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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济生 黄敏
我的父亲胡政之（霖，1889—1949），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早年丧父，与寡母、兄弟姐妹共五人寄寓在成都大家庭中，境况清寒。他自幼勤奋颖悟，青少年时值清朝政府维新，承他贤嫂变卖自己的一副银镯资助，他随姐夫去日本勤工俭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科学、法律和外国语。六年后回到上海，值清政府倒台，他任职律师、教师和孙中山先生资助的《大共和日报》编辑和主编等，以后又任职北洋政府幕僚，以其才华和勤奋深受赏识。他通晓六国语言（中、日、英、法、德、意），与当时北京的中外各界人士颇多交往。他洞察事物，能文善辩，具有办企业、事业的才能，对新闻事业有浓厚的兴趣。他承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勤俭办企业的精神影响颇深。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痛苦。他看透了官场沉浮，对上拍马、对下骄横的腐败情状，立志文字报国，自筹资金创办了“国闻通信社”及《国闻周报》，并对外发行英文版。中、英文版均油印发售，当时颇有名声，渐能自给自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偶然的机会，由他挚友财阀吴达诠（鼎昌）筹款5万元，与张季鸾（炽章）共同接办了天津已歇业的《大公报》。他任经理和副总编辑，从此以民间企业家、政论家的身份与吴、张二人通力合作，创立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大公报》，读者对象是中产知识阶层或企业知识界人士。《大公报》纯属商业报纸，因为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它不重视一般社会新闻，不求哗众取宠。当时中国人民处于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困苦时代，民间办报是极其艰难危险的事。我父亲每日工作至少12个小时，往往通宵不眠，他在编辑部写社评，看大样，讨论局势。他没有什么节假日和公休，事无大小均亲自体察过问，他的工作精神和魅力是非凡的。他主张发扬国人的良知，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他说：“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政府多次邀请他当官，他辞谢。他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废。”
他终生不治产，他对《大公报》同人说：“我只有从社会取来的《大公报》的事业，将来也要还给社会。我的子女近亲都不学、不干我这一行，你们谁有本事谁来接班。”张季鸾在抗战时期与蒋介石甚为接近，我父亲也不以为然，担心会失去《大公报》的一贯风格。张去世后，父亲与蒋只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
父亲是爱国者，在日本学习到许多长处，但痛恨日本人器量狭隘，多疑狡黠，他誓死不当亡国奴，毁家纾难在所不惜。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5年胜利，《大公报》事业几次遭到摧毁，几次又重建，这也体现了《大公报》同人共甘苦，力撑危局，重整旗鼓的精神。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向《大公报》授予奖章，但是他漠然视之。他说：“抗日战争把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大公报》恪尽自己的职责，也说明社会是公允的。《大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抗日战争毁掉了工厂和资财，人员也遭冲击，将来用什么恢复并与其他官办和私营大报竞争啊！”又说：“无论个人或事业，名实必须相符，实高于名则稳，否则便要垮台。”
他为人热情、严肃、喜怒不形于色，不能容忍手下的人无智识（智慧和见解）和志大才疏却贪图个人享受，这也许是他严肃、疾恶如仇的一面吧。他知人善用，他说：“我只要和某人见个面，谈谈话，就可知此人如何，然后量才度用，随时考验和培养……”30年代初，范长江原是《大公报》的旅行记者，后经父亲支持，他才有条件把困居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首先如实地报道于社会（国际上首先报道延安的是斯诺，但晚于范）。抗日战争开始，以范为首的战地记者撰写的报告文学十分出色，为《大公报》和他个人增添了光彩。后来范退出了《大公报》，我父亲说：“范之离去，使我很伤心，我原来对他的重视程度不亚于王芸生。”又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不拘于资历、学历，《大公报》内没有形成同学帮派。他尽量培养自己报社的有为青年，使其自学成才，只要有才有德，又埋头苦干，总要让他发挥其所长。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经理事务人才，都能施展各自的才能，这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的主要原因。《大公报》是私人企业，知识分子成堆，各式人物都有，均能团结于共同事业之下。他说，作为领袖，没有宽宏的气度和奉献的精神是不行的。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负责人要与同人分名、分利还要分权，这样事业才兴盛。《大公报》不同于官办，也不同于纯为赚钱的商办报纸，它有自己办报的理想和风格。他说：中国人讲骨气，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又说：“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的献身精神。”他鄙视那种只顾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能人”“才子”，他对手下的骨干人才和新生力量都有精确的评价，赏罚分明，恰当地给予使用、培养和提拔，对不称职者则斥责或辞退。
巴黎和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父亲以中国唯一新闻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巴黎和会”，之后，他又访问了许多西方国家，每到一处均及时发回电讯报道重要新闻及见闻，例如关于日本向当时北洋政府要挟的“二十一条”以及会上的辩论和列强分赃情况。他的印象是“强权即公理”，战败国只有俯首听命，国家不富强，没有自由可言。
访英国
1943年，他作为中国访英团成员之一（代表无党派社会贤达）去英国，曾与丘吉尔等会晤，访问见闻均以长文及时报道给《大公报》。记得他对我说：“英国一般人士知识较高，具有绅士风度，严肃拘谨，言不及私，颇似中国的士大夫。”
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轴心国战败投降而结束，我父亲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副团长是顾维钧。因我国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所以在大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暗中却受到美国钳制。中国代表团团员所代表的党派不同，立场观点有异。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他说：“我简直不是办外交的，而是办内政的。”又说：“将来的世界是共产党的，因为世界上穷人多。”
会议结束后，他在美颇为活跃，主要是为重振《大公报》事业购置机器设备、纸张和网罗人才。他在美广交华侨人士，对于办《大公报》美洲版很感兴趣。他结交了侨商李国钦，李告知父亲他的挚友范旭东先生病故，父亲悲痛地说，他是受国民党官僚资本排挤而气死的。
1945年11月，父亲从美国回到重庆，即参与国共和谈。各方面都很重视这位走中间路线的人士，特别是美国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他们希望国共里面的“开明人士”联合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国政，我父亲奔走其间，却徒劳无益。他看透了内战不可免，曾对中共在渝的代表说：“要改变蒋是不可能的。”又曾对我说：“中国的事情复杂难办，人们老于世故，难得真诚爽利，像马歇尔这样有声望的人物把纳粹打败了，可是在中国却栽跟头。蒋、毛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他又说：“美国人期望的中间路线人士迟迟不能出来，他们惊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大事如此冷淡，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知识分子不能抓住军队，而军队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此外，他不主张国共依靠美、苏，而主张中国走自己的路。
对子女的教育
我幼年时，他力促我熟读孔、孟和《三国演义》，他说小时记忆力强，虽然读了不懂其义，长大了自然懂得。他经常教我“言笃信、行笃敬”“君子不重则不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十分鄙薄只追求个人名利贪图享受的人。他不要我坐汽车、穿西装，不许炫耀自己的家庭。一位报馆同事鼓励自己的孩子与一位将军来往，父亲很不赞成，说道：“孩子大了，将军骨头都烂了。”他要我勤俭自励，初中毕业后即转读寄宿学校，避免养尊处优。他常对我说：“自己要有出息，社会都是势利的。”他又说：“君子言于义，小人及于利。”他很重视诚信，对朋友以诚相待，不允许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
父亲很忙，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我中学将毕业时，他不愿我学社会科学，说：“一个人的生命短促，糊口并不难，但是总要做些于社会有益的实事，‘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可乎？’中国吃亏就是不重视生产财富，生活享受又高，谁来养啊！农业工作接触大自然，而且少有政治和社会的干扰，何乐而不为？如果能够自己办得到农场或者研究科学技术，造福广大农民，则将是最愉快的事。我们并不比别人聪明和勤奋，是要以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个人荣辱也要淡然视之，因为有很大程度要靠机缘。无论如何切不要当新式的官僚，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几十年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确是遵循他的教导而做的。
晚年
1947年以后，国内形势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国统区内风气败坏，贪污腐化，只图个人私利和物质享受，此风也反映到《大公报》这个民办企业来。他担心一些工作人员老化，失去勤俭向上的事业心，为此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选用了一支朝气蓬勃、有事业心和理想的队伍，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了《大公报》，以求异日向外发展，最终因条件十分艰难而积劳成疾。
回上海后，他因肝硬化卧床不起，病中非常痛苦，于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溘然逝世。他生平不治产，没有房子，也没有积蓄，数十年历尽艰辛，仅每年终从《大公报》盈利中分得股金，以维持生活，一生勤俭自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自己所长，为人民服务，力求作出贡献，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这一切都体现了父亲对我的教导与期望。
我们的继母顾俊琦（老外交家顾维钧的胞侄女）上海解放后与我们失去联系，以后她历经艰辛，辗转赴美（她娘家全家在美），在纽约一家银行中任小职员，每日乘坐地铁上下班，以菲薄的收入抚养我们的幼弟成人，并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她40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样也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女以深远的影响。
（原载于香港《大公报》，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