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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兄公振的逝世，匆匆已届四周年。承《大美晚报》的盛意，为之发行纪念特刊，在家族的方面，我们谨表示真挚的感谢。
记者周刊编辑要我也做一点纪念的文章，我很觉得惭愧，因为我的文笔极拙，不过又觉得义不容辞，所以不能不拉杂写一些。我现在所要写的，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公振新闻记者的生活，一部分是关于他的私人生活，也就是关于他处世接物的态度。
公振从民国二年就到了上海，承时报总经理狄平子先生的厚意，请公振在时报服务，以后一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年——民国二十四年——从未与新闻界脱离关系。所以他先后在新闻界的奋斗，可以算是二十多年。他曾对我说过几次：“我想永远继续新闻记者的生活。第一，从事一个职业，久而久之，不但有无穷的乐趣，而且对于职业的经验和学问，可以渐渐有着进步和自信；第二，有些朋友脱离新闻界而从政，这是他们有他们的技能和抱负，而我只希望过着清苦的记者生活，以藏我拙。”这就是他对于职业的见解。倘使有些朋友，对于他的二十余年新闻记者生活，觉得于新闻界不无少许的贡献，那就是他忠实于职业之赐了。
他在新闻界20余年中，思想上的变迁很深，因我国从清朝的专制解放以后，虽然成为共和民国，但是民元以来，内忧外患，持续不断。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社会的变化，表里的矛盾，知之最清，有心人就不得不受许多刺激。公振的新闻记者生活，当然也受了这种外界的影响而起种种思想上的变化，若是将他的20余年的记者生活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他的学徒时期。公振在民国初元的时代，曾进过法政学校，但是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完全是投入报界以后，才由实际的经验入手的。他于民国二年到上海，最初是在时报当本埠编辑兼有正书局编辑。有正书局的主人也是狄平子先生，对于公振，信赖极深，而有正书局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中国书画的印刷和发行，以发扬中国艺术为己任。公振因此对于印刷的技术和经验，得着不少的知识，在时报服务的方面，因为是本埠新闻记者，所以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人事，他的接触甚多。报馆的经营、发行、编辑的知识，也逐渐学习，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完全新闻记者的学徒时期。也可以说是他的准备时期。
他在这个时期，假使说是他的成绩，那就是报纸各种特刊的发行。当时时报在中国的地位与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人人谈起报纸来，都说是“中、新、时”。时报的特色，是力求进步，种种的特刊，如教育周刊、妇女周刊、图画周刊，都由时报开始的。我记得公振任时报总编辑时对我说过：“民国七八年的时代，中国的报纸只有些社会、政治、经济的记事，而不能推进各种文化，所以我和时报社当局商量发行各种周刊；如教育周刊，就请蒋梦麟先生担任编辑，图画周刊则由我自己编辑，以后沪上各报，也就逐渐仿行了。”
他的新闻记者生活的第二时期，是民国十年至十九年，在这时期中，他完成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报学史》，一部是《新闻学撮要》。后者是很简单的新闻事业入门的途径，而前者是中国新闻学的历史的观察和检讨。他对于中国报学史的材料搜集的苦心，我知之最深。他对于中国古代及中古时代报纸起源的见解，似有独到之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发展的过程，有很正确的记录和批评，所以中国报学史也许是中国新闻学著作有价值者之一。公振从欧美日本漫游归来，曾对我说过，各国的图书馆大都备置有中国报学史，是他最感觉愉快的一事。
他在中国报学史写成以后，于民国十七年以中国新闻界代表的资格列席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新闻会议，会议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系，听讲半年，以后遍历欧洲各区及美国日本返国。在此一年中，他对于新闻学学问的研究及各国政治社会的观察，进步不少，当时中国正是北伐成功、蓬勃一新的时候，他的思想上也趋于革命的前进的一步。他那时候所羡慕的国家是英美的民主的精神，是苏俄的建设迈进的气象。他归国以后大公报与申报都拟聘请他服务。他曾函商于我。我自民国七年渡日至民国十九年的归国，十三年间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国内情形，实在隔阂。我劝他接受申报的聘请。他因为史量才先生的盛情不可却，就入了申报馆。申报馆组织总管理处，负责者为史量才先生、黄任之先生及公振。公振为设计主任。当时史先生颇有将申报改良进步，由中国一等报馆跃进国际一等报馆之计划。因为中国的一等报馆如申报新闻报，销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七八万份，以与欧美日本之一等报馆销数，达百万份以上者，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史先生的希望，确是有理由、有价值的希望。若能实现成功，则中国报纸对于舆论报道及指导的责任，当然可更尽一些。但是这种更新改进的计划，当然颇不容易。公振以后曾对我说过，“这种改良进步，还不能不等着时代的呐喊和鞭策。是勉强不来的”。
公振的新闻记者第三时期是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他于二十一年又赴欧洲研究和游历。在这三年中他在苏俄的时期最长，遍历苏俄各地，参观各种建设，所得的感动甚深。他的感想记事发表于国内务大报者甚多，尤以大公报申报为伙。因为在此数年中，正是我国内忧外患最深的时候，如国共的斗争，“九一八”事变的演进，给予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刺激，实在不少。他的思想上的变化，也是不少。他在第一次由欧美游历归来，和我说过几次。他觉得英美的民主的政体，实在是进步的。尤其美国的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幸福。
但是美国人的生活，我们可否仿效，是一个疑问。因为美国地理上优越的关系，经济上是可以算是得天独厚，不愧天之骄子。所以美国人有些大少爷脾气，不是中国人容易模仿的。中国人应该卧薪尝胆，像苏俄人的奋斗，但是苏俄因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有时过激，也不能不考虑。所以公振思想和态度当时是怀疑的，公振到第二次在苏俄的时候，由于他的遗著《从东北到庶联》，就可以看出他思想上的变化了，他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归国，他的计划是创办一种比较进步的报纸，以及一种有力量的通讯社。但是很不幸，他的新抱负和计划都因为“二战”的残暴不能实现而长逝了。
他的理想的报纸是一种完全大众化的，是一种真能够将大众的欢喜、悲哀、苦痛、呼喊和呻吟都能报道而表现的。所以他主张将报纸的社论和记事，都采用白话甚至主张由报纸推进文字的革命。如拉丁化或注音化。他曾说过：“我在报界二十余年，觉得中国头等报，销数仅达七八万，不能与世界头等国的报纸并驾齐驱，完全因为文字艰深的缘故，所以中国报纸并不能贯彻报纸的使命。我自己就觉得初入报界的时候，大部分编辑的光阴是消费于文字，我若想做文章，愈没有内容的时候，愈想在辞藻和腔调上用功，这正和八股一样，愈好听则愈不通。也和洋八股一样，英语尽都说得好，而对于中国的实情，却是风马牛不相关。所以这是一出悲剧。要想将中国全体国民的智识提高，小国报纸的经营方针和编辑态度非彻底改良不可。”因为我是一个医师，对于新闻学完全是门外汉，他的这种主张是否正当，无从判断。所以这问题，还不能不请报界的先进者批评了。
以上是记述公振新闻记者的三个时期。至于他个人的生活态度，我以做兄弟的资格，不敢妄加褒贬，因为公振各方面的友人，都知道他的长短的。不过他有几点，似乎是他的长处。
第一，他努力的精神。他对于事业和学问，数十年如一日，肯不断努力地前进。第二，他持身谨严，决不苟取，终身清平自甘。第三，他对于亲友，只要他能力所及，总肯帮助，至今乡里犹有多人，称念不衰。第四，他爱国之心甚切，办事之勇气甚足，当“九一八”事变后顾少川先生与国联调查团出关调查之时，公振亦以记者资格参加。临行前曾以遗书交我保管，具见其决心之深。以上四点，似是公振个人生活可纪念的地方。
最后，我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感痛无穷。因为公振随国联出关调查的时候，曾将遗书交我。握别之时以为不知何日再见，然而不久安然回国，相晤甚乐。至他第二次赴欧，由俄常来信，总以为不久再见，不意民国二十四年10月由俄返沪，仅7日而遽去世，我其时正在广西南宁奉命筹办广西省立医学院，欲请假返沪而不可得。一别遂成永诀，连葬容都不能瞻仰，思之真是悲痛之至。
（原载于1939年10月23日《大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