，辗转跋涉回到桂林。

1942年春，他安排好了桂馆，即携家眷赴重庆定居于歌乐山下红岩新村，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3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祭日，《大公报》同人在重庆李子坝季鸾堂举行社祭后，胡政之即宣布董事会刚刚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中重申“不私不盲”的社训，并规定“每年9月1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诠、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不久，胡政之选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递补张季鸾遗缺。此后，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胡政之时有参加，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次出国访问。

第一次是1943年11月，胡政之以参政员身份参加访英团，访英后又赴美游历近一个月。在英国时，除了随代表团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外，胡政之还专门到剑桥大学找到萧乾，一次谈话使萧乾接受了胡政之的建议，从此学术界少了一个博士，而欧洲战场多了一名优秀的中国记者，《大公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开辟了一个办事机构。这就是胡政之，他的魅力，他的魄力，令人叹服！

1944年1月，在伦敦报人俱乐部，中英报界首次接触，胡政之代表中国新闻界向英国新闻界递交了一封中国新闻学会的函件。并用英语致辞，向伦敦报界介绍中国报界在抗日中的工作，特别介绍了《大公报》的情况。就在这次会上，胡政之宣布《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成立，并将它的负责人萧乾当众介绍给英国的同行。

1944年2月结束访英后，胡政之等又抵美国，在纽约、华盛顿等地访问。他曾访《纽约时报》《每日新闻》等报社，会见杂志发行人，应邀出席外籍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说，并谒见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等，直到3月中旬才回国。4月4日起，重庆《大公报》连载胡政之写的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这是继25年前访巴黎和会写下的《欧美漫游记》后又一篇脍炙人口的国外旅行游记。

第二次出访是在1945年4月，胡政之以中国代表团团员身份，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会前，他应邀在旧金山“美国之音”电台发表题为“世界是进步的，和平必须成功”的演讲。6月27日，胡政之和其他代表一样，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会后，胡政之没有马上回国，而是为报社筹集资金，购买印报机、通信器材、纸张等，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11月才回到重庆。

而此时，《大公报》上海版刚刚复刊，天津版复刊指日可待，在此前一年的8月，胡政之已根据当时形势果断关闭了桂林馆，将人员集中于重庆，迎接抗战最后阶段的到来。《重来上海》《重见北方父老》是沪、津两版的发刊社评，使《大公报》占据中华东西南北广袤大地，成为中国报界盟主，是《大公报》同人的理想，更是胡政之的理想。带着这一理想，胡政之等《大公报》高层于1946年1月飞抵上海。

第四阶段：1946年1月至1949年4月

这是胡政之生命的最后阶段。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胡政之有喜悦、有憧憬；同时，也经常陷入矛盾与苦闷之中。

1946年元旦，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在上海成立了。他亲自起草的《大公报总管理处规则》获董事会通过，这意味着《大公报》的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期间，胡政之文章写得不多，却频繁地往来于天津、重庆、上海各分馆之间，对经理部、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同人讲话达十多次。他苦口婆心，谆谆告诫，特别是对青年人，他说：“新闻事业应该不断求进步，至少得跟得上时代，最好能走在时代前面”（《在重庆对编辑人员的讲话》1943年10月20日）；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加上“毁誉不能动”（《对天津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针对当时内战战火弥漫全国的险恶局势，他明确指出：“大公报有坚定的主张，绝不同意打内战”（《对渝馆编辑部同人的讲话》1947年11月27日），并鼓励大家“我们的前途是漫长艰苦，曲折多变的。在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无比的自信，无穷的忍耐……”（《在上海馆编辑部会上的讲话》1947年6月18日）他对同人说“我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自信老而不朽，庸而不昏，愿意继续努力……”（《港版第一次编辑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3月10日）他反复重申从事新闻事业“必须有抱负，有远大理想”，他是多么希望《大公报》全体同人能够按照他设计好的美好蓝图齐心合力奋斗下去啊！

为了他的蓝图能够实现，他在矛盾和痛苦中挣扎着：明明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了《大公报》的生存，在蒋介石的淫威下，他违心地去伪国民大会签了名；明明看到《大公报》的命运岌岌可危，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美国纽约筹办《大公报》周刊，结果不久即夭折。

1948年1月，胡政之率上海部分骨干赴香港作自己的“最后开创”：筹办香港版的复刊。经过两个月的连续苦战，五次试版，终于在桂林版创刊日3月15日正式复刊。港版“简直就成了他身后的一座丰碑”。（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

此时期，《大公报》沪、渝、津、港四馆同时发行总销量20余万份，总资产达60多万美元。回想22年前接办时惨淡经营的情景，这成果多么来之不易！

值得指出的是，《大公报》的成就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的传统之一，即是注重延揽人才，培养人才。在胡政之当然还有张季鸾的大力提携下，大批新闻界人才被造就出来。除了前面提到的范长江、萧乾，还有后来成了接班人的王芸生，成了《文汇报》领导人的徐铸成，以及早年就蜚声于时，曾在日本投降时亲赴密苏里舰采写投降签字仪式的著名记者朱启平，还有著名政论家、国际问题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家、优秀编辑、名记者等。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必须承认，《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

新闻史学界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曾说：“一家无权无勇没有得到过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如此坚定的毁报纾难，如此执着地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出报，恪尽言责，为振奋抗日精神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舆论上的鼓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大公报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上。”（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前言：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同人这样评价他们的老板：“事实上，我们看《大公报》在国难中由津而沪，而汉，而渝；又由沪而港，而桂，以及战后各馆的次第复刊，主要的都是由政之先生事先的决策，并经过细密的筹备，而最后实现的。他那高瞻远瞩的眼光，大气磅礴的行动，在现代中国报坛，相信是很少能有人和他并比的。”（杨历樵《政之先生精神不死》1949年4月21日《大公报》）

然而，长时期的身体透支，积郁于心的苦闷与不安，胡政之的身体垮了。香港复刊期间过度的疲劳成了导火索，复刊后一个多月病情忽然爆发，倒在香港报馆的办公桌上！立即送上海治疗后，仍无好转，终于在一年后，即1949年4月14日，离六十周岁还差80天时病逝于上海虹桥医院。胡政之永远离开了他视之为生命的《大公报》，“报业祭酒”这颗巨星陨落了！

早年，胡政之曾经这样教育他的儿子，“一个人的生命短促，糊口并不难，但总要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实事……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和勤奋，只要以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个人荣辱亦可淡然视之”。（胡济生黄敏《回忆父亲》）是的，胡政之其实一生就是脚踏实地地做着一件为国为民的“实事”——办报纸，而且办出了一份在中国报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报纸”（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前言：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最终“以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和中国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救国、报国的使命感。胡政之的理想是“文章报国”，他是这样表述自己办报的动机的：“我们这一代肩负了清末外交的耻辱，内政的腐败，以及国计民生艰难所加给的刺激，在原则上，是内求进步，外争独立；以公正舆论促进国家现代化，以翔实新闻协助民主制度的建立……怎样能使中国踏入进步的世界之林，是我们从事新闻事业人士所追求的最大目标；进而发扬中国文化，传布于全球各个角落，也是我们的责任。”纵观胡政之的一生，是无愧于他的理想的；作为后来人，我们更要学习、继承他的精神，为理想而奋斗！ G5UE9uW0NLGlr+CGeIkV3RGcKxpY/8RUJMDUbqAXPAETM0/Ft/oxCij8SnM3Qq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