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些回忆鲁迅的东西。有些借参考书给我看；有些劝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加以选择和安排；还有些叫我先写个大纲，再加以叙说；更有人提出照我以前写过的《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那两本小书的内容加以扩充。凡这些，都使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得努力一下，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对文化事业的热情关怀，使我鞭策自己；同时，又因鲁迅逝世已经二十三年了，虽则音容宛在，但总觉言行多所忘记了。为着对历史的忠实，为着对读者负责，都不应孟浪而为，因此颇感苦恼。

“十一”献礼的热潮推动着我；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激励着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创造精神又不断地影响和鼓舞着我，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

从1959年7月13日—8月13日的一段时期，是准备阶段，主要是阅读《鲁迅日记》和他的著作，旁及一些有关鲁迅的资料，另外还看了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录。很快地，书还未看多少，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再拖下去怎么得了？于是就在这点薄弱的基础上，开始从8月半里动笔，到9月20日就又停止写作了，回到城里参加我们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盛典，到10月底才又抽身回到城外，继续进行写作。11月底，初稿才算全部写完，共十三节。自己从头一看：时代虽大致略有先后之分，但有些事情有连锁性，因此某些内容，往往又得按时间先后就某件事情作一些介绍。这就是现在所写成的样子。

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特别是这本小书，曾得到许多负责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他们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亲切地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就只恨自己限于水平，以致不能更深切地体会这些指示，使它更符合于人民的要求，连自己都觉得离开满意甚远，因此，内心总觉着不少惭愧的。

起先，进度尚快，每日可写四五千字，本来打算在“十一”以前完稿的。但由于体力不够，血压突然上升，天气又热，头昏脑胀，怕这样下去势必不能继续工作。不得已乃变更办法，拖长时间，所以到11月底才完工，其间实际执笔不过两个多月。以如此严肃的工作，我自觉力不胜任，幸而重温了约一个月余的书，稍稍引起了一些回忆，因此得以联想起一些事情，使我作为写作时候的参考。尽管动起笔来，自己力求去芜存精，对年代时日又多借助于原来的著作，但仍难免有挂一漏万或拾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弊，那是自己原本不长于写作，且又文艺性不够，写起来平铺直叙，而反映历史事实也难于料到波澜壮阔。因此，可能使读者会感到一些失望的。

又，本书没有大段的鲁迅谈话的记录，好在这些大段的话，都在鲁迅著作或给朋友的通讯里尽言无隐，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整套讲话的时间。加以朋友一来，我就每每张罗家备，或添菜吃饭，或看顾孩子，对鲁迅和客人的谈话，径往听到片言只语，未必全面，时日一长，便多所忘记了。因系历史事实，不能马虎出之，所以有些话如果找不到引证，就是有些印象，也都从略了。外，牵涉到保密问题的一些事情，如有关左联的活动以及与其他革命者的来往，我则遵守铁的纪律，不便与闻，因而未能详说其中情况。不过从我看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之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就是对左联的工作，他也不是独自擅专的。处处请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量问题，然后再听从党的最后决定。即接见外囯记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见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因为亟望革命的人多，他就对青年爱护备至，多方培植。这是鲁迅的优点，也是笔者所见于鲁迅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他如对文学遗产问题，对文学改革问题以及许多有关政治、社会、科学、文化等等问题，读者可从鲁迅著作中自去翻检，我在这里也就从略了。

回想鲁迅的写作，从不马虎从事，处处是为了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而才着笔的。他的文章，不但内容扎实，即使一本书名，也是非常细心地考虑过的。如《伪自由书》对《准风月谈》；《朝花夕拾》对《故事新编》；《呐喊》对《彷徨》；《三闲》对《二心》等等。他还曾经说过要出一本《五讲三嘘》的书，这正好和《南腔北调》成为一对。但他考虑到写了这本书未必于社会、于人民有益，因此也就放手罢笔了。似他这等审慎，则我对于他的生平，尤其最后十年在上海的生活，实在写得潦草不够了。比起鲁迅严肃的写作态度，实在差得很远了。

幸而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已不是关起门来写作的时候了，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小学生，总会减少许多错误的。

于是，我便大胆地将这本小书呈献在读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